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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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自評報告范文第1篇

近年來，關于清華、北大等國內知名高等學府中農家子弟學生比例的變化，引起了人們的持續關注。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中心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從2010年開始進行“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調查”。問卷中詳細詢問了學生的戶籍信息、居住情況、父母職業、高考情況、保送、自主招生和加減分錄取待遇等情況。這使得我們能夠對農家子弟的教育機會情況進行深入分析。本報告綜合該調查2010年與2011年數據，并根據抽樣過程進行加權處理，最終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樣本68406個。

本研究認為：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和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進，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和子女隨遷入城，農家子弟內部已經出現分化。農業戶口子弟、在農村居住的子弟和父母務農子弟的教育條件與情況已經不能一概而論。關于農家子弟教育機會的討論，以及制定切實有助于改善農家子弟教育機會的有效政策，都需要首先界定清楚“農家子弟”概念。

在本報告中，我們首先提出界定“農家子弟”的標準：第一，本人是否是農業戶口；第二，家庭是否在農村居住；第三，父母是否從事農業。在本報告中，我們將三類農家子弟分別稱作“農戶子弟”（上大學前戶籍為農業戶口）、“農村子弟”（上大學前居住在農村）和“農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從事農業勞動）。圍繞這三類“農家子弟”的教育機會，本報告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描述農家子弟在高等學校學生中的比例、趨勢及學校層次差異，以回答農家子弟大學生的比重問題；其次，分析農家子弟參加高考的次數及最終效果；第三，考察農家子弟獲得保送、自主招生機會的情況，尤其是獲得“985”、“211”高校保送和自主招生機會的比例；第四，分析加分和降分錄取對于農家子弟教育機會的作用；最后，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對農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關系，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大學生中農家子弟的比例有多大？

研究發現：目前我國高校學生中農戶子弟已經為大多數，所占比例為63.3%。農村子弟的比例也接近一半，達48%。值得關注的是，農民子弟的比例較小，為25.8%。從時間趨勢看，三類農家子弟在高校學生中的比例都呈現上升趨勢。

利用《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的相關數據，我們發現三類農家子弟群體的輩出率都低于三類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其中農民子弟的輩出率最低，為0.87，而農村子弟的比例較高，為0.95，接近于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

從時間趨勢上看，三類農家子弟在高校學生中的比例都呈現上升趨勢。2006年入學的農戶子弟、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的比例分別為52.9%、38.8%和14.8%。2010年這一比例分別上升到68.8%、50%和30.4%。

農家子弟在“好學校”中的比例如何？對不同層次院校中農家子弟的比例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農家子弟在優勢教育資源上的確存在劣勢。在“985”高校中，三類農家子弟的比例都較小，農業戶口子弟所占比例為49.8%，農村子弟所占比例為39.4%，農民子弟僅為24.3%。而在“211”高校中，三類農家子弟的比例都很大，農戶子弟的比例甚至高于非農業戶口子弟，達到52%。

近年來，三類農家子弟新增教育機會主要集中在本科（學院）層次上。2006年入學的農戶子弟、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在本科（學院）中的比例分別為47.2%、32.4%和11.5%。2010年這一比例分別上升到68.5%、50.5%、32.7%。而同期，在“985”、“211”高校這些優勢教育資源上，農戶子弟和農村子弟的教育機會都出現下降趨勢。在“985”高校中的比例，分別從54.7%下降到45.7%，從43%下降到34.6%。

二、農家子弟參加高考情況如何？

研究發現：三類農家子弟多次參加高考的比例略高于總體平均水平。在參加過兩次及以上高考的三類農家子弟中，較大比例學生最終進入一般本科院校學習。在農家子弟心目中，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仍然是改變他們人生命運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有98.6%的學生參加過高考。在參加過高考的學生中，72.3%的學生只參加過一次高考，參加過兩次、三次及以上高考的學生比例分別為26.4%和1.3%。三類農家子弟參加高考的比例略高于總體平均水平。其中，農民子弟參加高考的比例高于其他兩類子弟，為99.2%。農戶子弟與農村子弟參加高考的比例分別為98.9%和99.1%。

農家子弟參加多次高考的比例高于總體平均水平。在參加過高考的三類農家子弟中，農民子弟參加多次高考的比例更大。參加過高考的農民子弟中33.2%的學生參加過兩次高考，另有2.0%參加過3次以上高考。農村子弟中相應的比例分別為32%和1.7%，農戶子弟中則為29.7%和1.5%。

在參加過兩次及以上高考的三類農家子弟中，較大比例最終進入一般本科院校學習，農戶子弟、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中這一比例分別為55%、55.9%和58.5%，均高于總體平均水平53.5%。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子弟參加過多次高考后進入“985”、“211”高校的比例較高，為11%，高于農戶子弟的9.6%，以及農村子弟的10%，乃至總體平均水平的10.3%。這表明，很多農民子弟以多次參加高考的方式獲得了更好的教育機會。進一步分析表明，農民子弟有更強地進入更好大學的愿望，他們愿意參加更多次數的高考以最終進入“985”、“211”高校。這說明，在農家子弟的心目中，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仍然是改變他們人生命運的重要手段之一。

進入“985”、“211”高校的三類農家子弟參加兩次及以上高考的比例都明顯高于總體平均水平（20.1%）。其中，農民子弟參加多次高考的比例最高，為41.20%。其次分別是農村子弟（39.8%）、農戶子弟（37.5%）。從時間趨勢看，三類農家子弟進入“985”、“211”高校需要多次高考的比例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從2006年到2010年，農戶子弟中這一比例從35.8%減少到35.1%，農民子弟中這一比例由39%下降到38.3%。只有農村子弟略微特殊，這一比例有所上升，從37.2%上升到38%。

三、農家子弟獲得保送機會的情況如何？

研究發現：三類農家子弟中，農戶子弟獲得保送的比例較大，為0.4%，接近于總體平均水平。而農村學生和農民學生則明顯低于平均水平。在獲得保送進入“好學校”的機會上，三類農家子弟的比例明顯低于總體平均水平。

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1.3%的學生曾經提出過保送申請，最終占總體0.47%的學生獲得了保送資格。三類農家子弟中，農戶子弟獲得保送的比例較大，為0.4%，接近于總體平均水平。而農村學生和農民學生則明顯低于平均水平，分別僅有0.21%和0.16%的學生獲得了保送資格。

從時間趨勢看，雖然三類農家子弟的保送機會都有所增長，但農戶子弟的保送機會增長明顯更快，三類農家子弟的差距呈現出不斷拉大的趨勢。從2006年到2010年，農戶子弟中獲得保送資格的比例從0.19%增長到0.46%，增長了0.27個百分點。而同期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分別增加了0.1個百分點和0.02個百分點。2006年農民子弟與農戶子弟保送機會的差距是0.07個百分點，這一比例到2010年拉大到0.32個百分點。

總的來說，0.12%的學生獲得了保送進入“985”、“211”高校的機會。而三類農家子弟中這一比例明顯低于總體平均水平。其中，農戶子弟中的比例最高，為0.057%。而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中這一比例分別為0.034%和0.038%。

從趨勢上可以看出，隨著各大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推廣，通過保送方式進入“985”、“211”高校的比例出現下降，從2006年的0.128%下降到2010年的0.115%，減少了0.013個百分點。而三類農家子弟通過保送進入“985”、“211”高校的機會也在下降。從2006年到2010年，農戶子弟中獲得保送進入“985”、“211”高校機會的比例從0.134%減少到0.036%，而同期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也分別減少了0.070個百分點和0.101個百分點。三類農家子弟的減幅都大于總體平均水平。

四、農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機會的情況如何？

研究發現：三類農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的機會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農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的機會較大。從時間趨勢看，三類農家子弟的自主招生機會都有明顯增長，但通過自主招生進入“好學校”的比例仍明顯低于總體平均水平。

6%的受調查學生曾經申請過自主招生，最終占總體3.41%的學生獲得了自主招生名額。而三類農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的機會都低于平均水平。農戶子弟中有2.78%的學生獲得了自主招生機會，而農村子弟、農戶子弟中這一比例分別為2.39%和1.76%。這表明三類農家子弟中，農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的機會較大。

從時間趨勢看，三類農家子弟的自主招生機會都有明顯增長。2010年農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機會的比例達到3.15%，已經接近總體平均水平。從2006年到2010年，農戶子弟中獲得自主招生機會的比例從1.27%增長到3.15%，增長了1.88個百分點。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雖然在自主招生機會上也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總體平均水平，并且增幅明顯落后于農戶子弟，從2006年到2010年，僅分別增加了1.33個百分點和0.9個百分點。三類農家子弟獲得自主招生機會的差異也越來越大。2006年農民子弟與農戶子弟自主招生機會的差距是0.30個百分點，這一比例到2010年拉大到1.28個百分點。

在學校層次上，總體來說，0.407%的學生獲得了自主招生進入“985”、“211”高校的機會。而三類農家子弟的這一比例明顯低于總體平均水平。其中，農戶子弟中的比例最高。0.174%的農戶子弟獲得了自主招生進入“985”、“211”高校的機會，農村子弟和農民子弟中這一比例分別為0.146%和0.150%。

從時間趨勢上可以看出，隨著自主招生政策的推廣，通過自主招生方式進入“985”、“211”高校的比例不斷上升，從2006年的0.329%上升到2010年的0.425%，增加了0.096個百分點。但三類農家子弟通過自主招生進入“985”、“211”高校的機會落后于總體平均水平。從2006年到2010年，農戶子弟中通過自主招生進入“985”、“211”高校機會的比例從0.208%減少到0.170%，同期農村子弟維持在0.15%，農民子弟從0.06%略微增加到0.07%。

五、農家子弟獲得高考加分或降分錄取待遇的情況如何？

研究發現：在加分和減分錄取方面，三類農家子弟與總體差異不大。從趨勢看，三類農家子弟的加分/減分錄取機會都出現上升，但通過加分或降分錄取進入“好學校”的比例卻在縮小。三類農家子弟通過“少數民族”、“優秀學生干部”、“學科競賽中獲獎”等加分政策獲得加分或減分錄取的比例均接近甚至高于總體平均水平。

總體上，有11.56%的學生獲得過加分或減分錄取待遇。三類農家子弟與總體差異不大。其中，農民子弟的比例較高，達到11.06%；其次是農戶子弟，為10.94%；農村子弟中有10.85%的人獲得了加分或減分錄取待遇。

從趨勢看，三類農家子弟的加分/減分錄取機會都出現上升。2010年農民子弟中有11.89%獲得了加分或減分錄取待遇，超過了總體平均水平。而農戶子弟、農村子弟也分別從2006年的7.58%、7.17%上升到11.20%和11.53%，都非常接近于總體平均水平。

總體中有1.3%的學生通過加分或減分錄取進入了“985”、“211”高校。農民子弟在三類農家子弟中最高，為1.03%。農村子弟和農戶子弟分別為0.93%和0.92%。結合入學年份，我們發現，三類農家子弟的這一機會都在縮小。減幅最大的是農民子弟，從2006年的2.672%減少到2010年的0.722%，減少了1.950個百分點。而農村子弟與農戶子弟也分別減少了1.803個百分點和1.494個百分點。

對獲得加分或降分錄取原因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此前三類農家子弟獲得加分或降分錄取的比例較高，與我國的高考加分政策密切相關。其中有兩大方面政策非常有利于農家子弟：第一，針對少數民族、貧困山區、三峽地區等特殊人群的加分政策；第二，針對思想政治表現突出（如見義勇為、勞動模范等），報考農、林、地、礦等艱苦或冷門專業、國防生、定向生的加分政策。分析表明，三類農家子弟通過“少數民族”、“優秀學生干部、優秀三好學生”、“學科競賽中獲獎，比如奧賽等”等加分政策獲得加分或減分錄取的比例均接近甚至高于總體平均水平，農民子弟在各項加分政策上的比例都是較高的。

隨著自主招生政策的推進，農家子弟曾經享受到的這一照顧政策的作用受到沖擊。在獲得三項及以上加分政策的農民子弟中，加分政策比例較高的項目是“學科競賽中獲獎，比如奧賽等”、“優秀學生干部、優秀三好學生”、“思想政治表現突出（如見義勇為、勞動模范）”，均超過65%，而自主招生的比例為0。而在總體中，獲得三項及以上加分政策的學生中，有2.1%的學生獲得了自主招生的加分政策。由此可以認為，保送與自主招生政策的確影響到了農家子弟進入“985”、“211”高校的教育機會。而隨著加分、減分政策影響力的削弱以及自主招生的擴大，這些原本有利于促進教育公平的加分政策的作用將越來越微弱。

綜上，結合前文對保送與自主招生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方面，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農家子弟的教育機會的確有所增加，所占比例，保送、自主招生和加分或減分錄取機會都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這些教育機會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一般本科層次的高校上，在“985”、“211”高校方面，農家子弟的教育機會受到自主招生等政策的沖擊，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比例下降。而在三類農家子弟中，農戶子弟的情況越來越接近于總體平均水平，而農民子弟的教育機會特別值得關注。

六、父母受教育水平對農家子弟的教育機會有何影響？

研究發現：相對總體而言，三類農家子弟父母的文化水平更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水平。而家長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對農家子弟進入“985”、“211”高校比例的提升有明顯促進作用。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將父母的教育程度合并為一個變量，選取的是父母兩人中最高的受教育程度，我們稱之為“家庭受教育水平”。對由此得到的數據分析發現，接受調查的所有大學生中，“家庭受教育水平”以“高中或相當”比例最大，為36.89%；其次是“初中”，為24.66%。相對總體而言，三類農家子弟的文化水平更加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水平。總體中這一比例為64.94%，而農民子弟中這一比例高達84.81%，農村子弟與農戶子弟中分別為79.39%和78.45%。農戶子弟和農村子弟中大專及以上學歷水平的比例分別為5.32%、3.9%，都要明顯高于農民子弟（2.97%）。

中學生自評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焦慮；抑郁；因素分析，統計學；學生；農村人口

【中圖分類號】 R 749.7 R 39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8)09-0785-03

抑郁、焦慮癥狀是青少年常見的心理障礙，不僅會影響身心健康，還與吸煙、飲酒、傷害等健康危害行為密切相關［1-2］。農村學校寄宿生大都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或住家偏遠不得不寄宿，這些孩子長期與父母分離，情感的缺失可能會對孩子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為進一步了解安徽省農村寄宿學生的心理衛生狀況，筆者于2007年12月到2008年5月對安徽省寄宿制學校學生樣本人群的抑郁、焦慮癥狀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安徽省長豐、績溪、全椒、岳西4個縣，每個抽樣地區抽取農村寄宿制學校4～5所，每所學校分別從各年級（小學五年級～高中三年級）抽取1～3個班的所有學生作為調查對象，共收回有效問卷3 834份。其中長豐縣958人（25.0%），績溪縣1 008人（26.3%），全椒縣1 019人（26.6%），岳西縣849人（22.1%）；在校住宿學生1 586名（41.4%），在親朋家住宿學生233名（6.1%），租房住宿學生323名（8.4%），在家住宿學生1 692名（44.1%）；寄宿生（在校和租房住宿合并）1 909人（49.8%），走讀生（在親朋家和在家住宿合并）1 925人（50.2%）；小學生721名（五年級、六年級分別為377和344人），初中生1 898名（初一、初二、初三分別為680，813，405人），高中生1 215名（高一、高二、高三分別為451，424，340人）；男生2 293名（59.8%），女生1 541名（40.2%）。平均年齡（15.15±2.07）歲。

1.2 調查變量 （1）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年級、性別、年齡、地區、父母文化程度、自評家庭經濟狀況、獨生子女情況、自評性格傾向、住宿類型等。（2）抑郁和焦慮癥狀評定：應用Zung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3-4］和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4-5］進行評定。SAS和SDS均包含20個項目，其評定分為4級，按最近1周以來的實際情況評分，20個項目評分之和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數即為標準分。本研究以標準分≥50分為界值，評估有無抑郁、焦慮癥狀。

在校住宿生是指來校上課和參加其他課外活動且在學校宿舍住宿的學生；住親朋家住宿生指來校上課和參加其他課外活動且在親戚或朋友家住宿的學生；租房住宿生指來校上課和參加其他課外活動自己租房住宿的學生；在家住宿生指來校上課和參加其他課外活動且回家住宿的學生。

1.3 調查方法及質量控制 在正式調查之前對調查員進行調查技術培訓，統一方法。開展預調查完善調查表；所有調查表均印有指導語，調查時解釋指導語并提醒學生和教師仔細閱讀指導語后填寫；以班級為單位，現場發放調查表，要求學生以匿名方式集中獨立填寫問卷，當場核驗收回。

1.4 統計分析 資料以EpiData 3.0建庫錄入，經數據轉換導入SPSS 10.0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不同住宿類型學生的抑郁、焦慮癥狀分布特征，用χ2檢驗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對抑郁、焦慮癥狀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抑郁、焦慮癥狀檢出情況 3 834名學生抑郁癥狀檢出率為49.5%，焦慮癥狀檢出率為24.6%，抑郁和焦慮癥狀并存檢出率為20.8%。抑郁和焦慮呈正相關（r=0.404，P＜0.01）。

2.2 不同住宿類型學生抑郁、焦慮癥狀檢出情況 表1顯示，在校住宿、在親朋家住宿、租房住宿和在家住宿學生的抑郁癥狀以及焦慮癥狀的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中在校住宿與租房住宿的學生抑郁、焦慮癥狀檢出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抑郁=1.269，P=0.260；χ2焦慮=0.350，P=0.554），而在家住宿與在親朋家住宿的學生抑郁、焦慮癥狀分布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χ2抑郁=0.644，P=0.422；χ2焦慮=0.103，P=0.748），將在校住宿與租房住宿的學生合并為寄宿生，在親朋家住宿與在家住宿合并為走讀生。寄宿生和走讀生抑郁癥狀檢出率分別為52.7%和46.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6.021，P=0.000）；寄宿生和走讀生的焦慮癥狀檢出率分別為27.7%，21.5%，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χ2=19.573，P=0.000）。

4種住宿類型中，抑郁癥狀檢出率男、女生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在校住宿學生中，焦慮癥狀檢出率女生高于男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547，P=0.021）；其余3種住宿類型的學生，焦慮癥狀檢出率男、女生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無論在校住宿、在親朋家住宿、租房住宿還是在家住宿，從小學五年級至高三年級學生抑郁癥狀和焦慮癥狀的檢出率差異無明顯的規律性。4種住宿類學生間抑郁癥狀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7.927，P＜0.01)；焦慮癥狀檢出率比較，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χ2=20.046，P＜0.01)。

2.3 抑郁、焦慮癥狀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抑郁、焦慮癥狀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χ2檢驗表明，寄宿情況、地區、年級、獨生子女情況、父親文化程度、自評家庭經濟狀況、體型、自評性格傾向8個因素間抑郁癥狀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寄宿情況、地區、性別、年級、獨生子女情況、父親文化程度、自評家庭經濟狀況、體型、自評性格傾向9個因素間焦慮癥狀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3.2 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 見表2。

由表2可見，分別以抑郁癥狀（焦慮癥狀）（無癥狀賦值為0，有癥狀賦值為1）為因變量；以焦慮癥狀（抑郁癥狀）、地區（設置啞變量，“岳西縣”為參照）、年級（設置啞變量，“高三”為參照）、性別（“男”為參照）、獨生子女情況（“是獨生子女”為參照）、父親文化程度（設置啞變量，“大專及以上”為參照）、自評家庭經濟狀況（設置啞變量，“上等”為參照）、體型（設置啞變量，“很胖”為參照）、自評性格傾向（設置啞變量，“外向”為參照）、寄宿情況（走讀生為參照）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Forward：LR法）。納入標準α =0.05，剔除標準 α=0.10。

結果表明，寄宿生有抑郁、焦慮癥狀的危險均高于走讀生；性格外向的學生發生抑郁癥狀的危險性較低；績溪縣和全椒縣學生抑郁癥狀發生情況低于岳西縣；家庭經濟水平上等的學生比經濟狀況一般的學生更易出現抑郁；五年級到初二年級學生發生抑郁的危險性比高三年級更大。女生有焦慮癥狀的危險性高于男生；高三年級學生的焦慮癥狀檢出率高于其他年級；績溪縣學生焦慮發生率低于岳西縣；抑郁與焦慮密切相關。

3 討論

以往運用Zung自評抑郁量表、流調中心用抑郁自評量表、Beck抑郁量表等自評抑郁量表進行的調查發現，我國青少年抑郁發生率為22.8%～44.0%［6-10］。國外青少年自我報告的發生率為8.6%～52.4%［11-14］。本次調查的寄宿制學校3 834名學生抑郁癥狀檢出率為49.5%，其中寄宿生的抑郁癥狀檢出率為52.7%，高于安徽省中學生（22.8%）［7］和安徽省大學生(28.2%)［15］。學生總的焦慮檢出率為24.6%，寄宿生的焦慮癥狀檢出率為27.7%，高于安徽省中學生［16］，低于丁樹榮等［17］的調查結果。反映抑郁和焦慮情緒問題在農村寄宿制學校中普遍存在，寄宿生和走讀生都有較多的心理問題，但是寄宿生比走讀生更容易出現抑郁、焦慮情緒，特別是抑郁。可能因為本次調查中66.1%的學生為留守兒童，且寄宿生有70%為留守兒童，其余還有部分為離家偏遠而寄宿，這些孩子長期與父母分離，與家人聯系及外界交流相對較少，生活環境相對封閉，情感的缺失可能會對孩子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由于評定方法和人群種族的不同，青少年抑郁、焦慮癥狀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國內外研究的結果不一致。很多研究認為，抑郁癥狀的性別差別不明顯［18-20］，焦慮癥狀女生顯著高于男生［9，15］，本次調查結果與這一結論相同。可能與男女生的心理特征有關，女生情感細膩、敏感，具有較高的焦慮特質。岳西縣寄宿生出現抑郁、焦慮癥狀的風險均高于全椒縣和績溪縣，筆者分析是因為岳西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經濟水平落后，且地處大別山脈，交通較閉塞，地形地貌在4個縣中最為特殊，寄宿生生活條件較差，故該縣寄宿生較易出現抑郁、焦慮情緒。

多因素結果顯示，小學五年級到初二年級的學生發生抑郁的風險較高，而以高三年級為參照，其他年級出現焦慮情緒的風險均低于高三年級。考慮是因為小學五年級到初二年級這個時期的學生正處于青春發育期，青春發動期的身心變化本身是一種應激事件，可能導致個體的抑郁風險增高［21-22］。對農村寄宿制學校這一特殊群體，父母的日常教育關心都比較少，面臨這一轉變而無法適應、無處傾訴解決，很可能導致抑郁情緒的增加；而高三年級學生面臨高考壓力,焦慮情緒的產生在所難免，與蘇虹等［9］報道一致。

綜上所述，農村寄宿制學生的心理健康不是某一個因素的獨立作用,而是多個因素的相互作用結果。只有正確認識其危險因素，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多方面的關心和幫助，方能促進農村寄宿制學生的身心發育。但本研究只是橫斷面調查，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來確定抑郁、焦慮的影響因素。

(致謝：本課題得到安徽省學校體育衛生協會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謝!)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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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汪向東，王希林，馬弘，主編.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增訂版.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94-196，2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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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自評報告范文第3篇

【摘要】 目的 探討中學生網絡成癮現狀及網絡成癮相關因素，為實施干預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方法 整體抽取某市3所城區中學1080名學生，采用網絡成癮量表、抑郁自評量表、癥狀自評量表及自編一般情況調查表進行測試分析。 結果 中學生網絡成癮者占0.97%，網絡成癮傾向者占5.41%，成癮傾向及成癮者不同性別間差異無顯著性（χ2=2.79，P＞0.05）；初中學生發生率為2.33%，高中為4.09%(χ2=5.17，P＜0.05)；單親及其他家庭學生的發生率顯著高于雙親家庭(χ2=35.77，P＜0.01)；成癮傾向及成癮學生網絡成癮量表總分與癥狀自評量表及抑郁自評量表總分均成正相關（r=0.150，0.129，0.443，0.30，P＜0.05）。 結論 中學生網絡成癮與多因素有關，而與其單雙親家庭及心理特征具有明顯的相關性。

【關鍵詞】 中學生；網絡成癮；SDS；SCL90

網絡成癮(Interner Addiction Disorder，IAD)是指由于過度使用互聯網而造成身心損害的一種現象。據CNNIC最新的第15次互聯網統計報告，截至2004年12月底，我國內地網民達9400萬。計算機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產生巨大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給現代人帶來了諸多的負面影響，其中網絡成癮就是最為明顯的一類新的心理疾病。國內在各專業領域關于網絡成癮的研究與報道頗多，但有關網絡成癮的各相關因素的相關性檢驗報道尚少。據此作者對某市3所城區中學網絡成癮的現況進行了調查分析，進一步為中學生網絡成癮的防治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樣本選自2007年1月某市3所中學在校的初中和高中學生，共抽取1080名學生參加調查，被試年齡13 a～18 a，平均15.2 a。排除嚴重軀體疾病、重型精神疾病和藥物成癮者。

1.2 方法

1.2.1 調查方法

本研究為現況調查，采用隨機整體抽樣，以班（30名）為單位的團體測試方法。初中、高中各三個年級，每年級抽6個班，共抽出36個班作為被試。在學校教務處的協助下統一主試和指導語。測試前取得被試人知情同意，由主試介紹實施目的，宣布指導語，發卷開始作答，時間控制在1 h內且答卷當場收回。調查問卷中資料不完整或不真實的答卷（如全選相同答案、測題漏答、背景材料填寫不完整）均判為無效問卷。由2名經過培訓的精神科醫生對被試者的心理特征進行評估。

1.2.2 調查工具

(1)網絡成癮量表（IAS）［1］：該量表由20個題目組成，每個題目有5個等級，得分在1～5分，每個題目的各等級分數相加得總分，總分代表網絡成癮的程度，總分越高表示網絡成癮傾向性越高。總分在20～49分為正常上網行為，50～79分為有問題的上網行為，即有網絡成癮傾向，總分80～100分為有嚴重問題的上網行為。(2)癥狀自評量表(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2］。(3)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esion scale，SDS）［3］：有20個項目，正向評分題、負向評分題各10項。按癥狀出現頻度評定，分四個等級：沒有或很少時間，少部分時間，相當多時間，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正向評分題，依次評為1、2、3、4；反向評分題則評為4、3、2、1。自評后標準分＞53分有抑郁癥狀，≤53分為正常，最終按《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確診。(4)自行編制的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年級、單雙親家庭等。

1.2.3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應用SPSS11.0統計軟件處理，采用統計描述、單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檢驗、t 檢驗及Pearson積差相關系數分析。

2 結果

2.1 網絡成癮情況

調查中應答率為95%，其中有3名未接觸過網絡。經核實后有效人數1026名。其中初中生512名，高中生514名；男521名，女505名；均衡性好。成癮者(internet addictions，IAs)10名（0.97%），成癮傾向者(possible iternet addicts， PAs)56名（5.41%），正常使用者（nonaddicts，NAs)960名（93.62%），3所中學之間的成癮程度比較經卡方檢驗差異均無顯著性(P＞0.05)。各層次網絡成癮率的比較，見表1。表1 各層次網絡成癮率比較項目因子成癮或傾向者（略）注：男女生間比較P＞0.05，初中與高中間比較**P＜0.01，雙親與單親及其他家庭比較P＜0.01。

表1顯示，成癮及成癮傾向學生的發生率不同性別間差異無顯著性(χ2=2.79，P＞0.05)；初中學生發生率為2.33%，高中為4.09%，兩者比較有顯著性差異(χ2=5.17，P＜0.05)；單親及其他家庭學生的發生率顯著高于雙親家庭，差異有極顯著性

(χ2=35.77，P＜0.01)。

2.2 不同網絡使用水平學生網絡成癮量表、SCL90、SDS評分比較，見表2。表2 不同網絡使用水平學生各量表評分（略）

表2顯示，不同網絡使用水平學生網絡成癮量表、SCL90、SDS評分為網絡正常使用者、成癮傾向者、成癮者依次逐漸增高，各組內進行多重比較差異均有極顯著性（F值分別為894.05、235.71、73.58，P均＜0.01）。

轉貼于

2.3 男女生網絡成癮量表、SCL90、SDS評分比較，見表3。表3 不同性別各量表評分（略）

表3顯示，SCL90、SDS評分女生顯著高于男生，差異均有顯著性（P＜0.05）；成癮量表評分差異無顯著性（P＞0.05）。

2.4 不同網絡使用水平學生網絡成癮量表總分與SCL90、SDS總分的相關性分析，見表4。表4 不同網絡使用水平影響因素的相關性（略）

表4顯示，網絡正常使用學生網絡成癮總分與SDS總分高低無明顯相關性，但與SCL90成正相關（相關系數r=0.134，P＜0.05）；成癮傾向學生總分與SCL90及SDS總分均成正相關（r=0.150，0129，P＜0.05）；成癮學生總分與SCL90及SDS總分均呈明顯正相關（r=0.443，0.30，P＜0.05）。

3 討論

中學生網絡成癮與生物、心理、社會等多種因素有關，其中社會心理因素的作用已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認為某些心理特征及其障礙等與網絡成癮密切相關，其中病態心理素質是互聯網成癮癥（IAD）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顯示，成癮傾向學生占5.41%，成癮學生占0.97%，正常使用學生占93.62%，成癮傾向及成癮率低于國外Lee［4］等應用Young網絡成癮診斷標準所做的類似研究，而與國內黃少南［5］等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可能與國內外文化及經濟等的差異性有關。成癮及成癮傾向率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可能與隨著成長導致的心理特征的不同有關，也可能與學校的管理方式等多因素不同有關，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單親及其他不完整的家庭勢必會影響心理健康，其中孤獨、退縮、抑郁的心理特征可能是網絡成癮的危險因素之一。網絡成癮與心理特征及抑郁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表明網絡成癮者與SCL90及SDS總分成顯著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是正常使用者的3倍以上，提示SCL90的強迫、抑郁、焦慮和精神病性等因子分高可能是促成網絡成癮的可疑心理危險因素，也可能是網絡成癮導致的病態結果，但國內有關文獻僅僅把SCL90的因子分高看作是網絡成癮的病態結果的觀點是片面的。另外，女生SCL90及SDS總分均顯著高于男生，這一結果與國內學者的研究基本一致［6］。本研究未發現網絡成癮及成癮傾向者發生率在性別之間的差異，其他的報道如Brenner［7］、Kim［8］等應用類似的測量工具進行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網絡應用率近年迅速增長，而男女成癮及成癮傾向者構成比卻沒有很大的變化，可能是網絡服務的性質和提供的便利消除了男女上網的差異［9］。但Anderson［10］和Lee［4］等卻曾得出男性更容易走向網絡成癮的結論，該方面結論有待于從游戲、聊天、購物、信息檢索及郵件等方面分層研究網絡成癮者男女的差異。

總之，網絡成癮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對在校學生的正常學習、生活和社交均產生重大的影響。國內吳芳［11］等諸多研究提示網絡對學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給學生生活和學習帶來很多便利，同時也對其心理健康狀況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通過測量工具對網絡成癮的高危人群進行測查以早期發現網絡成癮傾向者，并結合其心理特征有針對性地實施干預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中由于樣本的搜集和應用的不便利，以及網絡成癮者樣本量太小，網絡成癮傾向和成癮者的總體心理特征尚不能完全反映全部患者的心理特征，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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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自評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睡眠;睡眠障礙;對比研究;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395.6 R 338.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9)11-1025-02

睡眠是人類和較高等動物生存所必需的重要過程,是生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生理現象。睡眠能使疲勞的神經細胞恢復正常的生理功能,精神和體力得到恢復;不僅具有維持個體生存的功能,還有促進生長發育,易化學習,形成記憶的功能。睡眠時垂體前葉生長激素分泌明顯增高,有利于促進機體生長,并使白合成增加,有利于記憶的儲存[1]。目前大多數學生普遍面臨繁重的學業壓力、激烈的就業競爭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等,以至不能很好地安排作息時間,甚至導致嚴重的睡眠障礙。該調查旨在觀察普通全日制高中學生及普通大學生睡眠質量的基本情況,為有效改善學生睡眠狀況,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取隨機整群抽樣法,選取咸寧市鄂南高中和咸寧高中的高中生及咸寧學院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調查問卷900份,收回問卷889份,收回有效問卷865份,有效率為96.0%。其中普通全日制高中生445人(高一學生154人,高二學生156人,高三學生135人),男生230人,女生215人;年齡最小13.7歲,最大19.5歲,平均16.7歲。大學生420人,包括大學本科生278人(男生156人,女生122人),大學專科學生142人(男生64人,女生78人);年齡最小16.5歲,最大24.1歲,平均21.8歲。

1.2 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法,由固定的專業調查人員統一指導用語對被試者進行測試。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作為大、中學生睡眠情況調查工具[2]。PSQI由23個題目構成,可劃分為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應用和對日間功能影響7個部分,每個部分按0,1,2,3分的4級評定,累計各項指標的得分為PSQI總分,

1.3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睡眠質量問題發生率采用χ2檢驗。PSQI各項指標得分和總體得分,以x±s表示,采用u檢驗。

2 結果

2.1 總體情況 由表1可見,中學生睡眠質量問題報告率(29.89%)高于大學生(18.5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大學生中的本科生與專科生睡眠質量問題報告率分別為17.63%(49/278),20.42%(29/14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咸寧市不同學段學生PSQI各項指標得分比較 從表2可以看出,中學生PSQI總分高于大學生(P

2.3 咸寧市不同性別學生PSQI各項指標得分比較 由表3得知,睡眠質量問題存在性別差異。無論大學生還是中學生,女生的睡眠質量均比男生差,尤其以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障礙和日間功能影響等表現突出。

2.4 咸寧市不同年級學生PSQI各項指標得分比較 表4顯示,從總體來看,高三年級中學生睡眠質量比高二年級差,高二學生睡眠質量比高一學生差(P值均

3 討論

PSQI是Buysse等[2]1989年編制的睡眠質量自評量表。因簡單易用,信度和效度高,與多導睡眠腦電圖測試結果有較高的相關性,已成為國外精神科臨床評定的常用量表[3]。劉賢臣等[4]曾對此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作過統計學研究,PSQI有較好的實證效度。PSQI除包含入睡、維持睡眠困難和早醒等一般失眠癥狀外,還包括睡眠效率、主觀睡眠質量、日間功能影響以及與睡眠障礙有關的夜間呼吸不暢、疼痛不適、咳嗽等內容,因此能綜合反映睡眠的質與量[5]。本組資料顯示,大學生睡眠質量差的報告率為18.57%,與楊秀珍等[6]報道的(19.17%)基本一致,高于劉賢臣等[5]報道的結果(13.93%)。這可能與不同地區的影響有關。影響大學生睡眠的因素很多,學習問題、環境問題、人際關系問題、戀愛問題、就業問題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大學生的睡眠質量。

結果還顯示,中學生睡眠質量問題報告率高于大學生,并且高三學生睡眠質量問題的發生情況比高二學生嚴重,高二學生睡眠質量問題多于高一學生。可能與中學生年齡相對較小,面臨高考的壓力較大,學習負擔較重,且隨著年級的上升,壓力隨之增加,致使所承受的壓力與年齡不相適應有關。從睡眠質量問題的各項指標來看,主觀睡眠質量高一和高三學生都比高二學生要差,可能高一學生剛開始升入高中,投入緊張學習,需要一個適應過程,高三學生臨近高考,所以心情越來越緊張,會影響睡眠;高三學生入睡時間比高一和高二學生都要長,日間功能影響比高一和高二學生都明顯,可能均與高考臨近有關。

另外,不論中學生還是大學生,女生睡眠質量存在問題的發生率比男生高,與倪杰等[7]報道一致,可能是女生更敏感、壓力更大、睡眠更容易受環境影響所致。

睡眠質量問題是當代中學生、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嚴重影響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青少年的睡眠問題應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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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自評報告范文第5篇

一、注重中學生良好思想品德行為習慣的培養

在德育場中，中學生的思想品德行為習慣各異，但一定行為習慣一旦被一些學生認同

就將通過模仿、從眾、暗示等心理機制，使少數行為習慣受到抑制，另一種則蔚然成風。如當下在校園里，我們經常能聽到學生胡侃，什么社會上的行話俗語，如行云流水，脫口而出；

臟話、臭話隨口流露，這其中也不排除女生；長直發、染發、穿耳孔等也隨處可見。因此，學生的品德行為習慣培養問題就應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行為形成習慣，習慣決定品質，品質決定命運”。要養成好的行為習慣，教育中，學校可通過動員報告、先進模范事跡宣傳、競賽活動、個別談話等方式，使學生提高認識、端正態度，從而產生養成良好行為習慣的動機、欲望；生活中，優化環境，創設利于養成良好行為習慣的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還應該發揮教師在思想、學習、工作、生活中的表率作用，用模范的行為習慣影響、教育學生。

二、引導學生正確的自我教育，自我評定

本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不是宇宙間探索或別的，而是人類對自我的發現。中學生正處

于確立自我認識的關鍵時期，正確的自我認識是自我教育的起點和前提，但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學生的自我教育是一個由外部世界轉向內部世界的過程。所以，首先應引導學生在道德規范中認識自我、教育自我，然后做出正確的自我評定。讓學生在學習、對照、實施道德規范中談體會、找差距、議危害、定措施，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追求。其次，鼓勵學生在學習別人，尤其在學習榜樣中認識自我，在做人上自尊、在求知上自學、在勞動上自律、在生活上自理、在健體上自強、在審美上自悟。最后，幫助學生在自評和他評中認識自我，教育自我，做出正確的自我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