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未成年保護的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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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未成年保護的相關法律范文第1篇

依法治孕育祖國希望之花——少年強則國強

為大力弘揚和宣傳法制精神，讓法治走進千家萬戶，讓每一個學生做到：知法、學法、懂法、用法，法律就在我們身邊，學會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我2017年12月01日受聘于溫宿縣五中，擔任法制副校長一職。自此以后，我時常與學校聯系，多次開展法制課堂，講授相關法律知識，讓這些祖國的花朵能更充分的運用法律知識來保護自己。

2019年9月12日，我受邀前往溫宿縣五中為學生上一堂法制課，此次法制課的主要內容為：正確認識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是指因為犯罪行為或者其他違法行為造成的侵害。小學生可能會遇到的不法侵害主要包括校園欺凌、拐騙兒童、犯等等。

講座主要圍繞未成年人與青少年的年齡界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及原因、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和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分析等方面進行。讓學生了解更多關于校園身邊的暴力事件，以及正確的對抗措施，對于學生們而言對危險事件了解的更多才能防范于未然。遇事需冷靜，三思而后行，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這次法治教育不僅培養了青少年學生樹立正確的學法用法意識，增強了辨別是非與自我保護的能力，提升了未成年人用法律維護自我權益的意識，還強化了全體教師的法律意識、法治觀念，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更好的幫助學生樹立了正確的法制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形成“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良好氛圍，營造一個和諧的校園環境。

關于未成年保護的相關法律范文第2篇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明顯增加，面對新形勢、新情況，以前的這些規定不足以對未成年人進行全面的保護，或者說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力度或效果，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究其原因，主要從以下幾點予以說明：

（一）未成年人無法律上的主體資格在現實生活中，權利受到侵害的往往是弱者，未成年人作為成人世界的弱者，在權利受到成人侵害時，面臨著如何維護自身權利的問題。在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中，并未將未成年人視作權利主體，更多的是將未成年人作為權利保護的客體。當未成年人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尤其是受到自己父母或者親屬侵害時，未成年人無法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比如乞討兒童被父母以出租的名義將自己出租給他人以收取租金時，這是將未成年人作為成人世界附屬品的典型代表。法律至今未賦予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就無法對未成年人權利進行有效的法律保障。未成年人權利的伸張與否，完全取決于其監護人對其的在意程度，而受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最有可能的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伸張者，有時為了既得利益更不會主動代替未成年人自己。由此，未成年人的救濟權利在法律方面無法實現。這在保護未成年人權利方面是一個很大的空白。

（二）未成年人權利的法律條文漏洞多我國法律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存在屬于法律上的規定空白部分。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關于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只是散見于諸分則中，沒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對未成年人權利進行整體概括和具體規定。現存的保護未成年人的專門法律，只有《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分則）部分關于未成年人的部分規定，這使得在法律適用時顯得捉襟見肘。兩部正式的法律規范只是從宏觀方面概括地進行了規定，并未從具體實施上和適用方面進行詳細規定，對于部門之間的具體分工都沒有詳細的規定，各有責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托詞，互相“踢皮球”的現象很嚴重。在對未成年人的責任分擔方面，我國更多的將責任分配到其父母、村委會、居委會等基層自治組織，但是對于這些責任主體，尤其是村委會和居委會的責任范圍、責任內容、責任的后果承擔等具體方面都未作進一步規定。這種泛泛而談的規定對于解決未成年人的權利救濟，適用性不強，起到的實際保護作用也很小。

（三）未成年人的監護主體單一我國未成年人的監護主體基本上是父母、村委會、居委會。三者中如果父母沒有盡到相應的監護職責，另外兩個主體基本是發揮不了什么職責的。村委會和居委會作為公權力的代表，只能是整個家庭出現問題時進行批評教育，而對于家庭的內部事務，暫時性的關注是可以的，難點在于如何長期持久的發揮協調家庭內部矛盾。帶兒童乞討的父母固然應該被譴責和制裁，但是如果父母被判刑，關于兒童的善后問題仍需要正視。前段時間發生在南京的案例，充分地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兩個幼童父親在監獄服刑，母親疏于撫養，以至于倆孩子在自己的家里被活活餓死。這一悲劇的發生，不是一朝一夕。在孩子餓死的前幾天，家里沒有人；鄰居基于長期和其母親的不和以及之前孩子母親類似做法，選擇袖手旁觀；居委會因管理服務面大、事多，確實存在未及時發現的可能，種種原因最終造成了這個在現代社會餓死孩子的事件。由此可知，如果我們把未成年人的生存問題完全寄托于朋友、鄰居的接濟，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未成年人的生存問題。監護主體的單一，確實是我國目前在解決家庭問題時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

二、未成年人權利救濟機制探索

（一）建立未成年人維權的特殊立項特殊立項，特殊在于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要用一套獨立的法律規程。比如，針對未成年人案件，可以允許特定類型的案件（例如家庭暴力等未成年人傷害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有法定的權。盡管未成年人是否擁有訴權是一個待考量的問題，但是這不能夠成為未成年人無法維護自己權利的借口。較之其他較為平緩的權利救濟方式，法律無疑是最有效的也很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權利救濟方式。特殊立項不得不說是對現存制度的一種創新，在公安機關試點成功的經驗不妨推廣到法院和檢察院，從而和少年法庭、少管所等一系列機關連貫起來，成立一個專門的體系。我們可以根據在司法實踐中的結論有針對性的進行改革和創新，以期能夠設計出一套合法合理溫情的制度。也可以借鑒外國的經驗，采用其中適合我國國情的部分來使用，我們應該最大程度上保障未成年人的各種救濟權利，尤其是法律救濟權利。

（二）健全立法保護對于我國出現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漏洞的問題，我們要對相關法律進行修正，加強對未成年人權利的保護。堅持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原則，《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暫時或永久脫離家庭環境的兒童，或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這種環境中繼續生活的兒童，應有權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和協助。”對法律的執行作進一步的具體規定，在適用對象上區別對待。在法律規定上，要對法律的實施方式、實施內容和責任承擔進行具體規定，使之在實施過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實施性，運用起來更加便捷高效，同時保證追責機制的順暢運行。同時加強行政立法，詳細規定各有關部門之間的具體分工合作及權利運行方式，使各部門工作銜接更高效，防止發生各部門之間推諉不負責的現象。使得法律為達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利的目的而真正起到良好的效果。

關于未成年保護的相關法律范文第3篇

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按照各國法律制度，對其違法行為可以被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進行處理。我國刑事法律意義上的未成年人，指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若其觸犯刑法，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并應受到刑法處罰的，應適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責任。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我國近年來也十分突出。據統計，1999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比1998年增51.7%，共涉及搶劫、盜竊等13個罪名;犯罪人在十六歲以下的約占70%，財產犯罪占60%、團伙犯罪占79%、暴力犯罪占44%。隨著改革開放的形勢，在外部環境影響下，未成年犯罪案件日益增多。

由于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點，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現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別之處：多為偶然作案，往往一時性起沖動作案，不計后果。多為盲目作案，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隨意性，缺乏嚴重的組織和策劃。未成年人犯罪雖然也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應當受到刑法處罰。但是鑒于犯罪尚未成年，其心理、生理特征不同與成年人，教育和挽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更大。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應依照特殊程序處理，以利于教育和保護未成年人。本文試選擇從以下四個方面就此加以論述:1>對未成年人犯罪權利的保護;2>關于刑事法律責任司法確定的意義和影響;3>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的司法制度和完備少年司法體制;4>將未成年人責任規則擴大適用于青年人。

關鍵詞：刑事責任 司法體制 暫緩起訴 權利保護

一、 對未成年人犯罪權利的保護

一般認為，對年滿十八周歲的年輕成年犯罪的處罰應當作為青少年保護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一般處罰的制裁系統。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必須由專門的司法部門確定，該司法部門應有獨立的司法權，我認為，在處理未成年罪犯時從一開始就需要一種特殊方法。它不僅包括法律途徑，還包括一些諸如：社會心理工作方面的努力，只有經過多方面的預先調查，并經當事人的質證，才能做出司法決定。對未成年罪犯應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其他對個人有矯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如需要，亦可例外地適應傳統意義上的刑事制裁措施，這種方法不適用于嚴重犯罪或累犯。對于低于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只有適用教育措施。對于所有的刑罰和教育措施，應該由合法審判組織予以確認。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8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這是以法律的形式規定我國司法機

關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訴訟原則。這一原則要求司法機關的辦案人員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時，應當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像父母對待其子女、教師對待其學生一樣，曉之以理，動之

以情，以治病救人的精神喚醒未成年人的悔罪意識，使他們認罪服判，重新做人。同時，要求司法機關的辦案人員在刑事訴訟的各個程序和階段，都應不失時機的對未成年人進行感化和教育，以滿腔的工作熱情，嚴肅的工作態度，查明案件事實，幫助未成年分清是非，同違法犯罪行為劃清界限。同時喚醒他們的悔罪意識，并對未成年人進行接受刑法處罰和投入勞動改造的心理承受力的教育。

在司法實踐中，應注意處理好懲罰與教育的關系。對未成年犯罪人實施思想政治、文化、技術教育、并不意味著對其可以不追究刑事

責任或者可以不予處罰。未成年人犯罪應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這不僅是我國刑法所確認的原則，而且是世界各國刑法所公認的規則。懲罰無疑是必要的，是教育的手段之一，但不是目的。

我們的目的是通過實事求是的依法處罰，教育和挽救的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有余而懲罰不足，或者懲罰有余而教育不足都是不可取的，懲罰必須適度。曾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進行的“暫緩起訴”的改革措施，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之一。贊同者認為，檢察機關對犯罪輕微的在校大學生做出暫緩起訴的決定有利于挽救失足的大學，是刑法向人性主義回歸的體現；反對者認為，檢查機關對犯罪的在校大學生暫緩起訴，缺乏法律依據，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引進暫緩起訴制度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多數學者認為，實踐中緩刑制度運行的良好效果和對未成年人、在校大學生

非刑事化處理的成功做法，為暫緩起訴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實踐基礎。來自少年司法第一線的代表還從確定暫緩起訴的適用對象，設立暫緩起訴的適用條件，制約檢察機關的暫緩起訴決定權，切實保證暫緩起訴的使用效果等四個方面進行探討，法律援助的理念是公平、正義、

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未成年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其合

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如果因為家庭生活困難，無力聘請律師，國家在不為其提供法律援助，其合法權益更無從得到保護。目前，我國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還不完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法律援助的范圍有局限，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申請范圍過窄，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專業律師的數量還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致使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享受不到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對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辦理還缺乏統一指導和培訓，還未真正實現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人

員專業化、辦理專業化。

所以我們認為，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基金；建立獨立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提供經濟保障，并對急需醫療等救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幫助；加大司法

救助的范圍，對接受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給予社會救助；建立推廣“中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師志愿者網絡”；鼓勵、支持民間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并在立法中予以明確。

二、關于刑事法律責任司法確定的意義和影響

目前，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刑法學大會，就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等議題達成了共識。會議最終形成的《國內法和國際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決議》，將保護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方面產生

歷史性的影響和作用。在這個《決議》中，反映了當前對未成年人形式責任的總體規定和趨勢，它有幾個特點：第一，反映的內容比較全面。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原則，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確定，對未成年人采取的制裁及教育措施；第二，有一些前瞻性的規定。如在刑事責任的年齡的確定上，規定適用特殊刑事責任的年齡不低于十四周

歲；第三，在我國也有兩部專門的有關未成年人的法律：1991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1999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對未成年人的立法保護；第四，從對未成年人的審理上看，《決議》在程序上規定了一些必要措施，如對未成年人審前羈押要進行聽證，要經過預先調查，并經過當事人質證才能做出司法決定；第五，在對未成年人的制裁上，《決議》的內容體現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要求對未成年人絕對不適用死刑，也是和我國對未成年人的刑法制裁原則協調一致的。我國一貫堅持對未成年人不能判處死刑，要嚴格限制徒刑的期

限，對未成年人要從輕或減輕處罰。總之，這個《決議》從世界范圍來講具有全面性和先進性，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精神，突出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性立場。

關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應由專門的司法部門來進行，包括審判職能的專門化，這一點在當今社會已經普遍適用。這種專門化還應該包括訴訟的作用和機構的職能，從訴訟程序開始，職能的整體專業化是唯一能夠使兒童的優先權利得以保障的方法。至于管轄權的專業化，第一層含義是指專門的司法機關，成為專門負責未成年人事務的管轄權獨立集體。這種專門化可以僅僅包含刑事問題，還可以包

含其他相關問題，甚至包含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問題；第二層含義可以指建立在專門化概念上的未成年人權利的獨立性，以及為了避免由

于爭訴性質所引起的不同的管轄權問題的未成年人保護單位。因為未成年人的身心發育還不成熟，不同于成年人，他們所實施的危害行為的特點也有別于成年人。而且從實施危害行為的原因上看，其危害行為還受社會、家庭、學校等多方面影響，不能由其承擔百分百的責任。因此，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保護未成年人。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四十四條也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要實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這一點也體現了對未成年人保護的精神。

三、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的司法制度和完備少年司法體制

在司法實踐中，建議建立完善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教育、矯正未成年罪犯的刑事責任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明確規定：對不滿十四周周歲的未成年人只能適用教育措施，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

十八周歲的未成年罪犯不得適用死刑，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有

矯正作用的替代性措施，禁止對他們適用任何形式的終身監禁。在前面提到的《決議》中，還專門建立審判和處理未成年罪犯的獨立的司法制度，對未成年罪犯特別是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得實行審前羈押，作為一種例外情況，審前羈押必須經過審理，審前羈押過程應當盡可能地輔以教育措施。還要求審判和處理未成年罪犯要堅持平等對待原則，加強合作、并保護未成年人權利的一系列基本原則。

我國現有3.67億十八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我國已形成以憲法相關條文為基本，以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主干，以刑事、民事、行政法律的相關規定為補充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制度，并參與制度或簽署了有關保護未成年人的國際公約。我國保護

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與國際公約的要求是一致的，如關于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的規定，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規定，十六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和十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一般不公開審理的規定，以及對未

成年罪犯應當單獨關押和教育改造的規定，等等。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價值取向。

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斷完善，相關法律規定得到全面落實。未成年人需要立法，司法和社會各方面給予特殊保護，社會對未成年人的干涉（主要指司法干涉）應始終把他們的最主要利益考慮在內，并且適用的（即區別于成年人）的法律規則;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應當確保社會安全及重視和保護受害者的利益調和均衡。這些理念和原則，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中已有所體現，今后應進一步研究和借鑒。而對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司法確定”問題，明確要求“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以及由這種責任所產生的后果必須由專門的司法部門確定，該司法部門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獨立司法權。這種特殊資格應包括訴訟程序的所有其他參與者。該司法管轄權最好能擴展到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所有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建立了少年司法制度，內容包括審理制度，證據制度，律師制度和上訴制度等，有些已經相當完善。在我國，1984年11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創建了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之后經過各地試點，1988年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開了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經驗交流會，向全國推廣少年法庭工作經驗，少年法庭在全國迅速鋪開，截止1944年底，全國已有3369個少年法庭，其中獨立建制的少年刑事案件審判庭540個，專門負責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又于1999年頒布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對少年法庭做出明文規定，促進了少年審判工作的開展。少年審判工作的發展，少年審判機構的新突破。近幾年，絕大多數未成年罪犯都是由少年法庭審理，判決的。少年法庭判決的未成年罪犯經過改造重新回到社會后，一般均能改過自新，重新犯罪率明顯下降，我

國少年法庭的工作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一致好評，也得到有關國際組織和友好人士的稱贊。

199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度并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199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別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教委等部門以及工、青、婦、等組織聯合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的工作體系的通知》、《關于審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請陪審員的聯合通知》等文件。進一步規范了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確立了未成年人案件審判活動的基本原則，落實了對未成年人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措施，促進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的全面展開。1991年9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公布并于1992年1月1日起實施。199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些法律、法規中的原則規定是一致的，即對未成年人犯罪，懲罰只是手段，教育、保護才是目的。對未成年人案件適用專門的訴訟程序正是教育和保護他們有效的方法，順應現代少年司法制度發展趨勢，履行國際條約義務的需要;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發展和完善的需要;是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觀需要。

關于建立少年法院的可行性，許多專家分析認為，我國設立少年法院的法律依據和程序依據已基本具備，此外，20年來少年法庭的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經驗和較為規范的工作制度和少年審判工作

的開展，帶動少年司法的偵查、檢察、辯護、法律援助。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關城市的少年法院試點經驗可資借鑒。

四、將未成年人責任規則擴大適用于青年人

防止曾經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爭取使他們早日回

歸社會成為當代司法界共同追求的目標。社會問題是失足未成年人獲

得正常生活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只有妥善解決了未成年人的就學、就業問題，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預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使他們真正回歸社會。我國現有法律明確社會安置義務;制定地方性法規，保障社會安置工作的落實;完善社會幫教機構，將社會安置納入社會幫教工作體系中;實行專門機構負責，專項管理，并建立社會安置檔案。

未成年人不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1.他們正值動脈硬化發育期，生理變化顯著。表現為身體發育快，智力增長快，精力充沛。2.他們心理發育正處于從幼稚向成熟過渡的階段，表現出極強的模仿能力和好奇心，追求獨立，好勝逞強，對事反應敏捷。3.思想和夠成熟，尚不能良好地辨別是非，極易感情沖動，缺乏控制自己行為能力，舉動多帶有極大的突發性和盲目性。基于對犯罪原因和對策的不同理解，國內外關于青少年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研究，始終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強調犯罪發生的低齡化現象，認為一般法定的十四周歲這一基本刑事責任年齡已不能滿足打擊犯罪的需要，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下限至十二至十三周歲。有些國家規定的基本刑事責任年齡為九歲，當然也堅持認為他們的規定是合理的。另一種觀點，強調青少年需要社會的特殊保護，強調青少年犯罪的復雜原因和社會責任，認為不僅刑事責任年齡下限不能下降，而且應當將適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的法律規則，擴大適用于整個青年

群體（或稱年輕的成年時期）——十八至二十五周歲。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刑法學大會上，后一種觀點成為共識。

將未成年人表述為“年輕人”，對年輕人需要適用特別的法律規則;對年輕人的保護、他們的和諧發展和社會化極為重要，同時也應當確保社會的安全，重視社會受害者的利益，這里“年輕人”的是刻

意的，因為它緊接在前句關于“未成年人”的表述之后與之并列，前句是：“未成年人需要社會的特殊保護，尤其需要立法者、社會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特殊保護。”事實上，我們思想上所要表達的思想：“人的青年狀態可以延續至年輕時期（二十五周歲），因此，立法也可以適用于未成年人的某種類似方式適用于年輕的成年人。基本上述的指導思想針對有關個人的需要，可將教育措施或者對個人的有矯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所適用主體的處長作用至二十五周歲。針對十八周

歲以上的人所實施的犯罪，對未成年人適用的特殊條款可以擴大適用于二十五周歲以下的人。”

國際刑法學協會作為一種國際性的民間學術團體，它們主張和決議當然不能直接產生法律效力，但它對于聯合國及各國的政策和法律都有深遠的影響力。

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將對于未成年人的特別法律規則，如從輕、減輕等方面的規定擴大適用于年輕人，對于年輕人的重歸社會，對于刑事司法的社會效果，對于社會的和諧進步和文明化，無疑是會產生積極作用的。 參考資料：

1、《刑法學》

主編：劉銘暄 1993年

2、《刑事訴訟法教程》

主編：樊崇義 1998年

周士敏 劉根菊

3、《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訴訟程序》

主編：劉 玫

4、《國內法與國際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決議》

關于未成年保護的相關法律范文第4篇

二、侵害未成年人權益主要類型

1.性自主權利侵害。我國對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利進行了特別保護，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自愿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罪問題的請示》的回復明確：行為人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系，不論幼女是否自愿，均應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以罪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自愿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罪問題的請示》回復。)即便如此，在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利侵害的案件依然呈現高頻多發的趨勢，并且有著明顯的地域性、文化性特點。總體來講,針對未成年人性自主權利侵害的案件農村比城市多、經濟欠發達地區比經濟發達地區多，尤其近年來多次發生的鄉村教師侵害留守兒童的案例，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從一個層面發映了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對貧困地區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不到位的現實狀況。

2.健康權侵害。健康權是未成年人享有的最基本權利,是未成年人享有其他權利的基礎。在我國目前未成年人健康權保護不容樂觀。單純就三聚氰胺事件來說，事關兒童健康成長的奶粉竟然出現嚴重傷害兒童健康的現象，令人震驚。除了食品安全問題外。在校未成年人暴力傷害同齡人問題一直是對未成年人健康權造成嚴重威脅的重要因素之一。盡管我們缺乏細致的調研，但新聞媒體不斷披露的未成年人虐待、毆打、搶劫同齡在校同學的新聞報道，已經充分反映了未成年人健康權受侵害情況嚴峻。

3.受教育權侵害。在一些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九年義務教育并未得到嚴格的實施。一些適齡兒童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即便是免去學費，依然無法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因此，國家應該落實未成年人九年義務教育的切實的救濟制度，加大財政上的支持，對適齡兒童提供經濟補貼，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確保未成年人經過基本的通識教育的基礎上學得一技之長，從而能夠立足于社會。

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現狀

目前，我國關于未成年權益保護相關法律主要集中《未成年人保護法》，其他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法律主要散亂分布在《民法通則》、《婚姻法》、《義務教育法》等部門法中，綜而論之，關于未成年權益保護的相關立法過于粗線條，如未成年人的監護問題，涉及流浪兒童教育權、監護權問題缺乏具體化司法操作指導。

1.侵害未成年人權益事件高發。未成年侵權事件高發，已經嚴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群體的健康成長。更為嚴重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事件往往被社會解讀為單一、偶發事件，出現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的現象。事實上，無論是留守兒童事件頻發，還是留守兒童餓死事件以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事件，無不有著深刻的時代、社會大背景。

2.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主體單一。目前，我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主體單一，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有較大影響力的組織為婦聯和關委會，而兩者共同的特征是事務性、技術性和操作性不強的特點。未成年人權益作為婦女權益內容加以保護，缺乏針對性和保護力。關委會作為黨和國家關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機構，則偏重于宣傳，涉及具體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內容則較為少。

3.未成年人權益保護長效機制匱乏。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不是一時一地的事情，需要系統性、長效性機制作為支撐，才能卓有成效。我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長效機制匱乏，單純依靠婦聯、關委會等機構不足以承擔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重任。

四、未成年人權益社會保護機制構建

保護未成年人是一項艱巨而偉大的工程，未成年人的身心尚處于生長發育階段，脆弱性、不穩定性、邊緣性、依賴性等特征決定了其最易受到來自外界的侵害，既包括身體、財產等的有形侵害，也包括心理、思想等的無形侵害，這些侵害無論是以怎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都會給未成年人的成長和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應當從國家戰略高度審視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

1.構建合理監護機制。傳統的監護機制明顯的不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也出現諸多的漏洞。因此，建立更加合理的監護機制成為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新形勢下的迫切需求。

1.1建立多元主體的未成年監護機制。通過對NGO支持，建立更加多元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機制。試設立未成年權益保護的第三方機構，專門負責對未成年人權益的調查、研究和保護工作，獨立于學校監護、家庭監護之外，從而使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的主體更加多元。

1.2明確政府在未成年人監護中重要作用。我國當前關于未成人監護的法律規定，弱化了政府在未成年人監護上的責任。這和我國特有的經濟、文化特點相關。對未成年人的監護一直作為一種家庭責任存在，國家并未將監護權像教育權一樣納入到政府主要義務之中。政府作為未成年人權益的最終保護人角色應當凸顯，確保未成年人權益受到政府和社會的特別關注與保護。

2.強化未成年人權益立法、司法、執行保護機制。松散的法律體系無法有效行使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職能，應當建立一部綜合性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律，在具體權益內容、保護主體、政府義務方面進行細化立法，確保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不會淪為一部宣言式指導性法律，具體司法可操作性差。

關于未成年保護的相關法律范文第5篇

未成年的犯罪問題在各個國家都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本主義本身形成犯罪現象，未成年的犯罪行為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在美國，年輕人發生的一些犯罪問題已經具有普遍性，在世界中一種可怕的、無情的未成年現象不斷變化，在我國，未成年出現犯罪狀況越來越嚴重，特別是未成年人在學校中受錯誤教育方法的影響，降低對學習內容的興趣，導致學生成績不理想，并增加在學校及社會中的一些攻擊行為。凡此種種現象，必須對未成年進行法制教育，并將法制教育的相關條件及相關內容滲透到教學實踐中，不僅要使學生加深對知識的理解，還要利用生動的法制內容及法制知識加深理解，保證教學效果的增強。

二、學校在教育中應肩負的主要責任

初中學校在對中學生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存在較大的教學傾向。學校在近幾年的發展中，主要將學生升學率、升學任務作為主要的教學目的，并將實現的教學效果與教師的評價方式聯系起來，從而增加學生、教師及學校的教學壓力，在這種形式上，只是將學生的成績提升作為主要的教學任務，特別是增加應試能力訓練及提高學生考試成績，不僅降低對學生的道德要求，還弱化學生的人生觀、理想觀及正確教育觀教育。學校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較少，實施的教學較少，特別是學校對心理障礙學生、心理健康存在問題的學生沒有進行積極的指導，導致未成年形成錯誤的思想，并導致未成年人出現嚴重的犯罪現象。根據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對一些思想品德有問題、在學習中困難的學生，學校應積極進行指導，并耐心地進行教育，不能以歧視的眼光看待。但在該方面上，還只是教育發展的唯一方式，并不能實現全面性及有效性發展，要體現學校教育與發展的先進性，就要做好教育工作，全面根據國家的方針政策及教學形式，提高未成年的道德品質、德智體美及學生在社會中實現的勞動價值、教育價值及社會價值。

三、法制教育在初中語文教學中的滲透

（一）根據初中語文教材挖掘法制教育資源

我國在人教版初中課本中含有大量法制教育資源，要將其進行有利的開發與利用，并促進法治教育的有效發展。如：在《孔乙己》中孔乙已的偷書行為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師在對該行為進行分析時要增加一些法制教育，使學生了解偷竊行為在法律法規中的行為，為學生灌輸偷竊金額越大，判刑就會越嚴重，從而讓學生意識到遵法、守法的重要性，使學生在以后的成長中應規范自己的行為，成為守法的公民。如：在學習《斑羚飛渡》時，引發學生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法律及積極思考。因此，要根據主要的教學內容，深度挖掘有關法制社會及法制教育的相關教學資源。但在對語文教材內容進行挖掘的過程中，專業的語文教師掌握的相關內容、選擇的法制教學資源及相關的語文知識、教學內容能夠達到怎樣的教學效果，能夠促進學生實現哪種人生價值，都需要語文教師在實際選擇期間利用專業知識及相關的教學資源進行有效掌握。在對語文教學內容中的相關法制教育資源進行挖掘時，選擇的法制內容要與中學生的心理變化及生活方式緊密聯系，并將其合理利用在法律法規上，不僅要根據學生的心理變化對內容進行選擇，還要表明中學生的心理認知特點，只有語文教師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將語文課本中的法制資源深度挖掘出來。

（二）根據初中語文利用法制資源

在語文課本中挖掘的法制資源，還要將其有效應用。因為有效的、關于法律知識的課程教學，都是根據語文學科的主要特點實施課堂教學的，這樣才能促進法制教育的有效性發展。如果在教學過程中只是涵蓋人文關懷及語文課的主旨內容，并不能將法制教育有效利用，就不能增強教學效果。因為語文教學中的法制教育要得到充分的利用，就要根據教學中的實際規律、初中語文教學的實際特點，并根據語文課本的實際內容將法制教育進行滲透，從而體現該教學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例如：《威尼斯商人》文中的相關內容與當今法律存在較大的差異，主要是由于相關任務的言辭表達存在侮辱性及歧視性，而且合約作為一種違約賠償，并沒有將血肉作為衡量標準。其次，文中的合同法規規定，導致對方的人身傷害，是一種無效條款。該文章在社會道德、公民自由及財產管理等法律法規方面存在較大制約，所以教師可利用《威尼斯商人》引導學生充分認識法律的沖突表現，并以積極的潛在意識正確認識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