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發展法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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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對促進社會生產力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解決勞動力再就業、增加財政收入和擴大進出口總額的重要力量，真正擔當起了“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重任。但是，民營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也表現出令人擔憂的一面：一些部門辦事不規范、程序不公開、行政不依法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搞特權、刁難企業，利用辦證、辦照、辦案、收費之機吃拿卡要；對民營企業提請的行政許可、給付、證明、裁決、保護等事項應受理而不受理，或擅自設立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擴大收費范圍。如此種種，給民營企業的發展帶來很大困難。

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憲法對其地位的確定和所提供的保護力度。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從根本上消除了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法律障礙，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憲法保護。主要體現在：一是對私有財產實行“國民待遇”。過去我國憲法規定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對私有財產，僅僅保護其中一部分的所有權和繼承權，不包括使用權、受益權和排他權等，導致了公私財產權主體地位不平等。民營企業唐山宏文集團，參與秦皇島北山電廠3號機組改制時，控股66．67％，不但沒能分到一分錢紅利．而且完全被排斥在管理機構之外，就是這種憲法地位不平等的體現。在私有財產權獲得憲法保障后，民營企業將獲得“國民待遇”。企業成本和風險會大大降低，對財產權救濟的選擇思路，也會由尋求“權力救濟”轉向尋求“憲法和法律的救濟”。

二是擴大了私有財產的保護范圍，即保護所有合法的私有財產。這次憲法修正案對公民私有財產形態不再一一列舉，而采用概括的方式，“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新提法比過去更簡單、更抽象，彈性范圍也更大了。第一，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對全體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都給予保護，保護的范圍既包括生活資料。也包括生產資料。傳統理論認為。生產資料只能由國家所有。而生活資料則允許私人擁有。這種分類在當今社會行不通。比如。一輛自行車．如果騎著上下班無疑屬于生活資料。但要用自行車馱著一些商品到市場上去賣。那么這時候自行車應該算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1982年憲法已開始有意識地模糊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之間的界限，采用了“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的說法，這種界限上的模糊，為擴大私有財產保護的范圍提供了可能性。第二，用“財產權”代替“所有權”，在權利含義上更加準確、全面。財產權是相對于人身權而言的，是指民事主體所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質內容并直接體現為經濟利益的權利，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其中，物權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動產或動產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財產所有權是指財產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顯然財產權和所有權的內涵和外延有明顯的區別。在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所有權”的內涵無法包括所有權以外的其他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這次憲法修正案對私有財產保護范圍的擴大無疑是適應我國新經濟時代的要求，民營企業的合法財產保護問題將會化解。但也有人認為，國家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會給人一種聯想，我國將來是否會對擁有非法私產的個人展開“秋后算賬”?原罪“大赦令”是否抵觸國家刑法?赦免民企原罪是否政府越權?民營企業家的財富積累僅僅是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事，大批的富翁利用我國在經濟轉型期間制度不健全的空隙撈到了“第一桶金”，“原罪”問題是懸在民營企業主頭上的一柄利劍。

三是承諾保護財產不被沒收、不受非法侵占。我國憲法修正案中規定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這一條，對公民財產保護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財產權受到侵害或受到損失時，經濟上的補償是實施保護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沒有補償，對財產的保護就不完整了。過去我國憲法中規定了國家賠償問題，1994年通過了《國家賠償法》，但憲法未規定補償問題，也未制定《國家補償法》，如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的補償問題都未作統一的法律規定。由于對補償問題未作規定。所以各地做法不一致．造成圍繞補償問題發生的糾紛非常多，特別是房屋拆遷補償費的多少。這樣看來。補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制度。它對保障公民權利、維持社會穩定都是不可缺少的。這次修正案把國家補償問題提高到憲法的高度加以保障．無疑是給民營企業家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下一步我國就要制定一部統一的《國家補償法》，在補償中體現公平、公正、合理。

在保護私有財產問題上，要正確處理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的關系。當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個人財產時，個人應當服從公共利益需要．任何私有財產都負有公共義務。但同時也不能假公共利益之名損害個人利益，對私有財產應依法征收或征用．堅決杜絕行政違法行為發生。當然，保護私有財產不僅涉及憲法的修改、民法和商法的調整，而且涉及經濟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律的完善問題。

過去．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準人、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考慮到這些因素，本次修正案改為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這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將會帶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政策上要消除對民營企業的各種歧視性規定，在市場準人、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給予同國有企業同等的待遇。由于目前許多民營經濟的龍頭企業存在歷史較長，積累了大量的不規范因素。這既有管理部門默許的成分，也有企業擅自違規操作的情況，有的還屬于各種法規、部門規章之間的沖突而形成的特定狀況。有關部門應從國家統一的高度，出臺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對重大歷史問題的處理指導意見。對于擬上市公司．要簡化、減少、合并不必要的行政審批環節；避免發生企業在各部門之間來回申報的情況。此外．還要正確處理存量資產與企業發展壯大后的新增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如果能舍小利顧大益，政府部門應允許企業減免或延遲分期繳納相關費用。只有企業發展壯大了，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夠得到長遠的保證。民營企業通過上市可轉換經營機制、提高企業競爭力．而不少民企不愿上市則反映了我國法律法規尚不健全。企業在不上市情況下運作的不規范，顯然不利于民營企業“第二次體制的轉變”。因此，為落實憲法關于“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則，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36條”，在市場準人、財政金融支持、社會服務、職工權益、強化企業素質、政府改進職能、加強經濟指導和政策協調七個方面規范界定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動空間和政策優惠，堪稱民營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標志。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僅靠政策的支持是不夠的，必須加強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尤其是財務、稅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制度的銜接、統一，并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一種民營企業自覺規范運營的良好氛圍。

在倡導建立法治國家、誠信政府的今天，國家公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力的行使必須嚴格遵循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不得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嚴格依法行政、依憲治國，確保憲法的權威性，保證法律和政令的暢通，對于假借服務之名任意干涉和妨礙民營企業經營的任何行政違法、違規行為和越權行為必須依法追究。

政府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扶持和保護可從三方面著手：第一．給予融資方面的擔保支持。主要是在信貸方面為企業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擔保。第二，通過嚴格執法改善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主要是減少行業進入壁壘，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第三，構筑和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針對當前中小企業技術開發能力弱、人才缺乏等矛盾，依靠政府力量．強化中介服務等社會化服務功能。如為企業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為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協作提供中介服務；為企業提供人員培訓、企業診斷和經營指導服務等。

與非公有制經濟相聯系的，還有這次修憲中關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提法，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對民營企業家的偏見。既然他們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我們就應承認他們的勞動，承認他們對社會進步、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貢獻。過去在憲法里只提勞動者和愛國者．這種提法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不包括民營企業家群體的。這一部分人既然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有積極的貢獻，是一種積極的力量，那他們也應當是愛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憲法修正案把“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納入統一戰線的范疇，表明我國政權的基礎擴大了，合法性增強了，對于維護國家的穩定．保護勞動者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生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為了更好地保障民營企業家的憲法權利，要盡快完善我國的法律監督機制，特別是違憲審查制度。憲法的精神實質是保護私權利即公民權利，限制公權力即國家權力最早的憲法就是為了限制國王的權力而制定的。英國有種說法，窮人的破屋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千軍萬馬不能進”。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憲法要求實行法治。法治不僅表現為立法至上．而且還表現為嚴格的依法執法和司法。對于公民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而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則不同，“凡是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政府施政必須有法律依據，政府的權力是既定的、受法律限制、由法律調整的有限權力，而不是無限權力。政府應當是受規則約束的、有限的憲政政府。為此要盡快完善我國的法律監督機制，加強對立法、執法和司法違憲審查的力度，切實、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憲法權利，不會因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而遭受侵犯。這也是我國民營企業家們期望的。然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