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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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目的范文第1篇
關鍵詞：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透明度；責任性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10-0046-10
所謂通貨膨脹目標制是指，對一個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做出清晰的承諾，并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該制度框架獲得了高度透明性和責任性兩方面有力的支撐。作為一種新型貨幣制度框架，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在全球的中央銀行中已經獲得了一定的認同。在過去的十余年間，采取釘住匯率制的大型發達國家的比重已經從50％下降到了25％；與此同時，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則從近乎于0上升到了25％(stone andBhundia，2004)。時至今日，尚未觀察到一個業已采納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被迫放棄該制度框架的情況發生。
本文將對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在實現通貨膨脹目標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進行考察，并對其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征進行歸納總結，以揭示其給貨幣政策制度框架設計上所帶來的啟示。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實際通貨膨脹
本文所做的分析涵蓋了截至2004年中期實施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22個國家(包括芬蘭和西班牙，兩國先后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后期開始采納這一制度框架)。
(一)研究方法
對實際通貨膨脹水平與目標通貨膨脹水平是否一致進行實證檢驗，需要按照一定的研究方法來進行。下面我們將對有關細節進行如下解釋和說明。
1．國家組別的劃分。我們將樣本國家劃分為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具有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和正在積極降低通貨膨脹的國家(即反通脹國家)。由于這些國家組別的狀況不同，所以實際通貨膨脹水平具有很大的差異。其中，工業化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芬蘭、冰島、以色列、韓國、新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和英國；新興市場國家包括巴西、哥倫比亞、智利、捷克、匈牙利、墨西哥、秘魯、菲律賓、波蘭、南非和泰國。對具有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以及反通脹國家進行統計分析，分別涵蓋了通貨膨脹目標不變和通貨膨脹目標下降的各個期間；而對每一組國家進行統計分析，我們則對其中的成員國進行了簡單的加權平均。
2．通貨膨脹目標的計量。對于各國的統計數字是建立在年度通貨膨脹率與目標區間中值的月度離差基礎上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使用的是季度離差)；對于沒有具體說明目標點的國家，我們在分析時假定這些國家的政策目標點是目標區間中值，以便通貨膨脹落在目標區間的概率最大化。由于有些國家(大多數反通脹國家)是根據年末實際通貨膨脹水平設定其目標，并不報告月度目標，所以我們只能根據月度實際通貨膨脹與年末通貨膨脹目標值之間的離差進行統計分析。
3．核心通貨膨脹。我們按照官方對核心通貨膨脹計量的口徑進行分析，但各國的定義存在著差異。在少數情況下，核心通貨膨脹率與目標通貨膨脹率是相同的。
4．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起始點。采納通貨膨脹目標制時間上的判斷，是依據當局明確宣布將匯率等作為通貨膨脹目標的從屬目標開始的(schaechter等，2000)，這一時間劃定與Tnnnan(2003)“保守”的計時結果非常接近。
(二)通貨膨脹總體表現
1．與目標或目標區間中點相比較的實際通貨膨脹
對處于不同組別的國家來說，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間的離差非常大，并且各組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一般來說，離差大約在1.8個百分點左右。通過計算得到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區間中點離差的均方根(見表1的第1欄)。正在進行反通貨膨脹的國家與具有穩定通脹目標的國家相比較，平均來說，其實際通貨澎脹與目標的離散程度較大。對這兩組同家(反通貨膨脹的國家和具有穩定通脹目標的國家)實際通貨膨脹與通脹目標間離差的均方差進行F檢驗，結果拒絕了零假設――置信水平為98％的情況下，兩組國家的均方差沒有顯著差異。而新興市場國家與工業化國家相比較，平均來說，前者的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偏差也較大。對這兩組國家進行F檢驗，結果也同樣拒絕了零假設――兩組國家的偏差不存在顯著差異的置信水平為96％。對核心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目標的偏差進行計量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正在進行反通貨膨脹的國家．其實際通貨膨脹往往高于目標值；而通貨膨脹穩定的國家，其實際通貨膨脹往往低于日標值。但是，兩者偏差的程度都很小(如表1的第2欄)。所有釘住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其實際通貨膨脹水平平均僅高出目標區間中值0.1個百分點，然而平均核心通貨膨脹恰好達到了目標水平。正處于反通脹階段的國家，其實際通貨膨脹高出目標水平平均0.4個百分點；與之相反，追求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其實際通貨膨脹往往低于目標水平，且偏差程度大致相等。對離差均值(假定方差不等)進行τ檢驗后，拒絕了置信水平為93％的條件下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離差不具有顯著差異的零假設，以及置信水平為90％的條件下實際核心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離差不具有顯著差異。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差異比較小，而且差異不具有統計意義。
大多數國家實際通貨膨脹分布近似于正態分布。實際通貨膨脹分布一般來說相當對稱，即使在實際通貨膨脹的平均值偏離了目標值時，也只是稍微有點不對稱。核心通貨膨脹的分布也是如此。沒有證據顯示存在過度峰態，這說明極端通貨膨脹的概率了正態分布近似。
大多數國家實際通貨膨脹的波動性相對于目標區問寬度來說要高一些(見表1的第3欄)。如果選用與通脹目標相同的量度來度量實際通貨膨脹，那么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區間中值的標準離差平均為1.4個百分點；如果用核心通貨膨脹率來度量實際通貨膨脹，那么標準離差要小一些。作為參照，目標區間的平均寬度目前來說在2個百分點左右。
通貨膨脹與目標間偏差的持續性符合貨幣政策傳導時滯的標準特征。對于持續性的度量可見表1中的第6欄。實際上，它反映出偏差反轉所需要的平均時間。持續期一般在16-20個月，這與中央銀行所認為
的貨幣政策取向影響通貨膨脹通常需要6-8個季度相當接近。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或正在降低通貨膨脹的國家中，通貨膨脹對目標值的離差比工業化國家和具有穩定通貨膨脹的國家稍許要更為持久一些。
2．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區間邊界的比較
平均來說，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有超過40％的時段會突破目標區間(見表2上半部分的前3欄)。突破目標區間的頻率與實際通貨膨脹相對于目標區間寬度的分布情況是一致的。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在目標區間下方，比起目標區間上方(大約五分之一的時間)稍微多了一點；但是，高于或低于目標區間的平均量是相同的。突破目標區間的平均時間為8個月，低于目標區間的時間比高于目標區間的時間稍長一點。
核心通貨膨脹率運行情況與按照目標通貨膨脹率相同計量口徑的通貨膨脹運行情況沒有明顯差異。正如所預見到的那樣，核心通貨膨脹與目標值間的偏差比起按照目標通貨膨脹率相同量度來度量的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值間的偏差，要持續時間更長一些(見表2后半部分的第3欄)。而且，稍微偏低一些的核心通貨膨脹的標準離差反映出其突破目標區間的頻率也較低，但程度不是很大。這些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對于許多國家來說，無論采用目標通貨膨脹計量口徑還是核心通貨膨脹計量口徑，其結論都是相同的。盡管核心通貨膨脹突破目標區間的時段更少一點，但是落在目標區間內部的時段還是更長一些。因此，基于兩種口徑下的偏離目標的總體頻率沒有太大差別。
2004年中期，15個國家實現了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芬蘭和西班牙則更早(見表3)。在穩定通貨膨脹目標釘住者中，有7個國家在開始采納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時，就設定了長期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另外8個國家在標準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內，先設法實現明確的反通脹目標。
2004年中期，有5個國家正處于設法實現明確的反通脹目標階段；另外9個國家已經完成了反通脹的過程(見表4)。這些國家在開始采納通貨膨脹目標制時，都經歷了反通脹階段。在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內，它們平均用了41個月來降低通貨膨脹直至一個穩定的比率。一般來說，反通脹階段指的是在3-4年內將通貨膨脹率降低3個百分點左右(不包括采納通貨膨脹目標制當年)，所以通貨膨脹目標平均每年降低0.75個百分點。
兩組的實際通貨膨脹分布具有明顯的差別。對于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通貨膨脹的標準離差是反通脹國家的一半(見圖1)。核心通貨膨脹率的標準離差比這兩組國家的標題通貨膨脹率標準離差要小。然而，對于核心通貨膨脹和標題通貨膨脹來說，實際通貨膨脹分布表現出來的差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對反通脹國家和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通貨膨脹與目標值間離差的方差差異進行F檢驗，結果拒絕了零假設――置信水平為99％時，兩種口徑度量的通貨膨脹，有顯著差異。
而且，反通貨膨脹的國家突破目標區間的頻率平均為那些釘住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國家的兩倍(見表2)。在目標區間寬度相同但分布更廣的條件下，前者平均有60％的時間里超出目標區間范圍，而后者僅在32％的時間里突破了目標區間。由于核心通貨膨脹的分布較窄，所以這種口徑下的通貨膨脹超出目標區間范同的頻率相對較低，如釘住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國家的頻率為24％，而反通貨膨脹國家為56％。另外，反通脹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高于目標區間的頻率比低于目標區間的概率，平均來說要稍微大一些；而釘住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則相反。這一結果同先前所發現的釘住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國家的中期通貨膨脹水平一般處于目標區間較低區域的結論是一致的。
與具有穩定的通脹目標的國家相比，正處于反通貨膨脹階段的國家偏離目標的程度更大，且更持久。前者偏離目標平均在1個百分點以下，持續期為6個月左右；而后者一般在1.4個百分點，持續期近10個月，明顯地大于(長于)前者。對兩者樣本偏離目標程度和存續期均值之間的差異進行t檢驗(假定方差不相等)，結果拒絕了零假設――置信水平為95％時，兩者之間沒有明顯差異。特別是對于具有穩定通脹目標的國家，與貨幣政策的時滯相比，其突破目標區間的持續期相當短。與先前對實際通貨膨脹偏離目標的持續性研究相結合，這一結果說明在實踐中，中央銀行通常在通貨膨脹實際偏離目標區間范圍之前，就已經對實際通貨膨脹偏離目標區間中點作出了相應的反應與調整。換句話說，目標區間不應該被認為是無差異區域，央行只是在通貨膨脹偏離目標區間之后才采取行動。
(四)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際通貨膨脹表現
無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工業化國家，實際通貨膨脹的平均水平與目標區間中點十分接近，而核心通貨膨脹恰好與目標值相等。新興市場國家實際通貨膨脹的標準差比工業化國家高出很多，這反映出兩者偏離目標區間的平均頻率有著明顯不同。對兩者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間離差的方差差異進行F檢驗，結果拒絕了零假設(按照目標通脹率計量口徑的置信水平為89％、按照核心通貨膨脹計量口徑的置信水平為90％的時候，兩者都不具有明顯差異)。
反通脹國家與穩定通脹目標制國家之間實際通貨膨脹的差異，比新興市場國家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見表5)。后兩者之間的差異比前兩者要小；而且，后兩者的實際通貨膨脹水平與目標問的離差程度也要低于前兩者。
在反通脹階段，工業化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都有過偏離目標區間的經歷，而且偏離的頻率是在穩定通貨膨脹目標階段的兩倍(見表5)。兩組國家在反通脹期間的偏離幅度也明顯偏高，持續期也較長，說明這一階段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非常困難的階段。盡管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各階段比工業化國家更加頻繁地偏離目標區間，但是在穩定通貨膨脹目標的階段，兩者的差別不大。作為整體，新興市場國家和工業化國家在實際通貨膨脹表現上的差異，反映出大部分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正處于反通脹的階段，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國家處于穩定通貨膨脹目標階段；但是工業化國家卻大部分處于穩定通貨膨脹目標階段，且三分之二的國家已經具有這種經驗。
通貨膨脹表現的演進過程，同樣揭示了新興市場國家和工業化國家在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及反通脹階段的重要差異。圖2和表6對各國在不同時期通貨膨脹目標制運行的變化進行了比較：(1)仍處于反通脹階段(5個新興市場國家)；(2)已經完成反通脹階段，正在向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制轉型(9個國家)；(3)釘住穩定通貨膨脹目標階段(17個國家)。我們只進行了三年的分析，因為正如表4所列示的，大多數國家在四年之內都完成了反通脹進程。
經歷反通脹階段的國家一般在初始階段，其通貨膨脹波動性都很大，但是很快就能夠降下來(見表6的前3列)。這些國家一開始的通貨膨脹波動性很大(用實際通貨膨脹率與通貨膨脹目標值離差的均方根加
以度量)，但是第一年以后往往就能夠迅速降低；頭兩年的偏差并不顯著，但是第三年正的偏差急劇提高。這反映出巴西、南非當時所經歷的貨幣危機，故應該將此理解為一種暫時的假象。
已經完成反通貨膨脹階段的國家，其實際通貨膨脹水平往往低于目標值(見表6的中間3列)。這證實了在反通貨膨脹的頭三年里，偏差在逐步下降；而且，雖然波動性開頭相對較高，但是后來卻下降得非常快。
從一開始就釘住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其各階段的表現變化不大(見表6的最后3列)。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區間中點很接近，也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實際通貨膨脹圍繞著均值變動，波動性很小，且很穩定。二、嚴重偏離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證考察
本節擬將嚴重偏離通貨膨脹目標的情況進行回顧和分析。前文我們已經對突破通貨膨脹目標的頻率、程度和持續期進行了考察，由此需要對嚴重偏離通貨膨脹目標展開研究。但是，繼續深入了解其原因所在及后果卻受到了各種復雜狀況的制約，本節僅對一些極端的事件進行考察。因為這些事件曾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因此有必要深刻了解它們是如何發生的?通貨膨脹率又是如何被重新帶回目標區間的，以及其長期后果如何?
對歷史片斷的選擇，本文以實際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目標為基礎。正如前文所述，對目標區間的偏離是具有慣性的。因此，無論是在目標區間之下還是在目標區間之上，我們在排序時都不是根據月度數據，而是根據偏離目標區間時三個或七個月的平均值。進行國別研究時，我們選擇的是高于或低于目標區間的最大值。
我們在這里展示出偏離通貨膨脹目標區間最為嚴重的八個歷史時段，其中一些共性的部分是很有趣的(見表7)。首先，所有國家都極易受到外部沖擊；其二，對目標最為嚴重的偏離均發生在反通貨膨脹階段。
正如中央銀行和IMF報告中所描述的那樣，對目標的偏離是由內部和外部沖擊共同引起的。最為常見的沖擊是因投資者對新興市場風險預期的改變而引起的資本流動；世界原油價格的變動同樣在兩個時段內成為主要的誘因。而國內的沖擊包括了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變動、國內食品供應的調整以及一些國家特殊的發展階段。
所有這些偏離均導致匯率的大幅動蕩，包括貶值、升值，以及這些國家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調整。
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因此而摒棄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且對偏離目標進行相應的制度性調整也極其有限。一些嚴重的沖擊和目標偏離，的確會影響到貨幣制度框架的公信力，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因此放棄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承諾，框架的調整也主要是針對目標值本身。
處于反通脹階段的國家往往借助于實際通脹低于目標的有利時機，加速向長期目標比率趨近。為了使通貨膨脹回復至事先設計好的路徑，當局一般會將未來通貨膨脹的運行軌道下移到原計劃水平之下，而不是放松貨幣政策。
在這些時段內，有限地使用免責條款來說明通貨膨脹目標制并未發揮出重要的作用。當通貨膨脹低于目標區間時，捷克央行并未援用免責條款。而且，南非于1999年開始打算引入免責條款，但是在實際通脹高于目標區間的2002-2003年間，卻放棄了這一條款。
由于財政部門和貨幣部門缺乏強有力的合作，這一因素在一些偏離目標區間的時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以色列和波蘭，由于財政的恣意妄為使之成為通貨膨脹偏離目標的負動力，從而導致了貨幣當局必須收緊貨幣政策；而中央銀行只有在財政當局配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收緊貨幣政策。可是，貨幣政策收緊卻增大了財政當局的壓力，導致財政當局必須放松財政政策。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公眾意見與當局嚴重不符的背景下，其后果造成政策公信力逐漸被削弱。波蘭的中央銀行是高度自治的，甚至具有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相反，以色列則由政府宣布通貨膨脹目標，但是對物價穩定的承諾并未受到中央銀行法的保護。捷克政府和中央銀行在加入歐盟的大背景下，就長期貨幣戰略達成一致意見。而良好的協調能夠限制偏離目標所產生的不利影響，捷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最后，對于個案的研究顯示，中央銀行所負責的通貨膨脹目標采用兩種截然不同的計量口徑。由于食品價格的大幅波動，捷克釘住的目標從核心通貨膨脹轉換為標題CPI通貨膨脹。巴西則采用了另一種方法，定義調整后的通貨膨脹目標，而這一指標有效地剔除了一些慣性的影響(主要源于滯后的通貨膨脹以及受管制的價格干擾)。由于控制了這兩個外生于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干擾源，不但可以對沖擊的直接影響進行適應性調整，而且還能應對繼發性影響。
三、通貨膨脹目標制國際經驗的總結
本節擬就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實施的經驗事實進行概括總結。
1．通貨膨脹目標制已被證實是富有彈性的
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經常偏離其目標，并且偏差也較大。具有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30％的時間是在目標區間之外的；而正處于反通貨膨脹階段的國家，這一比例接近60％。然而，經過一段時期之后，實際通貨膨脹平均值卻相當接近通貨膨脹目標區間的中心。在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早期，因為中央銀行將通貨膨脹保持在目標區間內是以犧牲其它目標為代價的，所以對這一制度是否太過于嚴格還存在著一些擔憂。而本文研究結果卻顯示，支持“所有現實世界中通貨膨脹目標制都是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觀點(svensson,2005)。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所具有的高度透明度和責任性賦予其在更大范圍或更大彈性上經常偏離預定目標，并且偏差加大或持續期較長，但不會嚴重削弱制度框架的公信力。當然，彈性也需要那些支持物價穩定的結構性因素是適宜的，其中包括良好的財政狀況。
2．通貨膨脹目標制具有很強的適應力
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放棄過通貨膨脹目標制。嚴重的沖擊和大幅度的偏差曾使人們對通貨膨脹目標制名義錯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但是每一個時段，這些沖擊最后都能被很好地抵御。尚無放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良好記錄，與傳統的固定匯率釘住制度和貨幣量目標制形成了顯明的對比(Bubula and Otker-Robe，2002；Stone and Bhundia,2004)。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適應力體現出操作上的彈性，這種彈性可以減少釘住通貨膨脹目標名義錯與產出和金融穩定之間的沖突。Scott Roger and Mark Stone(2005)對各國進行的個案研究發現，除了兩個時段之外。許多嚴重的偏離都是2000年以后發生的，所以應對起來比較容易，而且還可以從采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經驗中受益。
3．新興市場國家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成功實踐者
盡管比工業化國家經歷了更大的動蕩，但是新興市場國家依然成功地實施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即使是在反通貨膨脹已經實現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通貨膨脹波動水平總體上還是高于工業化國家。而且，新興
市場國家實施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成功經驗，反映出在環境與政策適宜的情況下，釘住通貨膨脹目標是匯率錨以外的另一種切實可行的選擇。
4．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從大約10％左右開始進入反通脹階段，以后逐步降低通貨膨脹水平是較為可能的，但是通貨膨脹依然難以控制
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門檻是該國通貨膨脹水平大約在10％左右。哥倫比亞、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和波蘭在起始階段時，通貨膨脹水平在20％左右，但是處于下降通道內；只有一個國家，即哥倫比亞的通貨膨脹目標區間大概在10％左右。10％的門檻意味著如果高于該點，貨幣量將難以控制。另外，通貨膨脹下降到10％以內，對公眾來說很容易理解反通脹的進程，并能夠樹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公信力。反通貨膨脹過程平均要持續三年半，通貨膨脹水平每年平均要降低3／4。
然而，對于正處于反通脹階段的國家，偏離目標更加常見。偏離幅度也更大一些。在反通脹初期，通貨膨脹的波動幅度很高，但很快就會降下來。而且，已經完成反通脹的那些國家證實了實際通貨膨脹具有一種向下傾向的趨勢，往往低于目標水平，與機會主義的反通脹觀點是一致的(clifton,1999)。
許多通貨膨脹目標釘住者在正式采納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之前，在一種更加非正式的“準”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先行展開反通脹的進程。這些國家提前宣布采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意圖，其目的是提前受益于這種更加堅定的名義錯以加速反通脹的步伐(stone，2003)。
5．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透明度要素都具有共性
在很多方面，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的透明度在各國間趨于相同。所有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努力實現貨幣政策高度的透明度，常用的手段包括新聞、召開新聞招待會以及公布通貨膨脹報告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宏觀經濟預測信息。
中央銀行正在傳遞出關于通貨膨脹預測的更多信息，以及偏離目標的理由和應對措施。通貨膨脹預測值已經被視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中央銀行不遺余力地確保預測值的可理解性，其手段包括通過增加通貨膨脹報告的頻率、公布預測值的量化指標以及扇形圖等。并且，報告還詳細解釋了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以及對通貨膨脹和政策的深刻反思分析。通過減少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意外事件，以及操作上的高度透明，增強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有利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像其他中央銀行一樣，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央行在外匯干預和金融穩定政策方面的透明度較低。
6．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透明度仍然在不斷地演進之中
除了通貨膨脹目標之外，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不具有其他量化的政策目標。沒有一家央行明確說明自己在物價穩定和產出穩定上所賦予的權重(Svensson，2003、2005)。而且，拉長了的政策期限使得中央銀行在更大程度上去實現產出和金融穩定的目標。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另外，中央銀行總體上仍舊不愿意討論它們關于未來利率路徑或匯率的計劃安排。只有少數國家相當明確地就政策變量的計劃安排作出說明(其中新西蘭是最清晰的)；而大多數央行認為，當隨后的事件導致預測的政策利率路徑發生調整時，如果事前對利率公布預測結果，就會造成混亂(IMF,2005)。當然也存在另外一種擔心，即披露利率路徑會暴露政策意圖從而擾亂市場。然而，一成不變的利率路徑或許并不可信，或者也并不能保證內部的時間一致性(svensson,2005；Mishkin,2004)。
7．責任制的模式更加本土化，規范化程度相對薄弱
一段時期以來，對于責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漸趨于非正式化。免責條款的運用、按照核心通貨膨脹口徑設定通貨膨脹目標以及對偏離目標區間作出詳細解釋要求，在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早期普遍較差。對于這種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隨著透明度的提高而下降。而實際上，這樣的制度安排對提高政策的公信力或清晰性不一定有特殊的幫助。
與通貨膨脹目標的詳細說明或作為框架的透明度要素相比，責任制的模式在各國之間的差異比較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責任制的許多要素是建立在中央銀行法和相關法律框架上的，國別化的特征更加明顯。而責任制的其他方面則由特定事件或特定環境所引發，例如，政府的不同部門之間引發的政治性危機也因國家不同而差異很大。
而且，責任制的模式與通貨膨脹目標和透明度不同，不太容易修改。與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的其他要素相比，責任制的模式很少發生變化，這反映出改動相關法律和政府各部門之間所建立的關系是非常困難的。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要求提高責任性的這種變化反而會被稱為通貨膨脹目標承諾弱化的信號。責任制安排難以改變，意味著其他國家很難從已經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經驗中受益。
8．在通貨膨脹真正突破目標區間之前，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對實際通貨膨脹偏離目標區間中點作出反應和調整了
與貨幣政策的時滯相比，偏離目標區間的持續期間相當短暫，特別是通貨膨脹目標穩定的國家更是如此。和通貨膨脹目標偏離目標區間中點的持續性一樣，這說明了在實踐中，中央銀行在實際通脹偏離目標區間之前已經開始作出反應和調整了。換句話說，目標區間并不是被作為無差異區域看待的；在無差異區域條件下，只有在實際通貨膨脹離開目標區間時，貨幣當局才會采取行動。
9．大多數國家采用標題CPI作為通貨膨脹的目標量度，但是在政策分析和溝通交流中卻仍舊沿用核心通貨膨脹口徑
一段時期以來，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逐漸轉變為采用標題CPI作為通貨膨脹的指數，而不是核心通貨膨脹率。造成這種趨勢最重要的根源可能在于，如果采用核心通貨膨脹口徑進行計量，那么央行必須向公眾作出解釋說明，以提高可理解性并滿足更多的技術性要求，但這種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Ferreira andPetrassi,2002)。第二個事實是，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都趨向于關注相對較長的政策期限，且該事實與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有關。由于政策期限被延長至一年以上，標題通貨膨脹和核心通貨膨脹預期趨于相同，所以在與外界進行溝通時，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就不重要了。按照廣為人知的計量口徑來設定通貨膨脹目標，有助于與公眾的溝通和責任性的提高，但這并不妨礙利用核心通貨膨脹量度進行政策分析。這種方法為中央銀行在應對特定的價格沖擊(只要與核心通貨膨脹具體構成及其缺陷無關)時提供了更大的彈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銀行在定義核心通貨膨脹率目標時剔除了一些成分，這一點雖然公眾理解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對政策建模分析卻未必是最好的(Marques等，2004)。只要不把核心通貨膨脹作為正式的目標就可以避免這種矛盾的產生。
四、政策啟示
本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從國家的角度來思考是否應該采納通貨膨脹目標制，而對于已經實施通貨膨脹
目標制的國家則要考慮如何健全這一框架。
1．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突破目標區間是很常見的現象
與匯率目標制不同的是，對目標的偏離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操作實踐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必須找到折中的辦法使這種偏離不會損害貨幣政策的公信力。在實際通貨膨脹真正突破目標區間之前，中央銀行就應該對偏離目標區間中點進行調整和處理。
2．根據國情選擇目標區間
在設定通貨膨脹目標區間時，應該考慮各國自身的具體特點，特別是其對抗匯率沖擊的能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就會削弱目標區間作為指導預期或作為貨幣政策責任性參照標準的作用。如果說在大部分時間里，實際通貨膨脹都落在目標區間之外，那么就降低了目標區間作為區別已經預見到的和預期之外的通貨膨脹的過濾器作用，也就降低了它在中央銀行內部作為政策紀律約束的作用。相反，相對于正常的通脹波動范圍來說，如果將目標區間設置得寬泛一些。就起不到約束作用，責任制也難以貫徹。
為了根據國家的國情來設置目標區間寬度，可以將目標區間設定在偏離時間大約為三分之一的范圍內。具有穩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的國家，其實際通脹與目標的標準差約為1個百分點，近似于正態分布，與均值的偏差很小，所以實際通貨膨脹率落在目標區間之外的概率平均為30％。利用這一方法，能夠在貨幣政策彈性和行為約束之間保持合理的平衡。在實踐中，通貨膨脹波動的度量必然是后顧性的，所以應該用實際通貨膨脹的移動加權平均值加以計量。任何相關的方法都必須力求簡單。當然，為了實現最終的目標值，必要的判斷也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經過一段時間，目標區間的寬度要盡可能的收窄。本文所列舉的事實說明，實際通貨膨脹波動在實施了通貨膨脹目標制以后會迅速下降。因此，剛剛開始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在初始階段可以將目標區間設定得寬一些，然后在成功穩定通貨膨脹之后逐漸收窄目標區間范圍；同理，通貨膨脹目標本身也應該逐步下降。本文所提供的關于通貨膨脹波動性的證據是，對于大多數反通脹的國家應把一個標準差作為目標區間設定的依據，所以目標區間寬度在3～4個百分點左右；當通貨膨脹目標穩定之后再逐步降低到2個百分點。收窄的程度不應為中央銀行將通貨膨脹目標轉變為其他政策目標的從屬目標提供額外的空間。
3．其他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經驗為透明度模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指南
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或多或少地在透明度框架上存在著某些趨同。只有在一小部分透明度要素上，特別是外匯匯率操作和委員會會議報告上，各國存在差異。因此，在通貨膨脹預測、對偏離目標的解釋以及所采取的對策等方面，實施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能夠借鑒先驅者的經驗，建立起自己的制度框架。
4．開放經濟體必須考慮到匯率沖擊的風險暴露
通貨膨脹的目的范文第2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制;通脹目標制模式;作用機制;政策效果
中圖分類號:F82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4-0072-03
一、引 言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隨著金融創新的推進和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浪潮的興起,金融市場的擴展和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貨幣政策框架受到了沖擊和挑戰。貨幣需求的不穩定使得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政策目標難以為繼,以穩定匯率作為中介目標同樣遭到失敗,在這個背景下,一些國家開始尋求一種新的替代目標,這時一種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inflation targeting)應運而生。自1989年新西蘭率先倡導并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使用通貨膨脹目標制來確定其貨幣框架。這些國家選擇采用靈活的匯率(即浮動匯率制),以期減小經濟對匯率攻擊的脆弱性,并維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目前為止,已經有42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并把通貨膨脹率作為主要貨幣政策目標[1]。
作為一種相對較新的政策體系,通脹目標制有其獨特的優勢,為中國的貨幣政策改革提供了一種選擇,因此了解該政策體系的基本模式及其作用機制就很有必要了。本文首先介紹了通脹目標制的定義及特點,然后具體分析它的三種模式和作用機制,最后簡要分析了目前為止其政策效果如何。
二、通脹目標制的模式
Bernanke從描述性的角度解釋了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個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強調既定的法律框架在通貨膨脹目標中的作用:“通貨膨脹目標是由官方公開宣布未來一段時間內需要達到的通貨膨脹目標值或區間,明確承認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是貨幣政策的首要長期目標。”[2]通貨膨脹目標的作用在于可以強化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紀律性和責任性。
通脹目標制政策框架的特點可歸納如下:(1)抑制通貨膨脹成為中央銀行唯一的政策目標,政策當局必須事先確定一個目標通貨膨脹率,并向全社會公布(Mishkin andPosen,1997;Christainsen,1997);(2)貨幣當局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相應的承諾,通貨膨脹目標的實現與否,成為評價貨幣政策績效的首要標準,為此,中央銀行享有充分的獨立性(Svensson,1996、1997);(3)新的政策改革使得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不再重要,中央銀行的政策反應主要根據社會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以及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的預測是否偏離公布的目標而定(Bernanke and Mishkin,1997)。
1.通脹目標制的三種模式。Carare和Stone把42個國家分成三種通脹目標制類型,以體現貨幣政策設定與經濟背景的緊密關系。這三種分類是以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及央行是否把通脹率目標作為首要目標為標準的。政策透明度以央行是否公開宣布通脹率目標和是否制定相應的制度來支持該目標的實現進行衡量。可信度則以實際通脹率和政府長期債券市場利率來衡量。三種不同類型的通脹目標制的政策貫徹度及相機度都不同。其他一些學者也對通脹目標制的模式作出類似的三種分類,但使用的名稱有所不同,本文使用的是Alina Carare和Mark R.Stone的命名[3]。
第一類國家實行完全的通脹目標制(FFIT:full-fledged inflation targeting),也被稱為標準型通貨膨脹目標制,這也是最廣為人知的通脹目標制類型。實行FFIT的國家具有中到高等水平的可信度,明確的公開宣布其通脹率目標,并在一個透明的貨幣框架下制定相應的制度以確保目標的實現。新西蘭是第一個采用FFIT的國家(1990),到2001年,有7個工業國和11個新興市場國家采用了這種制度。
第二類通脹目標制叫做隱性價格穩定錨(IPSA:implicit price stability anchor),有些學者稱之為準通脹目標制。實行IPSA的國家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來維持一個較低的穩定的通脹率,但政策透明度不高,也不把通脹率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較低和穩定的通脹率和金融系統的高穩定性使得他們可以同時實現產出和價格的穩定。目前有5個發達國家的央行采用了IPSA,其中包括歐洲中央銀行和美聯儲。
第三類國家實行的是折中的通脹目標制(ITL:inflation targeting lite),這些國家只宣布一個大概的通脹率目標,但由于他們的可信度相對較低,這個通脹率目標很難達到。較低的可信度也反映了他們制度框架的脆弱,不能很好的應付大的經濟沖擊和金融不穩定。實行ITL的19個國家都是新興市場國家。
不同類型的通脹目標制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不同的貨幣框架。值得一提的是,IPSA國家的人均GDP和金融發展水平是三者中最高的,而ITL國家則最低。因此,三種制度在可信度和相機度上的差別反映了這些國家間經濟結構的差別。
2.三種類型通脹目標制間的轉換。理論上來說三種不同制度間具有相互轉換的可能性。一個國家可以從較低水平的ITL向較高水平的FFIT轉換,這尤其適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的發展。從數學角度上說,三種不同制度之間可相互轉換的可能性有六種,但我們可以排除IPSA或FFIT轉換到ITL的兩種可能性,因為現實中沒有哪個國家會選擇從一個可信度較高的制度變到一個可信度更低的制度,而一般認為,直接從ITL轉換到IPSA也不具可行性,因此,就有三種可能的轉換。
目前沒有發現從IPSA轉換到FFIT的現實例子,但很多學者都強烈建議美國、日本和歐洲中央銀行應該采用FFIT(Krugman(1998),Bernanke et al.(1999),Mishkin(1999),and Truman (2003)). IPSA到FFIT的轉換效果取決于可信度提高所帶來的收益是否大于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所帶來的損失(Stone,2003)。日本的情況比較特別,即日本國內存在的通貨緊縮流動性陷阱,而采用FFIT并不一定能幫助日本擺脫這一困境。
目前,采用FFIT的18個國家均沒有要轉換到IPSA的意圖,但考慮到FFIT的歷史還很短,不足以定論,在將來還是可能發生這種轉換的。如果一國央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公眾也對央行會采用通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深信不疑,就有了進行這種轉換的條件,央行可以臨時改變政策目標,不再死盯住穩定的物價,但前提是政策方向的改變不能讓公眾發覺,以避免通脹預期的變動。在實際操作中,從FFIT轉換到IPSA有兩種可行的方式,降低政策的透明度(即采取含蓄的政策手段,使公眾不能馬上認清政策的目的),減少責任程序,或者保留原有的責任程序,宣布多個政策目標。無論哪種方式,原來的通脹率目標都將變的更難以被公眾和市場監督。實行FFIT的工業國家比新興市場國家更有可能轉換到IPSA,這是因為他們有更多可信的貨幣政策實踐經驗。
當前最受政策關注的是從ITL到FFIT轉換,這主要涉及那些新興市場國家。FFIT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很受歡迎,從1997―2001年期間,實行FFIT的新興市場國家從沒有增加到了11個,2002年秘魯和菲律賓也加入了這一行列,還有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正在考慮采用FFIT(cf. Banerji,2003)。另外,那些實行固定匯率制的新興市場國家更傾向于ITL。實際上,ITL可以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貨幣制度,在實施這一制度期間,央行得以實現長時間名義上的穩定,瞄準單一的名義錨進行金融結構改革。實證研究表明,在ITL國家里,加快金融系統發展和改善財政狀況往往優于FFIT的轉換(Carare and Stone,2003)。
三、通脹目標制的作用機制及其政策效果
1.通脹目標制的作用機制。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貨幣政策框架,而不僅僅是一個反通貨膨脹的政策。它以保持盡可能低的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可能不是唯一目標)。貨幣政策框架有很多種,從完全相機的政策框架到盯住某一預定的貨幣規則,而通脹目標制被認為是一種“不完全相機(constrained discretion)”(Bernanke et al.,1999:6)的貨幣政策框架。在通脹目標制框架下,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名義利率(一般以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率為標準)來追求一個明確的通脹率目標。調節過程如Van den Heever(2001:171-172)所描述的那樣:如果預期到在當前的短期利率下,目標時間段內的通貨膨脹率將高于通脹率目標,央行將上調利率;反之則下調利率。Van den Heever的論斷中沒有說明的是利率的變動,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價格的變動率。這就提出了三個問題:首先,是否存在一個聯系利率變動與價格變動的機制?第二,中央銀行是否了解該機制的運行方式?第三,該機制的影響作用具有多久的時滯?在研究通脹目標制時,我們通常明確或隱含地假定存在這樣一個聯系利率和價格水平的貨幣傳導機制,并且該機制具有多種作用渠道,同時央行清楚的知道這些渠道的作用方式,也知道貨幣政策外部時滯長度的估計值。這與Friedman(1968)提出的“貨幣傳導機制及其時滯不可知,因此我們不可能使用無條件的貨幣政策來實現某一特定目標(即為實現特定目標而采取的貨幣政策必然以其他目標的損失為條件)”恰好相反。
南非儲備銀行(SARB)的研究人員Smal和De Jager認為,貨幣傳導機制的作用方式如下:SARB通過改變回購利率①來影響零售利率及各種資產價格(包括匯率),并最終影響通脹率。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回購利率是怎樣影響通脹率的。主要有三種渠道:第一個渠道是通過影響總需求來影響通脹率,通過影響進口價格來影響通脹率,以及通過影響預期來影響通脹率。在傳導機制的大部分要素中,利率的變化將最終影響總需求的各個組成部分,尤其是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總需求的變動又將改變相對于潛在產出的實際產出缺口,產出缺口的大小反過來影響價格水平的改變率。而第二個渠道則是利率的變動通過匯率和進口價格來影響通脹率。這一觀點的主要理論基礎是利率的上升將導致貨幣的升值,利率下降將導致貨幣貶值。第三個渠道中,利率的變動可能會影響人們的預期,從而影響價格和工資水平。有趣的是,沒有一種觀點提到成本這一渠道,即高利率導致企業和家庭所需資本的價格上升,他們會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其他人。
Smal和De Jager關于反通脹政策傳導機制的觀點可總結如下:通過調節利率使實際產出總是小于潛在水平(目的是降低工資和價格變動的幅度),從而使貨幣升值,抑制通脹預期。該傳導機制看起來可信度頗高,但各環節之間的影響力度仍不確定,相關的時滯也有待查證。這就意味著,如果僅考慮其可能帶來的損失(如維持低的通脹率可能會犧牲經濟增長或就業),通脹目標制并不能算是貨幣政策的最優選擇。如前所述,通脹目標制其實是一種貨幣政策框架,而不只是一個反通脹的貨幣政策,當然,它對通貨膨脹具有影響作用。關鍵是建立一個具有透明度、責任明確度及可信度的通脹目標制框架。可信度是針對央行而言,央行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就能維持一個穩定的通脹預期,也有利于貨幣傳到機制發揮其調控宏觀經濟作用。一些學者認為,通脹目標制既能有效降低經濟中的通脹傾向,也能同時限制價格上漲通過影響預期而對經濟產生的波及作用。
列舉了八個主要通脹目標制國家的貨幣政策具體操作機制[4],從中能看出,通脹目標制下,貨幣當局首先對影響未來一定時期內的通脹率進行預測,然后主要通過調節利率來影響未來一定時期內的實際通脹率,使實際通脹率落在事先制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區間內。各國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選取的指標和利率標準都不同。
2.通脹目標制的政策效果。由于通脹目標制從初次實踐到現在不過才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還不足一個經濟周期的長度,因此對其政策效果的研究重點只能放在對通脹的控制效果上,至于它對經濟整體的政策效果還有待時間的證明。大部分研究結果都表明通脹目標制國家在控制通脹率方面的還是有成效的。同時,有的學者通過研究認為,通脹目標制雖然在控制通脹率方面有效,但可能會以損失產出增長和就業為代價。
Shu Lin,Haichun Ye[5]對通脹目標制對降低通脹率和通脹不穩定性的政策效果進行了大量研究,他們首先對7個率先采用通脹目標制的發達國家進行了研究,并運用了政策效果分析的最新方法――偏好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研究結果表明,通脹目標制對降低這7個國家的通脹率和通脹不穩定性并沒有太大的實質效果,對長期名義利率的影響也微乎其微。但作者自己解釋到,由于他們的研究中選擇了一些不實行通脹目標制的國家進行政策對比,但選用的這些參照國雖然沒有明確宣布以通脹率為政策目標,但在具體的政策實施中仍采取了很多與通脹目標制下類似的政策,這樣對比得來的結果也就值得商榷。
Shu Lin,HaichunYe ①隨后對13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實證研究,這13個國家都于2004年末開始采用通脹目標制。他們同樣運用偏好匹配法對這些國家采用通脹目標制后的各項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通脹目標制對降低這些國家的通脹率和通脹不穩定性方面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使通脹率水平平均下降了3個百分點。這都得益于通脹目標制所帶來的央行可信度的提高。而且,由于各個國家國情不同,如財政狀況,央行對匯率的態度,政策實施時間等,通脹目標制的政策效果也各不一樣。
綜上所述,通脹目標制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尚待時間的進一步檢驗,目前很難定論。但先拋開其對控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不說,這種貨幣政策框架本身的確有很多可取之處,如它對央行獨立性和政策透明度的要求,與今后貨幣政策發展的基本走向是一致的。另外,鑒于通貨膨脹是無法完全消滅的,而其失控會不可避免的對經濟各方面造成不良的影響,在貨幣政策框架中將通貨膨脹控制這一目標考慮進去也很有必要。中國目前貨幣政策還很不成熟,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有自我調整功能的框架,貨幣政策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通脹目標制無疑為此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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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rnanke, Frederic S. .Inflation targeting f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0(2):105-109, 2000.
[3]Alina Carare and Mark R.Stone.Inflation targeting regim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6:1297-1315.
[4]胡昆.通貨膨脹目標制――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可選框架[J].海南金融,2007,(1):18-21.
[5]Shu Lin, Haichun Ye.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Evaluat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inflation targeting in sev
通貨膨脹的目的范文第3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制，中央銀行獨立性，可行性，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許多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實施新型的貨幣政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新西蘭，澳大利亞，西班牙，瑞典，芬蘭等發達國家在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后使通貨膨脹率有了明顯的下降，基本達到預期的物價水平，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抵制通貨膨脹，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那么既然在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運行的這么好，我國能否也采用這種新型的貨幣政策呢？
1、我國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所面臨的問題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含義是：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與最終目標之間不再設立中間目標，明確物價穩定是首要目標，定期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測提前確定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通貨膨脹目標，并且在公眾的監督下應用貨幣政策工具，使通貨膨脹的實際值與預測值一致。這種貨幣政策框架的實施可以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但是，從各國的實踐中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面臨著很多難題，目前我國實施通貨膨脹制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1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率的精準的預測的困難。首先，我國市場化改革進行時間不長，導致數據樣本量不夠大，這就會使分析、研究不會很準確，給預測通貨膨脹率帶來很大難度；第二，通貨膨脹率的受多方面因素影響，難免預測會有一些偏差，因此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率的精準預測是我國通貨膨脹目標制實施起來的一大問題。
1.2中央銀行獨立性制度的困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通貨膨脹目標制能否真正實施的關鍵，我國在中央銀行獨立性制度的實施也有困難。中央銀行獨立性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唯一性是密不可分的，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為了最終把我國建設成中等發達國家，我國必須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不可能使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唯一，從而導致了我國的中央銀行獨立性不大的問題。
1.3中央銀行控制通貨膨脹率的困難。首先，通貨膨脹目標制要求中央銀行在準確預測通貨膨脹率之后，還能夠明確貨幣政策作用的時滯性和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效果，但是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操作主要以后顧性為主，并沒有準確選擇貨幣政策操作時間的能力。再者，我國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操作手段大多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這就制約了中央銀行獨立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的能力。另外，由于現階段我國的技術制度等條件的不完善，即使央行對通貨膨脹率進行控制，也不會讓公眾的心理和行為與中央銀行的預期完全一致。
2、建議
2.1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可信性。目前我國的中央銀行獨立性不夠，中央銀行應該有必須的自，從而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從而讓貨幣政策的制定能夠不受其他影響，并在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發揮最大作用。另外，要加強中央銀行的責任約束，貨幣政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時，要公開給予明確的解釋答復，這樣會增強公眾對中央銀行信任度，使貨幣政策效果取得良好的效果。
2.2加強中央銀行與公眾的信息溝通機制。貨幣政策需要公眾的理解與支持，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可以加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中央銀行公布決策就會引導經濟主體，讓經濟主體的心理和行為與中央銀行預期方向一致，從而放大政策的告示效應，促進貨幣政策的傳導，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果。
2.3中央銀行應該提高對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中央銀行需要建立可靠而精確的預測模型體系，從而有效把握貨幣政策的時滯性，準確把握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中央銀行還應該對經濟金融指標進行分析監測，從而提高經濟預測能力，根據預測結果有效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對貨幣政策進行有效調整。
2.4確定合理的通貨膨脹目標區。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只是原則性的規定，并沒有數量化的指標，這樣不利于對中央銀行責任旅行的判定，也不利于貨幣政策的執行，因此需要確定一個中長期的通貨膨脹目標區，當通貨膨脹率在一個合理的范圍波動，就能使經濟能平穩增長。
3、結論
物價穩定的環境有利于經濟增長，把通貨膨脹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應該是貨幣政策中長期的首要目標。另外，中央銀行應該強化責任，加強貨幣政策執行中的獨立性透明性，穩定公眾預期，加強可信性，從而實行更具靈活性和前瞻性的貨幣政策操作策略。
結論，通過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但是并不意味著以后也不適用，我們應該積極創造條件，為日后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做好準備。
參考文獻：
通貨膨脹的目的范文第4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 流動性過剩 通脹預期
2008年的宏觀經濟如一場好萊塢大片，有太多的戲劇性變化，上半年，壓通脹，防過熱，力保經濟“又快又好”話音未落：下半年，防緊縮，保增長，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雷厲風行。進人2009年以來，在全球經濟仍在衰退泥潭掙扎的時候，中國經濟率先復蘇，但在局面
轉好的同時，一些有遠慮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擔心擴張的貨幣政策已埋下了通脹的種子(周其仁，2009)。2010年，汽油柴油漲價，糖漲價，食用油漲價，一連串的漲價。2011年1月份我國CPI上漲比率達到4.9％，2月份保持居高不下，反映通貨膨脹已經影響著居民的生活和經濟的發展，抑制通貨膨脹也是目前宏觀調控的重頭戲。
一、我國此次通貨膨脹的特點
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出現過的幾次通脹相比，這次通貨膨脹有以下特點：
其一，全面性。這次通貨膨脹不僅僅是糧食和石油大幅度漲價，而是以這兩種基礎產品為中心的大多數商品同時全面漲價。事實表明，其中既有實體產品的漲價，又有虛擬產品的漲價。目前我國面臨糧價、油價、房價、股價、匯價五大價格問題，且縱橫交錯、異常復雜。
其二，食品價格漲幅遠遠大于其他類商品，而且食品價格漲幅與其他各類商品價格漲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2010年10月份食品類價格漲幅比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高出5.7個百分點，而在食品類價格中，蔬菜價格的漲幅又遠遠高于其他食品價格的漲幅，10月份鮮菜價格的同比上漲率達到31％，鮮果價格的上漲率達到17.7％。
其三，本次通貨膨脹是在資產價格飛漲之后發生的。從2008年到現在，中國的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高速上漲，其中從2009年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價幾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價調控措施收效甚微。玉石、文物、古董、字畫等可以儲藏的商品價格也大幅上升。
二、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1.全球化視角下的通脹變動機制：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速是最近3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最為突出的特征。尤其是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四國”和新興市場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行列，世界經濟格局和增長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伴隨著這些變化，全球化對各國商品價格、通貨膨脹的影響機制也在不斷地動態演進。全球化通過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和工資抑制效應、增大全球總供給和形成主要經濟體低通脹目標偏好等渠道，壓低了全球通脹水平，使得世界經濟呈現“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這正是過去30年所發生的情況。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和世界經濟格局的分化，全球化對通脹的作用方向逐步逆轉。下面，我們將構建一個基于全球化視角的邏輯框架。
世界經濟逐步呈現出以美國為代表的過度消費增長模式與以中國為代表的過度投資增長模式間的“二元”格局。在這種經濟格局下，美國政府、居民和企業借助現代金融制度安排，無節制地放大消費需求，而處于工業化加速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則以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為代價不斷加快投資速度以謀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兩者相互強化，通脹壓力隨著正產出缺口的持續而開始日趨加大。此外，又由于全球流動性過剩，導致大宗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因此，全球主要經濟體均進入同步的通貨膨脹上漲周期。作為已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的我國，通脹更是具有鮮明的全球化特征。
2.當前物價上漲的基本動力來自于流動性過剩：按照貨幣學派的觀點，物價上漲是貨幣現象，是由于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關于引起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從外部影響因素看，外匯流入是流動性過剩的根源。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尤其在2000年以后增長進一步加快。2009年4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額就已突破了2萬億美元，2010年已經達到2.9萬億美元的新高值。因此，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貨幣供應量上升，進而引起物價上漲發生通貨膨脹。
從內部影響因素看，我國近十年來貨幣發行量及增速，無論是與國內同期GDP縱比還是與外國情況橫比，都顯示貨幣發行過快，導致流動性過剩。十多年來，我國貨幣量和實體經濟規模間的距離在拉大，且這一狀況自2009年開始加劇。從M2／GDP的比率也可以看出，進入2000年后，該比率長期在150％－200％之間波動，2010年更是接近200％，遠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這說明我國為應對此次金融危機采取的措施伴隨著巨量的貨幣擴張。且具后續效應。
本輪物價上漲是近十年貨幣被動超發的累積結果，而寬松的信貸條件、長期的低利率則起到助燃的作用。“貨幣超發一房價上漲一物價上漲”的邏輯是合理的。土地和地產漲起來了，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工資就開始倒逼著漲。務工成本上漲意味著務農機會成本漲，反過來又會牽引著農產品價格上漲。這是貨幣向CPI傳遞的通道。
3.資產價格對通脹預期的強化。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土地供給的單一壟斷性，我國房地產價格存在長期上漲的必然趨勢。在通脹預期背景下，國內外大量資金就會流向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地產價格加速上升，而房價上升又會增強通脹預期，驅動更多的資金不斷進入，進而在房價和通脹預期之間形成相互聯動的自我強化循環。
三、抑制通脹的策略選擇
通貨膨脹治理是世界性難題，應綜合運用金融、財政和稅收等多種手段，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管理：
1.量化緊縮：(1)加強對國際熱錢流入的監管。建立健全以央行為主體、其他商業銀行和金融結構為補充的熱錢防控體系，從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兩個方面嚴格規制。此外，在國際投資資金審批上應注意階段性，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外商投資項目資金一次性或短期流入利用匯差和利差進行套利或進入房地產、股市等領域進行投機：(2)鼓勵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對外投資有助于消化掉目前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化解通脹的壓力。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30多年之后，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資金規模等都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已經具備了對外投資的條件；而我國對國外資源的依賴又迫使我國通過這一領域的對外投資來保證我國的資源安全。
2.供給擴張：(1)實施減少企業稅收的政策，以抵消成本上漲的因素，防止物價上漲；(2)改善企業管理、深化改革，以降低成本；(3)加強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此外，打破壟斷，增加有效供給，當前經濟中，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供應短缺。因此，要打破壟斷，加強競爭、淘汰落后，這樣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給。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與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醫療等現代服務業，其政策意旨是鼓勵民營企業投資公共基礎設施，促進社會服務業發展，增加有效供給。
3.繼續密切關注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揚。股市、樓市的過度活躍，一方面擠占實體經濟的可用資金，另一方面大大強化通脹預期。因此，必須加強信貸資金流向監管，控制信貸資金流入樓市、股市。同時，應通過增加土地供應、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打擊囤地行為等措施平抑房價，防止熱錢大量涌入并進一步助推通脹預期。
4.努力保持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基本穩定。一旦由于不確定因素導致糧食減產，國內農產品價格上漲進而引發連鎖反應，將不可避免地觸發通脹。為此，應當從氣象服務、農資生產等多方面支持農戶以盡可能保持糧食穩產勢頭。同時，繼續運用財政資金投入農業生產及糧食儲備，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糧食供應。
5.控制通貨膨脹要加強對預期的引導。預期在通貨膨脹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低通貨膨脹時，其預期是收斂的，可以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引導預期，抑制通貨膨脹的發展；而當通貨膨脹高漲，發展到高通脹時，其預期是發散的，一旦通貨膨脹預期形成便難以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抑制通貨膨脹或者說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央行既要考慮貨幣供應量的作用，也要考慮預期的作用。當前，穩定預期就成為我國央行調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穩定預期又對央行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央行要不斷提升自身公信力，加強對輿論的引導，穩定公眾預期，防止因預期不穩而導致通脹出現螺旋上升。
總之，我國目前治理通貨膨脹并非一件易事，正如總理所說，“放虎容易關虎難”，而且在經濟運行的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比如自然災害的發生。國際油價的上漲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無法控制的，因此還需要審時度勢，據實調整策略。
參考文獻：
[1]韓劍，全球化、全球產出缺口與國內的通貨變動[J]世界經濟研究,2009,(6)
[2]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外部沖擊與中國的通貨膨脹[J]，經濟研究,2008,(5)
通貨膨脹的目的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中性論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8)03-0057-04
20世紀90年代，世界各國貨幣政策實踐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興起。自1990年3月新西蘭率先采用以來，已先后有加拿大、英國、墨西哥等20余國采用了該政策，并且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此外，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一些非采用國(例如美國、日本等)對它的討論一直是經濟學界以及經濟政策界的熱點之一。近年來，在對我國貨幣政策框架的前瞻性研討中，它也正逐漸為人所矚目。本文擬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理論和政策實踐進行一些探討，并考慮它對我國貨幣政策前瞻性設計以及現階段防止明顯通脹的啟示。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內涵
作為一種貨幣政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含義是：貨幣當局明確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并公布通貨膨脹率的目標值，同時，通過一定的方法預測通貨膨脹的未來走勢，將此預測與已經明確宣布的通貨膨脹的控制目標相比較，并進行相應的貨幣政策操作使得屆時的通貨膨脹率落在目標區內。各采用國在具體操作上當然不盡相同，但均具有以下3特點：(1)中央銀行明確地設定并公布通貨膨脹率的控制目標，(2)該目標的實現為中央銀行的優先任務，因此，“經濟成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的均衡”為次元目標；(3)對于目標的實現與否、變更等，中央銀行負有信息披露的責任，以期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信譽度。
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一種貨幣政策框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紀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所主張的“貨幣中性論”在經濟學界、經濟政策界日益被認同，即貨幣從長期來看是中性的，貨幣供給的變動只會對物價水平有持久的影響，而對產出、就業等實際變量不會產生長久的影響。而一個高水平、易變的通貨膨脹，將降低價格信號的準確性、扭曲資源的優化配置機制，從而阻礙經濟的良好發展。因此，根據貨幣中性理論，貨幣政策的目標指向增加產出、提高就業是沒有意義的，保持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才是合理的，它有利于促進經濟的中長期良好發展。
但是，貨幣從短期來看又不是中性的，貨幣政策的緩和對產出的提高、失業率的下降具有短期效果。所以，貨幣當局會不時地受到來自于政府、相關部門、產業界等各方面的壓力，不得不違心地進行政策的緩和。那么，如何使中央銀行能有效地抵御這些壓力呢?這一客觀需求促使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誕生。因為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通貨膨脹控制目標的明確公布，以及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提高都將有助于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強化，進而使中央銀行能有效地抵御這些壓力。
二、5個早期采用國的政策實踐及評價
以下以90年代初期最早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5個工業國(新西蘭、加拿大、英國、瑞典、澳大利亞)為對象，簡括地介紹并評價這5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政策實踐。
1 5國政策實踐的共同點
(1)以CPI(或核心CPI)為通貨膨脹的衡量指標，控制目標值為年率2～3％。
(2)在通貨膨脹目標制采用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得到了普遍提高(特別是新西蘭和英國為此特意調整了各自的《中央銀行法》)，它們在貨幣政策操作時擁有相當大的自。
(3)政策運行中，同時注重對產出等的影響，即各國采用的是一種“有彈性”、“靈活”的制度框架，中央銀行在維持中長期價格穩定的目標內，靈活地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在經濟面臨沖擊時對政策進行相應的短期調整、允許目標發生短期偏離。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觀點，一種“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錨住”通貨膨脹預期、降低通貨膨脹的波動，而且，正是這種靈活性又可以同時穩定產出。
(4)在實踐中，它們十分注意政策的信息披露和政策的透明性。
(5)在實際操作面上，它們均建立了預測通脹的模型，而且利用通脹預測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實踐中，它們都利用短期利率作為主要操作指標，并依賴發達的金融市場來影響長期利率等變量的改變，進而影響總需求、物價等宏觀經濟變量。
2 評價 首先，我們看一下通貨膨脹目標制采用前、后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表l為這5國采用前10年以及采用后至2005年末的年平均通脹率及其波動(用標準差反映)情況。可以看到，各國的通脹率在采用后大幅下降，同時，通貨膨脹波動也急劇縮小。
當然，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世界性通脹率由高到低的年代，許多非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也有著相同的經歷，因此似乎無法簡單地就此判斷上述5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采用與之后良好的通貨膨脹表現之間的因果關系。
但是，上述5國中的英國、瑞典有著收益率與通脹率連動的國債市場，將它與一般的國債市場相比可以計算出預期通脹率。兩國的記錄顯示，通貨膨脹目標制采用后經過2～3年的過渡、這一貨幣政策的公信度為公眾所認可后，預期通脹率開始下降，并且之后保持著穩定。這一事實表明，通貨膨脹目標制對降低預期通脹率、治理通貨膨脹以及之后的物價穩定具有有益的影響。
第二，對產出的影響。企業和個人在做出涉及未來的實業投資、金融投資的決策和規劃時，必然預測未來的通貨膨脹情況。經濟理論和以往的經驗顯示，高通貨膨脹往往伴隨著較大的物價水平波動，它增加了相對價格和未來價格水平的不確定性，阻礙經濟主體的投資規劃和決策，從而對產出的穩定增長產生負影響。由于通貨膨脹目標制對中長期的通貨膨脹預期提供了一個比較清晰可靠的路徑，減少了不確定性通脹的沖擊和由此帶來的成本，因此，它將為縮小產出的振蕩幅度、促進經濟的中長期良好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雖然目前為止的實證分析對此尚沒完全一致的結論，但表2顯示：此5國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后，GDP增長速度加快的同時其波動(用標準差反映)明顯縮小(新西蘭除外)，表明通貨膨脹目標制對縮小產出的振蕩幅度、進而促進經濟的中長期良好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第三，貨幣政策的透明度與信譽度得到了提高。除定期出版《通貨膨脹報告》(一般為季刊)外，中央銀行還通過官方網頁、行長等高級官員不定時的演講、記者招待會、接受專訪等方式(英國、瑞典兩國，事后還公布貨幣政策委員會議的備忘錄)，分析經濟運行情況、討論與通貨膨脹關系密切的金融和經濟變量、并預測通貨膨脹的前景等等。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強公眾對貨幣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眾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績效進行評價和監督。
綜上所述，以上的分析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行對這5國經濟具有積極影響。它有利于“錨住”通貨膨脹預期、降低通貨膨脹的變動率，而一個清晰可靠的通貨膨脹預期路徑將有助
于減少企業和消費者進行投資、消費決策和規劃時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有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當然，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宏觀經濟表現都有改善，都呈現出了低通脹、增長穩定的態勢，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通貨膨脹目標制這一重要因素的貢獻。
三、對我國的借鑒與啟示
通過對中長期通貨膨脹率“名義錨”的設定，通貨膨脹目標制在引導公眾、市場預期的簡易性和大眾化方面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將會使人們對未來的物價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預期，從而簡化經濟主體的經濟決策模型，并鼓勵他們進行長期性的經濟決策，這樣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并且，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感，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為衡量中央銀行的業績提供了一個相對嚴格的量化標準，從而也就有利于貨幣政策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理想的制度安排。
但是，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的靈丹妙藥，其適用性要求一定的前提條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央行沒有維持其他變量尤其是匯率目標的義務、較高的預測通脹率的能力、順暢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保證這一制度安排有效運轉的基本前提條件。通觀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5國，中央銀行已經具備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性貨幣政策，并且它具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健全的銀行體系，利率、匯率由市場決定，具備了良好的貨幣政策傳導環境；同時它們皆建立了一個科學的通貨膨脹預測模型。與其相比較，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現階段通貨膨脹目標制在我國尚缺乏可行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貨幣政策目標的不明確。《中國人民銀行法》闡述我國目前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從字面上看是單一目標制，但在實際操作中，經濟增長、匯率穩定都居于重要位置。而貨幣政策目標的不明確使得貨幣政策操作容易偏離價格穩定的目標。
(2)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較弱。《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就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重要事項作出的決定，報國務院批準后實行”，由于政府與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兩者的目標發生沖突時缺乏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可能會屈從于政府從而無法完成既定的通貨膨脹目標。
(3)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暢。中國目前并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金融體制仍舊處于政府計劃管理向市場轉型的過程，利率、匯率尚未市場化，不能真實反映市場狀況。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工具，在我國尚未實現市場化，貨幣需求和投資的利率彈性都非常小，利率的高低不能反映市場需求，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暢。同時，由于我國目前匯率的形成處于向一個“合理的、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的過渡階段，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必然引起基礎貨幣的擴張或收縮，從而影響貨幣供應量、進而對價格水平產生不利影響。
(4)人民銀行是否具備較強的預測通脹率的能力?從貨幣政策操作到影響通貨膨脹率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滯，我國又正處于不斷改革之中，經濟現象錯綜復雜、各方面的差異較大，因此更加大了準確預測通脹率的難度，用計量模型來反映如此龐大的一個經濟體運行規律并模擬其未來的運行軌跡難度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