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集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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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集體經濟發展范文第1篇
關鍵詞：五朵金花；一體化戰略；鄉村旅游
一、成都五朵金花鄉村旅游發展概況
（一）發展基礎
紅砂村具有悠久的種花歷史，是西南最早發展花卉產業的重要基地，有“八代花王”王家花園、蜀中茉莉花故里“茉莉園”等，但過去由于基礎設施、生產方式的落后以及單家獨戶的生產模式，經濟十分落后，一直是錦江區的貧困村，市民俗稱“成都的西伯利亞”。2003年紅砂村通過放大花卉產業優勢，以省花博會為契機，成功打造了國家AA級風景旅游區，成為全國首批農業旅游示范點。錦江區充分利用三圣鄉花卉種植的傳統優勢和地處城市通風口背靠大城市的地緣優勢，又創造性地打造了幸福梅林、江家菜地、東籬菊園、荷塘月色，與花鄉農居并稱“五朵金花”。
（二）產出效益
“五朵金花”的成功打造，吸引了眾多企業參與，培植了新的稅源。2002年，“五朵金花”片區的稅收收入僅為40.1萬元，截至2006年底，整個片區的稅收收入達到了532萬元，年增幅達307%；“花鄉農居”、“幸福梅林”被國家建設部評為“2005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2005年“五朵金花”被評為國家AAAA級風景旅游區；紅砂村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國文明村鎮”稱號，幸福村被評為省級文明村；2006年，全區農民人均純收入達7353.7元，紅砂村達7850元。2008年錦江區對五朵金花進行城鄉一體化建設和改造。目前，五朵金花有農家樂300余家，接待海內外游客近千萬人次，經濟收入達2億元。
二、成都五朵金花一體化戰略發展模式分析
第一，因地制宜，錯位發展：“花鄉農居”成為了以發展小盆、鮮切花和旅游產業為主導的觀光農業特色景區；“幸福梅林”圍繞梅花文化和梅花產業鏈，發展鄉村旅游業，形成了全國規模最大、品種最齊、數量最多的梅花基地之一；“江家菜地”以認種的方式，把傳統種植業變為體驗式休閑產業，實現城鄉互動；“東籬菊園”以非洲菊為主打品牌，實現了花卉設施化、產業化生產，形成全國最大的培育基地和展示種苗成長過程的觀光基地；“荷塘月色”通過引進知名畫家、自由畫家，打造“戶戶都是畫意村”，帶動繪畫相關產業的發展。
第二，景觀化打造，城市化建設：一是農房改造景觀化。對城市通風口的農房以就地改造為主，采取“農戶出資、政府補貼”的方式進行改造，使農居成了一道道風景線。二是基礎設施城市化。按照整體規劃，以城市道路、污水處理、天然氣等生活設施標準，完善鄉村基礎建設。三是配套設施現代化。實現戶戶通光纖，并按照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設標準，建成200平方米的村衛生服務中心。四是景觀打造生態化。打造濕地，新建綠地，保護原生態植被。五是開發土地集約化。對土地硬化嚴格監管，整合農宅，拆除違建，嚴禁亂搭亂建，減少農房占用耕地。充分利用荒山、溝渠、坡坎等土地修建配套經營性用房和會所，盤活土地資源，使有限的土地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第三，文化潤色，產業支撐：為避免同質化、低水平的競爭，注入文化因子和產業因素于“五朵金花”，提升鄉村旅游的品質，實現可持續發展。一是以品質打造品牌。以申報國家AAAA級風景旅游區和承辦中國首屆“鄉村旅游節”為契機，采取政府制訂統一標準并給予適當補貼，引導景區內的經營者對廚房、廁所等基礎設施進行統一改造，全面系統地規范了景區內的經營場所。同時，還通過開展“部門包村、干部包戶”活動，幫助經營者提升經營理念和管理水平，真正體現“五朵金花”景區的旅游品牌形象。二是以文化提升產業。從景區的錯位互補和協同發展入手，加大對“五朵金花”特色文化創意產業的培育力度。通過打造“荷塘月色畫意村”、引進“許燎原設計藝術博物館”等手段，吸引繪畫、攝影、雕塑等藝術家扎根鄉村，使“五朵金花”成為藝術家的聚集區和藝術加工廠、藝術大賣場以及藝術大堂會，帶動農民融入文化產業鏈。三是以項目促進發展。利用“成都國際花卉產業園”項目，運用“前店后廠”的花卉產業模式，將“東籬菊園”打造成為壟斷西南、全國甚至成為國際市場的非洲菊種苗供應地。以成都金港賽道項目為載體，培育發展汽車賽事關聯產業和汽車后市場，在豐富鄉村旅游內涵的同時，促進新型村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為農民增收致富搭建產業發展平臺。
第四，離土不離鄉，就地市民化：“五朵金花”不征地、不拆遷，實現了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就地市民化，保證了農民“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業、失地不失權”。一是構建農村保障體系。統一城鄉社會保障，把農民全部納入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92%的失地農民、66%的準失地農民參加了社會養老保險，農民到了“5060”后同城里居民一樣享有養老金，生活困難的農民可享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二是構建城鄉教育體系。實行了城鄉一體的教育管理體系，2004-2006年區財政投入558萬元對全區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實行了“一免兩補”（即免費上學、財政補貼、困難補貼）。三是構建了農民就業體系。依托管理、宣傳、信息、培訓四級勞動就業保障網絡，大力開展農民就業技能培訓；充分運用社區金融小額貸款和家庭創業活動平臺，通過政府引導，開發就業崗位，多渠道促進失地、準失地農民就業。四是構建了農村發展體系。依托“五朵金花”實現農業發展產業化，加快農村集體經濟改革，向股份化、公司化發展。積極幫助和鼓勵農民申請創業小額貸款，教會農民用銀行的錢發展自己的生產經營；采取集資入股的辦法，修建風雨長廊、風景獨好、鄉村酒店等良性經營性資產，讓不靠路邊的農戶占有股份，享受保底分紅，在解決景觀配套的同時，也讓村集體經濟有所收益，保證農民在參與經營中分享收益。
第五，發展資金來源渠道多元化：“五朵金花”的打造運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元投入、市場運作”的機制。錦江區政府投入8300萬元，用于搭建融資平臺，撬動和吸引民間資金2億元。資金來源渠道主要包括三種：一是政府引導。錦江區在財政、稅收、信貸上向農村和農業傾斜，2004-2006年，政府用于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達1.5億元，發展農業產業3772萬元。其中農房改造一項，政府投入2827.1萬元。二是吸引社會資金介入。按照政府合作經營、先行投入再溢價退出的方式，引進了成都維生、上海大地等花卉龍頭企業和北京金港賽道等知名企業入駐。2004年以來，共吸引37家大型企業入駐，吸引民間資金投入2億元。三是集體資產參與。村集體通過將集體土地、堰塘、荒坡等資產出租，將獲取的租金用于“五朵金花”的打造。
三、五朵金花鄉村旅游一體化戰略發展路徑分析
（一）五朵金花的一體化發展路徑
一體化戰略是指企業將原來可獨立進行的、相互連續或相似的經濟活動組合起來。相互連續的活動的組合，稱為縱向一體化，相似的活動組合，稱為橫向一體化。五朵金花鄉村旅游一體化戰略的基本路徑，如圖1所示：
以花卉產業基地紅砂村為切入點，通過省花博會成功打造了“花香農居”國家農業旅游示范點，繼而通過橫向一體化向花香農居附近的村落拓展，變一朵金花為五朵金花，通過錯位發展和景區集群化與規模化形成品牌效應；又通過縱向一體化使產業化不斷得以拓展，在發展花卉產業的基礎上又激發了鄉村旅游產業，為能增強鄉村旅游產業的持續競爭力，堅持不懈發展文化產業，同時為積攢發展后勁也在嘗試發展現代服務業（如打造成都金港汽車賽道，培育汽車賽事關聯產業和汽車后端市場）。由于規模化和產業化的相互促進和不斷延伸，使成都近郊的五朵金花成為國家鄉村旅游的知名品牌，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效益。五朵金花的規模化效應和產業化優勢通過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得以實現，為錦江區實行城鄉一體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城鄉一體化也為五朵金花品質的提升與轉型提供了難得的政策優勢、資金優勢和管理優勢。
（二）一體化戰略發展的影響因素及其互動機制研究
1、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第一，主導驅動因素：政府的領導和決策是五朵金花得以成功實現一體化發展模式的主導驅動因素。五朵金花從一開始的一村一品，即紅砂村的花卉產業的起步，到村落橫向一體化和產業縱向一體化的發展，以至現在正在實行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無不體現出政府高屋建瓴式的領導決策與長期規劃。政府在五朵金花發展過程中定位恰當，主要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營銷、景觀改造、招商引資等搭建平臺的服務工作。
第二，自我累積優勢：紅砂村悠久的種花歷史成為五朵金花的始發優勢，能夠圍繞這一優勢不斷從規模化與產業化上發展和提升，一方面不斷向周圍村落拓展，使各村落在旅游功能和產業功能有所區別的基礎上實現集群化發展；另一方面通過產業間的聯動、支撐和拓展，形成相關產業鏈條，放大了各產業的產出效益。因此規模化和產業化是三圣鄉近些年沿著始發優勢不斷累積強化形成的自我優勢。
第三，地理位置優勢：距離成都市區很近，僅7公里，這是五朵金花的地理位置優勢，使城鄉一體化的成本降低，也為形成后發優勢創造了條件。
第四，外在推動因素：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城鄉一體化決策的實施。
2、因素間的互動機制研究
五朵金花在上述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推動下迅速發展，其中主要影響因素的互動關系，如圖2所示。
第一，產業化和規模化的相互依賴和促進，使五朵金花自我累積優勢不斷得到強化。產業化發展作為支撐體系，為規模化奠定了基礎，規模化發展形成品牌效應，使產業鏈條得以不斷拓展和延伸。花卉產業作為基礎產業，將傳統的耕種農業逐步引導向附加值更高的鄉村旅游業發展，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業”的錯位互補和協同發展格局，將文化、藝術、創意等元素融入“五朵金花”，著力培育特色文化創意產業，把“五朵金花”片區逐步打造成繪畫、攝影、雕塑等藝術與創意結合的棲居地，促進其由單一的“觀光+休閑”逐步向“文化+休閑+商務”的多元化產業模式轉變。同時精心打造成都金港汽車賽道，通過培育汽車賽事關聯產業和汽車后端市場，吸引人流、聚集商氣，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使現代服務業逐步壯大。
第二，政府的決策與規模化和產業化升級形成了良性互動效應。政府的決策推動了規模化和產業化更進一步的同時，規模化和產業化的顯著效益又促使政府一體化決策的不斷升級，由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轉向城鄉一體化，因此城鄉一體化是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的效應和結果。反過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為五朵金花的規模化與產業化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發展平臺。
城鄉一體化發展，一方面通過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城鄉社會教育和城鄉充分就業，形成城鄉一體化保障體系，實現了農民的可持續增收，擁有了租金、薪金、股金和保障金“四金”，成為了令人羨慕的“新市民”；另一方面通過“一撤、兩分離、三強化”方式進行社區建設，尤其是五朵金花的各村委會的社會管理職能與經濟管理職能的分離，通過對傳統集體經濟進行股份制改造，成立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如成都紅砂花鄉生態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幸福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等，這些公司對集體資產進行市場化運作和管理，對清產核資后的集體資產進行股份量化，配股到人頭，按市場運作每年按股分紅。另外，實施公司化運作土地流轉，使土地資源發揮整體流轉效應，如幸福村和江家村的大部分土地將通過土地流轉用來將國際型的高爾夫球場。
城鄉一體化穩固了基層農戶，實行社區管理，建立新型的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土地流轉為五朵金花的進一步規模化和產業化釋放了更大的空間，也為未來房地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五朵金花一體化戰略對大中城市近郊鄉村旅游發展趨勢的啟示
中國城市化速度在全球是最快的，尤其以各省省會為主的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速度在不斷加快，使城市不斷向周圍擴展，周邊的農村由近及遠不斷演變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下，大中城市近郊鄉村旅游也在發生著變化。受五朵金花一體化發展路徑的啟示，文章對近郊鄉村旅游發展趨勢分析如下：
第一，鄉村旅游不再扮演傳統意義上的角色即作為農業活動的補充性活動，而是隨著旅游服務業的擴展有可能轉變成為可替代農業的支柱性產業。像五朵金花這樣在國際國內都很知名的鄉村旅游地，通過規模化效應和縱橫網絡化的發展，形成了品牌效應，已經上升為4A級旅游景區，并有進一步做大做強旅游產業的趨勢，已經完全擺脫了鄉村旅游傳統意義上或者說鄉村旅游發展初期的角色和作用――農業補充性角色。
第二，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化和公司化將迅速發展，加之土地流轉和宅基地流轉成為現實，使土地開發越來越趨于集約化，便于土地的統一規劃和充分利用，通過招商利用外來資金不斷開發大型休閑產業項目，建立城市休閑游憩區成為必然。鄉村旅游雖然會沿用“鄉村旅游品牌”的擴散效應和溢價效應來實現其旅游價值的增值，但實質上已經成為城市居民休閑娛樂的場所之一，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鄉村旅游。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城市休閑與鄉村旅游相結合的產物。
第三，通過發展鄉村旅游來推進城市近郊農村城鄉一體化發展，將成為一種值得探索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大中城市近郊鄉村旅游的發展為近郊農村推進城鄉一體化提供了有利條件，首先，鄉村旅游發展的前期大量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并且距城市很近，因而城鄉一體化在基礎設施，如道路、通信、供排水、天然氣、電纜鋪設等公共設施方面的銜接成本較低，因而城鄉一體化推行起來更具有可行性，更容易實施推行。像“五朵金花”占地約12平方公里，如果按常規的城市化基礎設施推進標準（包括公園建設），每平方公里需投入1.5億元，總投資約需18億元。而實際每平方公里僅投入1500萬元，就實現了“五朵金花”的景觀化打造和城市化建設。其次，城鄉一體化由于不征地，不拆遷，使農村就地變城市，農民就地變市民，不僅解決了農民離鄉進城后，帶來城市日益膨脹，城市設施不堪重負的問題。也能加快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保持良好的生態植被，建成城市綠地，為農民搭建致富增收的平臺，為市民打造開放式休閑公園，沒有后續的管理成本，可實現多贏。
第四，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使鄉村旅游接待地的社區結構將發生變化，不僅有新成員的不斷加入，原來鄉村農民會出現分流。城鄉一體化實施打破了城鄉二元化結構，一方面城市的就業、培訓、保障、救助、教育等政策和制度將延伸到農村；另一方面城鄉人口的相互滲透得以實現，城市居民紛紛到“五朵金花”區域從事經營、認種活動，將城市理念、城市文明、城市新風帶到了農村。農民出租房屋后，到城市居住，親身體驗城市生活規則，通過雙向互動，更直觀、更生動地促進農民融入城市，加快向市民化轉變。社區結構的這種變化實質上是人力資源根據產業變化的重新配置。
第五，中國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進程速度很快，城市住房需求的不斷升級，使城市不斷向外擴張，而隨著鄉村旅游接待地環境的綠化美化，鄉村旅游地周邊環境優美，綠地較多，互補性的公共設施也不斷優化，房地產開發的條件逐漸具備，進而帶動周邊的房地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鄒統釬,陳序恍.鄉村旅游經營者共生機制研究――以北京市懷柔去北宅村為例[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9).
2、張波.旅游目的地社區參與的三種典型模式比較研究[J].旅游學刊,2006(7).
鄉村集體經濟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環境影響評價；現狀；問題；發展
為了將保護環境的措施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劃當中，使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能在規劃的初期形成良好的態勢。目前，已經有許多地方都要求要對國家經濟政策的計劃和規劃進行環境影響評價。而‘環境影響評價’的概念最早是1964年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環境質量評價會議上提出來的，雖然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但還沒有得出完整的概念，而作為處于環境影響評價研究工作前沿的一些國家，其國內外戰略環境評價也還處于研發的初級階段。而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為題，因而促進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對于我國來說是必要的，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1我國環境影響評價的歷程
自從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歡迎問題的研究盛會之后，中國也開始了對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研究：1973年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將環境影響評價的概念引入我國；1977年中科院召開‘區域環境學’的學術討論會；1978年《環境保護工作回報要點》首次提出環境影響評價的意向；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81年《基本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1986年《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頒布；1989年《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證書管理辦法》和《關于頒發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收費標準的原則與方法》試行；1998年《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頒布；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通過并在2003年9月1日正式實施；2006年《環境影響評價工總參與暫行辦法》。我國的環境評價的制度和程序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中不斷完善，內涵也在不斷提高，這些都表明了我國對環境，對環境影響評價的重視。
2我國環境影響評價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對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從一開始就有足夠的重視，而且也在不斷完善，但我國環境影響評價的研究還是處于初期發展階段，缺乏經驗和實踐，所以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
2.1，環境影響評價沒有得到普遍實行
雖然環境影響評價是法律規定的義務，但在很多地方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行，例如作為鄉鎮企業代表的小企業等。鄉鎮企業雖然為我國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都有著其積極一面的作用，但它們普遍都存在著技術落后和能力浪費等嚴重問題，是環境管理比較薄弱的環節，所以如果不加強對這些企業的管理限制，就會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危害。環境影響評價必須要做到觀測預防，落實到戶，普遍實行，這是我國換影響評價工作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2.2公眾參與評價的制度不夠完善
公眾參與是環境影響評價能夠穩定快速發展的重要保證，它可以避免組織領導著單方面的決策失誤，是環境影響評價規劃的一個核心內容。隨著《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的，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的權利得到了很好的明確，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要怎樣去調查，怎樣選擇公眾代表人等不少問題仍然不夠清楚。而由于環境影響評價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和知識性，所以對于參與評價的公眾也有一定的素質要求，不能采取隨機發放調查表的形式。
2.3缺乏操作性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某些條款缺乏實際的操作性，即所謂的重形式而不切實際，這些條款讓環境影響評價的執法人員無從下手，也為許多企業不執行環境影響評價找到了借口和可乘之機。
3我國環境影響評價的發展及對策
環境影響評價既要考慮當代人的需要，也要考慮后代人的需求，因而，社會經濟要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要可持續發展，環境影響評價也要可持續發展：
3.1制定合適的指導原則
雖然在我國已有的政策法規中已經明確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定的規定，但由于各個地方實際工作情況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導致了環境影響評價的組織協調管理不能做到統一，因而有必要根據具體環境具體地方制定合適的環境影響評價指導原則，以提高環境影響報告書的質量。
3.2重視并建立完善的公眾參與制定
公眾的參與是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重要環節，應該在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上專設章節來表達可能受影響公眾的利益和補償，同時，在項目建設中，要重視公眾對環境影響評價的參與度，以促進工作的深入調研，從而建設項目建設工程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3.3采取靈活的環境評價工序
我國法律對于任何開發活動都要求要進行環境影響的評價，對于不用的開發所采取的的評價詳細度不同，在此分為初評和詳評：初評是以所有項目為對象，通過論證項目性質規模和方案的可行性，并判斷項目對環境的影響，而對于小型或對環境影響較小的項目只需要初評即可。詳評是對大型和對環境影響較大項目的進一步論證，而目前，我國每年都有大量的大規模開發工程，所以并不能對每個項目都進行詳細的考擦評價，所以對于開發項目應當有針對性地，采取靈活的手段來進行初評以及詳評，以提高環境影響評價的工作效率。
3.4加強報告后的監督工作
環境影響評價工作并不是評價完就算了的工作，加強對評價報告之后的監督，也是環境影響評價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通過檢測來判斷項目是否符合環境影響標準，以改進對項目的環境管理手段和措施，再通過檢測和預測的結果的對比，提高日后類似項目預測的準確性。
結束語
隨著世界環境問題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環境影響評價對于經濟建設的規劃也越來越重要。對此，努力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提高環境影響評價的技術和內涵，對于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士安.加強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N].中國環境報，2000.
鄉村集體經濟發展范文第3篇
［關鍵詞］ 京津冀；區位商；產業協作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2－0008-05
一、京津冀地區產業協作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京津冀地區產業發展現狀及結構變動趨勢分析
2005年京津冀地區GDP總值為20 666.76億元，占全國的11.34%；人均GDP為21911.8元，是全國的1.57倍。2000年以來，三地的GDP指數超過全國水平；GDP總量、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均呈上升趨勢，尤其是第三產業的上升趨勢更加顯著，成為拉動GDP增長的重要因素（見圖1）。
從三次產業增加值來看，2005年京津冀地區一、二、三產業各自比重為8.03∶45.49∶46.48，相對于全國12.4∶47.3∶40.3的產業結構，第三產業比重較高。從各個地區來看，北京第三產業比重超過一、二產業，形成“三、二、一”的產業結構，天津和河北仍以第二產業為主（見圖2）。
從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分析，京津冀地區第一產業呈持續下降趨勢，2000年后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但是上升勁頭不足，第二產業雖然有下降的趨勢，但所占比重仍較高（見圖3）。
從上面對京津冀地區的產業發展分析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雖顯出優勢但其支柱產業還未形成，尚不能替代傳統工業的地位，這說明該區域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動時期。
（二）京津冀地區產業協作中存在的問題
1. 產業結構趨同嚴重。在京津冀地區內，由于合作觀念的缺乏、行政邊界的阻隔以及由此形成的區域壁壘和特殊的財政、金融、投資體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礙，在爭取各自利益的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產業（主導產業）趨同現象，京津兩市尤為嚴重，其占工業產值半數的行業幾乎完全相同（見表1）。
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雖然已經形成了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格局，但新興第三產業的主導地位尚未完全確立，地方財政和就業對第二產業的依賴性還比較強，因而與津、冀的產業差異性還沒有完全形成。作為一個老工業基地和中國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天津同河北的差異更多地體現在經濟總量上，產業結構雷同現象也比較突出，難以形成層次分明的產業聚集。這一狀況直接導致了資源難以在該地區范圍內的合理流動，限制了產業集聚效應的產生。
2. 深層次的產業分工與協作缺乏。京津冀合作以物資協作和淺層次的垂直分工居多，深層次的產業合作很少，導致三地經濟增長的相關性降低。在第一產業內部，京津與河北之間的合作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也主要是圍繞著京津城市居民的菜籃子、米袋子而動。農產品的低價格以及由此導致的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河北開展區域合作的積極性。北京、天津的第三產業多是為當地服務，基本停留在地方化層面，所以對河北產生影響的只有第二產業。但北京、天津的第二產業整體層次并不高，再加上各自都追求地方財政收入增長而限制傳統產業向外轉移或產業鏈的向外延伸等諸多原因的存在，導致京津的發展并不能對河北產生強大的拉動作用。
3. 中心城市主導產業帶動作用不強。在京津冀地區，北京在經濟規模、產業層次上都處于領先地位，理應成為這一地區的經濟中心。但事實上北京并未起到龍頭的作用，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原因，北京在建國后逐步發展起資源、能源消耗高的鋼鐵、石化等重化工業，并在北京市經濟結構中占據重要地位。這些重化工業從根本上來說并不符合首都資源和環境特點，對資源供給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不但使北京市經濟尤其使工業發展形成了“路徑依賴”，為以后的產業結構調整帶來困難；而且導致京津冀產業結構趨同和惡性競爭，同時也阻礙了產業間正常的梯度轉移。天津曾是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和對外開放城市，解放后，由于國家一直重視首都經濟建設，再加上一度對沿海城市作用認識不足，建設投入不夠，經濟增長受到抑制；改革開放后，天津市借助原有的工業基礎，經濟實力得到迅速增強，但始終處于經濟爬坡和資源集聚階段，與周邊城市和地區的競爭大于協作。河北省的唐山、邯鄲、保定等城市一度也是中國北方重要的城市，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爭資源（水資源、土地、礦產資源等）、爭項目、爭人才的現象多于合作。本應作為區域中心的京、津，不僅沒有利用集聚的各種資源聚集能量產生極化效應，也沒有通過產業的梯度轉移對津冀地區產生擴散效應。這樣京津冀地區一直沒有形成特色鮮明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并以此為基礎形成次級經濟區域，以致于現在落后“長三角”和“珠三角”。與它們相比，京津冀地區中心城市周邊區縣人均收入低、基礎差是制約協作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京津冀地區產業協作方向及重點
（一）第一產業協作方向
在京津冀地區內，京津由于加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必然導致越來越多的農地轉用于發展非農產業和城市建設，可利用的農業資源逐年減少。同時，由于土地和勞動力等要素價格較高，京津在生產普通農產品方面，與河北相比已不具備比較優勢。因此，除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農業以外，京津的第一產業應向生態、社會和文化功能為主的都市現代型農業轉型；弱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功能，都市農業功能更多地體現在以農業為載體的觀光和休閑上。京津在借助科技和人才資源強勢來發展高新現代農業方面可以有所作為。況且京津的農產品市場供應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河北，尤其在蔬菜、畜禽產品和海鮮產品供應方面，京津對河北的依存度很高。所以，河北要適應京津居民消費結構不斷提升的變化，大力發展綠色高質的肉、蛋、禽、蔬菜和水產品，建立與京津穩定的糧食及其他農產品購銷關系，開通綠色農產品生產、加工、儲運、銷售渠道，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提高河北農業在全國乃至國際上的競爭力。
（二）第二產業協作方向
判斷一個產業是否構成地區生產專業化部門一般用區位商，區位商是指一個地區特定部門的產值在地區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與全國該部門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之比。根據區位商的理論，經計算得到京津冀地區重要行業的區位商（見表2）。
分析各地區產業的區位商可以看出，京、津、冀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并擁有其相應的工業主導行業（見表3）。
分析表3，可得出如下結論：（1）京津與河北的工業合作深化方向比較明確，垂直型分工趨勢明顯，由于產業結構的相似程度比較小，存在較大的合作空間。河北要接受生產力的梯度轉移，夯實傳統制造業基礎，發展煤化工、油化工等，建設大型鋼鐵、建材、化工等綜合性工業基地，與此同時，發展新興制造業，如汽車零部件、家具制造、食品飲料制造等，以制造業的多元化發展做大經濟總量，提升經濟結構，利用后發優勢，打造都市腹地型經濟體。（2）京津的工業主導行業雷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同為兩地的主導產業。在不同的主導產業中，北京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專用設備制造業，而天津也只有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和金屬制造業。京津進行工業領域協調的基本方向是，北京要突出自身的科技和研發優勢，天津則要突出自身的港口運輸便捷和海洋資源和土地資源豐富的優勢。（3）京津冀地區整體的行業優勢已經形成：河北作為全國的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重化工業基地；京津則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撐的現代制造業產業帶的北方雙核城市。
由此，京津冀地區應以梯度轉移為重點，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產業結構方面，河北與京津在三大產業結構上呈現出明顯的互補態勢，北京的服務業所占比重已經超過60%，而天津的服務業比重也與第二產業持平，只有河北的產業結構依舊保持于“二三一”的格局。京津冀地區內部技術、產業存在梯度性以及生產要素稟賦亦存在較強的互補性，并且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隨著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發展，其回流效應依舊會大于擴散效應，產業梯度還會呈增大趨勢。
（三）第三產業協作方向
京津冀在先天資源稟賦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發展首都經濟）等方面的差異，引起了各自第三產業發展速度和結構的不同，而發展速度和結構的不同又使得三地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有較大差異，由高到低呈北京―天津―河北的格局。北京第三產業的發展處于較高階段，第三產業占地方GDP的比重已超過60%，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河北的第三產業還處于相對較低的發展階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天津的二三產業則基本持平。
從第三產業的發展規律看，其發展一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商業和交通通信業發達階段；第二階段是金融保險業和產業服務業發達階段；第三階段是科技教育業和信息產業迅速崛起階段。根據這種區分標準判斷，北京處于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邁進的時期，天津和河北正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移。分行業的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區中，河北與北京相比，在發展傳統第三產業方面有比較明顯的優勢，在發展新興第三產業的基礎方面，京津明顯強于河北。
京津冀地區現代服務業的區域合作，有可能出現在金融業的區域整合上，例如，按照股份制方式組建京津冀區域發展銀行，實行京津冀地區內銀行儲蓄的跨行政區通存通兌，將過去的京津冀互為異地存取變為地區內的同地存取；也有可能表現為保險業業務的進一步跨行政區拓展；更有可能的是信息業（通信、網絡、傳媒和咨詢等）和中介服務業（會計、審計、評估和法律服務等）的企業跨行政區并購和業務融合，例如移動通訊業中的跨行政區手機異地交費、停/開機、備卡激活等。此外，在物流、房地產、會展等新興服務業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礎和較大的合作潛力。
隨著第三產業中商業業態的提升，京津商業中一些業績頗佳的老字號和專賣店將進一步通過特許經營或連鎖等形式向包括河北在內的其他地區擴展。而一些與北京城市功能不相適應的低端商品批發零售業，將逐步由城市中心向轉移，有些將落戶環北京的河北地區。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十一五”時期京津冀地區旅游業的區域合作將會有較大的發展。這主要得益于地區內交通條件的進一步完善以及旅游業企業之間較好的合作基礎。京津冀應以旅游線路的開發為依托，以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為龍頭，努力把圈內建成功能齊全設施一流、服務國內、面向世界的旅游區域；以世界文化遺產和國家級4A景區為名牌產品，建設一批起點高、有特色、規模大、能帶動當地旅游發展的重點項目；以參與性、娛樂性、知識性為新內容，開發新型度假項目，強化度假產品的娛樂、休閑、健身功能；以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為目標，完善接待設施和服務設施，創造優美、高質量的度假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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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集體經濟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網絡共享經濟 發展 問題 應對措施
一、網絡共享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共享發展中存在信息安全保障難題。
在網絡空間分享信息與資源、實現網絡經濟共享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很大的信息不安全問題。第一是軟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如公司計算機的操作系統有漏洞，個人使用計算機的時候，通常會因為軟件漏洞給公司或者個人帶來巨大的損失。第二是計算機病毒的迅速傳播和黑客入侵計算機網絡，計算機病毒的快速傳播，讓不計其數的用戶受到病毒入侵的影響，比如“蘇拉病毒”。還有黑客利用網絡技術，去攻克計算機用戶的系統保護，違法盜取用戶的數據以及控制其系統，導致網絡經濟生活不能正常運行。第三是一些公司和個人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為了攫取更大的經濟利潤，違反市場規則，運用違法的手段取得消費者的個人信息，侵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第四是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網站，盜取消費者網絡支付密碼，侵犯消費者的財產或者利用網絡支付騙取消費者的財產等。
（二）網絡經濟共享技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雖然目前我國種種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興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但是這些產業的共享技術還處于落后的狀態，共享技術不夠有深度和廣度，網絡經濟共享發展相關軟件技術遠遠不能適應共享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網絡經濟共享發展有關的法律制度不夠完善。
目前，網絡經濟共享發展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頂層設計存在缺失，由此在網絡共享中經常出現買賣欺詐、信息不對稱、誠信缺失等問題，導致網絡交易投訴問題頻出，從而影響網絡經濟共享的健康快速發展。
（四）網絡經濟共享發展中監管不嚴問題
網絡經濟共享發展中監管不嚴問題，一方面，是因為服務于傳統經濟的諸多監管法規和細則，難以解決共享模式創新所帶來的準入門檻、勞工社保、稅收監管、信息安全等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共享模式想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商品和服務提供者的“蓄水池”而必須降低門檻讓很多的非專業人員進入，這其間也可能出現很多監管不到位現象。
（五）網絡經濟共享發展中產業配套缺失問題
共享模式創新顛覆了傳統的生產消費模式，現有的產業鏈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滿足其發展需求，產業配套相關的基礎設施、保險體系和產業鏈條等相對缺失，如移動互聯網的WiFi資源、能源互聯網的能源并網、新能源汽車的充電樁以及汽車共享中的汽車保險等問題。
二、推動網絡經濟共享發展的建議
（一）完善網絡共享經濟發展中的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特別是保障網絡交易過程中的信息安全
網絡經濟共享涉及方面較廣，環節較多，個人信息安全是完善網絡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重中之重。從體系上維護消費者權益，才能保障網絡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才能更好更快地實現網絡經濟的共享發展。
（二）堅持創新發展，推動產業的升級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所以實現網絡經濟共享發展就必須堅持創新發展，實施創新發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網絡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促進網絡經濟共享發展更加有深度和廣度。在猿執蔥路⒄梗推動產業的升級發展中，一方面，需要引進創新型人才，并建立一套激勵機制，鼓勵積極主動創新，吸引更多的人才，防止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政府應該給更多的資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讓網絡經濟在政策的保障下有序運行，促進網絡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完善網絡共享經濟的頂層設計和建立健全有關的法律法規
我國目前網絡共享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與網絡經濟共享發展不相適應，不能滿足網絡經濟共享發展的需要，所以我國亟待完善網絡共享經濟的頂層設計，健全網絡經濟共享發展有關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來保障網絡經濟共享發展。一方面，健全網絡安全以及網絡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保障消費者權益，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對于網絡經濟領域的信息泄露問題，要嚴格追究責任，加強網絡經濟執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網絡共享經濟健康持續發展，民眾都能從網絡共享經濟發展中受益。
（四）營造開放包容的監管環境
企業應當避免將傳統的限制式的管理模式套用于共享經濟，應鼓勵共享平臺企業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合理發展，然后針對發展存在的障礙和問題，適度調整或清理舊規則、建立新監管體系，如對社會保障、稅收制度、就業指導等進行必要的調整。實施動態監管，在發展過渡期采取不同的監管和治理方法，為共享經濟發展和轉型留出空間。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大數據構建新監管體系，比如建立新型數據收集機制，加強信用記錄、風險預警、違法失信行為等信息資源在線披露和共享，實現監管信息的快速、直接、透明，同時加強對平臺用戶隱私和數據安全的監管。
（五）完善共享模式創新中的配套體系
加強共享平臺發展中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如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和物流體系建設等。完善相關產業環節，尤其是完善社會征信體系建設。可考慮培育專業的信用服務公司，構建用戶信用評級系統。
參考文獻：
鄉村集體經濟發展范文第5篇
關鍵詞：縣域經濟；農村金融體系；中小企業
縣域涵蓋城鎮與鄉村，是聯結城鄉的樞紐；縣域兼有農業與非農產業，是城市和農村的結合部。因此，縣域經濟發展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載體。當前，我國縣域經濟以農業經濟和農村工業經濟為主，農村服務業發展也逐漸顯現出發展潛力。
一、金融支持之于縣域經濟的必要性
（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離不開金融支持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農田水利建設、農產品流通重點設施建設、商品糧棉生產基地、用材林生產基礎和防護林建設，農業教育、科研、技術推廣和氣象基礎設施等。強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推動新農村建設和改善農村民生的重要舉措。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強大的“乘數效應”，會引致更大的投資、增加收入并帶來消費需求。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大、周期長、見效慢，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僅靠財政支持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各類金融機構的參與和支持。
（二）農業產業化離不開金融支持
加快農業發展，促進農業產業化，是實現農業走上市場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農村走向繁榮，農民富裕增收的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國農業產業化有企業＋農戶、合作社、市場＋加工企業＋農戶、公司＋基地＋農戶等多種經營模式。無論何種模式都涉及到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它將農民、企業與市場聯結在一起，并貫穿了三次產業。在產業化過程中，龍頭企業的發展、農戶的生產、農業科技創新，農業產業化所需的標準化建設、信息化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因此，金融支持成為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關鍵。
（三）農村城鎮化進程離不開金融支持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戰略。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的集聚和資源的集約使用，拓展產業發展空間，也有利于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根據我國2010年人口普查的結論，我國的城鎮人口已達49.86%，較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2.46%，這說明了10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然而，這一數據無論是與發達國家平均80%的城鎮化率，還是與我國期望達到的70%的城鎮化率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沒有金融支持，城鎮化進程的前進步伐必然受到影響。
（四）農村產業結構優化離不開金融支持
在推動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沒有農業的穩步發展，農村的工業化就無法順利進行。但是隨著農村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縣域經濟中農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改變，農業的作用逐漸下降，而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作用則逐步加強，此時縣域經濟的發展應更多地依靠第二和第三產業來推動。
金融支持與農村產業結構優化關系體現在金融部門能夠實現資源在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產業間的重新配置，實現農業產業更新換代和升級調整，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在農村地方財力普遍緊張，無法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外部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金融部門的信貸資金無疑是支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最重要的一個渠道和環節。
二、現有農村金融體系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現狀
（一）金融支持主體薄弱導致金融供給嚴重不足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出于利潤最大化考慮，按照“經濟、合理、精簡、高效”的原則，加大了機構調整力度，對縣級城市支行按照10%-30%的不同比例進行撤并和調整，縣域分支機構和基層營業網點大量減少。特別是發揮主導作用的農業銀行，改制上市后面臨著“面向三農與商業化運作”的矛盾，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必然將戰略重心向城市傾斜，支持縣域經濟明顯不足。作為政策性金融的農發行專營農副產品收購資金的供應和管理工作，但隨著糧食和棉花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農發行的作用大大減弱，在農村的業務范圍也僅限于加強糧棉油收購資金的封閉運行，無法起到增強農業發展后勁的作用。從職能定位和發揮的作用來看，離一個發展銀行的功能相差太遠。以農村信用社為主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主要通過發放小額農戶貸款、農村個體工商戶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來支持縣域經濟，盡管數量較多，但規模小，實力較弱，抵抗風險能力有限，從期限、額度和方式上很難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由于市場定位模糊，改組為農村商業銀行或農業商業銀行后，開始進城發展，從經營業務上來看逐步遠離服務三農和支持縣域經濟發展，有悖于其改建的初衷。在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縣域經濟發展情況下，民間金融因其貸款手續簡單、期限靈活等優勢取得了很大發展，但由于尚未取得合法身份以及監管缺位而受到國家法律和金融法規方面的限制，難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二）縣域經濟中的中小企業經濟基礎薄弱影響其融資能力
縣域經濟中的企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諸多生產要素的約束，資金短缺尤為突出。目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發展較為滯后，尚無面向縣域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使得中小企業對銀行形成較大的依賴性。另一方面，縣域中小企業普遍生產規模小、財務管理不夠規范、抗風險能力較弱，用于抵押的有效資產少，擔保難，評估、咨詢、登記等費用過高，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導致中小企業往往難以獲得銀行貸款且需要承擔較高的資金成本與風險。
（三）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尚未形成良性循環
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差，不良貸款比重高。中小企業貸款違約率高一直是令農村金融機構頭疼的問題，過高的不良貸款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金融機構拓展農村業務的積極性，使得農村金融服務缺失問題愈加嚴重；而得不到金融支持的縣域經濟更難以負擔市場化的金融資源成本，從而導致了農村金融與縣域經濟在低水平上的惡性循環。
三、構建與縣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農村金融體系之思路
我國的農村融資渠道較為單一，主要依賴于銀行信貸資金。因此，要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必須發展和完善農村金融市場，建立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相互補充的農村金融體系。
（一）堅持商業性金融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的主體地位
充分發揮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內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在網點數量、市場滲透和份額、業務范圍、人才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擴大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和掌控力，根據其市場定位，重點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效益好的中型企業服務，支持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建設和主導產業發展、支持市場體系和城鎮建設。改進金融服務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深入基層，根據實際適當增加縣級行的授信額度和審批權限，簡化貸款審批和發放程序，允許縣級行在上級行核定的貸款額度內自主發放貸款，合理配置資源，切實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二）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主導功能，擴大業務范圍
政策性金融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而出現的，涉足的領域應嚴格限定為微利或無利的業務范圍。因此，政策性金融應突出專項功能，強化政策性，針對農村經濟的弱質性，把職能定位于支持農業基礎設施性項目。目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已在糧食流通領域貸款的基礎上，擴大了金融服務覆蓋面，其業務包括糧棉油產業化龍頭企業、加工企業貸款、農業科技貸款業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農業綜合開發貸款和農業生產資料貸款業務等。除此之外，應鼓勵金融創新，允許其通過發行農業金融債券、建立農業發展基金和農民共同基金等形式，面向農業、農民籌資，以擴大資金規模，增強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能力。
（三）改革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金融機構，對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各地根據經濟發展實際對農村信用社進行了改革，組建了農村商業銀行或村鎮商業銀行，其產權關系、治理結構不斷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還應在貸款管理方式、貸款條件、信貸品種、拓展業務新領域上下功夫，推出更多的、更為便捷的金融產品，真正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四）合理引導民間金融發展
對于民間金融，應改變過去以打擊、遏制為主的方式，采取引導、監督并納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適當給予發展空間，如加強監管情況下適度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條件，以發揮其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的拾遺補缺作用。同時，要加快民間金融立法，使民間金融有法可依，規范發展。
（五）發展農業保險、信用擔保等多種金融形式
1、建立農業保險體系。農業受自然和市場風險影響較大，加之我國的農業險種偏少，風險都集中在農村金融機構身上，這導致農村金融機構貸款積極性不高。應盡早制定和頒布《農業保險法》，建立起一個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商業性保險等多種形式在內的農業保險體系，完善農業保險補償體制。
2、建立健全信用擔保體系。在農村，由于信用擔保體系的不健全，銀行出于對信貸資金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的考慮，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獲得貸款的難度越來越大，直接制約著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建立健全信用擔保體系，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信用保證，既可以解決中小企業找保難、貸款難的問題，又能有效地分擔銀行的貸款風險。
3、發展融資租賃、農業信托，拓寬縣域經濟發展的間接融資渠道。
（六）試點開展農村資本市場運作，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融資平臺
積極推進農業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鼓勵龍頭企業進入證券市場，通過發行企業債券、股票為涉農公司融通資金的作用，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持久發展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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