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銀行金融風險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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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銀行的概念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前執行董事保爾•麥卡利（PaulMcCulley）于2007年8月首次提出。由于各國金融體系和監管框架存在很大差異，影子銀行目前沒有形成統一定義。較常使用的是2011年4月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影子銀行：范圍的界定》的研究報告中給出的定義，即影子銀行是“游離于傳統銀行監管體系之外的包括各類相關機構和業務活動在內的信用中介體系，其期限／流動性轉換、有缺陷的信用風險轉移及杠桿化等特征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或監管套利風險”。由此定義可以看出，影子銀行與金融風險甚至金融危機密不可分，風險內生于影子銀行體系，而歷史演進的邏輯也佐證了這個觀點。美國次貸危機發端于2006年底，然后保爾•麥卡利提出了影子銀行的概念，隨著次貸危機的深入演化，影子銀行得到了更多關注，并被認為是百年一遇國際金融風暴的關鍵因素。但影子銀行的發展并不必然導致金融風險。影子銀行業務始于20世紀70年代，遠早于次貸危機，其發展是一把“雙刃劍”，既增加金融供給，促進金融創新，又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樊曉靜等、王曉楓等通過時間序列分析發現，我國影子銀行與GDP、CPI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影子銀行在一定規模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聞岳春、肖敬紅基于銀信合作的視角，從信托公司和投資者兩個角度對Gennaioli等人的影子銀行模型進行拓展，結果表明在市場達到均衡時，影子銀行一定程度上能夠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并能有效地分配風險，有利于社會總福利的提高。劉太琳、董中印的實證分析表明，影子銀行過快的規模擴張明顯降低了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要正確把握影子銀行與風險之間的關系，需澄清以下四方面的認識：其一，金融機構與影子銀行業務。金融機構是影子銀行業務的行為主體，后者是前者行為的結果，兩者有時很難絕然區分開，但并不是所有金融機構的創新業務都有風險，直接引發風險的是影子銀行業務，故影子銀行研究的重點是Banking，但要通過約束和規范金融機構的行為來控制影子銀行的風險。其二，金融創新的雙重性。金融創新推動金融產業不斷適應變化中的經濟金融需求，金融創新使影子銀行規模不斷膨脹，影子銀行的系統重要性不斷提升。金融創新也存在試錯的成本，尤其在創新過度時，可能誘發金融風險，但不能因為會帶來風險而停止金融創新的步伐。其三，金融改革與金融風險。金融改革通過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機構主體和金融業務，完善了金融市場體系，推動了金融深化，由于缺乏監管能力和經驗，在利益驅動下，一些新業務會演變成影子銀行業務，并成為風險隱患。只要風險可控，就不應該阻礙金融改革繼續推進的進程。其四，影子銀行發展的階段性。不同的經濟發展背景、金融發展程度、監管框架、政治歷史文化傳統等各方面的差異，都會導致影子銀行的發展階段、積極作用和負面作用即風險的不同。一國的影子銀行引發了風險，另一國的影子銀行卻可能仍在發揮積極作用。各國監管影子銀行的做法和經驗只能借鑒，不可照搬。可見，影子銀行內涵十分豐富，其業務廣泛存在于金融活動中，與各種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關系復雜，不確定性因素多，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同時存在。如果不能理清影子銀行引致風險的脈絡，就不能正確理解和對待影子銀行，就不能引導其發揮彌補傳統銀行的信用不足，優化資金配置效率的功能。
二、誘發影子銀行風險的關鍵因素
影子銀行的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信用擴張、規避監管等功能并非影子銀行所獨有，這些功能也并非只有負面作用，由此認識影子銀行會模糊與其他金融機構業務的界限，會放大影子銀行的風險，而影子銀行特有的風險一般隱藏在各類金融活動中，不能被輕易捕捉到。如果從美國次貸危機這百年一遇的風險等級和該危機爆發當時的情景和邏輯中去考察，就比較容易認識影子銀行風險的本質特征。概括地說，美國次貸危機凸顯了影子銀行以下三大風險因素。一是全業務鏈風險評估缺失。回顧美國次貸危機的全業務流程，首先是銀行根據審慎原則發放次級抵押貸款（SM）；為分散流動性風險，次級抵押貸款公司將SM按數量、期限、利率和風險特征等分類打包成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MBS），出售給投資銀行；投行將MBS和其他債券組合成信用級別不同的抵押擔保債券（CDO）及各類金融衍生產品，分別出售給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貨幣市場基金、養老基金、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結構性投資機構（SIVs）等。在這一系列金融創新中，由于前后業務高度的市場關聯性，無意中形成了一個金融業務鏈條。其中每單個環節的行為都是理性的，發揮了信用強化、分散風險的功能，但從全業務鏈條來說，卻從某種程度上積聚了風險，存在集體的非理性和集體行為的困境，因為后續的金融創新嚴重割裂了產品本身和基礎資產之間的聯系，純粹是基于交易模型的金融工程應用，造成市場分割化和市場不透明，使市場參與者很難有效處理信息。這種市場失靈不經矯正會導致金融系統中的資本分配缺乏效率并導致系統性失靈。也就是說，各個環節風險分散的過程，也是風險積聚的過程，風險分散是顯性的，而風險積聚是未受注意和未加核實的，哪種效應更大，取決于基礎資產的質量和后續創新對基礎資產信息掌握的程度。由于該業務鏈條涉及眾多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沒有一個行為主體能清晰認知和評估其隱藏的風險，理性市場參與者們個人也缺乏監督風險的激勵，因此，此類金融創新延伸的業務鏈條越長、關聯度越高、產品越復雜，積聚的風險越大。二是忽視風險積聚的正反饋效應。影子銀行比較傳統銀行受到更少監管的事實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監管套利促進了對影子銀行的需求。證券化操作帶來了影子銀行財務狀況健康的錯覺，其風險性似乎比單筆抵押貸款的風險要小很多，而且2006年底前受低拖欠率形成的高收益誘惑，及對美國投資市場、全球經濟和投資環境過去一段時期持續積極、樂觀情緒，信用衍生類金融市場規模從2003年到2006年膨脹了15倍，達到50萬億美元的驚人規模。如此狂熱的市場需求，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鏈的循環，即刺激了業務鏈條的源頭———次級貸款規模的迅猛擴張。
為了追求盈利，在優質客戶稀缺的情況下，美國房貸機構不斷放寬放貸標準，將貸款發放給更多信用等級低、收入證明缺失、負擔較重的客戶；在發行按揭證券化產品時，有意不向投資者披露房主按揭付款能力和零首付情況；評級市場的不透明和評級機構的利益沖突，又使得這些高風險資產順利進入投資市場。這些有毒資產經過系列金融創新和業務鏈條延伸，加上杠桿率提高，風險積聚功能遠遠超過風險分散功能，風險被成倍放大，形成風險積聚的正反饋效應。三是銀行評估交叉業務風險深度不足。影子銀行主要涉及證券、基金、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但商業銀行卻深度參與。商業銀行通過三種渠道介入：在信貸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銀行通過贖回條款承接風險；在發行CDO、CDS等金融衍生品過程中，銀行一方面是優先級證券化產品的買家，另一方面，給投行、基金等市場參與者融資，而且是高杠桿的融資。艾倫•格林斯潘在對比分析美國1987年經濟泡沫、2000年互聯網泡沫和2008年房地產泡沫之后指出，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了更嚴重的后果，關鍵在于債務杠桿的重要性，使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上的資本金被深度侵蝕。表面看，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借款戶的信用等級遠高于次級貸款客戶，實質上，由于影子銀行業務的有毒性和高杠桿，貸給非銀行金融機構從事該業務的風險極大，而商業銀行對此卻茫然無知，更沒有意識到要去深度評估風險。由于商業銀行多渠道參與交叉業務，打通了風險交叉感染的渠道，次貨危機中美國銀行業面臨十分嚴峻的困難，2008年美國當年宣布破產銀行家數達到23家，遠超過之前5年的總數。上述三種風險因素中，全業務鏈風險評估缺失帶來的風險是影子銀行所特有的，是影子銀行風險本質的突出表現；如果說影子銀行有顯著的正面作用，風險積聚的正反饋效應通過強化全業務鏈的風險而使其負面作用超過正面作用；由于對全業務鏈風險的忽視或無知，銀行評估交叉業務風險深度不足，使轉移出去的風險又重新蔓延回到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商業銀行，引致國家整體流動性緊縮，金融風險惡化為金融危機。
三、中美影子銀行風險特征
比較由于次貸危機發生時我國資本項目不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低、外匯管制嚴格，美國影子銀行業務鏈向我國延伸碰到了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我國受次貨危機的直接影響較小。既然影子銀行伴生于次貨危機，而我國又與次貸危機較少關聯，中美影子銀行就有很大的區別。鄭智、劉蘭香認為，美國影子銀行業務是基于資產證券化、回購組合并衍生出豐富的交易工具，而我國影子銀行不存在高度發達的證券化產品，充其量只能算是“銀行的影子”。陳繼勇、甄臻從參與主體、運用的金融工具、信用擴張機制、宏觀經濟背景、監管框架、風險特征等六個方面對中外影子銀行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中國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更高，應盡快明確影子銀行定義、業務類型及監管要求，防范過度擴張和監管盲區。巴曙松結合影子銀行在華爾街國際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指出中國影子銀行仍在金融監管范圍內、不具備明顯的高杠桿和大規模期限錯配的特征、不具備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應淡化影子銀行的概念，從防范系統性風險角度實施差別化監管。國內學者對我國影子銀行是否會產生系統性風險爭議較大，從本文研究誘發影子銀行風險的三個關鍵因素看，我國影子銀行產生系統風險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其一，金融業務鏈較短。誘發影子銀行風險的關鍵是全業務鏈風險，形成全業務鏈的橋梁是信貸資產證券化和相關金融衍生品，而這些在我國規模都較小，且主要集中在銀行的表外業務中。2005年3月我國啟動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受次貸危機影響暫停至2011年繼續試點，到2013年底信貸資產證券化規模只有1054億元，而且基礎資產的行業分布廣，通過證券化分散風險的效果好于美國高度集中于房地產的情況，加上金融業務鏈條短，業務鏈延伸中的風險積聚效應明顯小于風險分散效應。因此，在我國，隱藏在銀行表外業務中的全業務鏈風險較小。小貸公司、擔保公司以及民間金融極少涉及證券化產品，此類風險更小。其二，風險積聚的正反饋效應較小。該效應依賴于金融業務鏈的長短。由于金融創新不足，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除銀行的表外業務外，以某類基礎資產為主，通過證券化、金融衍生品之后產生旺盛的終端需求，再回過來刺激原始基礎資產需求，形成不斷膨脹循環過程的金融事件極少發生，故我國影子銀行通過正反饋效應積聚的風險較小或沒有。其三，交叉業務風險可控。當下銀行表外的交叉業務主要包括銀信合作、銀證合作、表外商業匯票等形式，其中銀信合作理財已符合一定的影子銀行特征。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銀信合作規模2．03萬億，銀證合作規模1．78萬億，兩項相加約3．81萬億，這些影子銀行業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業銀行的違規風險。近兩年來，銀監會采取相應措施加強監管，比如要求銀行將銀信合作業務從表外轉入表內，未轉入表內的按照10．5％比例計算風險資本等，控制了銀信合作業務的風險，銀證合作等也在嚴格監管之下。其他兩類影子銀行機構幾乎沒有交叉業務。
五、結論與建議
影子銀行作為一個舶來品，其內涵十分豐富，涉及各類金融工具和渠道，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容易引起認識上的混亂。本文從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內在邏輯中，梳理出誘發影子銀行風險的三個關鍵因素，并以浙江省為例對照分析我國影子銀行體系，結果表明我國影子銀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很小。對此，提出如下建議。第一、避免影子銀行概念的泛化傾向，大膽發揮其積極作用。影子銀行風險與金融創新業務鏈條長短密切關聯，在歐美發達國家，金融創新活躍，容易積聚影子銀行風險。而在我國當下金融體系不完善、直接與間接融資結構不合理、中小微企業領域金融抑制現象嚴重的環境下，應排除爭議，鼓勵具有創新內生沖動的影子銀行發展，發揮其拓寬融資渠道、服務實體經濟、分散金融風險的正面作用。第二、繼續強化銀行表外業務的監管。發展表外業務是商業銀行改革的必然趨勢，但根據上述分析，銀行表外業務存在較大風險隱患，需進一步加強監管，包括金融創新要適度，對同一類基礎資產的創新業務鏈條不易過長；加強不同監管部門之間對交叉業務的監管協調；加強信息披露，及時揭示隱藏在金融創新中的風險等。第三、加大金融市場化改革力度，促進非金融機構健康發展。我國在小微企業和“三農”等領域還存在一些金融服務空白，需要發展小貸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VC／PE等機構來填補。這些機構由于監管不到位客觀上有風險，但與影子銀行典型特征相去甚遠。要加快金融市場化改革步伐，發揮這些機構彌補銀行信用不足、優化股權債權結構的功能。對民間金融，要總結溫州經驗，通過民間融資登記服務中心、信息服務公司、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等業態實現民間融資陽光化，發揮草根金融在普惠金融中的積極作用。第四、防范“中國式”金融系統性風險。從典型的美國影子銀行運作標準判斷，我國影子銀行體系風險較小，但并不意味我國金融業不會發生風險。在經濟下行和結構性轉型壓力下，經濟金融領域有越來越多的風險開始暴露，最有可能觸發系統性風險的是房地產。要進一步加強對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領域的宏觀調控，加強影子銀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分析和評估，更加關注細節，盡早采取審慎的政策舉措防范風險。
作者：殷志軍單位：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碩士生實務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