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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中應該是一種擇優選用的原則,應該幫助消費者和產業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術、生產渠道、發展模式或者是調高效益的方法。我們的國家由于名族眾多,地域廣闊,可用于發展的藝術和文化底蘊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和心里下,其經濟行為和協調關系也不一樣,因此由于歷史、文化的不同會對藝術與文化認知的意識形態產生差異,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下有三種模式(圖1)。一種是以個人或者是團隊合作形式的自由經濟模式,通俗地來說自由經濟模式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法治與國家行政規范的指導下,對社會人文與藝術傳統因素的個體經營模式,特別是在藝術與文化產業集聚區,此種模式尤為明顯。其實早在19世紀后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有了類似的手工藝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種行會經濟體制,自由經濟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調節市場經濟的轉變作用,同時實現各民族歌地域之間歷史、藝術、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在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上,起到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杠桿行為作用,并對社會儲蓄與保險承擔責任。另一種是企業的集體職能模式,這種模式一般可以理解為集體協調市場經濟的行為,藝術與文化可以使個體的發揮,也可以使以集體為載體的創造性經濟活動。現在各種以高校為載體的產業園、高科技軟件應用;以藝術文化娛樂中心為載體的影視、動漫、展示;已消費為主體的各種民族旅游、映像互動等等。這種集體協調可以使民族與民族之間,也可以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而由此形成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體系,與藝術歷史文化的演繹,政府經濟管理機構的改革、政府經濟宏觀計劃的協調、藝術與文化產業金融系統、企業模式、勞資關系都十分緊密的相互聯系在一起。第三種是國家政府職能模式,國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場體制中起指導性調控行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規制的,帶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文化的市場經濟在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備的職能部門來控制投資和藝術產業的發展,這種宏觀經濟的調控無論是在穩定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宣傳傳統與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實性,且具有長久發展的潛力。
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影響分析
(一)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行為特征藝術與文化作為一個新興的知識性意識形態產業,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指導,從當今世界關于文化產業的實踐經驗來看,宏觀調控的手段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創意英國”全球推廣計劃,在稅收、出口計劃、財政支出所給與的發展戰略計劃,不僅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推動了國民消費意識的增長。其次藝術與文化的行為特征需要受到規范的約束和保護,藝術和文化從意識層面上來說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更是政府職能機構對于經濟宏觀調控的手段,經濟學之父霍金斯就曾經提出,文化與藝術需要有傳承的載體,這種載體是一種價值,體現在知識的民族性、文化的差異性、對社會的貢獻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備的法律和宏觀的政策去促進它,只有這樣,我們的創造活動才有價值。第三,個體與團隊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創造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種創造性思維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的跳躍式發展,在繪畫、設計、電影與時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們的將來都會給予深刻的影響,而藝術與文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創意產品的價值,同時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只有激發出這種行為才能促進社會的共同繁榮和文明的進步。第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行為需要產業經營的主體,只有通過市場的運作與開發,才能夠在市場與消費者之間搭建起橋梁,這些產業經營的主體利用資源和環境,提高全民整體素質,這不僅是帶來了經濟效益,同時也對社會整體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我國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國經濟增長從來都不曾像現在這樣備受關注,近50年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做的能比中國更出色,如果讓我們穿越到從前,以一個歷史者的眼光來看中國現在的復興,不難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在于宏觀調控下漸進式的市場導向,改革開放并不是一條平坦的康莊之道,經驗告訴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局部性的市場導向與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隨之推廣。而現在的中國經濟又處在轉型期,藝術與文化的創意與發展也符合我國宏觀調控機制的中“微觀先行”的思路,現今中國的高儲蓄額對于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慮到社會消費能力以及社會主動投資的可能性,那么中國經濟也可能會出現高儲低開的局面,只有通過刺激消費與改變投資方式,促進資本積累才能有利于經濟發展。以江蘇省為例,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排前兵,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每年的增長率超過25%,高于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的增速,據統計2011年,江蘇文化產業產值達到1500億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了0.7個百分點(表1)。從諸多數據可以看出,現在中國經濟宏觀調控重點已經從開放投資轉向了擴大內需、增強消費的理性控制階段。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投資一度出現過熱的現象,導致了投資與消費的失衡,隨著中國經濟由計劃統制模式走向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國家宏觀控制供需比的單一模式,隨著改革的深入,可以預期的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一定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的需求和消費比率,但是由于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所遺留下的高儲率以及銀行投資貸款項目過熱的問題,會導致文化創意產業在現有的經濟體制轉型中不能以主力軍的姿態出現,但其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經濟轉型期的文創產業在當前進出口投資疲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作為改變現有收入分配格局,促進消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中國宏觀經濟內外平衡的影響近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GDP平均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是從社會經濟內外平衡的研究來看,現在的經濟體制構架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狀態。就國內而言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國民經濟的內部吸收成分,即消費投資額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值很低,國內的經濟增長都是政府企業在投資涉外進出口項目或者是基礎設施中體現出的價值逆差;從外部環境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開始重視文化創意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把其納入國家經濟宏觀協調的范疇中加以深化,以美國為例,其創意產業早已成為國家最大的出口產業,好萊塢影視、迪斯尼主題公園、第五大道等等。據統計,2011年,僅美國的知識產權產業就約占國家生產總值的5.24%左右。在美國藝術與文化創意作為知識經濟的核心,成為其國家經濟宏觀調控中最為重要的內容。當前的世界經濟已經不在是資本積累初期的意識形態了,多元化、金融性、創造性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發展的主流,在中國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需要對藝術與文化創意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不僅對社會繁榮穩定、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增加經濟增長點、促進社會就業率,都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是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之一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增長與傳統經濟學中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有所不同,現有的快速經濟模式并不適合于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短期的經濟增長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所不能帶來的,它需要資源配置循環利用,需要先發展后規范進而邊發展邊規范,并逐步轉向先調控后發展的過程,利用藝術和文化的附加值實現經濟增長轉向,同時依靠新技術改善結構的優化整合,影響體制改革,同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以有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能體現當前社會對于知識價值體現的一種新形式,兼顧傳承與中國的沒學道德,同時體現地投入高回報的經濟增長特色。在這里可以運用經濟學GNP的模型修訂指標來衡量宏觀調控機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資本的折舊,Dn表示資源配置的折舊,A表示折舊資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國現有的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宏觀調控下,通過對中國社會經濟、資源利用率等因素,考慮進人文發展指數(HDI),通過藝術與設計創新提高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以當前中國社會的宏觀調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續發展的良性思維能力,而藝術與文化不僅可以使經濟增長的方式之一,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方向。
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構架模型
(一)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因地域而異,人文風情也不經一樣;由于歷史原因、民族傳統與風俗習慣的不同,國家在對待文創產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要有不同類型與之適應。大體上來說,一類是投資性財政政策或者是激勵政策模式,在鼓勵和幫助的機制下,擴大財政支出,降低稅率,減少各種規費和地方性稅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資金流動。另一類是有計劃財政支出政策,提高稅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勵模式促進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高就業率和消費水平,提升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對于那些需求過度,供需比不平衡,財政支出過高的要采取穩定有效的措施,一切從有利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思路出發,做好宏觀調控工作。
(二)社會資源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特別需要對社會資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應該按文創產業的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通過再分配政策調節社會資源的收支水平,計劃協調好資源的社會供需比,既要保障對經濟增長的有效利用率,同時也要對資源的分配所帶來的風險和回報率做好預判。國家宏觀調控文創產業的手段一般由稅收來調節社會、地區間的極差水平,同時通過轉移支付調節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比,還有最為關鍵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作為調節劑,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藝術和文化創意產業是知識產權與國家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息息相關的經濟體模式,需要國家宏觀調控系統中法律規范的約束和保護,因此經濟增長是宏觀調控的目的,而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宏觀調控還應該有另一個層面的內容即文化的傳承。
(三)文化創意的產業政策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強調經濟增長實際上不能忽視藝術品和藝術家在創造精神財富時的不確定性,需要在宏觀經濟體制調控中加以體現,可以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量,刺激市場消費水品,同時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質培養,例如美國國家博物館、藝術館、美術館、設計中心等藝術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務的比重有87%以上,免費對外開放以及參觀的幾乎占95%以上,城市基礎文化建設的比重占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47%。依據經濟最優投資模式主要受國家就業率增長的驅動原理,目前的中國實際處于經濟投資過度,未來就業率水平下降的經濟過渡期,我們在文化基礎建設投入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有“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維護和適度的競爭機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規模經濟。
(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機制下的構架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需要有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政策的引導,而有利的經濟增長點;有競爭力的知識產權;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力;都能讓中國的經濟擺脫過渡依賴對外貿易的被動局面,減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但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跨越性邊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從經濟學宏觀控制的角度來量化分析,給出了關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機制下的構架圖(圖2)。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創意產業的增長模式對國家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構成了一個外循環的過程,如果單從國家GDP即國名生產總值上來看是不能體現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會藝術文化教育水平、創新科學技術等諸多相關因素的,但是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文創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國家宏觀調控機制起到深刻影響作用的,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速放緩,內需不足,特別是社會儲蓄率過高而物質消費水平偏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于基礎設施和制造投資比重太大,而對文化、素質、教育、藝術等公共服務投資嚴重失衡。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當前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應向著有利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在宏觀經濟調控下的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應抓住機遇和挑戰,依據地域文化以及科學發展的優勢,不斷完善自身產業模式,從長遠的角度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宏觀科學的市場經濟體制。
四、結論及補充
關鍵詞:土地政策;宏觀調控;微觀規制;房地產;差異
一、引言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Economic Policy)來進行的。經濟政策是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為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和實現經濟發展目標而制定的各種措施和規定。從其范圍來看,可以分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國際經濟政策;而土地政策是為達到特定的國民經濟發展目標,政府部門制定和實施的與土地利用有關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作為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大戰略舉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學者也認為土地是宏觀調控的手段,國土資源部是宏觀調控的重要部門,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是我國特殊國情特殊發展階段的正確選擇。如盧為民(2008)在《土地政策與宏觀調控》中從土地的生產要素理論、土地的資產理論、土地產權理論和特殊體制背景下的特殊選擇等方面闡述了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理論依據,并設計了提高我國土地調控有效性的路徑[1]。尹鋒(2007)在其論文《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績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總體目標應該是:嚴格保護耕地,嚴格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此前提下,根據國民經濟冷熱的具體情況,適當微調年度建設用地的供應量和企業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調控投資增長的規模,實現物價穩定和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2]。
但從另一個角度,土地作為一種基礎而重要的生產要素,其供給量的有限決定了土地是稀缺資源。而稀缺資源的價值主要由需求決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種“引致需求”,宏觀調控的目的在于通過調節宏觀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來實現對微觀主體決策的引導,進而影響到對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觀經濟調控決定了市場對土地生產要素的需求,而我們不可能通過土地政策來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畢竟宏觀經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是眾多要素利用的市場行為博弈的結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個。這兩者的差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二、宏觀調控與土地政策的差異分析
1、內涵屬性差異
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政策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運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協調社會成員利益和增加社會福利、保持國民經濟平穩發展。現代社會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理論上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經濟蕭條,意味著民眾必須付出這段時期的總體社會福利下降的代價[3]。因此,政府在必要時可以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國際經濟政策等)去調控經濟總量及其運行,以減少依靠市場機制調節出現時滯而產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觀調控的內涵是調整宏觀經濟總量,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才體現出宏觀調控的有效性,這也是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政策規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為一種基礎生產要素,土地政策指為達到一定的目標,相關政府部門制定和實施的與土地利用有關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和土地稅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當屬于微觀市場的范疇,而對于微觀市場進行調節或干預屬于微觀政府規制(Regulation)范疇。從規制的本意來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權的職能部門以維護公眾利益為目的而實施的矯正和改善“微觀市場失靈”的活動,是政府對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所進行的限制或制約。因此作為一種基本的微觀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對土地及其房地產業的結構及其社會經濟影響的直接的政府規定。
2、政策目標差異
宏觀調控的結果會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但宏觀調控的對象卻并不直接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作為微觀市場調節的土地政策的目標卻是直接針對具體產業,如政府通過土地的收購、儲備并有計劃地投放市場,增強其對土地及房地產市場的調節;通過用地結構調整以抑制商品房價過快增長和控制相關產業用地需求。土地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有著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資之后還會帶來一系列的其他投資,如工業用地后的廠房、機器設備投資,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設、設備購置等投資,還有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建設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時社會發展存在著許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區發展差異、城鄉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階層住房困難、農民被征土地補償等問題。國家通過土地政策維護公民權益,加大對廉租、公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供應量以保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居住,這些土地政策都可為社會公平與和諧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現代經濟學也論及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經濟持續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而實施微觀土地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推進社會公平穩定。因此兩者的目標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3、實施措施差異
政府實行宏觀調控政策的前提條件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性、公共物品供給的有效性不足、負的外部效應等所導致的市場宏觀失靈。故而在通常的論述中,宏觀經濟調控的措施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貿政策、產業政策等,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并且必須把握好政策的時機和力度,這體現出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綜合性和間接引導性的特點[4]。而實施微觀土地政策的經濟學依據是由于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對稀缺土地資源的過分競爭(招、拍、掛形成“地王”頻出)而導致的地價高漲、房地產市場信息不對稱、開發商市場壟斷、流動性充足而帶來投資性需求劇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場微觀失靈。故而微觀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規劃、用途管制、供地計劃、房地產價格規制、房地產稅收調整等,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直接強制性的特點。
三、宏觀調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議
透過以上分析,作為微觀規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為調節微觀市場的工具之一,不能參與代替宏觀調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現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讓制度為地方政府青睞“土地財政”創造了條件,而這種對“土地財政”過渡依賴,導致地方政府不斷突破每年的用地計劃,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難以落實;②對高GDP增長率的盲目崇拜和對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清,導致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簡單有效的方法―鼓勵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投資來刺激短期經濟增長,這樣的過熱投資定會引起國民經濟的波動;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擊治理和整頓,缺乏長期性和持續性,其自由裁量權比較大,往往是某個部門就能隨時出臺,這樣不利于市場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基礎環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實產生作用,為宏觀市場運行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微觀制度環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慮:
1、明確土地政策目標定位
國家的宏觀調控有其明確的目標,作為微觀范疇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協助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而不是對沖或削弱宏觀調控。在土地政策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中,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是主導,而土地政策對宏觀調控的作用機制只能是協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國務院發出的《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中就指出,“過度投資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焦炭、汽車等行業產能已經出現明顯過剩”。很明顯,產業建設生產離不開土地,那么國家有調控政策,并且一些產業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錄,為什么這么多過剩行業仍能順利建設投產?直到今年,國家還在調控鋼鐵、電解鋁、焦炭等的產能。可以說明,這么多產能的擴張,土地是先行,而這個閘門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嚴格“把守”,這會對宏觀調控是一個促進,反之會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產政策的力度
市場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政府應盡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強硬手段來壓制市場。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合理的必要干預,可以實現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目標。同時要看到政策的長期效果,盡可能讓房地產市場本身發揮調節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關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應、明確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設數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土地增值稅的征收管理等的論述,而2011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設、住房用地供應、稅收調整等措施,說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實處。再如違法用地和囤積土地這兩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然政府明白長期存在但卻沒能從根本上加以制止,國土資源部近期的嚴厲約談才表明整改的力度,顯得力度很大,而這卻只會給市場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打壓的不利影響。這里的焦點就在于長期以來積累的問題想在某個時點通過政策來強制一次性扭轉,必定會造成宏觀市場的非正常波動。
參考文獻
[1] 盧為民.土地政策與宏觀調控[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26.
[2] 尹鋒.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績效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9:10.
宏觀經濟管理發源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二戰后世界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核心的建設時期,在經濟領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開始了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對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的分析,這是對戰爭的反省,同時也是對金融體系世界層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談判過程中,西方國家看到了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的價值,開始告別傳統的微觀經濟學說,最終形成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廣泛認同,進而促進了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經過60多年的發展,國際市場經濟體系在宏觀經濟管理的條件下,得到了迅速發展,避免了多次經濟領域的世界性災難,這使得宏觀經濟管理得到全面地認可,進而確定了宏觀經濟管理的價值和功能。在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下,世界看到了加強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價值,在主體經濟領域人們對宏觀經濟管理已經取得了共識,認為在市場經濟體系下,要想獲得高效、穩定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全面的宏觀經濟管理,通過宏觀經濟管理的全面開展和運行來實現對市場經濟的促進與發展作用。
2宏觀經濟管理中更好地體現對市場經濟發展價值的措施與方法
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宏觀經濟管理,市場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市場無法自發消除壟斷,市場不能夠完全體現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場不能有效地處理外部經濟的問題,市場調節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滯后性,等等。我國的企業為了創造出更大、更多的經濟利潤,于是紛紛引進國外的最新技術、最新設備,并且加大產量和發展的步伐,以便在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占領市場,盲目生產,這樣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結果,而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加以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非常嚴峻,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貿易壁壘,因此,應該對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和方式進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滿足我國市場經濟的未來發展。
3結語
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也使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制于其他經濟體的市場變化。這自然也是全球化的代價。以目前的客觀現實而論,我國巳形成了人民幣升值與外匯儲備賽跑,法定準備金率與外匯占款賽跑,利率與通貨膨脹賽跑的格局。
截至今年3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30447億美元,外匯市場供給大于需求,人民幣升值壓力再增。中央銀行為了穩定匯率,就得干預外匯市場,買進外匯,投放本幣,則本國貨幣供應量增加。中央銀行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又必須通過發行央行票據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來沖銷,以回籠貨幣。而為了增加央票發行的力度,就得上調利率,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上調利率,資本流入會增加,外匯儲備增加。這是一個很清楚的外匯儲備增加一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一穩定匯率,外匯占款增加一穩定基礎貨幣,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一利率上升和人民幣升值預期一資本流入增加一外匯儲備增加的循環過程。然而,在這個循環的背后,包含著多重矛盾。
首先是利率調整和匯率調整之間的矛盾。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上調利率,勢必強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大量的投機資本進入。特別是在后危機時代主要發達國家仍然保持較低利率水平的情況下,流動性過剩;投機成本下降,資本流入進一步增加,外匯儲備將進一步上升。其次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的矛盾,這又增大了中央銀行沖銷干預的壓力,為了控制外匯占款的增加勢頭,中央銀行必須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大量發行央行票據去沖銷。但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會使銀行的經營成本上升;央行付息成本也會上升。大量發行央行票據會促致利率上升,可是鑒于我國國內通脹的上升之勢,為了扭轉負利率狀況,央行又不得不提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利率會加劇投機資本流入,這不僅加劇本已過剩的流動性,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且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又會進一步促進央行提高利率。再就是后危機時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政策退出的步伐不一致,加大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就在這次全球性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時期,世界各國都采取了應對危機的寬松宏觀經濟政策,降低利率、增加支出和擴張貨幣刺激經濟。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率先復蘇,開始逐漸退出了寬松貨幣政策,而主要發達國家復蘇相對緩慢,因而仍在維持低利率和寬松貨幣政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面臨通貨膨脹和熱錢流入的壓力,發達國家面臨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升值壓力大,發達國家貨幣有貶值趨勢。目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收緊貨幣的壓力不斷增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宏觀調控難以隔絕外部經濟的沖擊,內緊外松會抵消本國宏觀調控的效果,這恰恰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宏觀調控面臨的困境。事實上,在美元貶值導致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增加,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內的緊縮貨幣政策實際功效正在持續減弱。
回望過去,早在2007年,我們就面臨過類似的市場流動性持續增加,法定準備金率和利率不斷上調,人民幣持續升值棘手問題。不同的是,當時還沒有爆發全球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因此,現在情況更加復雜。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還沒有完全散去,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問題仍在繼續發酵,甚至有惡化的可能,對此,我國的宏觀調控不僅要考慮國內因素,同時又要關注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如何解決這些矛盾,跳出這個“怪圈”,既是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中國走向世界性經濟大國征程中的歷史性課題。 毫無疑問,應對這樣的重大挑戰,只是依賴短期政策調控是遠遠不夠的,而更需要有全球化視野;開拓性思維,從長計議,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 國際收支的失衡,貨幣失衡的背后是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因此需要采取政策手段調控內外均衡,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但是,宏觀經濟目標之間往往是相互沖突的,非得采取多種政策搭配的形式來綜合處理不可,如果光指望某一種政策工具,只會左支右絀。除了要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總量調控功能,還要利用財政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不斷深化經濟改革為宏觀經濟調控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強化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
從長遠來看,我們必須要繼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理順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調整貿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理順生產要素價格,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擴大內需,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同時我們要密切關注外部經濟的變化對我國的影響,盡快解決好外匯儲備的被動過快增長,從機制上減少我國補貼全世界的問題,將外部經濟風險對我國的沖擊降到最小。
筆者認為,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矛盾對經濟目標的實現造成反作用的沖擊,使宏觀調控達到綜合協調,除了應以遵守宏觀調控法原則為基礎,具體來說應該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機制,這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尤為重要,上面已經述及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相應的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主要由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組成。宏觀經濟調控的決策、規劃、實施、協調等工作,也是由這幾個經濟職能機構共同來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組織機構上建立起綜合協調的機制,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以控制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其一,在制定決策時,各個部門之間應該進行溝通,向其他部門論證自己部門實施此項決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體的實施步驟,并且說明這項政策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影響及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如產業政策的制定部門必須與財政、貨幣的宏觀調控部門進行協商,以取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支持。對于將要確定的政策,由相關專家及部門進行評估,明確利弊,在國務院批準此項政策后,針對此項決策將要產生的消極影響,建立一套預警方案,由此確立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及頒布流程,確保此項措施不對其他部門的決策造成破壞性作用,以致影響宏觀調控整體目標的實現;其二,不同的宏觀調控部門擁有巨大的宏觀調控權,其使用的經濟變量如利率、稅率非常敏感,這些變量對價格、成本及利潤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對經濟、市場主體和普通的民眾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因此以國家立法機關及審判機關為核心,針對宏觀調控部門之間的權力應該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并且各部門之間達到相互監督與制約。
二、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的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國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與關系,制定經濟發展的決策。在宏觀調控法的概念中,我們知道其具體目標是經濟增長、幣值穩定、充分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經濟運行中,這四個目標是相互關聯并且存在著矛盾。宏觀調控各項目標之間存在相互沖突的關系,與這些目標相對應的是,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門制定與實施,也常常會出現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況,甚至出現“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自我較勁現象。如何發揮宏觀調控各手段的組合效應,需要政府把握好當前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形勢,確定一個主要的宏觀調控目標,在這個目標指引下,各項政策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各項政策之間需要配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需要配合。這兩項政策是宏觀調控中的兩大工具,二者之間的配合基于這兩項政策調節的不同點:就作用時效來說,財政政策起效的時間相對較短,對經濟存在著直接的拉動效應,而貨幣政策的作用較為緩慢;就作用杠桿來說,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的增減,國債的發行等手段來影響社會總需求,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就調節側重點來說,財政政策對資源配置與結構優化能起到更為明顯的效果,貨幣政策更側重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擺脫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陰影,刺激經濟的繁榮與復蘇。面對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國政府采取積極應對的態度。日前國務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稅收政策方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稅收調整,如2008年11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適當調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通過這項舉措應對我國貿易出口下滑的境況。這些政策分別在經濟總量與結構調整方面起著相互配合的作用。
(2)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需要為產業政策的實現提供支持。產業政策一詞,源于日本。在下河邊淳、菅家茂編纂的《現代日本經濟事典》認為,“產業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目的,以全產業為調整對象,通過對全產業的保護、扶植、調整與完善,積極或消極參與某個產業或企業的生產、經營、交易活動,以及直接干預或間接干預商品、服務、金融等的市場形成和市場機制的政策的總稱。”1國家財政的投資規模和和投資結構、財政補貼與中央銀行所制定的信貸利率與規模及商業貸款的政策都會對產業政策產生影響。日前全國發展改革會議指出,“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改革戰略性調整和企業轉型升級。大力支持重點產業發展,保護和發展好支柱產業、骨干產業、重要產品和重要生產能力。”針對這一產業政策,財政部應加大對支柱產業的投資規模,在稅收政策上應給與這些產業優惠;中央銀行應放寬對屬于支柱產業中企業的信貸約束。
結語: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是為了客服單一宏觀調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職責是為不同宏觀調控部門之間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使之協調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影響宏觀調控總體目標的實現;通過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權力的制約與監督,防止出現宏觀調控權力的濫用,使其最大限度的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
參考書目:
【1】張守文主編:《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觀調控》,中國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會強著:《宏觀調控權運行的法律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呂忠梅、陳虹著:《經濟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綦贊超:《淺談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清華學術期刊,200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