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業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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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經濟研究范文第1篇
目前，我國研究漁業經濟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文獻主要集中在漁業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及方法應用兩方面。（1）在（海洋）漁業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的基礎研究上，沈佳強（2010）從哲學角度探討了區域漁業循環經濟發展評價體系，并在對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子系統層面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基礎上，構建了區域漁業循環經濟發展評價模型；周井娟（2008）選擇3個一級指標（漁業生產能力、漁民生活狀況、漁村生態環境）、8個二級指標及29個三級指標構建成沿海漁業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基于層次分析法建立漁業現代化評價模型，但該方法操作較為繁瑣，不易應用；高強（2011）建立現代漁業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涵蓋了8個方面的一級指標（漁業投入產出水平、漁業產業化水平等）及32項二級指標，并探討層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三種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2）在（海洋）漁業經濟發展水平評價實證研究方面，潘慶廣（2011）主要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山東省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的發展進行評價，結果表明，青島海洋漁業的發展要遠超其他六市，并在此基礎上分別對各沿海城市提出海洋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鹿麗等（2011）以獐子島漁業集團為研究對象，構建涵蓋獲利能力、經營能力、償債能力等5個一級指標和15個二級指標的漁業企業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對大連市漁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進行分析評價基礎上，提出注重創新、實施人才戰略等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對策與建議；邵桂蘭等（2011）構建20項山東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以及海洋生產力、海洋科技和海洋生態環境3個子系統，并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指標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山東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總體呈上升趨勢。從現有文獻看，我國學者對漁業經濟方面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的研究較多，單獨研究宏觀漁業經濟的少；二是對漁業經濟評價指標基礎理論研究多，實證研究少；三是對漁業經濟發展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本文旨在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定性研究基礎上對我國29個省市區的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進行定量研究，試圖對各省市區的漁業經濟發展提出針對性建議，以期我國漁業產業在經濟、社會和生態方面長久、平穩、協調發展。
二、研究方法及評價指標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青海和港澳臺地區除外）漁業經濟的發展進行實證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的思想是降維，即在損失原有數據較少信息的前提下將多個指標轉化為幾個綜合性指標，這些綜合性指標即為原有指標的主成分。每個主成分都是原指標變量的線性組合，且各個主成分之間兩兩線性不相關（時立文，2012）。
（二）評價指標及數據來源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構建16個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評價指標，包括X1—單位水域面積機動漁船總動力（萬千瓦/公頃）、X2—漁港數量（個）、X3—漁業經濟增加值占全國漁業經濟增加值比重（%）、X4—漁業經濟增加值占地區GDP比重（%）、X5—漁民人均純收入（萬元）、X6—單位水面水產品產量（噸/公頃）、X7—漁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8—勞均漁業增加值（萬元/人）、X9—水產加工比例（%）、X10—水產品出口比例（%）、X11—養殖產量占總產量比重（%）、X12—規模以上水產加工企業數量（個）、X13—漁業從業人員比重（%）、X14—漁業技術推廣人員比重（%）、X15—未受災養殖面積比重（%）、X16—非污染原因造成的水產品經濟損失比重（%）。指標數據主要依據《2013中國漁業統計年鑒》《2013中國統計年鑒》以及《2013中國海洋統計年鑒》整理而成。
三、評價分析
（一）數據處理及主成分提取
為消除數量級和量綱不同帶來的影響，在分析之前首先對16個指標用公式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Xi為指標變量實際值，Xˉ為該組指標數據的平均值，S為標準差。根據Kaiser和Bartlett檢驗，KMO的值<0.5，Bartlett's檢驗顯著性>0.05時不適合因子分析，因此在因子分析前要對各指標數據進行KMO和Bartlett's球形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KMO檢驗統計量的值為0.728，說明進行因子分析的效果尚可；Bartlett's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概率值為0.000<0.05，所以拒絕原假設，認為各指標變量之間獨立，表示這些指標適合做因子分析。利用SPSS19.0軟件，將16個統計指標建立相關矩陣，根據特征值>1，累計貢獻率大于80%的原則得到該相關矩陣特征值，并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方差貢獻率，如表2所示。從所得的特征值相關矩陣可知，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主成分的累計方差貢獻率已達到81.879%，說明提取前四個主成分可以解釋原有變量81.879%的信息，已經能夠比較客觀地表示29個省市區的漁業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為清楚表示每個主成分的指標，將其進行正交方差最大旋轉，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陣，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F1的方差貢獻率為52.006%，所表示的指標因子最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主成分。具體而言，其與指標X1、X2、X3、X4、X5、X6、X8、X9、X10、X11、X12、X13密切相關，主要解釋了漁業投入與產出因素、漁業經濟結構因素對漁業經濟發展的影響，故命名為漁業經濟效益因子。第一主成分F1除與指標X11相關系數為負值外，其他均為正值，說明漁業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會阻礙漁業經濟發展，進一步表明漁業投入產出子系統與漁業經濟結構子系統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因此，應重視漁業投入對漁業經濟的帶動作用，同時應注意合理調整漁業經濟結構；第二主成分F2擁有全部信息量的12.563%，充分表明在指標X15、X16上載荷量絕對值較大，主要解釋了漁業環境污染因素對漁業經濟競爭力的影響，故命名為漁業生態環境因子，表明由水體污染造成的漁業生態環境破壞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漁業經濟的發展；第三主成分F3在指標X14上因子載荷量絕對值較大，且與漁業技術推廣人員比重有較強的正相關性，說明漁業技術投入能夠促進漁業經濟發展，故因子命名為漁業技術投入因子；第四主成分F4主要與指標X7有關，是一個表征漁民生活狀況的因子，故命名為漁業社會效益因子。通過以上分析，基本通過各主成分反映漁業經濟競爭實力。表4是各因子的得分系數。根據因子得分系數計算出29個省市區漁業經濟發展各指標的分數，并進一步得到四個主成分與每個指標對應的系數，分別表示如下：F1=0.085X1+0.108X2+0.104X3+0.099X4+0.075X5+0.090X6+0.022X7+0.105X8+0.113X9+0.0890X10-0.092X11+0.099X12+0.090X13-0.066X14+0.005X15-0.083X16F2=0.364X1-0.070X2-0.272X3+0.026X4+0.258X5+0.067X6+0.190X7+0.091X8-0.103X9+0.094X10-0.340X11-0.200X12-0.134X13+0.068X14+0.141X15-0.249X16F3=-0.084X1+0.044X2+0.108X3-0.092X4-0.046X5-0.144X6-0.150X7+0.128X8+0.134X9+0.151X10+0.033X11+0.210X12-0.255X13+0.437X14+0.451X15+0.114X16F4=0.147X1-0.120X2-0.126X3+0.311X4-0.265X5+0.194X6-0.425X7-0.116X8-0.123X9+0.057X10+0.044X11-0.243X12+0.257X13+0.207X14+0.372X15-0.165X16此后，依據各主成分方差貢獻率占四個主成分累計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計算各省市區漁業經濟競爭力綜合得分：F=0.635F1+0.153F2+0.120F3+0.092F4
（二）基于主成分的各省市區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分析評價
從綜合模型得出的各省市區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F的得分與排名，如表5所示。按照本研究采用的數據處理方法，依據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綜合得分進行分類，綜合得分在0.30以上的為漁業經濟競爭力較強區域，介于[-0.30~0.30]區間的為漁業經濟競爭力一般區域，得分在-0.30以下的為漁業經濟競爭力較弱區域。三類區域劃分如表6所示。從表5可知，福建省是我國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最高的省份，海南位居次席，山東排名第三，排名最后的是河南省。該表明顯反映出我國漁業經濟競爭力地區結構發展極不平衡，總體表現為東部沿海城市漁業經濟發展良好，但中西部內陸地區漁業經濟發展落后。具體分析如下。
1.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較強的區域
（1）福建、山東、廣東和江蘇省雖然綜合排名靠前，但是在漁業生態環境因子中得分較低，說明這些省市在進行漁業生產活動過程中受環境污染以及自然狀況如臺風、洪澇、病害等的影響較為嚴重。上述省市在漁業經濟發展方面需要加快污染水域的改造進程、加強病蟲害防治以及漁業基礎設施建設。（2）海南和廣西除漁業技術投入因子外其他各個因子的排名均靠前，說明這兩省漁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是技術投入問題。廣東和浙江省在漁業技術投入方面的得分也較低，說明這兩個省份在漁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著重增加漁業技術方面的投入，如增加技術推廣人員的數量、做好漁民的技術培訓工作以及加大科研經費的支持力度。（3）山東、浙江、遼寧、上海、江蘇等在漁業社會效益因子中的排名靠后，說明漁民不能充分享受漁業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
2.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一般的區域
（1）吉林、北京、內蒙古和黑龍江在漁業經濟效益因子中的排名低于綜合排名，說明這些省區應提高漁業的經濟投入，經濟、技術及生產環境得到保障，漁業產出將會得到提高。（2）湖北和江西兩省在漁業生態環境因子和漁業技術投入因子中的排名靠后，而在其他兩因子中的排名尚可，說明雖然這兩省份的漁業經濟和社會效益較好，但由于沒有良好的漁業生產環境，加之漁業推廣人員和經費的缺乏，導致這兩省的綜合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一般。（3）河北在漁業技術投入及漁業社會效益兩因子中的表現拉低了它們的綜合水平，說明雖然漁業具備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經濟效益，但由于技術投入不足，漁民仍不能從高效益的漁業經濟中獲益；漁民得不到應有利益，漁業技術就難以推廣，進而影響漁業經濟發展，并陷入一種惡性循環。（4）天津的漁業生態環境因子得分較高，但其他因子得分均不高，說明生產環境在漁業生產中首先得到保障，但技術推廣不利及經濟投入的不足使得該市漁業經濟和社會效益較低。
3.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較弱區域
（1）山西省雖然在漁業經濟效益因子和社會因子中排名靠后，但在其他因子中的表現良好，說明該省良好的漁業生產生態環境以及技術投入并沒有帶來較高的漁業經濟和社會效益，這可能與資源環境沒有得到充分、高效利用以及漁業產業結構不合理有關。（2）甘肅省在漁業技術投入因子和漁業社會效益因子中得分較高，但由于漁業經濟投入的不足、沒有良好的生產環境，導致該省漁業經濟競爭力水平低下。（3）排名最后的河南省雖然靠近東部沿海地區，區位優勢較大，但在漁業經濟各方面因子表現均不佳，這與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地方政府重視傳統農業而忽略漁業發展不無關系。其他在漁業經濟競爭力評價中綜合排名在中后位、且在四個因子中得分均不高的省市區，如安徽、寧夏、重慶、貴州、陜西、湖南及云南等應從漁業投入效益方面、漁業社會效益方面、漁業技術投入以及漁業生態保護方面給予漁業經濟應有地重視。
四、提升各省市漁業經濟競爭力的對策
（一）調整漁業經濟結構，促進漁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眾多中西部內陸省份漁業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后，應該著力調整漁業經濟結構。調整對象主要包括養殖與捕撈結構、養殖品種結構以及漁業產業結構等，并促進漁業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化轉變，協調好速度增長和效益提高的關系（王世表等，2006）。另外，我國也應加大水產品對外貿易力度，針對加工出口企業，應給予政策扶持，如貸款貼息、提高水產品出口退稅率等。同時，企業也應進一步提高精深加工的水產品質量，豐富出口水產品品種。
（二）相關省市要加大對漁業技術和科研投入
海南、浙江、廣東和廣西等省市區應尤為重視對漁業的技術投入。一是注重漁業技術人員的培訓，增加漁業技術人員在漁業從業人員中的比重；二是增加漁業技術推廣機構的經費，整合漁業科研院所的技術力量，加強高新技術科研和推廣工作；三是注重漁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加強漁業新技術的應用，提升水產品的科技含量；四是對漁業新品種、新技術引進與推廣、漁民培訓等給予一定補貼或獎勵。
（三）加強漁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漁業資源和環境保護
漁業經濟研究范文第2篇
為了全面評價我國傳統農業，還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對它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國傳統文化的水者，把傳統農業作為它的土壤或基礎，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在農史界，從文化角度審視農業史的，已故石聲漢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許多論斷，至今仍是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近年來，注意研究農業文化史的人多了起來。王利華《農業文化—農史研究的新視角》一文概述了農業文化的內容和范圍，農業文化史研究的層次和功能，并能中國農業文化作了宏觀的評估。[6]鄒德秀的《中國農業文化》，對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其各方面的特點和影響，作了相當全面的論述，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我國農業文化史和農業文化理論的專著。[32d]李根蟠《中國農業史上的“多元交匯”》一文，也是從文化史的角度立論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煙文化等的專門研究，就不一一列舉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業文化，這幾乎是眾口一詞的，這自然是對的。但從文化的基礎看，西歐中世紀文化難道就不是農業文化嗎？在歐洲語言中“文化”（Culture）一詞，原來就是指“耕耘”.“栽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反映了不同時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區別。因此，籠統說農業文化，并不能確切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問題應歸結為：1.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觀察中國傳統農業，它究竟有什么特點；2.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傳統農業究竟給予中國傳統文化什么影響，由此形成中國傳統文化哪些特性。
關于第一問題，除了廣大農區以種植業為主.實行精耕細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國傳統農業包含著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如古非認為中國存在三大文化圈（黃河流域旱地農業經濟區，長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帶農業經濟區.北方草原游牧經濟區）和農耕游牧二元對峙格局。[15]湯曉芳也有類似觀點[18]。鄒德秀把我國農業文化劃分為平原農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獵文化.江湖漁業文化等類型。[32d]李根蟠將我國農業文化區分為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兩大系統，在農區中包含了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水田農業兩種主要類型，從東北西到南則存在廣闊的農牧交錯地帶，并把這些不同類型農業文化的關系概括為“多元交匯”[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認為傳統農業文化是封閉的保守的。從傳統農業具有自然經濟性質看，它比之建立在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文化，確有封閉保守的一面。但從我國傳統農業的多元格局盾，則不盡然。臺灣學者杜維明認為，中國文化并不封閉，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響，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鄒德秀指出中國農業文化發生在遼闊的地域內，內部有較大異質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對一個地方來說，經常有新因素的出現和新文化的引進和創造。但對中國農業文化是否封閉系統的問題，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認為它經歷了一個從開拓.開放到保守封閉的過程。[32a]李根蟠認為中國古代農業在多元交匯的體系中包含著各種異質文化，具有發展和創新的內在動力。并以作物的馴化.引種為例，論證我國古代農業存在著兩種文化交流，即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以及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中國農業文化在這兩種交流中不斷提高，并對世界農業做出貢獻。[29e]
關于第二個問題，則或褒或貶，見仁見智。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強調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義華等認為，乍一看五光十色.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舊式農業文化.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文化.自然經濟型文化。中國傳統的整合意識，本質上乃是極端的分散的個別主義與高度集中的權威主義的結合。它植根于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自然經濟的單一性，植根于這種經濟結構的運動所固有的喜一（單一化）不喜多（多樣化.多元化），喜靜不喜動，喜定不喜變.喜穩不喜亂等秉性。所謂‘天人合一’，所謂‘大一統’，所謂‘內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過是這嚴峻的社會實際的美學再現。[37]陳學凱認為中國農業文化是以農耕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氏族家庭為細胞的農業家族文化，其內在特征是永恒不變的基調——奉天法古：統一的天道.人倫.宇宙.社會模式論——一體主義精神，理論背離現實的傳統觀念意識——重體輕用[36]。至于視傳統文化為封閉.停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視傳統農業為禍根者，就不必說了。有些人沒有也不愿意對傳統農業作深入研究，而侈談農業文化，僅僅根據某些先驗的概念加以推導，不能不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
馮天瑜的立論比較持中。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可以歸結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過程周而復始，處于相對停滯狀態的農業文明禮貌范疇”。這種農業文明的特性，被概括為：“求實精神；循環論.恒久意識.變易觀；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節奏；尚農.重農；集權主義與民本主義相反相成；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強調了傳統農業對傳統文化影響的積極一面。石聲漢指出：“我們祖國，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薄霸谟袣v史記載的幾千年中，我國農業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這件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了這一科學知識體系的優越性?？梢宰院赖卣f，農業技術知識的這一優良傳統，是我們的祖先為人類創造的寶貴遺產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國悠久的文化與歷史經過多次嚴峻考驗，始終沒有中斷過，正是由于農業基礎穩定的緣故。[10a]這種觀點，在農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42a]王利華認為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和使它具有極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鄒德秀認為中國早熟先進的農業技術導致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雖有起伏跌宕，但始終沒有中斷過的。以多元交匯.精耕細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古代農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正是中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華文明火炬長明不滅的主要奧秘之一。[29f]所有這些，都是以石聲漢的論述為基礎的。
傳統農業影響到了中國傳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個方面，這方面石聲漢也有很好的論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形態，尤其是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特點，而這也正是傳統農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之所在。有的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論述。例如張立文指出，中國人重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人“渾然與物同體”，“萬物與吾一體”；西方重人對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強調人與物的異體或異在。這種差異根源于傳統生產方式的不同。中國具有大陸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政治體制。農業生產較之羅馬的工商業更容易受風雨霜雪等自然現象的制約，五谷的播種.生長.收獲都要與天時節氣相適應，農民們在長期與大自然的接觸中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著自然的生命力，人與自然培育了一種相親.相近.相合.相融的關系。使客體與主體，自然與人凝聚為中國傳統的整體形態。古代希臘，土地貧瘠，農業衰敗，人們只得離開土地另謀生路。希臘人對土地失望，對海洋不可預測，人們對土地和海洋是恐懼而疏遠的。人和自然產生一種相對.相斥.相離.相仇的關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戰勝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并無絕對優劣之分。中國物我一體的價值觀念，與宋元以前文明發展相適應，能對自然的挑戰做出成功的回應，元明以后在自然與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失去成功回應的能力，因為這種觀念缺乏科學的求索精神。一體化導致渾沌.模糊的思維。凡此種種使中國仍處于農業社會。西方工業社會雖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創造了奇跡，但只講主體人對客體自然索取，不講主體人同客體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導致資源危機.能源缺乏.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應從中國的物我一體中得到啟示，縮合東西方文化之長。[40]許蘇民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贊天地之化育的，這和中華民族傳統的與自然界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相適應。[17]
在這里還應提出的是臺灣著名學者錢穆《農業與中國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國文化是一極深厚的農業文化，其許多特點根源于農業。農業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賴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國古人所稱之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農村觀念，實有純真不可顛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樂天知命”.“盡其在我”的農業人生觀念。農業的另一特征是農業人生要從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檔。中國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一體.一視同仁。中國文化首先極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別看重生命。“仁”指生命與生命之間呼吸相通.痛癢相關的極深微的情感，是中華文化精義所在。耶穌教把人類生命看作上帝對罪惡的一種懲罰，佛教主張四大皆空，要超脫生命。近代科學注重講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無生命一邊講。中國講理也講性，把無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邊講，主張窮理盡性。贊天地之化育是中國文化中一項特殊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由此造成中國五千年文化而成為其一個主要的基礎與中心。作者極力推崇中國“大農人生的文化傳統”，認為它可以領導世界人類前進。[55]
最近季羨林先生再三論及東方文化體系（包括中國.印度.伊斯蘭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體系（歐美文化）的區別。他在錢穆天人合一論基礎上寫了《“天人合一”新解》，認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根本區別在于思維模式。與西方重分析的思維模式不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承認整體觀念和普遍聯系，視人與自然萬物為一整體。[45]這也就是李約瑟說的“有機統一的自然觀”。[67]劉志一則稱之為唯物辨證的宏觀觀控的有機統一觀。[22]但他們所舉的例證中很少涉及農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種思維模式正是根源于傳統農業，并在傳統學中獲得其典型的表現，“三才”理論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結晶。
最先強調“三才”觀念在中國古代農學中突出地位的是石聲漢。他指出，人們喜聞樂道的“天時.地利.人和”.“因時制宜”.“因時制宜”一類話，實質是我們祖先在農業生產和自然斗爭中，所認識和總結出來的自然哲學宇宙觀。它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知識中最中心的內蘊。[10b]此后農史界一些學者如范楚玉.郭文韜.梁家勉等對“三才”理論的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均有所論述。[42b.50.7c]在此基礎上，李根蟠明確地把“三才”理論與有機統一觀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系觀.動態觀在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各方面的表現。他指出：“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現，他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薄斑@種理論，與其說是從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的。毋寧說是長期農業生產實踐的升華。”鑒于古代思想家對“天人合一”有唯物主義的理解，也有唯心主義的理解，他用“精耕細作.天人相參”概括中國傳統農學體系。他又指出：“在有機統一觀指導下的中國傳統農學比較注意農業生產的總體，比較注意適應和利用農業生態系統中農業生物.自然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比較符合農業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能動作用，使用和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在一定意義上，這代表了農業的發展方向?！盵29f]
轉貼于 六.“有機農業”.“石油農業”與“持續農業”
在分別介紹了對中國傳統農業認識與評價的討論的各個方面以后，現在再回到傳統農業與我國農業現代化關系的問題上來。
上文談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曾被一些人大張撻伐，也正是在這時候，西方的現代化農業也正在受到批評。
1982年第1期的《世界農業》轉載了旅美華裔學者任覺民.孔一士的文章，認為西方現代化農業，或稱工業式農業，已暴露了許多破綻，嚴重的有如定時炸彈，將成為人類未來許多災難的主要潛在因素。如化肥農藥的使用使環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蟲災愈加難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鴉片。農業以至社會的不穩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換來的，如從能量的投入產出比例，它的效率比舊式農業低，等等。歐美農業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農業”（它主要采用有機肥.輪作間作等傳統技術，同時對現代化科技作選擇性應用）過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農業的“缺點”已成為“優點”，符合“超工農業”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應選擇“超工農業”，而避免走西方現代化的彎路。[66]接著，《世界農業》又連載了美國農業部指定的一個有機農業考察小組的考察報告的摘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有機農業的理論和實踐。這些文章在大陸的一些學者中引起共鳴。下面的介紹著重在農史界的反應。1983年第二期《中國農史》發表了郭文韜等人《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該文修改后收入《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化》一書中，該書曾被譯成日文），其基本觀點和思路與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稱，西方現代的“無機農業”已危機四伏，走投無路；“有機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國是“有機農業之母”，因此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把現代科學研究成果同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相結合。[54]李鳳岐.鄒德秀也認為近三百年發達國家現代農業走的是工業化道路，雖取得很大成績，也存在環境污染和高能消耗兩大問題。他們強調農業自然資源是可更新的資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斷消耗，又不斷恢復，形志良性循環，持續為人類提供越來越多的產品。工業式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忽視農業的這一特點，因此作為一個普遍的體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問題也不是這個體系本身所能解決，因此必須轉移到“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上來。用生態農業的觀點看，中國農業有許多值得發揚的有生命力的優良傳統。中國農業不應走工業式農業的彎路，而應該直接過渡到新的農業階段；這種過渡不是拋棄傳統農業，而是包含著使傳統農業科學化的任務。[31]鄧宏海對此有論述。[9]
在生態農業熱中，有的同志認為中國古代農業的精華正是生態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從思想上和技術模式上探索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53]俞榮梁對《補農書》和《農桑經》進行了會析，認為明清時代已存在以多種經營構成生物間良性循環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的特色的“生態農業”雛形，在經過三四百年考驗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為中國未來農業提供了頗堪稱道的模式。他把生態農業視為有機農業和無機農業的結合，認為一方面要總結發揚我國傳統農業的優點，同時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裝備農業，建立兼有古今農業特點的“生態型農業”。[47]孫聲如總結了我國傳統農業間套混作的經驗，指出它不但是傳統農業種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代立體農業的核心和基石。而立體農業則可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精華的結合部和生長點。[24]
從有關文章看，各人對生態農業宣傳的出發點并不相同。部分同志著眼于對傳統農業（包括解放后三十年農業）破壞生態環境的批判，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否定傳統農業相聯系的；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傳統農業科技符合現代生態學原理，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肯定傳統農業相一致的。同是肯定傳統農業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對“生態農業”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滿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風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認為，農業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打破舊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歷史；不應把所謂“生態平衡”的要求，駕凌于農業發展之上。他批評某些生態學者無視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它描寫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態平衡之說與其說是一科學.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國家一股厭惡城市生活的緊張枯燥.企圖返回恬適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對借“有機農業”的洋風來爭傳統農業的地位?！笆娃r業”與“有機農業”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應結合我國國情，發揚傳統，合理利用先進技術（機械.化學），不用這些是難以前進的。[8c]劉巽浩指出，西方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牲畜飼料添加劑的制度”。我國有高度重視有機肥.豆科綠肥，廣泛實行精耕細作和間套復種的傳統，在目前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有機能投入在農田總能量中占居多數。但中外農業歷史表明，單靠“有機農業”本身的物質循環，農業難以有較大發展。他反對單提“有機農業”的口號，主張“以無機促有機，有機與無機相結合”，尤其強調要增加化肥的生產和使用。[20a.b]佟屏亞分析了西方生態農業思潮的緣起，是在石油危機的背景下對石油農業的反思和否定。它把農業看成封閉的自然生態系統，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絕對化。西方生態農業一類農揚能量投入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十分緩慢。我國當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確立有機農業戰略，而是要擴大無機農業的基本物質條件。生態農業的宣傳客觀上導致了忽視農業基本建設和削弱物質能量的投入。中國農業要走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國各地涌現的噸糧田，正是傳統精耕細作農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產物。[38abc]
關于這個問題，梁樹春的意見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認為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物質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產出的半封閉式的循環，雖然構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內部循環機制，但這種優點是以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的雙重外部不經濟性為代價的。石油農業則是“高投入.高產出的開放式循環”，從總體上克服了傳統農業的缺點.把農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級。它雖然在一些產業中帶來能耗過高和環境食品污染問題，但這只是暫時現象，正在改進之中，石油農業不會走進死胡同，它的主體地位不會改變，有機農業不能大規模取代常規農業。他雖然主張以生態農業為未來農業的模式，但這種生態農業是經過重新定義的，是以石油農業為基礎，吸收傳統農業優點，在現代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下的新模式。[51ab]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等，是由于作為西方現代農業表現形態的“石油農業”暴露出高能耗和環境污染等種種弊端，引起人們的反思，從而提出的一些替代辦法，故又被統稱為“替代農業”。它的引進和關于我國在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討論相激蕩，引出了種種議論.理論和方案。其中關于“生態農業”的宣傳聲勢很大，其為中國現代化農業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認可；但反對的聲音也始終未斷；事實上，我國一些學者的“生態農業”概念與西方差別頗大，并不斷改變其形態。靳百根有專文論述《中國生態農業的興起和發展》（《古今農業》91.2）。中國學術界內部對“生態農業”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開概念的爭議，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我國傳統農法中確定有不少珍貴品，可以構成未來農業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棄。其中最可寶貴的，是在經“三才”理論為標志的有機統一自然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套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注意農業生態系統各因素間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注意對農業資源的充分利用與永續利用，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和諧。二.傳統農業物質技術基礎落后，再生產主要依靠農業系統內部能量的投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量的進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因而，西方現代農業以現代化機械和現代科技裝備農業，用大量投入外源能來打破傳統農業半封閉式的循環，使農業獲得飛躍發展，這一歷史功績和發展方向不容否定。對有機農業與石油農業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精耕細作“天人相參”的優良傳統與現代裝備現代科技相結合.有機農法與無機農法相結合。
在西方，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等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實驗，由于產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廣不開。近年來，一種農業發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興起。1989年11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第25屆大會通過了有關持續性農業發展活動的第3/89號決議。1991年4月，糧農組織又在荷蘭召開國際會議，初步提出持續性農業發展的合作計劃。對“持續農業”也有各種理解，而且整個理論和實踐均在發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確的，即，既注意產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資源與環境的保護，不同于只強調資源與環境的“生態農業”。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出現，表明“石油農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能靠取消現代科技成果，放棄滿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倒退到傳統農業來解決。在我國，對“持續農業”研究的熱潮正在興起，“持續農業”的提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鑒于歷史經驗，對外來思潮應有分析，要根據我國國情決定取舍，從而確定我們的方針。有人認為，根據我國特點，似用“集約持續農業”或“精（精致）久（持久）農業”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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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經濟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企業捐贈 企業經濟績效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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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對于企業捐贈的研究大多基于利益相關者，大體包括企業捐贈的合理性解釋，企業捐贈對企業經濟績效的關系。但是，較少研究政府支出對企業捐贈的影響，本文將政府支出作為影響企業捐贈的影響因素，分析企業捐贈的動機和內涵。Fry，L.， Keim （1982）通過實證分析指出廣告費用與公司捐贈是形成公司聲譽的互補性投入。Brown，Helland和Smith（2004）發現捐贈與廣告費成正相關，管制企業和研發投資較高的企業比其他企業捐贈更多。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基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捐款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公司是以獲取廣告效用與提高企業聲譽為目的發生捐贈行為的。因此，提出假設：
H1：捐贈與廣告支出成正比例關系
企業捐贈與政府支出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分析：從捐贈的需求方來看，政府支出以及企業的捐贈均可以改善企業所處的環境，即政府的支出會對企業的捐贈行為形成“擠出效應”；從捐贈的供給方來看，企業捐贈資金的流向一般是教育、醫療衛生、社區服務等公共支出。而政府對這些支出都比較關注，必然會加大對捐贈資金的監管。McElroy和Siegfried（1984）研究公司規模與捐贈關系，涉及到地方政府用于社會服務的支出，但是變量之間關系并不顯著。Navarro（1988）認為，企業所處的良好環境會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而公司捐贈和政府相關支出均可以改善公司所處的環境。因此，政府支出就可以看作公司捐贈的替代品，政府支出水平會減少公司捐贈的數額。Day和Devlin（2004）對加拿大企業的實證研究表明，公司捐贈與政府支出正相關：政府支出擠入了公司捐贈，兩者是互補品。接受捐贈、提供公共服務的慈善機構，同時也嚴重依賴于政府的直接資助或者依賴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因此，提出假設：
H2：企業捐贈與政府支出成正比例關系
關于企業捐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理論界仍無定論。主要包括：（1）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股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經理層利用自己對企業的了解以及信息管理上的特權，通過捐贈來達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不一定會給股東帶來財富。該理論的前提是股東更愿意將利潤用在其他方面，而不是進行捐贈。除非捐贈創造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理論認為捐贈會降低企業的績效。（2）利益相關者理論。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應該注重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的均衡。不少研究表明，慈善在提升和改善與利益相關者關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利益相關者理論支持企業應該承擔更多的慈善責任。（3）資源依賴理論。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企業的慈善捐贈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企業捐贈可以使企業獲得兩者無形資源、提升企業品牌的知名度和聲譽。隨著企業的發展，企業將自身獲取的資源加以整合，形成某種經營模式，從而使得企業變得獨一無二。這些資源是企業獨特的歷史和發展軌跡所決定的，故很難被模仿。這樣，企業可以緩解競爭環境下的稀缺資源，增強自身的資源基礎，從而獲得競爭優勢。Smipson和Kohers發現企業財務績效對企業的社會績效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基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捐款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公司的捐贈行為是由其自身能夠承擔社會責任的經濟能力所決定，即業績好的公司捐款總數明顯要高于業績差的公司。因此，提出假設：
H3：企業捐贈對企業的經濟績效有正向的作用
大多數研究都得出企業的規模是企業捐贈的重要因素之一。Useem認為企業規模是影響企業捐贈水平的重要因素，大規模企業的慈善捐贈很多而不太注重企業利潤。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是衡量企業財務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資產負債率可以衡量企業的成本，資產負債率越低，企業捐贈越多。因此，提出假設：
H4：企業捐贈與企業規模成正比，與資產負債率成反比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了研究企業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的關系，本文以2007年重慶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數據為研究對象。排除了兩家資產負債率異常的上市公司，最終得到28家公司的數據資料。捐贈數據來源于財訊網和巨潮咨詢網的上市公司年報數據。政府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變量定義 本文選取以下變量來研究捐贈與企業績效的相互影響。設計的變量如表（1）所示。（1）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本文以2007年重慶市上市公司為樣本，時間跨度選為2007年至2009年度的數據。捐贈數據和企業績效作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以企業廣告支出、政府支出作為解釋變量。分別檢驗企業績效對企業捐贈的影響和企業捐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2）控制變量。由于不同規模、不同風險水平的企業在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方面存在差異，本文采用企業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控制企業規模，采用資產負債率控制企業的風險。
（四）模型構建 本文將3年的時間分為兩個段，分別分析2007年企業的經濟績效對2008年企業捐贈的影響，目的是檢驗企業經濟績效對企業捐贈是否具有顯著的前期影響；其次，分析2008年企業捐贈對2009年經濟績效的影響，檢驗企業社會績效對經濟績效是否具有顯著的后期影響。由于2008年是汶川地震，企業的捐贈是基于理性的，將捐贈作為企業日常決策的一部分，還是僅僅為一種非程序化的操作，任意性很強。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為：
二、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樣本描述性統計情況，見表（2）。
（二）相關分析 選取的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如表（3）所示。捐贈（dona）與經濟績效（roa）的相關性不顯著，而與其廣告支出、資產規模顯著相關，說明變量的選取是有效的。各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低，其中debt與roa關系顯著，模型受多重共線性影響較低。
（三）回歸分析 （1）經濟績效對企業捐贈的影響分析。運用模型：DONA=a0+ a1ADVE+ a2 GOVE + a3 ROA + a4 DEBT + a5 LNAS +ε1，以2007年的ROA作為解釋變量，對2008年的dona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檢驗2007年經濟績效對2008年企業捐贈的影響。得到的結果如表（3）所示。只有廣告支出與企業捐贈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且系數為正，表明企業捐贈與廣告支出成正比關系，假設1得到驗證。沒有得出企業捐贈與廣告支出是替代品的結論，一方可能面因為2008年事突發事件較突出的一年，影響了企業的捐贈數，而與企業自身的廣告支出關系不顯著。另方面可能因為企業在廣告支出的基礎上，進行捐贈，是為了加強其廣告效應，更好的宣傳自身對慈善事業的支持。但是績效、資產規模均與捐贈成正比，資產負債率與捐贈成反比，但是均不顯著，假設3得到部分驗證，假設4得到驗證。 （2）企業捐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分析。運用模型ROA =β0+β1ADVE+β2 GOVE +β3 DONA +β4 DEBT +β5 LNAS +ε2，以2008年企業捐贈作為解釋變量，對2009年經濟績效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檢驗2008年企業捐贈對2009年企業績效的影響。得到的結果如表（4）所示：企業捐贈與經濟績效成正比關系，但是不顯著。而廣告支出與績效成反比關系，也不顯著。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績效成反比，而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假設4。企業資產規模與企業績效成正比，而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假設4。以2007年至2009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相關系數為0.523，判定系數R2=0.273。F統計量為5.86，伴隨概率為0.000，說明方程的設定合理?；貧w的結果如表（5）所示：政府支出和企業資產規模顯著影響企業的捐贈。但是企業捐贈與政府支出成反向關系，表面政府支出擠出了企業捐贈。廣告支出與企業捐贈成正比關系。驗證了假設4。企業的企業捐贈額與廣告支出的關系支持了Fry，L.，Keim（1982）、Brown，Helland和Smith（2004）以及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的結論。但是企業捐贈與經濟績效成反比，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可能是因為企業的日常捐贈決策機制不健全，沒有將其與企業的績效聯系在一起，形成一種“捐贈總比不捐好，捐多捐少是其次”的局面。萬科房產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捐贈了200萬元人民幣收到了質疑。企業應該將慈善捐贈的決策納入日常的機制中去，不能成為一種隨機性較強的應急方式。企業捐贈與資產負債率成反比，假設4得到驗證。因為企業的債權人首先關注的是企業的償債能力，一旦償債能力受限，則企業的捐贈行為會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資產負債率是企業捐贈的外部約束，或者說是一個限制。在回歸時使用全部引入法，將廣告支出剔除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經濟績效仍然不顯著，回歸的結果如表（6）所示。企業捐贈與資產負債率成反比，驗證了假設4。而企業捐贈與績效成反比，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可能的原因是企業目前并沒有將捐贈與企業的經濟績效聯系在一起，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明企業捐贈是出于臨時性的考慮，沒有納入到企業日常的決策系統中去。國外的戰略性慈善捐贈可能就很好的說明這一點，企業應當從長遠的角度看待捐贈，因為捐贈會給企業帶來一些稀缺的資源、競爭對手無法模擬的優勢。
三、結論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給出以下建議：在國家層面，一方面，建立稅收優惠政策，給予捐贈企業適當的政策傾斜，簡化捐贈企業的審核程序和手續，減少其交易費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擠出了企業捐贈，政府在正確引導企業的捐贈行為時，可以將支出用在其他一些需要的領域，讓捐贈企業積極的參與到日常的領域，從而實現捐贈與政府支出的效用最大化，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在社會層面，良好的社會輿論引導和壓力可以督促企業的行為。信號傳遞理論，可以激發企業的捐贈熱情。首先要保證信息的傳播要客觀、及時、順暢。其次，要讓輿論形成一種價值取向。一旦企業的捐贈成為外部需求和內部需求統一的結果，企業捐贈事業才會健康發展，走的更長遠。在企業層面，企業的捐贈行為可以在利益相關者間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這個是企業捐贈最大的動力，企業應該在公司的年報、網站上披露自己所履行的責任，以便與利益相關者對企業進行區分，作出一些重要決策。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激發消費者響應的前提是其觸發了消費者的經濟理性或迎合了消費者的自我概念，同時還認為這種響應的動機來自利益驅使以及價值認同。文章的不足在于，選取的樣本數據只限于重慶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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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經濟研究范文第4篇
一、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中的初選樣本為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12月31日在深圳創業板首發公開上市的公司，剔出數據缺失或者異常的，最終有效的樣本總量為231家。會計事務所排名數據來自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主承銷商單項排名數據來自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經手工整理計算得到綜合排名，風險投資機構信息來源于清科創投研究中心。本文的數據取自于國泰安數據庫和巨潮資訊網。
（二）變量的設計和說明1.被解釋變量。創業板市場上市公司的特征，本文選用盈利能力指標來衡量企業業績，作為被解釋變量，選擇股權收益率（ROE）來衡量企業盈利能力，成長能力則用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2.解釋變量。本文選取主承銷商聲譽（REPU）、會計事務所聲譽（REPC）和風險投資機構聲譽（REPVC）作為解釋變量。聲譽排名衡量了金融中介機構在本行業內的實力水平和服務質量。由于聲譽具有滯后性，所以使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會計師事務所排名情況來考慮聲譽排名，即依據2008-2010年的排名來衡量聲譽。對于主承銷商聲譽排名，本文借鑒Cater和Manaster（1990）提出來的C-M綜合指數法，求出近三年平均承銷金額排名、平均承銷數量排名，將計算出的承銷商聲譽得分按照從高到低進行排列，排在前十名的承銷商為高聲譽組，其他的承銷商為低聲譽組。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會計事務所綜合評價前百強信息》計算審計機構的聲譽。排名在前十位的會計師事務所為高聲譽組，其他的為低聲譽組。對于風投機構聲譽，借鑒陳見麗的研究方法，參閱清科研究中心從2006年開始每年一次公布的風險投資機構年度排名，將入圍該排名的風險投資機構即前五十名認定為高聲譽的風投機構，未入圍的則為低聲譽組。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了上市公司規模（Lnsize）、募資規模（Lncash）和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Leverate）作為控制變量。
（三）模型的構建Operate-performance=β0+β1REP+β2Leverate+β3Lncash+β4Lnsize+ε新股上市后的經營業績（Operate-performance）將分別使用發行上市公司當年、上市后第一年、上市后第二年的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0、Growth1、Growth2）和凈資產收益率（ROE0、ROE1、ROE2）來替代，金融中介機構聲譽（REP）用主承銷商聲譽（REPU）、會計師事務所聲譽（REPC）和風險投資機構聲譽（REPV）來替換。
二、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表2是對IPO公司特征的描述性統計。在公司的資產負債方面，聲譽較好的中介機構背景公司于聲譽較差的公司負債率差異明顯，因為聲譽好的中介更擔負起責任控制公司的風險程度，要求公司有更嚴格的控制措施，降低資產負債率；在公司規模和募資規模方面，公司規模越大，募集資金越多，IPO公司更傾向于選擇聲譽較好的金融中介機構。表3是IPO公司經營業績描述性統計。業績指標方面，ROE波動較小，說明企業之間投資回報率差異較小，相比之下，Growth指標的變動較大。不管是凈資產收益率還是營業收入增長率，有聲譽的風投機構支持和有聲譽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企業的均值都高于無聲譽支持的風投機構和無聲譽會計事務所，可以初步判斷高聲譽的風投機構和會計事務所對企業的業績有一定的幫助。而承銷聲譽對企業業績影響的描述性統計數據表明有無聲譽的承銷商輔佐對企業業績的兩個衡量指標的影響存在差異。高聲譽的主承銷商的凈資產收益率均略低于低聲譽的主承銷商。接下來，本文將通過建立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進一步驗證本文的假設。
（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在多元回歸下，虛擬變量主承銷商聲譽與凈資產收益率三年的系數分別為0.005、0.034、0.028，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924、0.608、0.665，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虛擬變量會計事務所聲譽與凈資產收益率三年的系數分別為0.12、0.069、0.102，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59、0.300、0.127，也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限于篇幅，我們不將Growth等回歸結果羅列出來，通過分析回歸結果與ROE的回歸結果得出的結論相同，綜上所述，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與金融中介機構聲譽呈現正相關的關系，但是線性關系不顯著。通過回歸結果也可以發現控制變量與經營業績指標的sig值都小于0.05，說明這些變量與經營業績指標呈現顯著地相關關系。
三、研究結論及建議
漁業經濟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產業集聚度 經濟增長 格蘭杰因果檢驗 新疆
一、引言
隨著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逐步落實，自然資源稟賦優勢突出的新疆也形成了一個個產業集聚區，區域經濟增長穩步提高。石油、天然氣資源是新疆的優勢資源之一，石油預測儲量為208.60 億噸，天然氣儲量為10.3 萬億立方米，分別約占全國陸上石油、天然氣資源預測總量的30%和34%。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新疆全區規模以上獨立核算的石油石化企業達253家，就業19.6萬人；完成工業總產值2430億元，工業增加值1210億元，約占全區工業增加值的67%，實現利稅占規模以上工業的89.5%。至2009年，新疆全區原油產量2513萬噸，居全國第三位；天然氣產量245億立方米，全國第一；油氣當量4500萬噸，全國第一。石油石化產業無可爭議地成為新疆第一大支柱產業。因此，探討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與新疆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對新疆乃至國家制定相關產業發展政策、促進新疆經濟高效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對行業集聚度的測量指標主要有CRn指數、H指數、Ellison·Glaeser指數、區位熵等，如胡健等就是采用前三個集聚度指標對中國油氣資源開發行業的產業集聚程度進行實證研究的，區位熵則是對行業集聚度進行測量的最為傳統和運用最為廣泛的指標。關于產業集聚程度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國內學者多采用面板數據模型、聚類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進行。如吳楠通過構造面板數據模型分析研究了環渤海地區產業集聚與工業經濟增長關系；付青葉采用聚類分析法對新疆經濟增長的產業集聚進行了實證分析；王立恒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法對中國產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劉彬等運用格蘭杰因果分析方法對江蘇化工產業集聚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惠寧等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對陜西的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
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省的單個產業，且研究的變量僅涉及兩個，不適于選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等方法，故本文選用區位熵為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指標，人均GDP為區域經濟增長指標，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1988—2010年23年間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二、指標選取和數據說明
（一）區位熵
區位熵LQ又稱地區專業化指數，是指一個給定區域中產業占有的份額與整個經濟中該產業占有的份額相比的值，它能夠測度一個地區生產結構中某個產業與全國水平相比所具有的相對優勢，其計算公式為：
在該公式中，i為第i個產業，j為第j個地區，Xij表示第j個地區的第i個產業的產出指標，指標可以工業總產值、企業單位數、從業人員數等為依據。LQ＞1，表明該產業在該地區的專業化水平較高，超過區域水平，也意味著該產業在該地區相對集中，具有相對規模優勢，發展較快；如果LQ＜1，表明j地區i產業的集中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處于比較劣勢；LQ＝1，則說明j地區i產業的集中度處于全國平均水平。本文選用區位熵指標來衡量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產業集聚度，對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產業發展水平進行評價。
（二）人均GDP
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本文選用人均GDP來衡量新疆地區經濟發展狀況。1988—2010年，新疆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人均GDP呈上升趨勢，見圖1。
（三）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現狀
通過查閱統計年鑒，本文收集了1997—2009年的全國各省區市的相關數據，對全國各省區市石油、天然氣產業的區位熵進行計算，得到了各省區市石油、天然氣產業的集聚度區位熵值，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為全國平均值的4.3倍，一直穩居全國前列。可見，新疆的石油、天然氣產業專業化程度較高，具有一定的產業集聚優勢。從產業經濟學角度而言，產業優勢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區域經濟的發展又會反過來促進地區產業的發展，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的產業優勢和新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否也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則需要進一步進行協整分析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三、實證分析
作為集聚程度在全國名列前茅的石油、天然氣產業，是否與新疆當前較好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相互關系，本文通過如下步驟進行實證研究。
（一）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現象發生，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前需判斷變量序列是否不含單位根。本文借用Eviews軟件，運用迪克和福勒提出的著名的單位根檢驗法（ADF檢驗法）先后對兩個變量的原始序列和一、二階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未差分前，變量人均GDP的ADF檢驗值均大于各個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序列是非平穩的；而變量經過差分后，人均GDP、LQ值時間序列在二階差分條件下同時達到平穩，表明新疆人均GDP和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中度均屬于二階單整序列，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二）協整關系檢驗
由于本文所要研究的協整關系涉及兩個變量，因此本文采用Engle-Granger方法對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集中度LQ值和人均GDP進行協整檢驗。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主要包括兩個步驟：一是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天然氣資源LQ和人均GDP之間的方程；二是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判斷殘差序列的平穩性。通過對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產業集中度LQ值和人均GDP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殘差序列的ADF值小于顯著性水平為5%和10%的臨界值，可以認為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因此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區位熵LQ和人均GDP兩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一結論符合產業經濟學中產業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原理。
（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格蘭杰指出，當兩個變量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時，至少存在一個方向上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可以通過對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來判斷。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滯后期為1時，LQ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但之后LQ對人均GDP的影響變為不顯著的，說明1年前的石油、天然氣產業的集中度LQ值對新疆人均GDP的影響是顯著的；而在滯后期從1—5的過程中，人均GDP都不是LQ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人均GDP沒有對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的集中度產生顯著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通過對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和人均GDP兩個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方面的結論：
第一，通過對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LQ值和人均GDP兩個變量之間進行協整檢驗，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表明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和人均GDP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第二，通過對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集聚度LQ值和人均GDP兩個變量之間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發現當滯后一期時，LQ值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表明新疆石油、天然氣產業所具有的專業化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對新疆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且前一年的產業集聚度對新疆人均GDP的影響作用尤為明顯。
（二）建議
新疆作為國家能源的戰略儲備基地，如何把靜態的資源比較優勢最大化地轉化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動態競爭優勢是擺在資源富集地區發展面前的一道難題，對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完善能源工業產業鏈，做強傳統特色優勢產業
把握新疆工作會議這一重要戰略機遇，充分利用新疆的能源優勢，整合已有資源，加大產業布局調整力度，著力完善能源工業的中下游產業布局，著重發展一批大型的能源煉制和加工企業，形成基于能源優勢的上下游產業集群，努力提高資源利用率，大力增加資源附加值。通過上下游產業的聯動，完善產業鏈，降低生產成本，強化整體效應，真正做強傳統能源產業，提升競爭實力，實現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的轉變，發揮能源產業對新疆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
2、以能源為依托，推進國際能源合作，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
新疆地處亞歐腹部，是繼北美經濟圈、歐盟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圈后的全球第四大經濟圈——中西南亞經濟圈的重心區，是21世紀重要的能源大通道。要利用好設立喀什經濟特區這一重要歷史機遇，以能源實力為依托，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以能源帶動經濟，圍繞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加速和強化國內外技術引進、轉移和擴散，吸引國內外資金和人才，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全球經濟一體化，讓新疆充分享受到資源全面開發、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努力將新疆打造成為中西南亞國際經濟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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