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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管理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科;實證領域;規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經濟學是工商管理和經濟學類學生必修的一門基礎性課程,其內容框架是圍繞著企業決策行為展開的。近年來,公共管理類專業也逐步引入開設了這門課程,目的是將企業管理決策的思維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之中,培養學生在“公域”內理性思考和理性決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動公共部門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國內多數管理經濟學教材基本上是為企業決策量身定做的,教學內容和案例選擇都帶有濃厚的“商業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這些“企業版”的管理經濟學教材,學生往往會產生很多困惑和認識上的誤區,例如認為管理經濟學僅僅是微觀經濟學在公共領域的一個“翻版”,兩者沒有太大的區別。筆者認為,要廓清誤解和困惑,提高教學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這門課程教學的“原點”――厘清這門課程與微觀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明確這門課程在公共管理類專業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才能言及教學方法的創新,才能實現管理經濟學的思維框架、分析工具和決策技術與公共管理實踐的對接。否則,這門課程就易于孤立于整個公共管理學科課程體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義。
一、承繼與分野:管理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者關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關系,是理解管理經濟學、搞好課程教學的一把“鑰匙”。從學生認知的角度講,弄清楚這個問題相當于從總體上把握管理經濟學的脈絡。從教學內容上看,管理經濟學涵蓋需求理論、生產和成本理論、不同市場結構下的決策、長期投資決策等內容,這些知識板塊與微觀經濟學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是如果我們透過內容架構,對兩門課程的目標、所研究問題的性質、研究焦點和分析工具進行檢視,就會更全面準確地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
我們以在兩門課程中均屬于教學重點的需求理論為例,比較這兩門課程在涉及這個問題上的耦合區和分歧點。下頁圖1中實線部分是屬于微觀經濟學中涉及需求理論的知識內容,虛線部分是屬于管理經濟學的知識內容。圖中可以看到,同微觀經濟學一樣,管理經濟學也承繼了新古典主義方法論,以“理性的經濟人”作為假設前提,以消費者理性選擇模型來刻畫消費者的行為,研究焦點都是資源最優配置問題,均采用了邊際分析、比較靜態分析方法。但是,微觀經濟學的終極目的是詮釋和細化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所以側重于市場均衡分析――市場力量能否推動相互聯系的產品和服務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需求理論僅僅是市場均衡分析的一個構成要件。而管理經濟學是為企業和公共部門決策服務的,所以側重于需求理論的實際應用價值。在理論推導出需求曲線以后,就需要運用回歸技術,利用既往數據或者市場調查數據擬合出經驗性的需求曲線,以此作為預測和決策的依據。正如管理經濟學學者曼斯菲爾德指出的:管理經濟學試圖把純理論分析問題和日常決策聯系起來,前者為經濟理論家興趣所在,而后者則是管理者所必須面對的。
此外,兩門課程所研究問題的性質也是迥異的。在下頁圖1中,我們不難發現,從嚴格意義上講,微觀經濟學和管理經濟學屬于不同的研究領域。微觀經濟學試圖描述市場經濟如何運行,而不涉及怎么運行的問題,屬于實證領域(解決“為什么”、“是什么”兩個問題);管理經濟學則主要是規范性研究,解決“應該怎樣”的問題,具體說,就是建立一系列規則和方法以“告訴”企業和公共部門“應該”怎樣決策,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管理經濟學要采用了線性規劃、博弈論等等這些數學工具了。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管理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同屬于新古典經濟學體系,在基本方法論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經濟學“借用”了微觀經濟學很多分析方法。兩者的根本分野之處是課程目的和所研究問題的性質上,其他的差異都是由此衍生而來的。具體到教學過程,筆者根據自己的教學經歷,認為可以在管理經濟學知識內容正式講授之前,選擇某個學生熟悉的教學內容,采用圖示方法,與微觀經濟學進行對比較,通過對比可以幫助學生對管理經濟學有了一個初步了解,對即將學習的內容做到心中有數,這樣也減少對教材中大量數學內容的“恐懼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經濟學在公共管理學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學科背景下,管理經濟學的教學目標和教學重點是有所差異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對于公共管理“視野”下管理經濟學的教學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幫助教師明確課程教學目標和教學重點,也有助于學生理解課程在公共管理學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們以公共管理學科在英國的形成史為例來觀察管理經濟學的課程定位。20世紀20年代,公共行政學科已經在英國誕生,其課程設置以政治學、法律、社會分析等社會科學課程為主,課程目標是培養行政官員。1979年撒切爾內閣發起“新公共管理運動”,這個運動觸發了英國公共部門管理范式的轉變。政府開始要求公務員具有私人部門的管理風格和管理技術,例如重視公共服務的市場需求和顧客反饋,重視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務員更像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員。這一需求的轉變導致英國大學中公共行政專業發生嬗變,傳統的以社會科學為主的課程組合開始轉向以經營和管理科學為基礎的課程組合,管理經濟學、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等課程的進入標志著新學科――公共管理學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見,管理經濟學在公共管理學科中的定位應當是為未來的政府公務員提供管理、決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進一步講,管理經濟為公共管理學科“貢獻”的是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試舉例如下。
例1,根據需求理論,我們知道商品需求量和這種商品的價格、消費者收入、替代品的價格等因素存在著數量上的關系,但是經濟理論并沒有告訴我們需求函數的具體形式,通常設定為線性形式僅僅是為了理論上的方便,這樣的需求函數是無法進入實際操作層面的。如果公共部門要對香煙征稅就需要知道香煙的價格彈性,以此做出征稅決策;公共電力部門制訂長期生產能力計劃就需要預測出用戶對電力的需求量。這些都離不開需求函數的經驗估計。管理經濟學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通過既有數據擬合出需求曲線,這具體地涉及到數據采集(消費者調查或者市場試驗)、模型設定、數據擬合、模型識別、模型檢驗、殘差分析、參數的經濟學解釋等知識點。經過這樣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較可靠的需求曲線供決策參考使用。當然,這樣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數的估計。
例2,現代公共管理強調公共責任機制,以績效評估強化公共部門對公眾和國家權利機關的雙重責任。管理經濟學中的線性規劃技術正是進行績效評價、優化資源的強有力工具。這個工具幫助管理者怎樣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項經濟活動中分配有限的資源,以便最充分地發揮資源的效能去獲取最佳績效。1985年荷蘭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線性規劃技術制定了全國水管理政策,年均節省開支1 500萬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線性規劃技術制定巡邏時間表來安排警員工作,年均節省開支1 100萬美元。可見,對于具體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線性規劃技術有著非常廣泛的應用前景。
綜上所述,無論從公共部門管理的的實際需求、學科的形成史,還是課程的自身特色來講,管理經濟學都應該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術、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學目標和教學重點應當圍繞著這個定位展開。這樣的課程定位也是人才培養的需要。筆者認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學過程中可以適當精講理論性內容和用于理論推導的技能方法,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引導學生回憶復習微觀經濟學中相對應的部分,突出“實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學,例如計量經濟學方法、線性規劃技術。實際上,這兩種方法已經成為國外公共管理領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這應當引起中國公共管理學術界足夠的重視。
三、特色化與實用性:案例選擇的兩個基點
案例教學法是近年來公共管理學界大力提倡的教學方法。與傳統教學方法相比,案例教學法能更好地激發學生參與熱情,有效地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管理經濟學而言,案例教學使學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決策者位置,體會、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門決策的對象、程序和方法。某種意義上講,案例教學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過“案例示范”使學生掌握各知識點,即決策的方法和技術,也能夠使學生積累未來解決類似問題時可以訴諸的經驗。目前,在各類管理經濟學教材中雖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數以企業部門決策為對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門,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門的管理決策作為分析對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場結構下企業行為時,多數教材均將這個話題延伸到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及政府管制問題上,以諸如中國電信這樣的企業作為案例來研究企業行為以及政府管制行為。實際上,這部分內容和這種案例更多地屬于政府管制經濟學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疇,與管理經濟學所研究的公共部門管理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筆者認為,鑒于管理經濟學在公共管理學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應的案例選擇就應契合學科、專業背景和培養目標,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實用性。具體地講,案例的選擇要結合公共管理學科各專業的特色,多采用相對應公共部門的管理事件和場景作為案例。例如,講授利用時間序列分析法預測經濟變量時,“企業版”管理經濟學可以采用企業銷售量的預測來作為案例,在財經類高校開設公共管理專業中,就應該采用諸如預算支出或稅收收入這樣的財量的預測作為案例。這樣既讓學生掌握了時間序列預測法,又體會了財政部門管理的內容和方法。實用性是案例選擇的另外一個基點,這個基點要求所選擇的案例應具備可操作性,學生在未來管理實踐中可以“復制”從案例中學到的管理方法和經驗。例如最優化技術這部分教學中,照搬微觀經濟學的案例,以既定量貨幣在衣服和實物之間如何最優配置作為案例,顯然不具有較高的實用性。如果選擇基礎設施,例如高速公路最優規模如何決定作為案例,則更貼近公共部門決策的實際。
相對于傳統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學者平時重視收集、整理和編寫案例教材,建立內容豐富的案例教學庫。案例選擇是案例教學的第一要務,目前國內有關公共部門采用經濟學分析方法,如計量經濟學、線性規劃等技術來進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見,已有的案例比較粗糙。筆者認為在把握特色化和實用性的基礎上,可以引進一些國外的案例,國外案例相對成熟,可操作性強,而且對中國公共部門管理的改革,例如預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鑒示范意義。
四、結語
1951年美國學者喬爾?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標志管理經濟學的誕生。今天的管理經濟學已經吸收經濟學、管理學、決策學等學科的精粹,發展成為一門對企業和公共部門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論意義的學科,涵蓋了管理決策中幾乎方方面面的問題。中國公共部門管理改革正方興未艾,其成效既取決管理思想的變革,也有賴于管理方法上的“量變”。有鑒于此,改進管理經濟學在公共管理各專業中的教學方法,突出技能教學,編寫精當的案例,必將培養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國公共部門管理改革的進程。
參考文獻:
[1]埃德溫?曼斯費爾德.管理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J].經濟研究,2005,(2):113-117.
[3]寧騷.公共管理類學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學與案例寫作[J].公共管理科學,2006,(1):34-35.
一、企業管理決策的內涵
決策,是人類的生活和生產中較為普遍的一種行為方式,其是人類在對于一些事情的最佳解決對策上的一種選擇過程。對于企業來講,有位著名的管理學家曾說過,管理就是決策。這一點總結的很好,直接表現了企業管理的核心思路。決策對于企業來講,它是其任何行為最為原始的步驟,即決定著企業今后的行為方向、思維方向。企業決策方向的正確與否,決定著其發展的相關命運。在觀察一眾企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不難發現其出現問題的原因都和決策有著很大的聯系。
在企業中,決策最根本的價值就是選取對企業發展最有優勢、最有價值的行動策略。但這不能夠從根本上就決定了企業接下來的動作,因為還要考慮到一些將來的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決策中的風險因素是不能夠消除的。很多決策其企業的發展中有很多關聯性的,如果最初始的決策其方向如果錯誤的話就會導致全盤崩潰。就譬如像是安卓手機系統的出現與諾基亞手機的衰敗,其在當年在手機領域以一種睥睨的姿態傲視著一眾手機品牌。可當安卓系統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現象,眾多手機廠商都投入了安卓的陣營中,而諾基亞卻故步自封一直使用著自己的手機系統,導致其市場份額一直被纏食。而諾基亞雖然做出了相對正確的決策,在后期與微軟的手機系統進行合作,也有了一些起色,但最終還是衰敗了。
所以,企業管理層若想獲得決策的成功,就需要在決策的同時引入科學的決策手段和理論依據,在保證決策能夠給其帶來足夠利潤的同時,也要保證其決策的關聯性。而在企業管理決策中引入管理經濟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二、企業管理決策的現狀
現今我國的企業管理中,其對于學術型的決策理論應用還不到位,導致企業在決策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一)決策存在著片面性
在企業中,最高的決策權利通常是掌握在企業領導的手中,而其手下的員工大多是根據領導的相關指示進行理解和執行的。這使得領導在下決策時,大多數都憑著其一些經驗來進行決策,這種決策存在著片面性、倉促性,未能夠體現決策應有的科學性、大局性。比如說,中國著名的樂視公司,在業界擁有比較好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潛力。如果樂視繼續堅持本土化運營,發揮其所具有的網絡媒體優勢,將會一直保持較好的市場業績表現。但是最近半年來,樂視資金鏈斷裂,企業陷入了嚴重的信貸危機,大量員工工資與供應商貨款被拖欠,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是樂視在進行企業的決策當中,缺乏全面的市場可行性分析,盲目的進入了智能汽車領域,最終導致企業融資困難,產品創新乏力,原有的企業發展優勢逐漸喪失。通過樂視這一反面案例可以看出,當前的我國很多企業在決策方面呈現出較大的片面性問題,需要在今后的企業改革與管理當中,積極的引入相關的原理與思想進行逐步的完善,例如管理經濟學思想。
(二)決策缺乏著適用性
大部分的企業決策,都是根據領導的決定來進行來進行的。如果領導對于企業基層不夠了解的話,就會導致在這個決策執行中就會存在很多的難度。并且沒有根據企業的現狀來制定決策,更不適合企業的發展。我國一些具有市場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在完成了本土化的升級與發展之后,陸續將目標聚集國際市場與海外市場。我們在看到企業對外擴張取得效益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一些企業在發展決策中存在著一刀切的思想。在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產品的市場營銷以及企業文化構架方面,還沒有進行因地制宜的量身定制。最終導致企業發展戰略水土不服,無法發揮出原有的優勢與價值,因此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的參與者,政府的決策者,都應該本著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路,來提高企業發展普適性。但是從目前來看,我國的諸多企業還有著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對于引進科學、先進的理論與管理技術就顯得格外重要,并且對于我國企業今后的發展還有著一定的帶動作用,使我國的一眾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擁有更加強大的競爭力。
(三)決策缺少應有的理性思維
在很多企業在對待問題上,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以及邏輯推斷,致使其在決策毫無根據,沒有凸顯出應有的理性思維。這會導致企業資金的白白投入,輕則會造成經濟損失,總則將會是企業崩塌。就比如說格力制造手機這一事件,雖然格力在我國的空調領域是數一數二的地位,但是其發展手機在沒有對市場進行細致調查的情況下,全憑這領導的喜好來開展手機這一行業,其后果可想而知,而現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購買格力手機的人寥寥無幾。
所以,基于當今中國的企業管理決策的現狀,各個企業則更應該使用科學先進的決策手段,以應對當今復雜的經濟環境。
三、應用管理經濟學對于企業的積極影響
(一)對企業內涵的影響
現代影響企業建立的因素不僅僅是資金,還是理論和技術的積累。企業的發展路線,也不僅僅是普通的資本累積,更是對于企業內涵的相關培養。通過管理經濟學與企業的實際管理相結合,在平時的管理決策中運用管理經濟學的方式,不僅能夠有效分析各種問題的解決對策,還為企業的發展方向提供良好的發展方向。企業管理者通過這些良好決策的應用,在加深企業內部技術與人才的有效利用的同時,深化了企業的內涵。
(二)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這里的競爭力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企業通過管理經濟學的需求理論運用,在對于產品價值的管理決策中,能夠獲得最優的結果,這種結果能夠提升產品自身的競爭力,加深企業產品在其領域市場中能夠獲得更好的效果。第二個方面是,通過管理經濟學的市場理論運用,能夠讓企業的利潤達到最大化,實現企業資本快速累計,并且還加強企業的運作實力,這些都能使企業從客觀的角度擁有了更強的競爭力。
(三)對企業風險的影響
企業在相關決策中,必然會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因素。所以管理者在做任何的決策中,就必須對風險進行預測。而通過對于管理經濟學的運用,使管理者得到系統科學的數據化分析,并且還有相應的數學模型能夠獲得相對準確的風險概率分析。這能夠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企業決策中出現風險的概率。同時,企業還能夠根據管理經濟學的相關提示,依據風險作出有效的防備計劃,是在風險放生的同時企業就能作出積極地回應,使企業損失降到最低。
四、管理經濟學在企業決策中的應用
在管理經濟學中,其最為重心的內容,就是強調企業經濟管理決策中的理性思維。這種理性思維不僅體現在企業決策者分析問題的整體性上,還體現在企業決策者的經濟概念以及對于經濟發展的認知上。通過管理經濟學的相關數值分析,企業管理者在決策的方向上以及對于管理思維上都有著同樣的準確度。其具體應用如下:
(一)通過函數模型來決定決策方向
管理經濟學主要是通過某些函數模型,來影響企業管理的決策方向。比如說通過函數來決定企業產品的成本控制。在對于提高效率的計算中,可以使用的函數是Q=f(L,K0),保證K0的系數恒值,企業產品的產能會跟著L的系數增大而提高。如果某一個企業使用三人組的工作結構,并且這種工作結構的效能還高于普通的工作結構,在保證工作條件的一致的情況下,員工的效率也都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在對于成本降低的計算過程中,可以使用邊際產量原理來求出結果。其主要的函數為MPL=Q/L,這個原理就是在生產方式相同的情形下,某些因素的變換會影響總結果的變化。這里的變換就是MPL。在此之上,從這個函數模型上可以明白,在總的產品產量不發生改變的時候,減少作業人員能夠降低成本。通過相關函數的模型,企業管理在決策中,能夠做出清晰的計劃來進行相關的經濟活動,在降低風險的同時,加深了企業整體銷量。
(二)對產品價格、市場的合理分析
在進行這項工作中,企業在對產品定價的相關決策中,首先要把產品的價格稍微抬高一些,再根據產品在市場中的表現進行調控。還可以進行降價銷售的方式,降價是一種企業經常使用的方式,由于產品的利潤達到最高的時候都是其價格浮動性比較高的情形下。
通常情況下,企業在進行產品的定價過程中,首先制定較高的價位,然后根據市場產品的價格逐步減價,這種減價方式是產品銷售中經常使用的手段,因為產品最大利潤化一般出現在價格彈性充足的情況下。企業的相關人員必須要了解產品浮動的價格變化,與此同時還要清楚各種相關產品之間的聯系,一定要計算好產品之間的數值比。通常情況下,其最后數值顯示越大,說明產品之間有著強烈的競爭,反之則是互補商品。相關銷售人員只有在全面了解產品價格浮動的前提下,才能在市場中占據有利先機,才能夠對產品進行時時更換,把握市場先機,從中贏取利潤。此外,企業內部對產品價格的調整也直接關系到消費者的需求量,所以企業要做到時刻關注消費者對產品喜愛的偏好,從而更加準確的進行調整價格,以促進消費者的購買欲望。
根據這些方式,能夠讓企業在發展中得到較大的經濟收益以及市場競爭的能力,這也認證了管理經濟學中的理性思維,對企業管理決策中重要的程度。
我曾經聽說在中國有這么一個調查,被調查的對象是在商學院或者管理學院接受MBA或者EMBA訓練的企業管理者或經理人。當他們被問及在他們的課程表中什么課程是最沒有用的,答案往往是管理經濟學。這是一個看起來頗為奇怪但實際上又可能非常正常的答案。在幾乎所有的MBA教學課程表中,管理經濟學常常被作為“思維框架”的核心課程之一。既然是作為思維框架的課程,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為我們的管理決策提供一個標準的經濟學視角。但問題是,建立起一個新的思維框架肯定不等于提供一套解決問題的現成方案,因此,管理經濟學這門課程在中國非常有可能被管理者視為并無多大用處的課程。在他們看來,支付高額的學費是希望“購得”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是用來接受“智力訓練”的。
這的確很有意思,開設管理經濟學的目的本來是幫助他們建立起一個不同的思維框架,也就是建立起看待決策問題的一個不同于管理學或會計學的思維模式,而不是給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在這里,解決問題或者決策是由這些管理者自己做出的,管理經濟學不可能替代管理者做決策。但是,這個思維框架的訓練有助于管理者認識到做出一個好的決策是多么的困難從而也多么的有價值,因為管理經濟學告訴我們做出一個好的決策是需要條件的,而我們一旦認識到一個好的決策所要求的條件是什么,我們就能清楚地了解在現實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這些條件以及我們面臨的選擇是什么。經濟學(主要指微觀經濟學)本來就是研究做出最優選擇的條件和邏輯的。不用說,能做出的最優選擇自然也是最好的管理決策。但是,做出最優決策的那些理想條件在現實中往往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完全存在,因此重大的和成功的決策才具有了很大的邊際價值。正因為如此,在今天的社會里,成功的企業家或管理者就變成了受社會尊敬的人物,甚至是公眾人物,而管理決策的經驗與教訓也成了當今商業社會最有價值的話題之一而受到熱烈和持續的討論。
雖然人們并不能夠容易地做出管理的決策,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管理者是基于常識和過去的經驗來進行決策的,因此事實上,我們熟悉大多數的決策邏輯。經濟學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實際上就是在講述常識,盡管常識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卻常常在復雜的或者重大的決策中忘記常識,而被紛雜的表象和零亂的信息所干擾。在雜亂的信息環境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抓住核心的問題是管理者做出最優決策的關鍵。而管理經濟學提供的就是一種將現實世界高度簡化的處理方法,不僅如此,管理經濟學還為我們發展了基于“利潤最大化”目標模式的決策邏輯與思維方式。
即使這樣,管理者還是常常不能理解經濟學在決策上的用途。為什么呢?我想這主要是因為,在經濟學里,決策的邏輯完全是為了幫助“經濟學家”更好地理解管理決策的邏輯,而不是幫助管理者做出決策。比如,在為管理者所寫就的經濟學書籍中,經濟學家往往集中突出了最優決策的基本結構,即最優的決策是在約束條件制約下進行的。既然取得自身贏利的目標沒有發生變化,那么決策的內容就是能發現約束條件的變化并及時調整實現目標的手段與方式。這個手段被經濟學家表述成了“邊際等值”這個數學原理。可是,當管理者希望經濟學家告訴他們“邊際成本”和“邊際收入”這些經濟學術語怎樣才能指導他們的實際決策時,我想,經濟學家常常會發現自己的確沒有辦法回答,因為“邊際成本”和“邊際收入”是用來幫助經濟學家“理解”管理者決策的概念工具,而不是提供給管理者自己做出決策的操作工具。實際的情況應該是,管理者常常會做出對自己的經營合理而有利的決策,而不用經濟學家來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成功的決策總是那些能發現約束條件的變化并能及時調整實現目標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贏利的選擇。對于企業家或管理者而言,他們對市場總是保持著敏銳的目光,他們懂得及時捕捉所有可能出現的市場機會,而這決不是在他們懂得了“邊際成本”和“邊際收入”這些概念之后才學會的,他們之所以會這么做是因為他們是經理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
有意思的是,盡管管理經濟學不被管理者看好,但那些厚厚的教科書總是可以總結出幾個簡單易懂的“原理”來證明經濟學對管理決策的用處。不過,這些能總結出來的原理對管理者的決策過程來說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管理者需要一本幫助他們懂得而不是幫助經濟學家理解決策邏輯的《管理經濟學》。這些原理通常是:
(1)使用任何(自己擁有的或他人擁有的)資源的真實成本是“機會成本”,這意味著,只有當資源可以流動(買賣)起來時,我們才有可能發現資源的真實價值。所以,只有更多依賴“市場機制”或“市場化”的生產或經營活動才能發現真實的贏利能力,才可能有效率地存在。
(2)是自己生產還是讓他人生產,是自己擁有還是從市場獲得,這是管理者面臨的一個基本的決策。
(3)長期而言,保持持續的贏利(指經濟利潤)能力是管理決策的根本出發點。以市場占有率、產量、規模、資產擴張、人均收入以及其它短期考慮為目標的決策在長期可能會損害企業的盈利能力。
(4)對于絕大多數已進入市場的企業或經營者而言,關注、研究和不斷獲得關于市場消費者的偏好變化以及市場需求結構的動態演變趨勢的信息是管理決策的重要方面。
(5)在短期,記住“固定成本與生產決策無關”這個結論是重要的。從理論上說,決策在短期只與“可變成本”的變化(即邊際成本)有關。這意味著,如果你的決策是在已經發生和支付了固定或沉淀成本之后做出的,那么你的決策就不該建立在對這些成本的考慮基礎上,相反,仍然應該建立在對市場需求的預期基礎之上。換句話說,你的決策應該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的。但從長期來說,你必須考慮你的全部成本才能做出最優的決策。換句話說,在長期,只有保障經濟上(成本上)有效率的決策才是最好的決策。
(6)在短期,單個要素持續投入的“邊際報酬”最終總是遞減的,因為高效率(生產率)的要素總是首先被使用。這是導致企業面臨“U字型”平均成本的主要原因。因此,企業尋求“成本最小化”的決策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找到“適合”的要素比例結構,充分考慮要素的相對價格。對于一個企業和經營主體而言,沒有最高級的生產(經營)方式,只有最適合的生產(經營)方式;同樣,沒有最先進的技術,只有最適當的技術;沒有最大的規模,只有最恰當的規模。
從發展進程來看,由初期的引進、傳播逐步轉向獨立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倡導、呼吁建立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爾后通過翻譯出版西方和前蘇聯的教育經濟學著作和教材、舉辦講習班介紹教育經濟學。不久,一批學者便開始以為指導進行獨立的研究。
從研究內容來看,大多數研究都立足于中國的實際,選擇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進程中面臨的重要而又緊迫的教育經濟、教育財政問題展開研究。如80年代關于多元化教育籌資的研究、關于公共教育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的范圍幾乎囊括了教育經濟學的所有問題。
在研究方法上,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方法論,依據所研究的問題不同,分別采用了規范研究、實證研究以及比較研究的方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計量經濟學進行實證分析。
從事教育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隊伍的專業背景初期主要是師范院校教育學科的學者,爾后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學者加入到這一隊伍中來。伴隨著教育經濟學(1998年以后為教育經濟與管理)碩士、博士授予權單位和研究生的擴大與増加,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隊伍逐步年輕化和專業化。
20多年來,出版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教育經濟學教材、數以百計的學術著作和數以千計的學術論文。其中有一批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教育經濟學理論、拓寬了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圍,而且己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經濟決策采納,或者為政府、學校、企業乃至家庭教育決策提供了支持,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益。
我們的研究還有些不足。例如,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宏觀層面為主,關注中國教育發展與改革中宏觀層面的問題,對教育經濟微觀層面的問題,主要是教育機構和組織運行與管理中的經濟問題關注不夠。研究方法,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有待于完善。在研究性質上大多是應用和對策研究,理論研究,尤其是具有開創性的理論研究并不多見。對于學科建設這一具有長遠意義和基礎性意義的工作,研究者關注得不夠。對于現實中的教育經濟、教育財政中許多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還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教育經濟學作為新興的交叉學科還不夠成熟。首先,表現在研究對象和邊界比較模糊。國內外不同的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表述和看法,有的從交叉學科的性質出發界定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楊葆火昆1989年)有的強調研究教育中的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還有的沿用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將教育經濟學的對象界定為稀缺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美國]科恩,1989年)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都有其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獨立的研究對象和邊界。盡管交叉學科研究的客體可能是同一的,區別在于研究視角和所用的理論工具不同,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定有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其次,表現在缺乏獨立的范疇和相對嚴密科學的邏輯體系。目前國內外教育經濟學所使用的范疇,大多是從經濟學科和教育學科中移植過來的,這可能是交叉學科共同的特點,即交叉學科許多范疇都是將被交叉的學科范疇加以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疇,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應有其獨立的不同于其它學科的范疇。從學科體系來看,一方面不同學者沒有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各自的體系都還不夠嚴密。總之,沒有形成規范、嚴密、科學的邏輯體系。
再次,教育經濟學之所以沒有形成嚴密的邏輯體系原因之一在于它沒有較為完整、獨立的理論。西方教育經濟學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前蘇聯和我國學者早期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主要以勞動價值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且不說對人力資本理論存在爭議,無論是人力資本理論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并不能回答教育經濟學的全部問題。于是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便借用了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許多相關理論作為工具分析和回答教育經濟中的某些問題。總之,教育經濟學缺乏獨立的、完整的理論。在借用西方經濟學有關分支學科或某種理論作為理論依據時,許多研究,尤其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中往往采取簡單移植或套用的方法,缺乏獨立思考。首先對該理論產生的背景、所要回答的問題未加認真分析。其次,它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是否適用于作者所要回答的問題也缺乏認真思考。
【關鍵詞】外部經濟,外部性,貨幣外部性,技術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由來已久,關于外部性問題的理論更是汗牛充棟,隨著研究的推廣,關于外部性的相關理論也已經由經濟學基礎理論領域的爭論,演變為學者們討論環境、空間集聚、公共政策以及管理經濟學等傳統主流經濟學難以分析的應用經濟學領域相關問題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外部性的由來
施蒂格勒認為在亞當斯密的理論中,既強調市場競爭這個“看不見得手”的作用,也強調“分工受市場廣狹的限制”,而這兩者之間卻又存在矛盾,無法兼容,施蒂格勒將這一問題稱之為“斯密困境(Smith Dilemma)”。一般認為,馬歇爾為了解決“斯密困境”所導致的市場競爭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即“馬歇爾沖突”,將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收益遞增問題分為“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對于經濟中出現的生產規模擴大,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類, 即生產的擴大依賴于產業的普遍發展; 第二類, 即生產的擴大來源于單個企業自身資源組織和管理的效率。我們把前一類稱作‘外部經濟( external economies) ’, 將后一類稱作‘內部經濟( internal economies) ’。”這里的“外部經濟”,一被認為是對外部性問題最早的闡述。庇古則在馬歇爾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在其《福利經濟學》中通過個人成本、個人產出以及社會成本和社會產出之間的比較,進一步闡述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問題:“必須分清楚兩種不同的邊際凈生產,即我分別稱之為社會和個人的邊際生產……在某些情況下,這(即個人邊際生產)等于社會邊際凈生產,在些情況下則大于,在某些情況下則小于社會邊際凈生產。”這兩種不同的情況就是我們現在通常所指的外部經濟與外部不經濟問題。庇古以此為基礎,認為外部性問題,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問題,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失靈”,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通過政府干預的辦法,征收稅收來糾正個人凈產出與社會凈產出的不一致,這也就是所謂的“庇古稅”。
二、早期的爭論
早在馬歇爾提出“外部經濟”概念的之時,就有學者對外部性概念提出了質疑,克拉彭認為馬歇爾所提出的外部經濟概念,由于沒有能夠明確其最終歸屬,是一個難以明確把握的“空盒子(empty box)”。而奈特也認為對于某個產業部門來說是“外部經濟”的因素,而對于另一些產業部門來說,則可能是“內部經濟”,因此外部經濟是一個難以把握的概念。希托夫斯基所說, “是經濟學文獻中最難捉摸的概念之一。”。關于外部性問題的成因,奈特也早在1924年就提出,外部性的形成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私有產權界定不清。埃利斯和費爾納提出了與奈特類似的觀點,認為環境污染等題的出現與產權和制度問題密切相關,“這些后果并非來自企業的原子結構特征,而是源于技術或制度環境,即稀缺物品被 當作免費資源對待;或者是稀缺資源與有效率的產權相分離,這就等同于原子能,供不應求和私人壟斷的企業。”雖然把產權與制度因素作為外部性問題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部性概念的難以落到實處的“空盒子”問題,但是,這種作法,反而使得“外部性”概念本身與馬歇爾和庇古的觀念相去甚遠甚至是背道而馳:如果外部性的問題僅僅是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所致,那么外部性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解決產權和制度安排上的問題而實現其“內部化”,這樣一來,外部性問題,也就不再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外部”問題了。
同樣不滿于馬歇爾和庇古對外部性問題研究的學者還有著名學者楊格,他在其名篇《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一文中,他借用了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概念,進一步深化了對分工和規模經濟的解釋,從而明確了各產業間相互推動共同進步的內生演進機制,從而將在馬歇爾和庇古的分析中作為經濟系統外的“外部性”因素明確的納入了市場分工體系之中。
三、主要理論分支和基本觀點
二戰前后,關于外部性問題的研究,成為學者們改造和突破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的重要切入點,相關理論成果直接推動了經濟學領域的新發展,大致來說,關于外部性問題的研究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理論分支。
第一,繼承馬歇爾和庇古的思想,將外部性問題作為市場失靈問題依然強調政府稅收等手段的作用。這一理論分支,不但強調外部性作為自發的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的“市場失靈”問題,而且試圖將所有背離“帕雷托最優”狀態的“市場失靈”現象都作為“外部性”問題:“將外部經濟這一概念擴展是理所當然的,也是有用的,這遠比限制要好,最好讓‘外部性’代表這樣一種現象,即在用價格劃分成本與收入時,出現非帕雷托的成本與收益關系的現象”。既然把外部性問題依然視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無法解決的問題,那么通過政府干預來征收“庇古稅”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代表這一思想的主要是鮑莫爾等人,在關于環境污染的相關研究中,他們依然強調政府稅收的作用,而且通過相應的模型計算了確定最優的“庇古稅”水平。鮑莫爾和奧茨認為:當某個經濟主體其活動影響他人效用水平或進入他人生產函數,如果沒有以補償的形式為其活動獲得(支付)等于對其他人造成的效益(或費用)的價值量,就會產生外部效應。
第二,繼承和發展奈特等人通過制度和產權分析,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的思路,從制度和產權的角度來解釋“外部性”的成因,也從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通過產權界定來實現外部性問題的“內部化”,即依然借助市場機制自發產權交易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這一分支就是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科斯認為,之所以對環境污染等問題看作是市場經濟系統無法解決的外部性問題原因就在于人們未能正確定義生產要素:“未能提出足以解決有害效果問題的最后一個原因來自關于生產要素的錯誤概念。……如果將生產要素視為權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產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權利(如排放煙塵、噪聲、氣味等)也是生產要素。”基于這樣的認識,施蒂格勒做出總結: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只要明確界定產權歸屬,那么無論產權界定給哪一方,外部性問題都能獲得解決,結果總會符合效率標準這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這樣斷言,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第三,繼承楊格以分工體系中相互促進的內生演進機制解釋外部性問題的思想,將外部性作為研究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型框架。這一分支早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羅森欺斯坦?羅丹,他基于外部經濟的觀念,強調在工業化過程中各產業間相互推動的“外部經濟”因素,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大推進”理論。
四、外部性理論的新發展
在關于外部性問題爭論的早期,尤其是楊格將外部性問題內生于分工體系之后,學者們開始注意到:在討論中有些被當成“外部性”問題的現象,與市場失靈和福利經濟學所關注的外部性問題沒有直接關系,反而是對市場上相互關聯的價格體系所引發的一種外部性現象,因此有必要將這種“外部性”問題與福利經濟學通常所關心的具有“市場失靈”特點的外問性現象相區分,瓦納伊最早做了這樣的區分將,將這種與市場價格體系所引發的“外部性”現象稱之為“貨幣外部性”(也譯為金融外部性、金錢外部性),以區別于“技術外部性”。隨著討論的深入,這一區分得到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認可,沿著貨幣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兩個方向,外部性理論也獲得了新的發展。
1.貨幣外部性。
般認為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就是貨幣外部性的典型代表。這一觀念強調,在相互關聯的產業鏈上,一個企業的產品價格的高低往往成為影響其他企業產品價格高低的關鍵因素,因此企業間存在著成本-價格上的互動影響。眾所周知,羅森斯坦羅丹的這一思想在提出之后遭到了赫希曼激烈的抨擊。但是克魯格曼則認為,由于沒有能夠準確認識羅丹所指出的“不可分性”等外部性問題的精髓,赫希曼的批評“是一種誤解,而且難以自圓斯說”。而隨著近年來理論的新發展,墨菲、施佛萊和維什尼重構的“大推進”理論模型,則將借助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分析,準確的解釋了“外部經濟”問題,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理論尤其是高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也使將人們對于貨幣外部性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2.技術外部性。
認為技術外部性,正是福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由于產權界定不清,而導致的與“帕雷托最優”狀態相背離的“外部性”問題,巴澤爾認為,這是由于在產權界定不清的條件下,一部分產權處于“公共領域”,而造成的。將這部分無法界定清楚的產權,尤其是將具有非排他性的知識和技術因素,內生的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知識外溢”等“外部性”在經濟增長的中的作用,催生了近年來非常活躍的“新增長理論”。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外部性理論自提出至今一直是經濟學理論爭論的焦點,相關的爭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不同時期經濟學新理論的出現。
近年來,這一理論也已經由傳統主流經濟與其他學派在基礎理論領域的論戰焦點,逐步轉變為不同學派相互交融,以突破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各類局限的重要理論基礎,關于外部性問題的一系列理論,也正在成為環境經濟學、空間集聚理論、公共政策理論以及管理經濟學等領域相關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