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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培養優秀的德才兼備的新助產士,提高產科質量。方法:從助產人員的選擇、帶教老師、階段式培養三方面入手,規范助產培訓工作。結果:培養了新助產士良好的道德風范,提高了新助產人員過硬的護理、助產操作技能,提高了助產整體水平。結論:加強新助產士的培養,可有效提高產科質量。
【關鍵詞】新助產士 帶教 體會
助產士是護理隊伍中不可缺少的群體,肩負著母嬰安全的重任。隨著新助產士的不斷上崗,新助產士上崗前的帶教工作日益被重視。筆者作為一名高年資助產師,從事助產崗位工作十多年,認為稱職的帶教老師和合理的帶教方案是帶教成功的關鍵,現將切身體會總結如下:
1 助產士人員的選擇
1.1 從護士或新進助產士中選擇一些工作責任心強,業務素質高、身強力壯者作為培養對象,經培訓合格能勝任產科護理工作,并且經考核取得助產士執業證書者作為助產士。
2 帶教老師的責任和義務
2.1 選擇稱職的熱愛護理事業,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情操的人作為臨床帶教老師進行一對一的帶教,采取循序漸進的方法進行教學。
2.2 培養新助產士良好的助產道德風范和愛崗敬業的精神隨著優生優育工作的深入開展,以及產時服務模式的轉變1,對產科質量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而產房護理質量又與產科質量密切相關。助產士在助產過程中必須具備高度的責任心,善良的同情心。對產婦精神上的鼓勵,心理上的安慰,體力上的支持,使其消除恐懼情緒,解除緊張與孤獨,協助她們順利度過分娩期。
2.3 培養新助產士的專業助產素質是帶教老師義不容辭的責任。
3 制定周密的帶教計劃,培養新助產士過硬的護理、助產操作技能。
3.1 第一階段(第1-4周):熟悉產房環境,了解相關的法規、規章 、制度、職責、流程,認知產房的各種無菌包及器械物品的用法,強化消毒觀念和無菌意識。掌握產房部分基礎操作:胎心監護儀的使用和胎心多普勒的使用等。了解各種表格登記,掌握產科基本理論及催產素靜脈點滴引產的基本方法及適應癥、禁忌癥。
3.2 第二階段(第5-8周):在熟練掌握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和熟練專科知識和技能(包括健康教育的培訓、專科護理操作規程、消毒隔離知識、專科儀器、設備的操作規程、維護和保養等),能完成正常待產孕婦及新生兒的一般護理常規。能進行正常產程的觀察,實施正確護理措施。能正確描繪產程圖。能獨立完成順產接生的物品準備及配合順產接生,明確接生手法及正常新生兒臍部處理。
3.3 第三階段(第9-12周):在不斷鞏固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加強產科急危重癥處理流程的培訓,熟練識別各產程中的異常情況及初步處理,了解配合本科搶救的知識及技能。遇到突發事件或投訴時,能懂得尋求幫助與匯報。最后一周由護士長和帶教老師安排理論知識與操作技能的考核。
4 效果
通過近兩年制定嚴格的帶教計劃,使3名新助產士樹立堅定的愛崗敬業信念,對處理產程、接生、新生兒窒息搶救、新生兒護理等方面都有了顯著提高。現在這三名助產士已成為產房的主力軍。
5. 討論
5.1 助產專業的現狀
我國助產服務仍以產科醫生為主導,助產學仍從屬于護理專業,既非獨立科學,也無專業體系,和國際水平相去甚遠。在衛生部頒發的《2005-2010年中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綱要》中強調,要“建立和發展臨床專業護士”,正式提出了助產專業區別于護理專業,突出了助產專業的專業發展方向和地位。這就對助產士要從生理、心理、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保護和促進母嬰身心健康,在妊娠期、分娩期、產褥期照顧婦女生育方面的各種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現有助產人數遠不能達到國際衛生組織規定的產婦與助產士之比。
5.2 助產士階段式培養的優勢
可引導新助產士逐步進入職業角色,主動學習,主動思考,主動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循序漸進的進行工作。如果在她們剛進入產房時能得到良好的職業指引、規范的專業培訓和和嚴格的技術指導將使她們一生受益無窮。通過對帶教老師制定嚴格的帶教考核方案進一步加強了帶教老師身上的責任和義務,也加速了助產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
可以說,在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志愿者們無愧于“北京最好的名片”,一群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用熱情、真誠的服務,向世界展示了朝氣和自信的青春中國。現在,隨著奧運會和殘奧會落下帷幕,志愿者們也都陸續回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而如果想延續這種志愿服務的精神,顯然除了一紙倡議書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七年前,在志愿服務上清華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2001年北京舉辦第二十一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時候,清華游泳館是大運會的比賽場館,那時候在校內就曾掀起過志愿服務的熱潮。不過在大運會結束以后,雖然學校也倡導大家把志愿服務的熱情帶到平時生活中,但由于缺少了大型比賽的氛圍和相關的配套激勵措施,此后的志愿服務和大運會期間的熱火朝天相比黯淡了不少。
其實志愿服務本來就是個舶來品,登陸中國的時間并不長,雖然通過奧運會和殘奧會在北京掀起了一場志愿服務的,但這只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例子,奧運會百年一遇的重大性和參與其中給志愿者帶來的榮譽感都是一般活動無法比擬的,認為通過一次奧運會就可以普及志愿服務顯然有些過于樂觀了。志愿服務的拓展與延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在后奧運時代,我們需要的是建立完善和健全的志愿服務制度。
首先,我們應該在符合我國現行法律的情況下,適時出臺激勵機制,鼓勵全社會開展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志愿服務活動。目前,我國已經有22個省、市制定了促進志愿服務的地方性法規,這是志愿服務制度化的一個好的開端。不可否認,我們的志愿服務政府主導的色彩比較濃厚。一方面容易造成個人和機構嚴重地依賴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管理所有的社會公共事物。當然,政府部門也需要自我職能的轉變,要把主要方向放在規范法律法規和監督執法上。例如,建立全國性的志愿者檔案和數據庫,建立志愿服務的確認和登記機制等,使志愿服務能成為社會公認的個人工作閱歷和個人社會貢獻的評價內容之一。
其次,應該大力加強志愿宣傳,在社會上樹立尊重志愿服務,崇尚志愿服務的風氣。雖然在奧運會和殘奧會中志愿者給世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背后他們還是承擔了很多的痛苦和辛酸,一些工作人員管理的不人性化和對志愿者工作的不理解都挫傷了志愿者的服務熱情,試想,如果以后這樣的情況依舊,很難保證志愿者隊伍不會慢慢流失。
關鍵詞 社會認同;集體自尊;群際偏見;威脅情景
分類號 B842.1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12.002
1 引言
群際偏見(inter-group prejudice)是導致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當今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處理好市民與農民工的群際關系、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亟需關注的問題。所謂群際偏見是指“人們基于非客觀、非真實的認識而對外群體產生的消極態度和情緒指向”,它是群際關系常見的結果(Hewstone, 2003)。許多研究者認為群際偏見與社會認同密切相關(Abrams & Hogg, 1988; Brewer & Miller, 1996; Giannakakis & Fritsche, 2011; Jackson, 2002; Pfeifer & Ruble 2007; Xin, Xin, & Lin, 2016),社會認同是群際偏見產生的重要心理基礎(Leonardelli & Brewer, 2001; Porter, Rheinschmidt-Same, & Richeson, 2016; Spears, Doosje, & Ellemers, 2009)。因此,解釋群際偏見產生機制的邏輯起點來自于個體的社會認同。
群際偏見的產生以個體對內群體的社會認同為基礎。Tajfel, Billig, Bundy和Flament(1971)通過運用最簡群體實驗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驗證了群體間偏見的最小條件是對群體成員身份的意識。當人們對某一社會群體產生認同,就會產生內群體與外群體的概念,隨之而來的就會產生群際沖突和偏見(Al Ramiah, Hewstone, & Schmid, 2011)。Turner和Crisp(201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內群體的認同與群際偏見之間存在相關,較高的內群體認同的被試表現出更高的群際偏見。
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 Turner, 1986)認為“個體力求維持或提升他們的自尊”。個體為了滿足提高內群體地位和自尊的需要,往往會對外群體產生偏見。此后,研究者們從社會認同視角探討了群際偏見和自尊的關系(黨健寧, 2015; Hogg, Turner, Nascimento-Schulze, & Spriggs, 1986; Mullin & Hogg, 1998)。但是,早期研究者們采用的自尊測量多數為個體自尊量表,探討的是群際關系與個體自尊水平之間的關系。最近的研究則認為,對群際偏見最好的預測來源于個體的集體自尊水平。集體自尊能更好地預測群際態度(Crocker & Luhtanen, 1990; Hunter, Banks, O-Brien, Kafka, Hayhurst, Jephson, et al., 2011)。一些研究者認為個體的集體自尊水平在社會認同與群際關系之間起到一定的作用。Branscombe和Wann(1994)通過對其社會認同、集體自尊和外群體貶損的測量,得出受到外群體威脅的情況下,當個體對某一群體產生認同時,集體自尊水平對外群體貶損有顯著的預測作用。此外,一些研究者提出威脅情景而非自尊水平才是影響群際偏見和歧視更合理的因素(Effron & Knowles, 2015; Long & Spears, 1998),自尊受到威脅會增強對外群體成員的歧視(Fein & Spencer, 1997)。但是,對威脅情景的考慮是目前研究社會認同與群際偏見的關系時所缺乏的關鍵因素。因此,在研究社會認同、集體自尊以及群際偏見的關系時,加入威脅情景變量,有一定的研究意義和價值。
積極的社會認同來自于積極的社會比較,這正是個體為了滿足獲得積極自尊的需要(張瑩瑞,佐斌,2006)。人們為了實現或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以此來滿足高自尊需求,而積極的社會認同是來自于內群體與外群體之間有利的比較,在這個過程中就會產生對外群體的歧視或偏見。Abrams和Hogg(1988)提出,人們有獲得積極自尊的需要,當自尊受到威脅的時候,人們就會對外群體產生偏見。Crocker和Luhtanen(1990)通過使用最簡群體范式,測量被試的個性特質與集體自尊,得出集體自尊是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的重要變量。Amiot和Hornsey(2010)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大學生為被試,通過實證研究得出,集體自尊能夠預測群際偏見,相比低集體自尊組的被試,高集體自尊組表現出更多的群際偏見。Roth和Steffens(2014)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內隱群際偏見與個體的自尊以及身份認同相關。Hunter, Banks, O-Brien, Kafka, Hayhurst和Jephson等人(2011)研究發現,剝奪外群體資源的被試表現出更高的集體自尊。因此,可以假設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應該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當個體的集體自尊受到來自外群體的威脅時,人們通常會通過對外群體的偏見和貶損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會認同和集體自尊。多數研究發現,威脅情景對社會認同、集體自尊和群際偏見產生影響。Amiot和Hornsey(2010)以加拿大的大學生為被試,發現當受到外群體的威脅或批評時,被試會表現出更高的群際偏見,與控制組相比,高威脅情景組表現出更高的群際偏見。Dimofte, Goodstein和Brumbaugh (2014)以消費者為被試,從社會認同視角研究了社會認同與集體自尊的關系,證實了當集體自尊受到威脅時,社會認同會改變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
目前關于社會認同與群際關系的研究逐漸顯示出多樣化的趨勢,在群體關系上分為三種表現,群際態度、群際行為和群際認知,主要研究包括群際偏見、群際沖突、群際攻擊性、群際威脅、群際歸因、群際信任等等。同時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學者們也提出了緩解群際關系的一系列措施,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但是,目前很少研究者把集體自尊作為第三變量,來分析身份認同與群際偏見的關系,而且國內對于威脅情景在身份認同、集體自尊和群際偏見之間關系的干預作用也處于起步階段。本研究以社會認同理論為依據,以新生代農民工為被試,采用問卷調查和情景干預相結合的方法,首先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社會認同、集體自尊和群際偏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然后通過創設威脅情景,研究威脅情景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和集體自尊以及群際偏見的影響。
2 研究一: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關系
2.1 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從哈爾濱與沈陽兩個城市隨機抽取340名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問卷調查,新生代農民工被試入選標準為:1980年以后出生,年齡在16周歲以上,具有農村戶口,并在1990年以后進城務工或經商的農民工。剔除漏答或多選導致問卷數據無效的被試,最終獲得312名有效被試(男性215人,女性97人),被試年齡在19~32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4.3。其中,被試的受教育水平以初高中為主(78.4%),被試所從事職業包括建筑業、服務業、餐飲業和制造業等。
2.2 研究工具
2.2.1 社會認同量表
社會認同量表用16個題目的群體認同量表(Roccas, Sagiv, Schwartz, Halevy, & Eidelson, 2008),包含四個維度:群體重要性、承諾、優越感和尊重,每個維度4道題,均采用7級評分,共計112分。分數越高,則表明社會認同程度越高。根據本次研究內容和目的,對原量表的部分表述進行了適應性調整(把“this group” 改為“農民工群體”),調整之后的問卷整體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0。四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9,0.84,0.82和0.88。
2.2.2 集體自尊量表
集體自尊采用Luhtanen和Crocker(1992)編制的《集體自尊量表》進行測量,該量表包含16個條目,采用7級評分,分為四個維度:成員身份自尊、內在集體自尊、公共集體自尊和認同性自尊。量表信度為0.88,本研究集體自尊問卷的整體一致性系數為0.87,四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58,0.84,0.82和0.60。
2.2.3 對城市人偏見問卷
群際偏見采用12個題目的群際偏見問卷測量(Ekehammar, Akrami, & Araya, 2003),問卷采用9點計分,其中反向計分題目6道,正向計分題目6道,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群際偏見越大。將其測試程序按照本研究的主題及研究對象進行文字調整之后,以測試農民工對城市人所持外顯偏見的程度。例如:大多數城市人對我們是有敵意的(1:根本不是――9:完全是)。調整之后的信度系數為0.84。
2.3 問卷實測
本研究以單位進行問卷調查為主,同時,在問卷調查階段也有部分被試是個別調查施測的。但指導語和受測環境一致,均在較為安靜的房間填寫。
2.4 研究結果
2.4.1 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的相關分析
通過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得分的均分為80.47,總的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工群體的認同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集體自尊總分的均分為84.69,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群際偏見得分的均分為62.58,處于中等水平。
由表1可以看出,社會認同總分與集體自尊總分之間呈顯著正相關(r=0.31,p
2.4.2 集體自尊的中介作用分析
鑒于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之間的顯著相關,為了進一步的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本研究將集體自尊作為中介變量,探討集體自尊是否在社會認同和群際偏見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
采用因果步驟法進行中介效應分析(溫忠麟,張雷,侯杰泰,劉紅云,2004)。根據表3所呈現的結果可以看出(所有結果都是標準化解),社會認同對群際偏見的回歸系數顯著(c=0.35, t=6.62, p
3 研究二:威脅情景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集體自尊、群際偏見的影響
3.1 研究對象
在研究一的基礎上抽取社會認同得分在后27%的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被試,共80人。采用隨機分組方式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其中實驗組40人,(男性26人,女性14人),平均年齡為25.1;對照組40人(男性27人,女性13人),平均年齡為24.2。
3.2 研究工具
威脅情景創設材料
隨機選取兩段時長為3分鐘的有關農民工被打的新聞報道,并用Excel繪制一個關于城市人對農民工消極評定的統計圖表作為威脅情景材料。為了檢驗威脅情景的啟動效應,隨機選取沈陽市30名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被試,且近期沒有參與類似實驗調查,視力、聽力均正常。向被試呈現威脅情景材料,并通過問卷調查評估被試對材料的的感受,問卷主要包括“看完視頻和統計圖表后,您的心情是?”和“您覺得材料中城市人對農民工群體的言行是否應該受到譴責?”兩道題目。題目采用從1~7級評分,對題目得分進行相加,取其平均值。對于統計圖表,被試在統一指導語下進行答題,被試對統計圖表理解較為清楚。通過統計分析得出,威脅情景材料能夠激起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人群體的不滿和憤怒感(M=6.52,SD=0.88),在完成實驗后,告知被試統計圖表的虛假性,以及視頻的片面性,從而消除其負面情緒。
社會認同量表、集體自尊量表以及對城市人偏見問卷和研究一相同。
3.3 實驗程序
通過統計分析,抽取社會認同得分在后27%的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新一輪的被試,共80人。采用隨機分組方式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采用單因素的方差分析,并把性別、受教育水平和從事職業作為協變量,對兩組被試進行同質性檢驗,社會認同(F(1,78)=1.52,p=0.22)、集體自尊(F(1,78)=0.17,p=0.68)與群際偏見(F(1,78)=0.08,p=0.77)得分不存在顯著差異,即兩組被試具有同質性。其次,一周后(避免練習效應)隨機把實驗組和對照組分配到兩個相似的房間,實驗組觀看農民工被打的新聞報道和消極評定統計圖,對照組則不參與視頻的觀看。最后,再次對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問卷的測量。完成測試后,告知實驗組被試威脅情景材料是根據研究需要選取的,并不具有普適性,且統計圖表是虛假的。
3.4 研究結果
3.4.1 社會認同在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比較
根據被試在社會認同問卷上的得分,威脅情景下的實驗組(M=86.38, SD=6.61),無威脅情景下對照組(M=50.40, SD=8.80),兩組被試的社會認同得分存在顯著差異(t=20.65, p
3.4.2 集體自尊在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比較
根據被試在集體自尊問卷上的得分,威脅情景下的實驗組(M=85.30, SD=9.24),無威脅情景下的對照組(M=53.90, SD=10.42),兩組被試的集體自尊得分存在顯著差異(t=14.25, p
3. 4.3 群際偏見在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比較
根據被試在群際偏見問卷上的得分,威脅情景下的實驗組(M=78.27, SD=9. 47),無威脅情景下的對照組(M=49.08, SD=7. 28),兩組被試的群際偏見得分存在顯著差異(t=15.46, p
4 討論
本研究立足于社會認同理論,分析了社會認同、集體自尊以及群際偏見三者之間的關系,并從有無威脅情景的對比下,研究了威脅情景對社會認同、集體自尊、群際偏見的影響。
4. 1 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之間關系
從研究一的研究結果可以得到,社會認同與群際偏見存在顯著正相關,這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Pfeifer & Ruble 2007; Xin, Xin, & Lin, 2016)。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該研究結論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Amiot & Hornsey,2010;Hunter, Banks, O-Brien, Kafka, Hayhurst, Jephson, et al., 2011)。此外,本研究證實了社會認同與集體自尊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集體自尊在社會認同與群際偏見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對內群體的社會認同程度會影響其對外群體的偏見,對內群體的社會認同程度越高,其對外群體的偏見就會越高;新生代農民工的集體自尊水平越高,相應的群際偏見程度也會越高。這一研究結果對降低新生代農民工群際偏見的啟示為: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水平,降低對城市人的偏見,首要任務是降低其本身的農民工社會認同,并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產生對城市人群體的認同,只有順利實現心理的市民化,才能緩解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人的偏見,提高其本身真正的市民化水平。此外,讓新生代農民工了解到其所面臨的現實處境,通過學習和再教育,在改變其對農民工群體的認同的同時,降低其對農民工群體的集體自尊水平,加快其對市民的認同程度,從而降低群際偏見和沖突。
4.2 威脅情景對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的影響
研究二的研究結果表明,威脅情景會對被試的社會認同、集體自尊以及群際偏見產生影響。與無威脅情景相比,社會認同、集體自尊以及群際偏見的得分均得到顯著提高。國外一些關于種族群體關系的研究也證實了威脅情景下被試的社會認同與群際偏見提高的結論(Pfeifer & Ruble 2007; Xin, Xin, & Lin, 2016)。但是由于研究群體和文化背景等的差異,在對威脅情景下的集體自尊研究,結論卻沒有統一的定論(Branscombe & Wann, 1994; Branscombe, Spears, Ellemers, & Doosje, 2002)。
通過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與無威脅情景相比,威脅情景的創設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程度、集體自尊水平以及群際偏見程度都得到了顯著的提高。這說明威脅情景激發了新生代農民工內心對城市人群體的排斥,更加堅定了對自己所屬群體的定位和認同。因此,要想降低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際偏見,不能通過威脅和強迫的手段,而是要處理好城市人與農民工之間的關系。通過農民工與城市人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使新生代農民工順利實現市民化,逐漸降低其對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增強城市的融入感,從而改善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人之間的關系,降低群際偏見。
4.3 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存在一些需要改進之處:首先,本研究的取樣僅在哈爾濱和沈陽兩個地方進行,這可能對研究結果的普適性有一定的影響;其次,對于社會認同和集體自尊的測量僅通過問卷展開調查,單從外顯層面進行調查,缺乏從內隱層面考慮其對群際偏見的影響;最后,對于威脅情景下的研究結論,是否是由于改變社會認同、集體自尊、群際偏見三者之中的一個變量而導致了另外一個變量的改變,本研究沒有進行查證。以上問題仍需后續的調查研究加以證實。
5 結論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集體自尊與群際偏見之間存在顯著的兩兩正相關。集體自尊在社會認同與群際偏見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社會認同對群際偏見的影響中有部分作用是通過集體自尊實現的。威脅情景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程度、集體自尊水平和對城市人群體的偏見程度均得到了顯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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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習這段時間里,我學到了很多在學校里兩三年都學不到的東西,接觸到了從沒接觸的領域,見識了從未見識的人,也認識到了自己很多不足,感覺受益匪淺。我的工作總結以及自己的心得體會主要有下面一些:
第一:心態——累與不累都是自己的想法。剛開始實習的時候,尤其是第一個星期,師傅教我的時候,什么都得干,做筷子,做醬料,做早,加冰,帶位,點單,送杯,傳菜,收桌,做單以及最后的整理,通通都要做,而且當時所有人都會盯著你,回到宿舍還腰酸背痛的,身體累心也累。心底里不想干,干什么都累。可是過了這一個月,什么都熟了,別人也不會老看著你了,而且也干順手了,心里也就沒感覺了。其實干的數量上跟以前差不多,就是順手了干的也快了就不會累了,所以累與不累都是個人心態問題。只要心態好了,就會發現其中的樂趣,也沒有人會特意針對你。在工作中,作為新人,更需要通過多做事情來積累經驗,特別是現在實習工作并不像正式員工那樣有明確的工作范圍,哪里有需要就得去哪里,如果工作態度不夠積極,就可能沒有事情做,其他員工也不會滿意,所以平時就更需要主動爭取多做事,這樣才能多積累多提高,也能給大家一個好印象。
第二:學習——學與不學都是自己說了算。工作后不再像在學校里學習那樣,有老師,有作業,有考試,而是一切要自己主動去學去做。只要你想學習,學習的機會還是很多的。老員工們會給你經驗讓你少走彎路,在店里如果自己不主動學沒有人會主動教你,剛開始我把所有的基本東西都學會了的時候,基本的做早,整桌,傳菜都會了的時候,他們就不教我了,剛開始還挺滿足的,到最后覺得學的真的太少了。于是,在他們打單的時候我就仔細的看他們怎么打,出現情況怎么辦,打折怎么處理,換菜怎么辦,退菜怎么辦,刷卡visanets怎么換,最后怎樣算錢做單整理,以及把錢投進銀行。這些都需要自己去學,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樣大家看你愛學也會樂意教你。其實,學的東西越多,你的工作就越輕松,才會脫離完全的體力勞動。
第三:合理利用員工關系。剛進店里實習的時候,什么人都不認識,可是首先交流的還是跟他們。只要大家關系好了工作時就會得心應手了。還有每到元旦或過年的時候老板都會請所有店里的員工出去吃飯,而且為調動大家的情緒,促進關系融洽,在吃飯的時候老板最活躍了。而且華人年的時候,老板都會帶大家去吃火鍋,而后還會發紅包。雖然不多可是這些都使員工做工更有動力了。而且也要充分利用兼職,只有這樣在忙的時候他們才會隨叫隨到,吃飯人少的時候就減少了員工支出。而且只需要簡單的方法,把他們當成一部分就可以了。最后就是充分利用了實習生,投資少見效大而且影響也大。
總之我覺得實習對店里而言,可以讓他們降低成本,大范圍的選擇人才,培養和發現真正符合用人單位要求的人才,亦可以作為用人單位的公關手段,讓更多的社會成員(如實習生)了解用人單位的文化和理念,從而增強社會對該組織的認同感并贏得聲譽。對學生而言,實習可以使每一個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得到鍛煉,嘗試不同的工作并接觸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學會與他們交流,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發現自己真實的潛力和興趣,以奠定良好的事業基礎,也為自我成長豐富了閱歷。作為學生面對的無非是同學、老師、家長,而工作后就要面對更為復雜的關系。無論是領導、同事還是接待客戶,都要做到妥善處理,要多溝通,并要設身處地從各個角度換位思考,在店里尤其要站在顧客和老板的角度上,服務要好而且要以店里的利益為主而不是只是考慮自己的事。
暑假,經過朋友介紹,我來到本地中國郵政局進行實踐學習。以下是我的實踐心得體會。
在郵局實踐的半個多月期間,我學到了許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拓寬了知識面,也學到了很多的社會實踐經驗,受益匪淺。同時也對中國郵政這個百年國企有了自己的認識和看法。
原本以為郵政局是一個很簡單的單位,只是在前臺辦理一些儲蓄業務,但真正融入到這個單位當中,你會發現它是很復雜的。主要包括一下幾個部門:營業前臺、郵政通信營業廳、儲蓄前臺、計劃財務科、函件局、報刊局、集郵公司和速遞物流公司。
在這二十多天中,我主要實踐部門是在營業前臺、函件、報刊局這三個部門。
函件是中國郵政的基礎也是核心業務,直接關系到整個郵政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我的工作就是把送來的信件,報刊,快遞按地區分配好并加以記錄,再把信息輸入到計算機中。這些工作是枯燥無味的,但必須得細心,如果記錯了地址那會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在發信件之前,我們都會核對很多遍。
在營業前臺的實踐工作中,我認為還是蠻有趣的。在此,我學會了什么叫做服務,比如在語言表達上和肢體表達上。當有用戶走進營業廳離柜臺一米時,要立刻起立并面帶微笑說:“您好!請問您辦什么業務?”在辦理業務過程中,有一些語言是不能說的,像“為什么”、“什么事”、“快點,后面還有好多人等著呢”,也不可以態度冷談,對用戶不理不睬。如果用戶要辦理非本臺業務時,要說“對不起,請您到號柜臺辦理。”而不能說“這不能辦”或“該找誰找誰去”等等一系列的話。
我們當地支局雖然不能像市區一些大郵局那樣投入大量資金改善環境,但我們可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使自身更加完善。沒有專用的提示牌,可以自己動手制作,沒有專門得保潔人員,我們可以早到十分鐘來打掃,顧客搬動費力的郵件我們可以提供幫助。點點滴滴,其實都是為了能讓顧客在一個干凈整潔舒適的環境下辦理業務,更好的為顧客服務,“用戶是親人”不是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而是放在心里的一份真情。我想這些服務之道,對我在以后的學習工作中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2
在本學期暑假中,我們進行了一次以"北京市衛生和環境狀況"為主題的社會實踐。通過這次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走訪了相關的單位和部門,搜集到了我們自己認為較為真實的資料。這不僅僅對于社會實踐活動有一定的幫助,對于我們自己來說也是收益非淺。這次活動之中,雖然我們竭盡全力的搜集我們所能找的的資料,但是對于這次的活動也僅僅是讓我們基本滿意。這次社會實踐活動的小組成員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學組成,當然人員是很有限的,也就對我們的社會實踐調查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所調查的一些資料基本上僅限于我們的居住地,延慶縣和海淀區和豐臺區,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們的數據和資料是親力親為的相信可以彌補這些缺陷的。本次社會調查實踐活動內容主要有三項內容:
一北京市衛生建設調查
二公民綜合衛生素質調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在這三大項的調查工作中,我們竭盡全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難,當然也就克服了不少的困難,讓我們收益非淺。
一在北京市衛生建設調查中,為了了解北京市近五年來的衛生發展狀況,我和劉宇慧同學相繼走訪了北京市延慶縣石合營社區居委會,和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政府盧溝橋街道辦事處,及一些餐廳,如新城服務樓。天外天烤鴨店等一些相關的單位和社區。通過這些單位和社區的走訪,我們已經調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狀況,城區除四害,及愛國衛生運動的實施狀況,餐飲業的衛生狀況。在這一項調查工作中還是比較順利的,基本上我和劉宇慧同學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說情況都能順利的了解我們所需要的情況,我想也是因為我們選擇的單位大多數均為我們所熟悉的吧。在《國家衛生城市標準》實施具體實施情況的調查中,我走訪了海淀區衛生局了解情況,但在調查初步就被相關人員以"這一情況歸環衛局管"的理由拒絕了我的調查,因為只有一份介紹信,當我再去環衛局時又被以證件不符合標準的理由沒能進行調查,而且態度很不好,讓我十分反感。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區的居委會搜集了這方面的一些資料匯總了一份調查報告。除此之外,這一項工作的調查都是我們這幾年的所見所聞所感,如此而已。
二公民綜合衛生素質調查中,主要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向城市居民發放《綜合衛生素質調查表》,發放調查表對象主要是以我們熟悉的地區為主,比如說我的調查表主要發放在所居住的青塔小區及附近的研究所單位里的人員所填寫的,而劉宇慧同學的調查表主要是以她高中的同學及父母的單位的人為主,這樣做的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們所發放的調查表都可以收來,但是這樣做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人員集中,不能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我和劉宇慧同學也在不熟悉的人群中間發放調查表,以求我們的數據更準確,更具有代表性。但是所能收回來的調查表是有限的,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配合我們的工作。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我所調查的難度,但是我們還是竭盡全力的收回了我們所能收回的調查表,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更好的完成這一項工作。
三在北京市防疫工作的調查中,主要包括非典時期城市防疫工作,及其他疾病的防疫工作。在非點時期城市防疫工作的調查中,我們走訪了相關的社區,了解了社區居委會在非點時期的為防疫工作所做的努力,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社區防疫工作人員是相當辛苦的,他們所做的工作為抗擊非點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正是因為有了這么多的社區工作人員,才減少了非點在社區的傳播。另外我們還走訪了總參第六十一研究所,了解基層單位在抗擊非點所起的重要作用,關于學校我們調查的是北京市育英中學,我們看到了老師不僅僅是傳道,受業,解惑,他們在抗擊非點的過程中,盡力保護學生不受非點病毒的侵襲所做的努力是讓人感動的。我想這次實踐調查活動中最為困難的可能就是海淀區防疫站和海淀區環保局的走訪了,因為這一環節我們碰了不少的釘子,對于我的走訪他們表示了不十分的歡迎,于是加大了我們工作的難度,雖然是這樣的情況,但是我們仍然盡力搜索所需要的資料,真是十分的不易。我想這就是我們在這次實踐過程中的經歷,雖然很是普通,尋常和一般,但是我們卻是在認真的去做,竭盡全力的去調查去走訪,也許結果會不那么讓我們自己滿意,但是我們相信這一調查的經歷卻讓我們難忘,讓我們收益非淺。
3
第二次來到廣州中院了,但感覺跟以前的很不同。
首先,可能是剛剛學完刑事訴訟法的緣故吧,接觸到刑庭的卷宗文件的時候有一種“親切感”,不如上年在執行庭面對文件的一臉茫然。因為已經是大二的學生了,很多訴訟的程序也都比較熟悉,到哪一步應該做什么也算是心里有數。這樣的感覺特別好,覺得自己學到的知識在實踐中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方面也在檢測我這個學期的刑訴法和以前的刑法學的效果如何。不過說來真有點慚愧。那一次把中級法院的受案范圍和指定辯護人的情況混淆了就暴露出我對刑訴法法條的熟悉程度還不夠。中院的受案范圍其中一點是“可能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而指定辯護的情況只是“可能判處死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有權利,并不包括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由于我的誤解,差一點將一件案子中那可能判無期的犯罪嫌疑人的指定辯護函發到廣州市法律援助處去,幸虧發現得早,并得到書記員的提醒。
第二,今年接觸司法文書的機會明顯比去年要多,而且由于不再是表面的感性認識,我逐漸了解到各種文書的用途性質和填寫步驟。法院工作的最大特點是按部就班,每一項操作都需要依據并留底歸檔。這就產生了大量的司法文書,稍有差漏就必須重做或艱難地復查改正。要知道,文件是清一色的白紙黑字,大小質量也都完全相同,除了逐份查看,并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盡快找出想要的資料。一件稍復雜的案件就有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案件的原始材料還比較好辦,因為可以對著正卷和副卷的目錄表分揀整理。整理好兩大沓就可以裝訂成冊了。最麻煩的是后續的執行過程的變化,例如罪犯接受教育后悔改表現好,就可能得到減刑或假釋。本著改造為目的,懲罰為手段的宗旨,公安局每次都有大批的減刑假釋申請書提請中院批準。大批的這類情況關乎到服刑人員的人身自由這個基本的人權,中院在審批時候當然不能有一點的松懈。由一次減刑產生的文書就多達四五份,申請書、裁定書或決定書、宣判筆錄等,在看守所要經過看守人員、駐所檢察員的簽字,然后送報公安局有局長決定是否批準,送上法院后要請經辦人和審判長簽名,經過重重審核才可以得到最后結論。結論有了就必須盡快到看守所在服刑人員前宣判。該放人的要求看守所辦好相應的出監程序至完成,才算是完成了這一項工作。程序的嚴謹和細致化體現了保障罪犯人身權利的重要性,但也同時考驗著每一位司法工作者要有緊迫的時間觀念,特別是刑事案件的經辦人員,要把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羈押時間列明并記下,因為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僅次于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利,在牢房的一天也不遠不能用在監外的一天來衡量。盡管在整理和書寫同一樣的大量減刑假釋文件的時候顯得很枯燥乏味,在計算他們的已服刑期和剩余刑期的時候頭腦會很機械并容易出錯,但是可知道他們的希望就緊緊地被經辦人員手中快速的敲打鍵盤中捏著,就如生命垂于一線的感覺。當我的工作有所松懈的時候,我就會這樣提醒自己,計算刑期一定要多留點心眼,否則,正義和公平就會在這不經意的一剎那間被抹煞。這只是一個例子用以說明法院程序的嚴謹和細致。為了提高辦案結案的效率,往往是批量處理。即同類型的司法文書在同類案件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一起出具,流水作業。這種定勢思維的工作方式確實可以快速不少,且差錯率也會適當降低。但這也并不是萬能的。根據我的經驗,這考驗著我的耐性和條理性。面對一大疊類似的文書需要填寫打印,一是要“冷靜沉著”有積極的工作態度,熱情能使促使事半功倍,收效較佳。二是就是細心,不放過任何要填寫的地方,因為模板中的字眼有時候會因為具體案件的變化而變得不適用的,這就要修改。以為模板萬能的心態不要得。萬一寫錯了雖然可作后期的改寫和補救,但若該文書是送達給當事人,改寫就未免有損法院的權威和尊嚴,嚴重的可能惹來笑話。法律在每個人心目中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法院出具的文書又豈能馬馬虎虎呢?司法機關這個社會的安全閥、權利救濟的最后防線的作用又怎么最好地發揮呢?對法律文書的斟酌對較就是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的負責、更是對全社會的安定和繁榮打下一支強心針。三是就是要有條理,思路清晰。因為每個人同時處理的不可能只是一兩單案件,往往達數十數二十件。每一件案子去到哪一個階段,哪些文件未處理好,哪些即將到審理期限,哪些需要延長審期……都需要十分清楚,不能有混淆或模糊。再者刑事案件的審結期限只有一個月,開庭、宣判的時間都十分緊迫,這就要求刑事案件的法官們具有更大的魄力并能果斷,還雙方當事人一個公道,而不能久拖不決。
第三,去年在執行庭的時候到外面跟法官們出差的機會比較多,令我感受到法院執行工作的艱難以及對法官們處理當事人糾紛矛盾的實際能力要求之高。面對有能力支付卻無賴的被執行人應如何采取強硬的措施執行,面對狡猾轉移財產的當事人怎樣查出他們財產的真正去向并與他們在語言的交談中斗智斗勇等等,都需要極強的應變能力和處事技巧。因為從“達官貴人”到“三教九流”各種類型的人都具有不同的特點,抓住他們的特點并加以利用,因地因時制宜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今年在刑一庭可大不一樣。刑一庭處理的主要是暴力案件,其中以故意傷害、殺人,以及搶劫和販毒的居多。可謂是人們心目中最“十惡不赦”的“罪人”。他們的人身危險性確實是比較高的。這幾個星期里我跟著法官跑過廣州的很多間看守所。深入牢房區,面對面地接觸過一些犯罪嫌疑人和短期刑的罪犯。看守所環境依地點的不同也大有差異,其中可能跟該區政府的財政和監所建成的時間有關系,但我竊認為這樣是對在押人員的不公平對待。(涉嫌)犯了同樣的罪行,就因為“選擇”犯案的地點不同,就會被關押在衛生和勞動環境相差十分之大的看倉。就那全廣州市牢房環境幾乎最差的白云區看守所為例,據我了解那里在整個走廊上也充滿了刺鼻的臭氣,倉內的空氣更是溷濁不堪。但這里卻是困有最多在押人員的地方。而番禺區看守所的衛生和伙食情況就明顯改善,且每個倉內還有獨立的陽臺。這樣空氣的流通和在倉內人員的精神面貌會提高很多。致力于改善監所的環境,有利于保障在押人員的基本生存權利,對于提高改造的效果會有積極的影響。當然由于時間先后等的原因,不可能要求所有看守所在他同一時間內都改善得一樣地好,但統一的設施和衛生標準的落實確是刻不容緩的,在押人員也是社會中的人,不能因為身份的差異而置這種差別的對待于不顧,剝奪他們的正當權利,違背法律公正平等的精神。在看守所的日子實際上也是對他們的考驗,對于那些因“疑罪”被暫時關押的人來說更是一種痛苦的煎熬。無可否認,現在的公安機關還存在著重口供,輕實物證據的情況。對犯罪嫌疑人也是多采取“關了再說”的措施,防止他們潛逃。也許這是打擊罪惡的需要,但由此也產生許多運用嚴刑逼供,“轟炸式”盤問等強迫手段獲取被告人供述的情形。在實物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如兇器上并沒有被告人的指紋,被害者的傷痕并不必然是該兇器造成的等,公安人員可能會在向檢察院提交證人證言時候避重就輕,“想法設法”連成“證據鏈”去支持對被告人的控訴。與家人和朋友的隔離,孤獨和絕望的心情滿溢,這種狀態下的人最為脆弱,他們在看倉內正焦急地等待著法院公正的判決——有罪服刑,無罪釋放,了結心頭的大事。在法院未作出判決之前,每個人都是無罪的,他們為什么又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呢?
法院的每一項工作都牽動著雙方當事人及其利害關系人的心,他們每一雙注視焦急的眼睛都注視著事態的進展。作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員,包括我這樣的實習生,都深深地感到身上肩負起的責任。面對一件案情簡單的案件要作出一個判決或者裁定也許并不難,在電腦上修改的時間可能只消十來分鐘,但我們保證的是判斷的正確,符合“內心的確信”、法律的規定。法院的責任在于重新分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它的角色是中立的,一方當事人不管是被害者還是加害人,應該承擔的需要承擔,不需要的不能強加。主觀臆斷或者有感情傾向都不是一位裁判者應該具有的。還記得看守所一位在押的婦女向我們下跪的那一幕:她等待多時的判決終于宣判了,她覺得多時的壓抑得到釋放,盡管她因故意殺人被判了死緩,但她仍然感謝我們,還說早離開不用再連累家人,對得起死者。一見到法院的人來了她就仿佛看到了救星,滔滔不絕地向我們哀求起來。每件案子的情況有不同,但當事人祈求這個社會紛爭的最終解決途徑——司法能給予他們一個合理的答案。人民群眾傾注的希望和信任都使法院的工作更神圣和莊嚴。
4
暑假期間我沒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沈陽。作為一個大學生,可我已成年,希望自己能獨立,希望通過參加社會實踐來檢驗并證明自己的能力。出身農村的我體力活沒問題,可是面對著紛繁復雜的沈陽我能否自立?我用事實證明了我自己。同時通過社會實踐我也更加了解自己的優勢與不足。
為了對自己的專業知識有更深刻的認識,我找到了沈陽德寶汽車服務有限公司人事部經理,希望能在他們的汽修車間當一個月的學徒。但是被拒絕了。而正好他們保安部缺人,于是我便成為了一個兼職保安。
作為一個兼職保安我總是以隊長的要求和指示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每天堅持在崗位上。沈陽的夏天不亞于福建,每天都是煎熬。沒當保安之前,隊長說在他們那當保安很簡單,工作也很少,挺輕松的。當時我也是這么想的。在我看來當保安就是站崗巡崗保證公司財產不受損失,人員安全,工作環境穩定罷了。其實個中滋味且讓人無奈。我只能說社會生活就是這樣,就像世上沒有不起波浪的海。
上崗的第一天我就以一個全職保安的身份要求自己,同時,我也隊長也是這樣要求我的。在門前崗站崗時,我就像起當年軍訓站軍姿時的點點滴滴,想起了那留著汗的臉頰,想起了烈日那一個個疲憊的身影。似乎感覺自己又回到了從前,每當這是我就會挺直腰桿,像一個真正的軍人一樣。此時我的耳旁還不時的回蕩著當時教官教我們站軍姿的要領,還有那些鏗鏘有力的斥責聲。烈日下,我感覺自己好似一個軍人,有種莫名的自豪感。每當到正門崗時我希望來的車多些,一是因為其他崗位太無聊了,隊長說不能玩手機不能聊天(其實基本沒人跟我聊天,面生),二是因為我覺得想交警似的指揮車輛,也能多了解一些車。在自由崗,我們的任務還是指揮車輛的停放。不同的是會更自在些。不需定點站著或坐著輪到汽車修理車間時我經常進車間轉悠,看他們修車,觀察各種品牌的車的構造,保養。以此增長自己的專業知識,提高個人的專業素養,同時讓自己有更多的實戰經驗。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其他保安的關系相互之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閑暇時我也能和他們聊一些家長里短。知道我們是大學生后他們很是驚訝,于是公司里的一些機修工人有時還主動跟我們搭訕。不過保安的生活還是很單調,有時閑得都有些空虛。
無論怎樣,我還是受益匪淺。在公司上班的這段時間我對快速理賠,劃痕定損,劃痕保險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對一些程序,事后處理方案也算略知一二。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學會了一些待人處事的道理。
這次特殊的經歷讓我了解了一個企業的如何運作,運作過程中會有什么樣的問題煩惱;讓我了解了形形的人;讓我更能體會“忍”字的價值。也為我將來如何去管理人員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我覺得這次經歷讓我的人生增加了一段很有滋味,又有價值的回憶。很可能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再當保安了,但當我老去的時候我會很開心,很有自豪的跟后人說我曾經也當過保安等各種角色。我的人生如此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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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是古人得之于實踐的名句,千百年來一直回蕩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耳際。如今,即將離開象牙塔的我,也應在一番寒徹骨之后尋得人生的梅花香。
年1月15號,我正式進入了重慶的一家廣告公司——派信(重慶)品牌策略機構。
中國的廣告業雖然已有數十年歷史,重慶的廣告業也是如火如荼,廣告公司不勝枚舉。然而,比較國外的特別是美國等有著上百年廣告歷史的國家,中國廣告業還只是剛剛起步,需要完善的方方面面還有待提高。于是,造成廣告人才供不應求,與廣告公司對新人培養的青睞,這也是我選擇廣告公司進行實踐的一個理由。
一、公司介紹及實踐工作內容
重慶派信廣告公司秉承“立足本土企業,創建一流品牌”的經營宗旨,以中國化的思維方式借鑒國外經驗,培養和發展中國的民族品牌,志在成為中國品牌的成長搖籃。重慶派信廣告公司分有客戶部、策劃部、創意部、行政部等部門。
我十分幸運的應聘進入廣告公司的生產部門——創意部,做了一名美術助理。作為一名實習的美術助理所進行的實踐工作其時也是十分有挑戰性的。因為就一個廣告公司而言創意是相當重要的,而廣告創意就象是腦海中莫名物質摸不到,看不到,甚至感覺不到,只有當無數次的突破大腦的禁錮才有可能讓廣告創意順產,很遺憾的是我在廣告公司工作的日子里,所想的創意幾乎都胎死腦中。
我更重要的工作是配合資深美術與美術指導將符合策略的創意構想用畫面表現出來。通過工作使我獲益良多,從而把課堂上的美術理論聯系到社會需要的平面或cf表現于實踐,領悟美學的真正含義。
二、社會第一步是我的面試
第一次上公司進行面試,對于經驗尚淺的我少不了緊張,焦急的情緒。我知道,要給主管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關乎到我的面試合格與否。面試那一天我并沒有很刻意為自己“涂脂抹粉”或“狠下重心”為自己買名牌衣服,而是打扮的樸素大方,潔凈整齊。因為我知道:一個人臉上的表情,要比她身上的衣裝重要多了。除了衣著方面,我更注重時間。我一向是一個守時的人。守時是我個人的一項基本原則。這次我也不例外,因為我知道,時間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珍貴的,應該是公平的。拖延時間即偷竊時間。任何的早到或者遲到都會擾亂別人的正常工作。因此我把時間控制得很好,既不早到也不遲到。這樣就為我們的談話奠定了基礎。
見到主管,我始終臉帶微笑,說話的聲音恰到好處。我為自己能在短時間內舒緩緊張的心情而感到高興。這是與我平時在學院里參加各類比賽,大膽表現自己所取得的經驗有關的。我首先介紹了自己,整個談話過程都比較暢順,氣氛也比較輕松,由于我只是實習生,而且操作比較簡單,主管并沒有刻意刁難。終于我被錄用了
三、不斷超越自我的工作過程
初次接觸工作我非常緊張,也都給了自己很大壓力。我在做每一件事之前總要對自己說:“這是你的工作,千萬別出差錯!別出洋相!”可是,常常事與愿違,因為經驗不足導致稿子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回。每到這時,我都不自覺打起退堂鼓,開始想象著也許是我不太適合這個工作,而后,又一次又一次的否定這個想法,我讓自己知道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不適合我的工作,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完成。
我本來就是學美學的,對美術絕對是專業的,于是,我開始不斷的加強廣告其他方面的知識,例如:跟策劃師了解項目的推廣策略,與廣告撰文探討受眾心理需求,向美術指導學習廣告平面的構思與表現……。終于,我可以慢慢的獨立完成一些美術稿并讓客戶滿意,更讓我感到興奮是我也能為公司創造了一定的經濟價值。
廣告美術是一項博大精深的藝術,是我在學校從未了解的學問,雖然做廣告平面不能同油畫、國畫大師那樣受萬人所仰。但是,廣告的美術是給所有人看的,而且是是一種他們能看懂的藝術!與大眾為伍,與天下同行,這才是真正的藝術。
四、同事相處讓我學會如何做人
人要在社會上立足就要靠這種或那種的關系聯系著的,曾經有項調查,其結果顯
示,健康是成年人最關心的問題,其次是——如何了解人,如何與人相處,如何使人喜歡你,如何使別人想法同你一樣。以前我會很幼稚地問;“人的成功與否關鍵在于起工作效率和能力,與別人有何干呢?”現在我體會到,如果和辦公室的同事不能好好相處,就等于把自己排斥到這個公司之外,無法投入工作,沒有一個輕松友好愉快的心情,就會嚴重降低辦事效率。
想要搞好人際關系,首先就是懂得合作和分享,即多跟別人分享看法,多聽取和接受別人的意見。這一點做到了,無疑推動了我的工作順利進行,而且還能獲得同事的接納和支持。其次就是微笑,我認為微笑可以使同事間由陌生而熟識,這樣工作也不再那么枯燥。再者,我喜歡聆聽,空閑的時候我很喜歡聆聽,聽辦公室里同事們談談生活的趣事,辦公室的趣聞,偶爾還略談公事,由于我只是個練習者,我沒有資格給她們更多的意見,于是我就選擇聆聽,她們都是專業人士,經驗比我豐富,從中我可以學到一些技巧,聽聽她們處事的方法和對待事物的態度,有時我會恰當地加點個人意見,使得我和她們的距離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