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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中國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模式,在某些方面又具有世界的普遍存在和意義,對于它的理論探索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內容。政治學學科的政治文化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有共通之處。因此,運用政治文化理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和方式進行理論分析,不僅有助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也有益于政治文化教育價值的探討。
一、政治文化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文化理論是二戰以后逐步形成的當代政治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美國學者卡博雷爾·阿爾蒙德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統成員的行為取向或心理因素,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內化,它包括三方面的要素:認知、情感、評價。國內政治文化理論界依據國外學者的定義,一般將政治文化含義拓展為政治態度、信仰、感情、價值觀與技能。盡管各學派對政治文化概念和理論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認為它主要研究客體對主體的政治心理態度。
政治文化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政治心理、政治態度和政治評價的形成背景和基本模式,思想政治教育與之具有三方面相似的因素。
第一,有意識的政治教育行為。從政治文化形成的過程來看,它是社會成員在前代的政治文化以及特定政治環境雙重影響下,經過長期的心理積淀而形成的一種心理定勢,具有繼承性和可塑性。阿爾蒙德認為,家庭與學校在政治態度方面對客體進行了有意識的教育。這種有意識的教育在我國屬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疇。因此,政治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有意識教育的特點,“都是傳播政治理論和政治價值觀,讓受教育對象建立起相應的政治信念”。
第二,以維護政治基本態度為共同目標。政治文化理論認為:“政治文化尋求合法性基礎,以及維持一個政治體系的基本態度。”因此群體或個人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具備相應的穩定性,政治文化的這一特性對政治的穩定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讓公民接受主流的意識形態,形成符合社會主流道德標準和政治行為規范,其政治教化目標尤為明顯。因此,不論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還是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為了政治的基本態度,進而促進政治穩定發展。
第三,以政治性情感為主要內容。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態度、信仰、感情、價值觀與技能,是以政治為主導的心理態度。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具有思想道德教育的內容,也包含著政治知識和情感教育的內容,因而“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性”。突出政治性是我們思想政治教育與一般道德倫理教育的最大區別。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實現人的政治社會化而進行的勸服性政治情感教育。
總之,基于政治文化理論的分析,我們認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高校特定教育環境下,由政治主體進行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評價的培養和學習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學理應借鑒政治文化理論,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和新價值。這是學科發展的要求。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文化培養的特征
同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政治文化具有更寬泛的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語境中來看,政治文化教育又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治情感的有意識教育。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就是對政治主體的情感,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標。當然,在運用政治文化理論的同時,還需要避免概念生搬硬套的傾向。因為政治社會化是公民獲取本國政治文化的發展過程,其包含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過程。例如,家庭的政治態度的影響并非都是有意識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明確目標的、有意識的教育過程。因此,有意識的政治社會化才是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政治能力的實踐教育。公民參與是政治現代化的三大要素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過課堂教學和學生工作,也就是在模擬政治行為,讓學生從實踐中體認,培養政治文化的認同。大學教育機構本身組織的學生活動可以提供這樣的聯系,而這類活動也屬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此外,中國大學的學生團體在活動內容和活動過程設計中,也受到主流政治的引導和支持,讓個人的政治能力得到有效的發展提高。學校環境的政治參與訓練明顯強于家庭、伙伴、傳媒等其他政治文化環境。
第三,政治信仰的系統教育。從政治文化的內容來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文化培養主要以政治性教育為主要內容,以確立正確和穩定的政治信仰為使命。同時以系統的教育為主要手段。政治文化教育是系統化的教育過程,包括家庭環境、同學環境、媒體環境、政黨環境和校園環境等因素。這些都可以影響公民的政治文化。從思想政治教育來看,有專門的課程安排,有專業的教材出版,有專業的授課教師和輔導員隊伍,都具有系統教育的特征。
總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文化教育的三方面特征,是探討其價值的重要基礎。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文化教育的價值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大學生政治文化的培養,實現著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功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文化培養的價值在于:
第一,政治能力培養的價值。人的政治技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社會政治環境中逐步鍛煉形成的。政治文化教育可以訓練個人的基本政治能力,包括對基本政治主體的認知、基本政治技能的掌握、理性政治情感和比較穩定的政治態度。政治文化理論認為,直接傳授政治學知識能夠增強個人的政治能力感。高校作為一個半開放的小社會,“擁有系統的管理機構,完善的社會服務設施,特定的人際關系網絡,豐富的校園文化和大學精神”,形成了最佳的教育場域。政治主體可以通過校園社團活動鍛煉大學生的基本政治技能,開放的學術討論培育理想的政治情感。
第二,消融政治文化差異的價值。政治文化并不與生俱來地具有同一性,政治文化理論認為任何國家的公民文化都是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對于大學生來說,他們離開家庭在一個半開放的校園環境中組成新的群體,他們所具有的地域背景,家庭背景、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就使得其政治文化存在明顯的區別。如果能開展系統的政治文化教育,比如國家觀念和政治情感的教育,將有助于消除大學生的政治文化差異。大學生群體在現實的政治中又往往作為政治發展的基礎和后備力量,他們擁有更具效能感的社會精英文化,他們政治文化的穩定將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
第三,支持社會發展與改革的價值。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而在社會的發展中如何獲取公民的支持則是發展目標能否實現的保障。如果公民的政治文化使得人們對推行社會發展的政策有著高度的政治認同感和信任感,這種政治文化就促進社會發展,反之,就阻礙社會發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關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教育內容占據相當的分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可以通過系統的教育,使社會主義改革的政治文化認同根植于大學生群體當中,這種政治文化教育將有助于大學生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理念,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創造無窮的情感認同。
隨著新時期社會多元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如何適應社會政治發展的新需要成為當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創新的新課題。政治文化是實現大學生精英群體政治情感、政治認同和政治評價培養的重要途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文化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的體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典型的政治文化教育的特征和突出的價值。從理論上借鑒政治文化理論,只有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政治文化的價值,才能從內容上拓展久已固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理論,從實際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參考文獻
[1][美]阿爾蒙德、維爾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 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M].北京:東方出版 社,2008:14.
[2]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M].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2000:19,91.
[3]陳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10.
[4] [美]邁克爾·羅斯金.政治科學[M].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1:131.
[5]武端利.政治文化理論在高校思政政治教 育中的運用[J].商業文化,2010(12).
關鍵詞:制度沿革;制度文化;內涵;特征
高校制度文化是大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滲透于高校各種組織機構和規章制度中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一方面以有形的制度為外在表現形式,一方面以無形的價值體現于制度本身,且通過制度的實施影響著高校建設與發展中的各個管理領域。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經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在實踐中逐漸被認可與傳承下來。因此,筆者以所在高校的管理制度沿革情況為例,用歷史的視角來研究制度文化的內涵與特征,為進一步加強高校制度文化建設而奠定基礎。高校在其辦學實踐過程中,為適應社會及自身發展,不同時期形成不同的管理制度體系,包括了高校的組織架構及各類具體制度規范等。高校管理制度的內容及其在沿革與調整過程中所衍生的文化內涵,逐步構成了高校的制度文化。
一、高校制度文化的內涵
高校制度文化主要以高校的管理制度為具體表現形式,通過管理制度的不斷調整與完善,促進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以滿足發展需要。筆者認為,高校的管理制度不僅僅局限于各類具體的管理制度,還應包括高校的組織架構。
1.高校組織架構。組織架構是維持高校正常運作的基本框架,直接反映高校管理機制和運作方式,同時也是各類制度規范制訂與執行的運作機構,按照機構職能劃分,一般分為黨政、教學、科研及醫療等機構。以筆者所在高校為例,在學校建設與發展歷程中,學校始終堅持建立在學校黨委領導下的適應時代及自身發展需求的管理架構。這是我國高校組織架構沿革的共性。
2.高校各類制度規范。高校各類制度規范是高校在管理過程中借以規范、激勵或約束全體師生行為,確定議事辦事方法,規定各項工作程序的各種制度、辦法、規定、章程等的總稱。高校制度規范的制訂、執行與監督依附于各類組織機構上,是通過各類組織機構的運行來實現制度規范中所明確的行為準則。在高校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制度規范所涉及的層面與領域有所側重,其內容與形式均有所差異。以筆者所在高校為例,建校初期,學校的制度規范主要以政治思想教育及教學管理為主導,其條文內容相對單一,隨著學校的發展,制度規范的演變,由淺入深,由窄到廣,由粗至精,體現了歷代大學管理者在辦校治學過程中的價值取向與管理理念,同時也反映了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制度文化趨向。
二、高校制度文化的特征
隨著管理制度的沿革與演變,高校制度文化逐步形成了與客觀環境緊密相關、并為歷代大學人所認可與接受的內在特征,包括了歷史時代性、規范與執行性、多層次性和隱蔽性。制度文化的特征是由制度文化的內涵及其形成背景所決定,是進一步探索高校制度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1.歷史時代性。高校管理制度雖是學校內部的行為模式與準則,卻與學校所處的外部環境是密不可分的。管理制度的變遷與調整,首先是順應外部環境的需求,然后再根據自身的需求進行擴展與延伸。學校不少的制度規范必須按照國家高等教育的有關方針政策執行及落實。而社會對高等教育、大學學者、大學生等方面的需求變化同樣影響著高校內部組織和制度的調整。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高校制度文化有著鮮明的歷史時代特征。如我校1961年的《干部參加體力勞動暫行辦法》,1973年的《教職員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暫行規定》,90年代中期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等都與當時的外部環境相關。高校制度文化的歷史時代特征體現在管理制度的演變之中,而管理制度的演變也反映了制度文化首先是順應時代變遷與發展而逐步形成的。
2.規范與執行性。教育界普遍認為,大學文化通常包括了由價值觀、理想追求、思維模式、道德情感等構成的精神文化,由大學的組織架構及其規則構成的制度文化和由大學的物理空間、設備、設施等構成的環境文化三個層面。與精神文化和環境文化不同的是,制度文化是以管理制度為載體,其內涵體現在管理制度的設立、制訂與執行當中,而管理制度本身以組織機構、制度條文來實現高校在辦學治校過程中對日常事務、教學科研、師生言行等方面的規范管理,讓學校合法、有序、科學地正常運作與不斷發展。而制度文化的規范性還須通過高校管理者對管理制度的執行與落實才能得以真正的體現。假如管理制度未能得到執行,那么它已沒有存在的意義。只有規范與執行,才能真正體現制度文化的意義。筆者認為制度文化的規范與執行性是有別與另外兩種文化的重要特征。
3.多層次性。在高校管理制度的變遷過程中,無論是組織機構的設立與撤銷,還是制度規范的制訂與修訂,都有其演變的規律可循,而制度文化的多層次性則體現在其中。建校初期,學校的組織機構相對簡單,在不同的階段,縱向以籌委會、黨委等為學校的主導架構,下設一到兩級行政機構;橫向以行政為主,尚未有正式的教學機構,僅有專業設置。制度規范也相應制訂,多以學校層面為主。進入80年代后,學校管理架構逐步完善,分工更加細化,經上級批準,先后成立黨委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紀委、學院辦公室、人事處、教務處、科研處、研究生處等多個黨政職能部門,在專業設置的基礎上成立4個教學機構,形成了一個行政、教學、科研管理分工明確、職責清晰的架構體系。可見,高校制度文化呈現多層次特征,并在高校的管理領域中時刻發揮著其影響與作用。
4.隱蔽性。談到大學文化建設,學者們多數從大學的精神文化和環境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而高校管理者在文化建設中同樣注重環境文化與精神文化建設。環境文化可以通過改造校園環境而得以實現。學校只要投入一定的經費,對建筑物、校道、公共綠地、圖書館等構成校園環境的景物進行人文設計與改造,即能在短時間內向師生展現校園人文風格,從而實現環境文化建設的作用與功能。精神文化更是高校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校訓、校徽、校歌、校旗、大學精神等能夠標識學校特征的圖標、文字、物品均能夠直觀地向外界展示學校的面貌、文化與特色。唯有制度文化介于環境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間,隱藏于學校內部管理當中,通過長期的制度變遷與調整才能夠顯現其內涵與影響,不易被關注與重視,具有隱蔽性特征。
綜上所述,高校制度文化隨著學校發展而傳承下來影響至今,它存在于管理制度又作用于管理制度,并與環境文化、精神文化緊密聯系,相互作用,具有歷史時代性、規范與執行性、多層次性與隱蔽性,是大學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筆者認為,高校在大學文化建設中,應當進一步了解與熟悉制度文化的內涵與特征,才能更好地建立適合學校發展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制度文化應有的價值與作用,以促進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環境文化同步發展,從而使高校的文化建設更加完善與有效。
參考文獻:
[1]李延保.溝通:大學管理中的文化視角[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
[2]張銘鐘,張振中.和諧理念視閾下的大學制度文化建設[J].理論導刊,2008,(4):52-55.
摘 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漢繡已有2 000多年的歷史,其圖案豐滿,裝飾性強,因極具楚韻遺風得名“漢繡”。在漢繡的紋樣中可以看到很多象征性的造型,其中大部分的紋樣都是驅邪接福、諧音寓意等祈福、吉祥文化的體現,這些裝飾圖案的形成都受到了中國民間民俗思想的影響,充分表達了人們對健康平安、吉祥富貴的向往。成為民間藝術中最富美學價值、學術價值的一部分。
關鍵詞:漢繡;漢繡紋樣;吉祥圖案
中圖分類號:J5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136(2012)14-0145-02
刺繡在中國有著數千年的歷史,無論是四大名繡還是其他地方性繡種,都有著自己的發展歷程和變遷軌跡。漢繡同樣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自身獨特的發展脈絡。經歷了緣起、興盛、流變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形成了以武漢、洪湖和荊沙為中心并覆蓋了湖北省長江兩岸和江漢平原廣大地區的刺繡體系。
民間繡品從刺繡工藝的角度反映了傳統圖案的精神品格。傳統的吉祥圖案,普遍運用了象征性的表述方法,將祈福納祥,驅惡避邪的思想觀念,通過諧音、會意、借代、比喻等方法,曲折含蓄的化為圖案,并運用豐富多彩的刺繡針法,表現為精美的刺繡紋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漢繡已有2 000多年的歷史,其圖案豐滿,裝飾性強,因極具楚韻遺風得名“漢繡”。
1 漢繡紋樣的內容形式
1.1 花草禽獸類
漢繡承襲楚風,在圖樣上多喜龍鳳鳥獸、花草或兩者結合。龍、鳳、花草是楚文化中歷史悠久,富有特殊感情價值的紋樣。我們從出土眾多的楚國絲織品中可以窺見一二,除了龍鳳、花草以外,還喜歡表現虎、鹿、蛇等其他動物,這些絲織品無不體現著荊楚大地人們充沛的想象力和獨特的審美情趣。隨著歲月的流逝,由這些動物、植物崇拜衍生出“龍鳳呈祥”、“龍飛鳳舞”、“福祿壽全”、“四季富貴”等吉祥觀念,連同那些楚文化遺產在漢繡紋樣中仍然鮮活的存在著。
1.2 金線人物類
漢繡中人物繡一般表現宗教人物較多。用漢繡手法來表現宗教中的人物,更顯得含蓄、寧靜、富貴。漢繡的金線人物類刺繡也是它的一大紋樣特色,用金線刺繡人物在很多繡種中都有。但漢繡的金線人物紋樣運用在漢繡中時其構圖、色彩搭配都和其他繡種迥異,極大的保持了漢繡來自民間的純樸氣質,又不失楚文化的飄逸、漢繡的富貴等藝術特色。
2 漢繡紋樣的藝術特色
漢繡紋樣從內容上講是承襲楚地對被賦予一定特殊意義的龍鳳、花草紋樣的崇拜,而從其紋樣的藝術特色上來說,它的藝術特色和內容緊密相關。
2.1 漢繡紋樣的造型
我們可以從豐富的楚文化的藝術遺存中看到:楚文化喜愛的紋樣造型無不是清秀、韻致俊逸、線條蜿蜒流暢的。而承楚文化脈絡而下漢繡龍鳳、花草紋樣造型同樣是這樣的特色。
2.2 漢繡紋樣的色彩
漢繡以紅、黃、綠、白、黑五色中的“上五色”亦即五色中最鮮艷的色調為主,色彩極其豐富、富麗。它的色彩的主要特點是濃墨重彩、對比強烈、絢麗多彩、富麗堂皇。它多用深色做底色,襯托畫面主要圖案,講究實繡,使作品完全不褪色,完全靠一針針把它拼起來。正是這些鮮明的特色,使漢繡成為雅俗共賞的繡種。
2.3 漢繡紋樣的構圖
漢繡喜愛特殊的構圖形式。傳統的漢繡,色彩、畫工和構圖都極講究,繡品充分運用圓格、條紋組合的蘆席片、萬字錦、冰竹梅、竹龍錦等圖案,再結合抽象的條紋、圓格圖案來構圖,以表現裝飾圖案的夸張變形,描繪大膽想象中的人物花鳥、瑞獸祥云,從而使繡品呈現飽滿勻稱、敦厚古樸、濃重熱鬧的強烈效果。處處體現著漢繡藝術原始、神秘、艷麗、富貴的民間之美。
3 漢繡紋樣藝術特色的源頭
3.1 漢繡紋樣藝術特色的源頭是楚文化在民間的基因傳承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大量漢繡紋樣藝術遺產無不是造型清秀、韻致俊逸、色彩富麗、線條流暢。顯示出楚人崇拜太陽,崇拜大火,喜愛亮麗的紅色,向往日出的東方;從中可以窺見漢繡紋樣傳承著這些藝術特色。這是楚文化在楚地民間的基因傳承:①楚地人們火辣、大氣、浪漫、熱烈的性格是其藝術特色得以繼承的內因;②楚藝術自身的美和氣質及其對中國傳統社會審美趣味的影響,是其藝術特色傳承的外因和動力。這樣的基因傳承,是很難動搖和改變的。
3.2 漢繡紋樣藝術特色的成因是民間祈福、吉祥文化的體現
中國民間的傳統社會是農耕文明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依賴自然環境,以農耕、繁衍為中心,對神奇的自然界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在生活中借現實中的自然物寄予美好的愿望等,在民間藝術中沉淀,形成祈福、吉祥文化。從漢繡的紋樣中,可以看到很多象征性的造型,其中大部分的紋樣就是驅邪接福、諧音寓意等祈福、吉祥文化的體現,這些裝飾圖案的形成都受到了中國民間民俗思想的影響,充分表達了人們對健康平安、吉祥富貴的向往。成為民間藝術中最富美學價值、學術價值的一部分。更體現了漢民族楚地人民生活中對豐衣足食、驅邪降幅的美好企盼。
3.3 民間藝術生存環境對紋飾的影響
漢繡繡品包括民情民俗產品、舞臺文藝用品、宗教文化用品、民間燈會廟會產品四大類,這些類別需求對刺繡紋樣有著特殊的要求。而漢繡的日用品過去繡品的消費對象,主要是富紳官宦人等,尤其是封建王朝,文武百官春夏秋冬的官服上,都要繡出與官階相應的花鳥魚蟲圖案來,在他們的家里,也免不了有繡品掛飾,是繡品的主要消費者。漢繡為了適應當時的市場環境、生存環境,發展出了以花鳥魚蟲等圖樣為主的紋樣內容和艷麗、富貴的藝術特色。
4 結束語
漢繡工藝復雜,對于從業人員素質有較高的要求。我對一些重要的漢繡藝人進行了走訪和調查,用最平實的語言記錄他們對漢繡的理解和表達,他們有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有對漢繡默默堅守的老藝人,有后現代社會催生的對漢繡創造、革新的漢繡藝術家,有發展漢繡產業的實業家,也有靠家人言傳身教的后起之秀。他們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為漢繡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們的行為和精神是值得我們記載和發揚的。
參考文獻:
[1]李友友.民間刺繡[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5.
[2]王連海.民間刺繡圖形[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
Han Embroidery Pattern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ong Wen
關鍵詞:文化廣場 娛樂休閑 空間
一、空間品質特征
城市文化廣場是由基面、邊圍、家具等物質要素圍合所形成的空間,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戶外活動場所,滿足了人們休閑、交往、娛樂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主題思想,而且是代表一個城市的文化傳統和風貌特色的城市戶外公共活動空間。
廣場在空間構成上應具備下列四個條件:①城市的邊界線清楚,能成為“圖形”,此邊界線最好是建筑的外墻,而不是單純遮擋視線的圍墻;②具有良好的封閉空間的“陰角”,容易形成廣場“圖形”;③鋪裝面直到廣場邊界,空間領域明確,容易構成“圖形”;④周圍的建筑具有某種統一和協調,廣場的寬和高有良好的比例。廣場空間品質不僅要關注實體,更重要的是要關注空間。老子在《道德經》中有“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論述。參照老子的辯證觀,空間與實體的相互作用正是建筑空間造型的本質所在。廣場除實體圍合的空間外,人在廣場上的活動形成了廣場空間品質的豐富內涵。我們要尊重周圍環境的文化,注重廣場的文化內涵,將不同文化環境的獨特差異和特殊需要加以深刻的理解與領悟,從而形成廣場良好意象。
二、城市文化廣場的特點
1.城市文化廣場與周圍整體環境協調統一
城市文化廣場與周圍環境、街道在形式上和組成上有許多必然的聯系,它們的協調與統一是構成廣場上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城市文化廣場的結構一般都為開敞式的,組織廣場環境的重要因素就是其周圍的建筑,即邊圍。要結合文化廣場主題性,運用合理適當的處理方法,將周圍建筑很好地融入廣場環境中。廣場空間的類型和層次可看作是廣場環境系統的空間結構,豐富空間的層次和類型是對系統結構的完善,這將有助于解決廣場使用多樣性的需求。
2.城市文化廣場具有共享空間的作用
城市文化廣場不僅是空間的載體,而且具有“共享”的特征。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圣馬可廣場是威尼斯的市中心,也是文藝復興時期廣場的代表作,有人把它稱為“歐洲最美麗的客廳”。人們之所以把廣場稱作露天的客廳,是因為廣場具有交往功能,廣場的形成是共享空間發展過程中一個主要的高峰時期,在這個共享空間里,人們擴大交往,形成群體意識,克服自身的不足。
3.城市文化廣場的標志意象
廣場特色是一個國家、民族在特定的城市、特定的環境中的體現。所謂廣場特色,就是要表現其所具有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文化廣場上的標志性建筑也能帶來文化休閑氣息,廣場特色除了反映在當地人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還體現在當地人民的習俗和情趣之中。廣場不僅要具有特色,它還是一個時代特征的重要載體。廣場設計必須要有時代精神和風格,為了更好地表現出廣場的時代特征,就必須運用最新設計思想和理論,追求新的創意,利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的藝術手法.反映時代水平,使廣場設計更具時代特征。家具是廣場空間內相對活躍的因素,對廣場空間來講,家具的主要作用體現在空間的方向性上,它可以是以樹木、水體、休閑座椅、環境小品、設施等,以此來點綴廣場、平衡視覺,營造適合多數人利用的交往空間,形成廣場文化意象。
三、城市文化廣場的空間尺度
一般文化廣場的比例設計是根據廣場的性質、規模和其文化特點來決定的。廣場給人的印象應為開敞性的,否則難以吸引人們停留,所以一般文化廣場滿足這樣的條件比較合適:大小在1公頃左右,廣場寬度介于邊圍1倍建筑高度與2倍建筑高度之間。
據研究認為,人眼以大約60度角的圓錐為視野范圍。一般來說,在大約100米處,遠處的模糊人影就變成了具體的個人,這一范圍,被稱為社會性視覺領域;在70—100米的距離,人們則可以分辨出性別,根據姿態與服飾認出熟悉的人;在30米處的距離,則可以看清細節,可識別面部特征、發型和年紀;當距離縮小到20—25米時,人們能識別對方的表情與心緒。這與蘆原義信的“外部模數理論”相吻合。
尺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廣場的平面尺度和其界面的高度具有一定的聯系,但最為根本的是應以人對環境的舒適度為依據。“在實際建筑總平面規劃中,D/H =1,2,3,4為最廣泛應用的數值,D/H>4時,相互間的影響已經很薄弱了。”蘆原義信還提出:25米是外部空間親切尺度的最大距離。從人的視覺能力來看,距離為20—25米時,大多數人能看清別人的表情與心緒,在這個距離上,見面才真正令人感興趣,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而觀看他人活動的最大距離為70—100米。廣場的形成與圍合它的建筑物有直接關系,因而其尺度受到建筑物尺度的直接影響。人的行為表明人在空間中傾向于尋找可依靠的邊界,即“邊界效應”。環境通過物質形式向人提供傳達環境意義的線索,因此,在空間邊沿的設計中,應豐富其類型,提高人們選擇的可能性,從而滿足多樣性的需求。
結語
城市文化廣場的設計是城市設計的重要課題,它反映了城市整體設計的重要性。廣場是城市的客廳,是城市特色形成及空間構成的重要因素。文化廣場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同文化環境的獨特差異和特殊需要體現了廣場的空間品質特征。城市文化廣場,具有娛樂休閑功能,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交往空間和環境,能夠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夏祖華,黃偉康.城市空間設計[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9.
[2]王建國.城市設計[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3]蔡永潔著.城市廣場[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
[4](丹麥)楊·蓋爾著.何人可譯.交往與空間[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
[5]唐奕.論文化廣場設計[J].中外建筑.
[6](美)凱文·林奇.方益萍,何曉軍譯.城市意象[M].華夏出版社,2001.
【關鍵詞】庭審會話;特指反問句;語調;語用功能
漢語學界關于反問句的研究多關于結構類型、使用條件、語義特征、語用功能、反詰程度、應答機制等方面。研究語料多為日常會話、文學作品,鮮少涉及機構會話;語料雖為口語,但多被“文本化”,忽視了有聲性。即便少數研究涉及反問句語音特質,也多呈零星散落之態。目前國內基于反問句的研究存在兩點不足,一是忽視了庭審等機構話語的反問句現象,二是弱化了會話性反問句的有聲性。因此,本文以語調為切入點,對庭審會話特指反問句的語用功能進行田野調查,所用語料均來自新民網庭審視頻,真實可靠。
一、庭審會話特指反問句的語調特征
語調是一切與句子有關的語音特征,涉及音高、音強、音長、重音、停頓、語速等語音特征。縱觀國內外研究,語調功能的討論相當豐富,大體分為四類:語調的重音功能、表態功能、語法功能及語篇功能。結合庭審語境,筆者認為聚焦功能和表態功能的作用最為凸顯。
反問句又名反詰句,傳統上認為“反詰實在是一種否定的方式”,即學界多關注反詰句語義上的“反”(否定),忽視了“詰”的存在意義。根據新華字典,“詰”有“追問,譴責,問罪”之意,是一種語用情感表達。部分學者指出,不能簡單地在反問與否定之間劃等號。“將反問解釋成是相反意義的強調,這僅僅是對句子表面的解釋”,“說話人使用反問句實質上是對自己感情的宣泄,流露的情緒才是他所要表明的深層含義”。
反詰句的“反”主要依賴聚焦特征實現。聲學表現上,聚焦特征由“最為凸顯的音高重音”調核(nucleus)承載,突出最重要的信息。漢語聲調和語調在音高上具有共時結合性,語調主要調節手段是音域大小和音階高低。本文經過篩選,選取寬窄焦點重音聲學表現作為調核判定依據。“寬焦點重音:后面音節音高曲線的高點不能比前面的高(音高曲線不出現凸狀),低點下降的快些(上聲音高呈弧形),末一兩個音階音域往往較大;窄焦點重音:某個或某幾個非上聲音節音高曲拱的高點相對于其前后抬高(多呈凸型),音域加大,時長往往加長,或上聲低點下壓(呈V型)”。特指型反問句兼具語音上的焦點(調核)和句法上的焦點(疑問詞),因此,庭審特指反問句“意在否定”存在兩種情況:調核與疑問詞一致,調核往往攜帶超重音;調核與疑問詞不一致,疑問詞則為虛化用法。
反問句的“詰”主要通過表態特征傳遞。會話中,說話人會通過非常規的語調表達情感態度。具體到庭審特指反問句的態度表達,主要依托調域、語速和輕音的非常規表現得以實現。當話語包含特殊情感要素時,話語的音域中線會發生上下方向的偏移;語速呈現加速或放緩趨勢;輕音(指語法上的輕讀成分語氣助詞)出現重讀現象,由于輕音與音長、音高、能量密切相關,其重讀聲學表現主要體現為音長加長、音高抬高等非常規的現象。
二、庭審會話特指反問句的語用功能
Verschueren曾指出,如果將語言看作一個選擇順應的過程,那么這種選擇發生在構建話語的各個層面上(1999)。說話人選擇反問句用于表述時,語言的各個層面都會做出與反問句相適應的選擇,包括語音(語調、節奏等)、詞匯、句法等多方面。因此,在討論庭審特指問句語用功能時,以語調為切入點,同時結合詞匯、句法等要素。反問句的話語制約因素大體分為:語音制約(以語調為主);詞語制約(詞序、詞語虛化、副詞、語氣助詞等)以及語境制約。
(一)用于追問,詰醒
(1)公(男):你剛才也告訴法庭,你也知道,50克以上是很重的刑,你這次為什么還要帶兩公斤上來啊?A1
被(男):頭腦發熱。B1
公(男):講清楚,什么叫頭腦發熱啊?A2
被(男):我是為了要賺他們1萬多塊錢的提成。B2
影響例1指反問句A2語用功能的主要因素為:調核、疑問詞、語氣助詞及語境。
音高曲線(圖1左)表明,三字韻律詞“講清楚”在全句中音域最寬,調型完整,時長最長(圖1右),因此念得最重,攜帶調核。相較之下,疑問焦點“什么”,音域窄,“么”字調型不完整,且時長為全句最短,因而讀起來輕。調核轉移弱化了疑問詞“什么”的詢問功能,呈現疑問詞虛化的傾向,使整個疑問句語義轉向否定。語氣助詞“啊”在結構、語言上都必須附著于前面的語詞。由音高曲線可知,“啊”在語音上依附于前面的韻律詞,因此為語助詞。從時長看,語氣助詞“啊”音長為0.20秒,時長長于句中實詞。由于音長是輕音的第一特性,因此可以判定語氣助詞“啊”出現了時長加長的超常規現象,即“啊”被重讀。呂叔湘(1980)指出,語氣助詞“啊”可表示催促、命令、警告等情緒。當然,具體判定需結合語境。
從語境看,公訴人前半句使用了祈使分句“講清楚”,是對被告人的一種要求、命令。調核的加入以及“什么”的虛化用法都加劇了祈使語氣,表達了公訴人追問被告人販毒原因的迫切之情。就句末語氣助詞“啊”的重讀而言,一方面強化了祈使語氣,另一方面表達警告和提醒。這一點可從被告人的回答B2得到佐證。公訴人發出話輪A2后,被告人將答案修正為“賺提成”。據此可知,公訴人對被告人的回答B1并不贊同,進而決定使用反問句進行發問,予以警告。
(二)表示質疑,反駁
(2)公(女):阿放跟你說,讓你帶東西來上海,有明確告訴你,你帶的東西是嗎?A1
被(男):我不知道。B1
公(女):你怎么不知道?是他們跟你說的話呀。A2
被(男):他當時就叫我來上海。B2
本例特指反問句的語用功能判定主要受制于調核、疑問詞、語速及語境。從音高曲線看(圖2左),疑問焦點“怎么”音域最寬,調型完整,音階最高,且時長較長,念得很重,是全句調核。劉月華(1985)指出,表示反詰的“怎么”,句中往往包含能愿動詞“會”、“能”等,且不可與“為什么”替換。結合A2話輪可知,被告人是會話的受話方,理應知道全部內容,所以“怎么”不可以與表示原因的“為什么”替換。如果加入能愿動詞“會”,特指問句“你怎么會不知道”在語義上更加凸顯了反問句的“意在否定”。因此,攜帶超重音的“怎么”表示的是對命題內容的否定,即“你怎么不知道”是反問句。
時長對比圖是公訴人在話輪A1和A2的語速對比,話輪A1的語速為5.3音節/秒,而A2的語速為6.2音節/秒。就聽感而言,A1話輪的語速與公訴人前后會話中的語速較為接近,可判定為公訴人的平均語速。因此,A2話輪的語速明顯呈加速趨勢。語速突變往往是因為摻雜了某種情緒。結合語境可以看到,被告人的回答(B1)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公訴人語速變快,一方面加強了反問句的否定語義,即“不應該如此”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既然事情不該如此,則表現了公訴人對被告人回答的質疑和駁斥之情。
三、結語
庭審特指反問句是語義否定和語用傳情的結合體。語調的聚焦特征與“反”相連,實現“意在否定”;語調的表態特征與“詰”相關,實現“傳情達意”。特指反問句的“意在否定”決定了所傳之情為負面情緒,根據程度不同,可分為追問、詰醒;質疑、反駁。作為庭審問答環節存在的獨特現象,特指反問句具有較強的導向性,因而成為法庭調查環節常用的反駁手段和提問策略。
參考文獻
[1] Cruttenden,A.2002 Intonation(2nd edition)[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Peter,R.2002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Verschueren,J.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London and New York:Arnold.
[4] 陳虎.漢語語調的音系結構和表征芻議[J].第六屆全國現代語音學學術會議論文集(下)[C].2003.
[5] 馮江鴻.反問句的語用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6] 林茂燦.漢語語調實驗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7] 林茂燦,顏景助.北京話輕聲的聲學性質[J].方言,1980 (3).
[8] 劉松江.反問句的交際作用[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3 (2).
[9] 劉月華.“怎么”與“為什么”[J].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5(4).
[10] 呂叔湘.疑問?否定?肯定[J].中國語文,1985(1).
[11] 邵敬敏.疑問句的結構類型與反問句的轉化關系研究[J].漢語學習,2013(4).
[12] 熊子瑜,林茂燦.“啊”的韻律特征及其話語交際功能[J].當代語言學,2004(2).
[13] 葉軍.漢語語句韻律的語法功能[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