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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萬朵花瓣灑落,我想我還是我,即使有萬種贊美的顏色,我想我還是我。我曾經在孤獨的路上尋找什么,太陽在云的背后低頭沉默,我執著的向它揮手唱歌,云后的陽光就為我醒了;我曾仰望蒼穹問自己為了什么,為這美的人生沒白白來過,當堅持成為唯一的選擇,我的命運就被星光恩澤。”這是著名歌劇演員戴玉強曾經演唱過的一首歌,他說用曾經演唱過的這首歌來概括自己再合適不過。
確實,在人生求索的過程中,誰沒有經歷過鮮花和掌聲,誰又不曾領略落寞背后的心酸!當一切云淡風輕到可以拿來作為勵志故事分享的時候,不知心頭涌動著的情愫里面是否也夾雜著一絲嘆惋和唏噓?在和戴玉強老師交談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被他幽默風趣的談吐打動,他給人的感覺像極了馬德在《平和》中的一段表述:至深的平和,一定經過命運浮沉的洗禮,一定經過生離死別的考驗,一定經過愛與恨的煎熬。一切都經過了,一切都走過了,一切都熬過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韌,添了柔。這時候平和下來的生命,已經沉靜到擾不亂,已經穩健到動不搖,已經淡定到風打不動。
戴玉強與未來“劇星”音樂會
音樂時空:剛剛舉辦的“戴玉強與青年藝術家未來劇星中外歌劇精粹音樂會”,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未來“劇”星音樂會?
戴玉強:參演音樂會的薛皓垠、張英席、王澤南、柯綠娃、金婷婷、鄭潔等,他們都在幾部甚至十幾部歌劇中擔任男女主角,他們每個人都很有才華,有的人甚至在國際國內的重要比賽中都得過獎,但是他們的社會影響力、知名度還是不夠大,所以我就帶著他們,利用我的影響力給他們創造這樣的舞臺,而且前期的各種報道、訪問其實都是對他們的一種宣傳,這是其一。
其二,他們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學生,我都指導過他們,本來也可以說“戴玉強與他的學生們”,但是他們又都是各個音樂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在音樂學院有不同的老師,在舉辦音樂會的時候又不可能將他們的老師都一一提一遍,后來在考慮的時候決定用“戴玉強與未來劇星”。
第三層意思就是他們在舞臺上都是演歌劇的,每部歌劇就那么幾場,一場就幾千號人,在強大的大眾傳媒面前我們沒有優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孩子們喜歡歌劇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在微博上寫了幾句感慨:即使一個有著優異天賦的年輕人,想要成為一個合格的歌劇演員,沒有10年苦功和幸運的舞臺也是件比較縹緲的事,這些年輕人都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好聲音’,有的已經演過不下10部大歌劇的主角,但是他們的生存狀態依然是‘人在囧途’,希望這臺音樂會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舞臺。
音樂時空:很多人可能很好奇,為什么會以這樣的形式舉辦音樂會,能談談當初的構想嗎?
戴玉強:從佛家的角度來講,我已經上岸了,不是回頭是岸(笑),還有很多人他們還沒上岸,他們還在奮力拼搏地游,我這個上岸的人是拉他們一把呢還是踹他們一腳呢?這是個境界問題,人家一說戴玉強是中國著名的歌劇演員,在這個行業是眾多的領軍人物之一,身上自然就有一種責任感,社會的、職業的、行業的責任感,對于中國未來藝術的發展也有一種責任感。
音樂時空:這次音樂會分為兩個專場演出,在演繹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的時候怎樣才能突出作品各自的特色?
戴玉強:這場音樂會確實太龐大了,要想在音樂上說明白這四百年的歌劇發展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是窺一斑而知全豹,盡量將各個時期的風格特性展示出來,讓人知道300年前的歌劇是什么樣子,200年前的歌劇是什么樣子,100年前的歌劇又是什么樣子的。
音樂時空:在表演國外歌劇的時候,臺下的觀眾的欣賞水平是參差不齊的,那要怎樣做才能幫助他們很好的理解其中的情節?
戴玉強:很多人在聽的時候聽不明白就容易走神,如果在演唱之余,插入解說的部分,給人一定的懸念,再聽的時候就是帶著懸念在聽,就不一樣了。在這場音樂會中我主要扮演的是一個引路人的角色,每次都是我先開場演唱,把觀眾的情緒調動起來了再將場子交給那幫孩子們。另外,在他們上場之前我要給觀眾介紹,說明這個唱段是怎么回事,情節是怎樣的,都有哪些角色,為什么要這樣唱。說實話,我覺得我說的還相對少一點,因為安排的曲目都太長了,尤其是外國歌劇這一場,每首詠嘆調都是都是大段子,所以我還盡量壓縮了我的解說時間。我上次在音樂廳辦了一次,都是歌劇的重唱,人物關系就比較復雜,解說的時間就多一點。這個東西我還在摸索,怎樣將說與唱的比例拿捏得恰到好處。
音樂時空:通過演出的經驗,你覺得大眾有鑒賞力嗎?
戴玉強:當然有啊,大部分人即便沒有理論的鑒賞能力,但是他們知道好聽不好聽。很多電視節目都有大眾評委,這是很有道理的,他們不懂音準,不懂節奏,也不懂音色,但是他們知道好聽不好聽,這就是硬道理。有的人天生五音不全,聲音的平衡能力有問題,一唱歌就跑調。有的人具備很強的欣賞能力,比如一幫人在一起吃飯,當一個好聽的背景音樂響起的時候,有的人立馬就聽到了,但有的人完全沒感覺,這就是天賦的差異,天賦的差異不單單是嗓子的差異,還體現在欣賞水平上。
在強大的大眾傳媒面前,既不能拒絕,也不能妥協。
音樂時空:在業余生活可以如此多樣的今天,作為高雅藝術的歌劇要怎樣去吸引觀眾的眼球?
戴玉強: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嘛,原來觀眾沒有別的選擇,想聽戴玉強唱歌就只能去劇院,去現場,現在不一樣了,打開電視就有得看,在網絡上隨時都可以調出來聽,很多人就想為何還要花錢去劇院呢?但是聽歌劇還真是要去劇院,因為歌劇本身就是劇場藝術,只有到劇場中才能體會到它藝術的魅力。所以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怎么樣將大眾傳媒的力量和歌劇藝術結合起來,不能完全拒絕大眾傳媒和現在的技術手段。拒絕就是逃避,因為你沒有勇氣在大眾傳媒面前與別人競爭,這個舞臺你心甘情愿地放棄了,就會有人去占領,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怎么樣想方設法的告訴大眾媒體的觀眾和聽眾,什么東西是好的,什么東西是真正有藝術價值的。
音樂時空:應該怎樣區分真正有藝術價值的東西和文化泡沫?
戴玉強:這么多年難道就沒有好的作品嗎?不是,是太多了,以至于制造了很多文化垃圾,這些垃圾將真正的具有文化藝術價值的作品埋沒了。這就促成了一首作品不能聽若干遍之后才發現它的好處,而是在聽第一次的時候就要抓住觀眾的耳朵,這樣一來作品歸于簡單,而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就是委婉、寫意、旁征博引,但恰恰是現在的觀眾不愿意接受的。所以這就要求我們的藝術家既要不拒絕,又要不妥協,泡沫總會裂,是金子總會發光,那么多的東西慢慢會沉淀下來的。
關鍵詞:公共利益;政府;媒體;互動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2)01-0059-04
人類社會大系統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離不開作為重要子系統之政府與媒體的有機協作與良性互動。然而,隨著中國公共行政改革與傳媒管理改革的推進,當今社會政治領域出現了少數政治腐敗與權力尋租的公益受損案例,大眾傳播領域也出現了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和不良廣告四大公害現象,這些失范與失序現象引起了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與強烈反響。畢竟作為公權執掌者之政府與作為公正守望者之傳媒都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政府與媒體相互作用中的公共利益問題逐漸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研究和闡明政府與媒體關聯互動的公共利益邏輯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公共利益的涵義
公共利益(簡稱公益,The Public Interest)是社會與政治理論中一個極其簡單卻飽受爭議的概念。“在最近的100年里,公共利益這個概念曾受到過各種各樣的嘲弄、稱贊、拒斥和復興,在它意指什么或者它是否是一個有用的概念這一點上人們幾乎沒什么共識。”[1](p.64)雖然歷史上關于公共利益的涵義可謂觀點迭出、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然而就公共利益進行相對全面和準確的界定而言,萊斯利•萊各布與登哈特夫婦堪稱其代表。萊斯利•萊各布在其《民主視野》一書中歸納出了四種代表性的公共利益定義:第一種觀點是,公共利益僅僅關系到一個國家中所有公民共同享有的那類個人利益;第二種觀點是,堅持認為在國家中總是存在著區別于特定公民利益的東西;第三種觀點是,公共利益就是代表一個社會里大多數公民的最好利益或最大的好處的東西;第四種觀點是,公共利益是關系到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共同擁有的那些利益[2](pp.36-38)。
登哈特夫婦將公共利益的圖式(模式)歸類為:(1)要么主要是規范的;(2)要么主要是廢除論的;(3)要么主要是政治過程取向的;(4)要么主要是基于共同價值觀的。因此,公共利益的四種圖式或模式可簡要歸類為規范模式、公共利益廢止論觀點、政治過程論模式、共同利益論模式[1](pp.65-69)。
學者們的歸納表明,各類公共利益定義或觀點在適當的研究視角或領域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與合理性;雖然這些研究成果不盡準確和全面,但對于公共利益的概念把握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事實上,從構詞上看,公共利益由“公共”與“利益”組合而成。“利益”意味著需求,其本身就體現出一種個人主義的傾向,主要是用來表達個人需求與愿望的。而“公共”意味著“與公眾有關的”,或者“為公眾的、公用的(尤指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明顯與共同的實體有關。由此可得出公共利益的幾個特性:第一是客觀存在性,即公共利益是客觀存在的,就政府和社會而言,公共利益的主要物化表現形式是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第二是共享性,即公共利益不是個體專享利益,任何人都可以,不封閉也不專為某些個人保留,一定范圍內的所有人均可享用;第三是外部性,即這種利益會對社會成員產生影響,能使社會成員感覺到自己的利害得失。無疑,這些特性決定公共利益不能被理解為個人利益的簡單聚合,也不應僅為社會某部分成員所專享,而必須表現為讓社會全體成員從社會整體繁榮進步中普遍受惠。因此,公共利益的概念在此可理解為介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基于人類社會共同體和諧共存的普世價值與理想目標所指引,并為實現價值目標而演繹出來的各類基本行為準則與目標行動的一整套規范與實踐體系的總稱。
二、公共利益與政府天性
公共利益是政府運行的出發點與歸宿,是政府治理與行為目標的價值取向,公共利益屬性也因此成為政府組織的天然屬性。自政府產生以來,這種公共利益天性便成為了一種規定性的客觀存在。古典政治學理論認為政府(城邦)的價值觀和存在目的應當是“優良生活”,這種優良生活的實現是公共利益的實現。亞里斯多德提出,“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種族結合而成的共同體,以優良生活為目標”[3](p.90),“正確或正當的政體(政府)必然是照顧公共利益的政體”[3](p.84)。現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特別肯定公共利益在政府公共服務中的核心地位,明確提出政府存在的邏輯使命就是維護和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價值自我求證的必然路徑也就是追求與實現公共利益。“明確的表達和實現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政府的角色將定位于確保公共利益居于支配地位”[1](p.63)。概言之,作為公共權力執掌者的政府具有天生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利益的公共性取向。這種政府天性主要體現在應然與實然兩個方面。從應然維度來看,政府作為國家的具體化身,代表國家治理社會公共事務,行使著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政府職能。因此,任何政府權力都必須通過一定的程序和途徑上升為對社會普遍的公共利益的訴求,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來有效行使,政府也因此被認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判斷者、維護者和促進者。從實然維度或者從政府權力的行使過程及作用效果來看,政府權力對社會具有普遍的強制性效力,所有政府權力都必須以公共利益來界定自身行動,所有政府權力都只能運用于公共事務和與公眾福利有關的事情上,也就是說公共利益理所當然成為政府權力運行效果的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評價標準。由于政府權力運行主要通過公共政策的形式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與平衡施加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公共利益也就因此成為公共政策過程的重要評價指標,突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價值取向是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標。當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未能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時,便可能受到把部門利益或個體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質疑與批評,從而影響政府行為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總而言之,代表、判斷、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是政府與生俱來的天性與邏輯使命。
三、公共利益與傳媒本質
從本質上講,媒介是傳播信息的一種工具,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4]。作為人類傳遞、獲取、交流、存儲信息的工具與渠道,媒介最初是適應人們生產生活與社會發展進步的現實需要而產生的。如同國家和政府的起源一樣,傳媒也是社會歷史范疇的概念。如果說政府起源于公民對于公共服務的需求,則媒體起源于公民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權的需要。
西方傳統媒介理論觀認為,媒體如果能在某種程度上發揮公共利益維護者的作用,主要是因為在一定的制度框架與規制模式下,媒體通過信息傳播,實現了公民的自由表達與信息接受自由,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與表達權,從而在整體上實現上述目標[5]。無疑,媒體與社會公眾密切相關,傳媒產生發展于社會,也必然要服從服務于社會,社會性或公益性也因此成為傳媒的原初屬性。現代傳播活動認為傳媒作為社會公器服務于公共利益形成與表達的實踐邏輯就是傳媒的公共性與公益性。具體而言,大眾傳媒的這種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本質屬性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大眾傳媒是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信息生產者與提供者,在滿足社會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著一種公共服務的作用;第二,大眾傳媒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道德具有強大而廣泛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涉及普遍的社會秩序與社會公共生活;第三,大眾傳媒是公共資源和戰略性資源的受托使用者,作為公共財產的使用人,他們對社會和公眾承當相應的責任與義務。這種公共性與公益性是大眾傳媒的言論權、采編權、刊載權及輿論監督權等系列媒體權利的基礎,也制約和規范著媒體的權利行使及其他大眾傳播活動合理有序的開展,其目的就是確保傳播活動必須符合社會公共利益[6](p.160)。簡言之,公共性與公益性是大眾傳播的本質屬性,這種本質規定性決定了大眾傳媒是公共利益的守護者與代言人。
四、邏輯關聯與合作互動
政府與大眾傳媒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邏輯關聯性。一方面,政府規約媒體的行動;另一方面,媒體影響政府的績效,這種相互作用的前提都是公共利益基準。因為,政府適度而必要的規制能很好地保障媒體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轉,媒體的輿論監督也能有效地制約政府公共權力的運轉及行動邊界。基于公共利益平衡點上的政府與媒體良性互動有利于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
(一)政府規范和約束媒體行動空間
從世界范圍來看,新聞傳媒業是受到政府管制與約束較多的一個行業,任何國家和政府都對新聞傳媒實行有別于一般產業的政府規制和社會制約[7]。拉扎斯菲爾德1948年在《大眾傳播的社會作用》一書中指出,“大眾媒介是一種可為善服務,也可為惡服務的強大工具。而總的來說,如果不加以適當控制,它為惡服務的可能性更大”。基于這樣的理由,世界各個國家和政府都普遍重視傳媒控制,而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部規范與制約。
一般來講,傳媒具有社會意識形態屬性和商品二重屬性。意識形態屬性是指新聞媒體從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具有通過傳播內容影響人們的思想行為、公共輿論與社會秩序的屬性與特點;商品屬性是指媒體作為市場參與主體具有通過傳播銷售媒介產品以實現一定經濟利益的屬性。屬性決定功能,媒介的雙重屬性決定其具有喉舌功能與經濟功能,即一方面傳播公共信息,另一方面也創造經濟效益,但這兩種功能的協調與平衡需要一定外部規制的介入。概言之,傳媒在守護公共利益上呼喚有效的政府規制。
政府的媒體規制,一般分為常態規制(一般規制)與非常態規制(危機規制)。常態規制的主要目的是充分發揮媒介的意識形態宣教與輿論監督功能;非常態規制則以危機應對中的秩序穩定與輿論引導為目標。無論如何,這兩種規制都表明,作為公共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媒體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標準;作為國家系統的一部分,傳媒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國家(政府)的一體化管理,國家(政府)通過所有制的形式規約傳媒的政治生態,制定并通過公共政策與法律規范及其他公共利益準則決定和限制傳媒的運作空間,從而影響和型塑媒體的行為。
(二)媒體監督和作用于政府績效
傳媒作為特殊的公共組織與社會中介力量,肩負著媒介監督與守護公共利益的巨大責任,會對政府行政行為的權威性與合法性、政府施政的正當性與有效性、政府行為的公共性與有效性等有著重要影響,最終會影響到政府治理績效。
首先,傳媒通過信息傳輸可以影響政府行政的權威性與合法性。政府是公共權力的合法壟斷者,這種公共權力的運作效能不僅在于政府掌握了強力手段,更在于其采用一套特定的政治話語和治理績效來影響和說服公眾,從而贏取公眾的認同、支持和信任,這一過程指向的就是政府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一方面,政府公共政策及相關公共信息只有通過大眾傳媒,才能為公眾所知曉、參與和監督,從而得到有效執行;另一方面,政府可通過媒介及時公開政府信息,從而激發廣大公眾的參與度、認可度與支持度。不難看出,媒介在維護政府權威、增加合法性并實現有效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傳媒通過監督批評能夠影響政府施政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理論上,政府行為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是維護公共利益的根本保證。實踐中,由于決策有限理性、政策環境變化、理性選民無知等因素的影響,會使得原本科學的決策會逐漸喪失其科學性和合理性,可能導致政府行為背離公共利益。這就要求對處于社會中間層的媒體對政府的施政行為進行質疑、批評、監督與反思。因此,公眾通過大眾傳媒監督與質疑施政行為,開展積極的輿論監督就顯得極為重要,這種有效的輿論監督能夠促使政府對公共政策做進一步的修正完善或直接終止原有政策的執行,從而促動政府行為向著正當性、合理化的方向發展。
其三,傳媒通過問題建構影響政府行政行為的公共性與有效性。大眾傳媒作為民意的匯集者與反映者,首先通過建構問題的公眾議程、轉換到媒介議程,從而將最能體現公共意志和最能滿足普遍公意的公共需要與訴求篩選提煉出來,使其進入政策議程。大眾傳媒可以通過信息的廣泛傳播與集中報道,聚焦公眾眼球,從而將一種普通社會現象建構為影響深遠的公共問題。與此同時,新聞媒介還可以通過輿論引導,有效地影響公眾和政府對公共事務和輿論話題之輕重緩急的權衡。可以說,大眾傳媒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力量,它往往和其他政策促進因素形成聯動機制,從而改變公共政策訴求的力量和指向,促使政府重視并有效解決公眾迫切關注、亟須解決的社會問題,將稀缺的公共資源進行公正權衡與公平配置,提升政府行為的公共性與有效性。
(三)政府與媒體良性互動促進公共利益
如上所述,在人類社會的大系統中,作為社會重要子系統的政府與媒體之間是一種既有對立沖突又有統一協調、既有規制又有監督、既分工又合作、既獨立又依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的雙向作用的關系。為了人類社會和諧進步的公共利益理想與價值目標,政府與媒體更多地需要摒棄和化解矛盾與沖突,在公共事務治理與公共秩序優化上協同作戰、密切合作,共同構建一種良性互動的和諧關系。所謂良性互動,是指相互作用的兩個主體因素相互影響、良性協調、合作互動。這就表明了政府與媒體關系應具有雙向作用、良性調節、動態平衡的特點。雙向作用的特點表明雙方的相互制衡與合作,兩者制衡與合作的中心點在于公共利益;良性調節的特點表明雙方都必須在維護公共利益中心目標的前提下進行信息的良性溝通互動;動態平衡的特點表明政府與媒體雙方在公共利益標準與目標考量的把握上是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環境變遷與演進的動態調整發展的變數關系或變化狀態,這種動態平衡關系或狀態就可以看成是經過調節后使得各方面的要素達到相互適合或協調的一種狀態,達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換言之,公共利益之于政府,要求政府重視對整個社會系統的關系協調與利益平衡的綜合度量與科學把握,公共利益之于媒體,則要求重視對公共利益的公正認識、自覺踐行與主動維護。也正是基于這種價值契合和目標一致但又從不同角度或立場相互理解、協作、調適、互動與平衡,共同促進公共信息的流暢、透明與有效地傳播。這其實也就是作為大系統之重要子系統的政府與媒體在公共利益杠桿調解下良性互動的合作伙伴關系的基本內涵。
構建政府與媒體良性互動的合作伙伴關系,有利于實現信息的最優傳播進而實現政府、媒體與公民間相互溝通和理解信任。通過良性互動,一方面媒體可以按照自身規律進行信息傳播與新聞報道,讓公眾了解政府工作目的并參與公共決策,從而極大地推動政府的應變效率與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通過與媒體合作,將權威的政府活動與公共信息轉化為以新聞為載體的媒體行為,及時收集民意、匯聚民智,這有利于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進行有效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從而保障與維護公共領域的秩序井然與環境和諧,促進和提高人民日常生活領域的平穩舒適度及整體生活水平與質量,推動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增進公共利益與社會福祉。
總的來看,公共利益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是公共性及社會利益的公共取向。作為公共權力執掌者與公共秩序裁判者的政府和作為公共信息傳輸者和社會公正守望者的大眾媒體具有共同的公共利益屬性,也承擔著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的共同使命。這種共同的屬性與使命決定了政府與媒體良性互動的公共利益邏輯。公共利益既體現和闡明政府與媒體合作互動的生成與表達邏輯,也規定并指向政府與媒體良性互動的行為和目標邏輯。簡言之,公共利益價值決定了政府與媒體應該合作互動,政府與媒體間的良性互動有利于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這就是政府與媒體良性互動的公共利益邏輯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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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守宏、張福昌、曹百壺在《時尚與女性消費研究》中提出:消費能力“領先”的中青年女性,洞察能力比較強,對時尚品位和時尚裝扮有較高的駕馭能力,她們成為時尚消費的主力軍。
女性消費具有以下特點:1.有貪圖便宜的心理;2.有追逐時尚的心理;3.有較強的主動靈活性;4.注重感性化;5.模仿名人、偏愛品牌化。
但是,女性消費存在個性差異,而且相當復雜,主要受到經濟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
現代女性的消費表現出以下趨勢:
1.女性的變身動向。希望生活多樣化,嘗試不同的生活方式,改變身份,經歷各種體驗等。
2.女性的挑戰動向。敢于冒險、挑戰新事物等。
3.女性的自立動向。現代女性的自主意識增強。在工作場所發揮自己的才能、尋找自身價值;在經濟和精神方面都能自立、脫離傳統,按自己的心意生活等。
4.女性的即時動向。希望節時、方便。主婦們能照顧家人,又節省時間的有效辦法,就是利用省時的商品或外部服務。
5.女性的愉快動向。希望過得快樂,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享受現在的時間。這種動向以女性大學生和獨身女性最為顯著。
時尚雜志所表現的消費
時尚雜志為時尚提供了傳播的載體,它刺激消費者的購物欲望、提供載體以展現產品的功能品質。時尚雜志所表現的消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雜志展現的消費內容
展現時尚生活理念,宣揚時尚觀念,培育時尚消費群體。這類文章一般從大處著眼,不局限于某個產品或品牌,通常以宏觀的視角講述時尚的生活方式或時尚觀念。傳播學中介紹的傳播效果,根據其發生的邏輯順序可分為認知層面、態度層面、行動層面這三個階段。這類文章的傳播目的就在于達到認知和態度層面的改變。
以“美麗”的名義介紹時尚消費品。這類文章通常會虛設一些情景作為串起文章內容的背景,也會以美麗顧問的角色為讀者“美麗支招”。這類文章一般采用微觀視角,不惜筆墨突出某些特定商品的品牌和功用,具有明顯的廣告痕跡。其傳播意圖就是刺激消費某些特定商品,在傳播效果上深入到行動層面。
以明星、白領為主角,呈現時尚生活方式或時尚界盛宴,讓她們為時尚產品說話。這類文章介于前兩類文章之間。其中不僅能看到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還能了解到主人公的時尚品位、品牌偏好,甚至能得到一些實用的“時尚心經”。這類文章對商品的推介比第二類文章隱蔽,讀者一般是在接受主人公故事的同時認可了這類商品。從傳播效果上來看,它包含了認知、態度、行為這三個層面。
2.雜志形式上的消費主義
封面。有調查顯示:讀者購書時,因對封面產生興趣而購買的比例為46%之多。各家時尚雜志都為爭奪讀者使盡了渾身解數。我國的時尚類雜志的封面多用銅版紙、彩色印刷、加壓塑料薄膜、燙金字等加工裝潢,一般都用時尚美女或女明星的大幅照片來吸引讀者。
欄目。時尚雜志在整個編輯、編排上都是按照國內讀者的需要來做,打破了以往的分欄式做法,具有非常大的信息量,充分滿足了亞洲人的消費習慣。從其欄目組合不難看出,時尚雜志向受眾推介的、灌輸的、甚至可以說是規范的,95%以上都是生活情調、著裝品位、人際關系等,究其本質也就是消費文化所倡導的以“消費”、“享樂”為主的生活理念。
標題。時尚雜志很講究標題的制作、設計和排列。標題的字體、字號的變化,標題的排列形式的變化,標題區的形狀類型變化,標題裝飾形式的變化,標題與標題之間在版面上的布局和組合的變化以及標題中生動、簡潔的語言等都能夠吸引讀者、凸顯消費。
圖片。圖片對于時尚雜志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區別于普通雜志的表征之一。在這個眼球經濟時代,圖片是時尚雜志消費文化體現的重要元素。時尚雜志的大量圖片創意獨特,捕捉流行的信息,體察季節的變化,同時還能反映雜志的風格。尤其是占滿全版的圖片或插圖帶來的視覺沖擊力巨大,往往能使讀者感到震撼,對其介紹的消費品“一見難忘”之下,產生了“收為己有”的沖動。
色彩。色彩對讀者有巨大的吸引力。據心理學家統計:人們看物體時的前20秒,眼睛對色彩注意力占80%左右,而對形體的注意力僅占20%左右,當時間延續2分鐘后,對形體注意力可增加到40%,對色彩注意力降至60%。5分鐘后,形體、色彩各占50%。可見雜志的色彩運用與編排的樣式同等重要。因此,色彩特有的視覺效果,使它成了凸顯時尚雜志消費主義的另一重要元素。
文字。字符是承載雜志內容的主體,時尚類雜志在文字編排上講究與圖片契合,利用圖片造成沖擊力吸引讀者閱讀,文字的運用和以往的雜志相比講求少而精。字體和字號的運用要恰到好處,要與雜志風格相協調。
3.營銷手段所引導的消費文化
合作版權、時尚雜志的定位、贈品、廣告、技術、價格等各種營銷手段也都體現著各類時尚雜志所引導的消費文化。時尚雜志本身就是奢侈消費品,也是消費主義全球化的必然產物,并為其推波助瀾。
消費變成了“時尚消費”
時尚作為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大眾行為方式的流行現象,它的興起和流行與社會的大眾傳播媒介密切相關。媒體文化成了一種特別強勁的文化時尚的源頭,提供外表、行為以及風格等榜樣。大多數時候,正是由于大眾傳播的這種社會地位賦予功能,使得時尚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來勢洶洶的事物。消費品首先經過大眾傳媒的宣傳,在消費者心中形成一定的意義表征才會被購買和消費;大眾傳媒向人們暗示,如果你擁有某種商品,你就會擁有某種人的某種社會意義和價值;大眾傳媒以特定的方式擴大商品消費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內涵,消費行為將隨之展示出其文化意義和社會內涵。所以,傳媒在時尚傳播和引導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消費品的使用價值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人們重視的是消費品的“時尚價值”。在這種消費方式中,時尚成為評價消費品消費價值的主要尺度,消費變成了一種“時尚消費”。首先,人們在購買消費品時主要不是以消費品的使用價值為尺度,而是以時尚為尺度。這不僅表現在只有那些符合時尚的消費品(如名牌產品)才能受到人們的青睞,而且表現在符合時尚的消費品的價格也遠遠超出了其使用價格。人們購買消費品的花費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是購買了使用價值,而其他大部分則是為追求時尚而付出的代價。其次,在對消費品的消費中,不管消費品是否仍然具有使用價值,只要它背離了時尚,它就不再具有消費價值,就要被作為廢棄物扔掉。也就是說,決定一種消費品是否仍然具有消費價值而被繼續消費的尺度已經不再是使用價值,而是時尚。
參考文獻:
①孫燕君 康建忠等著:《期刊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簡平:《透析時尚雜志的泡沫式繁榮》,《新聞記者》,2007年第3期
從烽火臺上點火報警,到古希臘馬拉松戰役,派人長途奔跑,再延伸到人們馴化了的鴿子。我們從中看到了傳媒在人類社會中的進步和發展,可這些傳媒方式必經跟不上社會的發展。現在我們進入了信息時代,書籍、報紙、雜志、電視、廣播、互聯網都被廣泛地利用。這些大眾傳媒滿足了我們的生活需求,但是它給我們帶來了好處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
就拿網絡來說,不管是成年人還是青少年,終日沉迷上網聊天,網絡游戲的人越來越多。以主觀的角度分析,這并不算什么,不過是種休閑方式;但以客觀角度分析,網絡的危害的確很大。報刊上時常有這類新聞出現。很多家長、老師也都反對孩子上網。他們認為上網只會給孩子帶來許多不良影響:耽誤學習時間,從而導致成績下降,視力下降。長期下去,會成癮,并且不能自拔,也很難矯正,甚至會走上犯罪的道路。
前幾個月,西安有個14歲的中學生,因迷戀網上游戲,成天逃學。一日,打游戲時,久久不能過關,最終喝農藥自殺。
最近,也因網絡而引起了一例撲朔迷離的事情:一個15歲的男孩(簡稱男孩A)和一個13歲的男孩(簡稱男孩B)引起的殺人案件。男孩A和男孩B是在網上聊天結識的,男孩A是以兩個身份出現的,一個是以女孩的身份,另一個是以女孩的弟弟的身份(也就是自己性別的身份)。男孩A以女孩的身份在網上教唆男孩B去殺人,但是殺的這人不是別人,正是男孩A自己,他答應男孩B,殺完人之后,會給予很多好處,男孩B就信以為真。當他兩人見面時,男孩B就照著男孩A的吩咐殺了男孩A。幸虧警方及時趕到,救了男孩A,才阻止了這場悲劇的發生。而男孩B還是一頭霧水。一場由一個15歲的男孩自編自演的悲劇,目前還在調查中。而對這男孩教唆他人傷害自己的行為,目前也在分析中。這場因網絡引起的悲劇,使兩個同在一個城市的男孩從此不準見面。類似的事例還很多,在網絡上,十有八九是匿名的。因為網絡沒有真實性,它本身虛擬性的世界使大家都想保護好自己,也有更多的人認為反正不是以自己真實的身份,對自己的言行可以不負責任,然而出了事情往往無人追究。這種不好的現象也使真正想學習的同學因受到家長的限制得不到寶貴的學習資源。
對于現在的信息時代來講,這種高科技的好朋友還是利大于弊的。我們不用看報紙,上網輕輕一點,就能掌握最新、最快的資訊。在學習上遇到什么難題,也可以上網查找有關資料。但關鍵主要取決于我們自己,能否看清、辨別網絡存在的利與弊,要認識網絡、把握網絡、駕馭網絡。而不要因為我們不能在這虛擬的航海中正確航行,讓這高科技朋友的出現成了一種美麗的錯誤。
關鍵詞:廣電傳媒;經營;模式
廣播電臺、電視臺的社會定位是事業單位,在經營管理上的定位則是企業化。也就是說廣電傳媒是一種企業化的事業。如何把這一重要而特殊的事業經營好,現在已成為廣電傳媒界心之所向、力之所趨的焦點問題。圍繞這一問題,盡管有各種主張,基本指向卻是一致的,這就是廣電傳媒要走企業化經營的道路,從行政經營完全過渡到企業化經營。
一
廣電傳媒如何過渡到企業化經營,選擇什么樣的企業經營模式作為企業化經營的主導模式?這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審慎抉擇的問題。
縱觀企業經營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往往有不同的經營主導模式。就其基本類型來看,大體上可以分為生產經營、銷售經營、需求經營、資本經營、社會經營、形象經營六種。企業的六種經營模式,是對以往各類企業經營的概括和總結。在現實的企業經營實踐中,一個企業的經營往往不只采取一種模式,在不同的經營時期、不同經營環境都會有所變化。但無論怎樣變化,總有一種模式是起主導作用的,我們稱之為主導模式。決定什么樣的模式作為企業的主導模式有各種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市場,說到底是市場賴以存在的社會公眾。市場處于賣方市場狀態,公眾購買力旺盛,產品供不應求,企業經營的重點往往放在產品的生產上,生產經營模式就很突出。市場處于買方市場時,產品大量積壓、公眾缺乏購買熱情,為激發公眾的購物欲望,調動其購買熱情,賣出積壓產品,經營的重心就擺在推銷上,銷售經營就成為企業經營的主導模式。當產品積壓推銷也成效甚微時,危機就擺在了企業面前,要想擺脫危機,企業就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公眾需求上,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以需求經營模式主導企業經營。社會經營模式是企業在社會壓力下道德升華的產物。以這種模式為主導模式的企業往往置身于社會與企業矛盾比較突出、尖銳的環境中。緩解、消除矛盾,改善關系,維護、發展企業的生存空間,是企業選擇這種模式的基本背景。資本經營模式關注的是社會資本的運動。企業采取資本經營為主導模式,是為了快速實現資本積聚,進行大規模擴張,廣泛占有市場。急進時期的企業往往以這種模式為主導。選擇形象經營為主導模式的企業多是志存高遠者,這類企業不僅關注生產、銷售、需求、社會、資本等各方面,而且注重創造現代文明企業形象。它們不僅要適應和滿足公眾的物質需要,而且要與社會公眾在精神文化領域實現全方位溝通。正因為如此,選擇以形象經營為主導模式的企業要進行徹底改革,目的在于構建獨特的企業文化,從意識形態解決內部凝聚力和對社會公眾的親和力問題。正因為這種模式的立腳點不是單純地放在某一方面,而是從精神文化領域的更高境界來著手企業的全面經營管理,所以它不僅被越來越多的企業作為主導模式,而且為不少政府機關、社會團體、機構乃至軍隊所借鑒。
廣播電視傳媒的企業化經營應以哪一類模式為主導模式呢?應從廣播電視傳媒的客觀實際出發。就廣播電視傳媒的事業領域看,是精神文化的生產與傳播。因此,生產經營、銷售經營模式都不宜作為經營的主導模式。而需求經營模式不管對于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生產來說都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作為以精神產品生產為主的我國廣播電視傳媒,在這個方面過去比較忽視。因此,在經營上應當充分考慮、適應公眾的需求。在經營模式的組合上應當把它作為一種重要模式。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精神產品的生產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其特殊性在于:有需求的產品,卻可能是對社會有害的產品。因而,以需求經營為主導模式并不十分恰當。社會經營模式對廣播電視傳媒來說是個適用的經營模式,在過去的廣播電視經營實踐中實際上也存在,而且還是廣電傳媒把握得較好的一種模式。只不過在運用上不是“企業化”的,而是“行政化”的。因此,對于這種行政化的社會經營模式要進行改革,要使其真正“企業化”。資本經營模式是否能作為廣電傳媒經營的主導模式呢?就我國大陸廣播電視的狀況來看,除了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獲國家政策特許的個別廣播電臺、電視臺之外,對絕大多數廣電傳媒來說,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是不可行的。我國大陸的廣電傳媒過去一直就是行政經營(或者說行政化經營),沒有進入過經濟經營領域。現在的經營改革,其著眼點是經營企業化,而不是經營資本化。其目的在于通過企業化使經營轉軌,由行政經營向經濟經營過渡。就算是經營改革成功,企業化的廣播電視傳媒和一般的企業也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把以實現資本的快速擴張和利潤的最大化為目的的資本經營模式作為廣電傳媒企業化經營的主導模式,也是不現實的。
再看形象經營。對于企業的形象經營,廣電傳媒并不陌生。因為企業形象經營所依靠的各種形象經營戰略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廣播電視傳媒來完成的。也就是說廣播電視傳媒事實上是企業形象塑造的參與者和傳播者。正因為如此,廣電傳媒的企業化經營選擇形象經營作為主導模式有很好的基礎,如善于形象塑造與傳播,不缺乏塑形人才,實施形象經營的成本相
[page_break]對一般企業低,等等。除了上述外,更為重要的是,形象經營是最適合我國廣電傳媒企業化的一種好模式。這種模式好就好在,它既是一種可以取代行政經營的經濟經營模式,又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化經營模式;既能適應廣電傳媒的經營體制改革要求,又有利于作為文化傳播事業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向更高層次的現代傳媒發展。
二
具體而言,選擇以形象經營為主導模式對于廣電傳媒的經營改革會有哪些好處,或者說好的改變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經營理念的提升,是官本位觀念到民本位觀念的轉變。廣電傳媒作為大眾傳媒,其服務的主體應該是人民大眾,經營理念應該是“以民為本”。事實上,在僵化的行政經營體制和長期的思想的熏陶之中,廣電傳媒秉持的理念卻是“以官為本”,主要考慮不是人民大眾的需求,而是“上級”、“領導”的需要。如果選擇形象經營模式為主導模式,這種情況就要有根本的改變,就不能只考慮“領導”需要和上級印象,而是要把經營的重心轉移到樹立良好的大眾傳媒形象,使廣大人民群眾都喜歡,使黨和人民都滿意上來。
第二,是經營行為的徹底改變,是人員素質的大幅度提高。在官本位理念的指導之下,廣電傳媒的經營行為主要是服從“官指向”的,傳媒工作除了保證“政治素質”的可靠之外,其它都是次要的。在民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廣電傳媒的經營指向是“民指向”,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是廣電傳媒經營滿足的對象。人民群眾是一個多元的多層次的文化集合體,要滿足人民群眾的不同層次需求,傳媒工作者就必須有廣博的文化藝術修養,就必須努力增強自身的傳播技能,提高傳播水平。
第三,是社會關系、經營關系的根本改善。在以民為本的形象經營理念指導下,廣電傳媒必將一改“官氣橫秋”的架勢,傳媒工作者亦必然關注和發掘老百姓最關心的熱門話題,同時又十分注重自身和媒介的形象,以獲得良好的社會影響。這樣就必然導致社會關系的融洽和經營關系的根本改善,廣電傳媒將真正在大眾傳媒的意義上得以回歸。同時,傳播客戶(廣告業主)亦必將隨著民眾對廣播電臺、電視臺的熱心關注而進一步擴大廣告投入,從而改善廣電傳媒的傳播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