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含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第1篇
因為科技進步而下降
《經濟》：日本在人口紅利期前后的人口結構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張季風：從長期人口結構變化來看，明治維新之前屬于“多生多死”型結構、但從明治維新以后至上世紀50年代中葉為“多生少死”型結構，從20世紀中期開始日本即進入“少生少死”型結構。從1974年起總和生育率開始跌破2.1%的替代水平，此后一路走低，1996年以后一直維持在1.4%以下。目前日本老齡化嚴重，65歲以上人口已高達24%，而零歲至14歲兒童僅占總人口的13%，是典型的“少子老齡化”人口結構。
談到人口紅利，其相關指標主要有以下幾個：第一個是“劉易斯拐點”；第二個是勞動力總量的下降；第三個是人口的下降。先看一下“劉易斯拐點”，其主要含義就是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入到有限供給。關于日本的“拐點”來臨時間，基本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4年，更多的學者傾向于1962年左右。再看一下勞動力的增減情況，日本大約在1995年出現勞動力下降趨勢。大多數學者認為從2005年開始出現總人口的下降，但是日本最新一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比2005年還增加了28.9萬人。無論是從“劉易斯拐點”出現的1962年，還是勞動力出現絕對減少的1995年，日本人口結構都處于“少生少死型”結構。
《經濟》：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日本經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張季風：首先，應當說人口紅利確實曾使日本經濟獲得很大利益。上世紀50年代，日本人口處于“多生少死”階段，充足的勞動力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巨大動力。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1959年到1960年之間達到高峰，每年人口流動量達到65萬左右。
但是，人口紅利的消失真的對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了嗎？說句老實話，回顧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我實在找不到確鑿的證據。1955年-1973年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果采用普遍認識，將“劉易斯拐點”定在1962年，此后不但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而且還持續了10年的高速增長。
所謂的人口紅利“拐點”之后，合理的現象是勞動力不足，失業率下降。但實際情況呢？日本一直到現在都在努力解決就業不足的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的汽車與家電等組裝工業迅猛發展，在拉動經濟的同時，也很好地吸納了勞動力，緩解了就業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也確實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狀況。但這種現象也僅僅持續了兩三年。當時日本從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引進四五萬人規模的“研修生”，就大大緩解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勞動力出現絕對下降的1995年以后，日本非但沒有出現人口紅利消失后應當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相反出現了嚴重就業不足、失業率攀升的現象。即便是日本，因人口紅利消失可能導致勞動力不足問題也可能在10年乃至20年以后才會出現。
當然，人口老齡化確實給日本經濟發展帶來了沉重負擔，但這并不是因為勞動力短缺，而是因為老齡人口增加導致社會保障資金支出過多，比如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社會保障資金支出占日本財政支出的比例僅為12%，而2012年高達29%。但是，日本的社會保障水平要比中國高得多，幾乎不可相比。我并不否認人口紅利的消失可能對經濟增長率有潛在負面影響，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是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勞動力絕對數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而且人口規模大，個人消費總量也會擴大。但這不是絕對的，在進入近代以后資本的作用增強，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口紅利的影響逐漸變弱。
《經濟》：如果說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日本經濟影響并不大，那么人們常說的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張季風：首先，我并不贊同所謂“失去的20年”的說法，過去的20年，日本經濟下滑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可以肯定地說人口紅利消失并不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日本經濟早已進入成熟階段，與歐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后發優勢消失，國內市場飽和，內需縮小，而經濟全球化以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在很多領域趕超日本，使得日本的外需也相對縮小，這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供給方面的原因是企業的創新能力相對不足。從日本的統計數據來看，在高速增長時期的上個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率高達30%，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為負拉動。再有一點，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沒有及時處理不良債權問題，導致金融功能不全，進而導致金融危機。以上可見，人口紅利消失并不是帶來“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即便到現在，安倍經濟學中也把擴大就業、創造就業機會作為其“第三支箭”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就業問題
《經濟》：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是否即將消失？拐點將于何時到來？
張季風：在改革開放之前乃至改革開放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口都是中國的負擔，可以試想，如果中國沒有這么多人口，可能早就富起來了。就業問題無法解決，中國又何曾享受過人口福利？700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歷年未能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都困難，又怎么說人口紅利消失了呢？千萬要記住，中國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距離“劉易斯拐點”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在我看來，現在大談中國人口紅利問題為時尚早。
日本高速增長時期，每年約有50萬左右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但是他們立即成為城市市民，享有與原居民相同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而我國每年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但他們工作狀況極不穩定，隱蔽失業很嚴重。為什么會出現“民工荒”問題？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存狀態也不佳，進入城市之后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得不到應有的社會關懷。如果能夠給予他們足夠的報酬與社會保障，還能出現民工荒嗎？退一步講，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即使達到劉易斯拐點后，還出現了30年的黃金發展時期。所以現在大談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問題，未免有些杞人憂天。
《經濟》：那么，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是什么？
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第2篇
原有的“紅利”是怎樣消失的？
原有的“紅利”消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原有的各種“紅利”是適應于經濟發展前期的。因此隨著經濟繼續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要變化，這樣一來，原有“紅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有“紅利”的消失應主要歸因于轉型的不及時和不到位
原有的紅利如果在經濟發展方式成功轉型的條件下，也會隨之而轉型，那就不會發生“紅利消失”的情況了。但要注意到，@種變化要有市場的催促和壓力。換言之，“紅利消失”如果不事先做好準備，就會引起社會的不安或動蕩，因為經濟會突然下滑。
原來“紅利”的消失，在相當大程度上也與留戀原有的“優勢”有關
如果企業總是存在僥幸心理，以為原有的“優勢”不會消失，那就走上了沒落之路。生產要素的重組實際上取決于信息的重組。不了解信息重組的必要，就只能失去市場。
經濟中缺乏創新的動力和創新的條件，將不可避免地把經濟拖入停滯和衰落
創新的必要性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不創新，不僅沒有“紅利”，連企業也會垮掉、消失。也就是說，任何留戀原有的“優勢”而不愿轉型的地區，都會自食惡果。
“紅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
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地涌現
在原有的“紅利”消失以后，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涌現。這是因為，如果沒有一種新的體制或新的機制，新的“紅利”就缺乏相應的機制、體制，涌現是不可能的。
“紅利”的新源泉首先蘊藏于新的體制之中
這表明，必須有新的體制，才能產生新的機制，新紅利才會出現。新體制、新機制就好像一種新的制度環境，不僅能催生新紅利，而且能保護新紅利的獲得者。
資本不足，再聰明的創業者都無能為力。而有些場合，不怕融不到資，只怕融到資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這筆資金。有眼光、有作為的創業者同其他人的差別正在于會不會用好手中的資本。
“紅利”的新源泉也來自億萬群眾和千萬家企業的活力
那么，“新紅利”的獲得者是些什么人？他們就是億萬群眾，就是千百萬家企業，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他們在新的體制和機制下，發現了發展機會，同時認識到自己必須抓緊機會而不能放棄機會，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紅利。
有了新體制，再加上群眾和企業有活力，新的“紅利”就會涌現
“新紅利”如何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涌現并把經濟社會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個有志于創造和盈利的群眾和企業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發展的信息局限在狹小的圈子內。必須在新體制的激勵下使群眾和企業的活力充分發揮出來。
新改革紅利應當成為普遍存在的“紅利”
既然“新紅利”首先來自體制改革，那就應當明確近期最需要改什么
新改革紅利實際上不僅存在于今天，而且存在于過去，不僅存在于某一個國家或地區，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只要實行了符合國情的改革，都會帶來一定的改革紅利。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項目之一，是農村土地確權和農業產業化
這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繼續，但最重要的是：當年的承包制沒有明確產權，當然也就談不到農村的合作制和農業的產業化。因此農村土地確權實際上開辟了一個新的環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個項目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在企業改革方向，結構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競爭力、產權明確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國家控股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營企業，這樣才能涌現新改革紅利。正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才能完善企業主體，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調整結構，才能創新，從而才能有改革紅利。
這兩個項目的改革取得明顯的成果后，會給中國帶來改革紅利，也就是普遍的紅利
農村土地確權及此后的進一步改革，不同類型的企業成為有活力企業后的進一步措施，都會帶來改革的紅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態下最重要的改革。這說明了新改革紅利是普遍存在的紅利，靠改革者自己創造。
在討論新改革紅利時，一定要把保護產權放在重要位置
國有企業通過改革明確了產權，民營企業應明確產權，對私人投資形成的產權進行保護。
新人口紅利是無形的，但它的涌現是可以期待的
新人口紅利的涌現，實際上表明人力資本的升級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優勢
這里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教育不公平就業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惡性循環將被打破，這是新人口紅利產生的前提。勞工市場也會隨之變化。無論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還是農民的人力資本增量增加，都是農民人力資本的升級。
在農村中，土地確權的改革會造成成千上萬農民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職業農民”
通過農村土地確權，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變為一種職業，或稱為“職業農民”。他們可能成為“家庭農場主”，并通過土地流轉（租賃、轉包）擴大規模，也可能引進合作者，解決資金不足、農業科技不足和農產品銷路不暢等問題?！俺菤w”是新現象，是人力資本的新突破。這樣，農村中的新人口紅利涌現了。
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就是職業技術教育推廣所帶來的“新工匠精神”
農村土地確權以后，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這就會繼續吸引農村勞力外出。但21世紀以來多年的經驗告訴人們，社會上缺乏的是技術工人，是工匠。所以職業教育的推廣是必然的，這就是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
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會不斷帶來新的“人口紅利”
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會提供新的人口紅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取決于兩方面的工作進展，一是教育的發展和教育質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優化配置，動員各方面的科學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創新、有突破，這樣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新人口紅利。
新科學技術紅利主要來自創新，但它離不開市場競爭
新科學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產品，無一不來自創新，而創新，又無一不同創意有聯系
先有創意，然后有創新和創業。只有新科學技術的發明還不等于創意和創新。創意和l明皆是科學家的事情，創新和創業則歸功于企業家，科學家可以兼企業家，但不是一定要兼企業家。
創新只有在市場競爭中才能實現，壟斷條件下，任何創新都沒有必要性，甚至沒有可能性
沒有市場競爭，不可能出現創新。壟斷，不僅扼殺了創新，而且扼殺了創業。但如果完全沒有壟斷，只有市場競爭，那么企業都處于觀望狀態，等待別人發明創新，自己盜用。所以壟斷是起作用的，這就是：對于發明創新需要保護知識產權，容許一定時期的專利。
政府在創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規劃、引領、反壟斷，以及支持創新主體、創新活動
規劃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規劃，科技創新活動難以取得成績，特別是難以走向世界前列。這需要政府來領導規劃的制定。中國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就是證據。
創新不可能停止，因為市場競爭不會停止，競爭者既來自國內，更來自國際
科技創新即使有成績，也不能忽視，市場競爭一直存在，包括國內的競爭和國際上的競爭。對于這些競爭，不用擔心，競爭既是壓力也是鞭策，因為創新活動不會停頓。
新資源紅利是創新的成果，但它同樣離不開市場競爭
資源紅利是指土地、礦產、水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一旦供給趨緊，這種優勢就會消失
在經濟發展前期，土地、礦產、水資源等資源的豐富與否，是當時各個國家走上工業國道路的發展實力的反映。當時列強之間的爭奪，與掠奪廉價資源有關。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不同的只不過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資經營來掩蓋掠奪、獨占的行為。
新資源優勢來自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也就是說新資源優勢來自技術創新
但不管怎樣，原有資源是在枯竭過程中，人們不斷地依賴科學技術去發展新資源。新的資源紅利隨科學技術進步而產生。對稀缺資源、資源替代品的研究和開發，已經越來越取得成績?？梢哉J為，新資源紅利同新科學技術紅利是不可分的，新資源紅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學技術紅利的組成部分。
水、土地、礦產等資源，只要是在技術創新條件下就不會枯竭，因為總有替代品
所有資源之所以不會枯竭，如果從人類社會的特殊性來看，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始終有尋找稀缺資源的替代品的愿望和對策；第二，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還一直在選擇原材料和飲食原料，不停地舍棄不易得到的資源；第三，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還在利用不斷遷移，甚至遠距離遷移，來避免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資源紅利同樣是創新的產物，不停創新，新資源紅利就會長存
新資源的發現利用和產生新的紅利，是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壯大的保證。這對世界不同國家都是重要的?？梢哉f，不會轉換資源的選擇和開發利用的國家，最終必然落后、衰落。
社會和諧紅利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
它有賴于文化建設
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以及社會和諧紅利產生的特殊途徑
社會和諧紅利特殊性之一：它是無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紅利那樣，通過某個主體行為而表現。
社會和諧紅利特殊性之二：它是累積而形成的，或者說它可能是通過持久的工作而逐漸形成的。
社會和諧紅利特殊性之三：它是無聲無息擴散的，默默地影響人們、滲透到人們之中，從而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社會和諧紅利涌現的前提，醫療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
要實現社會和諧，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實推進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這兩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問題緊密相連。具體的說，如果社會上收入差距過大，以及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遲緩，都會影響社會和諧，使社會和諧紅利顯示不出來。
社會資本概念的含義，以及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如何發揮社會資本的獨特作用
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資本，是一種人際關系，人們相互信賴的關系。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來自誠信。沒有誠信，社會資本不存在，社會和諧也不存在，從而也就談不到社會和諧紅利的涌現。
社會和諧紅利之所以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因為它同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
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第3篇
“未富先老”與“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來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富裕國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因此，我們本來也不必擔心變老。然而，中國的不尋常之處是“未富先老”。近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加快趕超，人均GDP也在趕超。例如，2000年中國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現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但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也在趕超，200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與世界平均水平一樣，但是，2010年我國老齡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說，我們顯著趕超了。
有什么辦法讓老齡化停下來或者退回去？我個人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因為這是經濟發展階段造成的人口轉變階段，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不是某一項政策單獨造成的。發達國家的早期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調整雖然無疑是必要的，但是，卻無助于阻止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我們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經濟發展。設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們的參照對象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在發達國家行列中我們并不是很老，甚至還相對年輕一些。因此，關鍵是如何關閉“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按照過去30年的速度預測，“十二五”結束時，將超過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達到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還有一個概念，現在講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為止，講得比較多的是現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東西，如經濟停滯、收入分配惡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經濟學文獻，看最早人們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機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許多相似的東西。說我們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危險，是因為在文獻里，經濟學家發現在全球化過程中，從全球化中獲得比較大收益的是兩頭，一頭是富裕的國家，另一頭是比較窮的國家。按照國家排列，各國在全球化中獲益的程度，可以用一個U形曲線表示，尤其是把這個全球化時期世界經濟格局與全球化之前的倒U形曲線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經濟理論解釋這個現象其實很簡單，就是說那些相對窮的國家，在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上有比較優勢，可以生產出最便宜的東西拿到國際市場去得到全球化的紅利；而富裕的國家，具有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兌現。恰恰是處在中間的這些國家，雖然根據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它們與處在兩頭的國家相比，的確沒有特別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這類國家在全球化中獲益就少，經濟增長表現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
我們來觀察“未富先老”意味著什么?！跋壤稀奔慈丝谀挲g結構的迅速變化，意味著我們的要素稟賦發生了變化，勞動力變得昂貴了，資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為豐富的要素，意味著我們在喪失原來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未富”則意味著，我們并不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一下子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這個階段就比較優勢來說，我們處于相對尷尬的境地，也可以不準確地說，我們面臨著“比較優勢真空”。雖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比較優勢真空，只是說這個時候我們的比較優勢十分地不顯著，過去的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支撐持續增長。不過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決于我們進行怎樣的政策選擇。
我們進一步來看中國的“未富先老”挑戰。迄今為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特點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大、比重高，保證了勞動力供給的充足性，創造了高儲蓄率的條件，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紅利。按照我們的估算，人口撫養比（即少兒和老年依賴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對1982-2000年期間人均GDP的增長，做出了26.8%的貢獻。但是，這個人口紅利正在減少。
我們講的人口紅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機會窗口，通常用人口撫養比結束其下降趨勢的時間來表示，撫養比的計算定義是：把16歲以前和65歲以后的依賴型人口做分子，把16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做分母，計算兩者的比率。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挑戰何在？日本其實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遇到我國今天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二元經濟最顯著特征即勞動力無限供給開始消失，發展經濟學家把這個變化叫做“劉易斯轉折點”。韓國則是在1970年前后迎來這樣的轉折點。
假設我們今天遇到了這樣的轉折點（我更傾向于認為發生在2003年），來跟其他亞洲國家就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做一比較。首先，日本人口紅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撫養比才降到最低點，隨后開始上升。其次，韓國在2015年幾乎和中國一起，人口窗口關閉，或者說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紅利。泰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時間，也和我國幾乎是重合的。但是我們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離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韓國目前的水平，仍然有著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國人均GDP只是韓國的25%，甚至也低于泰國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們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們還有若干年人口紅利可以收獲。總之，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在我們前面還是在我們后面的國家，都可能有顯著的比較優勢，或者在資本和技術上，或者在勞動力上，但是我們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太早了，新的比較優勢窗口尚未開啟。
“未富先老”
是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
我想具體列舉幾個“先老”的表現，也就是人口轉變早熟的表現。首先，勞動力供給即勞動年齡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時期迅速降到零。我們用的是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這個勞動力供給大概念。實際上，更準確地說，16歲的人還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60歲以上的人，按照我們退休規定其實已經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即使用16歲到64歲這個大概念看，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正好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轉移數量，不再足以補償城市的需求的變化時期，兩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時候，全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等于零，從那以后變成負增長。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勞動力開始持續短缺，是“先老”的一個表現。
與這個相應，我們可以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加速上漲，無論是觀察一般的非農行業，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資水平，比如建筑業和制造業，還是單獨挑出農民工的工資，還是看農業中的雇工工資，2003年以來上漲都十分迅速。例如，農民工工資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0%，農業中雇工工資上漲幅度更高。如果幾個部門顯示出同樣的趨勢的話，我們就不好說是結構性原因或者是暫時現象，結論應該很明確，工資上漲是勞動力短缺造成的，所以應該是一個長期趨勢。
同時我們看到，長期以來我們缺的是技術人才和熟練工人，但是今天出現的則是非熟練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這部分人的工資增長更快，以至出現比較顯著的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趨同。這個趨同導致一個結果，即對教育的負激勵。如果做更細的計量研究的話，我們會發現農民工這個群體教育回報率在下降。例如，我們以初中為參照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們的相對回報率在下降，而小學相對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報率反而相對提高。也就是說，工資趨同對于縮小收入差距來說固然是好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創造一種受教育的負激勵。對普通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來說，人們上學不僅要付出直接物質費用，還有推遲就業造成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的機會成本很可能導致在一定時間發生不讀書或者輟學的現象。
“未富”，即我們還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有幾個重要表現。首先我們來看世界銀行對中國潛在增長率所做的一個預測。由于我們的就業增長越來越慢，因此這部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顯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間會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時候變成負的，是壓低潛在增長率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為什么還沒有發生實際增長率的下降？是因為政府主導的投資，因為刺激性方案，而且區域發展戰略都還是資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資本勞動比的提高支撐我們現在的增長速度，它占的比重相當大，然而未來是不可持續的。人力資本貢獻變化不是非常顯著。再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未來不會有顯著的提高。這里世界銀行專家用的假設還是非常樂觀的，許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認為，以前的一段時間內，至少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不好，還有人說這段時間是負的。因此，從中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支撐，未來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一個是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沒法得到保障。除了我們的教育市場上出現負激勵之外，我們看一看現有勞動力存量，隨著年齡提高，人力資本的稟賦顯著下降，這同日本和美國在每個年齡段教育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外，雖然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中，中國競爭力指數被排在第27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和市場規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則大多排位較低。例如，金融市場成熟度排在第57位，高等教育與培訓排在第60位，而技術準備僅僅排在第78位。這些表明我們在教育科技上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延長比較優勢
應對“未富先老”挑戰
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后，并不意味著從此可以一路凱歌前進，順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是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面臨的類似挑戰，集中表現為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已經發生了變化，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處于較低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尚未顯示出來。因此，保持既有支撐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盡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目前對中國來說，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為此，我們提出幾個緊迫的政策建議。
第一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緊迫性何在呢？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于比較優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于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于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只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內需與我們目前的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過于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勢真空的狀態。內需擴大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分類，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日均消費在2美元-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為66%，消費總額占79.2%。這個特征顯示，第一，占總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個收入水平較低的群體，與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乃至出口結構的層次，即相對低端的消費品制造業，是比較適應的。第二，由于他們的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較大，隨著這個群體的繼續擴大，其消費需求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撐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
第二是實現產業的區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因為我們國家大，在一個地區出現了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情況，其他地區可能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低廉。雖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中東西三類地區之間工資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區這個工資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談判提高工資，而在中西部還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通過產業轉移可以延長我們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我們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歷史教訓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勢保持長期可持續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歐洲“梅佐喬諾現象”的發生。目前，在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中，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趨勢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間，東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年平均增長率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已經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0.1%和25.9%。
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建筑業 回歸分析 集聚
一、集聚經濟概述
集聚經濟是指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產生的經濟效果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地區靠近的向心力，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經濟地理學認為集聚效果產生經濟集聚，集聚效果是指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有關生產和服務職能在地域上集中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果，規模經濟以及外部經濟往往是其實現的基本途徑。集聚經濟或集聚效果通過規模經濟與外部經濟產生了集聚，過度集聚產生集聚不經濟導致擴散。
集聚經濟會帶來集聚經濟效益。集聚經濟效益是各種產業或企業由于在空間上的集聚所獲得的經濟效果，其大小取決于兩種因素：一是在集聚區內，各企業由于交易成本降低、信息流暢、規模經濟等因素產生的綜合收益；二是集聚成本，即由于產業集聚而花費的成本（不包括生產成本）。
二、微觀企業集聚經濟測度
從微觀企業層面來看，集聚經濟的存在意味著企業的產出不僅是一般投入的函數，還是所在地區本產業、工業或整個經濟活動規模的函數。在投入一定的情況下，企業的總產出隨著外部總量增加而提高，產出平均成本將下降。那么最基本的生產函數類似于如下形式：
yij=g（Sj）f（Kij，Lij，Gij，Zij） （1）
其中，yij表示在第j個城市第i個企業的產出，Sj可以是城市的總人口，K、L、G、Z分別表示資本、勞動力、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投入。
對（1）式進行簡單變換，可以得到對生產率的估計函數：
qij= f（kij，eij，Qij，Nj） （2）
qij表示在j城市i產業的平均勞動產出；kij，和eij，分別表示按照勞動者計算的人均資本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或人力資本存量；Qij，表示i產業在j城市的總產出；Nj表示j城市總人口或總就業。
三、假設
一般認為，城市規模越大，各種要素都比較充分，越容易促成集聚經濟。城市規?？梢酝ㄟ^城市人口得到反映。所以可以做出這樣的假設：城市人口越多，某產業生產率越高。
四、數據分析
通過生產率函數，變量含義已定，由于變量教育的數據很難找到，故建立回歸模型：
log（q）=c+β1log（k）+β2log（Q）+β3log（N）。
其中，q表示平均勞動產出；k表示人均資本；Q表示建筑業總產出；N表示總人口。
本文數據來自各省統計年鑒，收集了2014年云南和陜西兩地城市建筑業各變量的數據，運用Eviews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β3=-1.08，|t|為1.4。說明生產率q與人口N成負相關，即建筑業不存在集聚。反而城市規模增加1%，建筑業生產率下降1.075507%。這與上述假設不符，出現了悖論。
五、結論
針對建筑業回歸分析后得到的不集聚的結果，本人認為有下列幾個方面的原因：各地區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差異。比照數據可以看出，陜西的城市投入的資本與勞動力比明顯大于云南的城市，也就是說陜西的城市用更多的資本去替代勞動力，最終使得雖然在勞動力更少的情況下，建筑業的勞動率大于云南省與之規模相近甚至更大的城市。可參見附錄1中的寶雞市與昆明市的數據。此處城市規模用人口來表示，人口因素只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結構處在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階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別指出，人口紅利階段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能否實現還取決于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可能模型本身有不合理之處，造成了結果的偏差。
參考文獻：
人口紅利的含義范文第5篇
一、“劉易斯轉折”的含義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我們稱之為工資轉折。但是他在這里強調了導致這一結果的內生變化和外生變化兩種機制。所謂內生變化，就是指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乃至短缺，進而由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導致工資水平上升。但在實際中，工資上升往往獨立于內生因素，而由外生變化引起，如勞動力價格會因某些導致傳統部門更加富裕的因素的發生，進而增加供給的機會成本而導致工資率的上升；他們可能有限制資本利潤率的倫理觀，如也許認為25％的邊際利潤是合理的，這樣他們就會在生產率增加時適當提高工資(見劉易斯《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應當說，我國當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區客觀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審慎分析。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追溯：
(1)隨著中央政府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力度的不斷加強，農村稅費的大幅下降、糧食價格的提高都提升了農業部門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從而提高了勞動力進入工資經濟的機會成本，致使一部分勞動力回流農村，從而減少了勞動力市場的短期供給；
(2)從勞動力市場結構來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勞動力教育水平和素質的普遍提高，在勞動力細分市場中，表現為“金字塔”結構的整體上移。這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處于金字塔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帶來工資上漲。事實也確實如此，民工荒伴隨著大學生就業難。我國的教育體制培養了大量學歷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學歷型人才在市場中供過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術工人的結構性短缺。因此，當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結構性短缺，而非勞動力的整體性短缺；
(3)從勞動力的特質和對勞動力的典型態度來看，我國勞動力供給正面臨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市場的主力。由于他們的物質條件相對優越、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的就業觀念同第一代農民工具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農民工對于工資偏低、長時間加班、工作條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這卻對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吸引力，他們對工作條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勞動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們對于超低工資、差工作條件的無聲反抗。調查表明，我國民工工資待遇10年中基本沒有大的變動，在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12年來只有68元人民幣；
(4)從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來看，劉易斯觀察到依據“不變制度工資”理論，充裕的勞動力供給應使工資保持不變，但實際上工資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資的增長比我們預言的要快得多”(見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一文)。傳統工資制度總是基于勞資對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勞資雙方博弈中“此消彼長”。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現代企業傾向于采取諸如工資分享制、效率工資等手段來激勵工人和共享企業發展成果，這無疑提高了工資水平?？傊斍爸袊霈F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結構性、局部性的，而遠非長期性、整體性、全局性的，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資形成機制上，而非絕對供給的因素。其結果是助推工資的適度上漲，而這正符合劉易斯“第一轉折”的真實含義。
三、兩個轉折點不能混淆
針對這個第一個轉折點，劉易斯如此評論，“達到第一個轉折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即是否真正存在一個工資不變的階段，這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為此，劉易斯提出了“第二轉折點”的概念，“決定性的轉折點并非第一個，而是第二個，正是在這里我們超越邊界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謂第二轉折點是指勞動需求趕上勞動供給，此時勞動力資源將出現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們稱之為供求轉折。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是工資轉折而非供求轉折。
顯然，國內學術界對此的解讀是存在偏差的。當前，國內學者廣泛使用“劉易斯轉折”這一術語，其意所指是勞動力供求關系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并由此導致工資上漲。顯然，混淆了第一轉折點和第二轉折點。劉易斯強調經濟擺脫長期“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漲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給短缺的內部因素。也就是說，工資上漲并非意味著勞動力短缺，相反，工資上漲仍將在較長時間內伴隨著勞動力的充裕供給，而這正是中國將要面臨的情形，切不可將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全面短缺相等價起來。
而且，在劉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轉折點并非至關重要，而非當前國內諸多討論中所視為的“洪水猛獸”――人口紅利的結束，比較優勢的消失、發展戰略的轉向等等。應當說，工資增長往往先于勞動力短缺，“自然不會跳躍”，工資水平的調節使得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是一個漸進而非突變過程，大可不必誠惶誠恐。
四、低工資不等于比較優勢
中國將進入一個工資上漲的時間通道，工資上漲無疑會部分增加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也許有學者擔憂由此會帶來就業機會減少和失業問題。事實上，工資上漲同時也會帶來內需的增長，由此通過產品需求的擴張引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這正是西方凱恩斯主義的成功之處。因此，這種擔憂言過其實。而且，堅持農民工就是廉價勞動力和“比較優勢”的觀點本身就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文化歧視，更有一種用歧視邏輯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潛在傾向。將低工資完全等價于所謂的比較優勢的傳統觀點無疑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