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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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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金融政策

      綠色金融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綠色發展;綠色金融;低碳市場;碳金融

      一、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首先,綠色金融是在環境經濟學的背景下產生的。從世紀中葉開始,伴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源耗竭、環境污染等問題也日益突出,人類對環境保護的意識逐漸提高,可持續發展理論逐步成型。到二十世紀前后隨著氣候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以減低碳排放為目標的低碳經濟理論興起,對低碳經濟的研究逐漸加深。在這樣的背景下,綠色金融才得以產生和發展,即淦釋了“綠色”二字。綠色金融作為經濟學、金融學和環境學的交叉產物,不僅將綠色產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更要在金融業務運作中體現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理論在金融業中的具體應用。其次,綠色金融是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在金融業中的延伸。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成為一項準則,企業對于社會發展的貢獻作用愈發得到重視。其中企業對于環境的責任是企業社會責任中的重要部分,在不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的基礎上,提倡改善環境、推廣清潔能源、加強生態保護等。綠色金融雖不直接對環境產生作用,但通過將環境因素納入經營決策,通過對低碳環保產業的支持和對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限制,能夠間接對保護和改善環境產生作用,即實現對環境的責任。因而實施綠色金融是金融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方式,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在金融業中的延伸。再次,綠色金融也是對金融創新和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豐富和深化,而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則強調金融業遵循協調、穩定、持續地發展。綠色金融為金融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能夠開拓金融工具、金融產品、金融服務、金融市場等多方面的金融創新,并通過金融創新獲得豐富的經濟效益。同時實施綠色金融能夠合理有效配置金融資源,提供金融效率和降低環境風險,是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貫徹。因而綠色金融發展,能夠豐富并深化金融創新和金融可持續發展兩方面的理論。

      二、發展我國綠色金融的建議:

      1.建立綠色金融的法律法規和機制,完善制度保障

      從立法和機制建設兩個角度人手,不斷完善綠色金融的制度保障。完善環境保護立法和政策的順利實施,實現環境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探索建立綠色金融法,將環境利益列為金融業新的經營目標和價值追求,并以法律的形式來引導和監督金融業的信貸和投資行為。在綠色金融法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出臺新的補充法規,不斷完善綠色金融的法律體系,最大限度地為綠色金融保駕護航。在機制建設方面,重點完善對綠色金融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做到有保有壓。對于激勵機制,應制定一系列產業優惠措施,鼓勵低碳、環保產業的發展,引導資金流入這些領域同時對金融業實施綠色金融予以政策傾斜,提高金融業履行環境責任的積極性,不斷推動綠色金融產品服務的發展。通過激勵機制將金融業個體目標與整體社會目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地統一起來。對于監督機制,環保部門應加大對金融機構信貸業務和證券上市準入的監督力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于一體的動態監督機制同時嘗試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和綠色金融的考核體系,并通過新聞會、報紙、電視、網絡等多種渠道將考核結果公之于眾,通過社會的監督作用促使金融業實施綠色金融。

      2.開拓金融創新,豐富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

      銀行業方面,要繼續完善和規范綠色信貸,在行業劃分、環境風險評級、綠色金融統計等方面形成統一的標準針對低碳、環保產業的特點,在貸款額度、貸款定價、還款方式的選擇上予以創新,如在還款方式上可采取前期還貸額度小、逐步提高額度的方式同時創新理財產品,開發以碳排放或者以低碳產業為標的的金融理財產品。保險業方面,在繼續推廣環境污染責任險的基礎上,探索金融創新,在已有的保險領域,如車險、財產險,對達到環保標準的企業和個人,采取提高保險金額或降低保費等優惠措施。證券業方面,在建立完善企業上市環保門檻的基礎上,探索設立低碳、環保板塊,專門為從事保技術和產業發展的企業和組織上市融資,該板塊可以借鑒創業板的成功經驗,在準入機制上推行更為嚴格的環境評價,并通過環境評價給予環保企業和環保項目相應的政策“綠燈”。此外,在推行綠色債券、設立綠色基金、發行綠色彩票等方面,也可以展開有益的嘗試。

      綠色金融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綠色金融;綠色信貸;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6-0206-02

      當今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口增長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在努力謀求經濟復蘇的同時,在應對氣候變化、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問題上不斷形成共識,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綠色經濟或低碳經濟方興未艾,日益成為后危機時代各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實現了經濟增長率年均約9.8 %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資源和環境也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我國已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同時還消耗了世界45%的鋼鐵和44%的水泥,這種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是難以為繼的。資源的大量耗費和環境的急劇惡化,不但影響資源優勢的充分發揮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也使得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日趨突出。當前,我國已進入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發展綠色經濟不僅是我國履行全球氣候共同責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綠色經濟發展催生綠色金融,綠色金融必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方向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動力。

      一、綠色金融的內涵

      綠色金融是伴隨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全新概念。關于綠色金融的界定,目前理論界和實踐部門尚未達成共識。綜合各方面觀點,綠色金融是金融機構通過創新金融產品、業務和市場,開展支持環境保護等與可持續發展緊密相關的一系列金融活動。從具體操作來看,綠色金融促使金融機構將環境保護作為決策評價的主要因素,在投融資決策中將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考慮在內,通過金融業的杠桿和利益傳導機制影響市場主體的投資取向和行為取向,從而引導金融資源向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合理配置。

      二、綠色金融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綠色金融伴隨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探索運用市場手段減少污染、降低能耗、減緩氣候變化而生,相關立法與準則不斷完善,金融創新產品不斷推出,綠色金融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目前,綠色金融發展的國際實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綠色金融立法不斷完善

      伴隨著金融在環境保護領域的作用越來越被重視,各國紛紛制定或修改國內法律,進行綠色金融改革。從主要發達國家來看,美國于1980年提出超級基金法案,要求企業必須為其引起的環境污染承擔責任,促使為企業提供貸款的銀行不得不高度關注和認真防范因放貸可能引起的潛在環境風險;1997年,英國特許注冊會計師協會環境報告和能源報告編制指南;2001年,澳大利亞通過金融服務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所有金融機構向國家披露有關環境保護因素在選擇、保留或實現投資中被考慮的程度和范圍的匯報。從國際來看,聯合國于1992年在“21世紀議程”中提出,發展中國家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中,要根據各國情況實行經濟政策改革,必須提高銀行信貸、儲蓄機構和金融市場領域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聯合國環境署于1992年和1995年相繼推出了銀行業關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聲明和保險業環境舉措;2003 年6月,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在國際銀行業發起了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并由花旗銀行等7個國家的10家國際領先銀行率先宣布實行。赤道原則要求金融機構對融資項目的環境和社會影響進行審慎評估,利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赤道原則確立了項目融資的環境與社會最低行業標準,為金融機構推進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提供了可參照的一般準則和操作指南。

      (二)綠色金融產品不斷創新

      綠色經濟發展促進綠色金融創新產品日益豐富,這些產品覆蓋了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綠色信貸方面,許多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在政府財稅政策扶持下,結合市場需求,采取貸款利率、貸款額度、貸款審批等優惠措施,開發針對企業、家庭和個人的綠色信貸產品。例如,英國巴克萊銀行向購買綠色產品和服務的信用卡用戶提供折扣,并提供較低的借款利率;澳大利亞銀行向低排放的汽車車型提供優惠利率貸款。綠色證券方面,許多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運用證券市場工具支持大型環境基礎設施或節能減排項目融資,為企業提供與環境保護相關的避險工具,如綠色資產抵押支持證券、氣候衍生品等。綠色保險方面,許多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制定費率差異化的保險產品和專門為清潔技術以及節能減排而定制的保險產品,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節能減排保證保險等。

      (三)碳金融體系逐步建立

      碳金融的興起源于兩大國際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確立。氣候政策以法規的形式限制了各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同時也催生出以二氧化碳排放權或排放配額為主的權益交易市場。碳金融體系是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領域的金融活動,包括直接投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市場和工具。目前,碳金融市場迅猛發展,國外各大金融機構陸續開發、推廣關于碳排放權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例如,在碳排放權的賣方和終端消費者或貿易商之間提供中介服務;參與碳排放配額交易,為碳排放權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動性;設立碳基金為碳減排項目提供融資;設計碳金融零售產品、創新碳金融衍生產品;為碳排放權的最終使用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等。伴隨著碳排放權的貨幣化程度越來越高,全球碳金融體系逐步建立。

      三、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實踐以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是較早關注綠色金融的國家之一,早在1995年就了《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金融機構將信貸發放與保護環境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結合起來,貸款的發放需要考慮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影響。然而,我國真正踐行綠色金融是2007年以來,國家環保總局(現國家環境保護部)會同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推動綠色信貸、綠色保險和綠色證券發展。我國綠色金融體系正式建立并進入探索階段,將對我國綠色經濟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積極作用。目前,從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實踐來看,綠色保險和綠色證券的規模和作用比較有限,綠色金融的主要方式是綠色信貸,我國已有多家商業銀行開辦了綠色信貸業務,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傮w上來看,我國推行綠色金融理念、踐行綠色金融業務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綠色金融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

      (一)相關法律法規和規范標準不完善

      目前,我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尚不完備,主要體現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綠色金融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2007 年以來,國家環??偩謺嗣胥y行、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相繼推出一系列指導意見,初步建立了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領域的基本制度框架。但綠色金融發展仍缺乏強制性法律法規的規范和指引,造成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對綠色金融發展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管理存在困難,削弱了綠色金融政策的實施效果。另一方面,綠色金融的業務標準和操作規范尚不統一,導致不同機構和不同區域在執行綠色金融政策中存在較大差異。同時,綠色金融的規范標準多為綜合性和指導性的,在實踐中缺少具體的指導目錄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金融機構難以制定相關的監管措施及內部實施細則,降低了綠色金融業務的可操作性。

      (二)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不完善

      綠色金融的實施過程需要金融機構、企業、環保部門的相互協調配合,及時進行信息溝通,依據金融政策、企業環境影響、環保標準制訂相應的金融服務方案。這是綠色金融發展的前提條件。然而在實踐中,金融機構對綠色金融的認知程度有限,對其宣傳力度不夠,社會公眾對綠色金融缺乏認識和了解。企業對自身的環境信息采取隱瞞或虛報的方法,以推卸環境責任,導致環保部門不能及時、全面相關環保信息,也不能實現與金融機構的環保信息共享。這些都導致難以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無法滿足綠色金融發展的需要,以至導致金融機構在環境評估、績效審核、信貸資金發放與綠色金融的預期目標存在較大偏差。

      (三)綠色金融業務風險和成本較高

      電力、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往往也是高利潤行業,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大多數金融機構為了追逐短期利益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仍將金融資源傾向于投入“兩高”企業,忽略了社會經濟和自身的長期持續發展。同時,綠色金融支持的環保項目和節能減排項目的投資期限長、管理成本高、風險較高,對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金融機構來說,缺乏發展綠色金融業務的動力。再加上當前綠色金融政策以限制性和約束性的政策居多、激勵性和補貼性的扶持政策不足且落實不到位,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業務的成本較高,導致金融機構積極性不足,不利于綠色金融的長期發展。

      四、推進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建立健全綠色金融的法律法規體系和管理制度

      完善的法律法規和管理體制是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有效保障。一方面,應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遵循赤道原則等國際慣例與規則,適時制定、完善和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相關執法部門和監管部門的協調配合,為推進綠色金融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借鑒發達國家在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實踐經驗,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綠色信貸、綠色證券和綠色保險的管理制度和項目融資技術評估與風險評估標準,保證綠色金融業務的規范有序發展。

      (二)營造綠色金融發展的良好環境

      倡導宣傳綠色經濟和綠色金融理念,改變企業和金融機構傳統的經營模式,促使企業和金融機構提高對社會責任和環保意識的認知程度。另一方面,加強企業環境保護信息的披露,由環保部門建立和完善全國性的環保信息庫,及時充實、更新環保信息,確保環保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時,加強與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的信息溝通,促使環保部門、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實現信息共享,為綠色金融推進提供現實依據。

      (三)創新多元化的綠色金融產品

      充分利用經濟發展模式向以低碳為核心的綠色經濟轉型的發展機遇,加快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金融機構可依托現有金融市場體系,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加強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通過貸款、股票、債券、理財、擔保、租賃、信托等多種金融工具,探索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如環境保護優惠貸款、環境風險評估、環境保護基金、環境保險業務、環境融資租賃、環境產業創業資本、環境顧問服務以及碳權質押融資、碳期貨、碳期權等,為推動我國綠色經濟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1] 李仁杰.綠色金融的探索與實踐[J].中國金融,2011,(10).

      [2] 冷靜.綠色金融發展的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J].時代金融,2010,(8).

      [3] 天大研究院課題組.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的戰略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1,(39).

      [4] 王兆星.積極實施綠色金融戰略[J].中國金融,2012,(10).

      綠色金融政策范文第3篇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引起人們關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曾的全球氣候變化評估報告顯示,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是導致全球溫度上升的主要溫室氣體,而其中又以二氧化碳的作用尤為顯著?!毒┒甲h定書》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訂和實施,進一步反映出全球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資源節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是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金融在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金融與環境問題間關系的探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益引起重視。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金融支持,國內外學者關于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務、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以及金融支持工業行業碳減排等方面。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有關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減排影響因素、金融支持技術創新并促進碳減排、金融資金支持對碳減排的作用研究等方面。

      (一)碳減排影響因素研究

      關于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Shafik N.(1992)等認為在經濟發展以農業為主的時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少;隨著經濟發展,工業發展對資源的需求急劇增加,此時經濟增長伴隨碳排放的急劇增加;當第三產業為主導產業時,經濟發展對資金、技術的需求增加,對能源資源的需求減少,且隨著技術的提高促進能源利用率提高、碳排放減少,此時環境質量得以改善[1]。Lester R. Brown(2005)提出經濟發展要以B模式代替A模式,A模式是指高碳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以環境破壞為代價;B模式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倡導低碳化經濟發展模式[2]。

      關于環境金融的研究方面。Jose Salazar(1998)較早提出環境金融,認為環境金融是連接環境產業和金融業之間的橋梁,對金融業與環境產業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提出發展金融創新,以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3]。Cowan E.(1999)認為環境金融是環境經濟學和金融的結合,在環境金融的基礎上,探討了發揮金融市場的資金配置功能為環境經濟進行融資的渠道[4]。Marcel Jeucken(2001)分析了銀行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認為銀行業對待可持續發展的態度由抗拒、規避,轉變為積極和可持續發展階段,其通過激勵手段促進經濟主體保護環境,在可持續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5]。Sonia Labatt和Rodeny Wh-

      ite(2002)研究了氣候變化問題給金融行業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將環境風險納入企業評級,并介紹了金融行業進行環境風險評價的方法,以及為環境保護而開發的環境金融產品[6]。T.E.Gradel和B.R.Allenby(2003)探討了金融在環境保護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金融促進環境保護的相關建議[7]。

      在碳減排影響因素研究中,Wang(2005)對中國1957―2000 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數據做了分解,發現能源強度降低對中國碳減排貢獻最大,其次為能源結構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8]。Chang(2008)通過研究臺灣地區1989―2004 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發現,能源強度、能源結構的低碳化變化,對碳排放影響較為明顯[9]。Salvador Enrique Puliafito(2008)等從人口規模角度研究低碳經濟,通過分析人口、GDP、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得出碳排放量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結論[10]。Ugur Soytas(2009)采用VAR 模型對美國和土耳其的實證研究均表明,能源消耗是碳排放增長的格蘭杰成因而非GDP,并據此提出了通過增加使用清潔能源、降低能源強度等措施來實現碳減排的政策[11]。

      (二)金融支持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碳減排研究

      King和Levine(1993)認為一個功能健全的金融體系會通過金融支持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和進步,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他們對1960―1989年8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表明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對技術創新和進步有重要的影響[12]。Fuente和Marin(1996)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將資金高效地運用在風險項目上,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進而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推動碳減排的實施[13]。

      Beck,Levine和Loayza(2000)運用動態面板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金融支持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是增加了資本的存量,更重要的因素是金融支持提高了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即金融支持能夠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有利于碳減排的發展[14]。Gradel和Allenby(2003)在《產業生態學》中把金融納入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的理論框架中,認為金融作為一種服務能促進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相協調[15]。

      Hanson和Laitner(2004)通過產業增長評估模型對美國的研究得出,實施引導技術進步的投資政策可以保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增長,表明美國要減少碳排放需要對低碳技術投入大量的資金[16]。在金融支持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碳減排研究中,Kneller和Stevens (2006)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研究發現企業對R&D的資金投入有利于技術效率提高,以及提升企業碳減排的水平[17]。

      Tamazian等(2009)選取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1992―2004年的面板數據研究金融發展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并加入美國和日本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金融發展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起到重要作用,金融支持高水平減排技術研發的直接投資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進而抑制環境惡化[18]。

      Nakhooda(2009)對世界銀行管理的清潔技術基金的創新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通過埃及、墨西哥和土耳其三個國家的研究發現清潔技術基金需要政府政策和監管環境的配合才有助于發展低碳經濟[19]。Knox-

      Hayes(2009)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間合作的重要作用,認為金融支持可以增加低碳經濟發展的規模、范圍和速度,而金融的支持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20]。Richardson(2009)認為目前金融支持低碳經濟主要是通過金融機構作為中介,公眾出于環境保護目的的社會責任投資的資金支持會大大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并認為可以推動保護環境社會責任投資對低碳經濟的支持[21]。

      Linares和Perez-Arriaga(2009)基于監管和技術動態發展的視角,探討了如何在全球發揮低碳技術并廣泛應用的問題,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發展低碳技術,離不開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這亦是應對氣候變暖的關鍵[22]。Alain(2010)認為在碳市場機制作用下,低碳技術轉讓和低碳投資在國際間大規模進行,低碳技術發展利于推動低碳經濟發展[23]。Gouvello(2010)對巴西低碳經濟發展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表明巴西投資新能源的發展,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要走向低碳經濟發展道路,需要對低碳經濟相關的新能源、二氧化碳減排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大量投資[24]。

      (三)金融資金支持對碳減排的作用研究

      Kepple(2008)分析了銀行業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銀行等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通過金融激勵等手段,鼓勵經濟主體參與環境保護,在可持續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25]。Tamazian等(2009)對俄羅斯相關數據研究發現,金融資本開放程度與二氧化碳的降低呈現正相關。

      Sadorsky(2010)選取22個新興市場國家的數據,使用動態面板模型(GMM)方法檢驗這些國家金融發展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得出結論:當金融發展用股票市場度量時,股票市場交易額與股票市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都對能源需求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26]。Bello和Abim

      bola(2010)通過對尼日利亞的金融發展與環境關系的研究發現,由于該國投資缺乏必要的監管,因而以證券市場資產表示的金融發展會導致環境惡化[27]。

      Shahbaz(2011)等對巴基斯坦的二氧化碳排放進行研究,認為在控制了經濟增長、人口規模和能源消費等因素后,金融業發展利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而這暗示促進金融部門的發展可成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個政策工具[28]。

      Ashina,Fujino和Masui(2012)基于日本在205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與1990年相比要減少80%的目標,利用反推法結合日本的國情,得出日本實現該目標的可行路徑是2020年碳排放量減少16~20%,2030年碳排放量減少31~35%,2040年碳排放量減少53~56%,而要實現以上階段性目標,就需要大量投資的支持[29]。

      Harunaa Gujba和Steveb Thorne(2012)等立足于非洲大陸,闡述了為非洲低碳能源提供金融支持的渠道,并探索了這些渠道面臨的機遇及風險等情況[30]。Kennedy Chri

      stopher和Corfee Morlot(2013)討論了投資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對低碳經濟轉型的影響,研究認為雖然投資低碳基礎設施會增加企業運行成本,但這一舉措顯現出投資對于提升技術水平,以及有利于發展低碳經濟的作用[31]。

      Julie Rozenberg,Stéphane Hallegatte(2013)等認為實施低碳稅很困難,因為這意味著這代人要為后幾代人的利益做出犧牲,但發行碳認證證書卻是可能的,這主要由于碳認證企業雖然增加了支出成本,但卻因為發展低碳經濟,而在貸款利率下降上得到了補償,所以認為碳認證比低碳稅更具有可行性[32]。

      Rory Sullivan,Andy Gouldson,Phil Webber(2013)探討了如何為低碳城市融資的問題,以及其中存在的機會、風險與障礙,研究認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以及技術創新降低發展低碳經濟的成本,來緩解這些風險和障礙[33]。

      Yasuko Kameyama,Kanako Morita和Izumi Kubota(2015)提出,近幾年金融已經成為氣候變化談判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在亞洲發展低碳經濟每年需要約1250―1490億美元的投資,其中公共投資要比預計的低得多,研究認為如果亞洲國家能夠達成共識,超過一半低碳經濟投資資金可以由公共投資來達成,而剩下的部分則需要依靠私有投資[34]。

      Aidy Halimanjaya(2015)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評估了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經濟發展與官方減緩氣候變化資金流入量的關系,并呼吁官方應大力發展援助氣候變化的金融[35]。

      二、國內研究

      (一)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研究

      1.金融服務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

      碳金融服務是碳金融穩健發展的保障,金融機構是碳金融服務體系的主體。企業的參與構成了碳交易的供需主體,交易平臺的搭建為供需主體提供了價格發現和規避風險的機制,而金融機構圍繞碳交易市場的金融服務可以促進碳金融市場進一步擴大廣度和深度、加強流動性和提高透明度。金融機構的參與有助于碳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動碳金融市場的發展。一方面,有利于完善金融體系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強金融服務與低碳經濟相關企業的聯系。

      陳雁(2008)通過分析可持續金融,指出綠色信貸對銀行業可持續經營及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36]。蘇寶梅(2009)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指出綠色信貸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37]。古小東(2010)考察了國外“赤道原則”約束下的銀行環境風險控制,從法律制度、激勵機制、環境標準、監督機制等方面對我國的綠色信貸提出建議[38]。曹洪軍、陳好孟(2010)建立了不確定環境下的博弈模型,認為綠色信貸需要配套機制[39]。

      張建軍、段潤潤(2013)指出隨著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綠色信貸是中國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為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指引[40]。張靖霞(2013)指出綠色信貸支持生態城鎮化建設需要政府、環保部門、銀行、企業共同努力,探尋合適的綠色信貸支持路徑對于加快生態城鎮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41]。張繼宏(20

      14)認為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促進碳交易市場的建設與發展,國內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主要集中在綠色信貸,體現為增加新能源和減排技術的信貸規模,降低高耗能和產能過剩產業的信貸規模,利于推動低碳經濟發展[42]。

      表1進一步反映了其他金融服務如碳金融理財產品,以及發展與低碳經濟相關的證券、基金和保險等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2.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

      碳金融政策是碳金融發展的前提,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監管可以解決碳金融“市場失靈”問題,政府急需制定碳金融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并根據碳金融發展情況及時更新完善,同時做好政策引導,引導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參與到碳金融活動中去,為碳金融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張偉偉(2013)等的研究認為需要廣泛建立以中央政府或各級地方政府為主導的碳基金,吸引更多的低碳資金流入,提出政府需要做好低碳投融資預算安排,通過碳稅收、碳配額的拍賣獲取低碳收入,并使得低碳收入成為低碳投資的資金保障[46]。石敏?。?013)等基于動態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構建了我國能源―經濟―環境政策模型,根據碳稅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屬性,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與適度碳稅相結合的政策,一方面可以確保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可以使較為分散的碳排放源承擔一定的減排義務[47]。胡梅梅、鄧超、唐瑩(2014)的研究認為在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社會建設和產業發展是經濟社會的必然發展方向,在這一背景下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有效的金融支持[48]。李?。?014)等認為隨著公眾能源消費碳排放比重的不斷增加,加強消費端碳減排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政府政策引導、低碳理念宣傳、低碳制度等運行機制,以及激勵和引導公眾形成低碳消費模式,能夠更好地發揮碳減排機制和碳稅制度的相關作用[49]。表2反映了國內學者探究法規建設、政策引導等方面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

      (二)金融支持工業行業碳減排發展研究

      1.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主要針對工業行業碳減排影響因素、技術進步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碳減排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對某一工業行業碳減排具體情況的研究等方面。

      在對工業行業碳減排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吳濱(2010)認為需從行業結構、行業能源強度、能源消費結構和各種能源碳排放系數等方面展開研究[53]。陳詩一(2011)研究表明能源強度減少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波動性,能源結構和工業結構調整能夠降低工業行業碳排放[54]。劉紅光(2011)將我國1992―2005年工業碳排放量進行分解,發現經濟總量增長、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是導致我國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行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等因素對碳減排的作用并不明顯[55]。張在旭(2014)認為工業節能減排效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工業規模、管理水平、技術進步和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56]。任建蘭(2015)通過對整體工業行業碳排放影響因素分解分析,認為產業結構和技術效率是碳減排的主要影響因素[57]。

      在技術進步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研究中,王群偉(2010)分析了1996―2007年間影響中國二氧化碳減排績效的諸因素,發現技術進步是促進我國工業行業二氧化碳減排績效不斷提升的主要原因[58]。李凱杰(2012)等認為長期內技術進步可以減少工業行業碳排放,短期內技術進步對工業行業碳減排作用卻不明顯[59]。姚西龍(2013)測算了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與中國制造業二氧化碳排放的關系,發現中國制造業碳排放強度在不斷下降,并認為技術進步是促進中國制造業碳減排的主要因素[60]。王兵(2015)的研究認為低碳技術可以實現碳排放減少的同時增加工業產值,并且低碳技術越強,雙贏也越大;并認為強低碳技術比弱低碳技術更具有降低減排成本的優勢,這在經濟較為不發達的地區更為明顯[61]。

      在減排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研究方面,修靜(2014)認為現階段的節能減排規制措施對地區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響有自東向西遞增的趨勢,說明工業化水平越低,行政命令式的規制措施相對越有效,并且行政命令式的規制措施相較于技術進步,對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有效[62]。王宇飛(201

      5)等通過對比工業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經濟手段(環境稅)和工程技術對碳減排的影響,借助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對工程技術減排與經濟手段(環境稅)進行政策模擬,探討了兩種減排方法的優劣,并認為相同碳減排量情況下,考慮宏觀經濟損失,環境稅減排的成本遠高于技術減排[63]。任曾(2015)認為推動工業企業節能減排稅收政策,保持稅收優惠政策的穩定,可使工業企業對節能減排的收益有一定預期,有利于充分調動工業企業致力于節能減排生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64]。

      在對某一工業行業碳減排具體情況的研究中,劉貞(2

      012)認為對鋼鐵行業節能減排應進一步加強節能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有選擇性地進行技術投資,提高資金利用效率[65]?;裟兀?014)認為電力行業的碳減排需要利用清潔能源技術和先進火電技術,應支持研發創新,提高規模效益,發展建設智能電網,提高環保標準等[66]。史君(2015)認為水泥行業只有在實踐中開發和研究創新技術、改進工藝流程、使用節能設備,才能實現水泥行業綜合節能減排的目標[67]。工信部(2015)認為電器行業節能減排工作主要包括用信息化手段完善節能減排管理體系,擴大終端用能產品標準等方面[68]。其他學者研究工業行業碳減排的主要觀點如表3所示。

      2.金融支持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

      當前關于金融支持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融資、金融服務、金融政策及金融支持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等方面。

      在金融融資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中,楊劬(2011)運用委托理論研究綠色信貸推動企業節能減排的作用機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如何發揮綠色信貸政策的激勵作用。研究結果表明:運用綠色信貸政策激勵企業改善技術,在長期內對環境保護的積極影響效果顯著[73]。韓旺紅(2012)提出我國應出臺相關政策激勵銀行開展綠色信貸業務,降低綠色信貸門檻,提高貸款監管效率,完善綠色信貸體系,從而推動我國工業行業低碳化轉型[74]。徐建波(2014)以徐州市為例,分析了商業信貸、資本市場和財稅政策對工業行業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現狀,提出推廣綠色信貸、加強金融產品創新、建設多層次金融市場、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議[75]。

      在金融服務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中,潘小軍(201

      1)認為需要探索區域性碳金融衍生品的設計和交易模式,制定基于區域性環保融資額度及其衍生品的合理價格,以碳信貸、碳證券、碳保險等具體的碳金融創新促進節能減排技術創新,通過優化能源使用結構,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76]。張金山(2013)認為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商業銀行應不斷完善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體系,積極轉變和調整金融業務模式,通過信貸等融資服務,發揮金融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融通、中介服務作用,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77]。

      在金融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中,彭江波和郭琪(2010)認為節能減排需要政策導向進行激勵和約束,金融具有的資金、市場、信用等優勢,可以通過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等助推節能減排[78]。張兆國(2013)的研究認為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和社會輿論對低碳經濟有顯著正向影響;法律制度和市場化程度對低碳經濟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制定能耗與排放標準對企業有一定的約束力,對碳減排具有指導意義[79]。陳小龍(2013)認為碳稅、補貼、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具有資源配置作用,有利于激勵建筑企業進行節能減排[80]。劉鵬翔(2014)認為對于工業行業的碳減排,需要提高金融環保意識,突出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導作用,營造有利于工業行業節能減排的金融生態環境[81]。

      金融支持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實證研究中,汪陳(201

      0)等通過實證研究我國存貸款余額與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分析我國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有效性,提出了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行為的相關建議[82]。李超(2010)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中的金融產業與實體低碳產業間的聯動模型,在論述低碳系數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了金融部門和低碳經濟發展間的互動效應[83]。史亞東(2010)通過建立兩階段最優化模型,對當前我國在國際碳排放權交易中最優出口規模進行了研究,并指出我國CDM項目的開發存在最優交易規模[84]。張秀生(2010)等通過建立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的博弈,從可持續發展角度,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提高環保執行效率的途徑之一[85]。杜莉、丁志國和李博(2012)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歐盟18國的碳交易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碳排放權的購買成本增加了工業發展成本,導致投資從工業行業流出,利于工業行業的碳減排[86]。其他學者關于金融融資、金融服務及金融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如表4所示。

      三、國內外研究述評

      國外學者展開關于金融與環境的相關研究,主要貢獻:(1)探究了碳減排的影響因素,其中提出了環境金融、金融創新對于碳減排的重要作用;(2)結合相關國家的經驗數據,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實證檢驗了金融支持技術創新,進而對碳減排產生作用的路徑,這為進一步詳細分析金融支持碳減排的作用機理奠定基礎;(3)分析了金融資金支持對于碳減排的有利影響,亦提出存在資金監管、運作風險等方面問題,并著重強調了資金支持對于碳減排的重要作用。國外學者的研究尚存在進一步深入探究的方向:(1)需詳細梳理與分析金融支持碳減排的主要傳導路徑、作用機理;(2)結合具體傳導路徑及經驗數據,探究有效的實證研究過程,檢驗金融支持與碳減排間的作用關系,并進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經濟發展實際分析相應對策;(3)國外學者的研究針對金融支持某一具體行業碳減排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必要詳細研究金融支持某一行業,如對在碳排放中占很大比重的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作用。

      綠色金融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綠色金融;金融支持;農村經濟;新興農業

      中國經濟正向重視環境質量的方向快速發展,綠色金融自2015年起,在國家支持下綠色金融推動經濟健康發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也逐漸增大。中國的高層領導曾多次明確指出,發展新型綠色金融,是有力推動我國加快實現綠色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舉措。2020年,銀保監會正式聯合《關于做好2020年銀行業保險業服務“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快優化“三農”領域金融服務產品等七個關鍵方面并給予了相應的政策性指導建議。

      一、綠色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綠色金融主要是指為滿足國家突出支持全球生態環境改善、應對緩和全球復雜氣候變化和促進綠色經濟資源合理配置節約高效利用綜合合理利用的各類綠色金融服務活動。我們國家有關政府部門近年來十分高度重視和支持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已經出臺很多具有指導意義的政策性文件。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在2019年聯合提出,要建立健全“三農”的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制度。銀保監會又《關于做好2019年銀行業保險業服務鄉村振興和助力脫貧攻堅工作的通知》,對于如何實現鄉村振興提供了金融支持的思路。實施綠色金融是加快實現我國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綠色金融主要是對符合綠色發展理念的新型農戶和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持續的資金支持,所以綠色金融能夠加快低碳農業等新興農業快速成長。綠色金融主要向農村生態環保的重點產業發展提供大量資金直接支持,因此是加強推進農村生態環境有效綜合治理的資金保障。

      二、我國農村綠色金融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中國的商業銀行目前開展的農村信貸業務主要集中在城市,在農村地區開展農業綠色金融業務的銀行只有三家,即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這三家銀行的農村綠色金融信貸業務的數據如下。盡管這三家銀行綠色貸款的增長速度較快,但是在所在銀行總的貸款中所占比例還較低?!痦椖浚海?)本文系廣州應用科技學院2020年度科研規劃立項項目“綠色1.通過交易所上市融資的涉農上市公司過少。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網公布,截至2020年5月股票市場統計,我國上市公司數總數是3868家。從行業中的分類角度來看,屬于特色農業的主要有蔬菜種植業、林業、養殖業、農產品批發加工以及其他農業生產服務這五類,農業類上市公司共43家,其他涉農上市公司37家,一共80家,占我國上市公司總數的2%,其所占比例比較少,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2.農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農村綠色信貸產品有限。我們的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都離不開大量的財政和資金支撐,中國社會科學院2018年9月的“三農”產業金融市場藍皮書表明,中國“三農”金融市場缺口高達3.05萬億元。在中國農村地區開展農業綠色農村金融業務的各類大型涉農綠色金融機構較少,因此對于其他農村的農業資金支持相對不足,能夠為農村地區農民提供的綠色金融信貸服務產品有限。3.農村綠色保險產品種類較為缺乏。目前農村大多數險種主要考慮的是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而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等導致的農產品價格貶值保險沒有涉及。2019年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為672.5億元,較上年同比增長17.4%。雖然參保農戶的數量增加了很多,但是農村綠色保險產品種類較為缺乏。

      三、優秀綠色金融的案例分析-以浙江省商業銀行為例

      在我國農村領域開展農業綠色金融較為優秀的銀行是浙江省湖州市的農村商業銀行,共有35家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參與開發216只新型農村綠色金融產品。表現最為突出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農商銀行,該銀行是浙江省境內第一家專門成立支持綠色金融相關項目的投資事業部,并出臺了《綠色信貸行業準入標準》和《關于開展綠色信貸工作的指導意見》。該商業銀行發展綠色金融的主要發展路徑之一是十分注重各類綠色金融信貸產品的研發設計和應用推廣,其開展的各類綠色金融信貸業務產品主要包括環保綠色農林、綠色智慧鄉村、綠色節能循環、綠色清潔能源、綠色金融創新、綠色金融科技等六大產品系列。

      四、綠色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1.積極構建綠色金融政策支持體系。各地政府要充分綜合合理運用中央財政政策、環保優惠政策等包括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支持我國農村綠色金融的健康發展。一是涉農融資企業貸款進行涉農融資抵押擔保的優惠政策;二是制定對于給予當地綠色農業信貸金融產品定向放貸降準的優惠政策;三是制定給予綠色農業債券等信貸產品當中優先用于受償債權的優惠政策等。2.積極扶持涉農企業的上市和再融資。我國政府從政策上對涉農企業的上市融資和再融資進行了規定。2019年,五部委聯合《關于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提出支持符合條件的涉農企業在主板、創業板、中小板以及新三板等上市并進行掛牌融資,加強再融資監管。各地政府部門可以組織實施一套較為適合其所在省和地區的涉農農業綠色企業的上市公司培育工作機制,篩選培養一批長期收益較為穩定,征信信用記錄良好的優質涉農農業綠色企業進行上市公司前的培育。積極引導和鼓勵他們在國內外多層次的社會融資平臺進行直接融資,拓寬直接上市融資的資金渠道,同時支持已上市的涉農綠色企業進行再融資。3.激發并支持農村金融機構自主創新農村綠色信貸及其服務。鼓勵并積極扶持各類金融機構積極自主設計創新綠色農村綠色信貸的相關產品與金融服務,這無疑是當前推動促進我國綠色農村發展綠色信貸金融服務事業健康有序發展最好和最有效的途徑。2019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的意見》首次提到,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按照其各項金融工作功能職責的實際分工依法切實履職負責鼓勵各種類型的商業消費信貸金融機構積極探索引入提供具有高度創新性和高市場流通度的商業消費信貸金融服務和各類產品及其他新型消費信貸金融服務,各金融機構可以參照執行。4.擴大各種社會資金支持農村經濟發展。2015-2020年,我國的財政資金規模只滿足約15%的綠色金融資金需要,其余85%還是需依靠市場化的手段來獲得,社會資金將逐漸成為我國發展綠色金融的主要資金來源。因此也要挖掘各種社會資金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可以為農民或農民專業合作社做第三方綠色擔保機構,設立綠色發展基金等手段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投資農村經濟。也可以引導農村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充分利用綠色債券市場為農村綠色項目爭取穩定的現金流。5.利用信息平臺加大綠色金融的宣傳力度。通過第三方信息服務平臺來銷售農民所需的生產資料或者農產品已經成為現在的主流,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平臺積極向涉農綠色金融各參與主體宣傳一些綠色金融行業領域經營績效突出的金融機構及涉農綠色企業,推動綠色金融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廣泛思想共識。同時要加快建立金融機構和農村涉農企業、農民共同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示范點。對綠色金融做得比較好的金融機構的綠色金融產品利用現有的信息交流平臺宣傳,加大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提高綠色金融示范效應。6.建立有效的綠色金融合作模式。綠色金融在農村的發展有了金融機構的推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農民的關注與支持。農村綠色金融進一步發展,需要建立并宣傳有效的綠色金融合作模式。優秀的綠色金融合作模式主要有“三方聯動”政銀企三方聯動的模式,“公司+基地+合作社”等綠色金融的擔保模式。這些模式為廣大農戶提供信貸和擔保服務,今后各金融機構還應該加大綠色金融合作模式的創新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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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孫璐璐.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及優化[J].農業經濟,2019(10).109-110.

      綠色金融政策范文第5篇

      隨著電子商務和快遞行業高速增長,快遞包裝廢棄物中大量不可降解的塑料編織袋、膠帶對環境造成了很大威脅,亟待出臺系統性政策,對各市場主體形成有效約束。A股公司中,金發科技在半年報中表示完全生物降解塑料有望在未來實現持續增長,公司已參與阿里巴巴的綠動計劃和京東的清流計劃;皖維高新主營的聚乙烯醇(PVA)具備高分子材料中少有的可降解特性,廣泛應用在粘合劑、紡織漿料等領域。

      要聞簡報

      1、國資委:前三季度,中國鐵物實現債務重組協議全部落地,市場開拓成果顯著,企業生產經營持續向好,盈利能力穩步回升。1-9月,中國鐵物各季度累計分別實現營業收入141億元、302億元、454億元;各季度累計分別實現利潤總額1.8億元、4億元、6.5億元。

      2、郵政局等十部門:聯合《關于協同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工作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可降解的綠色包裝材料應用比例將提高到50%。主要快遞品牌協議客戶電子運單使用率達到90%以上,平均每件快遞包裝耗材減少10%以上。

      3、能源局李創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最大的國家,下一步將提高新能源利用水平,建立光伏發電、預警及投資體系,適時啟動綠色證書強制約束交易,協調完善風電光伏發電價格政策,力爭實現光伏發電2020年用電側平價上網的目標。

      4、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商務部將采取三方面舉措擴大進口。完善擴大進口的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關稅,增加消費品進口。改善供求關系和貿易便利化條件。改革進口管理,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

      5、南方都市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在金融風險防控及管理上將進一步凸顯監管功能。據悉,目前廣東省各市正在起草相關方案。包括廣州在內的廣東大部分主要城市將在明年年中完成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牌子加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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