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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審美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延伸。“教育”是“審美教育”的根,“審美教育”是“教育”的枝。這兩者相輔相成,相互融合,共同構筑了杜威的教育思想體系。盡管杜威在《藝術即經驗》中沒有對審美教育進行直接論述,然而他關于審美經驗的論述直接啟迪了我們對于審美教育的思考。杜威的審美教育思想和美學理論同樣秉持實用主義精神,構建了以“實用主義”為核心的美學體系。他認為美是“涉及功利”的,日常的生活經驗便是美的萌芽,人們與周圍的環境不斷互動,不斷產生各種形式的“經驗”,這些經驗就是美的源頭,強調“實踐”和“經驗的積累”。在教育領域,他的“兒童中心論”繼承并發展了盧梭的教育觀。18世紀的盧梭在闡釋“兒童中心論”時指出:人性本善,兒童生來天性趨善,教育只有順應兒童的自然天性才能成功。杜威在繼承盧梭的“兒童中心論”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兒童的成長是不能脫離社會環境的,“受教育的個人是社會的人,而社會便是許多個人的有機結合。如果從兒童身上舍去個人的因素,我們便只剩下一個死板的、沒有生命體的群體”[4]。強調美學的實踐性和與環境的互動,這一點與他提出的“藝術即經驗”幾乎不謀而合,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這些教育學理論的誕生與杜威的美學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可以說,杜威的美學思想是蘊含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也可以說,在杜威的思想體系中,美學思想與教育思想從來都不是分開的,可以稱之為杜威的“審美教育思想”。與杜威的教育理論強調“實踐”“經驗”一樣,杜威的審美教育思想同樣崇尚由“完滿經驗的積累”而產生的藝術。由此看來杜威的審美教育思想和他的教育思想是相容并濟的,“教育”是“審美”的根基,“審美”是在“教育”基礎上的延伸。
二、杜威審美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強調
“日常生活審美化”是當今世界審美領域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命題最早是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社會學與傳播學教授邁克•費瑟斯通(M.Featherstong)提出來的。他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正在消弭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距離,在把“生活轉換成藝術”的同時也把“藝術轉換成生活”。在這種審美思潮的影響下,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具有審美的特征,周圍的一切都可以成為藝術品,一切都可以成為審美對象。杜威美學思想強調了日常審美的重要性。《藝術即經驗》一書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杜威認為審美經驗源于日常生活的經驗,是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提煉與升華。在他看來,日常生活經驗與審美經驗之間沒有實質上的區別,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將藝術融入生活,由生活產生藝術,藝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一理論的誕生打破了藝術與生活之間的森嚴壁壘。杜威說:“審美經驗的僅有而獨特的特征正在于沒有自我與對象的區分存乎其間,說它是審美的,正是有機體與環境相互合作構成一種經驗的程度而言的。在其中,兩者各自消失,完全結合在一起。”[5]他在《藝術即經驗》一書中為民間通俗藝術做了慷慨激昂的辯護,他的實用主義精神成為美國通俗藝術蓬勃發展的養分:一方面激發了美國民眾參與藝術的意識,并使鄉村音樂、波普藝術、拉普藝術逐漸發展為美國藝術的主流;另一方面打破了嚴肅的美學家把藝術作品放進音樂廳、博物館的慣例。可以說,美國全民素質的提高與通俗藝術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通俗藝術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與杜威的實用主義美學又有著不容置疑的關聯。
(二)對生活與藝術界限的突破
在《藝術即經驗》一書中,杜威強調美的藝術和實用藝術之間的連續性,審美涉及功利,他突破藝術與日常生活的壁壘,提出了“日常生活審美論”,強調了日常生活與藝術界限的突破與新的融合。他所論述的經驗,既包括人的情感,也包括具體的客觀事物,生活中的實踐過程、實踐對象,等等。他說:“在任何時刻,活的生物都面臨來自周圍環境的危險,同時在任何時刻,它又必須從周圍環境中吸取某物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一個生命體的經歷與宿命就注定是要與其周圍的環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內在的方式作交換。”在杜威看來,經驗就是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活。而經驗里又孕育了藝術的種子,這粒種子是否能萌芽,完全取決于“經驗”向“一個完滿的經驗”的轉變。最初的經驗是不完整的,只有通過不同的手段,使這種經驗獲得完滿,才能擁有“一個完滿的經驗”。[4]一個審美經驗的獲得為下一個審美經驗奠定基礎。不斷地獲得審美經驗,使得人的生命不斷得到完滿,人們會因此而感到幸福和圓滿。在杜威看來,美的體驗不是要與實際目的性脫離,而是“直接而自由地對擴展與豐富生活作出貢獻”[4]。用杜威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任何實際活動,假如它們是完整的……都將具有審美性質”,“科學就是藝術,藝術就是實踐”,藝術具有改造社會、傳承人類文明、促進人性完善的審美教育功能。至此,杜威的“藝術即經驗”成功地將生活和藝術結合起來,并由此表達了杜威所倡導的人生態度———通過自身實踐和積累,不斷獲得審美經驗,使得人生充實、圓滿。
三、杜威審美教育思想的影響
(一)審美教育與素質教育的關聯
教育學意義上的“素質”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礎上通過后天環境影響和教育訓練所獲得的、內在的、相對穩定的、長期發揮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質結構,通常又稱為素養,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質、智力素質、身體素質、審美素質、勞動技能素質等”。教育部在《關于當前積極推進中小學實施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中對此作了明確解釋:“素質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質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據《教育法》規定的國家教育方針,著眼于受教育者及社會長遠發展的要求,以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養受教育者的態度、能力,促進他們在德智體等方面生動、活潑、主動地發展為基本特征的教育。”[6]通過審美教育來豐富人的感性、提升人的情感,最終實現感性和理性的協調發展,是提高全民素質的重要途徑之一。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全民素質的提高,而提高全民素質最直接的方法是開展全民素質教育。筆者認為,審美教育不僅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更多的審美機會和審美享受,也為全民素質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事實上《藝術即經驗》一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告訴人們如何通過審美化的生活提高自身素質。杜威的審美教育希望通過引導人們對美的形式進行不功利、無利害關系的欣賞,從而凈化情感,最終實現高尚、自由的人格,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
(二)通過日常生活審美化提高民眾素質
“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信息成為與物質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重要的資源,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以信息為核心價值而得到發展。”[7]各種庸俗化、快餐式的文化消費正在日漸腐蝕民眾的審美。對于這些低俗的文化產品,現代社會中竟然有許許多多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這些東西,并以此為樂,認為這就是美,這就是流行。這讓我們不禁思考:我們的審美到底怎么了?在學校教育中,學生的生活與審美被迫分離開來。學生從幼兒時期便肩負各科學習的壓力,忙完課內作業還要參加各種補習班,早已經沒有時間去滿足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更沒有精力去體驗學習的意義和美好。學習書本帶給我們的僅僅只是考試成績的提高,學習知識只是為了能夠在下次考試中考出一個好名次,“學習”這兩個字已經失去了它原本的意味。就當今學校教育來看,我們所謂的“素質教育”手段與目的是分離的,杜威在《藝術即經驗》一書中說過,“審美經驗豐富和發展才能使人幸福”。沒有圓滿的審美經驗的積累,就沒有素質和幸福之說。筆者認為,素質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價值在于讓民眾提高審美能力,獲得審美經驗,最終體驗幸福。如今看來,無論是成人還是孩子,在生命中啟蒙階段失去了積累審美經驗、體驗幸福的重要時機,這無疑影響了他們未來的發展。
(三)專注于審美本身,達到素質教育過程和目的的統一
提及素質教育和審美,在平時的生活中最直接的方法是開設藝術課。在國內許多中小學里,學生跟教師唱唱歌、畫幾筆畫,就是藝術課的全部內容。這種藝術課只重視對學生藝術技能的培養,忽略了藝術教育的最終出發點———豐富的學生審美經驗。如此持續下去,學生的思維被格式化,創造能力也必將日漸枯竭。“過程與目的相統一,要你做的事業是你想做、愿做的,這樣產生的快樂、自由,正是藝術經驗。”[4]藝術既不是高于生活的也不是生活的點綴,藝術存在于生活當中。針對當今國內素質教育過程和目的分離的現狀,筆者認為首先應該讓學生的活動目的和手段相統一,讓學生的日常經驗升華為審美經驗。當然這樣的審美經驗不能僅僅存在于藝術場所、藝術作品之中,而應該更多地出現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樣,才能達成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
(四)審美教育與素質教育的恒久性、漸進性特征
西周時期宮廷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雅樂盛行于祭祀與典禮等各種活動中。這時期的音樂高度發達,有確切文獻可考的樂器就多達70多種,此外還建立了我國最早的樂器分類法——“八音”。周平王東遷以后,雅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進而造就了我國音樂發展的第一次繁榮。但隨著中央政權的衰落和禮樂制度的崩潰,雅樂的地位逐漸衰微,新樂逐漸興盛起來,音樂由官方向民間轉變趨勢的日益明顯。例如,當時社會下層流行的地方音樂地位逐漸上升,并出現了《詩經》這樣的歌詩總集,其中的“國風”記載了北方15個地區的民歌。由于音樂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樂器、音樂理論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時涌現出了一批優秀的音樂家。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樂器更加精美,音律更為準確,誕生了箏、笛、筑等一些新的樂器。在眾多樂器當中,尤以琴的運用最為廣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師曠、師文、伯牙等。器樂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獨奏,而是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合奏,其中以編鐘和鼓為主的“鐘鼓之樂”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種。
歌唱藝術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專門進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隨著俗樂的發展,還出現了一些出色的民間歌唱家,如:韓娥、王豹、綿駒,以及歌唱教師秦青等。
音樂理論在這一時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現了最早的樂律計算方法——“三分損益法”。戰國時代的文獻也明確提出了旋宮的理論,《禮記·禮運》篇中說:“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①儒家音樂思想的代表著作《樂記》中記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貫珠。”②這一時期音樂理論取得了重大成就,對后世的音樂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教育特征
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教育處于重大的變革時期,其內容正逐步由禮樂教育轉為適應于娛樂需求的技藝傳教。從形式上看,當時的音樂教育具有官學和私學兩種。
1.官學衰退
最初的禮樂教育都屬于官學。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興起,其原因在于王權的散失,使社會上出現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學還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轉移,官學中所傳授的知識和技能逐漸向民間傳播,這在客觀上擴大了官學中音樂教育的范圍。東周以后,官學中音樂教育的內容已經隨著文化學術的轉移傳到了民間,民間有了更多的通曉官樂的人。這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周禮樂文化沒有消失,反而傳播更加廣泛。
西周可謂官學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的奴隸主貴族完全壟斷了學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戰國的官學中,禮樂教育雖仍是主要內容,但與西周的禮教相比就沒有那么系統嚴格了。隨著禮樂制度的衰落,官學中樂師、樂工的地位也在發生著改變。由他們的音樂傳習構成的那一部分音樂教育,在藝術形式方面更加豐富,其音樂技能也更加高超。這一時期的師曠是樂師的代表,師曠在琴的演奏方面有著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間流傳著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學中的音樂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發展,音樂教育產生了一些相應的改革,就連宮廷中的音樂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學的性質。樂師教授的對象不再只是貴族子弟,且樂師有的也是來自于民間,這樣官私兩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學興起
隨著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陳舊的“禮樂”制度逐漸失去了控制力。各諸侯國以強欺弱,展開了激烈的兼并戰爭。在此背景下,各國需求的是適應新形式發展的管理人才,奴隸制教育已不合時宜。新興地主階級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養出本階級的人才,所以他們要改革,私學承擔了這一方面的歷史任務。這一時期“士”成了促使私學快速發展的主力軍。他們聚徒講學,進一步擴大了私學的規模,為私學的盛行拓寬了道路。相對于官學來說,私學的音樂教育更加適合社會的發展,教學方式也更加靈活,音樂教育自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私學的興起對于音樂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使更多階層的人們有機會接受到音樂教育。在西周,官學受教的對象只是王孫貴族,而私學受教的對象則很廣泛,既有服務于宮廷中的專業樂人,又有文士階層的人員,還有一部分人是來自民間的藝人。由于私學具有專門的教學場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樣化,內容也更加豐富多彩。春秋戰國時期私學中的音樂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間存在的音樂活動,傳教的方式則是設學教徒,其目的是傳授技藝和提高文化素養。
三、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音樂教育思想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環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蓬起、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少音樂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其中對當時的音樂教育和后世音樂的發展起到深刻影響的便是兩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樂作為“六藝”中的一部分加以傳授,他認為“樂”是生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是人整體素質的體現。孔子所說的“樂”不僅僅指單純的音樂,還包括禮樂制度在內的整個國家音樂體系。所謂“樂”不僅僅指聲音的和諧,更重要的是內心的愉悅,它所強調的是個人對社會規范即“禮”的發自內心的認可,正所謂:“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在《禮記·仲尼燕居》中,從孔子提出的“興于詩,利于禮,成于樂”的教育方針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禮樂、重視禮樂的教化功能,他認為音樂應和“禮”積極配合,共同來規范人的行為。孔子禮樂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③孔子期望用禮樂的結合達到“仁”,實現他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制度。在孔子看來,音樂作為陶冶人、感染人的藝術,其內容與形式一定要統一,外在的藝術形式應服從于音樂思想內容本身。孔子評價音樂的標準是“盡善盡美”,他認為韶樂才符合這一標準,所以他極力推崇韶樂。
孔子把這些音樂思想融入到教學中去,使音樂教育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他重視“樂”,但不是為“樂”而“樂”,而是通過樂對人們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調節的作用。他認為音樂可以陶冶情操,培養人們良好的道德觀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這種音樂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樂教”的主張。他把音樂有意識地貫徹到詩、禮中去,把樂教與詩教、禮教結合起來,甚至把樂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們從他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他的這一觀點。孔子認為人們都要接受音樂教育,只有進一步實施樂教人們的修養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無類”的教育改革方針打破了貴族壟斷音樂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樂的教育,培養出了如公孫尼子這樣的音樂家。公孫尼子繼承了孔子的音樂思想,寫下了我國古代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樂記》。在這本書中公孫尼子提出,對人們進行音樂教育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欲望,而是為了教育人們“平好惡”,使人們成為統治階級所需求的人才。這一音樂思想的提出在客觀上對音樂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2.荀子的音樂教育思想
荀子是戰國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師,也是儒家學派音樂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同時兼收百家,最終形成自己的音樂思想體系。荀子的音樂理論是最系統的,其音樂思想在《樂論》中有詳細記載。荀子肯定了人們的日常音樂活動,認為音樂是人類感情所需要的,因為音樂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樂的巨大社會功能,認為音樂能夠教化人的內心,還能教化政治,從而達到“和”的目的,這一點在他的音樂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荀子主張用音樂引導人,使人的心靈變得純潔,他發現音樂能起到感動人心,陶冶性情,使社會關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視后天的禮樂道德教育,他實施音樂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移風易俗,所論教的內容也是“雅頌之聲”。在音樂教學內容上,荀子主張學習雅樂,因為“中和”為禮樂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對過與不及,“中”而“不”就是“平和”,這就是他的“中和”音樂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樣,也主張禮、樂配合治人治國。
荀子對音樂很重視,但并非一味強調娛樂,他認為推崇音樂的前提是“重己輕物”,也就是說要把個人的修養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樂所左右,否則將適得其反。他在音樂教學中所論教的內容是“雅頌之聲”,而這種以道德為核心的音樂教育思想,使當時音樂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并為后世音樂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
四、儒家音樂教育思想的當代意義
當代音樂教育在世界各國都呈現出了蓬勃發展的勢頭。音樂通過教學活動,潛移默化地向學生進行道德品質的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觀及正確的人生觀。通過對春秋戰國時期音樂教育的研究,我們發現該時期的儒家音樂教育思想對后世音樂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意識到音樂教育在全面素質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現階段,更是要“以中華文化為母語”,充分發揮音樂教育在國民素質教育中的積極作用。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音樂教育受重視不夠的問題始終存在,對于音樂教育者而言可謂是任重道遠。
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教育是與德育緊密結合的,儒家學派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功能。到了現代社會,這種以規范教育與審美教育為一體的音樂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教學實踐中,儒家的音樂教育思想強調對音樂盡善盡美的追求,注重音樂對審美能力的培養。這種教育思想對于進行音樂教學,培養學生積極向上的品質起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由此看來,春秋戰國時期儒家音樂教育思想對后世音樂教育發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導作用,我們在當代音樂教育發展中絕不能忽視古代音樂教育留給我們的文化財富。
注釋:
①孫繼南,周柱栓.中國音樂通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孫繼南,周柱栓.中國音樂通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吳曉明.淺談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音樂思想.邢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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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宋元文人畫教育思想審美傾向
文人畫又稱士人畫,簡言之,即指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所創作的畫。士人畫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蘇軾在《東坡題跋》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若乃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①先秦以來統治者把民眾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東坡根據畫家不同的社會身份,把畫分為士人畫和畫工畫,肯定士人畫,貶低畫工畫,因為畫工畫只取行狀物,側重物表,而士人畫取其意氣,別有一番氣韻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畫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詩書文之余而從事的一種雅好。文人畫在元宋逐漸成熟,形成了獨特的品格,文人畫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審美傾向。
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基本教學內容,以文字為載體的詩文成為主要的教學載體,因文字書寫而形成的書法藝術也隨之視為上等之藝,而畫與陰陽、卜、噬、工巧、造食、音聲、天文同屬伎術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輕視。如唐閻立本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識,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②韓傳云:“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③五代荊浩云:“畫者,畫也。”④宋代繪畫藝術的自律性逐漸成熟,文人抵擋不住繪畫藝術的獨特魅力,但又見于傳統觀念對繪畫的歧視,故特把文人畫與畫工畫區分開來。文人畫的出現使中國古代繪畫教育呈官方繪畫教育、民間繪畫教育、文人畫教育三重分野,三個層面各具獨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響。特別是文人畫教育思想中有著明顯的獨特的審美傾向,下文從三個方面論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畫
繪畫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狀物和教化。民間畫工重粉本師授,宮廷畫工重狀貌寫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畫單純存形狀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畫”的審美傾向。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標舉的風格。張彥遠此話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審美心理,故取之作為文人畫的理論依據。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⑤道出了畫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東坡觀王維吳道子畫壁云:“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⑥歐陽修《題盤車圖詩》:“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明確了輕畫形重畫意的主張。沈括亦曾說:“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題自畫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子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⑧他以自己的親身創作體會,揭示出文人畫重意氣不重形似的審美傾向。由此可看出,無論文人畫創作還是畫理鑒賞,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氣,這種審美傾向成為文人畫教育的重要的思想。二、氣韻非師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有“論氣韻非師”一節,曰:“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已,生動不得不至。”此言氣韻非能師授,而在乎人品才情,這就要求畫家人品胸襟的蒙養、詩書畫的才情、廣游河山的閱歷,及追求風神超邁、志趣高雅的氣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正是文人畫家重要的修養方式。文人畫家有了這種品格和胸襟才能創作出文人畫特有的氣韻格調。宋元文人畫家莫不飽學博識。如蘇軾文名蓋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學名世,操蘊高潔,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其墨竹開一代風氣。李公麟,好古博學,雅善畫,尤寫人物為精。米芾博記洽聞,詩文甚豐,任書畫學博士。趙孟堅修雅博識,善水墨白描梅蘭水仙。王庭筠當時已有三絕詩書畫之譽,這些文人畫家都有深厚的文識修養,高遠的胸襟境界,盤橫山川,游心藝林,其畫自有神韻妙境。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曰:“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生動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鄂,隨手寫出,結為山水傳神矣。”這正指出了氣韻非師思想的內涵,也是文人畫教育思想的經典概括。明人姜紹書《無言詩史》評倪瓚云:“善畫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氣韻蕭遠,識者謂云林胸次冰雪云煙,相為出沒,筆端固自勝絕,良不虛也。”文人畫品格蕭散閑遠,筆韻高簡,此正是氣韻非師,乃個人修養所至的結果。
三、詩書入畫
南宋鄧椿《畫繼》云:“畫者,文之極也。”此言詩畫二事,其理一也。王維《藍田煙雨圖》東坡題跋:“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董其昌《畫旨》謂:“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尊王維為文人畫之祖,在于其以詩境入畫,致使畫境高遠。詩畫有異形同工之妙,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詩成為文人畫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國子監畫學,以古人詩句命題考試學生作畫,又自徽宗開畫上題詩句先河后,文人畫家凡畫必題詩,這逐漸成為文人畫形式的獨特之處。宋文人畫家以書法入畫,精研繪畫用筆與書法用法之間的關系,創造出不同于描畫的寫法,建立文人畫寫意的概念,援書入畫,才真正越過以狀造形的階段,進入了筆墨語言。
書法的修習成為人物畫家的必修課。明人李日華《紫桃軒雜輟》云:“余嘗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文人畫把書法的用筆融入繪畫中,豐富了繪畫的語言。詩書入畫從立意取境,從意象兩端構筑文人畫特殊的氣質。東坡語:“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詩書入畫成為文人畫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內容。詩的意境,書的勁勢,畫的形制統一于畫面,詩書畫互補互襯,此成為文人畫教育思想的審美傾向之一。
宋元文人畫教育思想的審美傾向,不僅通過創作表現出來,更重要的是從文人畫家的詩文評論和畫譜畫訣等理論中體現出來,這些審美傾向直接促進了文人畫寄情寫意和品格形態的建立。此后,文人畫成為中國古代繪畫趣味和風格的主導方向。
注釋:
①宋人評畫.湖南美術出版社,第223頁.
②舊唐書卷七七
③舊唐書卷一二九
④荊浩.筆法記.
⑤東坡題畫詩.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⑥東坡集卷二鳳翔八觀.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我國經濟成分和利益群體、社會生活方式、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呈現多樣化趨勢,人們的價值取向也日益呈現“多元化”趨勢。道德失范現象、腐敗現象屢見不鮮。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擴大以及大眾傳媒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西方國家的思想文化紛紛涌入我國,國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主流文化受到沖擊,人們的精神歸屬顯得無所適從。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不但要求我們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必須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創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創新
長期以來,我們黨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許多專家學者對思想政治教育創新問題也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一些比較有創新價值的方法,如以“啟發式”、“滲透式”、“隱蔽式”取代“填鴨式”教育;以有的放矢的理論聯系實際,講真話、實話,取代“空談”、講“官話”、“套話”;注意運用“情感陶冶法”、“心理咨詢法”、“實踐鍛煉法”、“自我教育法”;采用多媒體教學,建立紅色網站,等等。這些方法在實際運用中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斷變化的社會實際要求我們不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創新,內容也要創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內容歷來都是相輔相成的,方法創新對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創新,關乎整個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和任務的目標的實現,是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關鍵。
三、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創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紀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其中政治教育是導向性內容,思想教育是根本性內容,道德教育是基礎性內容,法紀教育是保障性內容,心理教育是前提性內容。這些內容涉及了政治學、社會學、哲學、倫理學、法學、心理學等多種學科知識。所以,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創新,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必須堅持黨性原則
從根本上說,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為了實現一定社會階級或集團的政治目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具有強烈的階級性、黨性,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必須堅決堅持黨性原則,牢牢把握住社會主義方向,決不能動搖在教育內容中的中心地位。
(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既要具有超越性、又要體現現實性
思想政治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幫助人們確立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塑造出理想的人格是提高整個民族精神文明水平的一項基礎工作。它不僅要關注現在,更要關注未來,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理想性、超越性。但是這種理想,這種超越,必須建立在現實之上。我們的教育內容只有充分反映時代的要求、符合實際,才具有科學性。再者,我們的教育對象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如果我們的教育內容“過高”、“過空”,跟他們生活的現實社會和實際的精神需求反差太大,就會失去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創新要深深扎根于現實之中,真正挖掘出體現時代要求、符合社會和個人發展需要的東西,創新出既具有超越性又充分體現現實性的內容。
(三)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應堅持社會和個人并重的價值取向
筆者認為,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過程中,應該堅持社會和個人并重的價值取向,應該對個體給予充分的尊重與關注,注意研究個體現在到底需要什么;對合理的需要予以滿足,對不合理的需要加以正確引導;如適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平等意識、誠信意識、創業意識、創新意識、團隊意識、義利統一觀念等,這些既有利于推動經濟的發展,又能滿足個人價值實現的內容,就應該及時充實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之中。
(四)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應體現層次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情況錯綜復雜、千差萬別,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層次性。從年齡上看,教育對象可以分為老年、中年、青年和少年四個層次。我們應該根據年齡結構,合理地確定出不同層次的教育內容。從文化知識層次上看,教育對象有知識比較淵博、知識水平較高、知識水平一般、半文盲、文盲之分。從思想道德狀況上看,教育對象有思想先進、思想道德素質一般、思想落后、思想道德素質差之分。如果我們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一刀切”,勢必嚴重影響教育的效果。另外,從地域上看,教育對象有城鄉差別,東、中、西部差別,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差別。這同樣要求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必須體現層次性。
(五)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應具有針對性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及時解決人們思想中出現的問題。及時對人們的思想加以正確的引導,才能保證社會的精神主流向正確的方向發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必須具有針對性,針對社會出現的實際問題對教育對象施加教育,這樣才能保證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比如,針對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應該注意培養教育對象的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誠信意識、創業意識、創新意識、團隊意識、義利統一觀念、效益觀念、人才觀念、法制觀念等;針對目前網絡化引起的負面效應,我們應該注意加強網絡道德教育;針對現在青少年的性罪錯行為,我們應該注意加強性道德教育;針對現在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加強環境保護意識教育;針對現在我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實際,我們應該注意培養教育對象的開放意識、國際意識、國家意識等等。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種多樣,各校做法不一。但如何更加適合自身實際,發揮自身優勢,形成自身特色,值得研究。事實上,學校需要部隊的優良作風熏陶學生成長,而部隊特有的優勢對大學生成長成才確有幫助。大學生預備役也因為契合了學生需要,融入了軍營文化,經過了摸爬滾打,從而具有不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
1.契合了學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更具針對性。把大學生編入預備役,是把青年學生渴望對國防、對部隊的了解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點,抓住學生向往“綠軍裝”的心理,用部隊特有方式教育學生。大學生普遍關心國防事業,向往軍營生活,從小就覺得軍人十分神圣偉大。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對部隊的鋼槍鐵炮充滿了好奇,對舞刀弄槍充滿了渴望,對軍裝的橄欖綠充滿了遐想。因此,多少人“做夢都想當兵”。然而,傳統的新生軍訓時間太短,學生才剛剛適應軍營生活卻又匆匆結束。怎么辦?變軍訓短期教育為預備役長期教育是一個好方法。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學生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精神在削弱;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學生甘于奉獻、耐得住寂寞的人越來越少;當代大學生以獨生子女居多,平時在家里比較嬌慣,在學校自律意識差、自理能力不強、合作意識差、怕吃苦。通過怎樣的教育可以改變他們身上的缺點,養成良好的精神品質和行為習慣?經過長期的摸索,在駐渝部隊和學校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找到了一條新途徑:即通過大學生預備役這個準軍事化的熔爐,“熔”掉大學生的“嬌”“驕”二氣,“鍛”出綜合素質高、適應能力強,艱苦奮斗、樂于奉獻、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優秀大學生。
2.融入了軍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更具生動性。軍營文化是從軍隊的任務和特點出發,在軍營內部形成的要求軍人共同遵循的政治信念、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和奮斗目標,以及為反映這些文化特質所制定的紀律和規章制度等。軍營文化是先進文化、創新文化、戰斗文化、群眾文化,軍營文化洋溢著陽剛之氣、陽剛之美,是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有效載體。優良的軍營文化可以改變學生的做事態度、生活作風,培養學生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樹立正確的苦樂觀。這些都是當代大學生特別是獨生子女大學生最缺乏卻又是最需要的。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是獨生子女,從小比較嬌慣,養成了不少壞習慣。為了改掉這些壞毛病,父母、老師的良苦用心常常使他們產生逆反心理。但是因為他們向往軍營,所以當他們親自走入軍營,渾身浸染在軍營文化之中,體味到“軍人”二字的真正含義時,就會意識到自己肩上的那份責任和擔當。這時對他們來說,“汗水也是興奮劑”。預備役軍人都是預任軍人,平時是學生,一旦穿上軍裝,首先是“軍”,是保家為國的一員;其次才是“人”,是血肉之軀的子女、學生。這種意識強烈地驅動他們改掉壞毛病,以昂揚的精神面對生活。
3.經過了摸爬滾打,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實踐性。網絡媒體時代,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任何教育進入不當都是無效的。如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沒有什么比親自體驗的效果來得好。陶行知說“: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把大學生編入預備役,融入軍營生活,在摸爬滾打、令行禁止中學習,教育因其實踐性、生活性而實效明顯。改革開放條件下成長起來的90后大學生們,享受著幸福生活,卻沒有經歷過什么風吹雨打,這容易造成他們不懂得珍惜。比如一些人學習動力不足,上網游戲入迷,理想信念淡漠,基礎文明欠缺,人生觀、價值觀錯位,稍有不滿動輒自殺輕身。這些問題的糾正,靠傳統的說服教育往往蒼白無力,而讓他們到軍隊中去摸爬滾打幾個月,回來的時候就什么都不用說不用教了。預備役學員在寫參訓體會時幾乎人人都寫到一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中杰。”他們說:“與其說這是鍛煉了身體,感受了軍人生活,不如說凈化了心靈,升華了價值。”說得多好!如果你讀到預備役大學生們寫的體會文章,一定會從心底體驗到一種振奮。
二、大學生“預備役連”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在長期軍事訓練生活中,預備役同學們頂烈日、迎大風、冒暴雨,經受住了各種自然條件的考驗,也經受住了思想意志和組織紀律的考驗;全校學生以預備役同學為榜樣,以點帶面,帶動了校風學風好轉,促進了核心價值教育。
1.增強了愛國主義榮譽感。參訓預備役學生為優秀的軍營文化所感動,特別是部隊官兵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堅定立場,高度的政治覺悟和令行禁止、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鐵的紀律,都深深影響、時刻激勵著他們。正如他們所說:在軍營里,我們感受到當代軍人無私奉獻的博懷,他們時時處處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用崇高的思想、模范的行為感染和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理解了軍人的崇高和偉大,紛紛表示要嚴格要求自己,刻苦訓練,努力使自己將來成為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誠衛士。大學生預備役,培養了一批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的社會主義合格接班人。
2.增進了集體主義榮辱觀。預備役訓練過程也是對參訓大學生進行集體主義教育的過程。訓練中,每位同學都能時時處處關心集體,自覺維護集體榮譽,他們深刻認識到,訓練中自己的表現直接關系到所在班的成績,關系到學校的榮譽。把自己與集體聯系起來,使他們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服從命令聽指揮,全身心地投入到訓練中去。為了集體榮譽,在訓練中相互幫助、彼此鼓勵;為了集體榮譽,在隊列、軍體拳和拉歌比賽中,不同系科的同學團結協作,共同努力;為了在拉練中不掉隊,男生扶女生,體強的扶體弱的,有力氣的扶沒力氣的,互相鼓勵,拼盡最后一口氣,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為集體爭光。經過訓練,同學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團結就是力量,沒有集體就沒有個人的一切。
3.提高了遵紀守法自覺性。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和鐵的紀律給預備役參訓學生上了一堂嚴肅的組織紀律教育課。他們對軍隊嚴格的紀律約束經歷了一個從不適應到適應、不習慣到習慣、不自覺到自覺的轉變過程。在整個高強度、長時間的訓練過程中,同學們能夠嚴格按照部隊的條令規范自己的言行,內務整齊劃一,訓練中出錯喊報告,并從成百次的立正、稍息口令中體會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有效地消除了他們平時自由散漫的作風,從因為嚴格遵守紀律而取得訓練成績的喜悅中回味遵守紀律的必要性,從而提高了遵紀守法的自覺性。
4.促進了軍營文化延伸。以大學生預備役工作為契機,廣泛加強了對全校大學生的國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多次邀請部隊的功臣、模范到學校作專題報告,邀請高炮三團的領導為在校大學生作和國際形勢分析,普遍提高了同學們的國防意識;圍繞“高校國防教育月”“國防教育日”,以及“國防體育節”,通過圖片展、演講賽、辯論賽、國防知識競賽、電影展等,加強大學生國防觀念,培養愛國主義精神;結合傳統節日,組織學生參觀革命烈士紀念館、革命老區等,切實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同時進一步提升預備役成員的素質,讓大學生預備役工作成為學校工作的增長點,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