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行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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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行業前景范文第1篇

關鍵詞：機械制造；前景；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9-0010-01

1　現代機械行業面臨的問題

(1)為支持快速敏捷制造，幾何知識的共享已成為制約現代機械技術中產品開發和制造的關鍵問題。機械制造過程中物理和力學現象的幾何化研究形成了機械制造科學中幾何計算和幾何推理等多方面的研究課題，其理論有待進一步突破，當前一門新學科――計算機幾何正在受到日益廣泛和深入的研究。

(2)在現代機械制造過程中，信息不僅已成為主宰機械制造行業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還是最活躍的驅動因素。提高機械制造系統的信息處理能力已成為現代制造科學發展的一個重點。由于機械制造系統信息組織和結構的多層次性，制造信息的獲取、集成與融合呈現出立體性、信息度量的多維性、以及信息組織的多層次性。在制造信息的結構模型、制造信息的一致性約束、傳播處理和海景數據的制造知識庫管理等方面，都還有待進一步突破。

(3)各種人工智能工具和計算智能方法在機械制造中的廣泛應用促進了機械制造智能的發展。一類基于生物進化算法的計算智能工具，在包括調度問題在內的組合優化求解技術領域中，受到越來越普遍的關注，有望在機械制造中完成組合優化問題時的求解速度和求解精度方面雙雙突破問題規模的制約。機械制造智能還表現在；智能調度、智能設計、智能加工、機器人學、智能控制、智能工藝規劃、智能診斷等多方面。這些問題是當前產品創新的關鍵理論問題，也是機械制造由一門技藝上升為一門科學的重要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的重點突破，可以形成產品創新的基礎研究體系。

2　現代機械工程的前沿科學

2.1　機械制造信息科學

機電產品是信息在原材料上的物化。許多現代產品的價值增值主要體現在信息上。因此機械制造過程中信息的獲取和應用十分重要。信息化是機械制造科學技術走向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人們一方面對機械制造技術開始探索產品設計和機械制造過程中的信息本質，另一方面對機械制造技術本身加以改造，以使得其適應新的信息化機械制造環境。隨著對機械制造過程和機械制造系統認識的加深，研究者們正試圖以全新的概念和方式對其加以描述和表達，以進一步達到實現控制和優化的目的。

2.2　微機械及其制造技術研究

微型電子機械系統(MEMS)，是指集微型傳感器、微型執行器以及信號處理和控制電路、接口電路、通信和電源于一體的完整微型機電系統。微型機電系統的研究需要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隊伍，微型機電系統技術是在微電子工藝的基礎上發展的多學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領域，涉及電子工程、機械工程、材料工程、物理學、化學以及生物醫學等多種工程技術和科學。目前對微觀條件下的機械系統的運動規律，微小構件的物理特性和載荷作用下的力學行為等尚缺乏充分的認識，還沒有形成基于一定理論基礎之上的微系統設計理論與方法，因此只能憑經驗和試探的方法進行研究。微型機械系統研究中存在的關鍵科學問題有微系統的尺度效應、物理特性和生化特性等。微系統的研究正處于突破的前夜，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領域。

2.3　材料制備、零件制造一體化和加工新技術基礎

材料是人類進步的里程碑，是機械制造業和高技術發展的基礎。每一種重要新材料的成功制備和應用，都會推進物質文明，促進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增強。21世紀中，世界將由資源消耗型的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要求材料和零件具有高的性能以及功能化、智能化的特性；要求材料和零件的設計實現定量化、數字化；要求材料和零件的制備快速、高效并實現二者一體化、集成化。材料和零件的數字化設計與擬實仿真優化是實現材料與零件的高效優質制備／制造及二者一體化、集成化機械制造的關鍵。一方面，通過計算機完成擬實仿真優化后可以減少材料制備與零件制造過程中的實驗性環節，獲得最佳的工藝方案，實現材料與零件的高效優質制備／制造；另一方面，根據不同材料性能的要求，如彈性模量、熱膨脹系數、電磁性能等，研究材料和零件的設計形式。進而結合傳統的去除材料式制造技術、增加材料式覆層技術等，研究多種材料組分的復合成形工藝技術。形成材料與零件的數字化制造理論、技術和方法，如快速成形技術采用材料逐漸增長的原理，突破了傳統的去材法和變形法機械加工的許多限制，加工過程不需要工具或模具，能迅速制造出任意復雜形狀又具有一定功能的三維實體模型或零件。

2.4　機械仿生制造

21世紀將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機械科學和生命科學的深度融合將產生全新概念的產品(如智能仿生結構)，開發出新工藝(如生長成形工藝)和開辟一系列的新產業，并為解決產品設計、制造過程和系統中一系列難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法。這是一個極富創新和挑戰的前沿領域。

地球上的生物在漫長的進化中所積累的優良品性為僻決人類制造活動中的各種難題提供了范例和指南。從生命現象中學習組織與運行復雜系統的方法和技巧，是今后解決目前制造業所面臨許多難題的一條有效出路。仿生制造指的是模仿生物器官的自組織、自愈合、自增長與自進化等功能結構和運行模式的一種制造系統與制造過程。如果說制造過程的機械化、自動化延伸了人類的體力，智能化延伸了人類的智力，那么，“仿生制造”則可以說延伸了人類自身的組織結構和進化過程。

仿生制造所涉及的科學問題是生物的“自組織”機制及其在制造系統中的應用問題。所謂“自組織”是指一個系統在其內在機制的驅動下，在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上不斷自我完善、從而提高對于環境適應能力的過程。仿生制造的“自組織”機制為自下而上的產品并行設計、制造工藝規程的自動生成、生產系統的動態重組以及產品和制造系統的自動趨優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現條件。

仿生制造屬于制造科學和生命科學的“遠緣雜交”，它將對21世紀的制造業產生巨大的影響。

3　現代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趨勢

隨著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市場需求個性化與多樣化，未來現代制造技術發展的總趨勢是向精密化、柔性化、網絡化、虛擬化、智能化、綠色集成化、全球化的方向發展。當前現代制造技術的發展趨勢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信息技術、管理技術與工藝技術緊密結合，現代機械制造生產模式會獲得不斷發展。

(2)設計技術與手段更現代化。

(3)成型及制造技術精密化、機械制造過程實現低能耗。

(4)新型特種加工方法的形成。

(5)開發新一代超精密、超高速機械制造裝備。

生命科學行業前景范文第2篇

他自從大四起就開始找工作，但至今也沒有著落，眼看離畢業只有三個多月了，這才下定決心出國留學。

孩子提出留學，我是贊成的。是啊，國內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大學生就業難，留學也是條路，說不定讀出來以后，金融危機就過去了，找工作會容易些!

記得，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說：“現在是最終履行為每一個孩子提供世界一流教育的道德責任的時候了，因為全球經濟競爭不允許我們有絲毫的懈怠。米歇爾和我之所以今晚能夠站在這里，惟一的原因是我們獲得了教育的機會。”奧巴馬執政后，面對經濟危機聯邦政府每年至少投入190億美元教育經費，還將增加對特許學校的4億美元撥款，都是這種思路的一種延續。美國的現行政策是很寬泛的，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政府留學政策很寬松。可一旦失去這個時機呢?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更何況，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化，使得兒子留學成本出現了不同幅度的降低。美國的政策，促成我為兒子留學首選的目標是美國。

我與大旭來到加州大學中國項目負責處。

“你好，加州州立大學歡迎您。”加州大學中國項目負責人熱情地接待著我們。

“您好，請問我想申請加州大學工商管理類，需要什么條件?”大旭邊說，邊將個人簡歷遞了過去。

“加州大學工商管理類對申請這類專業的學生要求有工作經驗，您工作幾年了?”負責人邊接簡歷，邊問大旭。

“我今年畢業，還沒有參加工作。”

“對不起。您不能申請加州大學此類專業了。”負責人將簡歷放在桌子上。

我急忙問道：“哪個專業能申請呢?”

“這位女士，鑒于您兒子的情況，他可以申請加州大學行政管理專業。”

“其他學院呢?”

“在美國各大學，申請進修工商管理類的人士都必須有工作經驗。”

兒子有些困惑了。

我知道，兒子對行政管理興趣不大。

我也為此陷入了深思――

兒子若為能一時出國而放棄原有興趣并不明智。而不管是先工作還是先出國，其目的都應該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職業發展前景，違背個人興趣和職業理想而求得一時出國，為出國而出國，從個人職業發展看并不可取。

作為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選擇合適的職業發展方向尤為重要，人生精力有限，必須選準方向，強化發展。職業方向的確定必須結合個人特長，興趣所在并綜合考察行業前景來確定。應屆畢業生，表面上看是就業的問題，而實際上是擇業的問題，擇業就是要做選擇，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集中目標，強化發展，通過若干年的工作，實現從無工作經歷者到行業人才的提升。同理，應屆畢業生選擇出國深造，電要以職業發展為指標，選擇合適的深造途徑，在學歷資質上提高自己的含金量，為職場前途做好準備!否則，即使家中投入大量的資金，有可能事倍功半。

記得我的同事劉姐說過：兩年前，她的女兒從武漢理工大學計算機系畢業，之后到澳大利亞留學，專門學習動漫制作。為了供女兒讀書，他們把家里的積蓄都花完了。今年過年，女兒回到家里準備我工作。目前，麗麗所學的專業，市場工資水平只有1000多元，就算好點的企業，每月薪酬也只有3000元。當初是想留學后回來能夠找到好工作，現在卻事與愿違。都是當時選擇專業沒有選好啊!

我與兒子進行了溝通。

“大旭，你出國留學，將來是準備在國外工作，還是回國?”

“當然是回國。”

“要是回國，我建議你不妨改變一下思維方式，重新選擇專業。”

兒子說：“我再考慮一下。”

我找到一位朋友幫我參謀，她現在本市一家高校的教務處工作。她對我說：“現在留學以工科類、醫學類的國外院校尤其受歡迎，IT專業、材料科學、人口健康等專業和課程的咨詢者最多，而不少美國、澳大利亞的傳統商科院校遭到冷遇。”

“出國留學為什么?還不是沖著將來回國就業。你看究竟選擇哪類專業比較好?”

“大旭留學應根據將來來職業規劃來選擇專業，然后根據費用情況選擇留學國別，最后確定合適的院校。目前國家已經確定生命科學與人口健康、材料科學與新型材料、能源與環境、工程科學、應用社會學和WTO相關學科、通信信息技術以及農業高新技術這七大行業為‘十一五’公派留學生的重點資助行業，這表明這些行業將來人才需求量大，學生可以有針對性地據此選擇。我建議，你不妨建議他選選這方面的專業。”

回家后，我把這個意思說給兒子。

他沉思片刻后，對我說：“媽，人家說的對，我會重新選擇。”

編者的話　不要為留學而留學

一位即將畢業的學生說：“金融危機對企業影響很大，很多企業都在緊衣縮食渡難關，招聘機會不多，再加上我讀的專業，畢業后要就業就更難。”他告訴筆者，“如果選擇出國留學，我會有目的地選擇有獎學金，能夠勤工儉學的國家和學校。”

據有關消息稱，因金融危機使得不少家長更多地為孩子選擇了留學這條路。

但我們應當看到，留學要根據自己家庭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國家和學校，其次是在盡量規避投資風險的前提下，考慮到其他可能存在的風險。

有專家指出，一時頭腦發熱就把孩子送出去了，后續的問題還有很多。雖然說利率變化了，錢省下了一些，但是孩子到了那邊以后，這么多年的生活費用是不是可以長期供給?至于回來以后是否就馬上能找到工作，電不能單純看經濟是否復蘇，關建是自己的學習成績和所達到的能力。

生命科學行業前景范文第3篇

人們普遍認識到，創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推動力，尤其是當經濟趨于成熟、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再的時候。未來生產率以及生活品質和生活水平的突破性改善，皆有賴于創新。

在公眾的觀念里，創新已成為企業成功的同義詞。當今時代最成功的品牌都是創新的佼佼者。“創新”一詞已成為行業領導地位的一種社會文化表達。如今流行給任何新事物冠以“創新”之名——希望憑借打上“創新”的標簽確保商業成功。

創新成功可能與龐大的研發支出有一定關聯。然而，可觀的研發支出本身并不能確保創新。實際上，資源、合適的政策框架以及創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多數有活力的市場，為促進創新建立合適的政策框架，都是政府政策的制定目標，也是企業戰略和投資的組織原則。

不過，不同國家之間，圍繞何種政策才是建立創新經濟的正確基石，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實施合適的政策，一直存在分歧。而且，在真正的創新經濟中，政治優先事項可能與經濟及社會基本面的某些因素發生沖突。

全球創新地理格局轉變

2014年，全球研發資金預計將達到大約1.6萬億美元。美國、中國、日本和歐洲的研發投入將占到全球總額的80%左右。過去10年，就全球以及特定國家內部而言，我們是變得更具創新性了，還是創新能力停滯不前？圍繞這個問題始終存在爭論。確實，一些國家的某些創新指標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下降，特別是，其研發投入可能落后或停滯了，科學教育面臨財政壓力。

盡管以廣為接受的指標衡量，美國和一些北歐國家仍是創新領軍者，并且僅美國自身就占到了全球研發支出的約三分之一，但全球創新地理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新的創新和科學研發中心正在興起，特別是在亞洲。中國和韓國就是例子，其研發支出年增長達到兩位數。根據可獲取的估計數據，中國占全球研發支出的約17%，近年來，其在全球研發支出中的占比每年以大約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2011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研發支出第二高的國家。不過，只有12個國家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率超過2.5%：日本、美國、德國、韓國、瑞典、以色列（為最高，達4.2%）、瑞士、奧地利、新加坡、芬蘭、丹麥和卡塔爾。

另一個地理上的變化是創新的全球化。在許多行業，要想創新，就必須借助全球而不是國家乃至區域市場，并且需要利益相關者通力合作，推動科技進步。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壟斷知識或創新。在這個通信飛躍的時代，創新來自世界各地。通過網絡化的平臺進行合作，能夠消除地理上的障礙。

創新的基石：共同的國際經驗

沒有單一的政策框架或商業模式能夠適用于所有行業和地區并帶來創新，但在最具創新力的國家，似乎存在某些類似的基石，支撐和促進創新。它們是什么呢？有四個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政策至關重要。研究發現，一些特定的政府政策能夠創造一種有利于創新的環境。這包括投資人力資本（教育）、建立深厚而具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開放投資環境、保護知識產權、施行支持性的監管政策。如果這些領域的游戲規則樹立了長期信譽，人才、資本和研發平臺都將尾隨而至。

推行發展長期人才儲備的教育政策：通過教育機構投入資源，致力于發展人才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以及商業技能。

實行開放的投資政策：運轉良好而開放的資本市場，會把資金分配到有前景的科學研發中，而不受政府的干擾。開放的投資制度允許資本跨境流動，從事風險投資活動和商業開發。這些政策可能包括某種稅收激勵，比如研發稅收減免。

保護知識產權：對個人的積極性和所承擔的風險做出獎勵，保護是必要的。

實行支持性的監管政策，即既符合公眾利益、又最不具有干預性的政策：既不增加價值、又不產生責任的監管應該消除。

第二，培育鼓勵私營部門積極性的文化。政策應該向發展私營部門傾斜，鼓勵私營部門發揮創新引擎的核心作用。私營市場的活躍發展，以及企業管理層關于通過創新提高利潤的承諾，常常是進步的源泉。

第三，政府在支持優先領域的基礎研究方面發揮特殊作用。基礎研究常常不會帶來直接或立即的商業回報。因此，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可能是私營后續開發商業應用的催化劑。

第四，為利益相關者建立聯系。研究者的聚集，包括在大學和企業之間，以及科學和創業人才的合作，能夠促進研究成果的商業化，促進創新性的科學發現和商業應用的開發。這種聯系能夠帶來跨境人才。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和高速互聯網服務，并建立安全的數字平臺，是這一創新過程的一部分。

從制藥行業看創新過程的全球化

制藥和生物技術行業清晰地體現了創新過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這些行業之所以能夠反映創新的價值，是因為其營收的很大一部分會回流到研發中。全球生命科學行業占全球總研發支出的約八分之一。在所有行業中，發達經濟體中以研發為基礎的制藥行業，將營收重新投入到研發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日本為17.3%，美國為15.5%，歐盟為14.1%。

新藥研發的成本非常高。據估計，從發現新藥到推向市場，成本接近12億美元。美國制藥公司所考慮的每5000種至10000種試驗階段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種將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批準。每10種藥品中，只有兩種能夠收回研發成本。研發可能需要10年至15年的時間。因此，新藥研發的巨大風險，要求必須有穩定的政策來獎勵科學發現，提供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同時定價政策必須能夠平衡投資回報和藥價的可承擔性。沒有這些基本政策，公司不會進行大額投資。

國際制藥行業充分注意新藥研發的全球性。該行業認識到，其利益在于不同市場能夠實施鼓勵創新的趨同監管政策。該行業還認為，中國在這一全球舞臺上將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參與聯合開發，并降低成本。國際制藥公司已經認識到，中國政府給予了生物技術優先地位，視之為戰略產業，并以促進該產業創新為目標。

中國的許多大制藥公司也認識到藥品創新的全球性。如今，我們看到跨國公司與中國制藥公司之間的合作迅速擴大。中國正在改善研發基礎設施、人才基礎和安全標準，并修改監管政策，使之更符合國際慣例，以期向價值鏈上端轉移。

國際制藥公司通過合作在中國市場立足的愿望非常強烈。預計未來數年，國際制藥公司在中國的總研發支出每年將超過80億元人民幣。這一數字差不多是中國制藥行業大中型公司總研發支出的一半。另外，中國公司也在進行海外投資。中國醫藥和生物技術公司在美國進行了近50筆投資和收購，總額近10億美元。

中國生物技術未來的政策挑戰

中國能否在制藥創新中成為主要的全球參與者，取決于中國能否克服長久以來的政策挑戰。在此過程中，以下幾點需要注意把握。

第一，發展支持性的監管環境，使中國能夠融入全球藥品創新市場。中國監管程序的效率目前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場。患者獲得新藥的時間平均比其他主要國家落后4年至8年。

第二，發展開放的資本市場，鼓勵私人部門投資于研發，為企業承擔開發新藥的風險提供合理回報。

第三，實施信息和科技政策，使國內外的利益相關者能夠實現互聯。

第四，保護新藥開發的知識產權。

中國在全球創新中的領導地位，取決于建立提升私人積極性的政策框架

生命科學行業前景范文第4篇

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商學院Douglas J. Cumming教授2004年刊登于美國《商業周刊》上的文章《風險資本投資組合規模的決定因素：實證檢驗》（The Determinants of Venture Capital Portfolio Size: Empirical Evidence）以214支加拿大風險投資基金為樣本，揭示了影響風險投資規模的主要因素，對風險資本投資最佳規模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

這篇文章是以Kanniainen和Keuschnigg（2003）關于風險資本組合的規模的研究作為理論基礎。即為了準確度量投資成本和投資收益，引入了預期邊際收益函數和預期邊際成本函數，即“風險投資組合規模的PMC和PMB均衡”圖中的PMB曲線和PMC曲線。這里，橫軸代表投資總規模，即一個基金投資組合中包括的企業數量；縱軸代表多投資一個企業帶來的邊際收益及增加的邊際成本，在圖中由PMB曲線和PMC曲線分別測量。假設函數符合經典經濟學理論中邊際成本遞增和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則PMB曲線和PMC曲線呈現圖中的形狀。當PMB>PMC時，風險投資家會選擇增加投資對象，即投資總規模擴大，直到當PMB=PMC時，達到均衡；同理，當PMB

而Douglas J. Cumming教授正是基于此理論，研究通過使PMB和PMC曲線移動進而影響投資總規模的因素，并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風險投資基金的性質，包括基金類型、投資的存續期、籌資情況，以及基金經理的數量。第二，融資企業的性質，包括融資階段、產業類型、地理位置。第三，風險投資交易的性質，包括各階段分配投資、聯合投資、資本金結構。第四，市場條件。

Douglas J. Cumming教授從CVCA數據庫中篩選出在1991年到2000年之間進行交易的214支基金樣本數據，其中包含了五類風險投資基金：104支有限合伙制基金、18支公司制基金、15支政府機構募集的基金、29支企業員工自籌基金和48支機構式基金，并且針對這些數據從三個方面研究了各個因素對投資規模的影響。

第一方面，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公司制基金和有限合伙制基金平均的投資規模要小于政府機構募集的基金和企業員工自籌的基金。大部分加拿大基金投資于企業的初級階段（創業或擴張階段），并且大部分基金選擇投資高科技行業。基金的融資狀況看，企業員工自籌基金的平均總投資額最多，而有限合伙制基金平均的投資額最少。原因是各種基金面對的政府稅收制度的待遇有所不同。整個樣本基金一般選擇分階段投資。而公司制基金選擇聯合投資的比率最大（62%），政府機構募集的基金最小（46%）。相對地，機構式基金對其某企業提供資金占這個企業融資總量比例的平均值最大（63%），而有限合伙制基金這個比例平均值最小（48%）。大部分的基金（80%）選擇地區內投資，即基金公司和投資對象屬同一個地區。有限合伙制基金應用可轉換證券（可轉換債券和可轉換優先股）最為頻繁（大概占投資總額的27%），政府機構募集的基金和機構式基金最少（均約為20%）。

第二方面，差異性比較檢驗。

Douglas J. Cumming教授分別對214支總基金樣本和104支屬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子樣本做差異性比較檢驗，即保持其他條件不變只改變單一變量比較有效的差異檢驗結果，發現基金類型上比較，公司制基金、政府機構募集的基金和企業員工自籌的基金投資總規模的平均值均大于有限合伙制基金；擁有兩支或兩支以上基金的基金公司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融資規模高于5000萬美元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投資持續期高于4年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擁有7個以上的基金經理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將少于一半的資金投資于生命科學行業或其他的高科技行業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將大部分資金投資做地區內投資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將大于50%的資金做分階段投資或是將小于50%的資金做聯合投資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總樣本中對某企業提供資金占這個企業融資總量比例大于50%的基金選擇相對較大的投資總規模，而子樣本結果相反；利用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公司（MSCI）編制的實際回報率指數衡量市場條件，即當MSCI實際回報率指數>0.25時，市場是繁榮的。對于有限合伙制基金，市場繁榮期的基金投資規模較小，而市場狀況對總樣本的影響并不顯著。

第三方面，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Douglas J. Cumming教授共建立了六種回歸模型，分別在總樣本和只包含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子樣本中針對上述四類因素對投資總規模（風險投資家的投資組合中創投企業的總數量）的影響作用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以下檢驗結果及理論分析。

風險投資基金的性質方面的影響因素有五點。

1.基金類型上看，凡從屬于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家傾向于選擇較小的投資規模。具體來說，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公司制基金的投資組合比平均水平要少5家創投企業，而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投資組合比平均水平要少11家創投企業。因為其他類型的基金如政府機構募集的基金帶有公共募集基金的性質，而公募基金的激勵性報酬普遍較小，也有可能因政治因素的力量投資相對耗費成本的異地企業，因此對投資對象的監督管理較少，會使成本降低，PMC曲線向下移動，均衡時投資規模應該擴大。

2.從風險投資家擁有的投資經驗上看，如果將擁有兩支或兩支以上基金的風險投資家定義為投資經驗豐富的投資者，那么總樣本和有限合伙制基金組成的子樣本中經驗豐富這一因素都會對投資規模的選擇產生負面的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在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家身上體現得要小得多。對于這種結果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擁有豐富經驗的風險投資家更喜歡花費更多努力去融資而不是投資，這也是所謂的問題。但有限合伙制基金存在的附帶收益等較高水平的激勵性報酬會緩和這種問題。這也與Gompers和Lerner教授的研究結果一致，即有限合伙制基金擁有更強的管理機制去融資或建立新的基金。二是可看作暗示了經驗值不同的風險投資家的技術也有差異，似乎擁有豐富經驗的風險投資家會更為慎重的選擇投資對象，對其經營過程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提出建議并且和已經投資的企業進行進一步合作而不是盲目尋找其他的投資目標來擴大投資規模，因此，經驗豐富這一因素對投資規模的選擇產生負的影響。

3.籌資情況上看，高籌資額會使總投資規模擴大。每多籌資1000萬美元就會使總樣本中基金投資組合平均增加2個企業，而私有獨立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資組合中平均只增加1個企業。因為籌資情況越好，規模經濟效應會使邊際收益越大，即PMB曲線越靠上，均衡時投資規模越大。

4.投資的存續期上看，基金存續期越長，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投資規模也越大，但對總樣本影響卻相反。

5.基金經理的數量上看，基金經理數量越多，投資規模越大。總樣本看來，每增加1個基金經理會使投資組合增加2個企業；但私有獨立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資組合中平均要每增加8個基金經理才會增加2個企業。理論上基金經理的數量越多，他們建立的投資組合邊際收益越大，即PMB曲線越靠上，均衡時投資規模越大。

創投企業（風險投資的最終融資者）的性質方面的影響因素有：首先，從創投企業的融資階段上看，選擇更多比例資金投入處于早期階段的企業的基金在總樣本上投資總規模會更大。這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對企業早期階段投資具有規模經濟效應，這種規模經濟效應會使邊際收益擴大，即PMB曲線上移，均衡時的投資規模擴大。其次，從地理位置上看，風險投資家與企業處于不同地區投資時，總規模減小。因為地理上的遠距離合作會對投資后監督等一系列后續工作造成麻煩，從而增加邊際成本，即PMC曲線上移，進而使均衡的投資規模降低。

風險投資交易的性質方面的影響因素有三點。

第一，從是否分階段投資和聯合投資上看，風險投資家對企業選擇分階段投資和聯合投資都會減少投資規模。因為分階段投資會使風險投資家更多的關注投資后的監督，使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升高而不是選擇其他的投資對象；而聯合投資的結果卻有點難以解釋，因為根據理論分析，這種分散風險、共同監管的聯合投資會使PMB曲線上移，從而在較大的投資規模上達到新均衡。而實證分析得出的相反結果可能源于理論分析忽略了聯合投資可能帶來的更大的問題，如免費搭車、信息互換中的紕漏等，這些問題會迫使每支基金同時還要監督其他的合作基金，當這些影響使PMC曲線同時上移并且當其比PMB曲線移動的影響更大時，會使規模不增反減。

第二，從企業的資本金結構上看，企業從風險投資家這一渠道所融資本金占企業融資總額的比例越大，投資規模越小。理論上說，控股權帶來的連帶收益會使風險投資家更傾向于集中投資來增大這個比例，即對小數量的企業進行集中投資，每家企業分得的資金更多，但投資組合中包含的企業數量降低，投資規模減小。

第三，從可轉換證券的使用上看，持有可轉換證券的比例越大，總規模越小。風險投資已有的研究表明，投資方和被投資方均青睞的交易方式是可轉換債券，因為其靈活性和潛在的激勵性可能會使風險投資家選擇更少的企業投資，而每筆交易額會增加。同時，控股權帶來的額外收益也會促使風險投資家減少投資組合中的企業數量，集中投資于少量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講，總規模會降低。但是這一實證結果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卻相反。這一結果暗示了使用可轉換證券對大多數基金有利卻不包括有限合伙制基金，可能的原因是一支基金投資額占企業融資總額比重的增加會使PMB曲線上移，同時PMC曲線下移，投資企業的數量增加，投資規模增大。但這種復合效應為何只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體現，其原因還有待作出進一步分析。

市場條件方面的影響因素有：當市場處于繁榮時期，投資規模較大。利用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公司（MSCI）編制的實際回報率指數衡量市場條件，當MSCI實際回報率指數>0.25時，認為市場是繁榮的。在經濟繁榮期，風險資本的籌資狀況會比較可觀，風險投資家也會擴大籌資規模，而籌資情況的改善會帶來規模經濟效應，使邊際收益曲線PMB曲線上移，進而使投資規模擴大。

總結Douglas J. Cumming教授的實證結果，總的來說能夠找到合理的理論支持。另外，這些數據同時也揭示出214支總基金樣本和104支屬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子樣本的檢驗結果存在差異。而那些在子樣本中出現的不同于總樣本的檢驗結果，顯示了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家會通過訂約時增加限制性條款等方式使得投資對象的選擇更為嚴格，但這一切都旨在更好地解決激勵約束等問題；并且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家更喜歡利用豐富的投資經驗對已有投資對象做進一步合作，而不是加入新的投資目標來擴大投資規模。

基于已有的理論成果，上述因素對投資規模的影響作用可以首先理解為經理人與投資者之間的沖突――問題的體現，這主要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許多理論研究探討了風險投資家用以緩和企業和外部投資者之間沖突的機制，包括積極監控和提供咨詢（Cornelli和Yosha，1997；Marx，1994；Hellmann，1998）、甄別機制（Chan，1983）、退出機制（Berglof，1994）、適當的聯合投資（Admati和Pfleiderer，1994）或分階段投資（Bergemann和Hege，1998）。這些機制的共通點是認為風險資本家的一個關鍵作用是得出有關企業前景的信息。例如，資本分階段注入是風險資本家所采用的最有力的控制機制，他們在成本和監控成本之間進行權衡，以確定對項目進行再評估和提供資本的頻率。高的監控成本必然對應預期能換來高監控收益，這樣才會激勵風險投資家對可能存在信息不對稱的企業進行分階段投資使監控起到更好的作用，監控成本所換來的收益會激勵投資者與企業進一步合作，而不是擴大投資規模。

早期階段企業歷史很短或根本沒有歷史可以考察，因此很難進行評估，而具有很多成長機會的高科技行業的企業通常需要更嚴密的監控，因為投資風險加大，于是風險投資家也會致力于擴大投資規模分散風險降低監控成本。另外，風險投資家通常與其他投資者共同進行投資，一個風險機構發起交易，然后吸引其他風險機構加入以達到多種目的。通過聯合投資，風險投資家就可以分散掉一些企業的特定風險，同時與合作伙伴共同進行監控和評估，降低了風險和監控成本，會使風險投資家傾向與投資對象的進一步合作，降低投資規模。市場條件也決定了風險投資家對投資對象的選擇，市場繁榮時通常基金本身的籌資會變得容易，同時企業競爭的激烈程度增大，即融資對象的可選擇性也增多，這些都會導致投資規模擴大。

對于有限合伙制基金，它們主要對私有企業權益或權益連接證券進行投資。這些合伙制的基金經理積極參與所投資企業的管理或者監控。風險投資服務的價格是基金普通合伙人所得到的報酬。這種報酬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顯性報酬，包括5%的管理費和20%的投資收益；另一部分是風險資本家通過某些利己的活動獲得的隱性收益。這種可能存在的追求隱性私人利益的行為會帶來風險投資家的問題，因此就要求訂約時增加限制性合同條款，減少道德風險帶來問題。而限制性合同條款的相對收益也會隨機會主義行為范圍的擴大而上升，其中對高科技早期階段的投資會助長風險投資家從事機會主義行為的能力。因為這類投資隱含著最大程度的信息不對稱性，而為了減少這種行為，對風險投資家進行的限制就會越多，這種關系結果很難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