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經濟的含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外資經濟的含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外資經濟的含義范文第1篇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是一個剛剛開始起步發展的國家，綜合經濟實力還相當有限，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很大。問題還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我們對國家發展成就和經濟實力的評估方面存在著一些模糊的認識，其核心是在肯定中國抓住經濟全球化機遇發展的同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經濟實力評估的新原理、特點，缺乏科學正確的方法，以至于往往過高地估計了發展的成就和相對實力。

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經濟實力的評估原理，不僅有利于中國堅持韜光養晦的戰略，而且有利于以客觀事實回應“中國”，從而既在正確認識自己中繼續切實地發展，又能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爭取主動。

一、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力評估的新問題

中國的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尤其表現在經濟方面。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6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5％；按美元計算以1.6493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進出口貿易總額1.15萬億美元，增長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又上升為第三位；全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連續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資數量之首。

但是，在不同國際比較排名方法中，中國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據WEF的報告，2003年中國的商業競爭力指數在世界10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46位；根據IMD的報告，中國2002年的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4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31位。1 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但根據對國家制造業的微觀競爭力排名，中國在多項指標上落后于美國、日本，接近于俄羅斯和印度。如2003年中國的集群發展狀態在27位，品牌擁有狀態在第24位，企業創新能力在第22位等2。此外，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2002年中國排名第96位。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國在127個國家和地區和中排名第73位。這些不同排名方法中地位相差巨大的原因顯然在于這些方法本身的不同。總體來說，單項指標分析方法對于準確判斷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且容易引起誤解。

“經濟強國指數”研究試圖通過經濟強國指數國際比較的方法較清晰和較綜合地反映中國的相對國際經濟地位，同時分析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提升中仍然存在的問題。這一研究的結果表明，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強盛指數（EP-III）從199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9位，2008年將達到第6位。從1990年到2008年，經濟強盛指數美、日、德、英、法的增長幅度分別為13.4%、11.6%、16.4%、14.1%和13.0%，平均為13.75，而中國則高達57.1%，為前面五個國家平均增長幅度的4.2倍。3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客觀事實。這是我們更進一步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盡管綜合的經濟強國指數評估比單項指標的排名更好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實力評估又產生一系列新的復雜問題。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代。這一歷史性的巨大變化深刻地影響了現代各國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式，也深刻影響了國民經濟各項指標的統計意義。正是這一原因，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各項經濟指標的新的含義，特別是在中國國家經濟實力和財富積累上這些指標的真實含義。

1、客觀認識國家的貿易競爭力。在分析國家的貿易競爭力時，有必要把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相區別，把三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相區別。由于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貿易方式與出口主體的多樣化，一個國家的出口規模及其增長率并非這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直接標志。在中國，外資企業是出口的主體，這種出口是外國資本、技術、標準、品牌、銷售網絡等與中國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除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出口更多體現的是廣義外國生產要素的競爭力，而不是中國的競爭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基本上是外國生產要素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采用“中國出口”的形式，產品優勢與銷售渠道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兩大核心因素都屬于外資。在這里，“中國出口”已經只有國家的地理意義，而模糊了國家的國民意義和生產要素的主體意義。1985－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36.2％，高于全國外貿平均增速20.3個百分點。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資企業62.5%外資計算4，中國出口競爭力的34.27%來自外資。2004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國總額的比重為57.1%，按同樣比重計算，中國出口競爭力的35.7%來自外資。2003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已占出口總額的55.2%，而外商投資企業占全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8.7%。即中國總出口的43.44%是外資利用中國加工出口實現的。5 嚴格地說，只有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生產出口產品而形成的一般貿易，才直接體現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體現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2、準確評估出口結構與國際分工地位。中國產業結構進步和國際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產品結構或國內產業結構來衡量的。這是因為，出口結構是外資企業生產與國內企業生產的綜合表現，包括加工貿易在內，都不能直接體現國內產業的結構進步。“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發展了外貿，擴大了就業與外匯收入，但對國民經濟的結構進步影響較小。加工貿易所帶動的國內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是有限的，不能在中國形成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當然，如果各類企業的出口，包括合資企業的出口也可能形成對國內一部分產業的拉動作用，但這只有當我國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在國內有較強前向聯系時才能實現。簡言之，我們需要注意中國存在著的“有出口而無產業”的現象。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占全國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高達68.9%，用同樣的估計法62.5%的競爭力來自外資，則外資企業中機電產品總出口的25.8%是中資貢獻的；加上中資企業本身貢獻的31.9%，那么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的56.9%能力來自于中國資本。2004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7.9%，若以上一年我國全部高新技術出口中77%來自外商投資企業計算，那么中資企業的高新技術出口只有總出口的6.42%。如果仍按外資在全部外資企業中占62.5%計算，那么在外資企業中外資對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為總出口的13.42%，中資對高新技術出口的貢獻占總出口的8.06%，加上中資企業高新技術出口，則屬于中國資本在高新技術上的出口能力的只有總出口的14.48%。6

3、定量分析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對引進外資效益的評估不能以全部外資企業的GDP或出口等來衡量。在三資企業的全部經濟貢獻中，外資需要獲得與其投資比例相對應的收益，這一部分既不構成中國社會的財富積累，也不增加中國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資在什么比重上分享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從外資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體的認識。截止2003年末實際使使用外資金額中，40%為外資企業，17%為中外合作企業，42%為中外合資企業，合作開發、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和其它為1%。假定在中外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等幾類中，中外資各占50%，則在全部三資企業中中國資本約為實際使用外資總數的60%；再假定中外資收益比同投資比，即外資對中資之比為10：6，則可得所有三資企業贏利的62.5%為外資的收益，僅有37.5%為中資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資從合資走向獨資正在進一步減小外資的積極作用，2003年當年，實際使用外資中獨資占比已高達62.40%，這將進一步增大外資的相對收益比重，并減弱吸收外資對國內技術進步、改造國有企業等直接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簡而言之，外資企業的經營績效與宏觀上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把外資企業的績效直接等同于外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27.22%，但當年涉外稅收總額僅占20.86%。7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了社會與公共服務，甚至更優惠的服務，理應繳納相應的稅收，但這一數字說明并非如此。

外資經濟的含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美國的直接投資制造業吸收外資比例中國俄羅斯

中國和俄羅斯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狀況比較

俄羅斯(前蘇聯)和中國過去是兩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大國。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于1978年,遠遠早于俄羅斯。1992年正式確定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近20年來,中國的GDP年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俄羅斯的改革開始于1992年蘇聯解體之后。前蘇聯解體后的激進改革,導致俄羅斯在一段時期內經濟大幅下降,經濟總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紀末,俄羅斯的經濟才止跌回穩。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開始于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達6%多,經濟總量增加了70%。同時,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的實際增長超過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兩國的改革,都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實行市場經濟就勢必融入世界經濟。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中俄兩國存在著很大差別。

中國FDI流入量遠遠多于俄羅斯。1990年中國FDI流入量為35億美元,2003年達到535億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額是790億美元,2006年是870億美元。同時,2003年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僅僅10億美元,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隨后大幅增長,2005年是150億美元左右,2006年達284億美元。盡管如此,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仍遠遠低于中國。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還包括政治穩定、政府政策的性質、貿易和投資的制度安排、接受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接受國的市場規模等。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定位于“改革和開放”,吸收外資是改革開放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俄羅斯實行的是激進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沒有特別提倡諸如中國“對外開放”那樣的政策導向或“引進外資”的政績考核指標。

可以說,中國和俄羅斯在吸收外資方面,無論是金額還是政策導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異。正是由于這些差異,使得對兩國吸收的外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特點進行比較才有意義。

本文擬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變化狀況進行比較。這一比較是基于計量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諸如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主要產業,其他眾多的“非制造業”部門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國是制造業強國,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也一直占50%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中俄兩國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狀況基本可以反映兩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狀況,從而反映出兩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趨勢。

對中國和俄羅斯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是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直接投資的存量數據,全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歷年公布的資料。美國商務部公布它們時,已對數據根據歷史成本進行過調整,可比性更好。美國對中國制造業及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金額占美國對它們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比是筆者根據兩者的數據計算的。

首先研究美國向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向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彈性。計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對數符號,MAN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u是誤差項,t是時間序列的符號,α、β是參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回歸結果說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22%。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22%。這就導致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在投資總金額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

由于俄羅斯的數據是從1993年到2004年的,為了與這一時間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進行比較,本文從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間的相關數據來考察美國對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投資總金額的彈性。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的時間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也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09%。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9%。雖然制造業吸收的直接投資金額的增長速度沒有23年間的總體速度快,但制造業吸收投資金額的增速仍比投資總金額的增速快。

最后再來看看1993年到2004年間美國對俄國制造業投資金額和投資總金額之間的關系。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MAN是美國對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俄羅斯直接投資的總金額,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時間序列的長度是1993到2004。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較差,自變量前面的參數也通不過5%條件下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結果說明,美國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總額的增長,和其對制造業的投資金額的變動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結論與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及計量回歸的結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在1982-2004年間,中國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而中國制造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增長更快。基本上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22%,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占美國總投資的比例從1982年的22.45%增長到2004年的55.67%。僅制造業一個行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就占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從1993-2004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09%。而在俄羅斯獨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國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金額變動與美國對俄國投資總金額的變動基本上沒有相關性。

美國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對外投資的行業也很齊全。一國的不同行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該國經濟結構的真實情況。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中國的制造業接受的外國投資不斷提速,成為“世界工廠”的趨勢非常明顯。其中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導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吸收外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二是中國較低的工業水平和龐大的勞動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能與外資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羅斯的情況較之中國大為不同。在實證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國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額也有8倍的增長,但制造業吸收的投資金額上下變動很大,沒有明顯增加。直接投資總額的增加大多落實到了“非制造業”。因為俄國比較徹底的私有化使得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政府沒有明顯地提倡諸如“擴大開放、引進外資”之類的發展經濟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業所認可);再者,俄羅斯的制造業水平遠較中國為高,其他國家的制造業未必比俄羅斯本地的制造業有優勢。這就限制了制造業向俄羅斯的轉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資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經濟的全球化。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開放政策倡導下以開放促發展,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主要是以徹底的私有化促發展。俄羅斯的私有化經歷了私有化股權證時期(1993-1994年)、債轉股時期(1995-1996年)和個案私有化時期(1997年以后)三個階段,其中雖多有缺陷,對私有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其最終的徹底私有化目的還是達到了。可以說,中國吸收外資的主要因素來自大力對外開放,俄羅斯吸收外資的因素來自經濟的徹底私有化。外資流入兩國制造業的重大區別是否是由于兩國吸收外資的因素不同所致,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俄羅斯的制造業吸收外資的比重不隨吸收外資總金額的增加而增加,從一個方面說明俄國的產業結構比較合理,制造業并未擠壓其他行業—特別是代表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的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中國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差別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參考文獻:

1.世界銀行的兩份報告,.2007.1.29

2.唐以今.中國與印度利用外資之比較研究[J].現代財經,2005(5)

3.中國證券網,.2007.1.11

外資經濟的含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因子分析;經濟開放度;政策建議

開放型經濟是一種制度性開放經濟。在開放型經濟中,要素、商品、勞務等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政府干預較少或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可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擬采用因子分析法評價江蘇各縣市之經濟開放水平,準確定位南通各縣市之開放水平,這對于采取有針對性的經濟開放措施,促進南通地區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區域經濟開放度評估指標的選取

為了考察江蘇各縣市之經濟開放水平,在借鑒已有成果,并考慮數據的代表性和可得性,選取以下因子作為區域開放度的測度指標:

1.外貿依存度(X1)。即某地區進出口總額占同期該區域生產總值的比率,其反映通過對外貿易形式與世界經濟相關聯的程度。

2.外資依存度(X2)。即外商直接投資占地區GDP的比重。該指標反映某區域在國際投資領域通過的資金的流入與世界經濟相關聯的程度。

3.外商投資企業年末從業人數占年末從業總人數比重(X3)。該指標反映外商投資企業融入當地經濟的程度,也反映某區域在勞動力資源領域的開放程度。

4.外商投資企業數占工業企業單位總數比重(X4)。該指標反映外商投資企業融入當地經濟的程度。

5.外商投資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值(X5)。該指標反映外商投資企業融入當地經濟的程度。

6.萬人擁有各類科技人員數(X6)。該指標反映某區域勞動力資源的素質水平。

7.人均GDP(X7)。該指標反映某區域經濟實力及市場規模。

8.人均用電量(X8)。該指標反映某區域工業化發展水平。

二、基于因子分析的數據計算及處理

因子分析法是從研究多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入手,尋找潛藏的少量能夠控制所有變量起決定作用的公共因子,將每個變量表示成公共因子的線性組合,再現原始變量與公共因子之間的相關關系,依照公因子得分對每個樣本對象進行評價。公共因子變量能夠反映原始指標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不會產生重要信息丟失,由于它比原始指標變量的數量大為減少,含義也更為明確,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質。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采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1.0對上述8項指標進行如下因子分析。

(一)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

由于各個變量的量綱不同,個別變量的數量級較大會對因子分析產生影響,為了避免計算結果受此影響,需要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以使綜合評價結果趨于合理。處理公式為:

因子得分和方差貢獻率來計算各市縣經濟開放度綜合得分。

(二)提取公共因子

在做因子分析之前,要進行統計檢驗,其中KMO檢驗值為0.85,根據統計學家 Kaiser給出的標準,很適合因子分析。同時 Bartlett檢驗給出的相伴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拒絕 Bartlett球度檢驗的零假設,認為適合因子分析。公共因子是根據原始指標信息提取的反映指標間公共信息的因素。公共因子變量比原始指標變量的數量大為減少,但能夠反映原始指標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在軟件SPSS11.0上運行數據計算,選擇用主成份法提取公共因子,得到解釋方差分解表(表1)。

根據方差分解表,我們可以得到各公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累計方差貢獻率。從累計方差貢獻率可知,當提取2個公因子時,累計方差貢獻率達86.897%,即此二個公因子包含了原8個指標的86.897%的信息含量,作為綜合因子的損失只有13.103%,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能夠被提取的二個公因子解釋,提取二個公因子是合理。

(三)因子旋轉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不僅在于找到公共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個公共因子的經濟含義。由于初始因子載荷矩陣對因子命名和解釋不明顯,為了理解公共因子的實際意義,采用方差最大法對因子進行旋轉,使每個因子上的負載盡可能向1或0的方向靠近。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2示)。

從該表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X1、X4、X5、X6、X7、X8上有較大載荷,可認為第一主因子主要體現外貿依存度、外企數比重、外企產出比重、科技人員比重、人均GDP、人均用電量的信息,可以將它命名為總體綜合因子;第二主因子在X2和X3上有較大載荷,可認為第二主因子主要體現外資依存度和外資就業比重,將它命名為外資及外企就業因子。

(四)因子得分

在了解了各個公因子的具體經濟含義后,采用回歸法計算出樣本數據的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表3)。

根據表2 中因子得分系數和原始變量標準化后的值計算每個樣本數據的各因子得分數,其得分公式為:

然后,以各主因子對應的方差貢獻率為權數得出各樣本縣市的綜合得分公式為:

Fac1=0.202×X1-0.267×X2+0.016×X3+0.076×X4+0.042×X5+0.237×X6+0.267×X7+0.271×X8

Fac2=-0.046×X1+0.688×X2+0.293×X3+0.197×X4+0.249×X5-0.118×X6-0.168×X7-0.208×X8

依據二個主因子得分,以及上述綜合因子得分公式,我們可以得到江蘇各地級市及縣市綜合因子得分和排名(見表4和表5)。

(五)基本結論

在2008年江蘇各地級市經濟開放度綜合因子得分和排名表(表4)中,江蘇13個地級市根據綜合因子得分可分為三個層次:蘇州、無錫兩市綜合因子得分大于1,屬第一層次;南京、常州、鎮江和南通綜合因子得分介于0與1之之間,屬第二層次;其它各市綜合因子得分小于0,屬第三層次。南通為第二層次末尾,其第一因子得分排名第7,第二因子得分排名第2。表明南通雖在利用外資方面排名靠前,但在主要體現外貿依存度、外企數比重、外企產出比重、科技人員比重、人均GDP、人均用電量等信息的總體綜合因子指標上,處于全省中等偏下位置。

根據2008年南通各縣市在江蘇52縣市中經濟開放度綜合因子得分和排名表(表5),可將南通6縣市分為三層次:海門、通州綜合因子得分大于0,為第一層次;如東、啟東綜合因子得分相近,為第二層次;海安、如皋綜合因子得分偏低,為第三層次。但在全省各縣市排名中,除如皋外,其它各縣市屬中等偏上層次。此表同樣反映出南通各縣市在第二因子得分排名靠前,但第一因子得分排名除通州、海門稍前,其它各縣市除如皋外處中上位置。

三、南通經濟開放水平提升措施

1.進一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在注重提高出口質量的同時,注重擴大進口,努力構筑進出口平衡發展的新格局

首先,改變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不斷推進外貿出口從數量規模擴張向質量提高轉變。外貿部門應認真加以分析,特別應重視推進名牌戰略,增強商標和品牌意識,努力提升品牌價值。同時注意調整加工貿易的增長模式,努力延伸加工鏈條,提高加工深度,增大附加值,在全球產業分工鏈中提升層次。

其次,外經貿企業應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迅速調整出口方向,大力拓展國際新興市場,在努力保持歐盟、美國、日本等市場優勢的同時,重點加大對中東、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的開拓力度。第三,積極擴大進口,增加能源、重要原材料以及先進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緩解地區資源要素制約,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縮小貿易順差,促進進出口貿易協調發展。

2.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將利用外資與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結合起來,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南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1)外商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投資于其他產業的比重較低。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并未得到優化,對南通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沒有起到重要作用; (2)存在重復引進現象,且未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在引進的外資中,屬于硬件技術的成套設備進口占了絕大部分,技術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等軟件技術引進的合同數量及金額較少,中方企業對外方存在技術依賴。

政府必須制定合理的政策,進一步調整、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到農業綜合開發、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等急需發展的重點產業中,構建競爭力強的產業支撐體系。注意將利用外資與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結合起來,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3.積極營造良好對外開放的軟環境,加快“走出去”步伐,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引導境外投資由單企無序向群體有序“走出去”轉變

南通在繼續加強硬件環境建設的同時,也要強化營造良好對外開放的軟環境。可參照國際通行規則和國外發展經驗進一步完善南通對外開放的政策體系。積極調整政府內部運行機制,為南通的對外開放提供一個意識超前、政策寬松、引導推動得力的政府環境。可加快各開發區的建設和整合,不斷完善其載體功能,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使之成為引進外資,集聚產業的平臺。

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走出去”是避開貿易壁壘,更好利用境外資源和市場的迫切需要。不少南通企業已具備了對外投資的能力和條件。相關部門可進一步完善對南通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支持體系和社會服務體系,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在國外目標市場建立投資集聚區,帶動優勢產業和產品輸出。鼓勵企業到國外合作開發利用資源,建立穩定可靠的重要資源補充基地。

參考文獻

[1]谷卓越.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國內地對外開放度評價[J].企業經濟.2008(2)

[2]郭占恒.浙江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研究[J].浙江學刊.2008(5)

外資經濟的含義范文第4篇

一、經濟高速發展背后的“拉美化”危險傾向逐漸顯現

在英文中，拉美化這個概念大致有兩種用法。一種是比較相對固定的用法，除將之比喻為兩極分化以外，主要指由于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國家大量移民涌入美國導致的包括音樂等美國文化藝術的拉美化傾向和就業結構的種族分層化現象；另一類是用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或指經濟發展模式甚至某一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所指問題的范圍比較寬泛，僅是一種或多種社會經濟問題和現象的描述。本文中所探討的經濟拉美化問題的含義主要也取決于后一種意思，即指所謂“拉美化”，是指國際壟斷資本（通常是通過跨國企業）控制著受資國的經濟，并形成大量的利潤轉移，國際壟斷資本把大量利潤“刮走”，令受資國只有受剝削而無法分享成果，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七、八十年代拉美國家很多都是個中受害者，而經濟拉美化的名稱亦由此而來。

如今的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但同時世界上也涌現出了一些比中國更具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此時中國面臨的環境與九十年代初的拉美所面臨的如出一轍。簡單地把中國和拉美比附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鑒之下，這種擔憂顯得不無道理：在新的戰略機遇時期，如果外資企業在中國繼續享受著優越于本土企業的政策優惠，這種不公平的競爭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國的企業很難有機會成為本國經濟的主導力量。

二、如何徹底扭轉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拉美化”傾向

2003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這標志著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國際經驗顯示，當一個國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可能會出現兩種前途：一種是進入“黃金發展期”；另一種是出現以上所說的“拉美化現象”，即面對各種矛盾處理不當，走向貧富懸殊、失業激增、社會矛盾激化，最終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倒退。因而，在保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應該通過各個層面的努力，避免經濟的“拉美化”趨勢。

（一）加強多層次區域經濟合作，改變單純的世界工廠地位。我們應在WTO規則的框架下,依照獨立自主的原則，立足東亞,通過同東盟、APEC、亞歐會議等經濟組織的廣泛合作,建立一個“圈中套圈”，即區域組織、次區域組織和增長三角相互重疊的、多層次多方位多種方式的對外經濟合作格局,從使而我國融入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當中去,形成與經濟全球化、區域化潮流相適應的與全球各國合作的依托體系。通過簽訂各種協議，降低以我國為原產地的產品進入他國的門檻，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發達國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還應努力改變單純的世界工廠地位，從一個大國的現實出發，以多元化的方式參與國際分工。沿海發達地區應當致力于高新技術和現代服務業，實現與發達國家的水平分工；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則應在擴大開放和與沿海合作中承擔起完整意義上的世界工廠的職能。

（二）避免對外資的過分依賴，加快扶持民族企業的成長。2003年我國的外貿經濟達8000多億元，其中有60％以上是加工制造產業。如果這些經濟主要控制在外國資本手里，形成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就有可能導致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因此，在開放中，一方面，吸引外資更好的發揮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配置資源要素的權力，對各級政府所追求的目進行調整，弱化GDP、外資、出口增長率等指標的地位，強化稅收、就業、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標的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定要避免對外資的過分依賴，加快扶持民族企業的成長，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

（三）加強國家宏觀調控，掌握改革開放的主導權。世紀之交拉美頻繁爆發經濟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按照壟斷資本設置的標準去調整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喪失的是改革的主導權，得到的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開放市場與保護市場是市場經濟內在的、相互依托的兩個方面。片面強調哪個方面都會導致經濟生活失常。因此，我國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力度，轉變觀念，決不能為實現短期內的經濟快速增長，而以出讓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的主導權為代價。同時，積極引導內源型經濟的發展，盡管其周期長、見效慢，但風險低，且一旦成長起來能成為經濟發展的頂梁柱。同時，在金融開放和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學會如何趨利避害，防止潛在風險，維護本國經濟和金融，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這已成為我國面臨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外資經濟的含義范文第5篇

知識經濟、內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 時間：2000年07月25日 種種跡象表明，人類社會在經歷了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時代后，正逐步邁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是按建立在知識與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知識包括所有的人類發明與發現，主要是科學技術、管理和行為科學。知識經濟強調知識和信息是經濟的基礎，強調科學技術在經濟中的突出作用，強調人力資本與學習的重要性，強調政府在知識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知識經濟的逐步形成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與增長的必然結果，它呼喚一定的經濟增長理論與其相適應并提供政策導向，迄今為止較全面地解釋知識經濟形成及其要素的經濟理論是所謂“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uous Growth）或“新增長理論”。初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成型于九十年代初的這一增長理論認為，長期經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發展、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出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為正的結論。相比較而言．現代新古典增長理論雖也看到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只把它們視為外生因素，所以后者也被稱為“外生增長理論”。

就知識經濟社會中財政政策含義而言，內生與外生增長理論之間存在著分歧。雖然絕大多數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會影響經濟增長（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稅動員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外生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經濟體系之外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換言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量決定的，這些內生變量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其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則關鍵在于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此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內生增長論的政策觀點符合知識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為財政政策在知識經濟中的適用一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內生增長理論的財政政策含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即一方面一國的財政制度要不斷調整以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必須努力促進知識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具體說來，按照內生增長的因素，我們至少可以概括出促進知識經濟發展與增長的三大財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第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政府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投資基礎設施。第三，增加研究與發展投資的政策措施，或者政府直接增加研究與發展投資，或者提供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研究與發展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