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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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范文第1篇

一、協商性司法制度實施的條件

（一）控辯雙方擁有平等的訴權是實施協商性司法的重要前提

在司法制度中引入協商性司法，必須要有其存在的現實必要性以及有強有力的法律體系作支撐。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擁有平等的訴權是協商性司法制度得以實施的重要前提。訴權有國家訴權和個人訴權之分，其中，國家訴權為公訴機關所享有，個人訴權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受害人等主體所享有。這兩種訴權是平等的，它們不會因為行使的主體不同而有什么區別，所以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機關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是平等的，它們享有對等的訴訟權利，任何一方的訴權不會優于或者劣于另一方。也正是因為雙方享有平等的訴權，這才為協商提供了可能。

（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是實施協商性司法制度的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為司法協商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在2013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重新確立了刑事司法的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首次將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中，加強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使控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訴訟地位漸趨平等，使各方依法進行平等協商成為了可能。這些規定都為協商性司法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可行性的法律依據。

二、協商性司法制度實施的主要方式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專門機關對其不追究刑事責任、從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一種制度。通過刑事和解，能使國家、被告人、被害人的關系得到和諧的改善，讓相互之間的利益得以均衡。就被害人來講，一些輕微的刑事糾紛，因為對被害人的傷害程度較輕，其內心的仇恨不會很強烈，反而更愿意通過獲得賠償來彌補自己的損害，如果被告人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就被告人來講，通過自己的反思和愧疚，用補償的方式使自己免除或減輕處罰，也是其內心的愿意。就司法機關來講，這些輕微的刑事犯罪通過和解的方式解決，既可以提高辦案效率，也可以簡化不必要的司法程序以達到節約司法資源的效果。因此，刑事和解制度能讓被害人、被告人、司法機關三者達到一種平衡。

（二）恢復性司法制度

恢復性司法是刑事犯罪處理過程中通過在犯罪方與受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以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弭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社區等有關方面的參與，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替代性司法活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有關社區矯正的規定這是這一制度的完美體現，社區矯正使服刑人員不脫離社會，擺脫罪犯的標簽，盡快回歸社會、融入社會，以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社區矯正充分體現了恢復性司法修復、預防的價值理念。恢復性司法制度是對犯罪的一種不斷發展變化的對策，它通過給予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以更多的訴訟權利和更高的訴訟地位，給予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區最廣泛的參與機會，并以一種協商的方法處理糾紛和彌補犯罪的創傷，有利于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協商性司法制度實施的新路徑

目前我國沒有嚴格的協商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訴訟的部分程序和環節有間接的、近似性的表現，這就需要我國在司法改革中，積極推進協商性司法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探索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協商性司法制度。

（一）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權利，使被害人積極參與到司法協商制度中來

刑事訴訟的目的，除了要被告人獲得法定刑罰以外，被害人也要獲得應有的經濟賠償，為此，應充分發揮被害人在協商性司法中的積極作用，將被害人確定為協商性司法的主體，把其納入到協商中來。控方應當在整個協商過程中充分聽取被害人的意見，不得未經被害人同意而單獨與被告人進行協商。當案件發生之后，控方必須要確保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得到補償，安撫被害人的身心。如果事先未經被害人同意并且被告人未對被害人進行經濟補償或損害被害人其他利益的，不得適用協商性司法。

（二）完善協商性司法制度的監督機制

司法制度范文第2篇

盡管法庭辯論往往是決定刑事訴訟勝負的關鍵，但控辯雙方的“競賽”并不局限于法庭之內。在多數刑事案件中，雙方律師及其調查人員在審判之前就進行調查并搜集證據。公訴律師（即檢察官）要求和指導警察對刑事案件進行調查并收集證據；辯護律師聘請私人偵探或民間鑒定人員就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并收集證據，包括勘查現場、詢問證人和檢驗物證等。如果現場和物證已處于警方的控制之下，那么辯護律師可以要求檢察官或警方提供勘查或檢驗的方便，而法律規定后者對此不得設置障礙。在有些情況下，辯護律師甚至可以請未參與本案調查的其他警察機構的人員為其勘查現場、檢驗物證和出庭作證。

美國之所以能實行雙軌制“偵查”，除了采用抗辯式訴訟制度這一前提之外，還有以下三個條件：其一是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私人偵探機構和民間司法鑒定人員，可以滿足辯護方的調查取證需要；其二是法律保證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的初期階段就可以接觸被告人并了解案情，從而有調查取證的時機；其三是各地執法機關之間相互獨立，有可能為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提供方便。

誠然，雙軌制“偵查”中的“雙軌”并不均等。一般來說，公訴方調查的力量和條件都優于辯護方，因此就查明案情而言，辯護方調查往往只是對公訴方調查的補充。換言之，在辯訴雙方的“競賽”中，以檢察官為“領隊”、以警方偵探為“主要陣容”的起訴隊占據著主動進攻的位置。

美國大多數警察機構的犯罪偵查都采用“二步模式”，即巡警負責案件的初步偵查，刑警負責案件的后續偵查。巡警接手案件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巡警在執行巡邏任務的過程中發現了現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人；第二，巡警在執行巡邏任務的過程中接到受害人或有關人員的報案；第三，警察局總部在接到受害人或有關人員的報案后通知在附近執行任務的巡警趕赴現場或前去詢問報案人。

在有現場的刑事案件中，巡警在接手案件后應該立即詢問受害人或目擊人，并負責保護現場。在有些情況下，巡警也可以對現場進行初步勘查，以決定是否需要請專門技術人員前來勘查現場。初步勘查一般僅限于對現場狀況的靜態觀察，以免破壞現場上的痕跡物證。美國的警察機構一般都有專門負責現場勘查的技術人員。他們在現場勘查中發現和提取的各種證據要提交實驗室人員進行檢驗和鑒定。

巡警在完成初步偵查之后要向警察局總部提交一份簡要的書面報告，包括案件的性質、現場的情況、有關人員的陳述和已知的破案線索等。警察局總部指揮中心或犯罪偵查部門的領導在接到初步偵查的報告之后，應結合現場勘查和技術鑒定的報告（如果有的話），對案件情況進行分析，然后根據案件的性質和破案的可能性，決定是否立案偵查，并將立案偵查的案件按照一定原則分配給不同的偵查部門或人員。

但20世紀中期以來，特別是7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中型警察機構中出現了專門化偵查的趨勢。這些警察機構把偵查人員分為若干隊組，分別負責兇殺、性犯罪、盜竊、搶劫、詐騙等類案件的偵查，因而其案件分配也是以案件種類為基礎的。與此相反，采用一般化偵查的警察機構沒有這種專業劃分，因此其案件分配是以管轄地域為依據的。

司法制度范文第3篇

一、協商性司法制度實施的條件

(一)控辯雙方擁有平等的訴權是實施協商性司法的重要前提

在司法制度中引入協商性司法,必須要有其存在的現實必要性以及有強有力的法律體系作支撐。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擁有平等的訴權是協商性司法制度得以實施的重要前提。訴權有國家訴權和個人訴權之分,其中,國家訴權為公訴機關所享有,個人訴權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受害人等主體所享有。這兩種訴權是平等的,它們不會因為行使的主體不同而有什么區別,所以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機關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是平等的,它們享有對等的訴訟權利,任何一方的訴權不會優于或者劣于另一方。也正是因為雙方享有平等的訴權,這才為協商提供了可能。

(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是實施協商性司法制度的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為司法協商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在2013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重新確立了刑事司法的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首次將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中,加強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使控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訴訟地位漸趨平等,使各方依法進行平等協商成為了可能。這些規定都為協商性司法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可行性的法律依據。

二、協商性司法制度實施的主要方式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專門機關對其不追究刑事責任、從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一種制度。通過刑事和解,能使國家、被告人、被害人的關系得到和諧的改善,讓相互之間的利益得以均衡。就被害人來講,一些輕微的刑事糾紛,因為對被害人的傷害程度較輕,其內心的仇恨不會很強烈,反而更愿意通過獲得賠償來彌補自己的損害,如果被告人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就被告人來講,通過自己的反思和愧疚,用補償的方式使自己免除或減輕處罰,也是其內心的愿意。就司法機關來講,這些輕微的刑事犯罪通過和解的方式解決,既可以提高辦案效率,也可以簡化不必要的司法程序以達到節約司法資源的效果。因此,刑事和解制度能讓被害人、被告人、司法機關三者達到一種平衡。

(二)恢復性司法制度

恢復性司法是刑事犯罪處理過程中通過在犯罪方與受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以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弭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社區等有關方面的參與,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替代性司法活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有關社區矯正的規定這是這一制度的完美體現,社區矯正使服刑人員不脫離社會,擺脫罪犯的標簽,盡快回歸社會、融入社會,以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社區矯正充分體現了恢復性司法修復、預防的價值理念。恢復性司法制度是對犯罪的一種不斷發展變化的對策,它通過給予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以更多的訴訟權利和更高的訴訟地位,給予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區最廣泛的參與機會,并以一種協商的方法處理糾紛和彌補犯罪的創傷,有利于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協商性司法制度實施的新路徑

目前我國沒有嚴格的協商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訴訟的部分程序和環節有間接的、近似性的表現,這就需要我國在司法改革中,積極推進協商性司法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探索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協商性司法制度。

(一)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權利,使被害人積極參與到司法協商制度中來

刑事訴訟的目的,除了要被告人獲得法定刑罰以外,被害人也要獲得應有的經濟賠償,為此,應充分發揮被害人在協商性司法中的積極作用,將被害人確定為協商性司法的主體,把其納入到協商中來。控方應當在整個協商過程中充分聽取被害人的意見,不得未經被害人同意而單獨與被告人進行協商。當案件發生之后,控方必須要確保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得到補償,安撫被害人的身心。如果事先未經被害人同意并且被告人未對被害人進行經濟補償或損害被害人其他利益的,不得適用協商性司法。

(二)完善協商性司法制度的監督機制

司法制度范文第4篇

 

1899年，美國伊利諾斯州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并在芝加哥市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少年法庭。這一舉措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被認為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開端。以少年審判制度為核心的美國少年司法制度在實踐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此后許多國家也從各種途徑去尋找處理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有效體制，形成了當今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少年司法制度是否完備，己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法制文明發展程度的標志之一。

 

近年來，我國理論界和實踐部門均強烈呼吁盡快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但對于究竟什么是少年司法制度，其完整確切的內涵是什么，在我國并不統一。有的學者認為，所謂少年司法制度，就是根據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點，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發展為出發點，以預防少年(本人)再違法、犯罪為目的，把犯罪行為放到違法行為中一起作為違法行為對待，采取刑事和行政相結合的方式，以完全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獨立的實體法和程序法進行審理和處理少年違法、犯罪行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①也有的學者認為，所謂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專門的少年司法機構或者其他司法機構(包括國家司法機關和非國家機關的司法性組織)，應用法律處理少年犯罪和少年不良行為案件，以達到保護和教育少年健康成長、預防少年犯罪和少年不良行為這兩個目標的專門司法制度。它是這些少年司法機構或者其他司法機構的性質、任務、體系、活動規則和工作制度的總稱。

 

之所以出現觀點不一的狀況，是因為少年司法制度本身的確是一個相當龐雜的系統，而我國對少年司法制度的研究和構建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待進一步深入。在整個制度的模式和結構尚未清晰的情況下，給少年司法制度一個確切的定義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從不同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的是，少年司法制度是一種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以保護未成年人為出發點，以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為目的，采用刑事與行政相結合的方式，處理少年違法犯罪行為的特殊法律制度。

 

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現行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建立在狹義基礎上的，即受案范圍僅限于觸犯刑法的少年犯罪案件，而不包括少年不良行為。根據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規定，少年不良行為分為兩類：一類是輕微不良行為，一類是嚴重不良行為，即嚴重危害社會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違法行為。這兩類少年不良行為，大體上相當于英美國家的“身份犯”，或者相當于日本的“觸法少年”或者“虞犯少年”。在美、日等國的少年司法制度中，除觸犯刑法的少年犯罪外，身份犯和觸法少年或者虞犯少年也屬于少年司法的調整范圍。在普通法律制度中，“違法”就是違法，“犯罪”就是犯罪，違法與犯罪有本質的不同，兩者絕對不能混同。但是，少年兒童的身心發育程度及特點不同于成年人，少年兒童的違法犯罪也不同于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少年犯罪向來是習慣性犯罪的基本來源，而少年不良行為往往是少年犯罪的前奏，二者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在保護重于懲罰的少年司法制度中，二者不宜截然分開。因此，我國未來的少年司法制度也應該放寬視野，至少應當將嚴重不良行為納入少年司法的調整范圍。

 

除此之外，在少年司法制度的調整范圍之中，還應包括部分涉及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民事、行政案件。如當事人為未成年人或當事人中有未成年人的繼承、増加撫育費和變更撫養費等案件;解除收養關系的案件;為未成年人指定監護人，變更監護人的案件;原告是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等等。這是世界上許多少年司法制度先進國家的通行做法，也是由設置少年司法制度的初衷所決定的。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究其根源都與其權利受到侵害或者權利得不到必要的保護相關。因此，在少年司法制度中，除了要關注對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特殊處理，同樣要關注對少年合法權益的特殊保護。

 

二、少年法院一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

 

1984年11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創建了“少年犯合議庭”，簡稱少年法庭，專門審理少年刑事案件，成為我國大陸地區首個少年司法審判機構。此后，全國各地法院的少年法庭經歷了建立推廣、發展規范、鞏固提高、改革完善四個階段，機構設置不斷完善。

 

目前，我國少年法庭的組織形式大體上包括以下幾種：(1)少年刑事案件合議庭。附設于刑庭內，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少年刑事案件審判庭。專門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3)少年案件綜合審判庭。這種少年庭不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還受理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民事、行政案件。另外還有一種特殊形式，即在刑庭中指定專人辦理少年刑事案件。截至2008年底，全國法院共設有各種類型的少年法庭2219個，有專兼職少年法庭法官7000余人。②經過25年的探索，少年法庭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獨具特色的工作機制，為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積累了豐富有益的經驗。

 

與少年審判機構相適應，部分省市的公安、檢察機關也設立了相應的少年司法、執法機構，相互銜接配合，初步建立了少年司法的整體優勢。

 

但也應該看到，目前大多數少年法庭仍以審理少年刑事案件為主，對于數量更多的涉及少年合法權益的民事、行政等案件則鞭長莫及。少年法庭的法官除要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工作外，還需要做大量社會工作，如走訪未成年被告人的學校、社區、家庭;為未成年罪犯復學、就業、落實幫教進行協調;對所轄地區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等，長期以來“小法庭面臨大局面”的矛盾較為突出。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形勢日益嚴峻，社會對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對預防、矯治、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專業性、科學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少年法庭己難以適應對未成年人全面司法保護的需要。在這樣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求創設少年法院的呼聲日益高漲。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選取廣州、上海、南京、哈爾濱等4個城市作為建立少年法院的首批試點城市，少年法院的籌備工作己提上日程。

 

當然，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實際情況千差萬別，短期內少年法院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起來。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應是一種多元化格局，主要組織形式還應以少年法庭為主體這也符合國外少年司法制度的成功經驗。

 

少年法庭的發展孕育著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未來。以少年審判機構改革為先導，促進和帶動少年犯罪案件的偵查、公訴、辯護以及對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管理教育等一系列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這是我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特征。少年法院設置后，某種程度上會促進相應法律的出臺，從而為我國制定一部完善的少年法提供豐富的實踐經驗。

 

四、少年司法處遇措施一少年司法制度的靈魂

 

少年司法不能只看少年違法犯罪行為及其后果，在少年司法領域絕對適用罪刑相適應的法制原則是不合時宜的。少年司法制度應當允許非理性的東西存在，允許一些感情介入。少年司法的目的是預防重犯，尊重和保護少年的合法權利。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少年司法處遇措施應該重教而輕罰，切實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遵循“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寓教于罰，必須體現少年司法處遇措施與對成年人犯罪處罰措施的質的區別。

 

在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中，以下的一些司法處遇措施是應該堅持并繼續完善的。

 

(一)實行“三緩”制度，實現轉向處理

 

“三緩”制度具體是指暫緩移送審查起訴、暫緩起訴、暫緩判決，即對于符合移送審查起訴、起訴、定罪判決條件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著教育、感化、預防、挽救的原則，讓其回到社會上繼續就業或者就學，同時設定一定考核期，對其進行考察幫教，期滿后根據具體情況作出是否移送審查起訴、起訴以及判處相應刑罰的刑事訴訟處理方法。如果在考察期內少年表現良好，則可以不移送審查起訴、不予起訴或者不作有罪宣判，而做轉向處理(轉處)。

 

我國檢察機關在暫緩起訴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今后還應進一步推廣“三緩”制度。

 

(二)淡化訴訟強制，慎用強制措施，慎用戒具;對未成年犯與成年犯分押分管，分案處理

 

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應當嚴格限制和盡量減少使用強制措施。盡量采用非羈押強制措施，能輕則輕，萬不得己才采取最嚴厲的人身控制。對少年犯罪嫌疑人使用戒具也應謹慎，在無必要時，不能使用。

 

對于未成年人的關押應與成年人分開，以防止“交叉感染”。對少年犯罪與成年人犯罪應當分案處理。

 

我國檢察機關在分案起訴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踐探索，在刑事案件的審查起訴階段，將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分案，以獨立案件提起公訴(起訴后法院往往也分案受理)，此舉應予堅持與推廣。

 

(三)營造寬松的司法氛圍，不公開審理，吸納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注重訴訟權利的特別保障;堅持特殊的庭審結構與溝通模式，對未成年犯進行法庭教育

 

與通行的審判公開原則相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法庭審理堅持不公開原則。對于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犯進行訊問以及開庭審理時，應當通知其法定人到場。這不但可防止“標簽效應”，還會營造出較寬松的庭審氛圍，減輕少年犯的心理壓力。

 

在訴訟中，應注重對于未成年犯訴訟權利的特別保障。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檢察機關也曾出臺相應規定，把立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指定辯護從審判階段提前到了審查起訴階段，充分考慮了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格外需要成年人輔助訴訟的特殊情況。

 

對未成年人的審判，不論是理論界的學者們，還是實踐中的司法人員，都不主張在過于嚴肅、刻板的方式中進行，相反主張采用“對話”式、“合作”式庭審。理論界以及司法實踐中對于未成年人案件審理模式的探索更是走在了立法的前面，相繼提出并試行了“圓桌式”、“對話式”等各種方式，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對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審理，我國目前的司法解釋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后規定了一個教育階段，以保證寓教于審。如今，法庭教育己作為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特征而獨立存在，成為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特色。

 

(四)在具體矯正措施上，堅持刑事矯正措施和非刑罰矯正措施并存

 

1.在刑罰適用方面，對于未成年犯應禁止適用死刑與無期徒刑，限制有期徒刑的上限;應放寬緩刑的適用條件;盡量不適用罰金、沒收財產、剝奪政治權利。

 

我國未成年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無期徒刑，但若對未成年犯罪人實際適用無期徒刑，則難以體現對少年犯罪從輕、減輕處罰的原則，違背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筆者認為，對少年罪犯應當嚴格限制無期徒少年司法制度論綱刑的適用，待條件成熟之后，應當對刑法作出相應的修改。對未成年犯適用有期徒刑時，亦應加以限制，控制期限。《北京規則》指出：把少年投入監禁機關始終應是萬不得己的處置辦法，其期限應是盡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我們應竭力貫徹《北京規則》的精神并在時機成熟時將之納入立法。

 

對未成年犯擴大緩刑的適用是各國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我國刑法對于成年罪犯與未成年罪犯的緩刑適用并沒有區別對待，將來可以考慮對未成年犯適度放寬適用緩刑的實質條件。

 

對未成年犯，盡量不適用罰金、沒收財產、剝奪政治權利。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很難完全正確地理解財產刑的初衷和意義，往往會產生“以財贖刑”的錯誤認識，加之我國絕大多數未成年人沒有或者只有比較少的個人財產，對其適用沒收財產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對于少年犯不適用剝奪政治權利是國外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規定，我國目前應嚴格把握剝奪政治權利對少年犯的適用，待時機成熟時，應從法律上明確作出禁止適用的規定。

 

2.在刑罰執行方面，應放寬減刑和假釋的適用條件。

 

對于判處監禁刑的未成年犯，應當注重鼓勵其爭取減刑和假釋。我國對于犯罪時未成年的罪犯的減刑，在掌握標準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適度放寬。但對于未成年罪犯假釋的適用條件，卻沒有特別規定。對未成年犯適當放寬假釋的條件，是現代世界各國刑事立法的普遍做法。俄羅斯聯邦刑法典、日本刑法典、德國少年法院法等均如此，值得借鑒。

 

3.在未成年犯非刑罰矯正措施方面，司法實踐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應該予以重視和借鑒。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

 

(1)司法警告。對犯罪情節較輕可不予刑罰處罰的未成年人，法官可用口頭警告的方式對其進行教育，更利于他們迷途知返。

 

(2)社區服務令。人民法院對己構成犯罪的未成年人，責令其至某一場所，完成一定期限無償社會服務勞動的探索性的矯治措施。即用“社區服務”的方式來代替在“監內服刑”。

 

(3)監管令。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的判決或者暫緩判決的決定生效后，對符合條件的少年犯及其監護人發出的，要求他們在一定的期限內必須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規定的書面指令。

 

(4)保護觀察處分。即在一定期限內，由人民法院將判處監管令的未成年人放置于一個健康的社會環境中，告知其應遵守的事項，由專門設置的保護觀察人員對其行為進行考察教育，并要求未成年罪犯定期向司法機關匯報情況，以此確保未成年人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實現成功的回歸轉化。

 

(五)在刑罰執行完畢后的處遇措施方面，推崇不記前科

司法制度范文第5篇

近年來，關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報道屢見不鮮。例如2009年3月發生在四川中江縣的5歲幼童被殺案。經查，該案系長期在外流浪的許某某(男，13歲，綴學)、蔣某(男，13歲，綴學)、彭某某(男，14歲，在校生)、彭某某(男，13歲，在校生)四人，將受害人代孝東(男，5歲，幼兒園學童)從家中騙出并唆使其偷竊財物，因代年幼幾次偷竊未果，4人嫌其累贅遂將之帶至野外毆打虐待后殺害。又如，發生在2002年10月9日的福建五少年殺死同學案警方繳獲軍用手槍。浙江校園暴力升級，學生組團買槍對抗黑社會。北京一少年為偷錢上網，將奶奶砍死爺爺砍成重傷。這些案件一經報道，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年齡、犯罪動機、犯罪手法引起全社會的震驚與關注。同時也引起了我們對如何設置少年司法制度以便更有效地防止未成年犯罪的深刻反思。

在參考《中國法律年鑒》之《全國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情況統計表》，以及歷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之《全國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數》等統計資料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簡要分析一下近年來我國未成年犯罪的狀況。未成年人犯罪率在1999年經過四年攀升后進入高峰期，此次高峰期在2008年后有所緩解。但是，從2008年開始，未成年犯罪呈現出新的特點。“80后”已經全部步入成年人行列，成為法律意義上的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90后則成為了未成年人的主流群體，同時也自然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力軍，一次又一次地觸痛整個社會的神經。在已有可查資料中顯示，“90后”違法犯罪被捕時，年齡最小的剛滿11歲，在正常的中國教育體系進度中，他還應該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在涉及的罪名上，除了常見的搶劫、殺人、故意傷害、和尋釁滋事外，還涉及最近幾年才出現的販毒和信用卡詐騙罪等等。相關司法機關公布的數據則更加讓人震驚：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外公布的信息中顯示，2003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69780人，在2006年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2574人，而在2008年，這個數字就突破了10萬，達到了101928人。從2000年開始，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增長率已經超過了我國gdp增長率。多重信息表明，“90后”未成年人犯罪呈現出急速增長的態勢。而且以共同犯罪和暴力犯罪為主，重點犯罪凸顯。由以上分析可知，未成年犯罪的形式是很嚴峻的。在這里筆者將著重從司法制度方面來探討預防未成年犯罪的機制問題。

我國由于種種原因，少年司法制度建設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少年司法制度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眾所周知，世界少年司法制度誕生的標志性事件是1899年美國的伊利諾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少年法院。隨后，各國都相應建立了符合自己國家國情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系統模型。對于這些不同的系統模型郭翔總結出自己的學說即“三模式說”，他認為就目前來說，世界各國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有三種模式:(1)“法庭模式”，又稱為“藍色模式”(藍色被認為是冷色，象征嚴厲冷峻)。這種模式主要強調少年司法應注重正當法律程序，而且主要應由職業法官擔任對案件的審理。采取這種模式的主要是美國、日本。(2)“福利治療模式”，還有人稱“委員會模式”。由于福利機構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司法系統，它是屬于行政部門的，所以它也被人稱為“紅色模式”(紅色為暖色，象征熱情激進)。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普通少年案件的處理中，強調少年的福利待遇和少年犯罪和錯誤的治療以及繼續教育。瑞典、芬蘭、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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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丹麥等北歐的一些國家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處于福利機構管轄下的未成年刑事案件，注重提高青少年的環境和福利待遇。(3)“社區參與模式”。考慮到這種模式興起較晚，因此又被人們稱做“綠色模式”(綠色意味著初生幼稚)。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把司法和行政機構的干預減少到最小的限度，提高社會及民眾參與司法過程的積極性。綜合考慮這三種少年司法模式，綠色模式的道路是最適合中國的。藍色模式是美國等國家采用的模式，在具體的運作中這種模式有一系列正規的操作規范，需要較大的司法成本和一個更為規范的司法機構。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的紅色模式需要投入較高的福利，這種模式不適用于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國為了達到保護少年健康成長的目標，采用了綠色模式。這是由于綠色模式注重強調社區參與，這就相應的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的和諧。在這種模式下，就我國現有的少年司法制度來說，還應著重把以下三方面納入其中。

一、心理專家介入未成年刑事訴訟

心理專家介入未成年刑事訴訟，有利于查清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癥結，并有針對性地制定教育挽救的方案；為法院對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正確量刑提供參考依據。

根據心理學理論，人生要經歷三大嬗變期，即新生期、斷奶期、青春期，都發生在未成年階段。經過每一個嬗變期，未成年的生理和心理結構都會發生突變。由此可知，青少年時期特別是未成年人時期，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特殊年齡階段。因此，為了實現預防和懲治未成年犯罪這一重要意義，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特點是很有必要的。

對于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心理專家應在法官審理完案件，合議庭已認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量刑宣判之前介入。先由主審案件的法官向心理專家介紹案件的主要案情以及在審理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心理專家再近一步傾聽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被告的訴說。通過傾聽來了解被告人以往的生活環境、社會交往是否復雜，借此挖掘他們犯罪時的心理因素，并掌握他們的心理狀態。在此基礎上心理專家要進行科學的分析，主要分析這些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的大小程度，心理狀態的好壞，被判緩刑后是否會轉變心態，能否承受社會壓力以及這一系數的大小，會不會再走回頭路等等。心理專家把這些分析以咨詢報告的形式提交給法庭，法庭經過分析后再近一步結合案情對未成年被告人作出科學準確的量刑。

未成年被告人被定罪量刑后，心理專家要及時的針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問題進行輔導教育，同時心理專家也要對老師、家長進行心理輔導。

二、在試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滅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推廣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點，將他們與成年人犯罪同等對待給予嚴厲懲罰會給未成年人身上留下永久性的標記，這對未成年人未來的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帶來極壞的影響。鑒于此，前科消滅制度應運而生。前科消滅制度能夠避免行為人因為一時的過錯而永遠失去某種資格和社會信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止行為人再次違法犯罪的效果。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實施前科消滅制度，并使之成為一種激勵機制，鼓勵其認真悔過。

影響前科消滅的重要因素是那些具有前科的少年犯要真誠的悔過，渴望自新，最重要的是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必須要有優良的表現。由于前科消滅制度的實施既不能過于嚴格也不能過于寬泛，必須使之維持在恰當的范圍內。所以，前科消滅的必要條件為：具有前科者在法定期間沒有再犯新罪以及未實施嚴重違法行為。

前科消滅應由具有前科者（被判刑、勞教、治安處罰的人）向對他們做出判決的公安機關、法院、勞教主管部門提交書面申請，由原決定機關對具有前科者進行評估。主要看具有前科者是否表明了悔改態度及悔改的表現；看他們是否履行了賠償義務，這些賠償義務主要是因犯罪人的犯罪對社會和公民造成的經濟損失引起的；看他們是否遵紀守法，有沒有重新犯罪的可能等等。審查機關進行考核和調查，作出最終決定后，對符合前科消滅條件的申請人作出撤銷前科的裁定。

三、建立適合未成年特點的社區矯正管理制度

社區矯正制度是一種新的刑罰執行制度在我國還處于初級階段，它作為行刑社會化的一種重要方式是值得在我國有效的充分發展的。現階段，社區矯正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尚不成熟，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就放棄這一制度。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在我國逐步建立和推廣完善社區矯正，使這一制度符合我國的行刑制度。目前而言，十分必要的是針對未成年人特有的生理特點和心理特點建立社會這個年齡段的社區矯正管理制度，進而完善未成年犯社區矯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