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醫療系統改革方案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1991 年3 月,東北工學院開放軟件系統開發公司成立。同年6 月,沈陽東工阿爾派音軟件研究所(有限公司)成立。
2006年,東軟已由當初東北大學的一個實驗室,發展成為在軟件與解決方案、醫療系統和IT教育與培訓三大業務群組中擁有8000多家大型客戶的中國領先的軟件與解決方案提供者和中國最大的離岸軟件開發提供商。
為了實現“架設軟件研究與應用的橋梁”的理想,1988年,從美國留學回國的劉積仁博士,領導東北大學計算機系網絡工程研究室從3個人、3臺PC機、3萬元科研經費開始,探索大學孵化軟件企業的模式,并于1991年創立了東軟。十多年來,東軟由當初東北大學的一個實驗室,發展成為在軟件與解決方案、醫療系統和IT教育與培訓三大業務群組中擁有8000多家大型客戶的、中國領先的軟件與解決方案提供者和中國最大的離岸軟件開發提供商。
目前,東軟在中國建立了40多個分支機構、8個大區總部、11個研發中心、15個行業事業部,以及3所大學和培訓機構,并在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分公司。東軟集團擁有中國第一家上市軟件公司,也是中國第一家通過CMM5級和CMMI 5級評估的軟件企業。
東軟以軟件技術為核心,提供面向信息基礎設施的各種行業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并將軟件與產品制造相結合,開發自主品牌的數字化產品和為客戶開發數字化產品中的軟件。東軟將軟件與行業應用相結合,將軟件與醫療設備、汽車電子等數字化產品相結合,將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相結合,構造了東軟穩健的業務架構,也形成了東軟獨特的經營模式。
在軟件和解決方案領域,東軟的產品和服務在眾多社會基礎設施領域以及大型企業中得到應用,東軟開發出電信、電力、社保、金融、稅務、教育、交通、醫療等十多個行業解決方案,在國內擁有8000多家大型行業客戶,在多個行業處于領先地位。目前,公司各主要行業的市場份額都超過30%,社保行業更創造了接近50%的市場占有率,電子政務、電信、信息安全產品等領域也處于國內市場占有率的領先地位。同時,作為中國最大的離岸軟件開發提供商,東軟近年來全面加大對日本市場的開拓力度,并十分重視對歐美市場的開發,使得東軟的軟件外包連續幾年保持近50%以上速度增長。2005年東軟的國際外包收入居中國軟件外包第一,并躋身“全球IT服務100強”。
在醫療領域,東軟的CT、核磁共振等醫療設備產品已在國內近3000家醫院得到臨床應用,占有國內30%的市場份額,并遠銷亞洲、歐洲、北美、南美以及非洲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4年,東軟醫療與飛利浦合作后,相繼研制出螺旋CT、磁共振、X線機等新產品,并成功地將其推向國內外市場。
在IT教育與培訓方面,東軟在大連、南海、成都建立三所IT大學,在校學生超過20000人。東軟信息學院采用獨特的創新培養模式,注重學生的實踐和語言能力的提升,使學生的知識和動手能力達到與企業需求的無縫銜接,為中國IT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在國際合作方面,東軟在過去與日本阿爾派、東芝,荷蘭飛利浦以及芬蘭諾基亞公司進行廣泛的戰略合作的基礎上,不斷加大與世界知名企業的合作,通過資本與業務的深入合作,推進公司的國際化進程。東軟正在更加堅定地走向廣闊的全球市場。
東軟集團董事長兼CEO劉積仁
超越技術,超越智慧,超越夢想!
在這個秋意正濃的季節,中國計算機產業迎來了收獲的第50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風雨相隨,坎坷相伴,50年的艱辛與歡快只有我們知曉。東軟集團伴隨著中國計算機產業已經走過了15年,一路上,我們相知相遇,不言放棄,終于迎來了收獲的季節。
我們衷心祝愿在未來50年內中國成為世界計算機軟件大國。也祝愿中國能有一批優秀企業走向世界,建立全球矚目的、令人尊敬的品牌!
1988年,東軟的前身東北工學院計算機系軟件與網絡工程研究室成立。
1991年,東北工學院開放軟件?穴OPENSOFT?雪系統開發公司成立;與日本阿爾派合資成立東工阿爾派音軟件研究所(有限公司)。
1993年,東大阿爾派軟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東北大學軟件中心成為國家設立的第一個“計算機軟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1995年,東大軟件園奠基投入建設,并成為國家第一個“國家火炬計劃軟件產業基地”。 1996年,東軟與東芝合資成立東東系統集成有限公司;東北大學軟件集團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東大阿爾派成為中國首家國內上市的軟件企業。
1998年,寶鋼集團投資東軟集團;東軟軟件園大連園區投入建設。
2001年,東軟進行品牌整合戰,對旗下的7家控股公司進行更名;東軟日本公司成立。
2002年,東軟通過CMM5級評估,成為中國第一家獲得CMM5評估的軟件企業。
2003年,東軟集團完成戰略重組;東軟軟件園產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
關鍵詞:新醫改;醫院績效考核;薪酬設計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4月19日
當前,隨著醫院績效考核管理模式的普及,各級管理者開始認識并了解績效考核與合理的薪資設計對于醫院管理的重要作用。所以,當前醫院在發展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工作上,應當立足于我國新醫療改革政策要求,進一步探索出更能符合員工利益、促進醫院長久發展的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體系。
一、新醫改政策相關要求
2008年我國出臺新醫療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并在其中明確指出:要不斷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分配激勵制度,推行聘用制和崗位制度管理規定,進一步嚴格工資總額管理,實行以服務質量與崗位工作量為標準的綜合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從而有效調動醫院工作人員積極性。2009年10月1日起,醫療機構全面實行績效工資,對于薪酬分配,相關規定要求個人績效不能直接與其服務過程中的相關經濟收入掛鉤,醫院不能以追求經濟效益為主,醫療機構內要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和薪酬設計體系,最大限度的體現“救死扶傷”的社會公益性。
二、醫院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體系存在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醫院職工薪酬結構體系中,績效主要是以員工在工作崗位中的實際貢獻為主要標準,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體系能夠有效地推進醫院內部分配的公平性,但在當前我們在新醫改背景中進行的相關探索,仍存在許多問題:
(一)績效考核標準不科學。首先,醫院在開展績效考核工作時,仍然會更加注重經濟效益指標而忽視社會效益的巨大作用,采取以收支結余為指標的績效獎金分配,各項評定以實際“利潤”為主,醫生以及各項工作人員的行為都以醫院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指標,這就造成醫生為了使醫院獲取更多的利益,對病患采取了過度醫療的方式,不僅增加了病患的負擔,更讓醫院形象大打折扣,無形中增加了病患矛盾,惡化了醫患關系。除此之外,以收支結余為主要指標也很容易造成醫院內部分配的不公。例如臨床醫生在工作中承擔著較大的風險和責任,對于技術素質水平要求更高,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醫院醫技科室擁有大量先進技術設備,容易在工作中獲取較高的收益,所以醫技科室的獎金報酬要高于臨床醫生,這就使得臨床醫生心理不平衡產生;再如同樣是處于臨床科室,外科收入往往要高過內科,這樣的內部不均衡,致使醫療工作人員所得報酬與所承擔風險、任務得不到公平比對。其次,現行的績效考核指標并不能真實地反映醫務人員的工作強度和價值。我們在進行績效考核時通常是根據工作量來進行的,忽視了其中存在的質量問題,一味地發展這種按門診次數、檢查人數、手術次數為工作量標準的績效模式,會使醫務人員為了追求更多的工作量而縮短門診時間,不利于其醫療服務的有效運行,這種價值與強度上的不匹配也是當前績效考核存在的缺陷之一。
(二)醫院管理人員績效難以量化。在醫院內部,大家通常將目光放置在醫生以及相關醫技人員,對于醫院管理部門往往不太重視,醫院行政管理部門,是確保醫院各環節正常運行、醫院內部關系協調發展的重要環節,他們的工作性質與醫生護士不同,很難加以量化,加之傳統固有思維的束縛,導致現在許多醫院內并未對管理部門的績效考核加以規范,管理行政人員的獎金通常是按照醫院的平均水平按比例發放,這就造成了行政人員對于自身工作的懈怠,長此以往,會使得醫院的管理水平得不到質的提升,無法滿足當代社會醫院發展的需求,嚴重阻礙醫療機構的正常有序發展。
(三)薪酬與績效考核不能切實掛鉤。在新醫改的背景下,我國公立醫院開始注重對績效考核管理模式的重視,但大多未能建立起科學的績效考核與薪酬分配體系,所建立的體系常常只是一種形式并未起到真正作用,造成薪酬設計與績效考核無法達成統一,薪酬模式依舊按照傳統方式頒發,起不到激勵作用,影響醫院內許多員工的積極性。
三、健全醫院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工作的途徑
落實醫院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工作,是符合當前新醫改環境所進行的必要環節,同時也是醫院人力資源管理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建立健全醫院績效考核,能夠改善職工的組織行為,帶動其工作積極性,通過挖掘員工內在的潛質,促進醫院工作的不斷進步。除此之外,科學有效的績效考核體系,是合理設計薪酬分配的重要根據,這也是進一步優化醫院管理,在新醫改的背景下深化醫療系統改革的需要。
(一)關鍵績效指標的確立。關鍵績效指標,就是基于對醫院戰略目標分解后產生的、用來衡量醫院員工表現業績和醫院經營業績的能夠進行量化的關鍵性指標。確定關鍵性指標有幾個原則:第一,具體原則,即績效指標不能籠統與模糊不清,要與實際工作目標切中;第二,可度量原則,即績效指標能夠數量化或者行為化,驗證績效指標的各項數量標準是可度量的;第三,可實現原則,即我們在設立績效指標時不要過高或過低,應保證在合理的情況下能夠實現;第四,現實性原則,即績效指標是在現實中可以被證明與觀察的;第五,有時限原則,即績效指標的完成通常具有特定期限的限制。
關鍵績效指標的確立:首先,要對醫院內各個崗位的職責、崗位技能與其考核標準進行進一步明確,保證我們對于醫院的各個環節有著深刻的認識,包括其工作量與工作難度;其次,根據不同的崗位設置,選擇不同的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考核的指標來源,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種,將醫院的經營目標細分至各個科室和個人,形成各具特色的績效考核指標;第二種,通過對不同工作績效的分析,得出個人績效指標;第三種,通過對突發事件中的應對表現來設計績效考核指標。我們對于不同科室、不同工作崗位的醫療機構人員應采取不同的考核標準,根據不同評價者不同角度的評價,綜合多方面因素對醫院各個環節進行全方位考核分析,得出相對公平的考核結果。
(二)加強績效考核監管工作。第一,醫院應當成立專業的績效考核小組。該小組的成立,能夠改變原有模式下由上級領導單一決定的考核方式,形成醫院內部各個方面的綜合考察。應當從醫院各個科室、機構中選舉出業務素質、道德水平較高的工作人員組成,并在日常生活中加深對其培訓,保證整個考評過程的相對公平;第二,醫院應當設計出不同形式的考核方案。方案內容可涉及參評人員的各方面素質,通過各項指標比例權重劃分,量化出較為客觀的員工績效考核成績;第三,績效考核工作關系到醫院內部每位員工的切實利益,所以應當讓員工真正參與進這項工作當中,在規范考核指標、設計考核方案等環節,保證員工對績效考核的了解程度,把握員工的思想動態。
(三)落實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掛鉤工作。首先,我們要落實績效考核的客觀真實性,讓其能夠真正成為衡量薪資標準,設計薪酬分配的重要指標,保證薪酬分配制度能夠與績效考核掛鉤達到激勵效果,通過薪酬的到位來促進工作人員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其次,醫院員工薪酬應當在績效標準的提升中也有所提高,保證兩者相互協調發展。
當前,實行績效考核是我國深化事業單位改革的重要手段,同樣在醫院內部實施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工作,能夠滿足新形勢下醫療衛生服務事業的需求,我們在這過程中,應當深刻領會新醫改關于績效考核與薪酬分配的精神,不斷在醫院體系內建立與完善科學有效的綜合績效考核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完善績效薪酬設計,從而進一步調動廣大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誠然,我們在這條改革之路上仍存在許多不足,對于該體系的完善工作仍存在許多漏洞,未來,我們應當持續不斷地將新醫改精神貫徹至醫院工做日常中,讓績效考核與薪酬設計工作邁向新的階段。
主要參考文獻:
9月17日,在“公立醫院價值取向與發展走向論壇”上,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王東生透露:醫療體制改革協調小組已經成立。預計,新的醫療改革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可以出臺。
消息一傳出,立即吸引了媒體和大眾的廣泛關注:新方案將是什么樣?能否給大多數民眾帶來福音?它是否還會重蹈前幾次不成功的覆轍呢?人們不禁要問――
經濟在飛速發展,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而人們看病就醫卻越來越難,醫藥費越來越貴,嚴重地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指數。
在中國改革開放28年后的今天,醫療改革再次成為改革的重點和人們討論的焦點話題……
1、“活人死葬”――看病難于上青天!
某報載,一位殯儀人員剛準備將一位“死人”送去火葬時,卻發現此人還有呼吸。原來,這位病人因無錢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醫院和家人只好決定中斷了繼續就醫,將垂危的他送火葬場了事,上演了一場“活人死葬”的現實劇。
這種極端的現象絕對不是個案!
《成都晚報》報道,四川金堂縣農民付利松,因為得了絕癥無錢醫治,在家用炸藥將自己炸死。
“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一進醫院,傾家蕩產,妻離子散”,這些順口溜聽起來似乎很夸張,而這些活生生的例子讓人對“生病”毛骨悚然:有嘛不能有病!看病看不起啊!
然而,即使有錢,看病就會輕松嗎?人們感覺看病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掛號難。
一項調查顯示,為了看病,32.1%的人最早7-8點就到醫院排隊,23.2%的人凌晨5-6點去排隊,甚至還有5.5%的人有提前一天去排隊掛號的經歷。
“在北京看大醫院太難了,今年暑假來北醫三院掛號,等了整整一個暑假,還是掛不上專家號,只好掛了一個普通號。您看門診大樓外面的人群,大多是提前20多天來掛專家號的?!卑不盏囊晃换颊吒嬖V記者,他最終掛了一個普通號,“現在已經結束診療,正在等結果”。
開出租的一位司機對記者說,“確實沒辦法??床∪嗣P天,咱們卻一點兒也不懂,身家性命和錢包都只能交給醫生。大醫院名大夫,總是更讓人放心。你們說看病難,看病貴,其實比這兩樣更可怕的是遇到庸醫假醫,地方醫院假冒偽劣的江湖郎中太多!”
另外,給紅包也變象地增加了患者的負擔。
一位外科患者對記者說,做手術時花2000元的紅包錢,醫生也沒說什么。但他明顯感覺到這2000元的必要性。因為醫生第二天就特意過來問他情況,安慰他手術應該沒問題,叫他放心,他也確實放了心。他的妻子則說,“就是借錢也得給呀!人命關天的,醫生一個心情不好,那可是了不得的呀!”
患者黃先生也告訴記者,他的朋友在某醫院動手術時,他給了醫生紅包,手術后,醫生就經常過來看他朋友,噓寒問暖的。
在采訪中,80%的人都承認自己給過醫生規格不一的紅包,而且大多都是自愿的,只有一名被調查者透露,其手術期間,是醫生主動提示其給的紅包,并非他的本意。
人們不由得感嘆――看病真是太難了!
我國的衛生事業在高速發展,78.9%的人感覺現在的醫院比10年前更多了。統計數據也印證了人們的感覺:1980年我國衛生機構數量是18萬家,到2000年時已經達到了32萬家。但另一方面,60.1%的人認為,現在看病比10年前更難了。
醫院越來越多,看病卻越來越難了――這樣一個“悖論”或許可以解釋人們的這種不滿意。
是什么導致了看病難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畸形的醫療市場化機制
現在國有醫院身份非常尷尬,名義上,他是承擔保障居民醫療需求的福利機構,但是事實上,卻是自負盈虧,甚至需要上繳財政費用的經營機構。角色出現了完全的異化。導致病人對醫院的心理預期和事實的嚴重不相符。同時,這種把福利機構市場化的做法,無法避免的導致的醫院的逐利行為。這種追逐利潤的行為是市場化的必然結果,與道德無關。在把國有醫院推向市場的同時,國家卻把真正的應該成為醫療市場化主體的私立醫院拒之門外,確保了國有醫院的壟斷地位。
這樣,居于絕對壟斷地位的國有醫院形成強勢的賣方市場,失去了競爭的制約,醫療行業內的高收費、紅包、回扣也就成了普遍現象。
嚴重失衡的醫療資源分布
中國的醫療支出占財政的比例,在世界150個被調查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40位以后。少的可憐,而這僅有的支出,大都集中在大醫院。而真正應該在國民醫療保健中起決定作用的基層社區醫院,卻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據衛生部提供的數據,目前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的30%又集中在大醫院。這自然容易形成消費向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北京協和醫院目前已經有3000多病床,還在不停增加,形成全國人民上“協和”的局面。同樣由于市場化,這些醫院必須養活自己。為了生存,很多醫院采取一些非法手段,比如延長住院時間,倒賣病人,開大處方,擴大住院指征等等。而大醫院由于占據了決大多數的醫療資源,更加供不應求,加劇了紅包、回扣等現象的發生。
劫貧濟富的醫療保障制度
醫療保障作為一種福利應該提供給誰?答案是毫無疑問的,應該提供給最弱勢的,需要國家幫助的群體。應該是低水平,廣覆蓋??墒侵袊氖聦嵞??越是收入豐厚的國有企業職工和國家公務員,越是享有良好的醫療保障,這種保障甚至延伸到了肝臟移植等尖端昂貴的治療。而且醫療保險的定點單位,無不是當地最好的醫院。形成了一種高水平,低覆蓋的特權式的模式。而農村的最基本的疾病,即使住最差的醫院也沒有保障。
這樣醫療保險模式,使大多數居民的醫療費用成為沉重負擔。激化了醫患矛盾,也妨礙了社會的安定。
形同虛設的醫藥監管
很多人把藥費高昂的原因指向醫生的回扣,實則不然?,F在很多藥物,為了提高價格,采用更換包裝劑型的手段,進行新藥物審批,再高價銷售。那么,這些藥物是如何通過藥監局審批的?如何通過物價部門價格審核的?如何通過競標的?這里面又有多少既得利益者?為什么沒有一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在藥品進入醫院前,就封殺他的暴利?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說:中國以往的醫療改革,是根本失敗的,這種改革一開始的方向就錯了,改革的政策,沒有成分考慮如何保障百姓的醫療權利,而是試圖把這種政府義務作為包袱甩給市場。同時,卻不放棄自己在這個市場上的種種特權。
與此同時,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在排除了物價上漲的因素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以上這些數據無論是從哪方面都使我們感覺到老百姓在看病就醫上是越來越無能為力。
與此相對應,經濟并不寬裕的人就不可能真正關注疾病預防和保健,甚至在有病時因經濟困難可能就不去治療,或是選擇非正規醫療機構的人員診治。很自然,非法醫療機構和不具備執業資格的醫務人員就獲得了存在的可能,同時,貧者多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等不正常狀況就出現了。
衛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約有近一半的居民有病不就醫,30%應住院而不住院。
這真是應了流傳在民間的一句話“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沒錢怎么看病吃藥?
如果能夠輕松地負擔醫療費用,誰會無奈地“有病自己醫”呢?沒有醫生指導的擅自用藥,潛藏很大的危險性。
專家指出,如果病人自己出的錢占到整個醫療費用的50%的話,那么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而我國目前是在50%以上。
如何讓病人直接從口袋里掏的錢少下來,這是問題的關鍵。百姓為何不停地存錢?因為誰也不知道以后會得什么大??!吃飯用的錢是有數的,買房的錢也是可以預見的,唯獨看病用的錢是不可預見的。這如何讓百姓心里踏實下來?
因此,普通老百姓“小病挺著,大病扛著”這只能是他們最現實、最無奈的選擇。
“萬家醫院相繼開,高樓大廈蓋起來。富人有錢住進去,百姓門外多徘徊。”來自民間的“醫改歌”一曲道破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困頓局面。
2、“談病色變”――藥價高不可攀!
去年底,央視《東方時空》欄目在《時空調查》版塊中,播出了哈爾濱市一所中學的離休教師翁文輝,住院67天醫生竟開出500萬元的天價治療費。
同時,還有一位叫諸少俠的患者,因心臟衰竭在深圳人民醫院住院119天后病故,醫療費用為92多萬元,再加上醫院推薦家屬自費購買的藥品費用,119天的總費用高達120多萬元。
巨額的醫療賬單讓家屬產生了疑問。仔細核對賬單,一系列奇怪的治療方法和收費開始浮現出來。
最后調查的結果反映出三個問題:一,醫院管理混亂。但是醫院的賬目管理如此混亂讓人驚訝。二,搭車藥,行內人解釋說這是指大夫把自己熟人的醫藥費用記在別人的賬單,因為有些人是公費治療,也不會去查賬。三,開花賬,這指的是醫院把病人沒有的花費開在病人身上,病人實際上并沒有受到相應的治療。
筆者在采訪中發現,公眾對醫療單位抱怨最多的,是檢查項目多和藥費太貴兩個方面。
如此高的藥價,讓許多平民百姓苦不堪言。
一個剛從醫院出來的年輕人對記者說,他得了重感冒去醫院,竟然花了5000多元。
從山西來京求醫的43歲肺癌患者段某,五六年前他就感覺呼吸有點不舒服?!爱敃r拍個片子就要500元錢,我嫌太貴,就沒看?!焙髞?,他實在忍不下去了,才去醫院,結果被確診是肺癌。
“得知是癌,我感覺天都要塌了!”段某妻子悲傷地說。他們很后悔,當初有癥狀時及早治療就不會到現在這個地步。當時覺得看病太貴了,能扛就扛,沒想到扛成了大病。到目前為止,段某為看病總共花了7萬元,把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背了近6萬元的債。
人們不明白:醫院的藥價怎么就這么貴呢?
我國現行政策規定,醫院最多可以在藥廠提供的進貨價上加價15%,作為醫院的補償收入。同時,醫院還可以從藥廠的進貨價中提取5%的利潤。實際上,醫院較嚴格地遵守了這一規定。
但是,現階段公立醫院的收入來源于三塊:政府財政補貼、醫療服務收入、藥品收入。隨著政府補貼越來越少,藥品收入就成了醫院經濟來源的大頭,再加上看病屬于典型的信息不對稱,所以就給某些不合理現象提供了生存空間,導致大處方、開貴藥、亂開藥的行為出現,形成了“以藥養醫”的現象。
目前,醫療行業內對醫院的藥品收入比例有一個說法:三級醫院40%,二級醫院60%,一級醫院70%。越是小醫院,越是要靠藥補醫。
藥品自出廠后歷經層層加價,傳到患者手中已經是身價倍增,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誰拿走了高額利潤?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在長長的生產流通鏈條背后,隱藏的大片灰色地帶吞噬掉了至少占零售價30%的費用。
虛高的藥價降不下來,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藥廠和藥商需要“公關”,需要付出的“回扣”多,需要“打點的環節”多。高春芳介紹,過去,藥廠、藥商“公關”的對象只是醫院的院長、藥房主任、臨床醫生、藥劑科科長等?,F在實行藥品招標,政府本意是加強招標采購的公開透明,但由于大量管理機構的介入,導致環節陡增、人員龐雜,招標辦、衛生局等相關領導全都列入“公關”對象。這種“公關”導致藥品招標失去應有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藥廠和藥商增加的成本都轉嫁到了患者身上。最后,患者成為層層回扣的買單者。
在這個繁雜的程序中,出廠價僅為幾元錢的藥品,通過層層加價,到患者手里就成了幾十元甚至上百元,其中的奧秘就在于藥廠、藥商、醫藥代表、醫院及開方醫生各自分得一塊,而形式多采用見不得光的回扣返點,其折扣最高可以達到30%~40%,有的甚至達到50%以上,許多錢以暗賬的形式悄悄流失,而為這些蒸發的利潤買單的卻是身處被動的患者。
回顧醫改20年歷史,“以藥養醫”的模式成為今天人所共知的詬病。客觀地看,“以藥養醫”是改革之初出于醫療服務價格難以提高、醫院無法通過醫療服務自負盈虧的無奈之舉。久而久之,“以藥養醫”成為一種體制慣性,由此滋生了藥品流通環節中的既得利益群體。一方面,醫生用什么藥、開什么方子,不僅關系到個人的收入高低,更關系到所在醫院的整體收入;另一方面,能不能讓某家醫院、某個醫生用自己生產的藥品,已經和藥品本身的質量、成本無關,而更多的是和藥品能給交易雙方帶來多少利益有關了??梢哉f,今天的醫藥流通市場,作為藥品的最終埋單人,普通消費者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市場成為整個藥品流通鏈條中售賣各方共謀欺詐的黑箱。
“在某些藥廠和藥商手里,銅可以變成金子。”有位從事了30多年醫療工作的某醫院院長說:“只要換一個名字,一些廠商就敢把藥賣出成本價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虛高價格?!彼舆B給記者舉了幾個例子:一種核心成分為青霉素的感冒藥針劑,成本僅6毛錢,加入一點無關緊要的成分后,價格狂升到150元到600元一支;幾元錢的氟哌酸成分不變,換個包裝就變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藥……
作為醫生來說,都力勸患者用進口貨或國產高檔貨,因為這些醫用材料幾乎都是廠家上門推銷的,價格越貴,醫生的提成就越高。
醫藥不分的藥品流通模式扭曲的是醫療服務和藥品制造兩個領域。不僅僅老百姓抱怨的藥價高與之息息相關,發改委提及的藥品生產管理低水平和重復建設也同樣是這一市場扭曲的產物。這種共生式的改革“死角”,也極大程度地阻礙了政府的行政監管,可以說,藥品行政降價令正是這樣被市場的既得利益網一次次地消解于無形的。
同時,隨著技術改造成本的上升和原材料的不斷漲價,部分老百姓必需的低價藥品的生產變得無利可圖,有些企業被迫停產。結果,老百姓用不上便宜的好藥,而不得不接受療效相同、但是價格要高出幾倍、幾十倍的替代藥品,這反而加劇了病人看病貴、吃藥難的問題。
老百姓對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反映強烈,“以藥養醫”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3、“有病不醫”――公立醫院不“公益”
在人們心中,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地方,是一塊純潔的圣土。然而,現在的有些醫院在本質上卻變了樣。
福建某地,僅僅因為差100元的醫療費,醫院就拒絕給遭車禍的農民輸血,使其不治身亡。
100元便斷送一條人命!而另一面醫院又亂收費、拿回扣、索紅包、漠視患者權利,醫療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讓廣大患者怨聲載道。
深夜四點,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躺在北京協和醫院掛號部門前的地上,他說它是一個外地的工廠退休工人,因為治病千里迢迢來到北京,為了掛上專家號在這里熬了整整一宿。
“現在真不如以前!20年前,哪有排隊這回事!掛號費很便宜,只有5分錢,最高也就1毛錢,單位都有自己的職工醫院或是衛生室,小毛病不用上大醫院就能解決了。“老人深刻地體會到目前看病的艱難,很懷念過去的好日子?!啊t改’前的計劃經濟時期,醫生的工資是由政府開支,全民所有制的職工也享受全額的醫藥費報銷。誰也不用擔心病了怎么辦?!?/p>
然而,好光景不長。
1984年8月,衛生部起草《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指出,“醫療體制必須進行改革,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開闊發展衛生事業的路子,把衛生工作搞好。”
1992年,隨著中國掀起的新一輪改革風潮,醫療改革的步伐也逐漸加快,并且由于各個行業都在自謀出路,衛生系統也不無例外地開始加入“靠自己吃飯”的自主經營大軍。
此后,衛生部又開展“五定一獎”。點名手術、特殊護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筍般在醫療系統涌現,市場化的聲音,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計劃經濟下的單位人轉變成了社會人,和逐步取消住房一樣,單位的職工們失去了被他們視為“福利”的公費醫療。市場經濟使單位給職工醫療費用斷了奶,同時,政府又在逐年降低對公共醫療的投入,于是所有的成本都轉移到了個人身上。
一位農民說:“現在醫院的條件越來越好,收費也越來越高,一天的藥費就是半年的莊稼錢?!痹S多地方的農村醫保幾乎空白,得了絕癥只好在家等死,生和死都不用出門。
是啊,如今醫院的條件越來越好,規模也越來越大,可似乎卻離尋常百姓越來越遠了。
截至2005年,中國醫改已經有20多年歷史,和計劃時期相比,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數字變化。來自衛生部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應住院而不住院,在農村,這個數字更高達65%。更有數據證實: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成員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的評估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排倒數第4位。
“看病難”的矛盾,在很大程度是目前中國醫療體制矛盾的暴露。
在公眾看來,“看病貴”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醫院背離了公益性,轉而純粹追求經濟利益,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掉進錢眼兒里了”。現在的醫院在他們看來是營利性而非公益性機構。
雖然目前國內90%以上的醫院都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在追求利潤,它的公益性沒有辦法體現出來,醫療服務的普遍性也無法實現。這是醫改中最受詬病的地方。
改革進展到現在這一步,我們已經認識到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建設這兩條腿,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并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到1998年底,國務院才制定了全國統一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當時搞醫療保險改革想解決過去大鍋飯、鐵飯碗時候,醫療費用嚴重浪費,企事業單位不堪重負,國家財政不堪重負的問題。但是醫療保險的錢不是患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必須聽醫生的,而醫院是什么體制呢?
當前,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很多公立醫院背離了公益性質,出現了過度市場化傾向,盲目逐利,使醫療服務的門檻越來越高,有的甚至超越了老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雖然大多數醫院戴著“公立”的帽子,但并未真正體現“公益”性質。目前,政府財政補助僅占醫院總收入的7%左右。為了彌補醫院的收入不足,國家允許醫院藥品加價15%。這就是說,醫院要想賺15元,就得多賣100元的藥。不合理的“以藥養醫”體制,帶來了“大處方”泛濫等諸多弊端。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如果把“發展”理解成社會的全面進步,當然沒問題。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為了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其它一切都可以讓步,甚至可以犧牲,這自然包括公共衛生。當一些官員說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時,他們往往假設只要經濟持續增長,“餅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現在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未惠及全體人民,在這種情況下,不管經濟增長速度有多快,都不可能改善全社會的公共福利狀況。
另一方面,我們在很多時候很多領域都存在著對市場的迷信。醫改包括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醫療機構改革、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三部分內容,在所有這些改革背后,都有一個未加言明的假設:市場可以提高包括醫療衛生資源在內的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實際上,這個假設是難以成立的。
有些非營利醫療機構社會公益性質淡薄。院長們關心的主要是醫院自身發展,較少考慮如何從社會公眾利益出發,在醫療運營當中到底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在公共衛生領域即使按照市場經濟的理論,這個領域也充滿了“市場失靈”。
過去20年醫療改革的致命傷,一是醫療保險的覆蓋率過低、強制性不夠、預防功能不強;二是醫療服務價格混亂導致醫療費用持續攀升;三是政府投入比例過低,對醫療市場管理力度較弱。而這三點都與相關部門責任的缺失有關。
改革的每一個步驟都有當地衛生管理部門的責任介入??梢哉f,正是在政府責任這一點上,決定了改革的成敗。但有人認為,在這樣的改革過程中,市場失靈應該視為是監管失靈的外化表現。
10多年醫改的教訓表明,要想建立一套保證所有公眾都能享受到基本醫療服務的醫療衛生保障體制,必須破除橫亙于公共衛生領域的上述兩個迷信,否則,醫改勢必還會是“夾生飯”狀態。
4、“迷途知返”――逆浪行舟向前進
醫改十幾年的結果,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經濟原因看不起病,那么這十幾年的醫改之路是不是錯了呢?
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走到今天,下一步究竟何去何從,至為關鍵。與發達國家比較,我國的醫療水平存在許多差距,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公共衛生體系不健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機制不完善,重大疾病預防控制任務艱巨。
二是醫療服務體系不適應群眾的健康需求,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突出。表現在衛生資源總體不足,衛生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農村和城市社區缺醫少藥的狀況沒有完全改變。三是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相當多的群眾靠自費就醫。
四是社會資金進入醫療衛生領域存在困難,多渠道辦醫的格局沒有形成。
上述問題有些是長期存在而未能解決的問題,有些是現階段難以避免的問題,也有些是發展中新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影響了社會和諧,然而,不成功的醫療改革并非一無是處。在城鎮中成功地建立起統籌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在農村中試行合作醫療模式,都是過去20年醫療改革的成功之處。即便是在遭到批評最多的醫療機構民營化方面,多方資本的進入對緩解政府財政投入壓力、提高醫療設備水平和服務質量,也起到了相當明顯的作用。
綜觀20多年來的改革,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商業化、市場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主要表現為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
目前,我國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是1.6%~1.7%。在這部分財政支出中,醫療費用的70%用在城市,30%用在農村;而我國70%的人口在農村,也就是說30%的人口占用了70%的衛生資源。
從目前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資結構和投資效率上可以看出,逐年減少的投入、投入集中高端醫療領域,投入以醫療服務為主而非疾病預防為主,投入產出沒有相應的績效考核,沒有增加多數貧困人群的醫療補貼,醫療保障財政支出實行分級制而沒有財政轉移支付,作為委托人的社保機構缺乏足夠的第三方制衡力量――這可能是醫療體制改革不成功的深層因素。
如果按照市場化、產業化、商業化的模式去盲目發展醫療事業,就很容易出偏差,使廣大人民群眾無法享受改革的成果。從表面看,“市場化”盤活了資源,政府卸掉了“包袱”。但是,這種“市場化”也導致醫院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處處在患者身上“打主意”。
然而,合理的市場化不僅可以緩解政府的壓力,同時也能給國有醫院帶來“鯰魚效應”。當然,市場化的前提是政府加強監管,不能任由其自由發展。我們不能因為醫改不成功而否認市場在醫療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醫療改革,不能迷失方向。
業界呼喚已久的“醫藥分家”,醫院只管診斷、醫療,藥店只管賣藥。然而,分家并非易事,多年以來的醫藥一家格局使得兩者之間產生了難以剝離的血肉聯系。兩者的分開更是廣泛涉及到醫保改革,財政撥款等諸多領域,是為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目前在國內,關乎國民健康管理的行政職能分別掌握在7個部委手中,衛生體制改革的挑戰性之大可想而知。
另外,在三醫(醫藥、醫療、醫保)不聯改的前提下,靠限價、降價的手段來治療藥價虛高多少有些緣木求魚。醫院的補償問題如果沒有找到解決渠道,醫藥分業勢必只能淪為空談。
同時,可能出現的“兩頭翹”也是業內專家所擔心的一大問題。實行醫藥分業,其根本目的是期望把藥品的價格降下來,使群眾從中得到實惠。但由于目前藥費過高問題的產生根源并不完全在醫療機構一方,醫藥流通領域的秩序也相當混亂,另一方面醫院的檢查治療費卻大幅上升,給群眾看病造成更大負擔,反而會背離主管部門的改革初衷。
然而,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當我們找到了問題的根源。也就不難對癥下藥。解決目前醫療市場存在的問題,可采取以下幾種辦法:
開放醫療市場,給予私立醫院平等待遇
經營靈活、管理先進、資本雄厚的私立醫院,必然會挑動醫療市場的激烈競爭。這樣,必然迫使管理落后的國有醫院改善自己的管理方法,降低收費,同時提高一線醫務人員的待遇。
固本培源,作好基層社區醫院建設
改變以往醫療資源過度向大醫院集中的局面,在政策和資金上給社區醫院以支持,社區醫院的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吸引病人,抑制不良競爭。同時改變三甲醫院獨大的局面,減輕一線醫療壓力,消弱其賣方市場地位,使紅包,回扣等現象收斂。
改變嚴重不合理的醫療保障制度
應當降低保障水平,把醫保保障的疾病限制在常見病,多發??;把醫保藥物局限在廉價基本藥物;把醫保的醫院確定在社區服務醫院;同時擴大保障范圍,保證社會公正。這樣,既減輕國家負擔,也符合公平的原則。
完善藥物監管
必須使監管部門無法從高價藥物中獲益,同時加大監督和打擊力度,市場機制本身就可以迫使廠家和經銷商提供廉價高效的藥物。
總之,解決目前醫療市場的嚴重問題,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只要政府能夠下定決心。不怕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真正作到執政為民,以壯士斷臂的勇氣去改革現有的醫療制度。否則,矛盾越來越激化,醫療問題將不僅僅反映在醫患矛盾那么簡單,并將危害社會穩定。
“全民醫保”――萬眾所向平價就醫
健康水平是衡量小康社會的一個標志。對于新方案,廣大民眾賦予了極大的期望。
近日,衛生部闡述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思路:農村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城市推廣社區衛生服務;表示將爭取到2010年在全國各城市達到以街道辦事處為單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覆蓋率達到95%;90%以上的居民步行10分鐘-15分鐘可以到達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
對于醫改新方案會是什么樣子,是近來公眾廣泛關注的話題。不少市民和專家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某市民說:“我就希望以后看病不會那么難,買藥不要太貴了。”
另一市民也說:“我希望新的醫療體制的改革推出,能夠讓普遍的、大多數的普遍民眾能夠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障,看得起病,看得好病?!?/p>
北京安貞醫院副院長周生來說,大型醫院的院長非常關心醫療改革的發展思路,關心在現有的體制下、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醫院如何在經營上進行探索和創新,以提高醫療服務。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說:“我以為醫改真正能夠使百姓得到利益得到好處的是在于初級衛生保健或者是社區衛生服務上,因為這個部分它可以更多地貫徹預防為主讓老百姓少吃藥多健康少得病、不得病。同時又可以大大減輕大醫院的負擔,使得政府的這樣一個沉重的包袱也能得到緩解。”
一項調查顯示,79.7%的受訪者對即將出臺的醫改新方案充滿期待。58.7%的人認為,“如何把政府投入切實用到老百姓身上”才是“新的醫改方案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公眾期待“把錢用到百姓身上”有兩層含義。一是政府投入是給干部使用還是給百姓使用;二是經醫療服務鏈層層“雁過拔毛”后,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錢能有多少?
醫改的方向對不對,關鍵要看它是為了誰?我們現在倡導以人為本,那就必須解決老百姓最基本需求――吃飯、住房、看病、教育、工作。只要老百姓感覺生活在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前進,有希望,沒有后顧之憂,我們的和諧社會才真正到來。
所以,新的醫改方案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政府公共醫療投入必須堅持站在“百姓本位”。這才是醫改方案的核心所在,亦是醫改成敗的關鍵所在。
那么,“全民醫?!钡淖龇ㄊ欠窨尚心??
專家指出,全民醫保是應該推行的,這是我們從一個現代經濟社會邁向公平社會的一個必需,不管是城鎮醫療保險還是農村醫療保險,這是社會公平性的一個體現。
此時,大家期待出現更多的平民醫院,來滿足大家求醫問藥的需要。
然而,平價醫院的運行存在三個難題:
首先,國家必須保證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投入。從政府當前對公立醫院的投入來看,這部分的資金缺口是很大的。這對很多財政收入本來就吃緊的地方政府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其次,地方政府能否徹底貫徹衛生部的決策,不折不扣地保證當地公立醫院的財政投入,將是平價醫院推行過程中必須面臨的重要問題。
再次,國家實行平價醫院后,醫院自身的自主管理空間必將受到限制。在實行平價醫院后既要提供可接受價位的服務,又要保證服務質量,由此會不會影響公立醫院的效率,影響公立醫院的發展,都有待于時間的檢驗。
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家還在實行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時期,公立醫院曾經實行過全額管理,但在當時醫院的發展狀況并不理想。今天,我們在重新審視公立醫院的經營模式,思考公立醫院的改革方向之時,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和理性,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重走歷史的老路
至于醫院的激勵機制問題,北京大學教授李玲的觀點在許多人看來也許比較理想。她認為,對醫生最好采取固定工資制,防止醫生收入與用藥價格及數量相結合。那么,如何保證醫生的積極性呢?李玲說,可以吸取大學教授工資制的辦法,把醫生的獎金與其接診數相結合。
鐘南山認為,由于社區醫院發展的不健全,人員素質差,老百姓小病也不放心,要上大醫院。實際上,許多常見病如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完全可以在社區得到很好的醫療指導。
專家建議,將全民納入醫保的范疇,形成小病進社區、大病進縣城,在平價醫院就診。平價醫院針對低收入人群的實際需求,只提供基本醫療服務,而不提供高端醫療服務,因而價格相對低廉。平價醫院既不是“賠本醫院”,也不是“低質醫院”,而是真正的“公益醫院”。可以說,這種模式,就是未來公立醫院的樣板。
5、外國醫療體制一覽
市場主導型(美國為代表)
美國是以市場為主導,實施商業醫療保險的典型。美國的醫療機構分為三種類型:(1)非營利性醫院(社區或教會組織開辦);(2)營利性醫院(亦可稱私立醫院,私人企業或組織開辦);(3)公立醫院(聯邦政府或州政府開辦)。1995年,非營利性醫院已經占到美國醫院總數的56%,公立醫院占19%,營利性醫院占25%。
醫療服務的提供主要是以市場為主,政府不作為主要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而是作為監管者。政府的責任主要是保證老人、窮人、少數民族和一部分弱勢群體的醫療衛生需求,在醫療衛生領域的責任主要是體現一種救助、托底的特征。但是從成本效益來分析,美國的醫療提供效率并不盡如人意。2001年,美國衛生保健費用占GDP的比重為13.9%,聯邦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就達到6.2%??墒窃谌绱烁叩馁M用下,還有大約15%的人口沒有醫療保險。
國家福利型(英國、加拿大為代表)
英國衛生服務的特點是國家推行福利政策,實行國家衛生服務制度(NHS),衛生經費主要來源于稅收和社會慈善經費,居民享受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衛生費用年度增長率在3%左右。2000年,衛生總費用約占GDP的7.3%,政府籌資占衛生總費用的81.0%,私人籌資占19.0%(包括支付保險費和自費支出)。
1948年,英國對醫療機構實行國有化,規定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屬于國家衛生工作人員。初級衛生保健服務主要由全科醫生(GP)和開業護士提供,超過99%的居民都擁有GP。GP提供24小時預防、診斷和初步治療保健服務。GP承擔了“看門人”的職責,除急診以外,一般的??浦委熅柰ㄟ^GP轉診。公立醫院提供二級醫療保健,慢性病在公立醫院的等候時間較長。為了減少排隊等候的時間和方便病人,滿足醫療服務的不同需求和增加服務供給,英國修改了有關法律和措施,發展了一些私立醫院,主要提供專科醫療服務,具有較好的醫療設施、技術和環境,但收費昂貴。
公共合同型(德國為代表)
德國醫院也可分為公立醫院、私立非營利性醫院、私立營利性醫院。公立醫院的比例小于英國,但是遠遠大于美國。德國衛生體系中提供者和購買者的分離比較清晰,兩者是合同關系。同時,德國醫院的所有權也比較清晰。德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醫院服務和門診服務的分離,開業醫生和僅限于提供住院服務的醫院間存在明顯的分隔,甚至后兩者間的分隔比任何國家都嚴格。德國醫院補償機制主要采用“雙重補償”的方法,即醫院的投入成本和運營成本各有其補償來源。德國的公平性很好,但是費用比較高。
公私功能互補型(新加坡為代表)
新加坡的衛生服務體系由公立和私立雙重系統組成。公立系統由公立醫院和聯合診所組成,私立系統由私立醫院和開業醫師(私立診所)組成。分工比較明確,初級衛生保健主要由私立醫院、開業醫師、公立醫院及聯合診所提供,而住院服務則主要由公立醫院提供。
新加坡政府相信,私營機構在初級保健服務方面費用較低,而且由于市場力量的競爭,一般都能有效地將初級保健服務的價格維持在低水平。同時,政府也認識到醫療市場具有局限性,尤其在提供高度專業化的醫院服務時,政府必須進行調控,其手段是一方面仍以公立醫院作為住院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這使政府能控制醫院的床位數和利用率,還可以控制費用增長;另一方面政府為私營醫療機構規定收費標準和專業技術標準。
有關醫改的一些數字
50%:每年有接近50%的人應該到門診看病、30%的人應該住院,但他們卻因各種原因得不到救治。
52%:據世界銀行一份報告顯示,2003年,我國藥品費用占全部衛生支出的52%,這一比例在大多數國家僅有15%~40%。
12%~37%:由于大處方,我國衛生費用的12%~37%都被浪費掉了。
80.2%:我國某醫院2000年調查顯示,該院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2%,其中使用廣譜或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占58%。
36.7%:1990年至2002年,我國門診和住院病人的醫療費中,檢查治療費用所占比例從28%上升到36.7%
22.5%:據衛生部統計,2000年中國衛生費用中,農村衛生費用占22.5%,城鎮衛生費用占77.5%,這就是說,占全國人口2/3的農村居民所花費的醫療費用,不到城市居民的1/3。
醫藥降價情況
1998年來藥品降價潮起潮落已經歷17次降價。
1998-2000年,6次出臺藥品降價措施,涉及300個品種,累計降價金額約80億元;
2001年,69種抗生素類藥品降價,平均降價幅度為20%,年降價金額約20億元;49種中成藥零售價格平均降價幅度為15%,年降價金額約4億元;383種化學藥品、30種抗生素單獨定價藥品零售價格平均降價幅度為20%,年降價金額約30億元;
2003年,制定并公布了199種、900多個規格的西藥最高零售價格,降價總額約2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