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公益活動的實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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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公益活動的實踐報告范文第1篇
各直屬學校（園），開發區、商務區、各鎮（街道）中小學、幼兒園，各民辦學校（園）：
2017年教師節主題是“迎接黨的，做好學生引路人”,為認真貫徹落實教育部、省教育廳、市教育局關于做好慶祝2017年教師節有關工作的通知精神，結合市文明委關于開展崇德樂善“一月一主題”公益活動的部署要求，在黨的即將召開之際，為全面展示黨的十以來在教育思想指引下，教育工作取得的新進展新成效，教師隊伍呈現的新風貌新形象，引導廣大教師不忘初心，甘守三尺講臺，潛心育人，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志愿精神，決定于9月份在全區開展“尊師重教”感恩月公益活動。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活動主題
尊師重教 服務社會
二、活動時間
2017年9月1日—9月30日
三、主要內容
以慶祝第33個教師節為契機，通過開展慶祝表彰、走訪慰問、師德提升、志愿服務等活動，引導廣大教師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營造尊師重教的良好社會氛圍，充分展示新時期人民教師的良好形象。
1．開展慶祝表彰活動。區教育局將召開2017年教師節慶祝大會，隆重表彰2017-2017學年度無錫市、錫山區“優秀教育工作者”和錫山區教育系統2017“最美閱讀者”，并通過專題報告、網絡、報紙等廣泛宣傳先進事跡，展示當代教師陽光美麗、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精神面貌。各校（園）要組織發動廣大教師收看教育部會同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尋找最美教師”專題節目、省教育廳會同省廣播電視總臺制作的“做好學生引路人——慶祝2017年教師節主題活動”節目和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在教育電視臺舉行的慶祝第33個教師節活動及無錫教育電視臺播出的《師緣》系列訪談節目。
2．開展走訪慰問活動。教師節期間，區委、區政府將開展“走訪學校、關心教師”活動，請有關學校做好領導走訪聯系、接待、匯報工作。區教育局將組織開展走訪部分困難教職工、支教教職工慰問活動，對2017年上半年本人患大病而致困的教職工發放一次性人道救助金，關心教師生活、工作和身心健康，向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問候，充分體現黨和政府對教育、教師工作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各校要結合“大走訪”活動，通過各種方式看望慰問教師，要在提高教師地位、保障教師待遇、促進教師成長、維護教師權益等方面為教師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讓廣大教師潛心教書、靜心育人。
3．開展師德提升活動。各校（園）要在新學年開學的第一個月，舉行新教師入職宣誓儀式，開展師德專項教育活動，要組織教師深入學習《教育部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教育部嚴禁教師收受學生及家長禮品禮金等行為的規定》、《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和市、區教育局相關政策文件，組織在職教師簽訂師德承諾書，教育引導教師守住師德底線，凈化教育語言，不忘初心，提高執行師德規范的自覺性，成為師德規范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同時，要有針對性地開展嚴禁教師違規收受禮品禮金、有償補課等專項治理，對違規違紀的教師及時嚴肅查處。要以鑄就一種精神、形成一套制度、搭建一個平臺、建好一片陣地、培育一支隊伍“五個一”為主要內容，推動校園文化建設和教職工文化建設再上新水平。
4．開展志愿服務活動。各校（園）要抓住教師節這一重要時間節點，調動廣大教師服務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組織“教書育人愛心隊”，以開展志愿服務活動為重要抓手，進一步加強學校與社會的溝通聯系，通過課余輔導、公益講座等形式，組織開展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進社區、進企業活動，以實實在在的行動回饋社會各界對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樹立教師良好社會形象。
四、工作要求
關于公益活動的實踐報告范文第2篇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持續性發展，而且關系到經濟進步及社會安定。目前，中國CSR已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韓國CSR發展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對中國CSR發展具有借鑒意義。近年來，韓國企業對CSR活動逐年加大投入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職能的減少和財閥企業作用的擴張，促使社會各界也進一步關注對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2000年后，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國內外競爭日趨激烈，企業更加注重有利于贏取信任和增強競爭力的CSR活動，三星、現代等韓國大型企業也逐步加大對CSR活動的投入，并取得了國際市場一定的認可②。近年CSR相關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對CSR活動所產生的經濟社會效益進行分析，從而為企業追求社會責任的正當性（Legitimacy）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Yoon和Cho，2007）。然而，大部分觀點是對CSR現象進行片段性、定量性的論述，缺少縱向歷史梳理及其與橫向系統分析的結合，缺少社會結構性方面考慮，導致研究成果缺乏指導性和操作性。CSR創造的經濟、社會價值是在企業發展進程中形成的，那么從企業發展進程角度研究CSR便必不可少。本文認為，通過韓國財閥企業的CSR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可以把握CSR如何逐步完善、如何促進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等問題的本質，這關系到財閥企業能否持續在韓國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因此，本文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后韓國的經濟發展為背景，以財閥與政府、市民社會的關系演變對CSR活動的影響為焦點，對財閥CSR活動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分析，探求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所CSR的本質，并將其作為企業成長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來看待。借鑒韓國CSR發展過程研究，依據中國國情、企業所處環境，探索中國CSR發展進程，有利于促進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
二、韓國財閥企業與CSR相關理論框架研究
（一）韓國財閥企業研究 財閥相關研究觀點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從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開始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期的多數研究是以政府和財閥之間的關系為著力點（Moon，1998；Lee，1997），高度評價了財閥在推動戰后韓國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作用（Kong，1995；Moon，1996），充分肯定了財閥企業發展過程當中政府的角色（Sa和Johns，1981；Kim，1998）。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后，不少財閥企業倒閉使韓國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財閥企業成長過程中不僅存在政商勾結、不公平交易現象和問題引發社會對財閥批評呼聲漸高（Kim D和Kim G，1999）。此時財閥相關研究甚至出現否定財閥存在必要性的財閥解體論、財閥無用論等（Jung，1998）。通過政府主導結構改革以后，少數財閥企業仍在韓國經濟中保持舉足輕重的地位，且財閥企業海外市場拓展也為韓國經濟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使得對于財閥研究觀點發生巨大轉變；從先前否定財閥對韓國經濟有絕對影響力的作用，到重新考慮其存在價值，并促進其健康發展，研究內容則轉向對相關問題的提煉和解決方法的探索；財閥與政府、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如何構建合作關系則成為了討論的重點（An，2001）。尤其是為解決財閥企業的勞資雙方的對立而形成的嚴重社會問題，旨在重建財閥和勞動者之間關系成為重點研究課題（Lee，2005；Kim，2007）。截至目前，在單純以財閥和政府、或財閥和勞動者的關系為焦點的研究中，關于財閥CSR問題持續性和總括性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
（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伴隨著19世紀歐洲工業化浪潮的掀起應運而生，并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后，與資本主義改革同時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以美國為主導開始對其進行專業地探討。1924 年，Sheldo提出“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1953年Bowen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向有關政策靠攏、作出相應的決策、采取理想的具體行動的義務”。1971年Wallich和 McGowan的研究揭示出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同時實現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的可能性，對后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開展具有重要影響（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71）。2004年Maignan和Ferrell對前人對“CSR”的定義和闡釋根據觀點不同分為四種：企業的社會職責觀、對利益相關方職責觀、倫理驅動觀、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過程觀，其中，隨著90年代后期的經濟全球化和企業集團化，Ackerman在1975年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過程觀被廣泛認可（Wood，1991）。他主張：企業應通過分析企業所處環境與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的訴求，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新經營策略模式與企業內部相關系統。20世紀90年代Burke和Logsdon（1996）提出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概念。他們認為，傳統的CSR行為對利益相關者而言是有價值的，但對企業而言卻是非戰略性的；只有當CSR的履行能夠產生商業利益，特別是為企業的核心業務提供支持，并有助于提高生產率時，它才是戰略性的。Husted和Allen（2007）對傳統CSR、傳統企業戰略和SCSR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SCSR相較于傳統CSR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戰略價值，而SCSR相較于傳統企業戰略最大的不同在于SCSR從更廣泛的角度考慮企業與社會的關系，把社會問題納入企業戰略范疇，并從社會問題中尋找市場價值，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進而實現價值創新。Jamali（2007）將SCSR界定為具有戰略價值的自愿性責任，并認為SCSR的核心是通過履行CSR來獲得商業利益、及通過做好事來獲取好處（王水嫩等，2011）。SCSR觀點成為跨國企業進行自覺遵守CSR活動相關國際規則的重要依據。OECD“跨國企業指南”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指“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為經濟、社會及環境等方面的發展作貢獻”；“聯合國全球契約”提出履行CSR的10項原則要求：企業應該在其影響范圍內支持人權、勞動標準、環境、防止腐敗等國際公認的規范并努力進行實踐。但是由于OECD跨國企業指南、聯合國全球契約等CSR活動的國際公約或文書在法律并不具有明確的原則性標準，針對跨國企業依據什么在國際社會開展CSR活動的問題時，SCSR活動的開展可提高全球競爭力這一觀點就成為跨國企業自覺強化CSR相關原則的重要依據。
（三）韓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在1996年韓國全國經濟聯盟會制定《企業倫理》，及2000年開始《企業與企業財團社會公益活動報告》③后，CSR這一概念被市民社會、工會、政府等廣泛關注（Shin，2009），在學界成為重要研究議題。以韓國企業為對象進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CSR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對消費者心中的企業品牌形象有正面作用（Huh等，2007）；Yoon和Suh（2003）進行了韓國國內企業的社會公益活動與企業廣告對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影響的相關性分析。顯示出社會公益活動比企業廣告對企業形象產生的影響更大，尤其是通過以企業形象為媒介開展社會公益活動，則影響力將變得更大；（2）CSR的踐行對企業經濟效益有很大影響（Kim和Ryun，2006）；Bae（2007）以韓國國內對社會公益活動投入金額最多的前十位韓國企業為對象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經濟型社會公益活動會對產品購買需求及外部認知產生正面影響，而企業的社會文化支援型責任活動則會使消費者對企業信譽產生一定的正面評價；（3）在企業面臨道德危機時，對于其CSR的認知可以有效防止企業聲譽和品牌形象受損（Kim M和Kim S，2009）。此外，Huh（2009）認為企業內部的法律責任與倫理性經營責任的履行，對企業外部的供應商、投資人、顧客、地區社會都會產生影響，而從結果上會給企業帶來成本優勢、差異優勢，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韓國CSR研究為CSR活動的開展奠定了研究基礎，然而，由于沒有充分考慮企業發展與政府政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因素之間的社會結構性關系，以致無法對企業成長過程中出現的產權過度集中、不正當競爭、及市場壟斷行為等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背景做出合理解釋。
三、韓國財閥中心經濟體制下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
（一）工業化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代） 戰后的韓國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的援助，此時的“企業經營”可理解為“賺取外匯”，企業家們并未致力于建立健全高效企業運營機制，而是利用人脈關系從政府處獲取企業經營所需資源，普遍缺乏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與行動。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進程，政府大力支持國家經濟支柱企業的發展，少數企業發展壯大成為財閥。作為回應，韓國企業通過擴大出口、增加就業，承擔相應的納稅等責任，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與產業結構的高度發展。但20世紀70年代后期，韓國財閥企業迅速壯大也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使得社會對財閥企業倫理意識產生質疑。首先，財閥企業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發展。20世紀60年代末，財閥依托出口主導型工業化政策，并雇傭低廉勞動力發展壯大，70年代后半期的重化工業階段，勞動力低廉狀態并未改變。其次，財閥企業壟斷引發的消費者權益問題日漸增多。進入70年代受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沖擊，財閥為緩解經營困難，采取壟斷銷售渠道、虛標價格、不良商品以高價轉向內銷等措施，損害了國內消費者利益。此外，工作環境惡劣，環境污染嚴重等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也頻遭民眾詬病。政府為扶持企業與經濟發展，不惜以犧牲民眾、社會、環境利益等為代價，縱容企業逃避對政府以外利益相關方的社會責任行為。財閥企業一味追求發展，依賴政府的優惠政策進行多元化經營，壟斷了國內大部分市場，社會對企業壟斷及其成長方式的不滿，促使財閥企業開始考慮CSR。
（二）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導入及“文民政府④”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 1980年后，市場自由化政策的逐漸導入，使得財閥在國內經濟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民眾社會意識提高，消費者或勞動者權益保護相關法律逐步完善，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訴求也日益強烈，企業逃避社會責任的空間縮小，代價提高。財閥為保持國內市場地位，開展了以設立財團、捐贈為主的CSR活動。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主要財閥在被譴責且要求還還富于民的背景下，開始著手設立財團。1960年代前僅有7家財團，到70年代有19家，進入80年代后，新設20家，此時，韓國30家大財閥基本上都擁有各自的財團。財團模式有利于民眾享受社會福利與財閥企業的家族財產繼承等兩者的共贏：80年代后設立的財團多集中在獎學金或學術研究領域，滿足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由于財團是利用財閥創始人財富設立，并作為一種資金運作的手段，還實現了將財閥創始人對財閥的所有權和支配權自然地過渡給繼承人（Lee，2004）。此外，1980年代韓國財閥企業的捐助金額遠遠高于其他國家。長期信用銀行（1991）“韓國企業直接捐款”調查表明，上市企業的年平均捐款金額可達到1.8億韓元（約合103萬RMB）⑤，占稅前利潤的3.14%，遠高于同期美國的1%。捐助金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要求而非企業自愿。政府以提供稅收優惠政策為條件⑥，要求大企業進行國防獻金、政治獻金等捐款行為（Lee，1988）。1980年代的財界為迎合政府維護體制穩定的資金需求，換取對自身既得利益的保護，便以賄賂和不正當政治資金形式進行捐款活動（Gun等，1995），支持軍事政權下的中央集權制的運行。民眾認為財閥企業所謂的捐贈活動是在表面上虛偽地回報社會⑦，甚至財閥也對捐款效果持懷疑態度，盡管其期待形象有所改善⑧。韓國大型企業的這種毫無戰略眼光的CSR活動，造成社會對財閥的進一步不信任，也產生了對財閥企業在經營合理化、技術開發、優秀人才培養、穩定就業機會等方面應得評價的低估。1993年，“文民政府”開始對過往軍事政府和財閥進行批判，使得市民社會對財閥長期以來的不滿得以宣泄。因政企勾結使韓寶集團等大型企業相繼倒閉、偷工減料造成的韓國三豐百貨大樓倒塌事件、南海岸漏油事故等與社會及環境有關問題接連發生，使得韓國財閥企業的正統性遭到質疑。這些促使財閥等企業對CSR體系進行完善，但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企業經營狀況惡化使得新體系在開始不久就被暫時擱置了。財閥企業開展以財團設立和捐款為主要方式的CSR活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于受限于結構矛盾、政治文化等因素，使得此時的CSR活動還處在缺少計劃、不成體系的初級階段。
（三）亞洲金融危機后全球化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20世紀90年代之后） 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及市民社會加強對財閥企業的監督，同時，2000年經濟形勢好轉，韓國財閥積極開展CSR活動，并在企業內部構建CSR體系，使得CSR活動具持續性和戰略性。首先，企業CSR相關制度的建立自2002年開始迅速發展。如圖（1）所示，2002年到2009年企業內部設有CSR相關職能負責人和相應職能部門設置的占比迅速上升67.7%。CSR預算制度導入率也上升60.7%。大多企業通過建立相關機制，從由非專職部門負責的不定期性CSR開展轉為專職部門負責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的活動。CSR活動基本方針、相關委員會的設置、職能負責人的專業培訓、內部監督等相關制度的導入率也從2002年開始增長，且大多財閥企業的CSR相關委員會是直接由CEO主管（全國經濟聯合會，2008）。其次，2002年之后，自主項目運營模式迅速成為捐款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社會責任活動形式。如圖（2）所示，2000年前95%以上的CSR活動是捐款，其它相關項目不到5%，不過該比例在2002年激增到21%，2008年增到47%。2009年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企業業績在上半年發展受阻，新的CSR自主運營項目啟動率很低，雖構成比例有所減少，但整體看來仍呈增長趨勢。韓國企業捐贈對象也呈現出了多樣性。1998年財閥自設財團的受捐數額占捐款總額的55.8%，2000年以來雖增減有所反復但總體呈下降趨勢，2005年后明顯減少，2009年減少到了22%。與此相反，捐給市民團體及NGO等的比例相應增加，2009年進一步增長到了36.1%。給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及其它相關組織的捐款比例也有所增加（韓國全國經濟聯合會，2000-2010）。再次，具有社會公益活動促進制度及鼓勵企業員工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的企業迅速增多。鼓勵企業員工參與公益活動的目的主要有兩點：一是響應民眾要求，改善企業對外形象。二是提高員工忠誠度和榮譽感，提高企業效益。如圖（3）所示，鼓勵員工參與社會公益相關制度主要有三類：社會公益活動休假制度、社會公益活動表彰制度、社會公益活動志愿者申報制度。制度導入情況以2002年為拐點，之后便迅速增長。2009年各企業平均參與公益活動數（2，050項）與人均參與公益活動時間（10小時）均超過2004年的3倍（韓國全國經濟聯合會，2005-2010）。此外，2005年以后，企業積極拓展國際CSR渠道，并開展國際CSR活動。2006年至2008年間，有四成多曾通過和跨國公司總部聯合或由海外當地法人獨立開展國際CSR活動。全國經濟聯合會（2009）“韓國企業積極推進國際CSR活動的目的”調查中，有55%企業開展了國際CSR活動，其中有61%企業開展過與企業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CSR活動，而尚未開展國際CSR活動的企業中有53%的企業表示今后將通過與當地法人合作進行國際CSR活動。國際CSR活動主要目的是“作為本土化的戰略步驟”和“提高跨國企業的社會地位”兩項（占65.3%）。可見，近年來韓國企業不斷推進的國際CSR活動是企業國際化進展的重要戰略舉措。
四、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韓國CSR發展進程各階段的特征：（1）工業化時期（1960年代～1970年代）是韓國CSR發展的萌芽期。政府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任務，開始推行工業化政策，一切以企業發展為優先。財閥企業享受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而追求規模化發展，而將廉價勞動力作為企業發展的手段。在“只要生產便能銷售出去”的賣方市場環境中，作為企業生存根本的消費者卻處于被動地位。企業CSR意識淡漠，企業對于政府以外的利益相關方，包括消費者、勞動者、市民社會等本應作為保護主體的權利，均被完全排除在外。民眾對企業的寡頭壟斷及其成長方式的批評日益提升的環境下，財閥為中心的CSR意識開始萌發。（2）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導入及“文民政府”時期（1980年代～1990年代）是韓國CSR發展的成長期。市場自由化政策的實施和市民社會意識的提高促使財閥企業提出回饋社會的口號，并開始進行設立財團、社會捐助等為主的CSR活動。但此時的CSR活動與其說是為了消除社會對當時財閥不透明經營方式的疑慮，倒不如說是財閥為避免社會指責，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文民政府”時期，CSR活動在民眾對長期軍事政權壓迫、財閥壟斷型成長方式和對官商沆瀣一氣不滿爆發等動蕩的背景下逐漸成長起來，并形成CSR體系，但緊隨其后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剛剛如火如荼的CSR體系被暫時擱置。（3）亞洲金融危機后全球化時期（1990年代之后）是韓國CSR發展的成熟期。政府主導的財閥改革沒有改變以財閥為中心的經濟結構。隨著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政府及市民社會加強了對財閥企業的監督，為保持國內市場地位及提升國際化競爭力，財閥企業通過完善企業內部CSR體系、增加自主項目運營模式、鼓勵員工參與CSR活動、拓展海外渠道等舉措，開展長期化、體系化、國際化的CSR活動。該時期CSR活動已走向成熟，SCSR也成為財閥企業的重要戰略舉措之一。總之，韓國財閥企業積極推動CSR活動與其在國內的 “不勞亦獲”現象、依托于政府的發展方式、主要利益相關方的批評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目標密切相關。通過研究韓國財閥CSR發展過程，發現韓國財閥CSR需在韓國財閥中心經濟體制的特征下，開展具有戰略高度的CSR 研究。即韓國財閥CSR涉及到企業本身與政府、市民社會的相互關系，以及市場環境的變化中自身定位的結構性問題。因此，需從企業所處市場環境及其與利益相關方關系出發，結合企業成長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對CSR問題本質進行綜合探討，最終達到實質性改善。
（二）啟示 韓國CSR發展過程對于促進我國開展CSR具有借鑒意義。（1）政府需依照中國國情和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政府角色，搭建企業與社會的橋梁，促進中國CSR的發展。中國政府需搭建和完善政府-企業-社會的互利體系。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各階段扮演著不同角色，并影響到韓國財閥CSR發展：工業化時期，政府支持財閥企業快速發展，默許財閥在CSR中的不作為；市民社會成熟期，政府在財閥和勞動者發生勞資糾紛時，優先保護財閥，引發財閥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關系。連鎖效應產生的對財閥的不信任使得財閥CSR被低估；經濟改革和全球化時期，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局限，使得主導角色由政府轉向企業。財閥企業為修復對立關系而開展的CSR活動，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經濟中心主義現象，是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會問題的產生原因之一，反映出政府-企業-社會之間關系有較大改善空間。目前中國政府正進行角色轉換，轉換過程中建立政府-企業-社會互利體系，為中國企業提供有效CSR環境是政府應重點關注內容之一。此外，中國CSR發展現狀亟需政府功能發揮。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對內實行經濟保護政策，控制外企進入，形成了財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結構。2000年后，韓國經濟聯合會響應政府、市民社會對財閥承擔CSR的訴求，了《企業及企業財團社會公益報告》，該報告明確了CSR概念，推動了財閥為中心的CSR活動。在短短數年內，大多企業建立了CSR活動體系，使得CSR活動迅速發展，成為國際競爭的戰略舉措之一。隨著中國于2004年加入WTO，CSR伴隨中國企業而快速發展。但由于政府角色缺位，國企、民企、外企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且占有資源不平衡，市場和社會意識不成熟等因素，使得CSR整體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譚深、劉開明，2003），其中最大原因是政府角色缺位⑨。中國政府需依據具體國情和發展要求進行相應支持。（2）企業需重視建立健全CSR體系，甚至上升至戰略層面。韓國財閥CSR經歷了從漠視到重視，從被動到主動，從單項到體系，從國內到國際，從短視到戰略的發展過程。近年來，中國CSR發展迅速，但仍處于初級階段，企業責任實踐領先于責任管理，市場責任高于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社會責任領先于民營企業（黃群慧等，2013）。中國CSR發展任重道遠。基于本文的韓國財閥CSR發展經驗可供中國企業借鑒，主要內容有：第一，構建企業內部CSR機制。設立CSR職能、部門、甚至相關委員會，并由企業負責人直接對接，協調CSR活動，建立CSR相關制度，確保CSR活動的長期化與有效性；第二，探索適合企業戰略的運作模式和推廣策略。企業開發自主CSR運營項目和模式，制定系統性的企業CSR推廣策略，拓展國內外CSR活動渠道等，適時推行戰略性CSR；第三，建立鼓勵機制，鼓勵企業員工參與CSR活動。員工積極參與CSR活動創造的CSR效益能提升員工的自豪感和歸屬感，影響企業效益和企業評價；第四，重視CSR信息公開。CSR活動方針、行為規范、執行計劃和預算等信息公開，可以提升企業透明度，加強利益相關方對企業CSR活動的信任和支持；第五，企業在拓展海外事業過程中，重視建立健全CSR履行機制或從戰略高度CSR。海外CSR活動作為企業國際化戰略舉措之一，利于彌補本國政府在海外市場中的有限支持作用，利于維護被投資國政府或市民的友好關系，利于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中國企業可結合內外部環境和自身發展階段，建立適配的CSR履行機制，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增強國家競爭優勢。今后有待于分析總結韓國財閥CSR發展案例。近年來，三星、現代、SK等大型企業積極開展的一些CSR活動被視為CSR活動典型案例（黃群慧等，2013）。通過CSR案例分析，提煉總結戰略高度的CSR模式，為中國企業提供借鑒。此外，本文系統分析了韓國財閥CSR發展過程及特征，但尚未梳理中國CSR發展。下一步將結合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維度，分析企業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探討中國CSR發展歷程和現狀，分析CSR發展中政府和企業角色，從而探索中國CSR戰略方向，為國家制定CSR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注釋：
①根據2000-2010年全國經濟聯合會的年度《企業與企業財團社會公益報告》，韓國CSR活動經費支出額在1998年后持續增長，2009年達到了2，651，756萬韓元（約合15，115萬RMB），企業平均值達到12，053萬韓元（約合69萬RMB），占各企業平均銷售額的0.2%，經營利潤的4%以上，稅前收益的4.2%。若與發達國家相比，韓國CSR活動經費保持在較高水平。
②根據2013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韓國企業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指數TOP10中居于前列，其中韓國企業有3家：三星排名首位，浦項第四，LG第七。
③“企業的公益活動”這一概念是韓國全國經濟聯合會對“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本文中與“企業社會責任（CSR）”意思基本相同。
④金泳三政府（1993～1998）自稱為“文民政府”，是人文主義，國民主義的簡稱。反軍事政府、反財閥為政府口號，試圖進行民主化改革、鏟除現象。
⑤本文均采用2013年12月23日匯率：韓元匯率為0.0057、美元匯率為6.0722。
⑥根據長期信用銀行（1991）的《韓國企業社會責任與公益活動》，與美國日本不同，韓國稅法將定捐款、定向捐款、非定向捐款都納入虧損范疇，享受的稅收優惠也較高。在1988和1999年企業捐款中，非自發性課稅支出中，財閥所屬財團的捐款占比最多，高達稅前利潤的1.81%。可見，同年度所有捐款活動（稅前利潤的3.14%）基本上都享受了優惠稅率。
⑦根據韓國長期信用銀行（1991）“韓國國民對大企業的態度”調查顯示，企業社會公益活動的目的多為外在的、表面的評判，毫無內容（50.9%）或虛有其表徒留其名（92%）。
關于公益活動的實踐報告范文第3篇
為慶祝2013年“六一”國際兒童節，深入落實中央、省市委關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的部署和要求，XX市各級婦聯組織立足部門優勢，發揚創新精神，精心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寓教于樂、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使全市少年兒童度過了一個快樂、溫暖而有意義的節日。
一、創新活動載體，營造良好社會文化環境
為組織好今年的“六一”慶祝活動，市婦聯聯合市文明辦等9個部門下發了《關于慶祝2013年“六一”國際兒童節的通知》，制定了詳細的六一活動方案。節日期間，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視六一活動，五大班子領導分別到全市各幼兒園、兒童福利院親切看望小朋友，并帶去了精美的禮物，送上了節日的祝福。全市各級婦聯組織也按照省婦聯通知要求，結合各自實際，分層次、多角度、多渠道組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中國夢”學習教育活動，同時積極開展豐富多彩的慶“六一”等活動。市婦聯與市文明辦等單位聯合在全市開展了學習雷鋒做美德少年網上簽名活動，張店區組織了“祖國發展我成長，童心共筑中國夢”文藝演出和“文明禮儀”知識搶答賽，淄川區舉辦了慶六一“天藝美校”杯百米長卷少兒繪畫精英大賽，周村區組織了慶“六一”暨第二屆幸福寶寶風采展示大賽，高青縣舉辦了慶六一“DIY低碳環保時裝秀展演”文藝匯演，桓臺縣開展“我幫媽媽做家務”、“我給老師敬個禮”、“我把學校來打掃”、“做文明有禮小公民”等道德實踐活動。這些活動開展讓孩子們展示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寓教于樂，營造了良好的節日氛圍。同時，市電臺、魯中晨報、淄博晚報、聊齋網、魯中網等各大新聞媒體對六一活動進行了高密度宣傳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六一”期間，全市各大新聞媒體先后發稿270余篇（次）。
二、集中社會力量，廣泛開展六一“圓夢行動”
“六一”期間，全市各級婦聯、各有關單位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開展“六一”兒童節“圓夢行動”公益活動，并結合春蕾計劃，重點對孤殘兒童、農村留守流動兒童、流浪兒童、貧困家庭兒童等特殊困境兒童群體進行了幫扶。市婦聯聯合魯中晨報社組織開展了“聽花開的聲音---2013情暖六一”公益助學活動，協調愛心企業在全市范圍救助100名貧困學生，為每名學生發放助學款1000元，并贈予部分學習用品；張店區積極開展走訪、慰問活動，為區屬小學幼兒園送去了價值兩萬余元的學習、體育用品，并對20名困境兒童進行了慰問；周村區婦聯組織全區110多個“愛心媽媽”志愿者家庭近300余人，在周村區人民廣場舉辦了“關注貧困生 攜手共成長”志愿義賣捐助活動，共募集愛心款2500元；博山區組織女企業家捐建了“貧困留守·兒童陽光驛站”，并購買了價值4萬元的愛心物品，建立起“四位一體”的關愛體系，結成幫扶對子142對；桓臺縣開展了“關愛貧困學童，贈送愛心書包”活動，為200余名貧困學生送去了愛心書包和文具等學習用品。高青縣開展了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生存與發展狀況的調研活動，并結合干部聯戶包村工作，積極開展了幫扶結對活動；沂源縣組織開展了“手拉手、送溫暖”獻愛心活動，組織15名女企業家協會會員到南魯山鎮看望了25名家庭貧困兒童，為他們帶去了現金及“六一”節日新裝。據統計，六一期間，全市婦聯組織救助春蕾女童23萬余元，開展的“圓夢行動”折合現金49萬余元。
關于公益活動的實踐報告范文第4篇
一、語文綜合性學習與生活融通
兒童對于生活、自然、社會、人生具有強烈的探究意識和追問欲望，綜合性學習應該抓住這一點，引導學生走進生活，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關注現實的意識。學習需要空間，只有建構適度的學習空間，才能滿足學生自主參與學習的需求。拓寬語文教學天地，給學生語文學習一片自由的天空，教師得突破語文課堂的封閉性，教學的局限性。
例：當前，廣告、標語中的不規范文字及錯別字影響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規范文字，呵護民族文化，就是語文綜合性學習活動的一個好主題。教師引領學生開展“‘啄木鳥’行動”語文實踐活動，將學習活動安排為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集思廣益，擬定調查方案。
第二步，分組調查。研究性學習作為學習的主要方式，將班上同學分為若干組，到大街上去捉一捉錯別字。
第三步，呈現調查結果。各組均把自己的調查結果寫成調查報告，然后全班交流，并對學習和研究的方法進行討論，相互借鑒優點。
第四步，匯總全班意見，形成總的報告，對規范文字，呵護民族文化提出意見。
整個學習活動自始自終完全由學生自己策劃，組織，通過合作進行實施的。學生通過調查發現、研究探討、分工合作、動手操作、表達交流等研究性活動，獲得了正確規范書寫漢字的親身體驗。這比教師在課堂上口頭說教，讓學生在作業本上三遍五遍地訂正錯別字，效果要好得多。
二、語文綜合性學習與多樣性活動融通
開展語文綜合性學習，須拆除學科壁壘，與音樂、美術、班隊課、品德與社會等學科磨合，建構內涵豐富的綜合性語文學習活動。語文課程標準指出：綜合性學習主要體現為語文知識的綜合運用、聽說讀寫能力的整體發展、文本學習與語文實踐活動的有機整合。
語文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語文學習應該達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結合。語文綜合實踐活動，教師應當注重的是引導學生積極地參與，綜合運用語文知識進行語言活動、社會公益活動、文化活動、科技活動等，使語文綜合實踐活動與生活中的問題，社會中的問題，與自然人文構成密切的聯系，形成有機的整合。綜合性學習實踐活動的選擇與設計既要注重整合，又要充分尊重文本，親近學生的現實生活，貼近學生的直接知識經驗。學完《瀑布的葬禮》后，我讓學生談體會和感想，并以公益用語的形式來體現環保意識。由于學生剛學過公益用語，對設計的要求比較清楚，況且現在有一定的語言環境的依托，因此對完成這項任務很感興趣。他們以小組為單位，主動積極地參與語言活動，自主進行探索和研究，由組長記錄探索研究的成果。在交流時，同學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設計了各種各樣關于保護環境的公益用語。在評價時，學生采取了自評和互評的方式，評價自己時，說出設計意圖，評價別人時，先肯定其優點，再提出修改意見。被大家公認為好的公益用語寫在黑板上，讀一讀，記一記。在本周的班隊會上，班干部自發組織大家開展了“水，生命之源”主題班會。班會課上，有手抄報的展覽，有知識競賽，有小品、詩朗誦等。由于學生興趣盎然地投入到語文實踐活動中，把學習變成了一種特殊的享受，變成了一種精神的需要，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此可見，開展綜合性的語文實踐活動，學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得到了培養，豐富了人文素養，使學生主動關心社會，關注生存中的問題。
三、語文綜合性學習與教育資源內涵融通
學生生活是重要的學習資源，城市有城市的優勢，農村有農村的優勢。因此，語文綜合性學習可以從社區、學校、家庭的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體現地方特色，文化特色。充分開發、利用本土教育資源，可以生成學生語文綜合性學習的實踐活動，使生活的意義，優秀的文化，人文精神和諧地融入語文綜合學習過程，使語文綜合學習活動體現生活性，文化性，人文性。我們的家鄉（江南七都）可謂人杰地靈，“小橋、流水、人家”是本土的真實寫照。就本土的的橋而言，不僅給我們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物質遺產，更重要的是留給我們一份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幾百座千姿百態的石橋構成家鄉一個極其重要的特色，它成為家鄉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為此，同學們對家鄉的橋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觀察調查家鄉的橋的同時，收集古今中外各種造型，結構不同的橋，由家鄉文化走進民族文化，由傳統文化走進現代文化，由了解橋解讀橋，走進橋的創想中，創意中，由橋的研究過程體驗，走進崇高的人文境界。以下是解讀家鄉的橋的簡單方案。
第一階段：提出問題
1.開設專題課。
課前學生查閱有關資料，解讀家鄉橋與歷史、橋與文化、橋與生活、橋與家鄉建設的關系。
2.自由組合選定研究課題。
學生根據自己的條件，自由組合，選定自己要研究的一座橋，一般是家附近的，并寫好研究報告：關于橋的歷史，橋的作用，人們對橋的保護。
第二階段：開展調查、研究活動
1.查閱資料：去圖書館、閱覽室、上網查找寫橋的詩、橋的圖畫、橋楹等有關資料。
2.社會調查：組織學生訪問民間老人，調查建橋史、有關橋的民間傳說，以及目前人們的護橋狀況。
3.實地觀察：橋的外觀、橋的流量、古橋在今天的作用。
4.資料積累：填寫研究記錄表，拍攝照片。
第三階段：整理資料、研究記錄、撰寫小論文《家鄉的×××橋》
第四階段：交流展示學習成果
1.交流小論文。
2.舉辦古橋攝影展。
3.展示填寫好的研究記錄表。
關于公益活動的實踐報告范文第5篇
本文央企名錄來自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網站，央企基金會的數據和其他相關資料來自企業基金會官方網站或公開的企業資料和官方報道。
一、央企基金會概況
（一）數量分析
成立基金會的央企占央企總數的10%左右。目前，國資委管理的央企共有113家，截至2013年10月30日，共有12家央企成立了11家基金會（中國航天基金會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和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與中國人民總裝備部三個單位共同籌建），約占央企總數的10%。
從中可以看出，央企基金會的數量還比較少，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未來還有很大發展潛力。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央企雖然沒有成立自己的基金會，但也與其他央企等企業共同成立了基金會。例如，2012年12月，由南方電網公司、廣東粵電集團公司牽頭，聯合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公司等，共13家企業共同捐資設立廣東省嶺南文化藝術促進基金會。基金會的宗旨是籌集資金資助嶺南文化藝術事業發展，加強對優秀文化藝術項目、設施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資助、扶持、收藏和展示，鼓勵文化藝術創新，促進嶺南文化藝術交流和產業發展，服務廣東文化強省戰略的深入實施。2012年12月，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與中國婦聯共同發起設立了“水庫移民婦女發展扶持基金”，該基金主要開展貧困助學、大病救助、技能培訓、“婦女之家”以及“母親健康快車”配置等五個方面的項目內容。項目主要涉及金沙江下游向家壩和溪洛渡兩電站已經搬遷安置的移民區域。除以上提及的定向基金外，也有央企雖沒有成立基金會，但其分公司有自己的基金會，如中國建筑總公司下屬的中建二局有自己的基金會，為公司貧困職工提供緊急援助。
（二）基金性質分析
在11家基金會中，除了中國航天基金會是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外，其余基金會均為非公募基金會。
（三）行業性質分析
成立基金會的央企并沒有顯示出行業影響，12家央企分屬各個行業。
（四）基金會活動領域分析
基金會項目與央企性質無關聯。11家基金會中，中國航天基金會致力于服務我國航天事業，包括獎勵為我國航天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資助航天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等。此外，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中國海油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公益基金會，基于行業特點，該基金會致力于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推動海洋環境生態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項目，支持海洋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以及其他慈善公益事業。
除了上述兩家基金會是基于行業特點確立其活動領域外，其他基金會的重點資助領域集中于教育、扶貧和賑災等項目。此外，環保也是一個重點關注領域。
例如，神華基金會的主要業務范圍為扶貧濟困、救助災害、環境保護、合作交流等。華潤基金會的主要活動領域是賑災濟難、扶貧濟困、支持教育。
由此可見，央企基金會的主要活動領域與企業的業務關聯度較小，集中于“愛心捐贈”、“扶貧救災”等。
（五）透明度披露狀況
央企基金會透明度普遍較好。除東風公益基金會剛剛成立外，中遠慈善基金會、國家電網公益基金會、神華公益基金會、中國移動慈善基金會、華潤基金會、寶鋼教育基金會、招商局慈善基金會等基金會均公布其基金會年度報告，詳細列出資金支出等信息。
此外，大部分央企基金會擁有自己網站，總體來看，央企基金會信息化水平較高。
（六）基金會章程嚴格完善
目前，11家央企基金會中，大部分基金會對外公布章程信息并且有嚴格完善的監督監管制度，體現了基金會的專業性和公信力。國家電網公益基金會的相關制度極具代表性。首先，國家電網公益基金會建立了完善的內外部監督機制，國家電網公益基金會特別邀請兩名專業人員擔任監事，通過列席理事會會議，檢查基金會財務和會計資料，提出質詢和建議等方式，保障基金會運作的合法合規。其次在基金會內部建立嚴格規范的審核決策機制。堅持所有重大事項和大額資金安排由理事會集體決策制度，不斷完善理事會召集、審議、決策規則和流程。
（七）基金會人才概況
根據央企基金會公布的信息看，有些央企基金會并沒有全職員工，而是由企業員工兼職基金會工作。人才是組織發展壯大的基礎，基金會亦如此。從長遠來看，沒有專業的人才，將對基金會的專業能力提高及長遠發展不利。此外，從近期看，缺乏專業的人才運營基金會，無疑將會影響基金會的運作效率，更會影響基金會項目的高效運作。
二、央企基金會概況分析及建議
（一）助力責任實踐，優化資源整合
央企有了自己的基金會，不僅為企業開展社會責任實踐提供了新的載體和平臺，同時對于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加強社會治理和社會創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央企應進一步加強基金會在優化管理、資源整合以及專業化運作等方面的力度，在積極提升自身綜合能力穩步提升的情況下，通過搭建平臺、尋求共識，形成合力、提升效率，使更多的企業了解到基金會對于促進企業自身、行業自身、以及區域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進而能夠參與到統一的行動和實踐中來，實現自身與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共生和共同發展。
對此，本刊對成立了基金會的數家央企進行了專訪或調研，結果顯示，大部分企央企的基金會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如東風汽車公司辦公室副主任郭濤所說，企業成立基金會后，履行社會責任的資金問題將會更有效率地解決，“（基金會）注冊的資金就是作為我們履行社會責任的資金平臺。以前資金渠道是一事一個批示，現在有一個規范的資金支撐平臺”。因此，央企有了自己的基金會意味著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資金問題不需要層層審批，大大提高了項目運作效率。
此外，對于有志于成立企業基金會或參與企業基金會項目的企業，政府及相關部門還應進一步加強自身的素質提升和服務意識，通過積極鼓勵和有效引導，在優化環境和放寬準入的同時，加大企業基金會宣傳和知識普及的力度，為企業建立基金會創造寬松有利的內外部環境。
國家電網社會責任辦公室林新生表示，國網基金會成立初衷是統一運作國家電網公益資源，統一塑造國家電網公益品牌的需要，也是國際一流企業開展公益事業的共同趨勢。林新生說，國家電網開展公益事業長期存在實施主體眾多、資源投入巨大而分散的局面，通過發起設立基金會，“有利于進行公益項目運作，有效發揮集團化規模運作優勢”。此外，林新生還表示，國家電網各單位在所在區域已形成一些優勢公益項目，如山東公司的“善小”公益活動項目，江蘇公司的“國家電網春苗之家”，安徽公司的“安徽農電春蕾小學”項目等，這些項目在當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但在國內影響力較小，對國網整體品牌的支撐作用不大，“通過設立基金會，以基金會的名義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推出一些優勢項目，更有利于項目運作的獨立性、規范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從而有利于在國內形成有影響力的品牌”。
（二）項目選擇體現核心優勢、把握前瞻性與可持續性
企業實施公益項目或者履行社會責任，應該從戰略層面來布局，掌握主動性、把握前瞻性，實現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基金會的關注領域不僅要與企業的核心優勢相結合，同時更應該符合企業的使命、價值觀和發展愿景的要求。這樣能夠最大化地發揮企業自身的優勢資源，同時保證更符合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訴求。
這就要求企業基金會在開展日常運營的同時，同時需要做好如下三個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強基金會與高等院校、專業機構的研究合作，開展項目開展相關領域的基礎性研究，為項目的實踐推動提供數據和智力支撐；其二，在符合自身核心優勢和價值使命的基礎上，集中關注社會發展以及公共服務可能面臨的一些新的挑戰和新的議題，如聚焦環境保護、關注特定人群等，做好項目選擇的準備、做好前沿研究的準備；最后，還應做到項目選擇的有目標、又步驟，可考核、可評估，保證項目執行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運作。
例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中國海油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公益基金會就是致力于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中國航天基金會就是央企利用自身優勢服務我國航天事業。“企業基金會的關注領域會滿足企業自身履行社會責任的訴求，其次要符合企業自身的專業優勢。公益活動每個人參加都能貢獻力量，如果企業的專業優勢與公益項目相結合能產生影響，就能事半功倍。”麥肯錫公司北京分公司總經理余進對本刊記者說。
（三）規范基金會管理，培養專業化人才
央企基金會往往掛在企業社會責任部等相關機構名下來運營，無論從資金來源來看，還是從人員構成來看，都來自央企自身。因此，央企基金會的獨立性不高，而提高獨立性，需要規范基金會管理框架。目前現狀是基金會的運作和公司的運作往往分不開，不僅影響了基金會的運作效率，也使基金會的存在價值大打折扣。因此，企業應該規范基金會的管理框架，建立具有話語權的理事會，增加基金會自身的專業性及運營的話語權。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與我國基金會快速發展的勢頭相比，企業基金會的人才培養和梯度建設卻遠遠沒有跟上，尤其是在基金會運作及管理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和專業素養的人才，而這也成為央企基金會實現進一步發展不得不面臨的現實問題。正如光華基金會執行理事長杜紹基所說，“目前基金會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人才，非盈利組織基金會人才比較稀缺，特別是有經驗的人才很稀缺。2005年的時候，還沒有非公募基金會，現在有2000多家公益組織，如果每家基金會需要5個人才，那么就需要1萬多個基金會人才，2000多個理事長，哪有那么多的人才。”因此，央企應有意識地培養此類人才，一方面為基金會成立打好人才基礎。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或公益活動提供人才支持。（本刊記者李長海對本文亦有貢獻）
從公益領域躍升到社會創新領域
神華公益基金會的“三級跳”戰略 趙鈞
作為國家和社會創新的主體，企業通過建立基金會參與并主導開展公益項目，不僅是企業貼近社會現實，了解社會基礎需求的路徑，也是企業實現社會創新的重要路徑。
神華公益基金會是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于2010年7月1日出資2億元人民幣發起成立的全國性非公募基金會，成立初期，基金會便制定了五年內從慈善領域起步，通過自身的理論研究、機制建設和平臺建設，通過不斷整合和優化優勢資源向社會公共服務的領域延伸，進而實現從公益領域躍升到社會創新高度的“三級跳”戰略。具體來看，主要表現為：
1.堅持制度先行，已制訂各類規章、制度共21項，管理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工作人員均為專職，實行“零費用”管理，保證所有捐贈資金全部用于項目，同時杜絕關聯方交易，對神華內部員工及家屬不做任何形式捐助，并將此項規定寫入章程。
2.通過綜合開展《中國前言公益模式研究》、《慈善救助與政府一聊救助銜接研究》、《兒童醫療社會工作支持白血病兒童綜合服務……501醫院試點項目》等課題研究、為進一步總結經驗、拓寬視野，逐步邁向社會創新的新高度奠定的理論基礎。
5.通過多方考察調研，不斷強化平臺建設，精心選擇了一批誠信度高、執行力和專業性強的項目合作方。先后與中國社工協會、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等專業社會組織合作，進一步釋放社會各方的綜合優勢。
4.扎實推進以三大愛心品牌為代表的項目建設，致力于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公益品牌。建立符合社會需求以及基金會業務范圍的項目庫。對于暫不適合基金會開展的項目，均納入基金會項目庫滾動管理，進一步優化項目管理機制。
截至2012年，基金會捐資總額4.82億元，受益地區涵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0余縣（區），受惠人數242.73萬，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贊譽。以打造世界一流非公募基金會為愿景，神華公益基金會正朝著國際化的創新組織日益邁進。
單一項目，多元目標――
華潤慈善基金會的鄉村建設實驗 羅曙輝
作為央企基金會，華潤集團自身擁有多元化的業務和資源優勢，涉及金融、地產、物業、醫藥、燃氣、水泥、紡織電子、電力、煤炭等領域，結合國家破解“三農問題”和新農村建設的需要，秉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理念，以員工、公司為單位籌款.建立義工發展機制，華潤基金會開創了具有華潤特色的“鄉村建設實驗”，因此也實現了扶貧、環保、教育等多方面的目標。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以“華潤希望小鎮”命名的鄉村建設項目操作模式，需要的資源、資金都根據地方發展需求而確定，基金會也因此集結華潤集團旗下相關于公司的專業力量，構建具有鄉土文化特色與競爭優勢的商業生態和社會生態，努力讓鄉村更像鄉村，而不是更接近城市。
如駐地貴州遵義市土城鎮的“希望小鎮”，根據當地蔬菜產業優勢，幫助籌建農村合作社，提供技術支持、貸款融資、超市采購銷售等產業幫扶，以及當地作為革命文化遺產與千年古鎮建筑的優勢，幫助當地規劃鄉村建設，發展旅游經濟，實現農戶、政府、華潤三方共贏。
建成的廣西百色、河北西柏坡華潤希望小鎮，正在規劃建設中的海南萬寧、湖南韶山、北京密云、福建古田、貴州遵義華潤希望小鎮，以及未來將江西等中西部偏遠貧困地區建設更多的希望小鎮，不僅結合了業務優勢，也通過年度基金會報告、義工參與活動的方式，讓三十萬華潤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可以直接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成為了央企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種新探索，是央企創新生意模式、打造良好社會形象的一種新探索
英特爾基金會：項目資助激發員工志愿精神 李長海
1989年，英特爾獨家捐贈資助成立英特爾全球基金會，基金會集中關注教育、社區發展和社會創新等領域。英特爾基金會每年會做年度審視和評估，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調整基金會的發展方向。在過去五年中，英特爾和英特爾基金會提供的慈善捐款總額達5270億美元，平均占其年度稅前凈收入的1.1%。
英特爾基金會作為資助型基金會，設有理事會、基金會主席、執行理事及下屬的財務團隊、項目團隊等。理事會和基金會主席負責戰略決策、日常運營和執行工作是由執行理事和團隊負責。除此之外，在全球各地區設有顧問委員會，全球各地CSR部門人員擔當顧問的角色，對基金會的發展思路提出觀點和建議。
總的來說，英特爾基金會比較多的工作是項目資助，包括對公益機構或者公益從業者的資助，并涉及到能力建設。基金會一半以上的資金用于員工志愿者計劃，對員工與公益組織開展的教育、社區發展和社會創新活動給予捐贈和項目經費支持，激勵員工積極主動地與非營利機構合作。
英特爾志愿者愛心工程。自1995年全球啟動，2005年在中國啟動，2008年將資助范圍從學校擴展到公益組織，員工志愿者為學校和公益組織每服務一小時，英特爾基金會為其服務對象提供5美元的捐贈，一年一家機構可以獲得的最大捐贈額為10000美元。
英特爾志愿者種子基金。2010年全球啟動，鼓勵員工自發地組織、應對和解決社區需求和問題，由員工攜手公益組織共同就某一項目提出經費申請，最高申請額為5000美元。到2013年，英特爾中國“美麗校園行動”、“英特爾生態農場”、“為殘障人士播撒希望”、“連接和豐富社區老年人的生活”等項目均入選該基金。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打造“全民公益”的社會化平臺 劉陽
作為第一家由互聯網企業發起成立的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主要致力于公益慈善事業，關愛青少年成長，倡導企業公民責任，推動社會和諧進步。2013年，基金會提出了打造社會化公益平臺，推動全平臺公益的生態建設。即，一是開放全產品，推動全平臺公益事業；二是團結全行業，共建全平臺公益生態；三是攜手全社會，釋放全平臺公益力量。對于這一目標的實現，基金會主要通過：
公益平臺全覆蓋。在騰訊這個巨大的網絡帝國下，騰訊公益網絡平臺的建設力求網民通過線上線下的互動來完成自助捐贈。相比而言，基金會擁有其他基金會無可比擬的天然優勢，QQ活躍用戶數超過8億，而在騰訊公司的全平臺產品導入下，會有越來越多的QQ用戶轉化成為公益捐款用戶，截至目前，已有超過1800萬人次的捐贈通過騰訊公益網絡捐款平臺實現。
捐贈方式便利化。依托互聯網技術的探索和創新，基金會不斷創新捐贈方式的便利化和友好性，人們在騰訊線上的公益捐贈隨手拈來。以騰訊月捐為例，愛心用戶只需要利用“財付通”這樣的互聯網支付平臺，不需要再親自前往銀行，也不用參與線下的捐款，在網絡中鼠標輕點即可完成捐款。最近，基金會還利用微信的支付功能進行了首次公益籌款的試水，微信支付籌款與支付功能捆綁，捐款人只要花費10秒左右時間就完成一次捐贈。
運作公開透明化。公開、透明是公益捐贈得以持續的根本基礎。基金會在騰訊公益捐款平臺上所有的用戶捐款都是直接進入合作的公募基金會，同時對籌款合作公募基金會進行嚴格的善款信息公開和透明的要求，及時地反饋項目的進展，督促合作伙伴用好每1分錢。當一位用戶選擇騰訊月捐進行捐贈并支付成功的同時，在頁面上會留下捐贈記錄，用戶會收到郵件通知，知悉該款項已捐往用戶所選擇的公益機構，用于哪個項目。
以基金會為核心的構筑平臺的思維，轉化為以網民為核心的聚焦公益的行動，共同推進網民公益時代的發展，騰訊基金會在打造全民公益社會化平臺的努力受到了社會的一致好評。2012年，騰訊集團以全年慈善捐贈總額逾1.1950億元而榮登《2012年度中國慈善捐贈排行總榜》并位列前茅，同時，騰訊公司已連續三屆捧得中華慈善大獎。
光華慈善基金會執行理事長杜紹基：價值觀是基金會的生命線 趙麗芳
編者按：對一個基金會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堅持自己的使命？是透明度？還是募款？基金會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關系是什么？企業是否必須成立自己的基金會？基金會選擇項目是大面撒網，還是“情有獨鐘”？近日，本刊采訪了數位基金會專業人士，企業高管，向他們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
“對于一個基金會來說，最重要的是價值觀要清晰，要專注于自己的使命。我們基金會的使命是幫助人在尊嚴中發展。所以我們進行的一切項目暫；是與人有關的”。在光華慈善基金會執行理事長杜紹基眼里，一個基金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其使命和價值觀，價值觀就是基金會的生命線。
杜紹基說，為了貫徹這一理念，基金會在招募人才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看應聘人員是否認同基金會的價值觀，是否愿意為基金會的使命而工作。
而基金會如何實現自己的使命？或者說，為了貫徹自己的使命如何選擇項目？對此，杜紹基說：“我們資源有限，不是什么項目都做。例如環保，疾病防治這些項目我們基金會不做。我們的使命是讓人在尊嚴中發展，但尊嚴不是施舍的，是自己贏回來的。那么，如何贏得尊嚴？我們的做法就是培養人的能力。通過培訓，提升人的能力，改變其謀生技能，讓他可以創辦自己的小企業，甚至給別人帶來就業機會。這些都是贏得尊嚴的方法。所以，我們基金會挑選項目都是圍繞創業這個使命”。而光華慈善基金會的主要服務人群是缺少創業學習機會的職業學校學生、司法服刑在教人員、社區待業青年和外來務工人員等。
事實上，光華慈善基金會的策略值得借鑒。畢竟，資源不是無限的，將自己的優勢資源集中于自己擅長的領域，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半功倍，還起到了物盡其用、將資源最大化的作用。
集團總裁鄔嘉華：更青睞社會企業 趙麗芳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開展公益行動有很多選擇。基金會是很好的途徑，但企業沒有必要囿于基金會這個框架中。投資社會企業也是一種不錯選擇”。City’Super集團總裁鄔嘉華顯然對社會企業“情有獨鐘”。鄔嘉華對本刊記者說，社會企業的存在不是為了盈利。社會企業有自己的顧客，有生產，可以持續地運營。相比基金會，社會企業少了很多中間環節。“現在香港有很多做得好的社會企業，不僅自己可以持續地盈利，同時更好地幫助了特定的需要資助的人群”。
目前在我國，企業成立基金會正在或者說已經成為一股湖流。有些尚未成立基金會的企業也在進行調研，著手成立。那么，是否每個企業都有必要成立自己的基金會？企業沒有自己的基金會，如何履行相關社會責任？
對此，鄔嘉華表示，City’Super集團內部對于是否成立基金會沒有統一的標準，“對于企業來說，基金會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企業有沒有真正的行動去參與公益活動。我知道很多香港企業，也沒有自己的基金會，但是這些企業會通過捐贈資金、與NGO或者基金會合作來實施公益活動。我們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所以，我們集團選擇跟光華慈善基金會合作，以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凌海：著力包容性金融 王煥
“環境和教育當然是重要的方面，但是我并不建議所有企業都把精力投入到這兩個方面，以萬事達卡為例，我們很看重包容性金融。”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凌海說，他表示，基金會項目的選擇，企業要有不同的方向，關鍵是企業更看重哪個，“比如蓋茨基金更多致力于促進全球人類的健康、兒童疫苗計劃等。而萬事達更看重平等機會和包容性的提升。我們還有一些項目支持女性自身發展，并利用集團自身優勢幫助女性獲得經濟獨立。”
此外，凌海還表示，對于公益項目的效果也要進行評估，以便使項目更有效率地運行，“企業有KPI，公益事業運作也要有KPI。雖然是公益活動，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我們也需要看到回報，雖然不是金錢的回報。此外，有些項目的結果是可量化的，會影響很多人；有些是定性的，要看能達到什么效果。我們很注重項目實際產生的結果是什么、是多少。因此，需要階段性的考核標準，比如學員的反饋等。此外，我們一直與合作伙伴保持溝通，與企業代表一起對項目進行回訪”。
凌海說，無論企業對基金會采取何種態度，實行何種措施，“總而言之，所有企業基金會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在推動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基金會中心網程剛：基金會需要用數據說話 劉陽
“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數據開放已經從專業領域走向更廣闊的市場，基金會的透明度在歐美國家越來越吃得開。”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對本刊記者說。“對于基金會來講，數據開放與透明度有直接的關系、它表達的是一種公平，傳遞著公平的信念。數據逐步公開，正在推動公益領域透明度的發展。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需要學會遵守數據開放的規則。公民具有知情權，因此基金會生存的基礎就是公信力。”程剛在談到基金會透明度時說道。
在基金會中心網的辦公室里，隨處可見各類調查報告資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市公司基金會發展趨勢分析》報告，像這樣的關于中國基金會的調查數據，中心網的主頁上有很多，包含中國近3000家各類基金會的數據，基金會中心網正在影響著行業規范走向成熟。當積累的數據越來越多且深入時，程剛和他的團隊也開始深層次思考，中基透明指數（FTI）就是一項重大的探索行動。“我們希望通過不斷地調查、不斷地研究，用真實的數據來倡導中國的基金會在信息公開、信息披露、文化倡導等方面逐漸走向正規。”程剛說。
訪談過程中，程剛多次提到透明度如同基金會的生命力。“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要通過數據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將來要做什么、要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