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生態環境的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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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生態環境的具體措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隆陽區；呢喃山；森林火災；植被恢復；探索

中圖分類號：S76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6）22-0013-02

1引言

隆陽區是云南省保山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位于云南省西部，林業用地面積302424.0hm2，森林資源十分豐富。2014年4月12日，隆陽區呢喃山發生了森林火災，火災災害面積達1631hm2，嚴重破壞了城區的森林資源與生態環境，植被恢復建設成了災后治理的迫切問題。隆陽區呢喃山位于城區面山生態景觀范圍內，屬于重點的城市環境保護地，承載著該區支柱產業發展、城鎮化建設，以及人居環境改善的重要使命和任務，是隆陽區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森林保山”和“森林隆陽”的重要的自然資源和戰略資源，對保山市人民生產、生活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因此，盡快恢復隆陽區“呢喃山”植被是保護隆陽區森林植被、保障生態安全，打造城市面山綠色景觀帶，提升城市品位，實現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必然要求。

2隆陽區呢喃山火災后植被恢復的總體目標

隆陽區呢喃山森林火災區的植被恢復的總體目標是要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然力，通過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一系列營造林技術和工程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調整樹種結構，增加闊葉樹種數量，豐富生物多樣性，使隆陽區呢喃山森林火災后林地植被得到恢復，并逐漸形成風景優美、結構穩定、且功能完備的森林生態系統。

據筆者現場調查，隆陽區呢喃山森林火災后植被恢復區面積達1631hm2，需清理火燒林木蓄積達110340m3。植被恢復區預計用時3年，2014、2015年分別完成666.7hm2，2016年完成297.6hm2。植被恢復區按功能分區的恢復思路，分為公益林區和商品林區。

商品林區主要建設目標為用材林，恢復面積達299hm2，實現綠化和滿足當地用材林的雙重需求。

公益林區主要建設目標圍繞生態保護和綠色景觀作用，恢復面積達1332hm2，按主要區位和作用分為水土保持區和森林景觀區。

（1）水土保持區。生態植被恢復區：對公益林地塊進行造林綠化，主要樹種為華山松、旱冬瓜、銀木荷、光皮樺，通過造林綠化達到水土保持作用，改變生態環境，面積1110hm2；

（2）森林景觀區。森林景觀區有：棲賢寺旅游植被恢復區（3.2hm2）、保山監獄至九等坎通道綠化帶（18hm2）、生態型經濟林綠化區（190hm2）、墓地景觀綠化區（4hm2）、城鎮邊緣景觀綠化區（10hm2）等。

3隆陽區呢喃山火燒跡地的清理

森林火災后，火燒跡地清理是植被恢復的重要基礎工作。據調查統計，隆陽區呢喃山火災總共需清理林地面積為1631hm2，采伐林木蓄積達110340m3，2014年開始對火燒林木清理工作。

（1）清理死樹。火燒跡地的清理按林木的燒傷程度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清理方法。①對中度、重度、極重度火燒跡地進行采伐清理，從山上到山下，火燒木、站桿、倒木、風折木一律采伐利用，保護活立木，保護幼苗幼樹；②輕度火燒的成、過熟林火燒跡采用擇伐方式，擇除火燒木、站桿、病腐木、風折木，保護成活的中、幼齡林木；③對輕度火燒的中幼齡林火燒跡地，伐掉燒死木，撫育未燒死的中幼林。

（2）處理火燒跡地的枝椏及剩余物。全部運出火燒跡地小頭直徑8cm、材長2cm以上的火燒木，未達要求的枝椏和剩余物用火燒掉或粉碎利用。

4隆陽區呢喃山火災后植被恢復樹種的選擇

火燒跡地的植被恢復，最重要的是樹種選擇。隆陽區呢喃山的災后植被恢復樹種選擇主要以常綠闊葉、快速綠化、城市面山景觀和體現生物多樣性為主要原則，具體如下。

4.1因地制宜，鄉土樹種為主

鄉土樹種不僅可以體現地方特色和城市歷史、文化，且對本地氣候、土壤適應性強，生長良好，在防止病蟲害發生、蔓延，減少水土流失，改良土壤，凈化空氣，改善生態環境和小氣候等方面均優于外來樹種。因此，植被恢復規劃應首先考慮選擇樹冠濃密、樹形優美、在本土區域中分布廣泛的鄉土樹種。

4.2速生常綠樹種為主

隆陽區呢喃山植被恢復要滿足隆陽區建設“后花園”的要求，應選擇快速綠化、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常綠樹種，以盡快恢復生態環境。

4.3綠化樹種為輔

隆陽區呢喃山要打造生態城市、和諧城市，需在城鎮面山適當配植一些樹形優美、觀賞價值高、具有地方特色的庭園綠化樹種作為點綴，以增加城鎮綠化的層次、綠量和色彩，使之成為城區綠化與面山綠化的過渡帶，在景觀上達到遠景與近景的協調統一。

4.4經濟林樹種兼顧

隆區呢喃山火災的植被恢復建設應選擇部分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的喬木樹種，為野生動物創造生存空間，有利于保持生物多樣性，同時服務于面山景觀，又能兼顧經濟效益。

4.5灌木、草本相映襯

林地的恢復要考慮生物的多樣性，灌木、喬木相映襯，同時，果、葉、花相交映也能增強景觀效果，打造豐富多彩的隆陽。由于隆陽區自然條件優越，光、熱、水資源充足，林下植被多樣，種類繁多，自然修復能力較強。因此，灌木植物和草本植物以林地演替中其自然生長恢復為主，更能體現其原始性和自然性。

5隆陽區呢喃山火災后植被恢復的技術措施

在遵循因地制宜、適地適樹原則的基礎上，呢喃山確立了科學的植被恢復技術。

（1）根據現地調查情況，確立了科學的立地劃分，并制定了合理的造林模型。筆者通過調查，對影響林分生長的主導因子進行排序、分類，將隆陽區呢喃山植被恢復區劃分為2個立地類型組6個立地類型（表1），并制定了合理的造林模型，涵蓋了植被培育目的、造林樹種、初植密度、配置方式、整地、栽植技術、施肥、幼林撫育等各個方面。

（2）隆陽區呢喃山植被恢復選擇了適宜的樹種，保障了植被恢復的速度和質量。隆陽區呢喃山選擇以華山松、旱冬瓜、西南樺、光皮樺等對當地氣候適應性好的鄉土樹種為主，水紅木、大白花杜鵑、馬纓花等灌木，草本相映襯，兼顧茶葉、核桃、果梅等經濟樹種，選擇藏柏、銀木荷、光皮樺等速生常綠為主的樹種，云南樟、天竺桂、櫻桃等綠化樹種發揮輔助樹作用，根據隆陽區的氣候特點，于5～7月進行栽植，對不同檔次、不同層級的苗木分別栽植，保證了植被恢復的穩步進行。

（3）科學的水土保持工程防護措施。由于大面積的森林植被被火燒毀，林地清理、整地，均會減少地塊內的原生植被，加之整地對地表的擾動，可能會引起新的水土流失，因此要進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具體措施需要在山頂、箐溝邊保留一定的原生植被帶，每帶寬度50m。原生植被帶火燒木清理后暫不整地造林，待大面積造林穩定后再進行造林，同時在下游建造攔砂壩，攔截泥沙，減少次生災害。

6結語

隆陽區是保山市的文化政治中心，呢喃山森林火災給隆陽區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嚴重破壞了城區的森林資源與生態環境，災后植被恢復重建是建設“森林保山”和“森林隆陽”不可缺少的部分。筆者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設立了科學合理的火災后植被恢復目標，在對火燒跡地進行清理后，選擇合適的樹種，采用科學的植被恢復造林技術，保障了隆陽區呢喃山植被恢復的速度與質量，促進了隆陽區的生態建設和城市建設。

參考文獻：

[1]陳伯賢，王義泓，齊明聰，等.大興安嶺北部森林特大火災后森林恢復問題的考察報告[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1987，15（增）：13～25.

修復生態環境的具體措施范文第2篇

一、關于生態補償的一般理解

目前，國際上沒有生態補償的說法，對等的概念是“生態/環境服務付費”(PaymentforEcological/EnvironmentalServices，簡稱為PES)。PES是指通過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對生態服務的提供者進行支付必要的費用，以激勵生態服務提供者為維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長期安全，改變土地利用方式和其他不利于或有損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發揮的活動［1］。國外的生態服務付費(PES)有著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充分的法律依據，是調節經濟與生態之間矛盾的有效手段。這些國家利用健全的市場機制和多樣的融資渠道，建立了生態服務付費(PES)政策和制度體系，形成了公共補償、慈善補償、生態產品認證等較為完善的生態補償體系，有利地促進了本國的生態系統恢復和經濟社會發展。但由于社會制度、經濟體制、文化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國外的這種生態服務付費(PES)與我們提出的生態補償還是有一定差異的，并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只能吸取可借鑒的經驗，來豐富完善我們的生態補償理論。從理論學說發展來講，生態補償并不是主流經濟學中的正式概念，只是隨著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的深化引發了我國學術界尤其是生態學、生態經濟學領域的高度關注，生態補償這一新型的概念和相關的理論研究才成為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問題。客觀來說，目前學術界對生態補償概念的表達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除了“生態補償”外，還有“生態經濟補償”“生態效益補償”“生態環境補償”等不同的提法，但總歸起來，有兩種理解具有代表性。一種是從生態學的意義來理解。生態學研究生態系統內部的自然演替規律，促使人們的消費和生產活動等行為要合乎自然生態規律，這樣生態系統才能夠維持平衡。因此在生態學領域，生態補償是以自然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的。在1991年出版的《環境科學大辭典》中給出了代表性的生態補償定義:生物有機體、種群、群落或生態系統受到干擾時所表現出來的緩和干擾、調節自身狀態使生存得以維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態負荷的還原能力。這個概念強調的生態系統對外界(包括人類的經濟系統)的適應調節能力，是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和還原［2］。另一種是從經濟學的意義來理解。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的各種經濟活動、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關注社會物質的稀缺性和有限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它對生態補償的研究側重人們對自然生態開發與利用造成的后果，克服經濟活動中對生態環境利用的外部不經濟性，以此解決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促進經濟社會與自然生態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從生態補償及相關問題研究的文獻來看，20世紀90年代前期把生態補償看作是對生態環境加害者進行收費賠償的代名詞，而在90年代的中后期則把生態補償看作是對生態環境保護者、建設者的財政轉移補償機制［3］。由于經濟持續發展的要求和生態保護建設實踐的需要，經濟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內涵也發生了變化，由單純對生態環境破壞者的收費賠償，擴展到對生態環境保護者進行經濟補償，同時更加重視地區間因生態建設受到發展影響的機會公平性［4］。從十幾年的發展實踐看來，經濟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是有效治理生態環境惡化而采取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環境經濟手段。縱觀生態學意義上生態補償和經濟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應該以經濟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為主，因為嚴重的生態問題如果沒有人的經濟活動積極參與，生態系統是很難自我補償修復的。而經濟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與人的經濟活動密切相關。如果人類的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比較小，不會對自然生態造成損傷，也就談不上補償，而要補償正說明生態環境因人類社會的發展有所損失。正是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破壞了生態規律，損失了自然生態價值，才需要生態補償。而要進行生態補償，就是補償自然生態價值，恢復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功能，使得生態系統能夠支撐人的經濟活動或是提高人的福利水平，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生態條件。

二、生態補償的理論基礎

生態補償作為治理生態問題行之有效的經濟手段，對于協調自然生態和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維護環境正義和社會公平方面效果顯著。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外部性理論、公共產品理論和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等是生態補償的基礎理論。這些理論能夠闡明生態補償的內在根據及合理的必然性，并為實施生態補償的具體措施提供指導。

(一)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也稱為外部效應或是外在性，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提出，后經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的發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外部性理論體系，并被廣泛用于環境保護領域的研究。從最初的含義來看，外部性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不一致的現象，簡單地說，外部性是指某個經濟主體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產生的溢出效應(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而這一溢出效應因市場缺失是無市場交易的［5］40。由于外部性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因此它的影響不通過市場來發揮作用，對它帶來的問題只能通過非市場手段來解決。在大多情況下，外部性帶來的經濟活動溢出效應具有強制性，這種溢出效應的承受者沒有選擇只能是接受。而且外部性伴隨著經濟活動而產生，是不能夠完全消除的。外部性效應包括外部經濟性(正外部效應)和外部不經濟性(負外部效應)兩種形式。外部經濟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對其他人的經濟活動產生有利的影響;反之，不利的影響就是外部不經濟性。由于外部性是經濟活動的必然結果，而且沒有通過市場交易就表現出來，所以它的影響不會反映在市場價格上。這樣出現的情況是:在外部經濟性的情況下，經濟主體并沒有因為產生的正外部效應而得到任何經濟報酬，而得到正外部效應的接受者也并沒有支付任何成本;在外部不經濟性的情況下，經濟主體并沒有因為產生的負外部效應而支付任何成本，而受到負外部性影響的受害者也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補償。在生態保護及相關問題上，存在著大量外部性現象。生態保護建設一般會產生外部經濟性，而利用開發資源一般會產生外部不經濟性。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建立合理的生態補償制度和實施有效的措施，實現外部性內部化，對產生外部經濟性的行為進行補償，對產生外部不經濟性的行為進行征稅。這樣就糾正了因市場缺失而導致的生態問題外部性不合理問題，有效地促進了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

(二)公共產品理論

在現代經濟學中把社會產品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兩類不同的產品，而對公共產品理論的研究是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開始的。他認為，公共產品是整個社會每一個成員都能夠獲益的物品，而且社會向任何一個成員提供公共產品所付出的成本與向全體成員提供公共產品所付出的成本是一樣的［6］。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完全不同于私人產品的私人屬性，具有顯著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點。非競爭性是指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使用和消費并不會妨礙其他人對公共產品的使用和消費，而且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并不會因此而減少和下降。非排他性是指不管是支付費用的人還是沒有支付費用的人都能夠享受公共產品帶來的益處，在技術上是不可能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消費的。公共產品的這兩個特征就容易產出“公地的悲劇”和“搭便車”問題。“公地的悲劇”是美國環保主義者加勒特•哈丁講的一則寓言故事:一片公共牧場的牧人們都希望增加自己的牲畜數量來獲得更多的收益，而隨著畜群的擴大，公共的牧場已達到能夠承受的極限，再增加更多的牲畜都會損害公共的牧場。但每個牧人都這么想，增加的牲畜帶來的收益歸自己所有，而造成的損失由全體牧人來分擔。這樣每個牧人都各自繁育自己的牧群，最終整個牧場毀滅了［7］。“公地的悲劇”說明，如果一種資源的所有權沒有排他功能成為公共性質時，那么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利益而過度使用這些資源，但結果是導致全體成員的利益并沒有因此而增加。長期以來人們總是認為自然的各種資源都是大自然無償的饋贈，是每個人的公共產品，誰都可以利用，結果卻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搭便車”問題是由英國思想家大衛•休謨在1740年提出來的［5］54。他認為，一個社會如果有公共產品的存在，就會有免費搭車者的存在，可是如果社會的所有人都成為了免費搭車者之后，那么誰也就無法享受公共產品了。由于社會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人們即便減少對公共產品的出資份額，也不會影響他們從中獲得的收益。這樣人們在付出很少或是沒有任何付出的情況下，也能夠獲得由他人付出而帶來的公共產品的效益，于是“搭便車”現象就出現了。由于生態保護具有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使得一些非生態保護的經濟主體也能夠獲得同生態保護的經濟主體一樣的生態效益，而生態保護的經濟主體卻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保護環境，如不對他們進行補償，就會導致生態保護投入不足而帶來生態問題。生態產品屬于公共產品，它就具有了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而在生產實踐過程中對生態產品的消費就必然會出現“公地的悲劇”和“搭便車”現象，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通過生態補償措施的實施，使得生態產品的提供者得到合理的經濟報酬，生態產品的受益者支出相應的費用，這樣才能夠維持生態保護的公平性，保證生態保護的資金投入，從而解決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三)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

社會要連續不斷地發展，就必須進行周而復始的再生產，馬克思是通過社會總資本運動來考察這一過程的。研究社會總資本運動，需了解社會總產品。社會總產品是指社會各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全部物質資料的總和，也就是全社會商品資本的總和，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在價值上表現為社會的總產值。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價值補償，即“耗費的價值部分在貨幣形式上的補償”［8］506。這就是社會總產品從商品形式(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形式(貨幣資本)，使得資本再生產過程中轉移到新產品中的價值得到補償。二是物質補償，這是社會總資本從貨幣形式(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形式(生產資本)，使得資本再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能夠得到物質上的補償。這兩個方面是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得以進行的必須滿足條件，價值補償是前提，物質補償是關鍵。馬克思說:“除了用貨幣補償損耗部分外，還用實物補償壽命全部完結的固定資本。”［8］511當然每次生產過程流動資本也是要補償的。這是馬克思在理論上的經濟分析，但在實際中能否實現還是個問題。充分考慮時代特點的變化，應該說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也是適用現當代的。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工業化的生產已經污染了環境，資源日益匱乏，那么再生產過程需要的物質單純靠自然界的提供，已經補償不了消耗的物質能量。也就是說，自然再生產過程中自然物質能量的減少已無法滿足社會再生產過程對生產物質能量的大量需求。這就需要適時地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和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生態系統進行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恢復建設生態環境，提高自然的生產能力，使得生態系統再生產的總供給能夠與經濟系統再生產的總需求平衡，從而能夠實現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

三、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對象

(一)生態補償的主體

生態補償的主體應該是生態保護的受益者，但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產品特性，就決定了所有人都是生態保護的受益者，那么代表社會所有人利益的國家行政機關就應該是生態補償的主體。這些行政機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是最為重要的生態補償主體，事關國家不同地區重大民生的環境問題由中央財政進行補償，如我國的三江源生態保護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等。各級地方政府除配合中央政府進行相關補償外，還應對當地的生態保護項目給予補償。生態補償主體除了政府部門外，還應包括各個生態受益的工礦企業。這些企業為獲取可觀的經濟效益而占有自然資源并破壞了生態環境，按照權責對等的原則，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對所破壞的生態環境進行補償，以維護區域內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行。在生態補償過程中，必須劃清生態服務的歸屬，確定清晰的產權所屬，這樣才能明確補償主體，使生態補償發揮應有的生態調節作用。

(二)生態補償的對象

生態補償的對象也稱為受償主體，包括生態保護的貢獻者和生態破壞的受害者。由于生態系統是公共性很強的物品，它給社會產生的積極效益是不通過市場來體現的，因此按照市場機制的運行模式公共性的生態系統是得不到有效保護的。這就需要社會的經濟主體或個人付出勞動進行生態保護和生態建設，以維護生態系統功能的正常運行。理所應當，對這些付出勞動的經濟主體或個人就應予以補償，這是對他們付出生態保護勞動的價值報酬，也是對生態保護行為的鼓勵，在社會上能夠形成保護環境的新風尚。對生態破壞的受害者進行生態補償，是符合經濟倫理原則和公平原則的。生態破壞者的行為，不僅使受害者的生存環境惡化，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質量，甚至會危及他們的健康，而且還會使受害者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有些損失是當前的，有些損失則是潛在的。因此，生態破壞的受害者理應得到生態破壞者的補償。生態補償的受償主體還應包括對生態保護不作為的實施主體和減少對生態破壞的實施主體。生態保護不作為并不是說就會破壞生態，如不開發對環境有負面影響的采礦或放牧的行為、不殺害損害農田的野生動物的行為等等。對這些生態保護不作為的實施主體進行適當的生態補償，也能夠起到保護生態的積極作用。對減少生態破壞的實施主體的補償是為了減少生態破壞的程度直至消除破壞。有些生態破壞是因“貧窮”所致，越是貧窮，對生態資源的依賴性越強。這些地區的人們本想通過對生態資源的開發利用擺脫貧窮的境況，但結果是反倒沒有脫貧，生態環境也遭到了破壞，走上了越貧窮越破壞、越破壞越貧窮的惡性循環軌道。對減少生態破壞的實施主體進行生態補償，不僅能夠提高這些人的生活質量，而且能夠改善這些地區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狀況。總之，生態補償主體和對象的明確，能夠正確解決“誰補償”和“補償誰”的問題，使得生態補償真正實現了對生態保護者帶來的生態環境正外部性所給予的補償和生態服務受益者對生態服務提供者所給予的補償。

四、生態補償的原則、方式及類型

(一)生態補償的原則

生態補償的原則是生態補償政策制度制定的基本準則，是生態補償實施過程中的指導規范。毋庸置疑，生態補償的原則是非常重要的。具體來說，生態補償有三個基本原則。一是“誰污染、誰付費”原則(PolluterPaysPrincinple，簡稱PPP原則)，這是對生態環境破壞者所采取的原則，是指環境污染者應該承擔治理和消除環境污染的責任，并向環境污染的受害者賠償損失的費用。這個原則是由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環境委員會在1972年最先提出來的［9］，旨在反對污染者把外部不經濟性的不合理行為轉嫁給社會，促使污染者將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后來，PPP原則就轉換為“誰使用、誰付費”的原則，要求向那些過度利用生態資源、損害他人或社會的企業征收費用，用以補償那些因生態資源過度利用而遭到損失的個人或企業。二是“誰保護、誰受益”原則(ProtectorGetsPrincinple，簡稱PGP原則)，這是對生態保護者所采取的原則。生態保護是具有生態系統服務的正外部性效應，能夠維持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轉。付出努力的生態環境保護者應當得到相應的資金補償或是相應的優惠政策，將環保帶來的正外部性內部化。對保護生態環境者給予補償，是對他們付出生態保護勞動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他們進行生態保護勞動的積極性，并且消除了不付出任何代價就能享受生態公共產品的不合理現象，維護了生態保護問題上的公平與公正。三是“誰受益、誰付費”原則(BeneficiaryPaysPrincinple，簡稱BPP原則)，這是對生態保護受益者所采用的原則。不同地區由于自然環境條件的差異，所屬生態系統提供的生態服務也是不一樣的，這就使得不同區域為其所需的生態服務而進行交易。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是有價值的，由生態服務的實際享受者向生態服務的提供者付費，生態服務的提供者得到了價值上的補償，實現了生態服務正外部性的內部化，有益地促進了生態環境的保護。

(二)生態補償的方式

生態補償的方式主要有“輸血型”補償和“造血型”補償兩種［10］。“輸血型”補償是指補償主體把籌集起來的資金直接交付給受償主體(補償對象)，這種補償方式的最大優點在于受償主體得到補償之后，彌補因生態保護而損失的利益，依照自己的意愿靈活地支配這部分補償資金去進行環境保護工作。但是，這種補償方式的最大缺點是有可能使補償資金轉化為其他消費性支出，而不去投入到環境保護中，惡化的生態環境并未得到改善。這樣的補償沒有任何的生態效果，已經失去生態補償的真正意義了。“造血型”補償是指補償主體把補償資金轉化為技術項目交付給受償主體，以“項目支持”的形式幫助受償主體建立無污染的生態經濟產業。這些支持項目主要包括生態保護與建設項目、生態環境重點保護區域替代產業項目、循環經濟建設項目和生態移民項目等。通過這些項目的實施，使受償主體及所在地區能夠把外部補償轉化為自我的內生發展能力，形成了“造血功能”，從而提升了這些地區的發展水平和綜合實力。“造血型”補償方式通常是針對貧困地區和生態脆化地區來實施的，這種補償方式不僅能夠改善這些地區的生態面貌，而且還能夠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實現了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共榮。

(三)生態補償的類型

修復生態環境的具體措施范文第3篇

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沖刺“雙過半”重要關口，全市防汛抗洪工作取得重大勝利的關鍵時刻。市委、市政府今天專門召開全市災后重建及生產救災工作視頻會議，主要任務是動員全市上下緊急行動起來，堅持一手抓抗洪搶險，一手抓災后重建，努力奪取抗洪救災工作的全面勝利。

市遭受了嚴重的洪澇災害，今年以來。突出表示為五個特點：一是雨量多。截至6月25日，全市平均降雨1390毫米，較多年均值偏多35%入汛后，降水量較歷年同期偏多44%比98年偏多35%二是時間長。今年全市共出現17次強降雨過程，連續不時，降雨天數達121天。三是強度大。6月17日到24日，市普降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7日至20日，全市平均降雨量226.6毫米，以銅鼓縣307.2毫米為最大，單站以銅鼓縣三都鎮三都站429.5毫米為最大。6月23日12時至25日8時，全市單站降雨量超50毫米的站有64個，超100毫米的站有9個，超150毫米的站有2個，單站以袁州區竹亭站171.9毫米為最大。四是水位高。暴雨洪水致使江河湖庫水位猛漲，贛江樟樹洪峰水位33.45米，超警戒0.45米；袁河站超警戒0.84米、洛湖站超警戒0.92米；372座水庫水位一度逾越汛限。五是災情重。據不完全統計，全市有185個鄉鎮359萬人受災，倒塌房屋8652間，農作物受災面積420萬畝，沖毀道路1876.5公里，直接經濟損失37.13億元，受災水平已經超越1998年。

防汛抗洪雖然取得了重大勝利，當前。天氣開始轉晴向好且進入后汛期，但是汛期未過，險情仍存，全市上下要堅持高度警惕，堅決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密切關注雨情、水情、汛情，繼續發揚不怕困難、頑強奮戰的抗洪精神，緊繃防汛這根弦不放松，進一步做好抗洪后續工作，防止發生新的災情的同時，將抓好災后重建及生產救災工作作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當務之急要突出抓好三件大事：

對發現的隱患要及時排除，一是爭分奪秒搶修水毀設施。確保實現“四通一保”即通水、通路、通電、通信、保開學。水利部門要加強水庫、堤防等防洪工程的平安檢查。確保水利工程運行平安。同時做好水庫科學調度，修復渠道、水閘、泵站等設施，確保農業灌溉。公路、交通部門要加大搶修、清理力度，確保公路橋梁暢通無阻。要增添人力和機械設備，爭分奪秒，加大公路橋梁的搶修力度，確保在2個月內恢復中斷的交通。依照“一事一議”方法，組織群眾盡快解決修復村級公路，確保群眾出行方便平安。供電部門要抓緊搶修受損電力線路和設施，盡快修復通電。通信部門要積極組織搶修受損通信線路和設備，確保災區通信疏通。教育部門要及時修復受災校舍，確保受災校舍的平安，保證九月份正常開學，確保不因災而出現退學失學的現象。對水、電、路、訊、校等基礎設施修復工作要區別情況，分類對待，分輕重緩急，合理調配力量，盡快恢復災區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其他相關部門要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主動參與災后恢復重建工作。

深入基層，二是千方百計開展生產自救。農業部門要盡快成立工作督導組和專家指導組。進村入戶，及時組織和指導農戶做好受淹農田的生產恢復工作，抓緊搶收、搶種、改種、補種。特別要加強農資市場監管，協調解決恢復生產所需的種子、化肥、農藥等農資供應，確保物資、技術和指導服務落到實處，促進災后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發展。對災情嚴重的地方，要組織群眾改種經濟作物，做到水稻損失旱作物補、種植業損失養殖業補、農業損失工副業補，力爭農業不減產、農民不減收。林業部門要搞好“一大四小”工程通道綠化項目的災后管護，做好防澇排水，減少樹木損失。同時要做好抗旱準備工作，保證樹木在經受洪水考驗后安全度伏，確保滬昆、武吉兩條高速公路以及全市通道綠化成活率達到95%以上，通過省級檢查驗收，確保全市造林綠化“一大四小”工程建設進入全省先進行列。要迅速組成科技救災隊，深入到造林和育苗受損單位，指導林農加強對苗圃特別是油茶苗災后的管護以及今年新栽綠化大樹的管護，盡可能減少林農和育苗大戶的經濟損失。

要切實解決好災民的基本生活問題。繼續實行領導干部分片包干責任制，三是萬無一失保證災民生活。首先。依照“鄉鎮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組、黨員包戶”要求，層層將群眾安排責任落實到位。各地要繼續采取集中安頓、分散安頓、投親靠友等方式，切實做好災民安排工作。財政、民政等部門要加大查災核災工作，并迅速組織救災資金和物資，盡快下撥到各受災鄉鎮辦事處，決不能出現災民缺水、缺糧、缺藥的情況。凡涉及群眾生活布置的救災款物，必需做到及時足額發放，民政、財政、金融和糧食等相關部門要密切配合，認真履職，決不能出現救災款物滯留的現象。衛生部門要加強對受災地區飲用水和食品衛生監測，加大檢測頻次和力度，保證食品和飲用水衛生平安；大力開展群眾性維護國家利益衛生運動，迅速組織醫療衛生防疫隊伍赴受災地區開展救災防疫，全面做好衛生消殺工作；認真落實疫情演講制度，加強對重點污染病的預防，防范災后可能出現的食源性疾病和污染病疫情；切實保證防病防疫物資儲藏，多渠道籌集消殺藥品等災后防病急需物資。總之，要盡最大努力，確保受災群眾有飯吃、有衣穿、有住處、有干凈的水喝、有病能醫、有學能上。其次，要切實解決災民的住房問題。對因住房倒塌無家可歸的災民，利用公用房屋或通過群眾互助先行安排基礎上，立即組織群眾恢復重建住房。要從實際出發，尊重群眾意愿，杜絕簡單化、一刀切的現象。對倒房成片或較為集中、適合建災民新村的鼓勵整合資源建設災民新村，每個災民新村要在10戶以上；對倒房較為分散、土地資源緊張以及其他條件尚不成熟的可采取分散建房。恢復重建工作要與新農村建設和小城鎮人居環境治理相結合，與扶貧開發工作和改善群眾生活相統一，與農村困難群眾危房改造相結合，選址要充分考慮防災減災因素，依照平安、經濟、適用和節約土地的原則，避開災害隱患點。偏遠山區要堅決防止新的切坡建房、靠河建房，再建土坯房，特別注意防范山洪、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確保恢復重建和發展經濟、維護生態環境結合起來，推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要通過國家救濟、集體和社會捐助、銀行借貸、個人自籌等多渠道解決建房資金。對災民恢復建房的土地使用、手續審批等問題，各級、各部門要簡化手續、特事特辦，確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災后重建任務。再者，要全力維護災區穩定。要加強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市場的監測管理，保證市場供應，穩定市場物價。民政、紅十字會等有關部門和單位要廣泛動員，組織實施好募捐活動。高度重視平安穩定工作，依法嚴厲打擊各類刑事犯罪，加大矛盾糾紛調處力度，全力維護災區穩定。繼續深入開展平安生產專項整治行動，嚴格落實各項平安生產責任制，及時消除事故隱患。突出抓好災民返家平安工作，對倒塌房屋要進行一次拉網式排查，經過衛生防疫消毒和平安鑒定之后，有序組織災民返鄉。加強輿論宣傳工作，各新聞媒體要正確引導群眾認識災情，做好宣傳報道，營造良好的抗災救災輿論氛圍。大力宣傳抗災救災的先進典型和事跡，凝聚人心，激勵斗志，更好地投入災后重建工作中。

時間緊、任務重，災后重建及生產救災。尤其是當前面臨“雙過半”各地要統籌兼顧，合理布置，有序推進。災后重建及生產救災工作中，各地、各部門務必確保“三個到位”

盡快成立災后重建恢復生產工作領導小組，一是確保組織領導到位。各地、各部門要把指導群眾開展生產自救作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進一步強化和落實工作責任制，黨政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分管領導要具體抓，明確分工和責任，做到責任到領導、部門、個人，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各地要根據受災情況，研究制定救災和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工作的具體措施和方案，立即組織廣大黨員干部深入災區，進一步了解災情，慰問受災群眾，指導救災工作，確保每個受災村都有干部走訪，每戶重災戶都有固定聯系干部。要大力發揚求真務實作風，把災后重建的過程作為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過程，作為樹立黨和政府、干部隊伍良好形象的過程，作為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的過程。

各司其責，二是確保協調配合到位。各有關部門要自覺服從和服務于災后重建工作大局。協調配合，形成重建工作合力。特別是發改委、民政、國土、農業、水利、林業、公路、交通等部門要加強溝通銜接，認真細致做好災情統計核實工作，及時上報災情，反映有關困難。各縣（市、區）有關部門在向上報送災情損失時，要與市直對口部門和當地民政部門進行溝通，凡與民政部門有相同統計項目的要協調一致，統一口徑，確保災情數據報送準確。要以加快災后重建為契機，精心包裝、上報一批項目，爭取國家、省更多的資金和項目支持。如結合新農村建設和小城鎮建設，城鄉規劃建設部門就受損民房的恢復重建，要盡早謀劃、通盤考慮，統一選址、規劃建設；交通運輸、公路、農業、林業、電力、通訊等部門都要實地勘查，提出切實可行的災后重建項目，積極向上報送。財政、審計、監察等部門要加強救災款物的使用管理和監督，防止挪用、擠占救災款物，確保救災款物全部用于災民安排和災后重建工作。各地、各部門要牢固樹立大災之后過緊日子、共渡難關的思想觀念，厲行節約，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救災復產、重建家園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