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保障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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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規章制度范文第1篇

答：三年內，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城鎮居民醫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合)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參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用兩年左右時間，將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和困難企業職工納入城鎮職工醫保，確有困難的，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后，參加城鎮居民醫保。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實現醫療保險待遇與企業繳費脫鉤。中央財政對困難地區的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參保給予適當補助。2009年全面推進城鎮居民醫保制度。

問：提高基本醫療保障水平有哪些規定?

答：逐步提高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籌資標準和保障水平。2010年，各級財政對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標準，具體繳費標準由省級人民政府制定。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對政策范圍內的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逐步提高。逐步擴大和提高門診費用報銷范圍和比例。將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最高支付限額分別提高到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

問：規范基本醫療保障基金管理有哪些規定?

答：各類醫保基金要堅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原則。合理控制城鎮職工醫保基金、城鎮居民醫保基金的年度結余和累計結余，結余過多的地方要采取提高保障水平等辦法，把結余逐步降到合理水平。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基金風險調劑金制度。基金收支情況要定期向社會公布。提高基金統籌層次，2011年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基本實現市(地)級統籌。

問：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有哪些規定?

答：有效使用救助資金，簡化救助資金審批發放程序，資助城鄉低保家庭成員、五保戶參加城鎮居民醫保或新農合，逐步提高對經濟困難家庭成員自負醫療費用的補助標準。

問：提高基本醫療保障管理服務水平有哪些規定?

醫療保障規章制度范文第2篇

近年來,罪犯的醫療費全系統平均每人每月在9元左右,有些地區還不到3元。2007年財政部和司法部聯合下文,調整了經費標準,但離實際需要仍有較大差距,低標準的罪犯醫療費保障水平造成大多省、市、自治區罪犯醫療費嚴重超標。有24個省(區、市)監獄統計,近3年醫療經費實際支出4.5億元(不含罪犯本人及家屬承擔的自費購藥、自費就醫的支出),超支1.37億元,超支部分占經費標準43%。就四川監獄而言,從2004年到2007年,罪犯醫療費一直維持在96元/犯的年標準。在病犯比例不斷增大、醫療費用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罪犯醫療費用缺口仍然較大,監獄只得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產中去賺取效益而忽視了對罪犯的改造。

二、制約因素分析

1、罪犯衛生狀況不容樂觀

罪犯入監前大多生活方式不健康,生活無規律,打架斗毆、吸煙酗酒甚至吸毒,身體素質不佳。同時,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保外就醫工作的通知》(政法[2005]11號)和司法部《關于貫徹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保外就醫工作的通知)精神的通知》(司發通[2005]38號)要求對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罪犯,除法院決定暫予監外執行和由看守所代為執行的以外,一律收監執行。暫且不論上述兩通知與《監獄法》第十七條是否相左,其客觀上也確實造成了監獄中病犯的增加,如四川某大型監獄2005年后老病殘犯數量急劇增加,2008年底統計老病殘犯占罪犯總數的1/6,情況不容樂觀。

另外,由于監獄處于高墻電網之中,罪犯在警察看守下生活本身就承受著較大的心理壓力,再加上近年來大量罪犯由室外勞動轉入室內勞動,長時間在一種單一、固定的封閉環境下進行重復、單調的勞動,不僅出現心理問題的罪犯有不斷增多的趨勢,也使那些長期處于心理抑郁、仇恨心態的罪犯沒有一個穩定樂觀的情緒,從而防病抗病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監獄空間有限,人員相對集中,各類傳染疾病易感率也較高。

2、監獄醫療條件有限

從硬件上看,監獄醫療設施落后。監區衛生室設施簡陋,藥品及急救器械不全的情況比較普遍。監獄醫院一般為一級甲等醫院,部分監獄醫院還達不到這個級別。從軟件上看,由于監獄醫務人員具備監獄人民警察身份,因此與其他公務員一樣,逢進必考,而由于監獄福利待遇偏低,對社會上的相關技術人員基本上沒有多大吸引力。同時,近年來監獄系統醫務人員流失現象普遍;在職人員中,知識老化、技術水平偏低、衛生人員的職稱待遇問題沒解決,工作積極性不高;醫務人員在監獄的分布也很不合理。以湖北省沙洋監獄為例,醫務人員配備相對充足的局總醫院不直接對監獄罪犯看病,依托局總醫院設立的病犯監區又只有50張床位,發揮作用有限。

3、財政撥款嚴重不足

以湖北省某重刑犯工業監獄為例,從2000年起,省監獄局規定每名罪犯每年的醫藥費為84元,省局每年撥款6.5萬元,從2002年到2008年,該獄每年實際支出均在12萬元以上,每名罪犯開支平均在120元以上,醫療費用嚴重入不敷出。此外,財政撥款不足也限制了監獄醫院的發展。盡管每個監獄都設有醫院,監區也有一定的衛生人員,然而總體上看,監獄醫院工作人員相當一部分都是中專或大專畢業,有限的財政撥款使得這些醫務人員平時進修的機會較少,臨床經驗相對欠缺。同時,監獄醫院的設備更新滯后,稍有大病疑難病癥,監獄醫院都無法解決,只能將罪犯推向地方醫院。而地方醫院看病費用高昂,這直接導致了醫療費用的大大超支。如在保外就醫鑒定的過程中,四川省某監獄醫院僅能做X線、B超、心電圖檢查,CT、彩超等均需要到地方醫院,直接導致了費用的大幅攀升。

4、罪犯基本醫療保障缺乏相適應的規章制度

由于缺乏制度約束,對于罪犯的醫療保障應當保障到何種程度監獄沒有相應的底線規定,而這給監獄人民警察帶來了執法上的風險。一些監獄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風險和醫療糾紛,只要診斷和治療需要,即便是超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診療項目管理辦法》的檢查治療項目,監獄也不得不無限制地免費提供給罪犯,以致出現有限的醫療經費財政保障承擔著無限的罪犯醫療保障需求,醫療經費嚴重超支的現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制度,監獄為了全獄醫療經費不致超支太多,實踐中也出現了對罪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狀況,某種程度上不利于罪犯人身權利的保護。同時,由于現行的保外就醫門檻過高,罪犯常常是拖到病重甚至病危時才得以保外就醫,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容易引發矛盾,產生不良影響,也增加了監獄的醫療費開支。

三、建立罪犯醫療保障機制的途徑

1、加強經費保障

前已述及,財政撥款不足是醫療經費保障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適應監獄體制改革的需要,監獄應建立起罪犯醫療經費的動態增長機制,不僅要保證目前低標準的經費保障,而且要使得財政撥款基本上能夠滿足罪犯的實際醫療需要。當然,財政保障到何種程度需要作進一步探討。隨著社會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罪犯的生活條件逐步改善,罪犯的醫療也得到進一步保障。但是,罪犯不能因犯了罪反而生活的更好,反而得到更多的保障。目前我國還有幾千萬生活在溫飽水平以下的貧困人口,對罪犯醫療的過度保障不僅會加重財政的負擔,還會使罪犯親屬遲遲不擔保罪犯的保外就醫,更會成為少數人“多進宮”的理由,不利于犯罪的預防。

2、改革現有制度

(1)制定罪犯醫療保障的規章制度。針對目前缺乏統一的罪犯醫療保障標準的實際情況,應由各省市監獄局制定專門的制度,以確定罪犯醫療的保障程度。具體而言,國家只能保障對一些常見病、多發病、傳染病以及多種慢性病進行相應的治療和管理;及時對危急重病人開展搶救;開展獄內疾病的預防和監測;建立醫療應急預案措施;防治醫療突發事件。對于一些嚴重疾病或不可能徹底治愈的疾病,國家只能提供一個合理的費用,而不提供保健性的醫療服務。這樣,可以有限避免醫療經費運用在治療一些目前根本無法徹底治愈的病癥上。

此外,在制定規章制度時也要有例外的規定。由于目前保外就醫的標準過高,一些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的病犯有治療目前根本無法徹底治愈的病癥的要求,且家屬愿意提供費用的,實踐中由于無任何法律依據接受病犯家屬提供的費用而一律禁止,這并不利對罪犯權利的保護。因此,可以設定特別條款對這種情況予以肯定。

(2)進行監獄內部醫療體制改革。考慮到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財政撥款不足的情況肯定仍會長期存在,因此監獄內部的醫療體制改革才是解決目前罪犯醫療保障不力的最有效措施。浙江省長湖監獄已經作出了這樣的嘗試。該獄借鑒了社會企業職工大病醫療統籌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有效做法,建立了罪犯醫療費由監獄統籌和監區包干相結合的管理制度,還規定了一系列的輔助措施。其為監獄醫療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方向。

目前很多監獄都開始向罪犯發放勞動報酬,完全可以把罪犯的勞動報酬的一部分納入醫療費用。所以,模擬社會醫改的做法。監獄內部可以設立監獄統籌基金和罪犯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實行監獄統籌基金和罪犯個人賬戶制,由監獄醫院具體負責罪犯醫療保險事項,為每名罪犯建立個人醫療賬戶。考慮到罪犯勞動報酬還比較少(如四川省雷馬屏監獄的罪犯人均報酬為每月30元),可以把國家財政撥款的醫療費作為監獄基本醫療統籌基金,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監獄統籌基金,另一部分劃入個人賬戶。如把國家財政撥款的醫療費的70%用于建立監獄統籌基金,30%劃入個人賬戶,罪犯個人月勞動報酬的20%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這樣罪犯個人賬戶的金額計算公式為:個人賬戶額=國家撥款額×30%+個人月報酬額×20%。當然,比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斟酌,不同省份可以根據財政撥款和罪犯報酬的具體數額進行調整。

(3)摸索監獄醫療與社會醫療的融通機制。監獄是刑罰執行機關,改造罪犯是監獄的重要任務。“以改造人為宗旨”是我國監獄工作的靈魂和核心,它反映了我國監獄的根本性質和任務。對大多數罪犯而言,其遲早要離開監獄走向社會,那么監獄醫療與社會醫療其實都是用于同一個人的醫療手段,絕對不可把二者割裂開來。因此,盡管由于社會現實的限制,目前二者還不能有效地溝通起來,但不能把罪犯醫療僅僅看作是監獄內部的事情,要逐步摸索監獄醫療與社會醫療的融通機制。因此,考慮在將來可以實現二者的融通,罪犯入獄后其社會醫療的賬戶可以用于支付其獄內的醫療費用,出獄后個人賬戶又轉為社會醫療使用。

3、加強罪犯衛生工作

在財政撥款有限的現狀下,做好罪犯衛生工作是罪犯醫療費用保障的重要舉措。應在監獄中加強衛生知識的普及教育,提高罪犯的身體素質,同時加強監獄的衛生基礎設施建設,提高醫務人員的診療水平。另外,努力嘗試罪犯醫療保障的社會化也是做好罪犯衛生工作的重要舉措。隨著監獄的重新布局,很多監獄都由偏遠山區向城市郊區轉移,這就罪犯醫療保障社會化提供了可能。監獄可以采取與地方醫院合作的方式,引進地方醫療資源,彌補自身醫療條件的不足。

4、加強罪犯的思想工作

盡管絕大多數罪犯確實是有病才治療,但不可否認,確實有些罪犯明明沒病卻天天要求看病,還要求作全面的儀器檢查。如果勞動,就說這里痛、那里痛,消極抗改,監獄民警壓力非常大,監獄的醫療經費也無謂消耗。以四川某監獄為例,該獄曾經有5位公認的精神病犯,但經醫療鑒定僅1名為真正的精神病犯,其余4人一直偽裝精神病以逃避勞動改造。四川僅華西醫院有精神病的鑒定資格,且精神病鑒定花費就財政對每個罪犯的撥款而言價值不蜚,這4個偽裝的精神病人白白地耗費監獄有限的醫療經費。因此,平時要加強教育改造的力度,且在罪犯中引入勞動報酬制,以確保監獄改造秩序的穩定。

摘要：罪犯醫療費用難以充分保障是目前幾乎每個監獄都面臨的問題。本文剖析了這種現象的成因,指出只有通過盡快開始監獄內部醫療改革,建立專項經費、完善監獄醫療條件并最終實現監獄醫療與社會醫療的接軌,才能最終解決罪犯醫療費用保障問題。

關鍵詞：罪犯醫療費用保障

罪犯是受刑罰懲罰的特殊公民,享有基本醫療服務的權利。《監獄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國家保障監獄改造罪犯所需經費。然而,我國目前罪犯醫療費用的保障并不樂觀,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約了罪犯醫療的保障。

【參考文獻】

[1]孫維法:對罪犯醫療衛生保障相關問題的思考[EB/OL].:82/Content.asp?ID=668&Class_ID=5.

醫療保障規章制度范文第3篇

一、指導思想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為目標，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針，建立并完善政府推動、農民互助、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積極引導農民參加以大病統籌為主要形式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二、基本原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相共濟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以下原則：

㈠低點起步，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要與我鄉農村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農民的醫療保障需求相適應，重點減輕農民患大病的經濟負擔，要根據農村實際情況，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

㈡政府推動，多方籌資。農民以家庭為單位自愿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遵守有關規章制度，按時足額繳納合作醫療經費；有條件的村集體可以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市鄉財政按有關規定安排專項補助資金。

㈢市級統籌，保障適度。農村大病統籌合作醫療以市為單位統一籌資，統一管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社會化程度。

㈣保證比例，健全體系。全鄉農業人口投保率達80%以上，村覆蓋率達100%。逐步完善以村為單位的農村大病統籌合作醫療制度，形成以農村大病統籌合作醫療為主體，其他醫療保障形式為補充，多形式、多層次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使農民人人都享有醫療保障。

三、資金籌集

實行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籌資機制。我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標準為每人每年30元，其中市鄉財政給予每人每年20元的補助，農民個人每人每年繳費10元。根據我鄉的實際情況，今后隨著農村經濟發展，農村居民收入增加和醫療需求增長，逐步提高籌資額度和保障水平。

農村五保戶、低保家庭和特困殘疾人等困難群體，其合作醫療個人出資部份由市、鄉政府負責解決。

鼓勵單位和個人捐贈資金支持農村大病統籌合作醫療，拓寬籌資渠道。

四、補償標準

農村合作醫療經費的補償核銷堅持“以收定支，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采用“當年累計、分段計算、累加支付”的方法，真正把群眾受益放在首位。在補償機制上，以大病統籌為主，實行共同承擔原則。

農民醫藥費補償標準：全年住院費用1000元起報，1000到5000元段按10%標準補償；5000元到10000元段按20%標準補償；10000元以上按30%標準補償，全年個人累計補償金額不超過20000元。

門診特殊病種限定為惡性腫瘤、精神病、白血病、器官移植的后續治療、尿毒癥等五大病種，特殊病種門診費用不設起報線，統一按20%標準補償，全年每人累計最高補償5000元。

對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每3年由所在地的衛生院安排一次常規性的體檢，并建立個人健康檔案，體檢成本費用在合作醫療基金中支出。

如年末合作醫療基金有較大節余的，可提取一定比例的節余資金用于對一些特大額醫療費用農民的醫療補助，最后的節余資金作為風險金儲備并入下一年度使用。

視基金的收支情況，必要時可對大病醫療住院費用的補償標準做適當調整，報市政府同意后實行。

五、組織與管理

㈠組織機構

*鄉農村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作為我鄉合作醫療工作的領導機構，要加強對我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工作的領導和組織協調。負責并做好合作醫療資金的籌集，合作醫療證卡的發放，宣傳引導和報銷補償農民的初步審核等工作。要在日常業務工作中不斷加強自身的發展，逐步完善自己，最終成為農民信任、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經辦機構規范化建設標準》(浙衛發[2004]23號)的規范合作醫療業務機構。

各村要建立相關的組織機構，并確定專職聯絡員，定期匯總本村參保農民的補償核銷有關材料，定期送鄉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審核上報，最大限度的方便參保農民，使其不用出鄉就可及時拿到補償金。

㈡監督管理

醫療保障規章制度范文第4篇

近年來醫療糾紛明顯增加是不爭的事實。《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一年整醫療糾紛是否增加相關報到還不多。醫療糾紛的發生對醫院建設發展客觀上起了負面作用。醫療糾紛是客觀現象不容回避。對醫療糾紛的成因進行分析，發現和遵循其規律積極主動采取相應措施防范和妥善處理之是十分必要的。現就這些問題我們所作的一些思考及一些做法和體會做一個總結，以資交流。

一、成因及分析

醫療糾紛成因應當說多數是綜合因素所致，引起醫療糾紛的因素大致可分為背景因素、醫方因素、患方因素。現就這三方面因素淺析如下。

1.1背景因素

背景因素也可稱社會環境因素或深層次原因。醫療糾紛不論以什么形式表現出來，背景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也就是說它對醫方因素和患方因素都起著作用。

首先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時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舊的醫療保障不復存在，新的醫療保障確實存在保障不夠；二是受保障人群對新的醫療保障（包括商業保險）需要自己出錢構筑認識不足，心理承受力不足。這兩個問題都會成為引發醫療糾紛的基礎原因。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保-患”矛盾（基本醫療保險與參保職工的矛盾）轉嫁成醫-患矛盾，或曰社會機制問題。

其次醫療機構一方面是“福利性的公益事業”受到嚴重低于成本的價格管制，另一方面又完全“斷奶”，同時“被推向市場，要引入競爭機制”；對于“救死扶傷”的不同理解；患者是不是消費者的爭論；源自商業經營中“顧客就是上帝”翻版“病人就是上帝”等等所引起的醫務人員、病患及家屬在思想認識上的不知所從必然在日常的醫療服務活動中有所反應。有些認識上的誤區甚至是醫療糾紛的直接起因。

第三部分新聞媒體從自身利益出發不負責任的炒作，誤導造成人們在此問題出現的認識誤區也是醫療糾紛增多的重要原因。以致在醫療糾紛中患方將“不如何如何我就找媒體給你們曝光”成為威脅醫院的口頭禪。

再有由于社會變革造成人們心理承受發生問題及部分人對社會不滿，轉而把醫院及醫務人員當做“出氣筒”和“唐僧肉”的不在少數。“要致富做手術，做了手術扯事故”并非空穴來風。甚至有些病患明說“你們哪么大個醫院，給一點算什么嗎？”。在一些人心目中只要是國家的就是不吃白不吃的肥肉。

1.2醫方因素

醫務人員中付出太多、不被人理解是較普遍的情緒，醫生反對自己的子女學醫做醫生的情況非常普遍。醫療糾紛中按患方不滿醫方因素可分為服務態度問題、價格問題、和醫療效果及管理的問題幾方面。細分下來有服務水平低、醫務人員缺乏耐心細致的工作作風、工作拖拉、對就診患者漫不經心、上級醫師對下級醫師的某些問題指正其在某些方面處置不夠妥當、病情解釋或交代不清、違反醫療常規和制度、后勤保障措施不到位、病案缺陷、醫院管理水平不高、記錯賬、技術水平不高及缺乏經驗等。醫方因素歸結到一條就是未完全遵守國家衛生管理法律、法規、規章、技術規范及常規。

1.3患方因素

患方因素導致醫療糾紛的有患者的個體差異而患方對此沒有相應認識、因缺乏醫學知識對疾病的復雜性認識不足、對醫療效果期望值過高、甚至有病人進醫院等于進“保險箱”認識誤區對醫院規章制度理解不準確、有個別醫療糾紛因患者為滿足某種需求而提出特別要求引起的、家庭經濟或人際關系不良的情緒轉移、患者及其家屬持有不同心理等因素等。患方因素中不排除少數在其他地方（包括非醫療服務行業）“鬧事”嘗到甜頭故意行為。

二、體會與對策

關于背景因素在引發醫療糾紛所起的作用我們很難有所作為。能做的只有在合適的場合進行微弱呼吁。本來“非典”的發生給了全社會對衛生事業發展道路一個反思的機會，至少對衛生隊伍整體的評價能更接近其真實情況。但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多少有利于醫院發展的變化出現。因此估計在短時間內醫療糾紛仍會保持上升的趨勢。至少不會明顯下降。

引發醫療糾紛的患方因素不在我們控制范圍。為預防和處理好醫療糾紛我們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們體會要做好這項工作首先要處理好與醫院發展建設的關系。醫院軟、硬件建設上去了，技術水平提高，內強素質、外樹形象有成效了，醫院發展壯大了能很大程度抵消引發醫療糾紛的背景因素對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的不利影響。

我院在防范和處理醫療糾紛的一些具體作法簡介如下，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2.1學習運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全面促進醫院管理水平提高

醫療事故與醫療糾紛在概念上有明顯的區別，但條例中關于醫療事故的預防與處置的原則對預防和處理醫療糾紛起到“底線”的剛性作用。醫院在條例實施前用2個月時間組織各級種類醫務人員對條例逐字逐句學習、討論。強化醫務人員的法律意識，知道醫療活動必須嚴格遵守醫療衛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診療護理規范、常規，恪守醫療服務職業道德。對照條例中對醫療服務質量監控部門、病案管理部門要求；對病歷書寫具體要求；對醫務人員應告知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的具體要求；對醫療活動中發生了醫療過失行為的報告制度等要求，醫院對規章制度全面清理。對醫療活動中與條例規定要求不相適應的工作程序進行調整，從源頭上減少醫療糾紛發生的可能。條例立法精神與民法銜接較好，醫院在學習條例時特別加入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內容的學習，使醫務人員在醫療活動中養成保存證據的意識，提高了醫務人員自覺遵守規章制度的素養。對部頒的條例配套規章也組織醫務人員認真學習。醫療質量監控管理部門嚴格按照條例要求，認真履行職責，促進醫療服務質量管理的制度化。

2.2加強醫療服務質量重要控制環節管理

我院長期把醫療服務質量管理放在一些重要環節上。首先對接病人最頻繁又最容易忽視的掛號室、出入院處、收費處門診藥房、護士站等“窗口部門”加強管理。同時對手術三關、急診急救病例、以及醫院根據工作經驗總結的年紀較大、有心肺合并癥等八類特殊病人進行重點要求。保證醫療確保質量不出大問題是對醫療糾紛最有效的預防。

2.3每月定期召開臨床科主任聯席會

會議內容為布置近階段醫療質量管理重點工作；反饋上一階段對醫療服務質量監控檢查的結果和醫療事故隱患；各科室交流新開展的工作及需要配合的事項；其它需要“關著門”講的事情。

2.4落實醫患溝通制

按衛生部、重慶市衛生局要求將長期以來化解醫療糾紛行之有效的醫患有溝通作法制度化。制定了醫生、護士接診新收病人制度，術前談話制度、重要治療前談話簽字制度、麻醉醫師談話制度等。在制定上述制度時將多年總結出的能有效減少糾紛的要點作為談話內容制度化。

2.5抓好病歷書寫和操作常規培訓

重點在低年資醫師中反復訓練對某項疾病診斷處理的常規工作，使其形成條件反射。強化病歷書寫中對疾病診斷標準（診斷依據）的撐握在病歷中有明確的反應。強化對治療中用藥和治療方法的依據的病歷書寫，使年輕醫師養成醫療活動是有充分依據并在病歷中有反應的習慣。在出院醫囑中強化向病人交待復查、隨訪并有記錄。病情觀察要及時記錄。這些要求能很大程度的防范醫療糾紛或便于醫療糾紛的處理。

2.6認真處理已發生的醫療糾紛及時總結

對于已發生的醫療糾紛應認真對待妥善處理。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協商、行政調解、訴訟三個途徑處理。其中要克服怕打官司的想法，因為通過鑒定和/或訴訟能夠很好地讓患方解除許多誤會，對于內部醫務人員的處理也更有說服力。當然不管哪種處理都要注意總結避免犯同樣的的錯誤。

醫療保障規章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村醫療保障政府行為

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是事關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農村原有的醫療保健網絡迅速瓦解，90%的農村居民被排除在醫療保障體系之外，許多農民看不起病，導致農民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越來越凸現，一些地方性疾病和傳染病又重新抬頭和蔓延，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由此推動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如何為農民提供醫療保障服務，將是我國今后一段時期建設新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這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全面小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推動和完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而政府行為將起著主導作用。綜合世界各國經驗，公平高效地實施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必須需要政府的介入和調控。本文在介紹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現狀的基礎上，探討政府如何行為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的現狀

2003年1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意見》的通知，提出了建立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并開始在全國試點推廣。力爭到2010年，實現在全國建立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的目標。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有678個縣（市、區）開展了試點工作，占縣（市、區）總數的23.7％，覆蓋農業人口2.36億人，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為1.79億人，參合率75.8％1。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的實施提高了農民健康保障水平，減輕了農民醫療負擔，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農民參保積極性不高,覆蓋面低

到目前為止，全國試點地區，農民參與率為76%。但實際上，76%的參保率很大程度是在一些鄉村干部努力工作結果，甚至采取某些強制手段的結果。影響農民積極性因素有很多，且是非常復雜的。一傳統合作醫療制度采取“自愿原則”，新型的合作醫療也強調“自愿原則”，這給廣大農民群眾有充分的更大的選擇空間。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導致了許多農民家庭把成員人為分為健康者和老弱病殘者，選擇老弱病殘者參加醫療保障而健康者不愿意參加。許多貧困人口由于缺乏繳費能力也被排斥在外；二現行的合作醫療保障補償水平不高，受益面與受益率較低。我國目前實施的新型農村合作社主要保障大病住院醫療，把一些費用很高的慢性病治療和其常發病都排除在外，與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目標相悖，不少農民覺得合作醫療給予的實惠不大，受益面必然很低，對此吸引力不強。且在許多地方都有明確規定，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在生病時必須到定點醫院或診所接受醫療服務，農民自由選擇權相對較小，特別對一些流動人口來說參保積極性就更小。第三農民對政府、對政策的不信任。目前許多地區在合作醫療管理上缺少系統化和規范化，也沒有完整的規章制度可以約束和監督。為此有的人擔心合作醫療資金被挪用，有的擔心政策能否能長久實行，許多農民對此都比較謹慎，先觀望一段時間再說，導致了農村醫療覆蓋面狹小。

（二）資金籌集缺乏可持續性

按照目前政策規定，新型農村合作社資金主要來源于集體、政府和個人。從各地試點情況看，農民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年人均繳費20元錢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對許多經濟薄弱的集體經濟和地方財政來說，面臨嚴重資金壓力。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在加強中央對地方宏觀調控的基礎上，財力越來越向上級政府集中，而公共責任被層層下移，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投入職責基本上落在了縣鄉財政身上。事實許多地方鄉鎮政權都是負債運轉，哪有錢來重建合作醫療。同時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后，許多農村村級組織體系盡管比較健全，但功能在逐漸弱化，導致在開展合作醫療時，往往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動的原因，迫于形勢村組織才做些宣傳發動和部分資金投入。一旦外部推動力有所松動，合作醫療的資金籌集就缺乏連續性。因此對一些經濟條件和基礎比較差的地區來說，如果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重建，沒有各級政府的財政補貼和支持，僅僅依靠農民個人繳納的，這些資金無法使合作醫療制度發揮分擔風險、互助共濟功能。

（三）醫療服務體系和管理不健全

從許多地區試點情況看，醫療費用總體保障水平很低，且報銷的手續和程序過于嚴格復雜。許多試點地區都明確規定醫療費用先由自己墊付,然后通過市、鄉鎮（街道）、村層層統一結算，經審核后統一結報，然后再逐級返回。手續繁雜，報銷周期相對較長，成本較高，報銷費用事先不可確定。因此許多農民擔心醫療費用，特別是大病重病的高額費用能否及時報銷。同時現行農村醫保對定點醫院也作了嚴格規定，要求參保農民在生病時必須到定點醫院和衛生院接受治療，使農民缺少一種自由選擇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定點醫院具有壟斷的特性，也使服務質量和態度打了一定折扣。

二、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政府行為產生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達到有效的配置，也是迄今為止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存在著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不可能調節經濟生活中所有領域，現實客觀要求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強調政府行為。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政府行為產生的背景也主要緣于市場機制固有的缺陷，即市場失靈。

（一）醫療衛生具有典型的準公共物品特點

醫療衛生是典型的準公共物品，這是增進社會福利和保障社會公平所不可或缺的，如果單純由市場機制來提供，無法保證其效率和公平，必須由政府部門介入。這點幾乎沒有人提出質疑，即使主張“自由放任”的亞當•斯密也承認政府應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一個社會的政府，其存在的經濟理由就是為了增進人民的集體福利，而醫療衛生就是這種集體福利的載體。在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中，也把社會保障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確定下來，“政府由人民組成，而為人民謀福利之機關，人民有所困苦則應加以救濟，人民有所需要，自當俾與協助，此乃賢明政府所應負之責任”。因此決定了農村醫療保障需要政府來保證有效供給，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醫療衛生具有典型外部性特點

“外部性”指生產者或消費者在自身的生產或消費的過程中，對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帶來的非市場性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有利的，如一個地區有好的醫療條件，不僅會給本地區的人群帶來好的醫療保障，預防疾病提高健康，且對周圍的人群和地區產生良好的效應；但也可能是不利的，如某些疾病由于貧困而無法醫治時，很有可能會導致這種疾病的進一步惡化和蔓延，造成更大范圍內的疾病傳播和發生，從而帶來負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影響，一般要求醫療衛生服務具有強制性特點，要求人人都能接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而這不可能通過市場行為自行消除，必須由政府出面進行解決。

（三）醫療服務市場具有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和“委托―”特點

1963年ANOW在其經典著作《不確定性和醫療保障經濟學》中指出，醫療市場中供需雙方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4。醫療衛生的消費者即委托人是信息擁有的劣勢者，無法掌握了解人的完全信息，往往是在信息嚴重缺失的情況下作出購買決定的；而醫生（人）既是醫療服務供給者，又是醫療需求的創造者，增加了其“尋租”的可能性。這種行為是難以監督和規避，必須由政府介入。

在醫療衛生中，信息不對稱和委托問題以道德敗德和逆選擇的形式表現出來。道德敗德在醫療領域中主要表現在病人過度利用衛生資源，要求醫生多開些不必要的貴重藥品，多使用先進的醫療設備等，導致衛生費用的不合理上漲和衛生資源的浪費。逆選擇表現在醫療市場中往往風險大者更愿意購買保險，從而使根據大多數法則制訂的保險費難以應付事故損失的賠償。必須由政府通過醫療保險的強制性購買得到有效的規避。

三、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行為

黨的十六大將“全民族的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作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強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農村衛生工作，加強管理，優化衛生資源配置，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建立和完善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解決廣大農村的缺醫少藥問題，保護農民的身體健康。

（一）加強宣傳教育，努力提高農村醫療保障的覆蓋面

由于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在歷史上曾起起落落，再加上一部分農民僥幸心理，使農民在個人掏腰包參加醫療方面很謹慎和被動。基層地方政府特別是村、鎮領導干部要通過現實中發生在農民周圍的因病致貧和參加醫療保障減輕家庭負擔的典型事例，利用各種宣傳媒體，深入到各農戶家中，進行廣泛細致的宣傳教育，促使農民盡快了解農村醫療保障內容、意義，增強農民互助共濟意識，調動農民參加醫療保障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吸收和借鑒世界各發達國家農村醫療保障成功的做法，通過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條文，把農村醫療保障納入到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并帶有強制性的特點。德國在1884年就制定《疾病保障法》，規定農民醫療的加入是強制性的。日本政府規定所有居民必須全部參加醫療保險，并按不同職業納入到期不同醫療保險組織，使農民無后顧之憂。因此我國政府也必須以立法的形式來強制實施。現階段我國堅持自愿原則，現實中，由于農民對政府管理合作醫療的不信任，農民的健康意識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促使部分農民不愿參加農村醫療保障，導致覆蓋面較低，不利于農村醫療保障可持續發展，也減弱了農民抗風險的能力。建議政府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情況，探索建立不同層次和水平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對經濟發達、農民參與率高的地區先以法律條文逐步強制全體農民入保，其他地區采取部分強制原則，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的原則，擴大農民參與率。

（二）采取多種措施促進籌資的持續性，保障資金的有效供給

目前我國衛生總費用占整個GDP的比重不足6%，且這一比例還在緩慢降低，而世界大部分國家為10%，且其中的80-90%由政府負擔。即使是美國那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醫療衛生服務高度市場化的國家，政府衛生支出也占到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45.6%。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缺乏相應的資金投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資金投入。因此必須采取多種措施促進籌資的持續性，保證醫療資金有效供給。

首先政府應加大對農村醫療保障的投入。

其次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對農村基層的轉移支付力度。

第三要發動全社會的力量，拓展醫療資金的多元融資渠道。

（三）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服務機構建設

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服務機構建設是保證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有效進行的物質載體，也是農村醫療保障的重要力量。目前農村許多地區出現農民進城看病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農村衛生資源和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不能完全滿足農村居民的就醫需求。因此必須堅持以政府為主導，雙管其下，一方面要加強改善房屋設備等外在物質條件，特別是鄉、村兩級，這是農民主要利用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另一方面要加強其技術水平的提高。加大對農村醫務人員的培訓，特別是加強農村全科醫生的教育培養，提高鄉村醫生的業務技能，從而使農民小病不出鄉村，能方便就醫，確保農民權益。

（四）建立和完善農村醫療扶貧和救助制度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因此農村醫療扶貧和救助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是保障農民基本權益和實現“人人都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手段。政府特別是民政部門要把對貧困地區、貧困人群的衛生扶貧和救濟作為發展和完善農村醫療保障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必須在每年財政資金中安排專門的救助資金，列入當年的財政預算，并把經濟扶貧與衛生扶貧科學結合起來，把農村醫療扶貧和救助計劃與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有機結合起來。

（五）加強對農村醫療衛生管理和監督

目前醫療服務質量和藥品高價是導致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原因。為此首先必須建立健全專門的、獨立的監督管理部門，如藥品價格監督管理機構、醫療服務監督部門、醫療基金管理機構等。藥品價格監督管理機構主要實現藥品價格部門與新藥審批部門的一體化管理，建立由企業、政府、醫院各代表共同參與價格聽政制度、聯合定價的方式，形成相互信息溝通機制和相互制衡的約束機制。做到醫藥分開核算，形成醫療服務和藥品流通的競爭機制，盡可能減少藥品流通。醫療服務監督機構主要對醫療衛生執業進行獨立監督，定期或不定期地對醫生處方進行檢查、審核，對不規范行為者給予一定的處分，從而規范和約束醫生的行為。醫療基金管理機構主要隨時檢查和監督基金使用情況，加強對醫療保險基金的監督和審計，定期向村民公布合作醫療基金使用情況，使農民有一定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醫療費用控制制度。探索改革付費方式，有效利用衛生資源從而約束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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