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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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1篇

貴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我死國生，我死猶榮，身雖死精神長生，成功成仁，實現大同。

中國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國古代音樂史；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學；音樂考古學；史學史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國深受儒術思想的影響，漢代甚至獨尊儒術，而儒家思想的音樂觀又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為追求，這種將音樂與政治高度結合的音樂觀成為了中國歷朝的音樂思想傳統，史家治史往往將“樂”作為“政”的一部分記錄在正史之中。同時，在歷代野史、筆記雜談、傳奇小說中，也有汗牛充棟的音樂史料。但我國近代具有科學意義的音樂史學研究卻出現較晚，從20世紀20年代起才出現了中國音樂史學的萌芽，代表作是葉伯和、朱謙之、鄭覲文、王光祈等人的專著。及至20世紀40年代末，以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為代表，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已成為音樂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當代學界，古代音樂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現了百花齊放的景象。本文通過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現狀的粗略梳理，在史學史發展、當前的研究特點、學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點思考。

一、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史發展歷程管窺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音樂史學的發源期，出現的論著主要有：葉伯和《中國音樂史》（1922年）、朱謙之《音樂的文學小史》（1925年）、童斐《中樂尋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1926年）、鄭覲文《中國音樂史》（1929年）等。這些音樂史類著作的出版，標志著中國音樂史學萌芽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新的音樂歷史觀念：“音樂史是供給人類精神生活的需要，與衣食住為供給人類物質生活的需要是一樣的，所以編寫音樂史，第一項是要注意一個時代人文的發展，第二項才是考證歷代作品的成績。”①不同時代的新思維學者們不斷地想擺脫研究歷史的傳統觀念束縛，提倡用科學的、新型的、哲學的眼光來審視和觀察，擯棄舊觀念推進新理論，呈現出時代性強的音樂史發展觀。諸多先行者意識到音樂史學學科的獨立性，無疑具有非凡意義，但是，建立一門獨立的學科談何容易。音樂史學如果要從一般的歷史學中獨立出來，首先只能從現存的浩如煙海的史籍入手而別無他法；而對歷史資料的鑒別、整理、審定，使音樂史學的先輩們只能采取考校、匯集等一系列傳統研究歷史的方式方法。

我們從許之衡、王光祈、繆天瑞等人的音樂史著作可以看出，他們明顯不滿于傳統治學史觀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國音樂史·自序》中講到：“吾國歷史一學，向來比較其他各學發達，但在事實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如司馬遷之流仍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掛帳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圖用進化論思想貫穿于自己的著作，為后學開啟一種全新的治學思維。建國后，以楊蔭瀏、廖輔叔、李純一等為代表的研究隊伍，為中國音樂史學發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豐富了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成果。在音樂史學觀念上產生了一次變革，引導著研究者們轉向從現實的民間音樂實體來充實史學本身，努力使音樂史成為真正的音樂的歷史，而不是在一般書籍里的音樂文學史。基于此，音樂史學學者們開始意識到一個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學者深入到考古學的領域，以出土的文物來驗證史籍中關于音樂方面的記述，用考古學的新發現來不斷補充史料記載的不足。經過這些學者的不斷努力，音樂史學又有了新的進展，逐漸開始充實起來并走上了獨立學科的發展道路。

音樂史學真正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意義上的學科，是在“”之后。研究隊伍不斷擴大，一批論文與專著的發表和出版，若干專題學術研討會的舉行，促使對中國音樂史探討與商榷的爭鳴，更使音樂史學界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樂學概念被提高到應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從而在基礎上大大加強了音樂史學的研究。這一時期，研究者們開始向音樂史學的深層挖掘，努力在音樂史實之間、史實與當今存留的樂聲之間尋找必然的聯系。同時注意到音樂形態的流動性，從而論及到中外音樂史、各民族之間的音樂流變關系，“中外音樂交流”等專題得到廣泛討論。這些積極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樂史學工作者的歷史觀念達到了新高度，使中國音樂史學逐步發展成為科學的音樂歷史學。

二、對當下史學研究方法的思考

從宏觀角度來分析，中國音樂史研究到現今為止經歷了以下幾種史學觀念與方法的演進：

（一）上世紀40年代之前，中國音樂史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從古代文獻里尋找痕跡進行考據論證。如乾嘉學派通過訓詁、校勘、注釋、輯佚、辨偽等方式，整理了兩千多年以來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經學、小學等各學術方面，以及叢書、類書等的研究編撰等方面，給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研究方法。近代國學宗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深受影響，對史學學科發展的全新構建，如梁啟超的“近代史學新構想”、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垣的“史源學”、陳寅恪的“史詩互證”等等。這些真知灼見的全新理論模式使傳統治史方式獲得深入的發展，對推進音樂史學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導。

（二）20世紀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音樂文獻結合民間音樂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視，如楊蔭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個案調查”“地區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將民間早已存在的傳統與歷史文化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使用錄音技術搶救遺存的聲音，建立民間樂器展覽，迄今為止，這仍被視為最先進的考察方法。這種方式搶救性地記錄下一系列不為世人重視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他們所記錄的這一時期的原生態藝術及其所處的社會氛圍還尚未遭到外來強勢文化的破壞。如上世紀50年代，楊蔭瀏、曹安和赴無錫采訪“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藝人，發掘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出版《蘇南吹打曲》等等。這一系列的調查把中國器樂史的當下活態狀況呈現在世人面前，幾乎把所有錄音演奏記錄成譜。這些成果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建立了一整套20世紀后半期以來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三）20世紀80～90年代，對音樂史進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樂學、音樂文獻學、音樂考古學、音樂圖像學等學科資源相互結合、滲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熱潮，黃翔鵬先生提出了“音樂形態學”這個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階級等政治觀念劃分中國音樂史的慣例，創造性地依照中國音樂史發展形態的嬗變過程，將之劃分為“先秦樂舞時代”“中古伎樂時代”和“劇曲音樂時代”三個階段，充分考慮到了音樂文化內涵及其性質，音樂自身要素、風格及其發展規律特征，著眼于社會的變遷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樂分期更為趨于合理。音樂史學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多學科視角理念的增強導致了對學科發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文獻學、地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對中國音樂史學的發展貢獻巨大。

以上三種研究方式，形成了當下中國音樂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為歷代各種史籍中大量的音樂史料記載并不能等于音樂史學；況且有些記載又是極其模糊、不明確，甚至是謬誤的。隨著近代以來大量考古出土的實物史料來看，我們對古代社會各個方面、各個層面的認識在不斷地超越著前人，所以傳統音樂史學的史料結構在不斷地發生著改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出了一個立體的史料系統，只是建立在音樂文獻史料基礎上的傳統音樂史學已明顯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研究需要了。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清楚地意識到，雖然一部全新的中國音樂史可以被考古學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證構建，但還遠不足以填補漫長歷史的空白，歷史的真實面貌只能不斷地去接近它，而永遠不能達到它。不同學科領域，多層次、多角度進行綜合論證，方能得出比較接近事實的結論，這是一個“創史”“補史”“正史”“證史”的過程。

三、對傳統文獻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筆者認為，只是建立在文獻史料上的中國傳統音樂史學有居多明顯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彎路，具體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國用來記錄歷史文獻的載體在東漢造紙術發明之前的西漢和先秦時期，都用絹帛、竹簡、木牘、龜甲、動物骨片等（石刻、鐘磬、器皿銘文除外），極易受周邊環境中濕度、溫度、酸堿度、氣壓和風化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東漢造紙術、隋唐雕版印刷術、北宋活字印刷術等新技術手段的出現，仍然難以實現歷史文獻在自然無干擾狀態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紙草記錄載體以及古巴比倫的泥版、石版紀事。埃及、巴比倫屬熱帶沙漠氣候，干燥炎熱，因此為紙草、泥版等載體在地下或廢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年以上提供了條件。

（二）文字的記載并不能反映出歷史的全貌。與中國久遠人類歷史相比，文字的出現僅為短短的數千年，即使是從中國較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過三千多年，之前并沒有任何文獻可查。人類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只是一部分，而書籍能在漫長歷史過程中存留下來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文獻的積聚和傳承經歷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書坑儒”，當時究竟焚毀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說，但僅從曾侯乙編鐘上的銘文內容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時至今日，我們對于先秦樂律理論的了解也實屬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實性還存在疑問。

（三）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類中個體，不管是哪個階層的人，都要受到當時所處社會的制約。歷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當政者所左右的狀況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經常遇見的。我們可以看出，在撰寫歷史的文人中，既懂樂律理論，又有音樂實踐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我們知道，所謂的正史所記載的音樂內容主要是服務于宮廷的，而關于廣大社會下層音樂生活的內容不多。我們姑且想象假若這些史官“他們對音樂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樂的人居多”，在這些正史中，被這些文人記錄下來的音樂文字，扭曲當時音樂本貌的情況就不難得知了。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從未斷裂，即使改朝換代，宮廷音樂形態轉型為民間音樂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發展，古代文人們通過到民間尋訪前代散失的宮廷樂工，就會將斷裂的音樂歷史重續，楊蔭瀏先生對于智化寺“京音樂”的調查就是這種再續前弦的舉動。以往過度關注王侯將相等貴族化的音樂、宮廷生活相關的內容以及上層政治綱領相符合的內容，從而忽略了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宗教音樂、民間俗樂、地方歌舞戲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活史，對于原生態民歌為代表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正好可以彌補此方面的空白，展現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關的音樂風格，勾畫出濃郁鄉土氣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很關注事物與時間的關系，歷史學更是傾向于時間分期，20世紀中葉起，“法國年鑒學派”給史學研究帶來啟示：發現了政治史以外的社會史與生活史；發現了歷史學的“時間”特質，“長時段”概念被引入史學研究方法之中，時間是一種序列，它的綿延帶來諸多變化。目前中國音樂史分期大致有三種：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樂分期來講，政治變遷無法一夜之間使音樂發生根本性變化，社會突變之初，音樂大致仍會沿著以往的規律的慣性向前發展，然后再依據外部影響的大小而逐漸嬗變。從音樂文化的內部，找尋音樂發展變化規律進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對于音樂史實的認定，西方音樂史更為側重樂譜的音樂的藝術風格，而中國音樂史更側重于文化要素。

四、對學科發展的憧憬與展望

當前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越來越細化，許多研究從總的音樂史研究領域中日益凸顯，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如樂律學、音樂考古學、琴學、古譜學等。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方法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這就要求學者既要加強史學文獻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學”（整體史、生活史、社會史等）的視角，力求展開豐富的音樂歷史的各個層面。新史學的一個關注熱點是“社會生活”，從社會史角度將社會不同現象納入到音樂史學研究中來，如制度中的音樂、生活中的音樂、音樂如何建構生活、都市生活與市民音樂等等。這一方面在近年來也是成果顯赫，比如“樂戶”研究，從制度到樂制、樂戶、樂籍等等音樂現象予以考察，力求展開豐富的音樂歷史各層面。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當今這個知識爆炸的信息時代，考古史料的信息來源十分豐富，考古學史料與文獻史料并駕齊驅，成為當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發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時至21世紀的今日，在全球一體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方面逐漸寬松的背景下，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不斷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課題不斷涌現，盡管如此，文獻史料仍然是當今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側重點，隨著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進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現，從基礎上動搖和改變了傳統音樂史學的史料結構，從而確立起一個全新的文獻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輔相成的史料系統。在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家響亮倡導文化強國的新形勢下，作為文化強國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熱切期盼能有反映時代特征的、權威的“中國音樂通史”，這將是我們這些從事研究中國音樂史學學者的夙愿！

注釋：

①鄭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話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現狀》，《音樂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紀以來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劉再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20世紀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J].中國音樂學，1999（4）.

中國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3篇

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總的說，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國家期。

中國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4篇

中國古代名書：

《山海經》、 《西游記》 、《三國演義》 、《水滸傳》 、《紅樓夢》、 《世說新語》 、《史記》 、《資治通鑒》、 《淮南子》、 《封神演義》、《儒林外史》、 《西廂記》、 《聊齋志異》、 《浮生六記》、 《論語》 、《墨子》 、《孫子》 、 《離騷》 、 《戰國策》 、《詩經》 、《禮》 《易經》 、《春秋》 、 《左傳》 。

《山海經》是中國志怪古籍，大體是戰國中后期到漢代初中期的楚國或巴蜀人所作。是一部荒誕不經的奇書。它的內容主要是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產、藥物、祭祀、巫醫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膾炙人口的遠古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山海經》具有非凡的文獻價值，對中國古代歷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話等的研究，均有參考，其中的礦物記錄，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文獻。

（來源：文章屋網 ）

中國古代寓言故事范文第5篇

師：如果你就是農夫的兒子，看到禾苗全枯死了，心里一定有許多想法，回去會怎么開導你爸爸呢？農夫看到禾苗都枯死了，會傷心地說什么呢？聽了兒子的話后，又會怎么說呢？同桌想象一下，演一演，看誰最能讓爸爸明白自己錯在哪里。

（反饋表演：指名兩生表演）

師：兒子看到禾苗全都枯死了，就急匆匆地趕回家去――

“兒子”：爸爸，爸爸，禾苗全都枯死啦。

“農夫”：不會吧，昨天還長高一大截呢。

“兒子”：真的呀，不信，我帶你看看去。看，這是不是枯死的禾苗。

“農夫”：哎呀，真的死啦？怎么會死呀？

“兒子”：你把禾苗的根，它吸收不到營養就死啦。

“農夫”：那趕快在禾苗的葉子上澆點水，讓它活過來呀。

“兒子”：那可不行呀。

“農夫”：怎么不行？澆點水它就不會枯啦。

（師見“兒子”愣住了，提醒：“快告訴爸爸，禾苗是靠什么吸收水分和營養的。”）

“兒子”：爸爸，我告訴你，禾苗是靠根吸收水分和營養的，現在根都死啦，再澆水也沒有用啦。

“農夫”：那怎么辦呢？

“兒子”：下回再種就不能拔苗啦。

師：聽著兒子的話，看著眼前枯死的禾苗，想著自己拔禾苗拔得那么辛苦，農夫好傷心，好難過，他嘆了一口氣說――

“農夫”：哎呀，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呀！（眾笑）拔苗是不能讓禾苗長大的呀。以后種禾苗我可得吸取教訓啦。

（生鼓掌）

師：是呀，禾苗的生長需要陽光、水分和養料，在土壤中慢慢長大，這是禾苗生長的規律。農夫急于求成，操之過急，所以壞了事兒。這個寓言告訴我們辦其他事情也一樣，都急不得。現在這個農夫是懊悔不已呀，他發誓以后再也不拔苗了。到了第二年，農夫又種禾苗了。這回，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訓。可是你們知道嗎，農夫種的禾苗最后又都死了。禾苗怎么會死的呢？請同學們小組合作編一個新的寓言故事。看誰的故事編得棒。（生合作編故事）

生：“第二年，農夫又種禾苗啦，他吸取了教訓，不去拔苗。他想，兒子不是說過不能急嗎，就讓它慢慢長大吧。于是農夫不管不問，田里長了許多雜草，禾苗的葉子上都是蟲子。最后，禾苗又死啦。”

師：真棒，你的故事告訴我們什么呢？

生：不能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

師：明白了，辦事情不能太性急，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端，為了怕犯錯誤，就連正常的事情也不去做了。

中國古代的寓言源遠流長，總是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長的道理。雖說是民間口頭創作，但在先秦諸子百家的著作中大放異彩。于是，教師對寓言高山仰止，教學也隨之讓學生覺得高深莫測。本應讓學生在講故事、演故事上花功夫，卻在字詞句段篇的訓練上糾纏；本應讓學生在感受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上花心思，卻在直白枯燥的說教上糾結。于是，學生漸漸喪失了閱讀寓言的興趣。其實，兒童課堂應該“兒童化”，寓言教學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寓言當做故事來教。愛故事是孩子的天性，聽故事，講故事，如果還能表演故事，那他們更是樂不可支。寓言就是最好的劇本，學生是天才的演員，他們演繹的形象一定荒誕而充滿童真童趣。那教師如何導演，祝老師給了我們示范：在“兒子”困惑時，給他點提示：“快告訴爸爸，禾苗是靠什么吸收水分和營養的。”在“農夫”獨自后悔時，讓他當眾傾吐：“聽著兒子的話，看著眼前枯死的禾苗，想著自己拔禾苗拔得那么辛苦，農夫好傷心，好難過，他嘆了一口氣說――”；當學生覺得已經結束時，又給了他們新的啟示“到了第二年，農夫又種禾苗了。這回，他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訓。可是你們知道嗎，農夫種的禾苗最后又都死了。禾苗怎么會死呢？請同學們小組合作編一個新的寓言故事。看誰的故事編得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