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制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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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制度論文范文第1篇

從監管主體來劃分，金融監管框架主要有四種：(1)以美國為代表的混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主要是美國銀行以及儲蓄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由國家財政部貨幣監管局、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三大聯邦級監管機構和各州監管機構共同負責；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證券經營機構、證券信息披露機構、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履行監管職能；保險機構由所在各州的保險監管局負責監管。全美保險監督官協會負責協調各州保險立法，保證各州保險法和保險監管的統一性、協調性。(2)以英日為代表的統一監管模式。主要是對于不同的金融行業、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不論是審慎監管，還是業務監管，均是由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如中央銀行或是單獨成立的金融監管局來負責。目前韓國、中國臺灣都開始采用這種模式。(3)以巴西為代表的牽頭監管模式，即在實行分業監管的同時，特指定一個監管機構為牽頭監管機構，負責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工作。(4)以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為代表的雙峰式監管模式，即設置兩類監管機構，一類負責對所有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以控制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一類負責對不同金融業務進行監管[1]。

二、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情況

中國開始是金融集中管理體制，中央銀行負責對整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督，從1998年開始實施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各司其責的分業監管，2003年4月，國務院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由此形成了中央銀行代表中央政府對我國國有重點金融機構進行監督和管理，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的分工明確、互相協調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2]。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不平衡，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資本市場還不成熟，市場投機成分仍然較多，金融機構的風險意識和相應的約束機制不健全，整體內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規也還不十分健全，金融監管人員綜合素質較低，金融創新處于較低層次，分業監管在我國金融發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國金融業將逐步開放，金融混業經營已是發展趨勢，商業銀行進行包括金融衍生業務、各類投資基金第三方托管、各類基金的注冊登記、認購、申購和贖回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等；證券公司股民保證金賬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銀行儲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險業務方面，投資聯結險、萬能險等新的保險業務，既具有投資功能，又具有儲蓄功能[3]。這些金融混業發展的趨勢對我國傳統的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

三、我國分業監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業監管缺乏有效協調機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資源配置

在我國現行分業監管模式下，三家監管機構屬于平行部門，相互沒有隸屬關系，也缺乏為自己和對方約定義務和權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監管主體均是負責其業務模塊下的金融監管，監管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個監管機構的設立容易造成監管設施的重復投資，不利于監管資源的優化配置。盡管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三家金融監管機構在2003年6月形成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旨在以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來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但由于監管協調會不定期召開，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認為形同虛設[4]。

(二)分業監管易造成監管效率低下

混業經營使銀行業、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業務劃分日益模糊，金融結構也趨于復雜，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頭監管容易造成多個監管主體對開展某項交叉性業務公司的重復監管，導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監管主體由于監管側重范圍不同易造成沖突，往往不能及時發現風險和有效控制風險，容易導致監管疏漏和監管缺位同時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三)分業監管阻礙金融創新

我國監管形式主要以審批制為主，目前的金融創新產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領域的產品而研發的，而在當前分業監管模式下，由于各監管機構只對自己負責的范圍比較了解，需要通過部門間多次協調商討才能作出決定，增大了監管時滯和協調成本，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時間對金融創新尤為重要，這種低效率的監管將逐漸不適應國際金融的發展。同時，分業監管還容易造成監管部門因為業務的局限盲目擴大新產品的風險，抑制金融創新。

(四)不利于監管業務多元化的外資金融機構

2007年我國金融市場全面對外資開放后，大量外資銀行不斷涌入中國市場，或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或參股中資銀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給國內金融機構帶來巨大壓力，國內金融機構為提高競爭力，發展金融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業監管模式下存在許多監管空白和盲區。金融控股公司為逃避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有可能利用自身業務的模糊界限在下屬各子公司之間轉移資產，或將某一特別的服務項目或產品置于監管成本最小或監管最寬松的領域，從而產生“監管套利”引起的監管真空。這對目前中國的分業監管模式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四、我國當前金融監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監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

可以建立綜合大型的數據庫，由各監管機構提供監管中獲得的數據和信息，由牽頭機構負責維護該數據庫和向有需要的監管機構提供數據，通過法律加以約束，保證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制度，交流分析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發展與合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建立公告制度、通報制度、督辦制度、咨詢制度、金融機構整體測評制度等，從而減少業務交叉和重復、提高監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發揮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場化風險防范作用，重視輿論監督，依靠市場力量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約束。

(二)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建設，控制金融機構經營風險，提高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由于混業經營必將大大增加混業經營機構的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而行之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這些風險的作用。因此當前監管重點就是要督促銀行、證券和保險各監管機構努力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通過建立科學有效的綜合評價體系和權責制衡機制，提高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和監管能力，同時，各監管機構應加快監管方式電子化的步伐，努力實現監管標準的國際化和現代化。

(三)加強國際合作，不斷創新監管制度

中國的金融監管發展還不成熟，監管體系還不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業經營過渡和中國金融市場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要加強國際合作，廣泛參加國際聯絡和信息交流，通過參加國際性金融監管組織，進行金融監管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對跨國金融機構進行聯合監督及金融監管國際規范的推廣應用等，積累監管經驗，從而對我國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創新，完善監管體制。

參考文獻：

[1]朱宏晉.構建我國金融監管體制——兼談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趨勢[J].中國商界，2008，(4):29-30.

[2]徐燕.對混業經營趨勢下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思考[J].今日南國，2008，(4):107-109.

[3]孔曙東.對我國實行金融監管一體化的可行性探討[J].武漢金融，2007，(9):9-10.

[4]謝云英.綜合經營趨勢下我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J].福建金融，2008，(7):24-27.

監管制度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新趨勢；啟示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論文下載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雖然2004年6月，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明確三家機構要在工作中相互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但備忘錄并不能解決三家地位平等機構之間可能產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問題。隨著國際混業趨勢的發展，如何使國內金融業與國際趨勢接軌，成為必需面對的問題。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國金融業，可以考慮借鑒英國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統一監管功能的國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仍保持相對獨立的分業監管職能，在行政上統一接受金管局領導。金管局的職責對外代表國家監管部門，與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之間建立協調機制，處理信息共享和監管職責交叉事宜。對內組織三會協調處理混業經營引起的跨行業監管中的分工合作問題，提高監管效率。

監管制度論文范文第3篇

關于水權，在水利行業內和一些學術機構，近來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解釋。比如，水權主要指水的所有權；水權包括水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水權分水資源水權和水工程水權；還有人認為水權是水產權的簡稱，是一個權利束，有“豐富的水產權內涵”等，這里不一一詳述。

何謂水權，從國外和我國臺灣地區一些水法律法規中，可以看到較為統一的解釋。《菲律賓水法》第13條第2款規定：“水權是由政府授予的取水用水特權”。《臺灣水利法》第15條規定：“本法所稱水權，謂依法對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澳大利亞水權制度較為發達，在澳洲的法律中，“水權”一詞有如下表示：“waterrights”、“waterpropertyrights”、“propertyrights”。從字面看，翻譯成“水權”無可厚非，但究其實質，據筆者的理解，卻是指水的使用或交易權。如在澳大利亞官方網站的《水改革》一文中，“propertyrights”（財產權），指一種權利，這種權利在使用的時候，要允許它可以交易或轉讓給他人。在澳大利亞《水權的永久交易規定》中，“waterrights（水權）”，指水的使用或交易權。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在一些存在水權制度的國家，水權是指水資源的使用、收益權（筆者認為，從廣義上理解，使用權可以包含收益的內容。使用不僅是對物的效用的利用，還包括在物之上獲得經濟利益），它區別于水資源所有權，它的獲得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通過雙方當事人的交易來實現。

二、水權的法律屬性

1．水權的公權屬性

這是由水資源國家所有決定的。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所有權制度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法律對私人所有權的限制。在水資源方面，人們逐漸認識到水資源巨大的經濟價值和不容替代的生態環境價值，各國在制定《水法》時，大都將水資源的權屬定位在國家所有。由于水資源的稀缺性和水污染造成的環境問題，許多國家逐漸開始注重水資源的公共性。國家通過公共受托人（如中央政府）對水資源進行統一管理。水權，既然是從水資源所有權中派生出來的，是對水資源取得的使用和收益之權，它的確立必然基于所有權人的授權，或者基于所有權人與水權人訂立的合同，要體現國家的意志和利益。加之“有些水服務則主要具有公共物品特征，比如防洪、河道治理、水文監測、水質保護等都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具有非競爭性和非獨占性，需要由政府來提供這些公共服務”。因此水權的公權性質是必然的。

2．水權的私權特性

作為水資源的使用、收益權，水權首先具有私權屬性。從一定意義上講，水權人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經濟人”。水權制度彌補了自然狀態下水資源低專有性和低可分性的缺點，水權人將取得的水資源看作私人品，對它進行排它性的支配，進而產生對財產的安全感、利益期待和高度的責任感，對創造財富產生極大的熱情。水權制度一旦受到法律的調整，水權作為“跨公私法之獨特權利”，其獨特屬性必然在法律中得到體現。在各種水權人之間，實行私法自治原則，即由法律地位平等的水權人，通過自由協商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國家原則上不作干予。而只有當發生糾紛不能通過協商解決時，才由司法機關出面進行裁決；或只有當水權當事人的自由意志違反了國家的水資源管理法規，損害了第三方的利益，甚至危及國家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目標實現時，國家才行使人民授予的權力，為了維護社會的總體利益，為了保護水資源與生態系統，進行必要的干予。總之，由于水資源的稀缺性、多目標性、公共性，水權人行使權利要受到更為嚴格的法律限制，但所有人不得隨意收回其財產和妨礙權利人行使權利，侵害非所有人的利益。

3．水權同傳統用益物權有著內在的聯系

比如，都以追求的物的使用價值為內容；往往都有明確的存續區間，水權人可依法或合同的約定期限行使權利，合同到期，如不繼續延續，權利歸于消滅；兩者都屬于利；兩者權利客體發生價值形態的變化，如價值改變、減少等，將對權利人的使用、收益產生直接影響。

三、水資源使用權制度建立的現實性

1．從現代所有權發展狀況看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國強調水資源所有權之外水資源使用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與所有權權能分離的現象越來越普遍有著密切的聯系。所有權的各項權能都有可能與所有權發生分離，由非所有人享有各項權利，并可享有各項權能作為交易對象帶來的利益。權能分離通常導致限制物權的設定，權能分離的現象日益復雜，限制物權的種類也隨之增多。而當代物權法中不斷增多的物權形式，也證明了權能分離的多樣性。

2．從我國自然資源立法趨勢看

長期以來，我國的自然資源實行的是行政授權，無償、無期限使用，不得流轉的制度。幾乎所有的自然資源單行法律都規定，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自然資源可以由單位和個人依法開發利用（包括取水、采伐、勘探、捕撈等活動），并規定了各種自然資源使用權，如承包經營權、礦業權、漁業權、林業權、狩獵權等。但這些權利卻是毫無代價地從政府手中獲取的，政府通過許可證形式將這些權利無償委托給開發利用者，允許自然資源的使用，卻排斥自然資源的交易。

從上述自然資源法律變革中可以看出，在我國自然資源國家和集體所有制前提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變遷是沿著自然資源使用權無償委授——自然資源使用權有償交易這個路徑展開的。自然資源使用權與自然資源所有權形成相互定限的契約狀態，單位和個人在權利確定、邊界明晰、自由轉讓的情況下，可減少自然資源使用中的外部性，克服搭便車和機會主義，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從我國自然資源立法的發展趨勢看，我國水資源法律制度變革也應把水資源使用權的有償交易作為突破口。

3．從國外有關水法的規定看

上個世紀以來，水資源歸國家所有是現代各國水法的一般趨勢，而為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內容，國家可以在對水經濟活動進行必要的監督和調節下，將其財產轉移給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使用，在國家獲取經濟利益，保證水資源資產保值增值的同時，鼓勵非所有人享有水資源所有權各項權能帶來的收益，充分發揮水資源效用。

4．從我國水資源產權改革看

目前的關鍵性問題是在一些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區，通過水資源總體規劃和水資源配置方案，將水資源使用權按照一定的原則分配給開發利用者，以明晰水權，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水權流轉制度，通過市場手段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水市場，達到水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

四、產權、所有權和水權

監管制度論文范文第4篇

現在的建筑施工項目隨著經濟利益的驅使，在質量上很難以保障。基于這種情況，就得控制好建筑工程項目的管理。筆者在這方面梳理了很常見的問題，供大家參考借鑒。

1.1管理思想不到位

現在的一些工程項目管理人員平日里只是按照操作規范硬性地操作，不加以總結歸納，這是從思想上不夠重視造成的。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有悖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

1.2施工程序出現的混亂

有些施工企業在接受項目的同時只是一味追求面子工程，而是把工程的施工程序先是按照能操作的，簡單的來做，使施工順序嚴重顛倒，這就對后期的設計、更改等環節造成麻煩，及容易出現管理的不及時和質量的問題，導致建筑工程的質量難以得到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1.3建筑單位施工人員技術不夠成熟

現在有的建筑施工單位沒有相應的管理制度、管理措施等。同時一些項目負責人缺乏管理知識，技術意識，更是對機械設備，周轉材料等沒有足夠的把握，這樣就會導致在機械設備操作、周轉材料時技術不嫻熟，導致機械設備出現故障，進一步影響建筑工程項目的施工。

2建筑工程項目管理有效措施分析

下面筆者根據這幾年的工作實際，總結了管理的措施。

2.1建立施工項目的管理制度

保障管理思想落實到位，促使團隊建設有章可循。制度的建立對一個企業的建設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專業化的管理制度是整個工程項目的管理核心，而專業的管理團隊則是工程項目管理的靈魂。反過來，失去了專業化的管理制度施工項目管理也是空中樓閣。

2.2做好施工項目決策階段流程管控

流程的管控對于項目的決策實施也是很重要的。主要體現在業主方、客戶、設計方、運營方、相關的政府機構，這其中每個環節的具體操作實施。

2.3做好項目內部的管理

所謂的內部管理是指在項目部施工前編制好項目管理大綱，建立質量保證體系，同時做到對項目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編制精細化，并要確保在不同的特點和根據不同階段的要求，再根據項目大小和管理人員性格隨時調動，是人員解構合理化，規范化。

2.4做好對施工合同的管理

合同的管理是雙方應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制定合同條款，以便于施工過程中合同的貫徹履行，保證工程質量。另外還要通過各種途徑全面提高合同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切實提高管理水平。

2.5做好成本控制的管理

成本的管理是對整個施工項目的經濟效益的把控，我們可以采取“全過程三階段”的管理模式來加以實施成本控制的方法，確保工程質量。

2.6采用科技的信息化管理

監管制度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智利，健康保險，制度改革

一、歷史背景與發展進程

智利的健康保險是國家整個健康保險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1952年確立的綜合健康保險制度規定，不僅健康保險的有關政策由國家制定，而且具體業務也主要由政府部門經辦，國家免費提供大部分醫療服務，公共部門承擔醫院費用的90%，承擔病人治療費用的85%以上，這種體制一直持續了近30年。像其他由政府包辦健康保險的國家一樣，在1970年代末，智利健康保險制度出現了深刻的效率危機，包括醫療保險支出持續增加、國家財政負擔過重等等，健康保險制度不僅成為了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且成為了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潛在因素，健康保險制度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1980年代初智利的政權更替為健康保險制度的根本轉型提供了契機，在當時全球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支配下，智利健康保險的改革采取了節約成本、消除浪費、充分挖掘潛力、改善醫療衛生狀況、減少不平等等方面的目標取向，實現了健康保險制度由政府主辦向私營化、市場化方向的轉變。與此同時，智利還調整了健康保險的管理體制和具體的政策措施，1981年，國家衛生服務體系和雇員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重組為國家衛生基金會(公營健康保險機構)和國家健康保險服務局(SNSS)，作為公共部門履行政府對健康保險事業的責任。同時，中央政府下放部分衛生事業管理權利，初級健康保險交由市級管理。但是，智利健康保險的市場化并不徹底，健康保險也只是實行了部分私有化經營，從而確立了智利公共健康保險和私營健康保險同時并存的二元健康保險體制。

智利健康保險改革之初，雖然社會公眾留戀社會醫療，排斥私營健康保險，但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遵從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具有社會政策特色的公共醫療保險基金還是出現了普遍縮水和持續遞減，健康保險部分私有化導致了私營保險機構的持續擴張，私營保險機構發展成為了智利最盈利的經濟部門。1990年11月至1996年期間，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的數量雖然沒有變化，但是私營健康保險機構中的受益人卻從1990年的210萬人增加到1996年的380萬人，強制健康保險制度中由私營健康保險機構承保的人數比例從1990年的19%上升到了1996年的32%。1990—1996年，私營健康保險機構平均對每位受益人的醫療費用支出上升了18%。然而1990年代后期，經濟衰退加上私營健康保險機構創新能力不足，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無力提供新產品來增加市場份額，使得智利私營保險沒有出現大的發展，1999年后，參加私營健康保險機構人的數量幾乎沒有增長(SapelliandTorehe，2001)。

私營保險公司的進入，使得整個健康保險部門成本意識增強，公營健康保險機構的運作似乎也獲得了明顯的成功。1981年的健康保險制度改革導致了公營保險體系的普遍重構，包括剝離部分功能和堅持消費者需求導向，在公營保險部門中引入了市場機制，使得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同時，促進了診斷和醫療需求的提高，并因此而提高了醫療保險的總支出。

二、智利健康保險制度的體制框架

智利雖然倡導健康保險運作的市場化，允許私營保險企業經營健康保險，但是對于投保人而言，健康保險卻是強制性的，即政策范圍內的所有人必須參加健康保險，只是具體參加公營還是私營保險人的保險，投保人可以自由選擇。但是智利強制性的健康保險對象僅僅限制為在崗工人和退休工人，并未包括其他社會成員，受益人除了投保人本人之外還包括其家屬。

(一)公營健康保險機構與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的政策差別

公營健康保險機構與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的主要政策差別之一是保險費與保險費率的不同。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的保險費依據每個社區的費率確定，各個社區的費率大小是不一樣的，具體到一個投保人，保險費又根據投保人的年齡、性別和家庭人數而有所差別。公營保險費率僅與受益人的收入有關，而與其年齡、受益人數和健康狀況無關，每位購買公營保險的投保人交納收入的7%作為保險費。

公營保險部門與私營保險差別之二是保障水平的不同，在公營健康保險機構(FOIVASA)中，每個人都交納7%的健康保險稅，獲得相同的一攬子最低醫療服務。私營保險的保障水平取決于交納的保險費的多少，交納的保險費越多，獲得的保障程度越高，反之則反是，即保險費和健康保險保障服務水平呈對等性。

(二)公營保險機構中投保人的分類

智利的公營健康保險機構根據投保人月收入由低到高分為A、B、C、D、E五個等級，A級屬于法定的貧困人口，按照1995年12月確定的收入標準，B級月收入低于144美元，C級月收入為145—225美元之間，D級為月收入225美元以上的人，E級是極少數月收入特別高的人群，A、B、C、D四級分別占總人口的41.2%、31.5%、12.8%、13.9%。

公營健康保險機構為所有人提供預防、初級和二、三級衛生保健服務，投保人因病請假也給予補助。對受益人是婦女的，提供5個月的產前和產后假期津貼。對高收入者發給津貼證，在公立醫院就診時享受降價優惠，鼓勵高收入者參加公營機構的健康保險。對于窮人公營健康保險機構規定可以免繳7%的保險稅，在公立醫院就醫時自己也不需要付費，但在產前、產后因病缺工不享受津貼，并且不能到私營醫院就診。一般而言，A、B兩類人在就醫時個人不承擔任何費用，C類人個人承擔的醫療費用約為總費用的10%，D類人約為20%。

(三)共付制(co—payment)

所謂共付制是指在出現醫療保險事件時，所發生的醫藥費用由保險人與受益人共同承擔，它類似于共同保險。在智利，共付制被認為是對受益人的行為有強制約束，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用共付制度來控制受益人的“道德風險”，降低了保險人承擔的醫療責任，這被認為是智利健康保險制度模式中最顯著的特色。由于健康保險的供方市場尚未規范，許多私營健康保險機構提供的健康保險方案保障程度往往很低，迫使受益人自己不得不承擔大部分的醫療費用。

三、智利新健康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隨著時間的推移，智利新的健康保險制度受到了公眾越來越多的批評，這些批評對象主要是私營保險公司，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所謂的“擠出精英(creamskimming)”，它指私營保險公司把那些收入比較高、健康狀況比較好的人從公營保險制度中剝離出來，成為自己的保障對象，而把最需要健康保險的那一部分人，特別是低收入的窮人排除在私營保險制度之外。二是私營保險人提供的保障程度過低，主要表現在共付率很高，所謂“共付率”是指被保險人(投保人)承擔的壓療費用比例。由于“擠出精英”問題，又引起了不為智利公眾所注意的第三個問題，大量收入高而身體健康狀況好的人離開了公共健康保險機構，因此使智利降低衛生保健公共支出的健康保險制度改革目標沒能實現。反過來，公營健康保險機構為了改善財務狀況，一方面推出新的措施吸引高收入、體質好的受益人，與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爭奪市場；另一方面，自1996年起也開始推行共付制度。公營健康保險機構醫療費用共付制度的推行，使得其中的受益人個人承擔的醫療費出現了巨大增長，特別是對窮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健康保障服務水平和保險價格的雙軌制。公營健康保險由國家衛生保健基金管理，其保險費與承保的人數和人口特征無關，均為投保人工資的7%，同時獲得相同的保障服務。也就是說，公營健康保險制度的保險費隨收入的增長而增長，保險價格僅僅是收入的增函數，由于個人收入存在差別，那么收入高的個人在獲得相同醫療服務質量和數量的前提下，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并且，公營健康險一般要求受益人在公立醫院接受醫療服務，因此選擇公共健康險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面臨公共醫療服務供給方的諸多限制，如通常獲得的醫療服務質量低，不能及時就診，出現排隊等待現象等。

私營健康保險制度的保障服務取決于個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保險費依據家庭需要的保障水平和家庭成員的風險狀況確定，保險費和保障程度之間是按照市場原則確立的對等關系，體現了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和公正性，較高的保險費就能獲得較高質量和數量的醫療服務，并且醫療服務具有相當的便利性，能夠隨時獲得，不會出現公營保險排隊等待的現象。

這樣，收入較高的人將會選擇加入私營健康保險機構。高收入富裕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一般也比較好，而高風險的窮人只能留在公營健康保險機構中。

第二，共付制度。由于政府對共付制度沒有明確的政策規定，私營保險人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導致了共付制成為其排擠高風險人群的手段。公營健康保險部門雖然也有共付制，但共付比例在同類人群中是一樣的。而私營保險人是在了解了每一個投保人的社會經濟條件之后，再確定每個受益人的共付比例的。往往收入越低的人群，在私營健康保險機構中自己承擔的醫療費用比例高，而獲得的經濟保障程度卻較低，因此共付制起到的作用是對中低收入群體獲得私營健康保險設置了一個進入的附加障礙。總體上看，私營健康保險機構的經濟保障程度基本沒有超過醫療費用的三分之一，最低的到10%以下，病人不得不承擔66—91%的經濟負擔。有研究證實，對于醫療費支出每年少于50萬比索的人，自己付費占總費用的31.3%；醫療費用超過500萬比索，受益人支付的占總費用的44.9%(RitmannM.，1998)。

第三，私營和公營健康保險的成長不是互相促進，而是相互約束。私營健康保險制度和公營健康保險制度的差異實際上為投保人提供了兩種不同的契約機制，使投保人自動分成了兩類，收入低、風險高的人留在公營保險體制內，而收入高、風險低的投保人則轉向私營醫療保險制度。那么，公營保險制度中高收入的人向低收入人的補貼機制被破壞，政府對公營健康保險機構的投入增長不僅得不到抑制，增長的速度反而會更大。1995年智利政府為公立衛生健康提供了93280萬美元，相當于智利國民人均67.59美元，或者公營健康保險機構870萬人均110.17美元(范桂高，2001)。1985年、1990年和1996年智利的醫療保健開支分別占GDP的百分比為1.6%、2.0%和2.3%(國際勞工局，2000：223)。這同智利改革健康保險制度是為了削減政府負擔的初衷是相矛盾的。

公營保險為了改善財政狀況已經推出了新的項目，吸引高收入的投保人留在供應保險制度之內，例如為高收入的人提供就診津貼證明，使他們在公立醫院看病享受費用優待，只需付更低的醫藥費用，從而形成了同私營保險爭奪高質量的投保人的局面。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