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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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點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3-0139-02
一、流動人口與流動人口犯罪
所謂流動人口，特指人們在沒有改變原居住地戶口的情況下，到戶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從事務工、經商、社會服務等各種經濟活動。但排除旅游、上學、訪友、探親、從軍、出差等情形。這里所說的“人口”指中國公民，不包括外國人，因為外國人無戶口一說，更不用說常住戶口所在地了。流動人口犯罪是指流動人口實施的危害社會應當依法受到刑法處罰的犯罪行為。它是相對于常住人口而言的。
二、流動人口犯罪原因分析
（一）個人素質原因
大量流動人口是來自貧困落后地區，所以文化素質相對較低，致使其在城市找工作困難，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流動人群中許多人法制觀念淡薄，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法，使得他們判斷是非曲直、美丑善惡，往往以在家鄉形成的道德觀念和生活習慣作為標準，在社會不良因素影響下極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心理原因
流動人口犯罪心理極其復雜，需要從多方面、多角度、深層次了解。
1.聚財心理
對于絕大多數流動人口來說，他們之所以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其根本目的就是為獲取高于家鄉其他勞動的收入。但對于大多數流動人口來說，想要掙到自我滿意、符合自我要求的錢財是不現實。加之與城市當地人、成功人士相比，生活條件和收入反差較大，在殘酷的現實與美好的愿望之間巨大的差異，使他們懷疑勞動致富途徑正確性和可行性，加之一些人的貪財、求富、享受心理，極易產生通過違法犯罪途徑來滿足自我愿望的犯罪念頭。
2.從眾心理
流動人口大多數來自貧困落后地區，社會地位、經濟狀況、風俗習慣等方面大致相同，身在異鄉以地緣、鄉緣、血緣情結和互動同化心理，多交往密切，在部分人有犯罪念頭或因犯罪獲得“高回報”時，極易引發其他同鄉的效尤，以至拉幫結派，實施同類型違法犯罪活動。
3.心理
由于流動人口背井離鄉，多數人只在各地短時間工作，面對社會歧視性政策和當地人無意中流露出排外言行，極易引發流動人口犯罪嫌疑人的不滿逆反、報復和心理，僅因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的怨恨，擴展到對整個社會的仇視，從而實施違法犯罪活動。
（三）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
目前，政府對人口的流動缺乏一定的關心和關注，有些地區的企業和單位只顧用工，而對外來工的生活起居不聞不問，有些外來工就連起碼的生活起居條件都不具備，與城市常住人口形成一強烈的反差。同時，用工單位錄用人員具有歧視性和分工性。有些單位在錄用人員時對外來工錄用的要求上只招收具有本地戶口的人員，并且在用工崗位分配上也有本地人與外來人口的高低之分。三是對外來人口的配套服務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外來人口在辦理各種證件時的不方便也給外來工增加了工作和生活上的負擔。
（四）社會保障制度的差別待遇
我國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剩余勞動力，但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體制是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受此制度的約束，照成農村流出的人員從生存生活待遇方面極大的不平等，還造成了城鄉人員在享受社會保障和接受公共服務方面差別性待遇。以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為例，雖已向覆蓋全國大步邁進，但是農村人口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和未成年人入學等社會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到的數量和質量與城市人口存在巨大的差別。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
（一）犯罪類型高度集中在侵財型犯罪上
從流動人口的犯罪的類型上看，財產型犯罪比重最大。其中盜竊罪、搶劫罪和搶奪三種類型就占近60%，具有明顯的侵財和圖財傾向。因為流動人口大多是為務工、致富賺錢的目的而涌入城市的，這些進城務工人員因身上所帶的錢財少，謀生技能較差，加之經常遭受社會的經濟歧視，為了生計，有的便鋌而走險，實施侵犯公私財產的犯罪，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在犯罪過程中極易使用暴力手段
從各種案件來看，案犯的作案動機單純、手段原始，有嚴重的暴力行為。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在實施盜竊、扒竊等非暴力犯罪在被發現后極易轉化為搶劫等暴力犯罪。飛車搶奪、搶劫、綁架等暴力手段犯罪也時有發生。
（三）犯罪主體以青壯年為主
從偵破的外來人口犯罪案件中來看，18歲至30歲的青壯年人群占外來人口犯罪的主流，這也與這一年齡段人群的心理特征是相吻合的，他們的思想意識處于極易受到外界生活環境影響的心理狀態中，容易沖動、偏激甚至不計后果。
（四）親屬性、地域性結伙作案，流竄作案突出
從外來人口犯罪案件中，多以親屬性、地域性結伙作案。他們大多來自農村貧困地區或案件高發地區，因生活環境所迫和影響，極易產生極端和扭曲的心理，認為靠勞動致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相互認同的條件下以結伙、拉幫派的方式，連續的長時間的對不固定的對象實施犯罪行為（多以盜竊、搶劫、搶奪的案件居多）。犯罪成員多為流竄作案。以同鄉關系糾合，短期聚集作案突出。往往認準同一作案目標，如有的專門盜竊居民住宅，有的專門以摩托車、電纜線、手機等為主，有的專實施飛車搶奪、搶劫等暴力犯罪。
四、流動人口犯罪的預防對策
（一）加強法制思想的教育，提高流動人員的素質
重視農村及流動人員子女的基礎教育，特別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加大農村教育的資金、設備、人才投入，合理配置教學資源，提高農村基礎教育水平，培養出文化和道德水平高、遵紀守法的農村居民。
加強進城流動人口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勞動技能教育，使其學會使用法律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使其盡快地融入城市生活，正確對待并妥善處理好進入城市生活所產生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思想兩方面所產生的矛盾。在流動人口聚居和流動人口犯罪高發地開展普法宣傳，建立專職的普法、法律援助隊伍，常態化幫助流動人口解決法律難題。并且建立專為流動人口喜愛的電臺，宣傳各地政策和法規，宣傳流動人口中奉公守法，發財致富的典型，或者傳播科技知識和職業技能，使他們在法制、道德、城市生活知識等方面都受到教育，讓民工學有所成，學有所用。
（二）積極完善有關流動人口的管理
針對現實的流動人口犯罪所面臨的形式，政府以及社會各職能部門應相互配合加強完善城市流動人口管理體制，建立行之有效的配套管理模式，做到有效預防和治理，做好新形勢下大城市流動人口管理有三策。
1.積極引導流動人口合理流動，防范流動失衡
一方面，應通過經濟和行政手段，適當限制大城市人口的無限流入；另一方面，應適當分流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社會資源，引導制造業集聚區產業轉移，著力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鎮的人口吸納力，通過政策引導，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避免過度集中到大城市。
2.積極構建流動人口全國服務平臺
目前，流動人口管理分屬多個部門，分別涉及公安、勞動保障、醫療、計生、房管等，這些部門大多沒有實現信息的共享和協調。同時，各地區之間、各省區之間、同一系統的不同層級之間，信息共享機制也未建立，不利于及時準確全面掌握流動人口情況。因此，應積極建立各部門參與、全國聯網的流動人口信息服務平臺，準確把握流動人口軌跡，為流動人口的管理和合理流動提供支持。
3.建立流動人口突發應急機制，維護社會穩定
目前地方上除了公安部門因為工作原因，關注農民工狀況較多外，城市里的其他政府部門對農民工問題往往缺乏了解，尤其是對于出現農民工春節前的大規模討薪、節前犯罪率突然增長、集中退保等問題時，無法真正幫助政府和企業解決問題。建議設立常態化的農民工日常管理與服務機構，可以參照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的做法，由黨委統一領導，有專人負責，并有各項預備處置的機制。
針對流動人口犯罪呈現的新情況、新特點，除了上述充分發揮社會職能外，還需要公、檢、法部門以及各基層組織的相互配合，公安機關作為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主管機關還應建立打防控一體化的工作機制并依法嚴厲打擊流動人口中的嚴重犯罪活動，充分履行好法律賦予的職責，重點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加大執法檢查、監督的力度，將流動人口的管理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充分履行公安治安管理職能。
（三）保障流動人口就業問題
一是強化流動人員技能培訓。政府應牽頭引導用人單位參與并拿出部分經費加強流動人口勞動技能培訓。通過收集信息準確掌握一段時期的用工趨勢，有針對性的組織流動人員進行培訓，確保學有所成、學有所用，在提高流動人員參加培訓積極性的同時為用人企業提供高素質工作人才。二是完善流動人員就業服務。勞動部門應積極配合用工企業，加大開發當地用工資源，加強用工信息的搜集和工作，及時了解流動人口的就業需求。用工輸入地和輸出地的勞動部門應加強練習，引導流動人口有序、有針對性的流動，創立更多的勞動力市場，召開專場招聘會，引導流動人口就業。
五、結語
流動人口犯罪的發生、發展具有一定的規律，在其防控方面也具有一定的針對性，需要政府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有關方面共同參與，以有效性為核心，以教育、打擊為手段，建立起系統化的、實用性的社會群防體系，齊抓共管，形成合力，要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根據各自擔負的職責和任務，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實，才能有效預防和打擊流動人口犯罪，構建良好的治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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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點范文第2篇
【作者簡介】 段成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楊舸、張斐、盧雪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不僅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還引發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勞動力的行業和職業構成、人口的城鄉分布、社會的階層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非常有必要對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化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總結其變化規律。這樣的梳理和總結，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預見我國流動人口的未來。
本文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主要趨勢。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十分注重對人口狀況及其變動相關信息的收集（這一點，本身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它為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我國就成功地組織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這些調查所提供的寶貴人口資料，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數據來源及流動人口口徑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數據資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三普）、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87年1%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五普）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05年1%抽樣調查）的相關數據。
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的項目特點，本文以調查項目“戶口登記狀況”為界定流動人口的標識。流動人口是指改變了經常性居住地而未改變戶口登記地的人。由于歷年人口普查（調查）的調查項目略有不同，依據各次普查（調查）得到的流動人口在口徑上有一定差異，具體如下：
在三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戶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87年1％抽樣調查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戶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常住
本縣、市一年以上，戶口在外縣、市”及“人住本縣、市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五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R6）“居住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鎮街道”以
及“在本鄉鎮街道居住不滿半年，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兩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根據05年1%抽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是指“調查時點居住地”（調查項目R7）在本調查小區，但“戶口登記地情況”（調查項目R6）為本鄉（鎮、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時剔除了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樣調查數據中所剔除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區范圍內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相分離的人口，其具體界定比較復雜，詳細內容可參看段成榮和孫玉晶論文（2006）“我國流動人口統計口徑的歷史變動”，此處不贅述。
上述各年流動人口口徑之間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據這些數據得到的各年流動人口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呢？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對此我們作了專門研究，結論是，可比性較強。這些可比性分析的結果，我們將另文專門討論，限于篇幅，本文不贅述。以下就兩個主要的問題做出簡要說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和流動人口在很多結構性指標上存在較大差異（段成榮、孫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數據中，我們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剔除出來，而2000年之前的歷次普查和抽樣調查都無法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分離出來。那么，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的這種不同處理方式，是否會影響本文的對比呢？我們認為，基本沒有影響，原因在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調查對于流動人口離開戶口登記地的時間長短和距離遠近的界定有所差異，主要表現在時間上是否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一年以內的人和空間上是否包括縣內跨鄉鎮流動的人。這些差異會對本文研究產生什么影響呢？利用05年1％抽樣調查數據，本文分別比較了流動時間為“一年以內”與 “一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縣內跨鄉鎮與跨縣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教育、婚姻構成、流動原因等結構特征指標，結果發現，本文前述有差異的流動人口口徑之間仍然具有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
第一，流動人口的普遍化
（1）流動人口規模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增長了21倍
20世紀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全國流動人口為數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國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流動的流動人口數量不過幾百萬人。根據三普數據估算，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僅為657萬人（注：由于歷年流動人口口徑不一致，根據人口普查（調查）數據資料直接計算所得到的流動人口數的可比性會受到影響。為了使各年份的流動人口規模有更強的可比性，我們對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量進行了調整。調整的依據是：從五普和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內”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22.61%和21.40%。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2％）為時間調整系數；縣內跨鄉鎮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30.2%和24.3%。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7％）為空間調整系數。然后用這兩個調整系數對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進行調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進行時間調整。調整的計算公式為：
調整后的流動人口數=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1-時間調整系數）×（1-空間調整系數））調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分別為1154萬人，2479萬人和3750萬人。）（見圖1），只占全國總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經歷了一個迅速增長的過程。1984年，以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為標志，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鎮的控制，并由此帶來對整個人口流動控制的松動，隨之，流動人口在規模上迅速增長。1987年，全國的流動人口就猛增到1810萬人。
此后，流動人口的增長更是勢不可擋，人口流動的目的地也逐漸突破小城鎮而大量進入大中城市。根據四普數據估算，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9%。而僅僅五年之后，1995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幾乎翻了兩番，達到707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超過1億。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2005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14735萬人。
資料來源：根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本文以下圖表，如無特別說明，數據來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內，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從僅僅660萬人增加到近1.5億人，增長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調整后的流動人口規模進行計算，則增長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快速增長的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今天我們面臨的形形的流動人口問題，都直接源于流動人口的巨大規模及其快速增長。
（2）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個時候，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流動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當時，部分城市中流動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們對于流動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顯的感覺，整個社會對于流動人口的關注也逐漸顯露出來。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已達到10％以上（2000年為7.9%，2005年為11.27％），而在部分城市，這個比例已高達20％，甚至30％以上。
近年來，流動人口問題的突顯，顯然也是與其在總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關的。（3）流動人口隨處可見
流動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據05年1％抽樣調查資料，14735萬流動人口分布在全國所有的省（市、區），幾乎找不到沒有流動人口的地方。在各個省（市、區）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當地總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區，盡管如此，流動人口在河南省常住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達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集中了大部分流動人口。上海、廣東、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動人口占當地常住總人口比例分別高達34％、26％、23％、20％和19％。在這些省（市），平均每五個人甚至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口。
（4）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
流動人口來自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以跨省流動人口為例，雖然四川、廣東、安徽、河南、湖北、江蘇、廣西、湖南、江西等地輸出了全國多數的跨省流動人口，但全國的每一個省，都有在外流動的流動人口。
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已找不到一個沒有受到流動人口影響的城市街道或農村村莊。第二，流動原因的經濟化
依據流動原因，可以將流動人口劃分為經濟型流動人口和社會型流動人口兩類。經濟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工作調動、分配錄用、務工經商、學習培訓等原因而流動的人；社會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婚姻遷入、隨遷家屬、投親靠友和退休退職等原因而流動的人。
最初的流動人口以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體。1987（注：1982年三普資料中不含流動原因信息。)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流動人口中占56.3％，而務工經商等經濟型流動人口則居于從屬地位。1987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全部流動人口當中，因婚姻遷入而流動的人所占比例高達21.04％，同樣，因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等原因流動的人分別占18.7％和15.1％。因務工經商而流動的人卻只占26.58％，因學習培訓、工作調動等經濟型原因而流動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經濟目標畢竟是人們遷移流動的根本原因。經濟型流動人口很快成為流動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數據表明：到1990年，務工經商者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類經濟型原因合計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會型流動人口所占份額則降到1/3 左右。無論是婚遷、隨遷還是投靠型流動人口的份額都明顯下降。
進入21世紀之后，流動人口中務工經商者的比例維持在50%～55％的較高水平上。
第三，流動時間的長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長短構成信息（注：其他年份無此信息。）。從表2數據中我們看到的是，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從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長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則由40.08％下降到31.34％。這似乎表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時間在縮短，而不是延長。其實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別是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率超過10％。在如此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動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隊伍中來，從而導致短時間（如1年以內）流動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長時間（如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時間”，2005年是指“離開戶口登記地時間”。當我們考察長時間（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規模時，我們發現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數量從1987年的700萬增長到2000年的3400萬人，2005年進一步增長到4600萬人（圖2）。
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資料，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中“來京時間”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綜合這些信息，我們認為，流動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時間長期化的明顯趨勢。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來，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特點表現為：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1）在流動人口大規模出現的初期，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一些資源豐富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
20世紀80年代，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三普數據顯示：當時黑龍江省吸收的流動人口最多，全國流動人口的8.60％集中在該省；其次是河南、山東、江蘇和安徽，這四個省吸引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百分比分別是6.31％、5.39％、5.06％和4.85％。同期，遼寧、吉林也吸收了較多的流動人口，分別占全國流動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個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合計吸收了全國流動人口的38.4％，東北三省合計吸收了全國16.8％的流動人口。
新疆、內蒙、山西是資源省份，它們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較多流動人口。1987年，這三省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的比例僅次于廣東，總和達到18.46％。
（2）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沿海發達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及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資源省份的優勢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論是老工業基地，還是資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從1982年到2000年，東北三省的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內蒙和山西三省合計的相應比重從12.0％下降到了5.03％。
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則快速地集中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在沿海地區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動人口方面尤為突出。從1982年到2005年，廣東省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5.23％上升到了22.37％，而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的流動人口比例總和從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動人口流入地分布的這種變動趨勢，從根本上講，是由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業機會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先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些地區越來越集中地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是理所當然的。
第五，年齡構成的成年化
（1）年齡結構金字塔的成年化
圖3展示了1982年以來我國流動人口性別年齡結構金字塔。觀察這些金字塔，不難發現，一方面，各年齡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都符合相當標準的遷移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特點，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則明顯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的年齡分布更突出地表現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趨勢，成年化現象很明顯。
（2）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少年兒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齡不斷上升
更精確的統計指標上看，流動人口年齡構成成年化趨勢也很清晰。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與此同時，我國流動人口中的少年兒童（0～14歲）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斷下降。
綜合起來看，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和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年齡中位數由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05年的29歲，平均年齡由1982年的28.22歲上升到2005年的30.36歲（見表4）。
（3）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提高
我們選擇了來本地時間不到一年的流動人口作為新增流動人口，分別計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結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5歲，到2000年提高到26歲，提高了一歲，2005年則進一步提高到26.7歲。流動人口成年化趨勢再次得到印證。
第六，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認為，流動人口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而且以男性為主，而婦女則留在家里照顧孩子和老人。然而，從歷年的流動人口性別比變化趨勢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構成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均衡化過程。
（1）我國流動人口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流動人口以婚遷、隨遷、投親靠友等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而此類流動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明顯較低，1982年僅為84，到1987年，流動人口性別比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圖4）。在1980年代的我國流動人口中，女性在數量上占據了多數。
這種流動人口女性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在1990年流動人口規模開始急劇膨脹時，發生了根本變化。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性別比達到歷史高點，為125。當時，流動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輕力壯的男性上。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開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動人口中男女兩性在數量上基本達到了平衡。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流動人口迅速增長，一方面是源于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流動勞動力大軍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動人口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以舉家流動的方式出現。
（2）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的比重不斷升高，城市計生服務和管理任務日益加重
在流動人口性別構成不斷均衡化的同時，我們注意到，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僅為28.47％，1990年的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動人口規模在迅速擴大；另一方面，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斷提高，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計生工作的直接對象――流動育齡婦女的規模大幅度增加。流動育齡婦女數量的增多(見圖5)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城市計劃生育服務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
20世紀80年代，女性人口流動的原因主要體現為從屬性流動。從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社會型流動，因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而流動者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別達到36.97％、19.7％和17.34%。這三種流動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動人口的72.13％。這一比例，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高35.97個百分點。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女性人口因經濟原因而流動的比例僅僅為20.69%，尤其是“務工經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26個百分點。女性人口作為一種“附屬”而流動的特點十分鮮明。
女性作為“附屬”而流動的狀況到1990年仍在持續，但已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1990年，女性流動人口中的務工經商者上升到33.5％，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的比重總和下降到了52％。
注：歷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項目略有變化，五普的流動原因中以“拆遷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職”， 05年1％抽樣調查項目中的流動原因又增加了“寄掛戶口”、“出差”兩項。
對于流動原因的調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樣調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為了便于比較，2005年數據中的流動原因只選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
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動原因構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0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經濟型流動人口的比例則首次超過一半，達到58.08%。尤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該比例只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因為學習培訓而流動的女性也明顯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參與人口流動的地位得以確立。
第八，流動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來，人們普遍注意到了流動人口家庭化的趨勢。盡管如何科學地測量家庭化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我們認為，以下現象直接反映了這種趨勢。
（1）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較高，其原因上文已經詳細說明。我們從流動人口真正大規模出現的1990年開始觀察，發現從1990年到2005年，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動人口的規模也從1982年的357萬增長到了2005年的7000萬。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動人口家庭化的一個佐證。
（2）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斷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動人口還沒有大規模出現，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達到63.45%；1987年，該比例達到最高點，占到68.37%。
1990年，當“民工潮”開始涌現的時候，流動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開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則達到68.41%。與此相反，流動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見表8）。
（3）流動人口舉家遷移的比例不斷提高
四普數據表明, 1990年, 流動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純粹由外來人口構成的家庭戶（簡稱純外戶）中,而有近60%的人是遷入到常住戶中,其余34%的流動人口則是遷入到集體戶中。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盡管當時人口流動的強度與規模比改革開放之初有了明顯的加強,但流動人口仍然以個體流動為主,他們中的多數以住集體戶或借助當地居民房屋為主，舉家遷移的規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遷入到純外戶中的流動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幾乎提高了5倍（見表9）,舉家遷移成為流動人口的首要選擇（周皓,2003）。
人口遷移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遷移流動的先鋒者往往是年齡較輕、身體較強、經濟活動能力較高的人，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單槍匹馬闖世界。但是隨著時間變化、物質生活資料的積累以及人們對家庭生活的需要,便會開始大量出現投親靠友的遷移流動。許多分離的夫婦與子女再度在遷入地團圓,因而出現合家同時遷移現象。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現象，正是這一規律的反映。
注：“純外戶”是指戶主與配偶均為流動人口的家庭戶；“常住戶”是指戶主或配偶為當地人的家庭戶。
資料來源：周皓，2006。
第九，學業構成的“知識化”
（1）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構成不斷升級
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現出明顯的不斷知識化的特點。具體表現在，1982年，流動人口主要以小學學歷為主（比例達到39.30%），初中學歷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卻高達28.56%。接受過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極少，分別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以小學為主的特點仍未改變。但一個突出的變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顯上升。
從1990年開始，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90年~2005年，流動人口中初中畢業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時，文盲的比例進一步下降，2005年，流動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
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從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學畢業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畢業水平。23年內，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表10可知，歷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國人口的平均水平，這也側面反映了流動人口并非人們經常想當然地認為的“低素質”的群體。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水平，從1982年到2005年，全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動人口則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不斷增多
全國流動人口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斷上升。在1982年，大專及以上比率僅為1.04%，到了2005年，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調查）可以提供更細致的分類數據，2000年的流動人口中有1.20％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甚至還有0.07％擁有研究生學歷。五年之后，這兩個指標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動人口中有2.21％擁有大學本科學歷， 0.12％擁有研究生學歷。這些高學歷的流動人口說明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越來越高，而且也越來越多元化。
3 結論和討論
3.1 研究結論
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出現，是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社會現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流動人口急劇增長。大量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對30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流動人口才只有短暫的30年歷史，人們對于這一群體的認識雖然在不斷深化，但仍然嚴重不足。目前，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總體來講是底數不清、情況不明。對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變動情況及其規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動人口變化趨勢領域，基本還是空白。
我們感到，不深入研究過去30年的流動人口變動趨勢，就不能很好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的流動人口，更無法科學地預見流動人口的未來變化，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與流動人口有關的各種問題。這正是引發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過深入挖掘1982年以來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資料，回顧和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歷史趨勢。研究發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突出地表現在流動人口的普遍化、流動原因的經濟化、流動時間的長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齡結構的成年化、性別構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流動方式的家庭化、學業構成的“知識化”等九個方面。
本文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所發現的各種趨勢，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來發展和完善。但我們相信，所發現的上述趨勢，對于更好地認識我國流動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們更希望，本文能引發針對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規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討論
探討既往趨勢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認識現在和未來。
通過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趨勢的總結和梳理，我們認為，以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重新認識我國人口城市化問題和流動人口問題時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認識我國的人口城市化道路問題，把流動人口問題納入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戰略高度加以認識
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現代化過程與人口城市化過程是有機統一的。沒有現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沒有城市化的現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歐洲國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條“羊吃人”的道路，通過剝奪農民土地使農民徹底喪失在農村生存的根本從而大舉進入城市。這是歐洲國家城市化的“經典”道路。在我國，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選擇這樣一條道路。但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問題，卻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為尋找這條道路。我國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經長期實行的嚴格控制城市發展的道路顯然是行不通的。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后提出“離土離鄉”的小城鎮道路，曾經迸發過巨大的活力，但當小城鎮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這條道路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甚至難以逾越的屏障。
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不具備高深的理論知識，但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卻用他們的雙腳十分質樸地趟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動的形式來階段性地實現他們的城市化，同時也實現整個國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動的方式來實現城市化，這是不同于西方“經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國獨特的城市化之路。顯然它并不徹底，但在現實條件下卻很有成效。對于這樣一條城市化道路，迄今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研究。我們需要這樣的研究。
認識到這條獨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把流動人口問題作為單純的流動人口問題來看待，而要把它作為現代化、城市化戰略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如此，在流動人口問題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訴求（很多時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強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都應該為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讓位！
3.2.2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我們要以改革的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改革我們對于流動人口的認識，這是真正有效解決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基本前提
應該說，30年來，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是在不斷改革的過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流動人口的稱謂。在流動人口出現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稱流動人口為“盲流”。他們真的是盲流嗎？顯然不是。本文總結的流動人口九大變化趨勢，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是人口遷移規律的體現，而不是盲流！近些年來，極少有人再用盲流來稱呼流動人口，這本身就是觀念變革的成果，是很大的進步。
然而，對流動人口和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認識，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動人口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應不應該像對待城市市民一樣平等地對待流動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動人口的權利？保護流動人口的哪些權利？中國的流動人口是不是獨一無二的？國外解決移民問題的經驗和辦法可不可以借鑒和推廣到我國來？等等問題迄今，都沒有明確、合理、統一的認識。我們要以改革的精神、開放的思路來更好地認識這些問題，更好地推動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解決。這也是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應有之意。
3.2.3 流動人口將長期扎根在城市，流動人口問題將是一個長期性問題。這是認識人口流動現象、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多年來，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動人口會像他們的名稱一樣，只是暫時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們會很快地回到農村去。迄今，我們的許多與流動人口有關的政策設計，也是基于這一假設的。但事實絕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結果表明，一方面，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經表現出明顯的長期化趨勢。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趨勢會繼續下去；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男女兩性的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年齡構成的成年化趨勢、流動原因的經濟化趨勢等，都預示著流動人口將有更加強烈的長期化趨勢，他們將長期扎根城市。各國人口遷移經驗表明，在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選擇方面，婦女和兒童更強烈地傾向于選擇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趨勢、性別構成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共同作用，無疑將促使業已存在的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更多地選擇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農村。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的結果也強烈地反映了這一點，在北京市的流動人口中，選擇長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數量上是選擇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充分認識流動時間的長期化趨勢，就要求我們在對流動人口的認識上，在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政策思路上，徹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長期化趨勢的認識和措施。
3.2.4 要認識到我國流動人口仍有較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
對于已經達到1.5億龐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的數量變動趨勢，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有人認為它已經增長到頂點了，以后不會再有大的增長；也有人認為流動人口還將有比較大幅度的增長。不同的判斷，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認識問題，它將直接影響我們對于流動人口問題的決策。
從過去30年的變動趨勢來看，我國流動人口自大規模出現以來，一直處于單方向快速增長的進程之中。我們認為，它將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有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的可能。原因是：30年來促使流動人口產生的條件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巨大的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些條件如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有所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30年來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大規模流動的趨勢無疑將得以延續。
3.2.5 要及早重視來自城鎮的流動人口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不僅僅是來自農村的人口。事實上，30年來，城鎮人口在流動人口中一直占著比較大的一個比例（大致穩定在25%~30％）。如果地區收入差異得不到縮小，可以預料，會有越來越多的城鎮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中來，從而推動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大。
從前面分析中我們看到，在流動人口中，一場靜悄悄的變革已經發生。改革開放初期的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進入新世紀之后，在流動人口中，已經活躍著一大批接受過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如果以絕對規模看，目前，全國流動人口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已經超過15萬人，擁有本科學歷的人更是高達300多萬人。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已經成為一個需要重視的重要問題。
3.2.6 加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動育齡婦女規模在不斷增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任務日趨繁重。而目前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備、經費的投入等都遠遠不能適應龐大的管理服務對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3.2.7 要為更多兒童和老年人口作為流動人口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流動人口的發展大致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流動人口利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以短距離流動為主，大多數流動人口單身外出，農忙季節依然回家，沒有脫離家庭生活；第二階段，隨著流動范圍擴大，跨省跨區域流動成為主體，流動人口基本脫離農業生產，不少家庭中夫妻雙方均外出務工經商，子女留給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第三階段，流動人口在外地站穩腳跟后，并且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安排子女隨遷，在流入地生活、就學；第四階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穩定下來之后，青壯年流動人口進一步將父母列入隨遷的考慮范圍。
我們認為，當前，我國人口流動正處于第二階段末期、并向第三階段轉變的階段。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流動人口總規模會繼續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動人口以及老年流動人口將開始加速增加。作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為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3.2.8 要加強對于流動人口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動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已經引發了高度的關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們看到，有關流動人口的調查研究方法的探討卻相對不足。建議加強對于這一領域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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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特點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區際勞動力流動區域差距產業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對中國各區域的要素流動影響巨大。以東部地區為例，20年來，勞動力和資本大量輸入、技術與創新廣泛傳播，帶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在這里面區際勞動力的流動有何規律可循？如何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本文首先從一般的角度分析區際勞動力流動對區際行為關系的潛在影響，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現階段區際勞動力流動進行實證分析。
一、區際勞動力流動的一般理論
新古典區域經濟學家認為，區際貿易與要素流動具有相同的效應，即商品與要素價格均等化，因而區際貿易與區際要素流動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例如西伯特曾指出，作為均衡機制，要素流動性越高，則商品貿易范圍越小；要素流動性越低，則對貿易的依賴越大。迄今為止，對區際要素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區際要素流動是如何實現區域要素收益均等化的；二是區際要素流動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國外學者對區際勞動力流動對區際差距影響問題的研究上爭論較多。繆爾達爾和赫爾西曼就非常懷疑勞動力的流動必然會導致趨同。barro對跨國數據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流動并不對經濟增長產生收斂性的結果。盡管后來barro通過技術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勞動力流動的內生性，但他仍然沒有發現勞動力流動對地區收斂的有效作用。但是,williamson（1965）發現區域經濟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區域間勞動力的選擇性流動[6]。taylor和williamson（1994）發現大規模的移民對這些國家的人均gdp的貢獻達到50%，這說明了勞動力流動對地區收斂有決定性的作用。是什么因素在促進勞動力從一區流至另一區？希克斯曾提出一假說：“凈經濟利益的差異，尤其是工資差異，是遷移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區際遷移的原因遠非如此簡單。首先，區際勞動力流動是由區域勞動力供求水平狀況引起的并將影響區域勞動市場供求。其次，區際勞動力流動會造成多種外部性。由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可知，區際勞動力流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表現，會對區際關系帶來不同的影響。
二、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特點
一般而言，勞動力的全國流動有利于技術和信息向落后地區的擴散。尤其是在縮小地區差距方面。國內在勞動力流動對地區收斂影響的研究上結論基本一致：認為勞動力流動確實對地區收斂產生影響作用。如姚枝仲等（2003）認為勞動力流動對于消除地區之間要素稟賦差異的作用明顯，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區間的經濟差距從而實現“條件收斂”。王德文等人（2003）認為人口遷移在1990年前后使十幾個省區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這些省市的基尼系數分別降低1.6%~7.5%，他們還驗證了省際間人口遷移對地區差距的形成確實起到延緩作用。劉強（2001）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大規模的勞動力區際遷移是中國地區間經濟增長收斂的重要誘發因素。按照樊剛（1995）的研究結果，勞動力流動是通過“分母”來影響地區經濟的，并因此對地區收斂產生影響。王小魯等人（2004）也認為：在市場條件下，勞動力在地區間的流動將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的勞動報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據估計，1980年全國發生遷移人口數量達到450萬，1984-1985年間遷移人口695.8萬人，1985-1990年期間年度遷移人口達673.8萬人[13]。1978-1999年期間僅農業勞動力轉移就達1.18億，年均562萬人，其間轉移勞動力的總量由0.22億人增加到1.4億人，年均增長9.3%。1984年以后，全國勞動力轉移數量大幅度增加，僅1984-1988年間，累計轉移勞動力5566萬人，平均每年轉移1113萬人。
以1999年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狀況為例，根據抽樣調查數據，1999年中國農村跨省流動就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4.511%，比1998年的3.997%上升了0.65個百分點。結合《中國統計摘要2000》中1999年中國鄉村勞動力為46897萬，推斷1999年的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人數為2115萬，比1998年增加了259萬。而1999年中國農村轉移勞動力增加量560萬，新增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有46%是通過跨省流動的方式實現就業的。從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狀況看，按照區域劃分，1999年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中，進入東部地區就業的占81.5%；進入中部地區就業的占9.2%；進入西部地區就業的占9.3%。1999年跨省流動的農村轉移勞動力中，來自東部地區的占10.3%；來自中部地區的占54.9%；來自西部地區的占34.8%。1999年的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仍大多數來自中西部地區，占全部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的90%，比1999年增加2個百分點。而跨省流動農村勞動力的主要就業地區是東部地區，占全部跨省流動就業的81.5%。而僅廣東一省就吸納了跨省流動農村勞動力的近一半。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仍是以中西部的農村勞動力進入東部地區就業為主要特征。
三、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人口流動的特點范文第4篇
摘要：我國的流動人口已經接近2.2億。這么龐大的人口流動也給社會的管理和服務問題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流動人口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進一步推動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必須創新管理，為流動人口能更好的生活在城市里而盡最大的努力。本文提出了要實現服務均等化的現實困境，最后在得出了解決這些困境的政策建議。使得我國流動人口能夠得到更好的服務，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現實困境；政策建議
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而且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比較嚴格的戶籍制度嚴重束縛了人口流動，成為人口流動的雙重壁壘，但自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改善生活環境的強烈愿望與對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已成為人口流動強大的力量源泉。即使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人們仍然千方百計努力克服流動過程中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涌入城市或經濟發達地區。人口流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狀況報告顯示，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已達到2.11億，平均年齡約為27.3歲，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業。從數量上看，流動人口已經不再是當初的邊緣人，而是成為市民、農民之外的主流人群。但是，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由于自身的流動特性，實現其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子女教育、職業培訓等公共服務難度非常之大。
實現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推進城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是流動人口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對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流動人口的快速增長、成分復雜、居住分散、流動快的特點，使其公共服務均等化存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的約束，實現起來有諸多的現實困境。所以，要緊緊抓住資源整合、宣傳教育、優質服務、政策優惠等環節，積極推進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流動人口擁有市民化均等化待遇。
一、我國流動人口現狀
（一）當前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大，分布面較廣，但流向比較穩定。流向的穩定性也表現為流出地與流入地具有相對集中性，且大多數是從農村流向大中城市，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
從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流向來看，中國農業勞動力既有一小部分直接流入城市現代部門，但相當大的部分是流向城市傳統產業部門。在農村內部，有一小部分流入縣城和縣轄鎮，絕大部分是就地轉移。根據有關部門對19萬多農業勞動力的調查，轉移勞動力70216 人，占勞動力總數的37%.在轉移勞動力中，遷往鄉外農村的13181 人占總轉移人數的18.8% ；鄉內轉移的43223 萬人，占61.6% ；遷往城市的8965人，占12.8% ；遷往縣城和其它建制鎮和集鎮的4673人，占6.7%；出國勞力輸出174 人，占0.2%.[4]可見，絕大部分轉移勞動力是轉向農村傳統的非農產業部門。轉向城市正式部門的是少數，轉向農村較為現代的非農產業也是極少數。
（二）流動人口的時空分布及其規律。中國流動人口在時間上的分布具有兩個特點：一是人口流動的高峰期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國的傳統節日，如春節期間，數以千萬計的民工、數百萬放了寒假的學子、遠在異地各條戰線的人員都紛紛返鄉。春節過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又返回去。這樣的周期性的“流動人口潮”一年高過一年。此外，在“五一”、“十一”、暑假等重要節假日，社會型、文化型流動人口也大量增加，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二是流動人口在外滯留時間日趨延長，大有扎根趨勢。北京市的暫住人口中，滯留時間在3 個月以內的占24% ，3 至6 個月的占21% ，半年至1 年的占31% ，1 年至3 年的占16% ，3 年以上的占7%，他們中的一些人可以說是沒有北京市戶口的“老北京”了，在一些流動人口的聚集點，甚至已形成了他們的自成系統的多功能小區。[5] 據部分城市調查，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平均在外滯留195 天，其中從事家庭服務業（保姆）為307 天，從事建筑施工的為297天，其它雇工的為236 天，從事小商小販的為225 天，從事各項修理業的為207 天，這五類人相加，約占流動人口總數的一半。這些人是常年流動在外，只在節假日才回家休整和團聚。[6]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如前所述面比較廣，但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空間分布有著自己較為明顯的特點。（三）流動人口的構成。首先，從性別構成來看，一般說流動人口以男性居多。在從事經濟活動的流動人口中，對流動人口的性別構成并未形成多大影響。據成都市1989年9月的抽樣調查，這類人口只占流動人口總數的26.7% ，分性別看，男性占52.57%，女性占47.43%，兩者相差無幾。其次，從年齡結構來看。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一般呈“兩頭小，中間大”的狀態。
二、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實困境
（一） 現行人口綜合服務管理體制無法承擔現實需求
由于流動人口數量大，對社會管理成本和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現在的人口綜合服務和管理體制，無法承擔新的形勢下對人口綜合服務和管理的需求。
（二）人口居住證使用率和含金量過低
由于流動人口的數量龐大，在流動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性、自主性。所以流動人口在城市選擇居住房時，缺少相對低廉、便捷的公寓房供給，難以享受到市民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政策待遇。流動人口的收入普遍較低，為了減少居住成本，大多數流動人口的居住條件較差，租房負擔較重。據統計，2010年下半年流動人口家庭住房支出比上半年增加58.2%，住房狀況有待改善。由于暫住的性質，流動人口與城市戶籍人口相比，在住房的可獲得性、住房條件及居住的社區環境等問題上都相對較差。住房是人口的基本消費，它是一個家庭經濟狀況的反映，也是一個家庭社會地位的寫照，對于流動人口而言，居住狀況關系著他們未來的發展，也關系到這個群體向上層社會流動，從而不斷地、穩定有序地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三）子女的教育問題
相較于正規的公立學校，在基礎教育方面，流動人口子女比較普遍地就讀于弱勢學校，即那些保障設施不完善，占有資源相對較少，私營或公益贊助的學校。由于戶籍制度的原因，流動人口子女就讀的學校大體可以分為五類：（1）在城市公立中小學借讀；（2）就讀于流出地政府在流入地所辦的學校；（3）進入民助公立（或公助私立）學校學習；（4）就讀于民工子弟學校；（5）在留守地鄉鎮村學就讀。從以上五類入學情況不難看出，這些學校普遍都存在資金不穩定、社會福利、師資設備不完善等特征，所以其受教育情況也可想而知。這種教育服務的不均衡，就會造成不同等教育條件下的不同等教育、不平等的發展。
（四） 職業培訓方面
國家人口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顯示：勞動年齡流動人口勞動技能整體偏低，84.5%的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無任何職業技術職稱，也未接受過職業培訓。在目前就業（不含雇主）或失業的流動人口中，接受過政府組織的與就業相關培訓的比例僅為17.8%。這說明政府和相關就業單位缺少必要的職業培訓服務。大多數流動人口都是由農村流入城市的務工農民，由于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結構約束，他們在農村就缺少均等化的教育資源，到了城市務工，又無法獲得必要的職業培訓服務，導致大多數流動人口只能選擇“臟、累、苦、險”且工資待遇低的工作。缺少職業培訓服務，是限制大多數流動人口發展的原因之一。
（五）社會保障
流動人口的大部分沒有被工傷保險所覆蓋，出了工傷事故，僅能得到一點點補償，這些年煤礦事故頻發，流動人口的工傷事故賠償問題又獲得倍加關注。流動人口中的大多數人也沒有被醫療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所覆蓋，當其遇到相關風險時只有返回農村，從而導致其進一步貧困化。貧困又會導致流動人口家庭抗風險能力的減弱，滋生其他社會問題。
三、政策建議
（一） 實現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財政能力均等化
總體的思路是逐漸淡化人為因素在確定基本公共服務資金各級財政比例分擔的權重，加重對影響財政支出的客觀因素的權重。近期內可以考慮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中央政府盡快制訂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框架內的各項具體制度的最低標準。這是中央財政有效實施對省級財政轉移支付并形成合理的財政分擔機制的前提。具體標準的設定可以根據經濟和財政指標將全國劃分為幾個片區，分別制定相應的標準，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對于財政負擔能力低的省份通過規范的轉移支付平衡不同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的財力差距。
二是完善省以下政府財政的分擔機制。參照中央與省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辦法，省級政府在中央劃定的各項基本公共服務標準下，根據市縣具體經濟總量、財政收支以及各項基本公共服務規模等指標，合理確定本省范圍的各項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并形成合理的省以下財政分擔機制。
三是建立政府間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問責制。應盡快將各項基本公共服務責任財政分級負擔的落實情況納入衡量政府公共服務水平考核的指標范圍，加強上級對下級審計和監察力度。
（二） 正確認識戶籍改革進程，認準路徑
戶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跳而就，但當前全國各城市改革實踐的指向很明確，即戶口證從二元改為一元，福利待遇更應從二元變為一元。改革的核心是消除戶籍的含金量，通過配套改革剝離戶口的福利含義，消除遷移過程中的非常規動機，將其還原于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但這一過程將是長期的，從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路徑來看，現階段流動仍屬于初級向中級過渡階段。
在認識路徑的前提下，我們就要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變遷所對應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種類、標準在技術層面予以確定，這將是全國性、各區域的統一。從以往的實踐可以看出，一個城市、一個區域內的有限公共服務均等化形成的福利政策的高地，最終會形成“人口流動的盆地”，壓垮城市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公共服務平臺。這方面，全國必須要有統一界定和統一進程表。
（三） 建立完善的信息平臺
從解決我國當前流動人口管理的難點和城市管理現代化的需要出發，必須完善、充實“居住證”在信息通用系統上的不足，建立以“前瞻、精細化管理”為目標、采取類似“電子一卡通”為手段的流動人口信息化服務管理系統，盡快形成流動人口有效管理的長效機制。（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1]尹繼佐.加強流動人口公共服務[J].上海人大代表原地，2011（5）.
[2]章也微.戶籍地政府介入流動人口公共服務供給研究[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7）.
[3]陳雙元.推動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踐探索[J].中國人口報，2011（5）.
人口流動的特點范文第5篇
一、基本情況
此次調查的主要對象是外地流入的男18─55歲，女18─49歲育齡人口，以及樣本點上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機構。為了解流入人口的特點，此次典型調查是在流入人口集中的城鎮進行的。10個樣本點累計調查外地流入育齡人口357名，其中：男137人，女220人。
1、流入來源：357名流入人口，264人為外省流入，占74%；市外省內流入9人，占3%；市內流動84人，占24%。
2、已婚育齡婦女落實節育措施情況：已婚育齡婦女共182人，其中：結扎54人，上環104人，藥具3人，無措施21人。
3、年齡結構：流入育齡人口中年齡最小的18歲，最大54歲，一般集中分布在20至35歲之間。調查數據表明，所有人都是在38歲之前開始他們的第一次外出流動，也就是說，在被調查的全部育齡人口中，沒有人在38歲以后才外出流動的。
4、文化層次：流入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中：不識字或很少識字占5%，小學占20%，初中占60%，高中及以上只有15%。
5、流動特征：家庭型流動較多，與丈夫、子女一同外出的占60%；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占流動人口總數的比例，超過了常住人口中育齡婦女占總人口的比例。
6、職業分布：湖北的主要是布料、服裝、電器等個體老板；河南的主要是城郊或公路沿線的汽車配件個體經營老板；四川的主要是房地產企業老板和建筑工人，以及街邊修補鞋的修理匠；漢中的主要是經營熟食的個體戶。市內流動的主要是服務業和進入服務業的打工者。被調查育齡流動人口的職業基本上能夠代表當地的特色經濟行業。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