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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鋪天蓋地映入眼簾,耳邊仿佛聽到千千萬萬個家長長舒出的那口氣――真是該好好管管了!
到底要怎么管呢?《通知》字很多,不如讓小編為您提煉出關鍵點,節約您的寶貴時間。
?涵蓋面廣:小學、中學、中等職業學校都納入治理范圍。不僅是通過肢體、語言的暴力要管,網絡欺凌也涵蓋在內。
?預防為重:對學生進行品德、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法制教育。老師和學生一起學習對校園欺凌事件預防和處理的相關政策、措施和方法。
?及時處理:要求學校一旦發現欺凌案件,涉嫌違法犯罪的,要及時報案并配合立案查處。
?硬件齊備:要求學校制定完善的預防和處理制度、措施,建立應急預案,明確相關崗位教職工預防和處理校園欺凌的職責。公布救助熱線或校園欺凌治理的電話號碼并明確負責人。
?軟件跟上:充分利用學校的心理咨詢室開展學生心理健康的咨詢和疏導。
?督學監管:責任督學對責任區內學校的專項治理全程監督,發現校園欺凌問題及時與校方溝通,做好記錄并及時向當地教育督導部門報告。
掃盲:責任督學是干嗎的?用大白話說就是相當于學校的“片警”,專門“管”學校的教學及管理問題。
可怕的是,就在《通知》發出后的幾天內,山西運城一15歲少年在網吧被6名同學毆打4小時后死亡;網上又有校園暴力的視頻上傳。這不是啪啪打《通知》的臉嗎?
本刊的觀點是:治理校園欺凌不是一錘子買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抓好的,預防的根源,學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家庭,預防暴力從“家”抓起,從家長以身作則抓起。
如果孩子從小在家中看到家長遇到事情有商有量,而不是一語不合就拳腳相向;
如果孩子從小學會用不傷及他人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憤怒情緒;
如果家長從小培養孩子至少一項體育、藝術的愛好釋放郁悶;
如果孩子第一次揍了別人,家長能重視和反思并加以教育、引導,而不是打心眼里覺得“自己的孩子挺行,以后不會吃虧”;
根據《通知》,此次專項治理覆蓋全國中小學校,包括中等職業學校,將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4月~7月,主要是各校開展治理;第二階段為9月~12月,主要是開展專項督查。
校園欺凌究竟怎么治?專項治理之外,還能給這一頻繁上演的“校園病”開出怎樣的藥方?
引入有“株連”色彩的強制親職教育制度
姚建龍(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
我國都在反思刑事責任年齡定得太低,質疑“教育、感化、挽救”方針,而國際社會大都在高度評價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這種反差值得反思。
防治校園欺凌需要家校合力,首要責任主體是家長,也只有家長才能真正約束好孩子的行為,我國應當完善有嚴重不良行為和犯罪行為未成年人的監護人責任制度,引入強制親職教育制度。
因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九條已經有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由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嚴加管教。”
按照舉輕以明重的法律邏輯,對于放任未成年人有犯罪行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公安機關同樣可以對其予以訓誡。強制親職教育完全可以根據這一法條,以訓誡的方式實施。不過遺憾的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這一條款似乎從來沒有適用過。
在李某某因犯重罪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對其斑斑劣跡早已知情的母親仍然聲稱自己的兒子內心純潔的時候,估計大多數人都已經對李某某犯罪的主要原因一目了然。
如果這起案件發生在愛爾蘭,法官可能會同時作出這樣的判決:由李某某決定選擇父母中的一個進監獄,另一個緩刑。
類似法律在許多國家都很常見,所表達的共同觀念是:父母應當履行監護教養職責,如果未成年人子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與父母疏于或不當履行監護教養責任有關,那么法律將會以“嚴肅”的方式教他們怎么樣做父母。這樣一種看上去似乎具有“株連”色彩的規定,是未成年人法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做法,也被認為是未成年人法的特色和“罪責自負原則”的例外。
改良教育土壤,回歸育人本質
熊丙奇(教育學者)
我國校園欺凌事件高發,與三方面教育缺乏有關。
一是法制和規則教育缺失。不少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面對此類事件,往往“內部處理”,有的甚至在涉事學生家長出面擺平的情況下不了了之,這助長了欺凌者的氣焰,同時也不利于對學生進行法制和規則教育。
其次是生命教育缺失。說到底,未成年學生間的相互傷害案,反映出學生對他人缺乏同情心、關愛心,動輒恃強凌弱,采取暴力手段解決同學間的小小沖突和矛盾。在目前強調知識教育的整體教育環境中,生命教育被邊緣化,學校并不重視,就是開展生命教育,也只是給學生一些知識化、概念化的生命教育內容,并沒有進入學生的內心。
類似的,還有學校心理教育的薄弱。囿于投入不足的現狀,學校根本不可能對學生進行個性化心理輔導、咨詢,甚至把心理問題當成道德問題和思想問題,對學生進行說教,尤其是對成績差的學生,學校老師除了批評之外,就是把家長找來訓話,這讓這些學生的心理問題更加嚴重,也與學校老師和同學變得更加疏遠,很容易被社會不良風氣影響,混跡網吧,變為問題少年,通過欺凌其他同學來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概言之,我國校園欺凌問題,是只關注知識教育,忽視學生除知識之外的生命教育、心理教育、法制和規則教育所產生的惡果,要消除這一校園毒瘤,應該改變功利教育的土壤,讓學校教育回歸育人本質。
目前的專項治理,體現了國家對校園欺凌問題的重視,而要根治這一老大難問題,應該把專項治理和建立長效機制,回歸學校育人本質結合起來,才能讓校園回歸其應有的美好。
根除校園暴力不能靠學校單打獨斗
唐偉(基層機關事務局干部)
依據現行的法律,校園霸凌事件多以嚴肅批評教育、責成家長嚴加管教作結,這也是很多未成年人對施以暴力不以為然的主要原因。在他們看來,自己的行為在法律定性上不過是“小事一樁”。
把毆打和傷害視為“惡作劇之類的小事”,這被認為是國內校園暴力產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其始終未能得到遏制的主要原因。當下最大的問題在于,受制于立法缺失、懲戒機制缺失和教育機制的缺失等因素,校園暴力并沒有真正上升為一個法律議題,而僅僅停留在道德層次。
自然,圍繞“校園暴力”干預的一系列機制,也就處于相當滯后的地步。無論是家庭還是學校,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都未有效履行自身的責任,校園暴力甚至校園犯罪行為日益嚴重。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教育懲戒功能喪失后,催動了畸形心理的自由萌發,使得丑陋和猥褻都變得無所畏懼。因而除了要求學校必須承擔應有的教化功能之外,賦予其必要的懲戒功能依然十分重要。教育的權威無以樹立,則學生就不會心中存畏。
同時,雖然目前的法律并沒有提供解決校園欺凌問題的成功途徑,但通過完善的立法和增加其懲戒力,對孩子起到提醒作用,同樣屬于法治建設的題中之義。此外,通過立法對家長、老師和學校的責任進行明確,讓他們真正發揮教育、提醒和干預作用,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個世界性難題,校園欺凌在我國有著特殊的表現。目前,只有將校園欺凌上升到社會問題的高度,在提高重視程度的基礎上,從頂層設計入手解決導向問題,由單純的道德議題上升到德法并舉的層次,輔以綜合性手段,才能達到社會共治。
司法可以既有硬度又有溫度
鄧洪(美國聯邦法院出庭律師)
美國的少年司法獨立于刑法之外,自成體系。
首先,美國社會對校園暴力零容忍。如帶刀上學、威脅老師或同學等霸凌行為出現,不管有沒有人受傷,學校也須對施暴學生采取措施,一般是開除并報警,不會校內調解。
美國民眾認為,如果包庇孩子從小的暴力行為,將來會發生更嚴重罪行。如果類似暴力行為發生三次,施暴者會被“三振出局”,將直接面臨25年監禁直至無期徒刑。
另外,根據犯罪心理學“同伙壯膽”理論,聯邦法律引入“共謀殺人罪”:同伙即便沒有直接參與殺人,也要與殺人者共同承擔謀殺罪。這一“共犯連帶”原則同樣適用于霸凌案件,即便只是幫兇,也與直接欺凌他人者同罪。
美國未成年的“過失人”與司法制度產生關系的第一道關是警察局。收到控告或申訴后該怎樣處置,承辦警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自行處理后釋放,也可向少年法庭或交給普通刑事法庭審理。
在美國,考慮到按照刑事責任年齡處理青少年犯罪案件易流于僵化,“惡意補足年齡”原則會被采用。即對于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青少年,如果有證據表明其危害行為是出于惡意,或者犯罪情節嚴重且有前科,就可將其看作年齡達標,追究刑事責任。檢察官有權將其移交給成人法庭審理。
關鍵詞:小學; 道德與法治 ;法治教育專冊; 案例教學
統編版小學《道德與法治》六年級上冊為法治教育專冊,教材中相關法律知識和行為要求距離學生實際生活比較遠,課堂教學中教師常常就法律說法律,就要求說要求,課堂枯燥而低效。案例教學通過選擇具有法律意義的典型生活事件進行深入解析,構建還原社會生活的教學情境,讓抽象的法律知識接地氣[1]。教學中引導學生針對案例質疑、判斷、分析、反思,自主建構相關主題的法律知識體系[2],并內化于心,生成對某一問題的觀點和結論,涵養生活智慧,形成法治意識,促進行為自律,培養學生的實踐精神和解決問題能力。
一、兒童立場,涵案例以法治意蘊
小學法治教育案例的選擇要力求突出兒童立場,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突出正面引領,凸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法治教育案例要立足兒童主體性、生活真實性、社會典型性、教學針對性,并力求語言簡潔、敘述完整、條理清晰、指向明確。例如在第四單元第9課《知法守法依法維權》第一課時教學中,根據教學目標和學生關于維權領域的認知情況,選擇具有典型性和指導性的事例1和事例2進行了補充,并將其作為課堂教學中重點討論的議題。案例1:張彤的爸爸被施工隊拖欠工資,呂慧嫻建議張彤爸爸依據《勞動法》申請勞動仲裁。對于這個案例,補充了去哪里申請勞動仲裁,以及申請勞動仲裁需要注意有效時間等關鍵要素。因為通過課前調查發現,很多人遇到類似糾紛都不知道去哪里維權,一拖再拖,一等再等,最后錯過了勞動仲裁的有效期。這樣的補充,有助于學生了解“勞動仲裁”這一維權方式的關鍵問題和核心要素。事例2:王曉蒙和媽媽在小區散步時被一條沒有拴狗鏈的狗咬傷,呂慧嫻建議他和家長依據《侵權責任法》向狗的主人索賠。這一案例牽涉到維權當中的“私力救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私了”,但是這種維權的前提是雙方能達成一致意見。但是現實生活中很難有這種理性的態度和理想的方式,因此在教材所提供案例的基礎上,根據實際生活呈現了新聞事件作為案例進行分析,被寵物狗咬傷后,協商不成,物業、派出所出面調解,達成協議。律師解說,如果調解不成功,可以進行訴訟。這樣的案例選擇,將維權的協商及調解、訴訟等方式進行生活化的呈現,幫助學生做到“一案多得”。教學中對課文中的兩個案例進行補充和完善是基于兒童的認知基礎和現實困惑,只有選擇恰當、針對性強、完整的案例,才能突破教學的重難點,為后面的教學展開奠定基礎。
二、厘清脈絡,定案例之使用時機
案例教學中案例的使用是要明確案例教學的宗旨,用生活事例來詮釋法律條文,幫助學生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加深理解,形成觀點。案例教學是基于每一課的整體知識體系的結構,在分析理解教材的基礎上,厘清教材板塊與脈絡、知識點與話題,精準定位案例教學的使用時機。例如在第四單元第8課《我們受特殊保護》第一課時教學中,“一些重要的年齡節點”是本課教學中的難點,關于法律規定的重要的年齡節點,學生知之甚少,特別對于“8歲是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的分界”這一法律規定更加難以理解。教學中,教師采用小組自主討論“知識窗”中不同年齡在法律上的意義,通過互相討論,自主探究,釋疑解難,然后請小組代表匯報重點討論哪個年齡,不理解的是什么。在此基礎上,用視頻形式出示新聞案例——一年級小學生給游戲充值數千元,家長是否能追回?通過觀看案例前半部分的敘述,引發學生思考,并結合不同年齡的法律意義進行分析,未滿八周歲的兒童無民事行為能力,他的充值行為法律上不予以認可。最后做出判斷,家長是可以跟游戲開發公司索回這筆費用的。通過開展這一生活案例的討論,將學生對與之相關的年齡節點的法律意義建構起來,理解不同的年齡節點享有相應的權利,也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
關 鍵 詞 兒童道德;道德智慧;發展目標;生成路徑
作者簡介 雷晶,湖北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靖國平,湖北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授
道德智慧主要是指個體在面對復雜的情境時所表現出的情感、思維、行為和意志,反映著個體道德理性,表達著個體道德情感,引導著個體道德行為,強化著個體道德意志。道德智慧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引領人們過上合乎倫理的道德生活。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兒童面對的社會情境更加復雜,道德智慧的內涵更加豐富。道德智慧的養成關涉兒童的生命成長,對其有著特殊的意義。因此,分析當代兒童的道德智慧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尤為必要,本文試圖從道德智慧的四個維度闡述兒童道德智慧的發展目標與生成路徑。
一、兒童道德智慧發展面臨的現實困境
道德智慧是對“善”進行的哲學追問,是對人生之道、人際之和、人格理想與人生境界等人生哲學問題的思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智慧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1]信息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和生存方式,兒童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其身心發展不夠完善,道德水平不夠穩定,兒童的道德智慧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
(一)情感上缺乏積極的道德體驗和移情
情感是道德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移情是個體由真實的或想象中的他人情緒、情感狀態引起的并與之一致性的情緒、情感體驗,是一種替代性情緒、情感反應能力[2],是兒童親社會行為的重要動機源,即個體從內心生發出對他人理解的感情。
“二孩”政策的出臺,本是可以給家庭帶來新生命的福音,但現實卻是對原生家庭帶來了沖擊,對獨享寵愛的兒童也帶來了挑戰,甚至有以生命相要挾阻止另一個生命到來的現象出現。其折射出現今兒童在面對社會道德生活時,以自我為中心的概念占據情感的重要地位。以自我中心為出發點,缺乏人文關懷,引發的消極情感體驗正是兒童在道德情感智慧上所遭遇的困境。
(二)理性上缺乏合理的道德判斷和選擇力
道德判斷和選擇是個體道德價值的基本體現,明辨是非、區分善惡的能力是其面對道德情境應具備的基本素質,也是實現道德智慧的必經之路。
大眾媒體打開了兒童通往外部世界的窗戶,從這個窗戶里,他們看到了五彩繽紛的世界,但也接觸到了大量的暴力與壓迫。據統計,某動畫片每十分鐘的鏡頭中就會出現長達六分鐘的暴力鏡頭,暴力鏡頭頻繁的出現在兒童心靈深處埋下欺凌的種子,兒童便會有意無意地模仿這些暴力行為。頻發的校園暴力事件反映了兒童在與同伴交往過程中遭遇困境時訴諸于暴力的方式進行解決,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缺乏對是非善惡的認知,缺乏合理的判斷力與選擇力。
(三)行為上缺乏主動的自我管理和責任承擔
道德行為是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外在體現,積極的道德情感、合理的道德選擇才能生發出利他的道德行為。當代兒童大多是獨生子女,享受權利多,承擔義務少。在承擔責任時,多采取逃避的態度。這些司空見慣的現象弱化了兒童自我管理意識和責任意識,折射了其在社會生活中道德行為智慧的缺失。
(四)意志上缺乏持續的自我約束和情緒控制
道德意志是連接道德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的關鍵環節和紐帶,道德意志一旦形成,在個體的道德意識生成和道德行為選擇以及社會道德生活中,就能成為道德發揮作用的強大精神動力和調控力量,就能成楦鎏宓灤緣氖鼗ど瘛[3]堅定的道德意志對兒童的成長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成人的約束下,兒童看似是“聽話的孩子”,其實這種聽話,有著一定的條件限制,當著老師面聽話,一脫離管理就肆意妄為;在學校聽話,回到家就以自我為中心,為所欲為。兒童的自我約束能力薄弱,需要在外界的壓力下才能約束行為,僅靠兒童自身很難形成穩定清晰的自制力。因此,道德意志力的薄弱會嚴重削弱兒童道德智慧的養成。
二、兒童道德智慧的發展目標
杜威指出,“兒童是一個人,如果他不能作為一個完整的、統一的人過他的社會生活,就必然要受到損失,產生摩擦”,因為“兒童在智力上、社會性上、道德上和身體上是一個有機的整體”。[4]因此,兒童的道德智慧也應具有整體性,這種整體性要求兒童在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行為、道德意志上達到有機統一。
(一)兒童道德情感智慧的發展目標:關心家人、同情他人、表達愛
兒童作為發展中的個體,其理性思維需要不斷完善,其道德行為建立在道德情感的基礎上。“知善”后將“善”內化為自身的一種情感體驗是對兒童道德情感智慧的基本要求。
自我中心化貫穿于兒童道德情感發展的始終。在此過程中,兒童缺乏對外界的關心與愛,對他人的不幸遭遇缺乏同情心,因此培養兒童學會關心家人、同情他人、表達愛是道德情感智慧發展的重要目標。
學會關心是善意的表達,家庭是兒童生活的港灣,兒童接受家人的關愛,也要學會關心家人,簡單的問候關心、力所能及的分擔家務都是兒童善意的流露。培養兒童的同情心,學會理解他人,為他人著想也是善意的體現。愛是生活最美的音符,培養兒童愛自己、愛自然、愛社會的能力是兒童道德情感的最高境界。愛自己,即在生活中學會保護自己,珍惜生命;愛自然,愛惜花草樹木,保護動物,感悟生命的神奇;愛社會,就是對人友善,履行社會義務,提升社會關懷的情感與能力。
(二)兒童道德理性智慧的發展目標:合理的道德認知、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
長期以來,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習慣成為家庭教育乃至學校教育的重頭戲,但不當的教育使得原本內涵豐富的道德智慧僅僅停留在規范習得的層面。兒童喪失了判斷力和選擇力,視規則為真理的現象反映了教育對兒童道德理性智慧的忽視。
“理性”體現的是價值認知、價值判斷、價值選擇。根據皮亞杰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在早期階段,兒童的認知水平不夠完善,例如,年幼兒童想要參與年長兒童的游戲,就必須遵守由年長兒童制定的規則,也不追究是非對錯,只是迫于壓力而遵守。因此,培養兒童對規則清晰的認識是培養兒童道德理性的首要目標??茽柌裱匾u皮亞杰開創的關于兒童認知發展的思路,從研究兒童的道德判斷入手建構自己的理論。在他看來,道德判斷乃是道德發展的核心因素。兒童在道德判斷上認為道德是絕對的,是外部強加給兒童的,其價值存在于外界,規則也是不能變的。[5]如年長兒童規定參與游戲的條件是將鄰居家的玻璃打碎,否則,不同意年幼兒童的加入。年幼兒童出于對規則的遵守,缺乏理性的判斷,因此,判斷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對兒童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在明辨是非、區分善惡的基礎上,兒童還應具有道德選擇的能力,即“擇善”的能力。兒童作為“未完成”的人,能否作出合理的道德選擇也是衡量其道德理性智慧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具有理性智慧的兒童應該是自主的、理智的人,是具有合理的道德認知、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能力的人。
(三)兒童道德行為智慧的發展目標:合作、分享、責任擔當
道德行為是道德智慧的外顯形式,皮亞杰認為兒童道德智慧的發展要歸功于社會實踐活動,即兒童道德行為的發展。兒童道德行為智慧的成熟是道德智慧成熟的重要標志。在兒童的社會交往過程中,應注重培養其合作、分享以及擔當的能力。
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在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一份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中,將“學會共同生活”作為未來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表明合作是兒童適應社會生活的重要行為品質之一。當下兒童在家庭的“庇護”下習慣于我行我素,合作交流品質欠缺。因此,可以借助游戲的力量培養其社會交往合作的能力。在游戲中,兒童制定自己的規則,在共同遵守的過程中培養社會交往、相互合作能力。
在合作的基礎上引導兒童學會分享是道德教育的另一目標,學會分享成為了兒童必備的一項人際交往素養。與同伴分享玩具、與家人分享故事等行為,都有利于培養兒童的親社會行為。
責任擔當也是當下兒童應具備的又一道德行為品質,我國將社會責任感的培養置于關鍵地位,在《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總體框架中,突出強調培養兒童的責任擔當意識,進而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而當下,“責任侵犯”一詞貼切地形容了兒童責任被成人分散或替代的現象。兒童應承擔的家庭責任架空,過著“小皇帝”“小公主”般的生活。久而久之,當其在集體生活中需要承擔責任時,多采取逃避的態度。在當前面臨的道德行為的困境下,培養兒童的責任感是時代的必然要求。
(四)兒童道德意志智慧的發展目標:自制性、一貫性和堅韌性于一體
兒童思維的不成熟、認知的不完善等特點,決定了其在面臨道德情境時易受他人的暗示,放棄自己的道德判斷或選擇,缺乏自制力。在履行道德義務時,屈從于情緒沖動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難以用理性的思維約束自己。因此,在多元的時代背景下,強化兒童道德意志,是培養兒童道德智慧的必經之路。
個體的道德意志智慧主要表現為道德意志的自制力、一貫性和堅韌性。兒童道德的發展要經過他律到自律的過程,自制力即兒童自律的能力。在課堂上,班級紀律的維持總是不如人意,老師前腳離開,教室就吵鬧不堪,個體不能約束自身言行。因此,提高自制力是培養兒童道德意志的關鍵。
培養兒童道德意志的一貫性主要是指兒童要明確自身行為的目的,“一貫性反映了一個人堅定的立場和信仰,既是堅強意志的表現,又是產生堅強意志的源泉”[6]。兒童認識發展的局限導致很多的道德選擇都是隨波逐流。因此,培養兒童道德意志的一貫性是培養堅定道德意志的重要目標。
堅韌性指個體堅持道德選擇與意愿,是道德意志穩定的檢測標準。當兒童遭遇挫折或失敗,如努力了但考試成績不理想,接下來該繼續努力還是萎靡不振;好心提醒卻反遭誤會是堅持原則還是妥協退讓等,這些對兒童道德意志的堅韌性提出了挑戰。因此,培養具有堅定的道德意志智慧的和應該是培養集一貫性、自制性和堅韌性于一體的生命個體。
三、兒童道德智慧的生成路徑
道德智慧深深地根植于人類的終極價值和目標,是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實踐。[7]基于兒童道德智慧發展面臨的困境及其發展目標,以下將從道德理性、道德情感、道德行為以及道德意志四個維度提出培養兒童道德智慧的生成路徑。
(一)在道德體驗中孕育道德情感智慧
關注人的情感發展是教育中的一個本源性、根基性的問題。因為只有情感才是真正屬于個體的,它是內在的、獨特的,是人類真實意向的表達。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先天具有趨向積極情感、回避消極情感的傾向,積極的情感體驗有助于個體作出理性的判斷和行動。基于此,必須重視兒童在情感層面的需要、體驗,培養兒童積極的感受、體驗。
道德體驗源于生活世界,又高于生活世界,是由外部情境所引起的個體的心理感受、親身經歷。[8]成人可以積極利用社會生活中的資源,帶兒童郊游,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為兒童提供良好的道德體驗情境。兒童天生充滿好奇心、探究欲,在體驗中,成人要適時引導兒童學會移情,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以此來發展兒童的人文關懷,提升道德情感智慧。
(二)在道德對話中提升道德理性智慧
兒童是具有思維的個體,在科爾伯格看來,兒童“同教師和成人一樣有他們自己關于價值問題的思維方式,因此,正確的方法是將兒童視為‘道德哲學家’。將兒童視為道德哲學家,指的是兒童能自發地形成他們的道德觀念”[9]。兒童所形成的思維不應是成人世界強加灌輸的,而是其自主建構的。兒童思維的不成熟需要成人的引導,道德對話是提升兒童道德理性智慧的必然選擇。
“對話是‘教育主體之間內部精神世界的敞開和溝通,是對對方真誠的接納,是在教育主體之間相互理解的過程中實現的觀點、思想和精神上的包容、相遇與相通’”。[10]首先,對話的雙方地位是民主平等的,應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礎上。雖然兒童與成人存在知識、經驗方面的差異,但是在面對道德困境時,可通過與成人平等對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困惑,尋求建議,在成人的幫助下建構自身的道德認知。其次,道德對話是相互理解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使雙方能換位思考,重新審視道德情境,“中和”“共享”對方的知識經驗,減少沖突,形成最佳的道德判斷。最后,對話更是一種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下進行的溝通方式,成人應秉承理解、尊重兒童自我中心的原則去交流引導,助力兒童構建合乎道德智慧的理性選擇。
在對話過程中,成人要充分發揮價值的引領作用,這種引領主要是培養兒童“向善”的思維,為其提供對話的主題、生動的材料、平白的語言,將對話引向深入,引導兒童學會傾聽與溝通。
(三)在道德實踐中踐行道德行為智慧
道德智慧是一種踐行的智慧,是德性和德行的統一。[7]當前道德教育重說教輕實踐,忽視兒童的體驗,導致其缺乏合作分享與責任擔當的意識,難以建立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
兒童的責任擔當不是由成人教會的,而是個體鮮活的生命體驗。非知識形態的道德只能通過體驗實現,德育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對兒童而言,實踐了的道德能更深刻地喚醒其作為道德當事人的意識。在生活中,培養兒童的合作分享和責任意識是培養道德智慧的有效途徑;在交往過程中,成人應積極鼓勵兒童參與其中;在游戲中,兒童可以通過內部協商、合作的方式建構屬于自己的游戲規則,當產生分歧時,成人積極引導兒童謙讓、妥協更有利于兒童道德水平的提高。
兒童自主地承擔責任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首先,成人要給予機會引導兒童為自己負責,在家庭中,設民主尊重的氛圍,提升其參與社會生活的意識,讓其承擔一部分的家庭任務并及時予以肯定,培養其主體責任意識。其次,引導兒童對外界負責,走出狹隘的生活圈。針對當下兒童責任擔當缺失的現狀,成人應有意識地培養其對社會的關懷,如帶領兒童參加志愿服務活動,提升其奉獻社會的意識與能力,培養關懷他人、關愛社會的素養。
(四)在道德反思中涵養道德意志智慧
道德意志作為內隱的道德品質,具有反思、監控、調節和矯正的作用。道德意志指向內心世界,對兒童的道德智慧的發展具有強大的動力指引作用。事實上,要將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行為內化為個體的道德意志,道德反思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
兒童的耐力、堅韌性不夠,很難將道德情感、理性、行為轉化為持續性的道德意志。成人的引導是兒童道德反思的關鍵環節,當兒童作出了合理的道德選擇、道德行為時,成人的贊賞及積極的反饋將有助于兒童把積極的情感認知轉化為意志;如若其道德行為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成人耐心、冷靜地引導則是形成穩定道德意志的又一途徑。
道德反思旨在培養兒童自我教育、理性面對道德沖突的能力,并能將良好的道德品質內化為自身的素養。在反思中,兒童能主動意識到良好的道德理性思維能夠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而有損于他人和社會的道德行為則不利于人格的健全。在成人的引導與兒童自我反思中,逐漸涵養個體穩定的道德意志。
道德智慧的培養不是簡單地道德移植,需要綜合考慮兒童的身心發展、社會背景等因素,從知、情、意、行多維度進行全方位地培養,從而實現由“知性德育”向“智性德育”的積極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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