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構論文：國內體育仲裁機制建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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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羅小霜作者單位：武漢大學

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1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1）競技體育的發展呼吁建立體育仲裁制度

目前,我國體育事業已經逐步進入職業化、市場化的軌道,一方面體育糾紛的形式日趨復雜多樣,另一方面,體育糾紛的專業性和技術性以及時效性,決定了解決體育糾紛需要建立專門的糾紛解決機制。然而,中國現行的體育糾紛解決機制已不適應競技體育實踐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體育事業的發展,而建立體育仲裁制度能夠使競技體育活動中的糾紛救濟渠道更加完善,滿足體育糾紛特殊性的要求。

2）跟國際接軌需要建立體育仲裁制度

在國際體育仲裁院成功運作的影響下,體育仲裁制度在全球迅速發展,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成為國際體育界一種不可替代的糾紛解決機制。在體育仲裁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趨勢的大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體育大國,更應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實現體育糾紛解決機制與國際的全面接軌,建立完備的體育仲裁制度。

3）體育法制化要求建立體育仲裁制度

法治社會要求每一種被法律賦予的權利能夠得到有效保障,權力能夠受到有效制約。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建立體育仲裁制度能夠有效地遏制體育行政單位和單項體育協會濫用權力、亂處罰等現象,同時促使運動員的合法權益得到進一步保障。

2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制度的可行性

目前我國已經完全具備建立體育仲裁機制的條件。首先,立法機構對于建立體育仲裁機制非常重視。《體育法》、《反興奮劑條例》等一系列立法為體育仲裁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次,體育學術活動的繁榮發展為體育仲裁制度的構建奠定了學術基礎。特別是2000年以后,許多體育界和法律界的學者開始關注我國體育糾紛解決制度存在的不足,通過對國外體育仲裁的借鑒,提出建立我國體育仲裁制度的建議[5],具有很強的參考和指導價值。再次,國際體育仲裁院的成功經歷以及英、美、意等國仲裁制度的普遍運用給我國體育仲裁制度的構建工作提供了技術和經驗支持。國際體育仲裁院于2012年在上海設立了聽證中心,為我國體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很好的實踐基礎。

構建中國體育仲裁制度應先行解決的兩個問題

1化解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制度的法律依據沖突

由此可見,《體育法》與《立法法》就仲裁制度的立法主體的條文之間存在沖突。從法律的制定主體、實施時間以及性質等方面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都應當優先于《體育法》,也就是說,我國應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體育仲裁法》,而不能是國務院。解決這一法律沖突,筆者建議可以先通過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先行制定行政法規,名稱可定為《體育仲裁暫行條例》。待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再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體育仲裁法》。

2正確處理體育仲裁與民商事仲裁及勞動仲裁的關系

體育糾紛帶有明顯的行業特色,很多時候不能完全依據普通法律規則來處理,而要求有特殊的適應其行業特征的解決糾紛方式,這也是體育仲裁制度作為一種獨立于民商事仲裁制度之外的特殊仲裁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所在。體育仲裁是與勞動糾紛完全不同的兩種糾紛解決機制,體育仲裁解決的是發生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的糾紛,勞動仲裁解決的是發生在勞動關系中的糾紛。中國體育仲裁制度建立后,應當在仲裁性質、仲裁范圍、仲裁程序以及仲裁效力等方面與勞動仲裁區別開來。

中國體育仲裁具體制度選擇

我國建立的體育仲裁制度,一方面既要適應體育改革的發展方向及市場經濟對仲裁制度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面又要符合國際仲裁制度的發展趨勢,實現與國際體育仲裁制度的協調與銜接。

1體育仲裁的性質

體育仲裁作為一種裁決競技體育糾紛的重要方式,其法律性質和地位直接決定了裁決在程序和實體上的公正,以及裁決的效力和公信力。[6]根據國際和我國仲裁的一般特性和發展趨勢,新創建的我國體育仲裁制度應堅持民間仲裁的方向。首先,從法哲學的角度考察,仲裁機制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互相妥協的結構,作為解決糾紛的仲裁制度是一種“私力救濟”的方式,雙方當事人不希望國家權力干預他們之間的糾紛,仲裁的自治運作過程本身亦不需要國家權力的干預。[7]其次,自愿原則是仲裁制度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則,是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石。[8]體育仲裁作為仲裁制度的一種,也應遵循自愿原則,并建立在有效的體育仲裁協議基礎之上。再次,體育仲裁的實質是行業糾紛解決機制。隨著我國體育改革的不斷深化,大量產生于民間體育組織的體育糾紛,均是基于契約與自治的非行政性民間性質。這種糾紛的民間性,與仲裁的民間性質形成內在的契合。此外,從各國體育仲裁和國際體育仲裁的實踐來看,普遍都定位于民間仲裁,對仲裁隨意進行國家干預的并不多見。

2體育仲裁的范圍

我國的體育仲裁適應范圍應當僅限于競技體育活動中,包括因使用禁用藥物和違規方法、運動員流動和參賽資格等引起的糾紛,以及在競技體育運作過程中發生的經濟、聘用合同糾紛。社會體育和學校體育活動中的糾紛以及刑事糾紛則不屬于體育仲裁的范圍。同時,體育行政關系不能適用體育仲裁,只能運用行政復議、行政仲裁、行政處罰等有關法律法規加以調整。此外,對于競技體育中發生的臨場技術性糾紛,國際上普遍的做法是不用仲裁解決。

3體育仲裁的模式

我國體育仲裁的民間性質決定了在構建體育仲裁模式時應當采用或裁或審、一裁終局的模式,即仲裁機構對當事人申請的案件進行審理,當事人就不能就同一爭議再向法院起訴,而且裁決一經作出并送達,即發生法律效力。這種仲裁模式能夠使仲裁速度與裁決的公正之需求理想地結合起來。但是,在規定一裁終局的同時,應當賦予當事人申請撤銷裁決的權利,即如果當事人認為仲裁過程中的某些行為有失公平,可以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撤銷仲裁裁決的請求。

4對國際體育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

與國際體育仲裁制度的協調與銜接,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莫過于對其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然而目前,國際體育仲裁的裁決獲得在中國的承認和執行還存在一個法律障礙。它表現在:國際普遍將1958年簽訂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作為各國承認和執行國際體育仲裁裁決的依據。然而,我國在加入《紐約公約》時進行了“商事保留”。根據這一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認為契約性和非契約性的商事法律關系所引起的爭議適用該公約,也即由于合同、侵權或者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而產生的經濟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才能適應。由此,國際體育仲裁中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裁決可以根據該公約在我國獲得承認與執行,但適用上訴程序即有關體育管理與體育紀律處罰爭議所做的裁決則無法在我國得到承認和執行。為消除這一法律障礙,筆者認為,我國立法機關需要修改相關法律,直接將體育仲裁納入可以承認與執行的裁決范圍。

5對國際體育仲裁的司法監督

進入訴訟程序、接受司法審查是我國法律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對體育仲裁的監督,應當包括對體育仲裁協議、仲裁程序以及仲裁裁決3方面的監督,而縱觀世界各國對國際體育仲裁司法監督的重心,主要在于法院對體育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上。同時,他們對于國際仲裁的司法監督一般采取比較克制的態度。如美國法院對于體育仲裁的介入持十分謹慎的態度,通常不行使其司法審查權,或對體育仲裁的司法監督控制在最小范圍。[9]英國在司法監督方面,國內仲裁與國際仲裁已無二致。[10]在比利時,根據《比利時民法典》中關于仲裁制度之規定,一項真正的仲裁裁決不能向法院上訴,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比利時法院才會對仲裁裁決進行司法審查。[11]我國人民法院在對待國際體育仲裁的司法監督上也應借鑒以上國家的做法,采取謹慎的態度,司法審查僅以程序審查為限,而具體的審查范圍可以參考我國民商事仲裁的相關規定,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法院才可以撤銷仲裁裁決。此外,為了提倡行業自治,完善體育行業內部機制,我國體育仲裁機構更應加強內部監督,如在體育仲裁委員會內部設立監督機構。

體育仲裁的具體程序設計要求

體育仲裁制度作為一種程序性規范,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而程序安排應當嚴格按照訂立仲裁協議、申請、組成仲裁庭、開庭審理、調解和裁決、執行裁決和申請撤銷、法院監督等程序進行。體育仲裁作為程序性規范,除了應當遵循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也應有體育仲裁程序的特別要求。體育仲裁的特殊性要求其仲裁程序在某些地方應區別于普通民商事仲裁的一般程序。第一,應當將體育組織的內部解決設為體育仲裁的前置程序。我們建立體育仲裁制度,是為了擴大體育糾紛的救濟方式,并不是要取代體育組織內部自律自治的功能。[12]將體育組織的內部解決設為體育仲裁的前置程序,可以促使體育糾紛盡量在體育組織內部化解,也有利于維護體育規則的統一以及體育組織的權威。第二,除了設立普通仲裁程序,還應當設立簡易仲裁程序和特別仲裁程序,以迅速及時地解決某些時效性很強的爭議。簡易程序和快速程序在國際體育仲裁實踐中也被廣泛采用,例如國際奧委會的《國際體育仲裁法》中就規定了速決程序,美國的《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爭端仲裁條例》中也有快速選擇程序的相關規定。我國在設計體育仲裁程序時,可以充分借鑒國際體育仲裁院的成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