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法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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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文通過對和諧社會應具備的基本特征的闡釋，明確了法治，特別是社會主義法治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運用辯證的方法具體分析了和諧社會的本質和目標以及社會主義法治對和諧社會作用。

【正文】

和諧社會是古往今來人們所向往和追求的美好社會，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和諧社會成為了目前中國社會所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社會發展目標，意味著構建和諧社會將成為中國社會體制的結構性存在。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和特征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組成的復雜社會系統。作為“社會”的范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社會”，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而狹義上的“社會”，則與政治、經濟、文化并列，特指社會關系、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狀況。但無論從廣義還是從狹義的角度來說，社會的中心都是人，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追求和諧是儒家哲學觀的特質之一，和諧被其視為一種至上的理想。《中庸》中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和位育”、“民飽物與”也隨成為儒家和諧思想的精辟概括。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也曾經出現過社會比較穩定的“太平盛世”，但這些是否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和諧社會”呢？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些所謂的“太平盛世”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建立在封建專制統治的基礎之上的，是在一種封閉、集權和等級鮮明基礎上的表面穩定，在實質上存在著大量的不穩定因素，絕不能說是和諧、友愛而平等的社會。為了追求真正的和諧社會和大眾的解放，中國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學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討曾經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有過把階級斗爭的觀點和人本觀對立起來，把實現階級目標的非常手段當作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和目標的階段，也有過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壓倒一切的階段，但這些偏重一方面的做法都導致了社會效益的傾斜，自然和社會資源的破壞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最終導致社會無法實現和諧。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新的經驗，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是我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的新飛躍。這與經典社會主義理論關于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是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提，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促進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總書記對其做了進一步的概括描述：“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從建設小康社會到建設和諧社會是中共作為執政黨近年來在執政理念上的又一進步，為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和諧社會作為我們所致力追求的美好社會，到底是個怎樣的社會，有著怎樣的特點呢？

首先，和諧社會是安定而有序的社會。穩定有序是和諧的前提和基礎。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就必須保持社會的平安、穩定、有序。沒有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惟有穩定才能發展經濟，才能達到社會和諧。實際上，我國自改革以來能夠保持持續高速的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與社會的團結穩定分不開的。尤其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要想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妥善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更加需要保持穩定團結。但是，穩定并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就不存在矛盾了，只是我們在面對矛盾的時候可以做到有效地預防和公正的解決。可以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非要達到一種絕對穩定的狀態，而是一種動態平衡狀態，動態的協調，是目標與過程的統一。這種相對的、動態的穩定，是一種辯證的、理性的穩定，它表現為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在開放的結構形式中被有機整合為一個動態發展的社會穩定系統。它要求以發展促和諧，以公平求和諧，以穩定保和諧，堅持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其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平等的社會。封建時代的“太平盛世”是以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為基礎的一種暫時的和諧，實際上不平等的基礎就是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所在。我們要追求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真正的平等上建立的社會。和諧就是平等者間的協調和平衡，沒有平等就沒有和諧。實際上，平等并非是每個人情況的絕對相同，其實，每個人生來的各種情況、條件就是不一樣的，或者說是不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是我們所無法選擇和避免的，所以對于這種“先天”的不平等都是以接受的態度來對待。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在“先天”的不平等的條件下如何實現“后天”的平等。這種平等首先是人格的平等。無論性別、民族、貧富、社會地位高低等等都在作為“人”的角度上來講是平等的，即人人的人格是平等的；平等其次是權利義務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已深入人心。由國家的各個法律作為主要保障的公民權利義務的平等是公民獲得“后天”平等的重要保證；平等還是各種社會利益機會的平等。社會利益機會的不平等可以說是最大、最嚴重的社會不公之一。因此，要達到和諧社會，就要實現機會均等，包括經濟領域的機會、公平競爭的機會、資源共享的機會，還包括政治領域的參與機會、表達機會等等。如果各種社會利益機會還存在著分配上的不平等，那和諧社會根本無從達到。

再次，和諧社會是正義的社會。正義是人類社會恒久的話題，對于正義的內涵世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美國著名哲學家、論理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并且明確地指出，“正義即公平”，中國的古代也有諸多關于正義的論述。總而言之，正義是一種社會關系中的秩序狀態，這以狀態是一種社會和諧的狀態，社會和諧是正義的要求，而正義又是和諧社會的本質。建立和諧社會，需要全社會來伸張正義，就需要有著一個美好理想而為之奮斗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主持正義，就需要一個維護社會正義的法制制度，就需要有一個體現正義的社會道德體系，就需要有一個體現社會正義的社會運行機制，就需要有一個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就需要有勇于為伸張正義而存在的媒體和執業人員，就需要有敢于爭取正義的人民群眾，將正義作為和諧社會的“美德”加以發展完善，人與人之間都遵循正義的規則，即是和諧社會的實現。最后，和諧社會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發展的社會。幾千年來，人類從對自然的恐懼無知到逐漸的認識自然乃至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但隨著我們對自然無節制的索取和越來越嚴重的破壞，人類開始意識到要想達到和諧社會的理想，就不僅要做到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而且要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目標。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是指人們需要一個穩定和平衡的生態環境，和諧社會必須在一個適宜的生態環境中才能保持發展。自然環境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物質基礎，自然界向人類提供的資源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枯竭就無法彌補。因此，人類需求的增長必須與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類資源相適應，我們的生產和消費必須以最小的環境和資源代價來進行。無限制的掠奪自然，會造成資源的枯竭，不僅實現不了發展的目標，還會使地球變得不再適合人類生存，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也就無從談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無從談起。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不但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還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路，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這是我們總結歷史經驗、重新審視人與自然關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選擇。

二、社會主義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當我們在憧憬美好的和諧社會的同時，還要意識到極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無論我們所描繪和期待的和諧社會有多么美好，它都不是自發形成的，也不可能自發的達到自我平衡，因為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是沒有矛盾的世外桃源，都是各種和諧因素與不和諧因素的矛盾和統一，絕對的和諧社會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就更應該探討如何在這樣復雜的基礎上最大程度的實現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其中，不可忽視的和至為重要的，就是法治作為人類社會越來越重要的調節手段，在和諧社會的維系和平衡運轉中所起到的重要調節作用。

法治的概念來源于西方社會，是與人治對立的概念，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是一切依法而治，但是這里的“法”意指良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將民主納入良法的精神核心，即法律主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的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不是靠權力者的威嚴甚至特權，更不是靠親情。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樹立崇高的法制權威作為基本原則；法律是公民行為和政府活動的最終導向，是規制和裁決人的行為的最高標準和終極力量；使每個社會成員都共同受法律的保護和約束，任何人或任何組織都毫無例外地受領法律的規束以及恩惠，其行為和活動都納入法制的軌道和范圍。因此，法治是社會調整擺脫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權，形成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與和諧狀態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進經濟、政治和文化和諧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之所以給法治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的地位，是因為：

（一）和諧社會的本質就是法治社會

和諧社會在本質上就是民主法治社會。這是因為和諧社會要求社會依照一定的規則有序運行，反對社會運行的混亂與無序。而法治的實現正是為了保障社會和諧運行的狀態，維護和諧社會的精神內涵和運行規則。和諧社會是“和而不同”的社會，是承認個體獨立、承認個體差異的社會，這可以說是關于和諧的認識前提。各種不同的個體如何組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必須要有事物的組織法則與運行法則。近代以來，法治與人治的對立則主要表現在民主與法制、主權在民與主權在君、法律與當權者個人意志之間的對立。

人類社會需要必要的社會規范加以良好規范。而在法治狀態下，可以既使個人的意志得到尊重，個人的利益得到保護，又使各個不同的個人服從于統一的規則，形成既有個人自由，又有統一意志的社會局面；和諧社會是“彼此互動”的社會，和諧社會之“和”是整體之中相關部分彼此互動之“和”，是協調運動之“和”，總之是一種動態之“和”，是個體與個體的動態關系得到很好對待的社會。這一社會同樣需要法治作為調節的手段，并使相互聯系著的各個因素具有法定的有機聯系，以使在彼此的互動之中，每個個體或群體都遵循規則，循章而行，富有生機與活力，相互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使社會處于和諧狀態，并使被破壞的秩序得到恢復，使紊亂歸于和諧；和諧社會是“相互協調”的社會，是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整體很好協調的社會。在依照法律規則來治理的社會中，人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會就能處于和諧的狀態之中，使社會的各個元素、方面、環節都能無阻礙地有規則地運行。可以說，能使我們的社會達到這種狀態的，只有法治。良好的法治狀態就是社會的和諧狀態。所以既可以說法治社會是和諧社會，也可以說和諧社會在本質上就是法治社會。

（二）法治的目標就是和諧社會，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會和諧的產物

法律的產生，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維護和實現社會和諧。從各種法律制度產生的歷史原因來看，法律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而產生的。中國古代的法字，就有解決社會矛盾的意思。從《說文解字》對該字的解釋可以看出該字包含著獨角神獸，就是傳說中的糾紛裁判者；"水"旁意味著裁判糾紛應當像水一樣公平。從西方和中國法律的產生來看，也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在民商事法律最為發達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民事和商事糾紛層出不窮，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制定和相應的民事和商事法律就是為了解決這些糾紛。因此，可以說民事商事法律無不是為了解決相關的民事商事矛盾而產生的。而在古代的中國社會，最發達的法律是刑事法律，我們一向是民刑不分，以刑為主。但是，刑法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也是因為相應的刑事違法或者犯罪的存在。各種犯罪無不是對法律所保護的社會權利的侵犯，犯罪一旦發生，就必然會出現犯罪者與受害人、受害人親屬，乃至與整個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為了保護受害者，保護受害者親屬，保護社會利益，于是人們不得不制定刑事法律來制裁刑事違法行為。在社會進入到近現代之后，國家間的交往越來越多，包括國家層面和私人層面的交往，交往的頻繁必然導致矛盾的發生也越來越頻繁，因此，為了解決矛盾，規范國際交往的秩序，國家間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國內法律也增加了關于國際交往的法律規則，從而產生了國際法，包括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國際經濟法。綜上可以看出，所有的法律的產生無不是為了解決相應的矛盾，規范社會秩序以及對相關的財產利益進行調整，而這種解決矛盾、調整秩序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社會保持和諧和穩定、有序。

（三）和諧社會的各項特征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實現

如果我們觀察和諧社會的各項特征會發現，這些特征的達到和實現只有通過法治。首先，沒有法治的社會必然會導致人們的行為無規則可循，社會必然陷入混亂之中，安定有序無從談起；其次作為和諧社會特征的平等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實現，在無法控制先天環境的不平等的情況下，只能通過法律來平衡利益，保障和實現后天的平等，否則平等將成為一句空話；再次，正義作為和諧社會的特征之一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實現。我們不可能要求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人們會自發的追求和維護正義，尤其在涉及自我利益的時候更是如此，只有良好的法治才能保證懲罰非正義的情況，保證真正的正義的實現，并且由于法治的威懾作用使得人們更自覺的去維護正義；最后，在自然環境的破壞愈來愈嚴重的今天，只有法治才能遏制和保障環境，使得人們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可以不忽視環境的保護，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四）法治是實現和諧社會最重要的保障

法治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最重要的保障，具有無可替代性，這是因為：

法律的至上性。首先，在人治時代，是不存在法律至上的，即使統治者對其極度推崇，即使法律被置于一般臣民之上，但相對于君主而言，它只能屈居其下，人治時代是推崇個人權威的社會。毫無疑問，隨著社會的越來越發展，人類社會越來越崇尚法治的社會。法律經過特定的機關、一定的程序制訂并頒布后，就具有了至上的權威性，成為全社會所有成員都要遵守的準則。每個國家的憲法中都規定了類似的條款，我國《憲法》規定，無論是個人、團體、還是國家機關和執政黨，都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都必須依法行政，依法行使國家權力。這種至上性包括了幾點：（一）法律之于任何社會勢力為至上。一個社會是由眾多的主體所組成的，這種主體既包括政黨、國家機構、經濟組織、其他社團組織等，也包括了以個人身份出現的社會主體。但不論是何種主體，亦不論其在國家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職位有多么之高，其活動的準則只能是法律，一切依法而論。尤其對于執政黨、政府、議會、法院等對社會具有巨大影響的權威性組織而言，這一點顯得更為重要，所謂必須要依法來行使權力。（二）法律之于其它社會規范為至上。在和諧社會里，法治時代中，法律規范和其它一切社會規范相比較必須是至上的。這表明：一方面，當法律規范和其它社會規范沒有根本性的沖突時，即其它社會規范的存在并不違背法律規范的基本價值取向和基本精神時，法律規范和其它社會規范可以并存。否則，當法律與其它社會規范具有明顯的沖突時，則應以法律規范為標準，取締、改造、風化其它社會規范。即以法律為標準，進行移風易俗，使其它社會規范與法律相吻合，或者至少不違背法律的基本價值取向和精神。當然，此處的法律應以“良法”為要。（三）法律之于權力為至上。中國社會對權力的崇拜由來已久，而這種對權力的絕對崇拜必然導致濫用權力，導致更多社會矛盾的產生，這顯然對建立和維系和諧社會是一個致命的障礙，所以法律至上的一個重要的比較標準，便是在法律與權力之關系的比較中給法律以至上的定位。這對于法治后進型的國家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權力的行使必須符合法定的權力的范圍、條件和程序。任何濫權行為、越權行為和無權行為，在法律上均不產生效力。權力不得推定，任何推定權力的行為必須在法律上予以否定。即便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各地為用足用好用活中央給的政策而絞盡腦汁、盡心竭力地推定權力，并因此而帶來一定活力和效益，我們還是要充分認清權力推定的極端有害性。權力的推定從根本上講是對法治的否定，從而也是法律至上性的消失。因此要強調法治，就必須否定權力推定。

法律的公正性。公正是法律的基本內涵。由于現代社會是復雜多樣的，表現出各種利益、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式和分配形式、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多樣性。這種情況必然會使得矛盾叢生，因此社會需要有統一的規范和調整機制來調整社會生活，而不是隨時都會發生變化的、沒有公信力的調整，否則社會工整無法實現。法律是國家權利機關所制定的，具有超越個體和團體利益之上的統一規范，具有客觀性和公正性，因此能夠被社會所接受而成為統一的調整規范。

法律的公開性。自古代社會第一次公布成文法開始，法律制定后都是自公布給全社會成員來產生效力，因此法律具有極高的公信力。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模式，具有普遍性、被民眾事先所知曉、可預見性、可行性、權威性、穩定性等特點。在當今的社會發展趨勢下，公開的、“陽光下的法律”是天然的防腐劑，只有公開才能杜絕私下交易，避免絕對的自由裁量，才能保證公眾的監督。

結束語

和諧社會是歷來多少志士仁人夙寐夜興、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但在漫長的特權社會，這始終只是人們無法實現的夢想。只有在消滅了剝削階級，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今天，這一理想才有可能得以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法治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的社會，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為歸依，這一點構成了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的唯一標識。民心向背對于政權的影響在國內外的歷史上都有著充分的證明。中國要建設和諧社會，必須運用法治的力量使廣大人民成為改革中真正受益者而不僅僅是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是確保社會和諧安定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