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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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1篇

俗語云，能人上臺順順當當，庸才上臺棍棍棒棒。不管誰做管理者，都需要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及控制自己管轄范圍內的人、財、物等要素。會管的，團隊凝聚力強，事業突飛猛進。不會管的，麻煩不斷，事業止步不前。可見，管理是需要智慧的，管理是門科學，也是門藝術。管理學實際上是西方社會舶來品，比如提出“目標管理”的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就是美國人，連比爾?蓋茨都深受其影響。西方管理學研究如火如荼，形成了十多個學派，可謂百家爭鳴，世界各地深受他們管理思想的影響，中國也不例外。但是中國和西方，畢竟文化背景、歷史淵源和民族心理等都存在著很大區別，對于來自西方的管理思想，我們只能采取拿來主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事實上，中國也有著源遠流長的管理智慧，比如《群書治要》這類史書，真實地記錄了許多治國案例，可謂管理的范本。《群書治要》這套書是唐太宗李世民命丞相魏征編的一套治國寶典，全書有50萬字左右，是上起五帝，從堯舜禹湯那個時代到晉朝，總結了幾千年的經典智慧總集，其重點就是講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給你一個團隊，你該如何管理？三流的管理靠權力，二流的管理靠制度，一流的管理靠道德。管理有力量，需以德為先。德是根，是人生成敗的根本。而德來源于哪里？就在《群書治要》這樣的典籍中。

著名國學教育專家蔡禮旭先生，在《群書治要之管理智慧》一書中，通過深入淺出、通俗幽默和至誠感人的語言，以古代君臣治國必備的教科書《群書治要》為立足點，全面解析了該書中所蘊含的倫理智慧和道德力量，希冀管理者在參悟“禮義廉恥等十二字道德箴言”的過程中，破解人生困局和企業瓶頸，從而成長為一流的領導，帶領一流的團隊，成就一流的事業。除了闡述《群書治要》中的觀點，作者還大量引用了《弟子規》《禮記》《論語》等典籍里面的經典智慧，甚至引用韓國電視劇《商道》里面的故事情節來說明經營管理的大道，從而達到了踐行傳統文化的目的。

事實證明，一味地迷信西方管理哲學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我國先賢的智慧中蘊藏著巨大的經驗和能量，我們的管理者要立志，要去學習，要去領悟。《群書治要》是教師、公務員、企業高管、行業精英等一切管理者必須知道的大智慧，它會指引你怎樣管理一個國家，怎樣管理你的企業，你的家庭甚至你自己。

學習《群書治要之管理智慧》，領悟祖先的智慧，既是一種緣分，也是一種感應，更是―種福氣。假如我們將古圣先賢的智慧和德行背得爛熟，那也只是知識而已。

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2篇

中華翰德林智慧女性修養學堂，是中國第一所以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為底蘊，中西合璧的智慧女性殿堂。作為這個殿堂的主人，田羽女士有感而發：“姑娘是世界的源頭，母親是世法的源頭；正本清源，改良社會風氣，提高國民素質，女子教育為之根本”。

博大慈悲的心地，披瀝肝膽的真誠

“一個好女人是上帝送給這個世界的禮物。因為一個女人的素質，直接決定了一個家庭的生活品質，改造男人進而改造這個世界。所以說文化傳承的工作一定是從女性開始，從母親開始。”第一次見到田羽是在她的歇心工作室，一進門，便聽見里面佛樂悠揚，知道她是一位居士，于是了然。田羽女士氣質婉約堅定，思維敏捷清晰，她本人就是中華翰德林智慧女性修養學堂最好的形象大使。

眾所周知，中國由于幾千年沿襲下來的歷史原因，社會上的女性相對于男性的機會要少很多，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中國這么龐大的人群中，機會很多，尤其是對于女性的教育機構少之又少的情況下機會就凸顯出來了。“當時我為學堂成員定位的想法就是做女人自己的事情。”田羽說，“我們定位的學員群體就是成功女士。越來越多女性的成功，一方面是驗證了女性的智慧和力量，同時也開辟了女性自立自強的路，給廣大女性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但是，她們與還在觀望或朝著成功攀登的眾多女性一樣，也有著種種的不盡如人意，有著種種的困惑和危難。在諸多問題和困惑中，婚姻問題尤為突出。而且好像有一個無法理喻的逆差：越是成功，越是名氣大，越是看起來智商高的女性，婚姻和子女教育中的問題就越多。”說到這里，田羽眼睛猛然一亮，像黑夜的跋涉者看到了明燈的光芒，她不無興奮地告訴我：“想到了為成功女性辦一所學堂，把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理念結合起來。甚至把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和理念都結合進來，幫助成功女性、幫助成功的女企業家整理精神，用思的智慧、誠的情意，為人生尋求安生立命之本，開啟幸福與祥和之門。

“想到了成功女性的年齡與閱歷，對她們的教育不能與一般的學校的啟蒙教育與就業教育一樣。從這一想法伸展開去，想到了這所女性學堂，必須是法古今中外圣賢的多姿多彩，又務求與當今社會現實緊密結合。

“想到了當今女性成功者的特點，學堂必須以開闊的視野，寓教于樂、寓教于游，在快樂的游學中，引導學員思辨、感悟，引導學員尋找到經營企業、家庭和人生的真諦，使情感得到梳理，使智慧得以提升，使信念更加堅定，使魅力發自內心，從而能更加理智、輕松、快樂、淡定地打理事業、經營家庭、教育子女和享受生活。”

真正是“綱舉目張!”田羽院長從女性教育的“綱”說起，一口氣把辦學理念、辦學方針、基本方法都說得清清楚楚。

當田羽把她的想法擴散開去，很快就得到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內到國外的廣泛支持。全國婦聯、、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世界華人教育事業促進會、女企業家協會等群眾團體，以及眾多港、澳、臺同胞，都紛紛給予了實實在在的幫助。人們看到了她博大慈悲的心地，看到了她披瀝肝膽的真誠。

走在成功的路上

關于教育活動，田羽院長堅持從學員的實際出發，她有一個不同于任何學校教育活動的全新的理念。她說：“來翰德林的學員，多數是在商海的大潮里搏擊多年的成功女性，一般都是閱歷豐富而困惑較多；家道殷實而精神空虛；她們的學歷一般不高，日常也少有讀書看報，就給提高素養提供了空間；她們已習慣了奔波勞碌，坐不下來、也靜不下心，……所以我們組織“修學之旅”，帶領學員去游覽名山大川，參訪名師賢達，參觀名企，訪談名人，讓學員在游學中汲取自然之靈氣，感悟先賢之精髓，學中游、游中學，修煉涵養、提升智慧，給生命補充活力。”

“翰德林的教學，對不同的學員用不同的方法，除了游學，還有研修班和論壇等，不論用什么方法，目標都是一個：讓中華民族的文化得以傳承，讓學員的人格得以培養，幫助學員參悟生命、透視人生、撥世事之塵囂，養生命之純凈和美好。幫助學員找到安生立命之本，開啟幸福祥和之門。”

田羽院長告訴我，她的教學理念和特殊的從學員的實際出發的教學方法，經過十年的實踐檢驗是行之有效的。翰德林現在在9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辦了分院，參加翰德林培訓的學員已遍布全國。

幫助女性找到正確的人生定位。“很多人回到家的時候也保持著她在社會上的角色，角色的錯位就是矛盾所在。翰德林智慧女性修養學堂并不能讓女性朋友去學習變成一個什么樣的人，這里大量傳統文化方面的課程是為了讓女性回歸到女性的角色定位里面去。人只有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協調好工作與生活之間的關系。”

“其實，我們做的這個女性教育和職業素質教育不是一回事。當一個企業想要發展壯大的時候，真正影響它發展腳步的因素不是一個管理方法，也不是一個固定的模式，而是老板本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些內容又恰恰是企業經營管理的課程所沒有涉及的領域，同時在跟他們大多數人接觸的過程中發現，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受身邊的女性影響最大，而不是通過學習某些課程所能夠達到的。所以，我最后選擇了專門的女性修養教育，以期通過引導女性來促進全社會的和諧發展。”

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3篇

[關鍵詞] 中國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 以人為本 管理思想現代化管理 和而不同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從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實際的歷史可能更長。從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構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傳統文化曾經無比燦爛輝煌,締造了繁榮、偉大的中國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國現代化管理的道路,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汲取我們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1.從文化的淵源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關注人本的倫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了儒士階層。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種學說主張爭相輝映,盛極一時。到了先秦時期,儒家學說從各種學說中逐漸脫穎而出,博采眾長,不斷完善,成為顯學,形成了龐大的儒家學派。從漢代開始,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獨尊”,成為“官學”。宋明以來,以儒學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學得到了長足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儒家思想不斷完善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并廣為傳播。

儒家文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文化。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所指的“軸心時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幾百年),中國文化經歷了一個很重要的變革,從殷商時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覡精神向周代的尊禮敬德的宗法意識轉換,繼而向春秋戰國時期的內在自覺的倫理意識轉換,中國文化逐漸開創了一個內斂的過程,專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發掘。從孔子“恭、寬、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無不是專注于人的道德修養,專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過人的管理實現對事對物的管理,由內向外去馳求,通過修齊治平,通過內圣外王,通過成己成物,從內在發掘這個世界。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從一開始就關注人,強調人為幫本,強調人的修為,強調入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文化。

2.從文化的哲學層面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學為基礎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于主客體之間,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之間關系的辨證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都表明人與自然的一致與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還強調人在天地間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儒家認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人上參天地,下化萬物,把天地萬物按照一定的規則運行起來與天地一同合理地運轉。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體的,人就必須關注自我,強調自身的修為,使人道合乎天道,順應天道。儒家認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強調克己安人,強調人的和諧共處。“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根基。

3.從文化的內容和層次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和而不同”,有著極其豐富和深刻內涵的生命有機體

中國傳統文化從創立初期到諸子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從秦漢以后的“獨尊儒術”到唐代的佛教東進,從草原文化到中原農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脈,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榮的一個內容豐富的生命有機體,并且充滿著滲透、融合和變革,但始終是“和而不同”,保持著各自的個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認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學的基礎上,主張人自身的積極修為;佛教文化既滿足了人們對宗教的需求,適應佛教的因果輪回,也體現了儒家的現實修為,提出不僅要“修現世”還要“修來世”的主張。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遠境界,“以和為貴”的價值觀念,“仁者愛人”的博懷,“克己致禮”的謙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陽剛之美,“厚德載物”的陰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變易思維......無不閃耀著往圣前賢的睿智之光,成為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

4.從文化與管理的關系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創造了偉大的中國古代文明

管理作為一種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不可能脫離社會文化而存在。中國以人為本的傳統倫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種對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人自身為切入點和落腳點,通過人自身的積極修為,實現經世致用,達到管理別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響和管理天下的宏偉目標。這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體現了中國古代圣賢們對本與末的哲學思考和智慧結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國管理哲學,漢朝陸賈說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大學”的最終目的為治國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實際就是管理之道。中國傳統文化開創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學的管理哲學和思想,進行了人類歷史時間最長,規模和范圍少有的偉大管理實踐。從華夏始祖的教民農桑到秦王朝統一中華,從漢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貞觀之治”,從元朝的中華版圖到大清的“康乾盛世”,從萬里長城到四大發明,從絲綢之路到鄭和七下西洋,從中原文化到華夏文明。中國傳統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學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續了五千年的歷史和文明,締造了一個個歷史的輝煌。中國傳統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寶庫,必將對中國的現代化管理和管理現代化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二、對西方現代管理的認識和理解

1.西方現代管理的哲學思想基礎來源于西方的文化傳統

西方文化產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脈。西方文化傳統是一種神的宗教文化,其基點是人對神的敬畏和遵從。神是萬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動的,人是罪惡的,對人的管理就如同對物的管理,就必須按神的意志制訂規則和律法,實現對人的管理

發端于西方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的西方現代管理,其起點是對物的管理。雖然,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也開始注重對人的關注,管理學科中的行為科學也強調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產,對人的管理也是把人當成物來管理,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此從本源上看,西方現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實現自我管理為出發點的,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為起點,以社會管理為過程,最終實現“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樣的。

2.西方現代管理的發展歷程體現著融合創新的西方文化發展模式

西方文化發展模式是一種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臘的浪漫主義和羅馬文化的物質主義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義是西方文化的三種傳統,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內核。中世紀末,中國儒家文化以人為本的哲學觀使西方兩只眼睛盯著上帝逐漸改變為一只眼睛看著上帝,一只眼睛看著人,人本主義逐漸滲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啟蒙運動的融合更新和變革導致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資產階級政權開始取代封建社會貴族的政權,導致了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思想、政治和產業的三場變革以后,到18世紀下半葉,一個嶄新的新興工業文明開始崛起于西方。

美國著名管理思想史專家丹尼爾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變》一書中根據西方管理學發展的時間順序把管理思想的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管理思想時代、科學管理時代、社會人時代和當代時代。西方管理從對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當機器的科學管理,到開始關注并研究人的人際關系學派,才開啟了社會人時代,再到“管理理論叢林”的當代時代,更加重視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漸將尊重人,理解人,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升為現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從西方管理思想發展的歷程,我們看到了西方管理從物到人的演變。從西方管理的不斷發展更新,我們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創新之路

1.中國周邊國家的管理實踐證明中國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紀70年代,世界管理理論的正統地位由美國轉移到了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著一種普遍現象,就是高層管理者幾乎人手一本中國的《論語》、《周易》和《孫子兵法》等書,把中國的倫理人管理模式與美國的經濟人管理模式結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業的輝煌。日本和許多東亞、東南亞國家的文化都與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淵源,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在機制方面的優越性,同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的有機結合的產物。

2.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管理本土化其實質是對中國現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進入中國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異,幾乎都出現了“水土不服”。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的認識與理解,西方公司著手開始了大規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與實踐,結果證明是極其成功的。許多世界跨國公司500強大部分都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基地,這不僅是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經濟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實踐。

3.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既影響世界的經濟政治格局也必將影響世界的管理哲學和管理文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取得了舉世注目的偉大成就,這是立足中國傳統文化之本,大力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先進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現代管理在幫助人類實現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應當幫助人類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獨自承擔,必須凝聚全人類的智慧。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悠久燦爛的中華傳統文化必將對這一世界潮流和趨勢產生積極影響。

4.中西方管理發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發展

現代社會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快,地球村日漸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時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將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內核和元素,并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生動地體現著中國“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幾千年的管理實踐是中國管理現代化的切入點,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寶貴財富和核心內容。中國管理現代化應正本清源,認真學習和領會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思想、理念和價值,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的系統、變化、適中的思維習慣,大力弘揚愛國愛民,責任奉獻,修己安人,信義忠誠,和諧中正等核心價值和精神,擯棄人情過重,人治過濫等弊端,認真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國現代化管理的未來。

西方現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東方管理,中國現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國現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發掘中國傳統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鑒西方現代管理的科學思想和先進理念,開創中國現代化管理的美好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中國現代化管理與西方現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譜寫人類社會現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1]趙 林:趙林談文明沖突與文化演進[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2]張岱年 方可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4篇

關鍵詞：道學文化 經濟解讀 企業文化

中國正在進行全新的現代化建設，而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科學管理。中國除了不斷地學習和引進西方的先進管理方法外，同時也要更多的從民族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的管理資源。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和管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管理學家，不斷地從道家那里尋求管理智慧和新的思維模式，并身體立行地把道家思想成功地運用于當代的企業管理，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企業和經濟的向前發展。

在老子所推崇的美德中，“不爭之德”是老子最為贊賞的，其典型代表就是“水德”，老子稱其為“大德”。《道德經》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這段話的意思是∶上德之人好象水一樣，水滋養萬物而不爭其功，情愿處在大家所厭惡的低下的地方，所以它最接近于道。居處善于選擇地方，心性善于保持深沉虛靜，與人交往善于親愛，言談善于真誠守信，為政善于簡治，做事善于圓通靈活，行動善于把握時機。正因為不爭，所以才能毫無怨咎。

1．“忘我”品性與企業發展

水的最偉大之處就在于不斷地“利他”而忘已。這就給我們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企業的根到底扎在哪里，這是我們很多管理者一直都在探尋的問題。俗話說∶只有根深才能葉茂。企業的發展也是這樣，一個企業和社會、消費者的關系就像萬物和水的關系一樣，如果企業的存在確實對社會和消費者有利益之處，那么社會和消費者也就離不開企業，那么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就成為可能，企業的發展也就有了長久的動力，這種動力也就是社會和消費者對企業的需求。有了這種長久的需求，企業的發展壯大也就有了穩固的根基。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在對公司的發展方向進行決策時，應該努力探尋企業的扎根地方，什么樣的地方，足以支持企業的立業？結論是像水一樣成為社會和消費者的普遍需要。在尋找投資點的過程中，要認真研究，要把投資點立在滿足社會和消費者需要的服務上，只有把企業發展的根扎在為社會需要，為人民服務的領域，企業才可能獲得永不枯竭的動力，企業的發展才能永存。

2．“處后”品性與企業的競爭智慧

在大自然的萬物之中，老子對水最為贊美，水具有多種品德，從中我們可以領悟出許多做人和立業的道理。水的“無爭”品性有兩種理解∶一曰大公無私；二曰與世無爭亦即無欲。這里的“處后”其實也就是競爭的策略，只不過它避開了競爭的風險，力爭以最小的風險或無風險成本以迅速求得企業的生存、壯大和發展。這一思想引入現代企業管理中，可以用來指導投資點的選擇，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不對稱的競爭策略。任何一個企業，在尋找新投資點的過程中，應該充分運用中國道學文化中的“處后”智慧，將有限的資金和資源投放在無競爭或競爭極小的領域，并且充分考慮這一領域是否為社會和消費者之所需，能否產生長久的推動力。如果將資金投放在競爭極強的領域，那么將會有很大的風險，其生存和發展將會成為問題。

3．“處下”品性與企業的服務質量意識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世人皆知。故老子言∶“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乎道。”其意為水總是處在大家都不愿也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水的這種謙下本性啟發企業管理者，要善于“處下”，要甘于在人們不愿著手處立業，要甘于在人們不足掛齒的卑微處立業，要甘心從低處著眼，甘于“做眾人之所惡”的事情。因為眾人不愿涉足的領域，有可能是無競爭并有廣闊市場的領域，在這里最易于找到立業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有人認為中國最差資金，也有人認為中國最差技術，其實這都不對，筆者認為中國最差的是服務，即全心全意為社會和消費者服務的意識。縱觀世界一些有影響的大公司和大企業，它們的員工都有著世界一流的服務意識，所以才贏得了全社會和消費者對它們的關顧和厚愛，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它們才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如果一個企業沒有一流的服務意識，這就注定了它的發展是短命的。

4．“通變”品性與企業持續發展

我們知道，水無論流到哪里，遇到阻力時，有三種情況出現∶一是正面流不過就向左邊流，二是左邊流不過就向右邊流，三是左右兩邊都流不過時，它就停下來迂回，積累力量，待到條件成熟時，它就開始新的歷程。水的這種遇阻就讓，變通迂回，不去妄加沖擊，不去刻意爭道，不強求于天下，其結果對客觀規律毫無沖撞，對水本身也毫無損傷。這種現象啟示現代企業管理者∶凡主客觀條件不盡吻合，不要強求，不要以為強求真能使你成功。讓一讓，變通一下，既保存了自已的實力，也向成功靠近了一步。因為主客觀條件擺在那里，知道迂回之路，這也是最近的路了。所以，水的這種特性要求現代企業管理者，要承認客觀條件的相對合理性，并予以尊重，不強求外部條件來迎合自已，而是自已調整自已去適應客觀規律。

5．“流水不腐”與企業創新

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5篇

關鍵詞：感悟；實證；研究證據；管理藝術；管理科學

《中道管理》研究了易經在管理上的應用，在詳細剖析人性及西方X理論、Y理論的基礎上，依據大學之道，提出管理的三向度，即“安人之道”、“經權之道”和“絮矩之道”，并用M理論來代表，認為中國式管理應以安人為目標，依經權而應變，用絮矩(將心比心)來促成彼此的和諧合作，實施真正適合中國人的中道管理。單向度地學習《中道管理》難以發現中國感悟思維在管理研究中的缺陷，筆者擬對比《一種新的管理范式——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來分析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和文化互補的重要性。

1從傳統感悟思維模式中突圍

《中道管理》提出“重點管理”，整個論述充滿了中國感悟思維氣息。這個結論沒有錯，但是判斷“誰是重點”的經驗和理論可能會錯，背后還有繼續追問的空間。該結論有儒家“點到即止”的特質，又有道家的隨意性和超脫性，暴露了中國感悟思維的局限。感悟只是體驗中的某一瞬間對宇宙本真的洞見和徹悟，感悟方法是中國古代治學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經驗的積累，強調的是個體的特殊感受和瞬間反應。

值得推崇的是中國感悟的結果往往直覺了事態的發展趨勢。感悟一詞，起于人的體驗，著落于人的生命智慧。人的感覺經驗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刺激反應，就是因為人的感悟滲透著潛在的博弈；生命智慧不同于純粹的理性，始終與感性粘連，在感悟發生時，因感而悟和因悟而感很可能是一種雙向的辯證的運動，很難用因果分析講清，是一種高度的直覺，“理論的形成并不完全來自于我們的現實和經驗，我們沒有理所當然的事實作為前提，通過‘唯心’的思考仍可得出唯物的結論，而且這種結論往往還具有真理性。感悟其實是在進行模糊的“思想實驗”，“只可意會”是中國管理智慧的特色，也是局限。當代中國管理科學研究能夠突破思維上“不可言傳”的千年嗎?西方的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能夠為“說不清”的中道管理智慧開辟言說的路徑嗎?某一瞬間的“偶然性”中有什么“必然性”?“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理解成智慧，但也不排除某種思維的惰性。

《中道管理》沒有用現代學術的形態系統深入地闡釋“重點管理”這個法則；在文獻E23中，卻引用了國外的一個“重點管理”的研究證據：在“友好反饋”中，衛生保健系統執行主任，憑借偶然了解到的心理學知識：人決策時每次只能處理有限量的信息，開始對所轄20多個診所考核指標實施“重點管理”，從原先200多個指標中，選擇3類績效指標——質量、成本、滿意度。這3個方面都有一個總的測度。在下一個年度，通過使用更易理解的反饋形式，衛生系統的績效得到了廣泛改善，低績效單位進步顯著，“績效考核體系”在“實證研究”中不斷改進。把《中道管理》中“誰是重點”這個“感悟”到的答案，不是作為結論，而是作為研究的起點，使整個研究上升到以邏輯思維為主的實證科學研究層面。實證研究之所以在國際上風行，被國內管理學界信奉，一個不易察覺的原因是它的“假設和命題”蘊含感悟智慧，而“實證之后”的“結論”比“感悟結果”更加精準。

“20世紀50年代以來，實證主義的思想一直在社會科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實證主義認為現實世界是客觀的。由于客觀規律和事實的存在，使研究對象可以進行科學的測量，以此來解釋、預測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根據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科學研究大多是從實驗或問卷調查中得到數據，然后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實證主義倡導的研究方法大多是用于檢驗預先建立的研究假設或命題，如果所得到的數據與研究假設的預期一致，就認為假設是可以接受的；一旦發現了與假設判斷相反的結果，就有理由拒絕假設。換言之，實證主義思想強調的是理論的檢驗，而不是發展理論。在實證研究中出現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是為定量分析提供補充信息。”實證研究希望將研究納人清晰的、可觀測的、能重復進行的科學研究軌道，希望檢驗悟到的結果。“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指出，中國管理智慧中的個人的直覺和洞察力，在“建立研究假設或命題”時，在“大膽假設判斷”方面是大有作為的；而實證研究對“直覺和洞察力”所得的結果，是能夠提供有效信息予以證實或證偽的。理論的進步，總是依靠試錯來進行的，試錯就是“有意識地、審慎地試圖發現錯誤以收尋證據駁倒該理論，包括訴諸于以他自己的才智設計的最嚴格的實驗檢驗。”也就是說“小心求證”時，實證研究行之有效，于是各有所長的中西思維方式在管理學研究中出現了一個榫頭——對接。

關于這個榫頭，吳冠中大師有一個比喻很貼切，他說：“藝術到高峰時是相通的，不分東方與西方，好比爬山，東面和西面風光不同，在山頂相遇了，但是有一個問題：畢加索能欣賞齊白石，反過來就不行，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樂家能聽懂二胡，能在鋼琴上彈出二胡的聲音；我們的二胡演奏家卻聽不懂鋼琴，也搞不出鋼琴的聲音，為什么?是因為我們的視野窄。”這句話啟示我們要站到更高的國際視野，將充滿感悟智慧的中國管理藝術與實證主義管理科學研究方法對接，才能把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學旗幟插上世界管理學研究的山巔。只有半山腰上固步自封的人才無視他人的長處，也只有沒有文化信心的人才徹底依靠他人的長處。目前西方管理學研究的領先，正是因為他們“能聽懂二胡，能在鋼琴上彈出二胡的聲音”，而我們“卻聽不懂鋼琴，也搞不出鋼琴的聲音。”也就是說，實證研究方法暗含感悟智慧，而單純的“中國式”感悟卻難以進入實證的層面。

的確“因為我們的視野窄”。在管理中諸多問題恐怕不是一個籠統的“重點管理”能說清楚的，通過實證的科學研究，尋求合適的自變量，實現對應變量差異的解釋，有助于實現管理學研究的嚴謹性。比如個人收入水平無法完全解釋員工滿意度，而組織情境、氣氛、個人期望值和人格特征等外生變量，甚至誤差變異，都有可能影響滿意度，當我們把“邏輯思維的科學性與感悟”融合起來，通過實證研究，會得到一個比“憑印象”更科學的分配方案。又如，M理論指出“人是可以改變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這樣論斷對管理者而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指導意義?尼采曾嘆息：“自來，精神如同道德一樣，成百次地實驗而成百次地迷誤。是的，人是一個實驗。唉，許多無知和錯誤化作了我們的軀體!”在這個背景下，管理的首要問題，可能不是僅僅提出“人是可以改變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而是要說清如何“改變”，如何發揮人的創造性，所謂民族復興，就是把壓抑、窒息的創造力重新煥發出來，從傳統感悟思維模式中突圍，認識現行研究方法、思維定勢、管理模式的局限。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受到美國實證研究嚴謹性的啟發，認識到中國現行管理研究粗放和照搬西方理論的危機，悟到傳統經驗和理論的可錯性，吸收當代美國學者研究成果，通過移植“溯因推理”和“雙環學習”概念，開發了一種將具體組織作為實驗對象的新管理范式。這種管理學研究方法，找到了中西思維方式在管理學研究中對接的榫頭，在感悟中“溯因推理”，在“雙環反饋”中檢驗其方案效果，并質疑方案賴以產生的因果關系。

中國管理學研究迫切需要這樣的“榫頭”。把管理問題的科學性與藝術性，共性與個性有機結合。既關注一般性規律，也不忽視個性特點；既尋求普適性的管理方式，也照顧到具體情境。

郭重慶在各種會議上強調，管理學是個學以致用的科學，中國管理學界應該直面中國管理實踐，從照著講到接著講，到接著做，接著中國傳統文化講，接著西方管理科學講，接著中國近現代管理實踐講，既要重視理論升華，又要重視中國情境與實證研究。“接著”就需要“榫頭”。有機對接，才能檢驗“悟到的東西”，推進研究結論。

2管理創新的本源：社會實踐

管理的創新，人們往往從制度改革、時代變遷來探討，恐怕這些因素只是管理創新的結果和外因，它們與創新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對基本觀念的重新理解，很有可能找到創新本源。觀念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視角，世界觀轉變是管理創新的指導思想。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基礎：從個人層面看，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是研究者個人不斷進化的有效途徑，因為管理的決策對公司的命運有重大的影響，管理者的勝任力成為了關鍵性的并且常常是稀缺性的資源……這個進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觀察、認識管理問題的范式的轉變，世界觀的轉變和勝任力的提高。”這里，提出管理者轉變世界觀的問題，也就是管理創新要有新的指導思想；勝任力是指參與社會實踐的深度、廣度和力度。

管理學離不開哲學導航，哲學提供的正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有了世界觀的轉變，才會重新定位“我怎么管理?”“我怎么研究管理?”這樣源頭性的問題。“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的內涵就是一種觀察、認識與解決管理問題的新方式——既然經驗和理論有可錯性，就不得不在實踐中尋找新的因果關系和基于“該關系”的方案，把管理推向了無止境探索和創造的路上。世界觀決定著管理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質地，無形中左右著管理方法和管理研究的方法，新世界觀一定是因為它終結某種舊的觀念而熠熠生輝，“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正是擺脫了感悟思維對“經驗、理論”的過度依賴，才邁出了創新的步伐，其研究思路。

反饋1是一個驗證，或者說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試錯是科學的保姆，因為“根據片面的知識而采取的行動難免要犯錯誤，關鍵是盡可能迅速改善我們的知識，盡可能及早發現我們的錯誤，并消除它。”該模型的優點在于其有一個糾錯環節，即反饋學習的環節，因為“溯因推理”和“制定的方案”也具有“可錯性”，其中有一個關鍵性的雙環學習過程：由反饋1構成了一個單環的漸進性學習…根據績效調整方案，形成同一因果關系下的不同方案，但是，它并沒有質疑方案賴以產生的因果關系(a一6)；由反饋2構成一個雙環的變革性學習，即根據績效的高低，它不僅僅反思制定的方案，而且質疑方案賴以產生的因果關系(a一6)的正確性，因而具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個研究過程不僅是一個科學的探索實驗，而且也是一個將科學原理轉化成管理實踐的過程。在新的指導思想下，在社會實踐中，不僅實現管理研究的創新，而且實現了管理活動的創新。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以“友好反饋”為據，說明“問題b的確定、a—b關系的猜測、選擇以及具體解決方案的設計，都深深打上了管理者的主觀烙印，與管理者的經驗，特別是知識背景密切相關。”其內在的“溯因推理”邏輯機制吻合了管理的實踐性、科學性、權變性特征，從而保障了管理的效果。“溯因”在中國感悟思維中是最模糊的，事實是在很多時候我們歸因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原因。通過反饋2的自我糾錯，“研究”把中國管理的朦朧感悟推進了理性思維的漩渦，是中國管理藝術向管理科學邁進的重要哲學臺階。凸顯了研究結論具有“可重復性”和“可驗證性”的“科學”特質。藝術與科學的融合，“感悟一實證的對接”將使管理學研究向更高階段邁進，更加精準，其概念模型

《中道管理》探討的是管理的藝術，而“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注定管理學具有藝術和科學2個維度。人本主義管理學研究范式正在興起，中國人文傳統在管理學研究中的地位正在提升，這為科學和藝術二維交融提供了時代契機。

中國感悟思維下的《中道管理》強調主觀感應，重想象，直觀對象，主要靠感性，以形象思維為主。而“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在感悟中注入了邏輯思維，強調客觀理性，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維為主。從個別中揭示一般，從個性中抽象出共性。分析對象，構造概念體系，對客觀規律的不斷揭示和描述，其哲學根源是遵循因果決定論，嚴謹而規范。

中華民族思維定勢決定了中國人與管理藝術性有天然的血緣。德魯克強調，管理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人文藝術——之所以稱其為“人文”，是因為它涉及知識、自我認知、智慧和領導藝術等基本要素，知識、智慧與藝術等與個人價值觀有關的來源離不開民族的人文傳統，因此制度、文化、社會結構等民族性格因素作為自變量或調節變量必須是中國管理理論建構的因素，但不是全部。在中國管理情境中，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我們擁有的，恰恰是我們缺乏的。管理科學的“中國性”不是指在中國應用西方的管理理論和定理，而是說這個管理理論和定理是中國人創造的；不是獨立選擇的，而是獨立創造的；它是被現代中國管理困境激發出的學術原創沖動，它體現著中國人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它開啟著中國人的管理世界，代表中國向世界輸出有中道管理特色的管理科學。

3“中道管理”有待繼續道說

“目前，中國管理研究相對滯后，研究基礎較為薄弱，特別是在研究方法的規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原創性方面，與西方管理學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難以融人國際管理學界的主流。”

“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也指出，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在中國推行的最大困難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證據的匱乏，最流行的案例教學強調的是問題的解決，而忽視了研究證據；人們關注的是具體方案而不是何以至此的原理，缺乏理論挖掘的學術研究，只是現實量的累積，始終無法實現質的突破。

原理的匱乏是研究方法局限和研究成果的原創性不足導致的。中國傳統管理研究方法的局限是過分依賴感悟思維，遺忘了多元化的思維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論范式，窒息了學術原創的活力。

中國管理學要擺正文化的客觀性與歷史繼承性的關系，不泥古、不，必須刺激我們民族長期處于麻木狀態的一個重要穴位——以邏輯思維為主的科學研究意識，激發出學術原創的沖動。

中國管理學發展離不開中國情境，更離不開中國管理學研究者的人文情懷。

從孔子提倡的“思無邪”，到后來主張“發乎情、止乎禮”，“溫柔敦厚”的儒家傳統，無不統攝在“人”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道德規范這一鐵腕之下，統治者要求人們正直而溫和，寬厚而謹慎。幾千年的專制文明一方面使人文明了，另一方面為了鞏固集權統治也從某種程度上扼制了人的自我意識、自由精神、創造活力。溫和謹慎難免固步自封，專制下自由的強音愈來愈弱，因循守舊窒息了創造的火花。中國封建專制文化的陰影難以消除，“大一統”難以培養自由、創造的精神和獨立、自主的人格。愛因斯坦指出：“科學的發展，以及一般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的發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社會也能做很多事來促進它實現，至少不該去干涉它的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管理學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研究者的創造力的激活，“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閃現了這種學術創造力的火花，昭示著當代管理研究出現“中華氣質”的可能性。

形成當代管理研究“中華氣質”，第一要敢于質疑，任何創造都是建立在對一切既定文化成果質疑的基礎上的。問題意識是一個學科生存、發展的關鍵，是學術研究的生命和靈魂“基于研究證據的管理”開篇就指出現行的2類管理依據經驗和理論都是有局限的，并著手創造一種新的管理依據。

第二要認清中西管理學“現成價值”局限。“中道管理”的局限是感悟思維的局限，是管理科學視野下管理藝術的局限；而實證研究擅長檢驗“假設或命題”，多強調的是理論的檢驗，而不是發展理論，理論的原創迫切需要在實證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感悟思維的優勢，進入下一輪“大膽設想和判斷”。《中道管理》的直覺和洞察力往往直接抵達了一個新的假設和命題，不可小覷。克服雙重局限的方法既不是照搬西方管理理論，也不是因循守舊，而是“感悟一實證無縫對接”，“創造”普適性的現代管理理論。創造成就了我們民族輝煌的歷史，也只有創造才能奠定這個民族在世界管理學上的地位。

目前，中國管理學之所以難以產生“中國性”，原因多少在于管理研究者以自己所選擇、所認同的研究方法對待中國管理困境，始終在現成的管理思想中徘徊，以不同的“學術選擇”代替“創造”。這樣的管理學研究只是選擇性的學術，產生不了思想性的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