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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通知,對員工制家政服務企業免征3年營業稅。
2012年5月29日,安徽省商務廳《“放心家政”體系建設和管理規范(試行)》,規定大型龍頭企業簽約家政服務員總數不少于500人(其中員工制簽約服務人員數不少于100人);中小專業性企業簽約服務員總數不少于200人(其中員工制簽約服務員人數不少于50人)。
6月初,合肥市傳來消息,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對員工制家政公司購買社保給與補貼。
所有的政策都有明確的指向——鼓勵有能力的家政公司從中介制向員工制轉變。只是,在推行員工制的過程中,利與弊如何權衡,成本與所得孰輕孰重,家政公司們內心也很忐忑。
波瀾不驚
員工制是家政行業未來發展的方向。這已成為業界的普遍共識。
在接受《徽商》采訪時,合肥市家政協會常務副會長、徐敏家政總經理徐敏表示,從中介制向員工制轉變,能夠更加規范家政市場,提高服務質量;大海家政總經理吳海峰認為,員工制能夠更好地留住人員、吸引人才,它也是規模化、專業化的有效路徑;億幫家政總經理李剛更是表示,實施員工制、建設自己的企業文化才是一條正確的路子……
企業家們語聲鏗鏘,政府相關部門也在努力助推,免征員工制家政企業營業稅3年,謀劃補貼企業社保金,扶持龍頭企業連鎖發展,每一條政策都有足夠的含金量。
只不過在這看似轟轟烈烈的背后,合肥家政企業員工制進程依舊波瀾不驚。雖然也有幾家家政公司打出了員工制家政企業的旗號,不過他們的成色卻值得商榷。
按照有關規定,員工制家政企業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簽訂半年及以上勞動合同或服務協議,支付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按月足額繳納社保金。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公司漫說符合三項要求,事實上連一項都很難達到。
在合同上,公司與家政員簽訂的是勞務合同而不是勞動合同,雖是一字之差,卻直接決定了它不是由《勞動法》調整,《勞動法》規定的許多權利家政員無法享受。與雇主簽訂的為三方合同,仍然具有很明顯的中介特征。
在工資上,家政員沒有底薪,按工作量計酬。所謂家政公司發工資,不過是月頭雇主把報酬交給公司,月尾公司再交還給家政員,可能會提取一部分費用。公司扮演的更像是“二傳手”的角色。
至于社保金,徐敏表示:“目前合肥沒有一家公司給家政員買了社保。”她也因此斷言合肥沒有一家員工制家政公司。
通過走訪數家合肥市重點家政公司,《徽商》記者驗證了徐敏所言非虛。這幾家公司簽約家政員有200多名,購買社保金的基本沒有,倒是為了分散可能的風險,很多企業為家政員購買了意外傷害險。
家政公司此時的心情是復雜的,做員工制全國各地失敗的案例太多,稍不留神做不成先驅反倒成為先烈。他們必須要考慮到一點:員工制在保障家政人員權利、幫助雇主有效規避風險的同時,也把更多的責任、成本和風險落到了家政公司的頭上。
首先是安全風險。前年,李剛公司一名從業人員在上班途中摔斷了腰骨,光醫療費李剛就花了五六萬,意外險最高只理賠1萬。類似這樣大大小小的事故,李剛每年都會碰到,如果只是中介服務,還有可能推卸責任,但在員工制下,后果公司都要承擔。
其次是實行員工制后,要適用勞動法,員工必須有法定假日,三倍的加班費,這些不符合家政工作的實際情況。
最重要的繳納社保,這一塊要占到服務收入的30%。早在2000年初,合肥的天天保潔就曾嘗試過員工制雛形,結果是勞動部門要求它辦理社保,天天保潔承擔不起被迫停業。
“有時候想就簡簡單單做一下中介服務也挺好的,起碼沒有太多的煩心事。”一位家政公司的負責人嘆了口氣,神情有些沮喪。
社保困局
推行家政員工制,社保是一道始終繞不過的坎。
6月初,合肥市人社部門召集了幾家龍頭企業舉行座談,就政府給員工制家政公司補貼購買社保費用進行討論。對于這樣的政策利好,家政公司仍然提不起什么熱情。“人社局最初的意見是只有為100名員工購買社保才能享受政府補貼,企業都不贊同。后來把討論的標準降到30人,仍然遭到了反對意見。”一位參加座談的人士說。
出現這種情況,徐敏坦言,這是因為家政屬于微利行業,實在承擔不起社保費用。她算了一筆賬,如果按要求繳納社保金,員工每人每月要交189元,企業交576元。
“合肥具體補貼的標準還在制定中,如果參照北京的算,我每個月要為每個員工交近300元。”徐敏說。
去年5月,北京市出臺的《關于鼓勵發展家政服務業的意見》規定,經認定符合條件的員工制家政服務企業,在與家政服務員簽訂勞動合同期限內,享受養老、醫療、失業保險補貼,補貼標準為企業實際繳納社保費的50%。
就是300元與家政公司的盈利能力相比也是龐大的數字了。
目前,合肥的家政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為兩種:一種向雇主收取管理費,以家庭保姆業為代表,另一種是從家政人員的勞務報酬中提取管理費,以家庭保潔業為代表。
徐敏家政主營業務是家庭保姆。這項業務的盈利點來自于100元的介紹費,以及按保姆月工資5%向雇主收取的管理費。
“我們全日制的家庭保姆月工資大約為1800~2000元。也就是說每月也只能從保姆頭上賺一百元。”如果徐敏想在雇主身上填平買社保帶來的缺口,她必須把管理費提升到20%。很顯然雇主是不會買賬了,畢竟在市場上還有很多中介,他們不收管理費而且可能提供保姆服務的價格要更便宜。
大海家政是合肥家庭保潔市場的佼佼者,總經理吳海峰也不敢貿然提高管理費提成。從2004年創辦以來,吳海峰一直努力走員工制道路,不過8年過去了,公司簽約家政人員也僅維持在200多人,不能滿足業務需求。“公司都成了人才輸出基地了,每年都會走一批人。在業務高峰期,我們不得不到勞務市場上尋找幫手。”吳海峰的無奈背后是家政員對公司收取管理費的不滿。據業內人士估算,在家庭保潔行業每年人員流轉率近八成,指望提高管理費提成,代價可能是人員更大規模的流失,這是家政公司最不愿看到的結果。
企業不愿買社保,還有一部分家政服務員對買社保也不見得多領情。
6月25日,合肥市安慶路附近一家政中介內,余鳳霞閑坐在桌邊嗑瓜子。她剛剛結束了上一份保姆工作,現在又來中介找機會了。做了五六年家政的她也在那種類員工制管理制的公司呆過,不過她更喜歡中介。“公司里規矩多,還拿走我一部分錢,我還是更喜歡中介介紹和顧客直接打交道。”
“羊毛還不是出在羊身上。”談到員工制公司要繳社保時,余鳳霞哼了一聲,“公司交的養老金還不是我們辛苦錢,什么時候能拿到、拿多少還講不定,有錢不如發給我們實惠。”
關鍵詞:投遞;平臺化;服務站;資源;競爭力
互聯網時代,平臺化模式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郵政擁有覆蓋全國、規模最大的投遞服務網絡,急需發揮自身優勢,實現投遞平臺化,增強核心競爭力,滿足“互聯網+”時代的客戶需求,促進業務發展。
1平臺化模式
1.1平臺化模式的內涵
平臺化誕生在遠古,延續到現在,比如集市、農貿市場。現今,平臺化模式在連接兩個(或更多)特定群體、滿足各方需求的同時,從中盈利。阿里巴巴、京東、蘇寧、國美、微信、百度等平臺企業用事實證明,平臺化是成功的商業模式,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公平性、整合性等特點。
1.2郵政投遞平臺化的內涵
郵政投遞平臺化,即以普遍服務的投遞功能為基本載體,在為郵政企業服務及其相關產業提供投遞服務的同時,增加宣傳、營銷、攬收、征訂、調查、倉儲、配送、金融等服務,聯系城鄉居民、電子商務、媒體等多個需求方,整合更多的資源,利用獨有的地緣、人脈等優勢滿足各方需求,并獲得一定的收益。
2郵政投遞平臺化的必要性
2.1郵政投遞平臺化是郵政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投遞平臺化是貫徹落實“一體兩翼”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投遞網絡是郵政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只有增強核心競爭力,才能打造強大的“寄遞翼”。投遞是郵政連接千家萬戶的接入點,是綜合服務吸引人氣的關鍵,只有投遞平臺化,才能確保“一體兩翼”戰略的落地。投遞平臺化是中國郵政做大寄遞業務規模、鞏固寄遞市場份額的必然選擇。近年來,全國快遞行業始終保持高速增長態勢。2015年全國快遞量達到206.7億件,同比增長48%,但郵政企業在物品寄遞市場已經失去主導者地位,處于跟隨者甚至補缺者的境地,急需通過投遞平臺化,整合投遞資源,增強核心競爭力,提振營銷士氣,擴大市場份額。同時,社會快遞企業為應對電子商務寄遞市場快速發展和競爭加劇的市場環境,正在推進投遞平臺化。《平臺戰略》指出,能夠對抗一個平臺的,一定是另外一個平臺。哈佛大學馬可•揚西蒂表示:“未來的競爭不再是個體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平臺之間的對抗”。郵政企業必須實行投遞平臺化,才能有效應對即將到來的平臺競爭。
2.2郵政投遞平臺化是寄遞企業發展的大勢所趨
受物價上漲、人工成本增長、價格戰等因素的影響,寄遞行業利潤率從2005年的30%降至目前的5%,甚至在廣州、武漢、北京等地陸續出現了快遞網點破產的情況。寄遞企業在競爭中合作、共享資源,實施投遞平臺化,以達到降低成本、節約資源、提高利潤率的目的。2014年,順豐并購三家落地配公司,形成“全國網絡+區域配送”的投遞平臺。2015年8月,菜鳥、豐巢入股速遞易,形成投遞平臺;全峰、德邦與速派聯合形成投遞平臺。2015年,順豐、申通、中通、韻達等聯合成立豐巢投遞平臺。這是對投遞資源認識的轉變:從占有資源到駕馭資源,從孤軍奮戰到聯合共生。快遞企業打造開放的投遞平臺,旨在強化在市場競爭中的控制力和話語權,將市場競爭方式從價格戰引向服務戰,在獲取銷售和物流數據的同時,疊加金融、倉儲等服務,從而獲得更大的市場,創造規模效益。
2.3郵政投遞平臺化是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
郵政投遞是全國服務面積最廣、投遞量最大、與國計民生關系最密切的國有投遞網絡。以郵政投遞為龍頭,整合投遞資源,實現投遞平臺化,使寄遞業走向規模化、專業化道路,有利于社會化物流的發展,推進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促進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實現精準扶貧,帶動經濟增長。國家經濟發展,要求中國郵政投遞平臺化,并進行開放。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和《物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14-2020年)》,要求降低物流成本,進行行業資源整合與共享。中國郵政作為國有企業,需要開展投遞平臺化,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配送成本。國家社會發展,需要郵政投遞平臺化。投遞平臺化對于快遞服務“向西、向下”,對保民生、促民生、惠民生具有重要意義,能夠縮小城鄉差異,提高全國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升快遞資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利于創建節約型社會。
3郵政投遞平臺化的可行性
新的平臺機制主要圍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優勢最大化建立。郵政投遞網絡是郵政企業實現產品價值和服務功能的基本平臺,是郵政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此為基礎推進平臺化,完成定位多邊市場、激發網絡效應、構建用戶堡壘、形成盈利模式等四個運營過程(見圖1),是切實可行的。
3.1郵政投遞服務與多邊市場定位
構建平臺商業模式的首要步驟是定義雙邊或多邊使用群體。郵政投遞,有普遍服務和穩定的業務作為基礎和支撐,無論業務量大小,地區多么偏遠,投遞網絡都會長久存在。以此作為雙邊模式或多邊模式的基礎,更為牢固、長久。投遞平臺連接的兩個基本群體是:寄遞方與收件人。郵政投遞平臺以雙邊模式為基礎,可以拓展多邊模式。在寄遞的基礎上,疊加廣告宣傳、市場調查、實物配送等功能,連接廣告商、市場調查機構、零售商、餐飲外賣等需求方。中國郵政在全國城鄉范圍內投遞并回收的經濟生活大調查問卷,杭州、廣州、深圳、武漢等地的投遞網配送中藥、電銷保單收單、電子商務實體店認證、電子商務郵件營銷和攬收。這些說明投遞平臺的多邊模式同樣切實可行。郵政投遞平臺的多邊需求詳見圖2。
3.2郵政投遞網絡的比較優勢與網絡效應
比較優勢,是一方相對于其他競爭方,具有的獨特競爭優勢。網絡效應,是某產品或服務對一名用戶的價值取決于使用該產品或服務的其他用戶的數量,或者說,一個網絡的價值取決于其所能連接個體的數量。郵政投遞網具有點多、面廣、公信力高等比較優勢。中國郵政有3.7萬個投遞網點(含速遞,下同),40多萬個可提供郵件代收、轉投服務的站點,18萬名投遞人員以及50多萬名參與代收轉投的人員,9050多萬個投交點;服務范圍覆蓋全國城鄉。中國郵政是國有企業,擁有120年的歷史,承擔著普遍服務任務和特殊服務任務,具有良好的公信力。多年來,服務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具有獨特的地緣、人脈等優勢;中國大陸所有人口,都已連接中國郵政投遞網,其網絡效應之強,在寄遞企業中獨一無二。
3.3郵政投遞平臺的用戶壁壘
用戶壁壘,是網絡效應的延續和升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或者專營權。郵政投遞平臺的用戶壁壘第一道防線,也是成本問題。郵政投遞網,是中國已經建成的覆蓋范圍最廣、投遞量最大的投遞網絡。受中國地域廣泛,地區環境、交通條件差異大,人工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約,經濟、資源不允許再建一個同等規模、范圍的投遞網。同時,郵政是承擔普遍服務義務、享有信函專營權的國有企業,公信力極強,具有相當的用戶粘性。郵政網點眾多,在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服務“三農”等方面的努力,形成了地緣優勢、人脈優勢,增強了用戶粘性。郵政企業還可以綜合利用郵編資源、名址資源、自提網點等形成虛擬地址,增強客戶信息的保密性,持續強化用戶粘性。
3.4郵政投遞平臺化的收益模式與效益
3.4.1創造經濟效益郵政投遞平臺向社會快遞企業有償開放,提供末端投遞服務,利用邊際效應增加企業收入;市場化地投入投遞資源,持續利用邊際效應增強投遞資源利用率,創造經濟收益。同時,投遞平臺能夠通過攬收郵件、辦理代收代付業務、分銷物流產品等創造收益,促進業務發展。3.4.2創造社會效益郵政投遞平臺化并對外開放,是郵政企業響應和落實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的表現,有利于爭取國家在普遍服務、普惠金融、公文寄遞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郵政投遞平臺化并對外開放,是利民、惠民的好事,有利于提高投遞服務質量,提升客戶體驗,增強中國郵政的美譽度。中國郵政在國家出臺開放投遞終端的政策前、在社會快遞的投遞平臺尚未布局到位前,搶抓機遇,主動開放投遞服務平臺,具有更多、更強的自主性和可控性,能夠更好地規避風險和弊端。3.4.3鞏固競爭優勢郵政投遞平臺化并開放使用,有利于維護和鞏固郵政末端投遞的主導地位。郵政投遞平臺化建立的人工自提點、智能包裹柜等投遞終端,搶占了社區、商廈等場所,配以客戶代收或自取的習慣,可以取得先入為主、主導市場的發展效果。郵政投遞平臺的開放,將減緩快遞企業在不通達區域設立網點的進程,繼續鞏固郵政企業在本區域的攬收優勢。
3.5郵政投遞的平臺化實踐
各地郵政的實踐,證明了投遞平臺化的可行性、有效性。投遞在郵政經營發展中已經發揮了平臺化的作用,在履行普遍服務義務、特殊服務要求投遞責任的同時,利用投遞環節的優勢,加載了報刊收訂、物流分銷、郵件攬收、業務宣傳、信息收集與傳遞等功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每年80%以上的私費訂閱流轉額來自投遞平臺,70%以上的物流分銷得益于投遞平臺,每年10萬份經濟生活大調查問卷的投遞、回收依賴于投遞平臺。所以在郵政工作中,管理人員也經常把投遞用作支撐平臺、營銷平臺、溝通平臺、宣傳平臺。在電子商務經濟蓬勃發展的當下,郵政投遞平臺化的作用更加突出。深圳投遞平臺化實現“營攬投”一體化,開發了199個協議客戶,日均攬收3.1萬件快遞包裹,提高了對電子商務客戶的攬收時效和營銷能力;杭州投遞平臺配送中藥、鮮蔬、禮品等,每年創造2000余萬元的收益;廣州、成都、南京等地的智能包裹柜、自提服務點對社會快遞開放,并通過電子商務平臺供收件人選為收件地址使用;金華、贛州等地農村投遞網絡有償轉單投遞社會快遞郵件。3.6郵政投遞平臺藍圖3.6.1平臺建設方面縣及縣以上城市以投遞汽車為主、電動三輪車為輔形成投遞動脈,以20萬臺智能包裹柜(含自建和社會運營)、80萬個社區郵政服務站、50萬個自提網點為末梢神經元的投遞網;確保達到每1000人至少1個郵政便民服務站點,每個住宅小區至少1個、大學校園至少2個、千人規模的商廈寫字樓至少1個代收自提服務站或智能包裹柜的覆蓋標準,建立起郵政投遞平臺的終端優勢。同時,通過收購、聯合、加盟等方式,整合地方性的報刊、快遞投遞機構,進一步掌控城市末端的投遞終端,形成“上門投遞+代收自提站點+自取包裹柜”360度、24小時全方位開放式投遞服務平臺。在農村,整合臨近鄉鎮支局的投遞人員、車輛等資源成立農村投遞部,強化管理,通過企業自購、帶車加盟、私購公租的方式,推進農村投遞汽車化、機動三輪車化,依托現有投遞網絡、分支機構、代收站點和群眾基礎,以在每個行政村至少建設1個、鄉鎮駐地至少2個為標準,建立起100萬個農村投遞末端,形成最廣泛的農村投遞服務平臺,快速推進投遞平臺建設,并有償開發農村投遞平臺。還可借助互聯網的力量開展眾包投遞,經認證審核者,可以通過手機應用程序有償運輸及投送快遞、郵件,撬動社會資源,增強投遞能力。3.6.2業務運營方面形成扁平件快遞、物品型快遞和普遍服務三個投遞層級,分別按照各自的時限、頻次、深度等服務標準進行投遞,并疊加攬收等服務。同時,根據業務需要分季節、分時段疊加入戶調查、冷鏈配送、禮儀配送等服務。還可以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拓展服務。郵政投遞平臺服務及遠景詳見圖3。3.6.3服務管理方面借助互聯網技術建立信息化管控體系。通過手機、手持終端、電腦、平板設備結合二維碼、GPS技術,實時掌控各投遞員、投遞車輛、服務站人員等投遞單元的位置、路徑、業務量、質量等運營情況,并通過云計算動態派發攬收、投遞、運輸等工作任務,向收件人發送投遞信息,在同城配送中規劃最經濟、最高效的配送路徑。
4郵政投遞平臺化的步驟
4.1統一思想,制定戰略
推進郵政投遞平臺化,要從戰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認識其重大意義,形成統一思想,明確郵政投遞平臺化的建設部署、開放策略、措施等問題,并逐步實施縱向一體化戰略,將業務整合、擴展至倉儲、運輸行業和電子商務網站等。各級郵政企業加大資源投放力度,提高關注程度,并持續推進。
4.2加大投入,增強運營能力
一是增強投遞服務能力,強化投遞平臺化的運作基礎。增配投遞機動車輛,改造投遞網點,擴大郵件處理場地,增配監控器、手持終端等信息化設備,加快投遞信息化、汽車化進程。優化投遞人員配置,根據業務量配置投遞人員。二是增強創收能力,強化投遞平臺化的經濟基礎。明確各類郵件的投遞結算費用標準,并進行結算,以投遞費用倒推確定業務資費標準,鼓勵市場化定價,放開投遞環節對競爭性業務的投遞定價權,拓寬投遞平臺創收途徑。三是增強投遞服務規范性,實現投遞自我增值。投遞平臺各節點要強化培訓,統一標識、信息系統、服務標準,完善業務處理制度,明確考核標準,通過規范投遞操作,保質保量地完成投遞服務,提升客戶體驗,增強平臺對用戶的粘性。四是加強投遞服務質量管控,保障投遞服務質量。健全投遞質量管控體系,明確相關部門及人員職責、質量指標、考核標準及整改責任;完善投遞生產和管理系統,結合信息化設備,及時管控投遞質量;暢通客戶申訴渠道,及時解決服務質量問題;形成事前—事中—事后閉環管控,保障服務品質,提升客戶體驗。
4.3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支持
關鍵詞:電影產業;投融資;機制;風險
中圖分類號:J99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2
縱觀中國電影史發展近百年,經歷了三個時期,一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制作、發行和放映模式;二是雙軌制時期提出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和擴大制片業與發行業經營自的市場化發展;三是市場經濟初期至今開始構建新型電影市場環境,正式實施“院線制”。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電影產業在文化產業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同時還要接受來自美國、韓國等電影業的挑戰。
在此種背景之下,中國電影要求得生存的唯一途徑是加快發展速度,擴大產業規模,完善產業機制。但中國的電影產業面臨著較為嚴重的資金問題、投融資風險,對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形成束縛,造成投融資機制運行效率低下有諸多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投融資機制內部要素風險制約,二是整體外部壞境制約,三是內外部二者間的協調障礙制約。筆者從以下幾方面對中國電影產業投融資風險進行研究。
一、微觀領域風險――內部自身發育不健全
中國電影產業雖已有百年歷史,但本質上仍然是初級發展階段,資本結構單一、低于分布不平衡、市場競爭不發達等問題為主要表現。
1.社會投融資非專業化突出投融資矛盾
中國電影產業社會投融資非專業化突出的投融資風險主要有三:
(1)顯著差別對待的風險。國有電影企業和民營電影企業本身在實力上相差懸殊,卻得到差別對待。國有電影企業本身資本實力雄厚,然而缺乏市場意識;民營電影企業了解市場需求卻在投融資市場不受寵,導致中國電影產業的惡性循環。國內的社會投資非專業化現象較為嚴重,社會投資的基本策略是小成本、小制作、小題材,除了各地影視公司投資拍攝的影片與制片公司合作,就是個人拿著劇本找投資,或者熱衷文化事業愛好者各地尋找投資,在制作、發行和管理等都缺乏保證。
國有企業對國家資金要承擔保值增值的責任,如果投資一個或幾個影片不成功,就可能導致國有資產的損失。中影集團就是一個例子,早在2001年攝制了《致命一擊》等5部影片,總投資達到3700多萬元,發行后市場回收400萬元,在2001年凈虧損達到300多元,不能不說是國有資產的巨大損失,國有電影企業一味盲目選擇,不考慮市場需求,無序的進行投資,導致國資不斷流失。相比之下,沒有依靠大制作而成功的光線傳媒,在2012-2014年都在中國電影業獨樹一幟,雖然在票房總量上無法與華誼和博納相抗衡,但光線傳媒依靠對市場獨特的嗅覺和觀眾喜好,推出的低成本喜劇《分手大師》、青春系列《匆匆那年》和《同桌的你》等電影,獲得驚人的290%的綜合回報率。
(2)電影項目投融資手段單一的風險。中國電影投融資是單一項目,只要少數電影項目能獲得高額利潤,多數電影存在虧損問題在電影市場發達的美國,組合投資已經應用,一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二能獲得較為穩定的投資回報。這一情況極大地影響行業外投資者的熱情。
目前的中國電影市場,真正能夠做到組合投資,降低資金風險的有,在2003年2月,西影股份公司、北京華誼兄弟太合影視公司、西安明樂文化傳播公司聯合組建陜西西影華誼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這種強強聯合的方式,體現了資源互補為彼此提供更多發展商機。再有2004年11月,索尼影視國際電視公司與中影集團成立了中國首家中外影視制作合資公司――華索影視數字制作有限公司,它將影視業和娛樂業結合起來,使得中影集團在可控風險范圍內,擴展了經營的領域。
(3)國產電影盈利模式不成熟的風險。城市影院票房、農村市場電影放映、電影頻道、音像和網絡版權、政府支持資金、海外版權銷售以及衍生品銷售等7個渠道,是電影產業的主要收入。我國每年發行100多部影片,能夠盈利的目前占3/1,整體上,中國電影產業盈利能力弱,投資風險太大,電影產業資金匱乏嚴重,投融資矛盾也逐步凸顯。
《西游》、《泰濉貳《致青春》等一系列叫好叫座的電影,幕后操盤者基本都是華誼兄弟,光線傳媒、博納影業、華策影視,華誼兄弟之所以做的如此成功,不是單一靠票房,營銷預算、版權回收、電影衍生品銷售、電影翻拍、主題公園建設等等,華誼兄弟還啟動“電影公社”等地產項目,將“狄仁杰”等做成系列,形成文化品牌,未來作為主題公園來開發,多維度演唱影片的的市場流通時間。
2.產業結構失衡加重不確定性風險
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結構失衡加重的不確定風險主要有二:
(1)缺乏防范機制的風險。市場產業發展較為緩慢,缺乏必要的風險防范機制;產業成熟度不夠,甚至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無論電影企業有怎樣的投資欲望,沒有融資就沒有投資,金融中介機構也不會甘愿承擔風險,二者之間的供需矛盾一直存在。而成熟的電影產業市場要求必要的風險防范機制來規避電影企業和金融中介機構所面臨的風險。
對于風險投資,如何順利回收效益是關鍵。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中國電影集團、華誼兄弟傳媒集團等數家電影公司紛紛籌備上市,華誼已經上市,然而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一進程持續被擱置,導致是的公司上市這一最為風險投資所仰仗的退出通道至今未能全面實現,由此產生的對風險投資進駐電影產業的促進作用也就沒有太高期望。
(2)信用級別差異的風險。中國的電影產業市場存在電影企業寡頭壟斷市場的情況,這就導致產業的整體規模表現無法與國際水平競爭。一個運行流暢完善的投融資機制需要信用體系作為保障,為將來建立良性的業務交流渠道,這就局限了規模較小的電影企業成長。
近年來的國產大片都不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參與,但全部都是國內最大型電影企業,不免有壟斷嫌疑,這就是一種信用級別差異所導致的后果。如華誼兄弟投資的《夜宴》獲得深圳發展銀行5000萬貸款,是首例為單個電影項目投資的情況。工商銀行北京分行為保利博納的《十月圍城》《大兵小將》《一路有你》三部影片投資5500萬元。中影集團出品的《赤壁》是香港渣打銀行投資的7000萬美元。這些例子說明銀行在對電影產業的貸款中同樣存在著“大企業”偏好,這是由于大型電影企業較中小電影企業在知名度、品牌和人才等方面都處于優勢和主導地位。盈利的主要是大型電影企業,其靠的是大制作、大明星、大宣傳的大片,而中小型制作的電影大部分都是由中小電影企業生產,所以虧損的企業也多以中小電影企業居多。由于現階段電影產業缺少完善的投融資體制和制度,缺少引用信貸資金和眾多風險投資基金。
3.金融產業結構失衡增加整體滯后風險
中國金融產業發展結構失衡加重的整體滯后風險主要有二:
(1)制約電影企業發展的風險。國有企業金融資本對民營電影企業的差別對待本身就激化二者的矛盾,生成電影發展企業發展惰性,長此以往不利于電影資源的均衡利用、電影質量水平的提升、電影產業的發展。對于中小電影企業來說,主要制作中小成本電影,沒有足夠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輕資產企業獲得銀行貸款。
大型電影企業投融資需求還未得到有效滿足,中小電影企業就更加難以為繼,為了分擔風險,中小型電影企業還是主要以聯合投資來解決融資問題,依舊不是長久之計。中小型電影企業要想創造出產品優勢,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必須尋找自己的突破口,注重提升自己影片質量。最近幾年的票房統計中,《杜拉拉升職記》、《失戀三十三天》、《泰濉返戎行〕殺鏡纈霸詿篤籠罩下成功逆襲。
(2)限制地區電影產業發展的風險。金融產業的地理分布不均造成電影產業投融資的需求差別,電影產業也呈現東強西弱的態勢,電影產業資源集中在中東地區,不利于電影產業投融資的進一步改善,增加電影業整體發展的風險。
從電影的地域分布來看,目前電影票房主要依賴于大城市院線收入,傳播地域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和農村電影市場所提供的票房較少,全國13億人口,8億左右生活在農村,所以電影業的地域發展程度,票房在區域分布的均衡方面存在較大風險。華東地區在2014年貢獻全國票房的36%,華南地區的觀眾愛好晚上看電影,每5人中就有1人是在晚上九點以后進場的,華中地區觀影人群頻次最高,人均年觀影7.5次,可見中國電影消費地域性特征明顯。
二、宏觀問題風險――外部運行發展不完善
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逐步出臺一些鼓勵和扶持電影產業發展的政策,但仍舊存在部分風險,筆者分析有:
1.政策性和審批風險。所謂政策性風險,是指由于現有政策導向和政策變動等原因造成的行業性風險。電影文化作為產品,官方審查是一大因素,審查結果有可能出現重大修改意見或是根本無法上映,國家政策的變動,隨時會影響電影產業的走向,更直接影響電影的投融資規模,甚至是否進行投融資,以及投融資的回報。
目前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藝人犯法,吸毒的藝人、犯某種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藝人,他們出演的電影都不能上畫,這直接連累投資者及辛勤為電影努力的一眾人等都受到懲罰,電影《小時代》《捉妖記》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再比如警匪片,具有嚴格的雙重審批,最終可能令電影難以獲批上畫,投資方一般要求負責審批的公司承擔部分資金,風險與利益共享,最終結果是投資者對警匪片望而卻步。
2.盜版和法律風險。電影是一種版權產品,幾乎所有的電影項目都涉及法律合同、部分電影創作涉及到原著、音樂版權等相關法律問題,也是對收益影響最大的風險,一方面,電影在完成拍攝制作之后,在試映到上映這段時間可能存在盜版問題,另一方面,劇本和創意本身也有被抄襲的情況,從而對影片的新穎程度造成折損。盜版對電影經營的沖擊很大,直接威脅到電影知識產權的生產和構成。如果沒有嚴格的法制環境維護知識產權擁有者的利益,投融資問題也將成為紙上談兵,中國電影產業也無法取得實質性發展。法治環境的完善,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更是保障產權擁有者、投資商、電影企業、整個電影產業的發展。
2013年的數據顯示,每年中國盜版DVD的市場是400億元,而電影票房僅破60億,這個數字證明,盜版對中國電影票房收益的沖擊。
3.成本控制風險。在拍攝電影階段和制作階段無法避免會遇到不可控制因素,如天氣、事故等,拍攝電影前期做出的成本預算無法正常完成拍攝。增加成本則會進一步加大回收難度,不加電影拍攝會中途夭折。其中還有拍攝設備、放映設備、影院、特殊場景和特殊道具的固定投資都導致電影業投資成本高,風險不可預估。
在電影拍攝過程中,后期制作是一個花銷巨大的環節,例如電影《赤壁》中的一個鏡頭,士兵甲與士兵乙打斗場景,士兵乙噴血倒地,大約時長為1秒多,用40格左右的鏡頭,一個槍頭戳破鎧甲和噴血的特效,花費兩萬元。再加上導演本身修改創意、拍攝延期、演員違約金等問題,超出投資預算勢必增加風險。
三、綜合情況風險――內外機制協調障礙
電影產業想要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投融資,在國家的宏觀政策和行業政策放寬以后,部分國外資本、社會資本都可以參與電影產業環節中,國家電影專項基金對新建影院進行政策獎勵比如說新建影院全額返還3年繳納的電影基金,這就嚴重忽視了資金需求大、承擔風險大、技術要求高的電影制片方,造成資本重點向發行方和放映業聚集的后果。
例如早在2005年9月底的華語大片《猛龍》,它率先在國內進行全方位電影營銷路線,拍賣包括電影宣傳活動的總冠名權、全國六大城市首映式的冠名權、電影貼片廣告以及電視版權、音像版權等,甚至創新出中國電影史上與電影同步發行的第一款手機和網絡游戲。同時為配合投資陣容發行方向國內投放300余個拷貝,有超過600張銀幕的放片規模,這種內外機制協調障礙讓這部特技電影成為資源浪費最嚴重的影片之一,導致國內票房未過千萬,慘淡收場。
根據2011年底的數據統計,全國主流院線銀幕總計已經超過9000張,相比2002年的1843張,已經是質的飛躍,即使是全球影院建設增長最快的國家,電影制片投融資問題,尤其是小成本電影投融資卻愈發困難。
一、資產管理公司的主要問題
違規剝離和收購不良資產。商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在剝離和收購不良貸款過程中,未遵守國家規定,致使一些不符合剝離條件的貸款被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不僅造成相當一部分金融債權難以落實,而且由于對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責任未予追究,掩蓋了貸款過程中的一些違規問題和金融犯罪案件。
違規低價處置不良資產。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存在違反程序、弄虛作假、暗箱操作的現象,致使部分資產被低價處置,造成國有資產不同程度的流失。主要表現在:評估、拍賣環節管理不嚴,走過場,有的甚至虛假操作,故意低價處置。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借處置不良資產之機,為本單位或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財務管理混亂,違規挪用資產處置回收資金為職工謀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資金損失;對抵債資產管理不嚴,大量賬外存放或違規自用。
二、資產管理公司的客觀機制缺陷
1、在外部法制環境上,針對資產管理公司的法規建設不完善
在金融產業領域,法制化進程明顯加快,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租賃、投資基金等都相繼出臺很多法律法規。而規范資產管理公司的法律法規文件只有一部行政法規《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受立法層次所限,條例只能在現有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作出一些規定,尚難以解決資產公司業務運作與現有法律之間的某些沖突問題。針對資產管理公司法規建設問題應制定統一規劃,不僅只考慮管理法規問題,還應參考國外不良資產處置機構的做法,針對不良資產處置和設立資產處置機構制定相應的法律,對處置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經營目標及職責權限等作出明確規定,以從根本上解決目前資產管理公司法規不完善的問題。
2、資產管理公司先天性的政策性缺陷
(1)特殊法人屬性決定的財務預算軟約束特征。資產管理公司設立時的定位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政策性特殊金融機構,既無盈利指標,又無稅收義務。但在業務經營上,力求以市場化規則運作,盡量減少財政損失。所以說資產管理公司是一類特殊的法人機構,兼有商業性和非商業性特征。國家財政是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貸款形成的最終損失,也由財政部提出解決方案。財政部根據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處置計劃和費用預算核撥費用,資產處置現金直接繳入國庫。雖然國家對資產管理公司經營、處置資產時有最大化回收資產、最小化處置成本的“企業化”要求,但財政部對資產管理公司沒有硬性成本目標和回收目標,資產管理公司的財務預算約束是軟的。
(2)激勵約束機制失靈。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處置任務的特殊性,使其成為高風險機構。如果激勵機制的缺失或過于微弱,資產保值增值和最大限度的回收就很可能成為空話,人們可能會尋求有利自身的激勵,可能會出現謀取個人利益的沖動。隨著資產管理公司戰略轉型的推進,特別是投資和委托、商業化收購業務的開展和對風險券商的托管,資產管理公司現有的管理體制、激勵機制以及現有人員的專業結構與商業化、市場化經營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在運營模式上沿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模式,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90%來自國有商業銀行,使得資產管理公司在管理模式、價值理念和分配制度上與原國有商業銀行大同小異,其體制、機制和用人方面上沒有區別;在收入分配上沒有形成以利潤和業績為導向的激勵機制,存在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現象。
(3)在存續期及未來發展定位上,前景不明導致資產管理公司非理性經營行為。資產管理公司在前幾年一直受制于十年存續期的說法,2004年3月3日財政部正式頒布實施《關于建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回收目標考核責任制的通知》,這個通知已經取消了資產管理公司存續期的問題。但隨著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政策性不良資產除農業銀行外已分羹完畢,資產管理公司除不良資產處置外,還能成功拓展哪些商業化業務未理出個頭緒。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的主營業務是什么?在當今的金融市場上,哪一方領地、哪一塊業務屬于資產管理公司并沒有明確。所以最新資源即將枯竭時的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危機四伏,對現有的不良資產包出現了非理性爭搶態勢。剛剛完成的工行可疑類貸款分地區招標中,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斬獲一半以上的不良貸款,但業界普遍認為長城報價不當、非理性出標、超過了資產包的真實價值。今年5月,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從信達手中競拍到中行63億元“青島包”,在國內外投資者中引發了很大的爭議,被其他投資者認為“哄抬物價,擾亂市場”。
3、在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交易機制方面存在的效率問題
(1)非市場化不良資產剝離模式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1999年不良資產第一次剝離采取的是按賬面價值行司對口的行政式指令方法。資產管理公司現存的一些問題特別是收購階段的問題,與當初的非市場化剝離的基礎不無關系。由于在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之間并無明確的責任劃分和追究,1999年的剝離在一些銀行人士看來,不僅是不良資產的剝離,也是不良責任的剝離。
(2)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投資主體少,處置效率不高。我國目前的不良資產交易市場層次可以劃分為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批發市場上,從目前國內金融不良資產市場發展的現狀來看,市場主流交易形態局限在不良資產組合國際招標方式上,而能夠參與這個市場的只有業內人士所熟知的摩根斯坦利、高盛、花旗集團、龍星基金、美林、德意志銀行、通用電器資本市場、雷曼兄弟等少數幾家活躍于各國不良資產收購市場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受市場準入規定、資金規模和管理能力所限,尚沒有出現可以與上述國際投資機構展開正面競爭的國內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在國內金融不良資產交易市場上,已出現買方寡頭壟斷、賣方過度競爭的市場格局。目前,我國不良資產交易零售市場的特點是市場流動性差、交易成本高、市場容量狹小、市場分割較為嚴重。由于目前沒有形成廣泛的國內不良資產投資者群體,再加上目前與不良資產交易相關的稅費征收、資產評估、債權過戶、交易管理等市場制度環境建設嚴重滯后,使得目前真正有效的不良資產零售交易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
(3)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信息不透明,市場參與程度低。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現狀是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不良資產處置沒有達到真正的市場化,買方和賣方市場存在一定的阻隔。雖然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在各自的網站上都開辟了資產查詢庫、重點資產推介專欄,對擬處置項目均預先進行公告或公示,某些項目或資產包還采取公開拍賣或招標的形式在新聞媒體上宣傳,但目前資產管理公司向社會公開資產項目處置信息內容極其簡單,尚停留在“為形式上的免責而披露”階段,沒有統一規范的格式。而實質上不良資產情況復雜,很多具有非共性的情形,不易為外部理解,資產狀況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往往使一般投資者不敢輕易出價。
(4)不良資產處置定價非合理化,市場競爭不充分。不良資產定價是資產處置中的核心問題。資產處置必然是市場處置,因此要培育市場,并把由競爭性市場中得出的公允價格作為合理的處置價格。而當前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不發達,市場參與者少,有關資產信息披露不充分,降低了資產處置由市場定價的有效性。同時由于不良資產評估技術難度高,中介機構非規范運作,所以評估定價隨意性較大、準確度不高。
三、對資產管理公司體制改革的建議
1、政府應著力改善資產管理公司的外部環境,進一步釋放資產管理公司的活力
(1)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為保障不良資產處置的順利進行,首先必須加大法律支持力度:一要解決法律缺失問題,如學習借鑒國際經驗,認真考慮資產公司在資產收購和轉讓、資產處置、債務重組、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等業務中實際和可能存在的困難和障礙,彌補法律缺失。二要解決相關資產公司法律法規與現行其他法律法規有效銜接的問題,如盡快修改出臺《破產法》,規范企業破產程序;調整《合同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中妨礙債務執行或便于債務人拖延償債的因素,進一步加強對債權人的權利保護。三要在司法實踐中依法落實和維護債權人權利。法院應積極受理資產管理公司的司法訴訟,為保證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可考慮成立特別法庭,專司審理金融債權債務糾紛。此舉不僅有利于減少地方政府的司法干預,而且有助于提高法院審理效率。四要采取有效措施減少地方保護主義,切實改善資產處置環境。應明確要求地方政府清理那些自行出臺的、影響不良資產正常處置的政策和規定。
(2)培育市場,積極引導多種投資者進入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一是由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目前對不良資產感興趣的國內投資者越來越多,但真正能夠在資金實力和投資管理能力上達到參與金融不良資產批發市場交易要求、可與外資機構展開正面競爭的似乎還沒有。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對于整合分散的社會資金,形成有效的不良資產購買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中資機構對國內法律、法規和市場的認識比外資機構深刻,在收購價格方面也可能比國際機構更有競爭力。但是,由于中資機構在盈利模式、評估理念和方法、專家人員隊伍、風險識別和控制技術等核心資源方面與國際機構差距較大,建議在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的初期吸收外資機構參與投資、管理和運作,充分利用外資機構的資金、技術、管理優勢,構筑國內不良資產批發投資機構購買力。二是對不良資產分布較為密集的地區和行業,有針對性地鼓勵地方國資委、大型集團公司、地方性信托投資機構等金融機構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收購公司,參與金融不良資產處置。由它們設立的零售投資機構先天具有較強的行業資源整合優勢和市場優勢,對切實提高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效率和減少不良資產問題對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三是鼓勵民營資本投資不良資產,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解除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制度安排。要求資產管理公司將有關資產處置供需信息通過多種渠道公開,以吸引眾多的民間投資者。
(3)加強對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中介機構管理。不良資產處置高度依賴于中介機構的誠信和服務的質量。政府應采取措施促進中介市場成長,鼓勵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其他信息咨詢機構參與到不良資產處置中,發揮中介機構的信息服務功能和客觀估價功能,同時又要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以美國為例,FIRREA指導RTC建立了一套確定房地產市場價值的評估方法,并規定RTC在處置從持有保險的存款機構取得的房地產時,必須由經過證明有執業能力的評估人員來評估,且保證評估活動受到了有效監管。借鑒國際經驗,建議銀監會統一規范從事銀行業金融債權與股權評估、拍賣的有關中介服務機構的資質要求。同時,定期對從業人員執業行為進行檢查,對中介機構和人員實行操守記錄,對違法違規的機構和人員實行“市場禁入”,為不良資產交易創造良好的中介服務環境。
2、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對資產管理公司體制進行改造
(1)重新界定資產管理公司的產權結構。進行股份制改造,一方面有利于資產管理公司優化產權結構,促進經營體制的轉換。通過多元投資主體參與,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真正成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按市場化運作、追求最佳經濟效益”的現代金融企業。另一方面可以彌補資產管理公司資金來源的不足。資產管理公司今后的不良資產收購和開拓,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股份制改造,可以吸收外部資金,從而逐步擺脫對國家財政的依賴。這類主體可以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機構等金融機構,還可以包括非金融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以及國際金融機構。
(2)建立符合市場運行的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經營決策權、風險控制權難以有機地結合起來,道德風險仍然難以有效防范。所以要對資產管理公司內部進行改革,防止其機關化、官本位,避免在資產處置上軟約束等不利于價格形成的因素。必須在資產管理公司建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完善中高級管理人員的聘任制度,明確各自的權責,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機制。
(3)建立符合現代金融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一是將政策性資產處置和商業化業務分賬管理,區別考核,擺脫官商模式,向市場化方向發展。二是不良資產處置通過科學的評估測算體系建立一個回收底線,在底線基礎上建立多收多得的遞增的激勵機制。三是資產管理公司對商業化業務要逐步建立起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績效考評體系,強化績效管理,將公司的經營指標層層分解,形成自上而下、科學有效的績效目標鏈。四是積極探索項目組考核制,采取“模擬市場”和項目招標等方式,將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最有挑戰性的項目上來。五是建立面向市場的責權利相統一、管理扁平化的職位體系,全面激勵各類人才。
3、以市場為導向,實現資產管理公司經營機制的轉換
(1)采取商業化收購不良資產模式。1999年資產管理公司第一次收購不良資產,采取的是“行司對口、等價定額收購”方式,資產管理公司不需要考慮成本約束,不需要承擔經營風險。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實踐表明,這種收購方式弊端太多:銀行虛假剝離、責任人解脫、資產管理公司業績缺乏客觀評價、道德風險難以避免等等。2004年3月財政部對這批資產核定了回收率,對資產管理公司實行以“現金回收率和現金費用率”包干為主要內容的目標責任制。2004年6月信達采取議價的方式收購了交行的不良資產;2004年6月建行、中行股改剝離可疑類不良資產采取整體競標的剝離方式,最后信達中標;時隔一年,工行股改剝離可疑類不良資產,按地區分包招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各有收獲。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已逐漸采取市場化的手段、商業化的收購形式。雖然在競標中還存在資產管理公司市場經濟主體意識不強、出現非理性競爭行為或競爭不充分等問題,但這畢竟是個好的開端,同時意味著資產管理公司更需要轉換身份,加強成本效益核算,增強責任風險觀念,真正成為“自主選擇、自我發展、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實體。
(2)強化市場化經營手段。資產管理公司本是一家政策性機構和官辦公司,要向商業性的綜合投資銀行機構轉型,必須強化市場化的經營手段。在不良資產處置業務上,資產管理公司擁有專業隊伍,擁有與母體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合作基礎,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在不良資產為主體的細分市場中已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資產管理公司增強市場化經營觀念,應通過利用已經積累的經驗和技術,進一步發揮資產管理公司的專業化和集約化優勢,提高處置效率;利用資產管理公司己基本成型的經營管理制度體系,可有效降低不良資產處置的技術風險和道德風險;利用資產管理公司較為完善的業務運作、內部管理和風險防范機制,提高業務活動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在資產定價技術上,充分運用有市場經驗的中介機構進行價格評估、信息揭示,避免軟約束并建立內部激勵機制,以獲取最大經濟利潤為目標。在拓展其他業務時,要主動出擊、減少對政府政策的依賴,利用本身連接銀行、證券、企業的優勢,按市場化模式接受其他機構委托處置不良資產、委托經營外部資產等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