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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狀態空間模型
一、引言
進入2007年第三季度至今,中國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環境,外部需求急劇下降、人民幣快速升值、國內通貨膨脹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等等。從圖1中可以觀察到,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處 于穩步改善狀態,但價格貿易條件在2007年第二季度快速惡化,至2008年的第三季度,價格貿易條件達到歷史最低點,其后又急劇上升至2003年的水平,至2011年第一季度又急速下滑到歷史新低,直到2012年初。是何種因素驅使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如此波動?這些因素具有長期效應抑或短期效應?這就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驅動因素研究,學者們的思路基本上是通過求證某一要素與貿易條件的關系以尋找問題的答案。華民(2010)通過對進出口商品市場的結構分析認為,造成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是進口商品市場都具有賣方壟斷的屬性。[1]張亞斌等(2010)基于UNCTAD1995年以來的商品貿易數據分析發現,由于其它與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相似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中國貿易條件惡化態勢是比較優勢競爭的結果。[2]孫兆明、張學忠(2010)考察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與貿易條件之間的長期、短期關系,結果表明,貿易條件與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0YJA790120 )“人民幣升值的結構效應與經濟增長結構的平穩轉換”的資助。名義匯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3]喬寶華、黃坤(2010) 采用Granger方法檢驗了 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傳導機制,認為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對中國貿易條件的長期影響和短期影響都非常顯著。[4]戴翔(2011)認為,用于描述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動態關系的經驗性規律的“S”曲線并不適用于中國。[5]桂卜統、李鴻志(2011)利用1980—2009年的數據,通過多元回歸模型分析認為,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的變動呈 負相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貿易條件變動呈正向關系。[6]盧峰、李遠芳(2011 )基于貨幣擴張—實體經濟擴張—進口數量增長—國外商品價格上漲—進口價格上漲—貿易條件變動等傳導鏈條經驗分析顯示,中國貿易條件短期變動與宏觀經濟漲落存在聯系。[7]已有研究顯然沒有考慮到2007年至2011年世界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而且都是采用靜態回歸分析方法,沒有解釋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貿易條件發生劇烈變動的原因。
數據來源: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和收入貿易條件指數由中經網公布的進出口商品價格指數和進出口商品數量指數計算得到,均為同比指數;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來自大智慧軟件CRB指數。
二、模型構建與實證分析
(一)變量間的協整分析
1.變量的引入和數據來源。價格貿易條件TP和收入貿易條件TI由中經網公布的進出口商品價格指數和進出口商品數量指數計算得到,均為同比指數;國外產出缺口(FD)用美國進口總額代替,數據來自美國商務部網站;人民幣名義匯率ER用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代替,數據來自中國貨幣網,標價法為直接標價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CRB指數來自大智慧軟件全球指數系列中的大宗商品現貨指數系列;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來自中國統計局網站,并通過環比數據換算為以2006年1月為基期(2006年1月=100)的數據;
本文采用2002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3季度的數據,首先使用Census X12加法對數據做季節調整,同時為了消除異方差,對各數據作對數處理,并將取對數后的序列分別記為LTP、LTI、LFD、LER、LCRB、LCPI。
2. 變量的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對上述變量作平穩性檢驗,滯后期選擇標準參照施瓦茨準則(SIC),選擇顯著性水平1%作為判斷標準,得知各變量均為I(1)序列。
3. 協整分析。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各序列均為I(1)過程,因此考慮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ohansen的最大似然估計法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意在分析價格貿易條件TP和收入貿易條件TI的影響因素,因此將TP和TI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來考察。
(1)價格貿易條件與其他變量的協整關系檢驗。由表1可知價格貿易條件TP與其他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進一步的我們可以寫出TP與其他變量之間長期協整關系的表達式,括號內的數字為t檢驗值(下同):
LTPt=0.72-0.16FDt-0.21LERt-0.71LCRBt-0.22LCPIt+εt
(4.32) (-3.86) (-3.39) (-2.69)(-3.41)(1.07)
以上協整方程表明,在樣本區間內,國外產出缺口、人民幣匯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以及國內通貨膨脹對價格貿易條件都具有負向影響關系,其中國內通貨膨脹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大,其上升1%,價格貿易條件將下降0.22%。其次是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人民幣升值1%,價格貿易條件下降0.21%。國外產出缺口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相對影響較 小,國外產出缺口增加1%,價格貿易條件下降0.16%,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1%,價格貿易條件下降0.17%。
(2)收入貿易條件與其他變量的協整關系檢驗。由表2知,收入貿易條件TI與其他解釋變量之 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進一步的可以寫出TI與其他變量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的表達式:
LTIt=-0.37+0.44LFDt-1.09LERt-0.04LCRBt-0.02LCPIt+ηt
(-5.71) (6.49)(-5.53) (-1.16)(-1.03)(1.01)
從上式可以看出,在樣本區間內,國外產出缺口對我國收入貿易條件具有正向影響,國外產出缺口增加1%,收入貿易條件將增加0.44%,國內通貨膨脹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收入貿易條件的影響微弱。人民幣升值對收入貿易條件處于負向影響狀態,人民幣升值1%,將會降低收入貿易條件1.09%。
(二)狀態空間模型分析
1.狀態空間模型的建立
最小二乘法、廣義矩估計等傳統的回歸分析,屬于靜態分析,考察的是解釋變量在樣本區間內對被解釋變量的平均影響,然而一國的經濟結構與國際經濟形勢 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為此可以通過構建狀態空間模型,進行變參數估計,考察解釋變量在不同時點上對被解釋變量的動態影響。
可變參數模型的狀態空間的一般表示如下:
量測方程:yt=x′tβt+z′tγ+μt,t=1,2,3,…,T(1)
狀態方程:βt=φβt-1+εt(2)
并假定:(μt,εt)′~N00,σ200Q,t=1,2,3,…,T(3)
其中(1)式中是隨時間改變的,體現了解釋變量對因變量影響關系的改變,βt是不可觀測的變量,必須用可觀測變量yt和xt來估計。(2)式假定參數βt的變動服從過程。(3)式中的μt和εt分別是量測方程和狀態方程的擾動項,兩者相互獨立且服從均值為0、方程為σ2和協方差矩陣為Q的正態分布。
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本文將LCRB、LFD、LER、LCPI作為量測方程的解釋變量,將LTP和LTI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對狀態方程的設定一般有AR(1)(如(2)式)形式、遞歸形式和隨機游動形式三種,經過反復試驗,當設定AR(1)形式的狀態方程時,模型的估計結果最優,因此建立如下的狀態空間模型:
量測方程:yt=x′tβt+z′tγ+μt,t=1,2,3,…,T
狀態方程:βt=φβt(-1)+εt
其中yt=(LTP,LTI)T,xt=(LFD,LER,LCRB,LCPI)
2.模型結果分析
(1)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
從圖2和圖3可見,在2007年上半年,國外產出缺口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具有正向作用 ,由0.3上升至0.7左右,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下半年急轉直下,由0.7下降至-0 .4左右,其后至2011年處于逐步平穩狀態,維持在-0.1—-0.2之間。人民幣匯率 在2007年上半年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維持在0.02—0.03的水平,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至 2008年第二季度期間,其沖擊由正向0.02轉化為負向-0.04。其后又快速恢復正向沖 擊,在2008年下半年上升至0.07后,又轉向負向沖擊,至2011年,負向沖擊區間是[-0.0 2,0.05]。相對于國外產出缺口來說,人民幣升值對價格貿易條件的沖擊仍顯微弱。
從圖4和圖5可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沖擊影響較大。2007年上半年處 于正向影響,其幅度達到0.5左右,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至2008年初,正向影響急劇減弱至0.01左右的水平,至2011年底,一直處于負向沖擊階段,沖擊幅度在[-0.02,-0.3]。2007年至2011年,我國通貨膨脹處于攀升階段,在2007年至2008年初,CPI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處于負向沖擊水平,維持在[-0.2,-0.4]范圍內。2008年下半年以后,負向沖擊減弱,并趨于平穩,維持在-0.1的水平。
(2)收入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
從圖6和圖7可見,國外產出缺口對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始終處于正向影響狀態,從2006年的 0.41升至2009年底的0.47,盡管在2010年上半年出現急劇下滑,但也維持在0.45左右的水平。說明國外需求提升了我國的貿易收入利益。人民幣匯率升值嚴重影響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從2007年的-1.38升至2010年初的-1.41,其后負向影響 有所降低,但也維持在-1.39左右的水平。
又從圖8和圖9可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我國收入貿易條件的影響始終處于負向沖擊狀態。 2006年至2008年初,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我國收入貿易條件的影響由正向影響0.7左右的水平急劇下降至負向影響-1.01左右的程度。2008年初以后,其負向影響逐漸減弱,處于[-0.1,-0.04]區間內。從2005年開始,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對我國收入貿易條件的影響持 續屬于負向沖擊狀態,由2006年正向影響0.6的水平,到2008年持續降低到-0.01左右的水平,其后一直維持在該水平。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在2007年第二季度快速惡化,其指數至2008年的第三季度達到歷史最低點,其后又急劇上升至2003年的水平,從2010年第一季度處于下滑通道,至2011年第一季度又創歷史新低??勺兿禂禒顟B空間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在樣本區間內,國外產出缺口、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人民幣升值是影響我們價格貿易條件異常波動的主要原因。國外產出缺口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由2007年的正向彈性0.3至2008年下半年急轉下降至-0.4左右的水平;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由2007年上半年的正向彈性0.5至2008年初急劇減弱至0.01;在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第二季度期間,人民幣匯率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由正向彈性0.02轉化為負向沖擊-0.04,其后又快速恢復正向沖擊,在2008年下半 年上升至0.07后,又轉向負向沖擊,至2011年,負向沖擊區間是[-0.02,0.05] 。這 些因素沖擊變化與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異常變動恰好吻合,說明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受外部沖 擊的影響較大,其出口商品的定價權較弱。實證分析的結果進一步折射了我國出口商品整體附加值低、競爭力較弱的行業背景。
在樣本區間內價格貿易條件異常波動的同時,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仍然處于緩步上升狀態。實證分析表明,國外產出缺口對其始終處于正向影響,影響幅度從2006年的正向影響0.41,至2009年底上升至0.47,盡管在2010年上半年出現急劇下滑,但也維持在0.45左右的水平。相對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國內通貨膨脹因素,人民幣升值嚴重地影響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在2008—2010年期間,隨著國外需求的下降,其影響由-1.37進一步增強至-1.40。說明我國對外出口商品的匯率轉嫁能力較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也降低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影響程度在-0.2左右,略高于國內通貨膨脹的負向影響程度。
以上實證分析說明,我國應加快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改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更有效地發揮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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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喬寶華,黃坤.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對中國貿易條件的傳導機制和影響效應[ J].世界經濟研究,2010(8).
[5]戴翔.中國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動態關系——對S曲線的適用性檢驗[J] .當代經濟科學,2011(3).
[6]桂卜統,李鴻志.中國貿易條件變動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中國外資,2011(6).
[7]盧峰,劉遠芳.中國貿易條件及其與宏觀漲落關系(2001—2011)[Z].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系列,No.C201102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Abnormal Fluctuations of China's Terms of Trade
Liu Xihe
關鍵詞:中國貿易條件 變動趨勢 影響因素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
(一)中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的趨勢
首先,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9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在1981年到1985年期間,從157.4上升到了173.4,上升的幅度達到了10.17%,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進口價指數幅度從1981年到1985年下降了29.52%,而出口價格指數的下降幅度是22.38%,進口價格的下降幅度在這五年中,和出口價格指數相比較,具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如圖1和圖2所示。由此可見,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一路上漲;而從1986年到2008年中,價格貿易條件從123.0到75.3,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盡管在1993年(149.1)、1997年(119.3)和2002年(107.0)出現了反彈,但是從總體上看是趨于惡化的。價格貿易條件在1994年的時候是119.5,而到了2008年,下降幅度達到了39.0%,價格貿易條件指數是75.3。由此,這23年的時間中,進口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高達351.84%,從1986年的65.2上升到了294.6,而同期的出口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達到了176.81%,從80.2上升到了222.0。
造成上述趨勢的原因有: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不斷快速增長,不斷地提高了高新技術產品的管理經驗,增加了高新技術產品的資本以及大型設備等產品的需求。同時,在中國國民收入不斷的提高下,社會總體福利水平也在不斷地增加,提高了中國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在國家市場上一些高新技術產品一直處于壟斷地位,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如:船舶的進口價格從2000年到2008年,上漲了219.74%,而自動化數據處理翻了164.67倍。由此可見,中國出口的工業制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隨著加工貿易的發展,在出口價格指數不斷改善的條件下,在中國對進口商品需求增強的背景下,由于提高的幅度沒有進口價格指數大,中國貿易產品附加值一直處于國際分工低價值的鏈端。同時,一些出口商品還存在著惡性低價競銷的現象,導致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不斷地惡化。如:在絲綢的出口上,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降價幅度是84%,而在大蔥的出口上,中國對日本的價格降低幅度是62%。在惡性價格貿易競爭中,不但喪失了應用的貿易利益,還加重惡化了貿易環境,成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
其次,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9年)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初級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從1981年到1998年,由105.6上升到了123.1,是在波動中上升的;從1999年到2008年,由118.9下降到了87.7,在這段時間中,中國初級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是在波動中下降的。1981年到1998年,初級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出口價格指數下降了19.87%,同期進口價格指數下降了31.26%,而從1999年到2008年,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幾個指數都有所上升,各上漲了204.2%和312.7%。由于惡意低價競爭,導致在國際市場上,中國沒有定價權。如:中國在世界上是鎢生產和出口最大的國家。但是,由于濫挖濫采和惡性循環競爭,使中國失去了鎢定價的話語權。在波動中,中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只在1984年和1985年之間有反彈,也呈現下降的趨勢。從1981年到2003年,中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價格指數波動幅度不大,進口價格指數卻在增加,而到了2003年以后,攀升的幅度不斷地加快。但是,出口價格上升幅度是56.84%,而進口價格指數的曲線上升幅度是119.38%,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很大,如圖3、圖4所示。
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隨著中國經濟和國民收入不斷的提高,在國家市場上,一些高新技術產品一直處于壟斷地位,提高了中國對一些先進管理經驗、資本以及大型設備的需求,導致中國對這些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價格一直居高不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數據顯示,在中國一些進口商品中,一些自動化數據處理的進口價格提高了164.67%,而船舶的進口價格提高了219.74%。
第二,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中國提高了社會總體福利,提高了國外奢侈品的進口價格。同時隨著中國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增加了中國對耐消品的消費能力,從而導致進口商品提高了進口價格。
第三,隨著改革開放不斷的加深,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已經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但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一直處于國際分工的低價值鏈端。降低了中國加工和組裝產品的貿易附加值,從而導致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價格很難得到增加。
第四,目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基數還比較低,但是隨著中國不斷加深對外貿易的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國內的勞動生產率,導致了產品單位價值的下降。并且隨著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向制造業部門的流入,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向國外子公司出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方法,沒有采用國際市場所決定的價格,在公司的內部實施了“價格轉移”經營策略,從而中國進口商品價格不斷地上漲。
另外,隨著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在中國國際貿易中,工業制品具有很大的地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化,從1981年到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有 1.15上升到了17.35,受到工業制品價格貿易條件變化的影響很大,如圖5所示(戴勇等,2007)。
(二)中國收入貿易條件變動趨勢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9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收入貿易條件在1981年到2008年期間,收入貿易條件從11.8上升到175.3,是在波動中呈上升的趨勢,其中2004年和2008年是下降的趨勢,如圖6所示。而通過出口數量的擴張,中國改善了收入貿易條件,從1981年到2004年,收入貿易指數上漲了16倍,屬于粗放式的增長方式。
從表面上看,中國收入貿易條件獲得了貿易利益,得到了改善,但是從實際上來說,在中國總出口額中,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的比重不斷的增加,對中國收入貿易條件指數產生了很大影響。首先,1991年的時候,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17%,而到了2008年的時候,就增加到了55%,已占總出口額的一半。其次,一般情況下,外商投資的形式是加工貿易,在中國貿易方式中占主導地位,使出口商品的價格上漲受到了限制。同時,一部分跨國公司是由于“價格轉移”設立的,實施的是公司內部的轉移價格策略,直接導致中國進口價格的虛高。在存在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情況下,作為貿易利益的一個絕對量的衡量,收入貿易條件很難真實地反映中國貿易利益的變動(董國輝,2001)。
(三)中國工業制成品要素貿易條件變動趨勢
首先,一個國家調整產業結構是由貿易利益的分配情況決定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9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具有主導地位,從1981年到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從1.15飆升到了17.35。在中國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下,隨著勞動生產率指數不斷的增加,提升了工業制成品的單要素貿易條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指數從1981年到2008年上漲了23倍,而工業制成品的單要素貿易條件也上漲了8倍。中國工業勞動力在2008年時,創造了1299112億元的財富。
但是中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瓶頸是:勞動力由于缺乏對人力資源、設備和技術的投資,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中國的勞動力要素比較豐富、廉價。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雖然緩解了中國就業的壓力,在中國出口工業制成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也使中國企業失去了對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的使用率的能力,造成了中國經濟嚴重的勞動力要素依賴癥。另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9年)的數據顯示,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在跟風和模仿的過程中,造成了一些技術密集型企業缺乏發展和生存的空間。中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從1987年到2002年,漲幅達到了204.18%,從38.3上升到了116.5,雙要素貿易條件在不斷地上升改善,如圖7所示。對日本也是如此,從1987年到2002年,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在中國出口工業制成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雖然緩解了中國就業的壓力。但是也使中國企業失去了對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的使用率的能力,造成了中國經濟嚴重的勞動力要素依賴癥。
其次,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各不相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9年)的數據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改善對美國雙要素貿易的條件。從1987年到2002年,由38.3增長到了116.5,漲幅達到了204.18%,而對日本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從1987年到2002年,由44.6上升到了119.6,漲幅達到了168.16%。從這些數據上看,中國改善了對美國和日本這些國家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如圖8所示。
中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影響因素分析
在幾種不同涵義的貿易條件中,價格貿易條件最有意義,也最容易根據現有數據進行計算。因此,在此本文僅對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影像因素進行分析。
首先,在國際市場中,由于貿易大國也是商品價格的制定者,進出口價格指數會受其經濟增長的影響,導致進出口商品的供求結構發生的變化,增加了出口產品的國內供給數量。同時,在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的共同作用下,生產要素的增長會導致生產要素的成本降低,從而使貿易條件下降。
其次,從技術方面上來說,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分為中性技術、資本節約型和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價格貿易條件的計算方法是。價格貿易條件會因為進出口商品的平均價格的改變而變動。由此可見,當出口商品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工業制成品占了主導地位,從而,價格貿易條件會受到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劉娟,2005)。
另外,發展中國家的農礦初級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比較小,會導致出口價格難以上漲。但是由于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受到類型和國際分工低價值鏈端影響,價格貿易條件受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這些外商企業按照東道國相關的政策、法規,外商投資在東道國利用現匯、技術等開辦外商獨資企業,會對價格貿易條件產生以下幾點影響:
第一,FDI的“工資外溢”效應。一般情況下,外資公司的薪金都要比東道國當地的工資高,會影響該地區的流動和勞動力市場。而FDI的集中投入,更增加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幅度,如中國的制造業和衛生體育等,勞動力工資水平的提高,直接提高了相關產品的勞動成本,從而提高了出口商品的價格;而從供給角度上來看,供給隨著工資水平的提高而減少,從而使FDI的“工資外溢”效應影響到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
第二,在FDI中,跨國公司子公司的貿易方式主要采用來料加工貿易,產品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主要依靠進口。加工好后再銷往世界各地。首先,外資企業投入壟斷性質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價格很難下降。其次,進口的原材料價格受到了出口國的壟斷控制,因此,價格也很難降下來。另外,很多跨國公司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戰略下,采用減少稅負、轉移資金和利潤以及逃避風險和管制等 “內部轉移價格”策略,使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嚴重惡化。
第三,FDI的部門流向。中國是供給曲線向外移動的,從而造成了國家市場均衡價格的下降,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FDI流入中國進口部門,增加了競爭部門的產出。從而隨著需求曲線向內移動,使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
第四,匯率的影響。匯率是調節一國貿易收支的手段,匯率的變動會引起以本幣或者外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當一國貨幣貶值后,外幣會下降。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通過彈性分析法,對進出口商品供求彈性之間的數學關系進行了論證,并得出了結論:
當SMSX>DXDM的時候,本幣貶值會導致本國的貿易條件惡化。
當SMSX=DXDM的時候,本幣貶值不會影響本國貿易條件。
當SMSX
從而通過上述不同路徑,影響到一國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動(肖龍階、苗建軍,2009)。
結論
綜上所述,在1981-2008年中,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的深入,由于進口價格大幅度提高以及中國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提高,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總體趨于惡化。但是,由于出口數量大幅增加超過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使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同時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基數低,使中國要素貿易條件也得到了改善。由此可見,在1981年到2008年期間,雖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但是價格貿易條件總體趨于惡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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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國輝.“貿易條件惡化論”的論爭與發展[J].南開經濟研究,2001(3)
3.林麗,張素芳.1994-2002年中國貿易條件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5(11)
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猛烈抨擊了重商主義關于財富及其來源的錯誤觀點,提倡自由貿易,他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開辟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紀元。斯密認為,“如果一件東西在購買時成本比在家內生產時要小,就永遠不會想要在家內生產,這是每一個精明的家長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個私人家庭處事中的精明行為,在一個大國里這樣處事,也不會是愚蠢的。如果外國供應的商品比我們自己生產這些商品要便宜一些,那么我們最好用自己具有優勢的產業生產的部分產品去購買國外產品?!彼姑墚敃r所處的時代正是英國工業革命萌芽發展的時代,新興資產階級急切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廉價原料,同時出口生產完工的工業制成品或半成品,在此基礎上,斯密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
二、比較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中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正是英國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時代,英國機器大工業建立,工業資本迫切需要從國外獲得廉價的原材料和產品銷售市場,斯密的絕對優勢成本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先進國家與不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并不太大,各有優劣,因此可以構成“絕對優勢理論”的經濟基礎,但到了李嘉圖所生活的時代,機器大工業已取代了工場手工業,各國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往往出現先進國家比不先進國家處于完全優勢的格局,可是這并不能說明不先進國家就沒有能力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因此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從而為科學的國際貿易理論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三、要素稟賦理論
20世紀30年代,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用各國之間的資源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學說—要素稟賦理論,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各國紛紛對本國貿易進行保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對于瑞典這個國內市場狹小,對國外市場依賴性極大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在此背景下,赫克歇爾和他的學生俄林從資源要素這個原因進行分析,得出了新的國際貿易理論。
四、其他國際貿易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里昂惕夫于1953年發表了《國內生產和對外貿易:美國資本地位的在審查》論文,利用投入產出法對美國200個產業1947年和1951年投入產業和貿易數據進行分析,美國是世界上資本最豐裕的國家,根據要素稟賦理論,應該得出美國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結論,然而檢驗結果卻令人震驚,美國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反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要素稟賦理論的預測完全相反,由此引發了對要素稟賦理論的進一步深入思考,從而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除此以外,保護幼稚工業論,相互需求理論,競爭優勢理論等理論也都是這樣來源于實踐,反過來又服務于實踐,隨著國際貿易實踐的不斷推進與發展,國際貿易理論也隨之不斷被完善,緊跟時代步伐。
五、國際貿易發展的理論動因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國際貿易法的統一化;國際經濟組織;世界貿易法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 A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日益加強,從各個方面推動了當代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其中一項很重要的發展就是,各領域的國際經濟法律規則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與此同時,國際經濟法律規則與其他社會領域的國際法律規則開始連結,從而促進形成內外聯系緊密的國際經濟法律體系。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取代了臨時適用近半個世紀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繼承和發展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確立的貿易制度。這標志著現有國際貿易制度的正式確立。[1.韓立余:《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貿易制度的完善與中國的對策》,載《法學家》2010年第2期,第148頁。]隨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之一加入WTO,世界經濟貿易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又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國際貿易法,作為管理和協調國際主體間貿易關系的法律規范,也在一步步地向統一化進程邁進。[2.丁燦輝:《論國際貿易法的統一化進程》,載《中外企業家》2008年第4期,第90頁。]在本文中,筆者基于國際貿易法統一化進程之動因與國際經濟組織對國際貿易統一化進程的作用與影響的分析,指出國際貿易法統一化進程和的歸宿。
一、國際貿易法統一化的必然:經濟全球化的要求
“全球化”一詞最早由美國學者西奧多·萊維特(Theodore Levitt)在發表于1983年的《市場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用以描述此前20年間國際經濟領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即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中的擴散。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主要指經濟現象,即經濟全球化。[3.See Leslie Sklair,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5, No.2, Summer1999,pp.156~158.]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內涵并無普遍接受的統一定義。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者和投資者的行為日益國際化,世界經濟由一個單一市場和生產區組成,而不是由各國經濟通過貿易和投資流動連接而成,區域或國家只是分支單位而已。”[4.UNCTAD, Informational Encounter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rade in a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y,
Jakarta, Indonesia, 1991, June, at19~20.]而在美國學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看來,全球化“從根本上說,正是世界上各個國家和人民更加緊密的一體化,帶來了交通運輸和商業成本的顯著降低,并且瓦解了商品、服務、資本、知識和跨越國界的人力資源流動方面的人為障礙”。[5.[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夏業良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上述定義雖然不盡相同,但至少存在如下共識:第一,經濟全球化是一個過程;第二,經濟全球化是經濟增長要素突破國界限制,在世界范圍內更為自由流動的過程;第三,經濟全球化是包括諸多不同層面和要素的復雜過程。這些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內涵。
經濟全球化在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其對法律的影響而言, 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調整對象的豐富化和綜合化。全球化不僅帶來了許多過去未曾有過的新現象、新關系、新問題,使得法律的調整范圍不斷擴大、調整對象日趨豐富,還使得不同法律部門間的聯系、影響和融合增強。其次是規則內容的趨同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聯系空前密切,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國際協調不斷增強。與此相適應,全球范圍的法律規則也日趨整合,不僅表現在各國國內法,還表現于國內法和國際法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兩套規則體系日趨融合。盡管理論界對于是否已經出現“法律全球化”尚存爭議,但“法律趨同化”這一點應當是毋庸置疑的。
當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發展到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一體化階段時,其直接的效果是使以國家領土為主要界限的、分割的國家市場有效地連接在一起,使得原有的各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相近。經濟體制上的相近勢必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和執法原則與標準的趨同。否則,跨國經濟交易便不可能在有序的條件下進行。由此可見,國際貿易統一化進程作為“法律趨同化”的一種表現,是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經濟等方面變化的一種回應。經濟全球化無疑是國際貿易統一化進程的動因。
二、國際貿易法統一化的加速器: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和影響
國際組織的眾多成就之一就是推動了國際貿易法的發展。這種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大方面:促進國際貿易法統一化、豐富國際貿易法的內容、推進國際貿易法的合理化。
第一,國際經濟組織對國際貿易問題十分重視。在國際經濟組織中,不僅制定有符合聯合國法律框架的法律規范,而且還有相應的執行國際貿易法律的具體機構。如國際貿易法的統一規范,世界貿易組織的一系列有關協議和貿易審查機制以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歐盟法院等。所有這些組成了縱橫交錯的國際貿易的法律機制。
第二,國際經濟組織以其特有機制為國際貿易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法律秩序和規范。其主要表現在:1、國際經濟組織是國際貿易法制定的有效組織者、主持者及編纂者。由某個國家或幾個國家來主持某個法域的協商和立法在林立的國際社會是難以接受的。而國際經濟組織卻可擔當起這個職責。如聯合國貿易會議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涉及初級產品的國際貿易協定;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不斷主持的各種議題的協商與協議等。2、國際經濟組織以國際條約形式將國際貿易法的規則、制度和慣例加以規范化和法典化。如1976年《仲裁規則》,1978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和1985年《國際貿易仲裁示范法規》等,這些對國際貿易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三,國際經濟組織本身對國際貿易法的發展的促進作用。因為:(1)國際經濟組織就是促進各國合作的一種法律形式,它的建立和發展,本身就是對國際法的發展。同時它還以其基本文件、決議、判例、法律地位以及準造法功能,[6.梁西:《國際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頁。]促進國際貿易法的創設。(2)國際經濟組織以其特有的機制發揮作用。首先,從制定國際貿易法主體來說,既有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也有非政府間經濟組織,它的多種立法主體,使國際貿易法的立法常常反映新的國際經濟立法要求,具有時代性,因而促進國際貿易法的發展;其次,國際經濟組織在設置、實施國際貿易法時,其法規具有公平、正義價值取向的同時,往往使其法規帶有一定的強制性和某些特定的價值觀。
三、國際貿易法統一化的歸宿:世界貿易法之路
國際貿易法仍在發展,對于它的未來,我們不可臆測。我們只能基于下列事實對國際貿易法的發展方向以及在此發展中國際組織能起何等作用作一番理論探討。這些事實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法律上的體現就是各國民商法的趨同;人類社會存在共同利益——這表明既有必要又有可能采取統一法律規則。國際組織作用日益增強——WTO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聯合國”。[7. 參見陳立虎、吳曉鵬:《簡評國際組織對國際貿易法的發展》,載《法學評論》1999 年第6 期,第76 頁。8. 有關世界法及法的世界化之探討參見周永坤:《世界法及法的世界化探索》,載《東吳法學》1996 年號,第1-7 頁。
9.任際:《全球化與國際法律意識》,載《法學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2頁。
10.Pelly V.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1757).Burr. p347.轉引自[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文選》,趙秀文選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頁。]由于以上事實,國際貿易法的統一化進程必然會持續下去,其發展的結果只能是世界貿易法。。雖然二者從字面上看僅存在兩字“國際”與“世界”之差,但二者的內涵相差甚大。后者作為世界法的一個部門存在,主要形式是法律的全球統一性和普遍性。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 國際貿易 技術進步
目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觀點是,一國的經濟 發展 過程就是其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即每一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都有與其相對應的產業結構,且二者具有相互作用的關系,經濟的不斷發展必然會推動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高級化,而產業結構的合理也必將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所以,產業結構的升級問題是經濟學界的重點問題之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一個國家內部完整的產業結構,其變動及對經濟的影響已經日益突破國界的限制,以各種各樣的貿易手段(方式)為紐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且通過國際分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產業體系。如何在此條件下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并以此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已經變得很重要。
產業結構升級的內涵和根本動因
產業結構升級具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根據庫茲涅茨的統計結果表明,在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相類似的變動 規律 ,即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次,是指在某一產業內部(特別是第二產業)由低級向高級,由低生產率向高生產率,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變化過程。
一般來說, 技術進步的基本途徑有兩條:內源性技術進步與外源性技術進步。前者是指依靠國內自主創新來推動的技術進步,而后者是通過技術擴散和吸收轉化來實現的技術進步。實踐證明,英國等發達國家依靠前者實現了本身技術的飛躍。而在現實的條件下,我國要想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的騰飛,很難完全依賴于第一條路徑,所以更多的發展
我國國際貿易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數據分析
表1是歷年我國各個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產業結構的變化 規律 基本符合 現代 產業 經濟 學有關產業演進一般規律的論述,但又有我國自己的特點,即傳統部門(第一產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現代部門(第二產業)的比重變動幅度不大,新興產業的比重開始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第二產業比重變化不大,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建國初期,我國面臨著特殊的 政治 經濟格局,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和迅速的恢復和 發展 生產,采取了所謂的趕超戰略,即集中優勢資源大力發展 工業 ,特別是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這一措施迅速地建立了我國的工業體系,并且使第二產業的比重大幅上升。這一比重在改革開放初期仍然達到近50%。
(二)進出口貿易額和我國各產業產值的相關性分析
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一直不斷擴大,特別是2002年加入wto后,貿易額更是激增。根據相關統計數據,建立一個回歸模型如下:yi=a+bx+c(i=1,2,3),其中yi(i=1,2,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各年產值,x表示進出口總額的各年變化值。利用spss軟件對國際貿易和我國三次產業進行簡單的一元一次相關性分析,得出結論如下:
進出口總額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96,0.972,0.963,相關關系顯著。也就是說,我國國際貿易額的不斷擴大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為我國利用國際貿易手段和國際市場的資源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