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經濟倫理的金融調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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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道德存在一定的區別，但也要看到它們內在的統一。道德偏于具體的層面，倫理則是對道德的概括，偏于抽象的層面。倫理是道德在個體身上的具體體現，有什么樣的倫理就會有什么樣的道德;相反，道德也會影響倫理，道德的敗壞和僵化會阻礙倫理的發展。倫理學，通俗地講，就是研究“倫理”的學問。從倫理研究的發展來看，可將倫理學分為一般倫理學和專門倫理學。一般倫理學是對道德倫理所進行的挖掘與分析;專門倫理學則是對一般倫理學的應用，包括經濟倫理學、政治倫理學、醫務倫理學等，屬于實踐倫理學的范疇。本文將倫理學作為金融調控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來探討，不是取倫理學的全部，主要從經濟倫理和政治倫理兩個視角加以分析。
經濟倫理視域下的金融調控法律制度
(一)經濟倫理的涵義
經濟倫理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于20世紀初首先提出的概念，但他沒有對經濟倫理給出具體的定義。［4］對于經濟倫理的含義，國外學界沒有統一的界定。在我國，學者們對其也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經濟倫理就是人們在現實的社會經濟活動中產生并對其評判和制約的道德觀念，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直接產生于人們的經濟生活和經濟行為中的道德觀念;二是指人們對這種道德觀念的認知和評價系統(即經濟倫理觀)［5］。有人認為，經濟倫理指經濟主體(企業、個人)在經濟生活和經濟行為中所特有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評價的價值體系，以及特有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它起著協調經濟活動和經濟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使經濟活動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使經濟活動協調和諧，也促進經濟主體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發展的作用。［6］也有學者認為，經濟倫理學是研究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完善人生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基本規律，明確善惡價值取向及應不應該行為規定的學問。［7］另外，還有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詮釋了經濟倫理的含義。盡管學者們的認識并不一致，但每一種界定都有其合理之處，有助于人們加深對經濟倫理的認識和對經濟倫理的全面把握。綜合學者們的觀點，筆者認為，經濟倫理是指經濟行為符合一定規范、標準和原則的價值取向。其基本內容要求經濟行為的行使要具有合理性、正當性和真實性。經濟倫理的價值是基于經濟與倫理的內在關聯而存在的，經濟與倫理存在內在的聯系。因為經濟不是一個單純的投入產出問題，經濟行為一定是人的群體行為，其行為方式和特性一定受制于人的素質、人際利益關系處理原則等，在這層意義上，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行為主體價值取向的一種表態方式。這客觀上也是評價人們經濟行為過程和經濟成就的重要內容和依據。［8］(P88)倫理規則對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進行調節，使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達到協調，這種調節和協調的目標不僅是保證經濟活動的倫理方向，而且可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在這種調節和協調中，倫理目標和經濟目標是一致的。相應地，在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中經濟主體表現出的遵守倫理規則的取向，表明經濟主體普遍認識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雖然以追求經濟利益、追求效率為直接目標，但不能不以遵守市場規則或倫理規則為前提，進而促進倫理規則在經濟社會的實施。可見，經濟行為是倫理的實踐源泉和載體，倫理是經濟行為的價值導向和目標，經濟行為與倫理規范兩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
金融調控中，直接的受控主體是廣大的商業銀行，終端受控主體是普通的企業和個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都可能基于利益追逐而放任自己的經濟行為，甚至在國家做出金融調控后仍以不道德的行為而規避調控，如商業銀行在國家出臺調控政策后不及時執行政策，仍以原來的方式進行經濟活動等等。這樣的結果是導致整個金融市場無序，或金融調控不暢。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J．M．布坎南指出，社會哲學家的任務是擬訂一種制度化結構，這種結構能夠控制人的道德追求和效率追求，以便兩個目標同時得到實現，并促成一個“更好的”世界，使人們能夠在一個實際上受局限的方面不受挫折地達到他們的目的。布坎南雖沒有具體闡述如何實現對于市場行為的制度化控制，但至少給我們以這樣的提示:可以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將人的道德追求與市場經濟的效率追求協調起來，以促成市場行為的個人性、自利性和社會性、公利性的和諧。［9］法律制度作為一種正式的制度安排，通過國家的強制作用，建立并形成一定的行為模式，構成一種規范化、秩序化的行為方式系統。這個系統就是經濟社會各主體進行活動的規則，將直接或間接地制約著經濟倫理。在金融市場里，當良好的金融秩序存在時，金融機構等經濟主體可以根據慣例對其他主體的經濟行為做出判斷，從而使市場機制持續、良好地發揮作用。反之，當固定化、秩序化的行為方式受到破壞，制度因素不能發生作用時，經濟主體間的秩序將不復存在。此時，僅憑各主體的良知去矯正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根本不可能。如在經濟已經過熱的情況下，商業銀行自覺地通過提高利率來收緊貸款基本不太可能，因為他們也是十足的“經濟人”，需要從放貸中獲取更多的利益。為此，需要建立嚴格的金融法律制度來促進市場秩序。具體在金融調控中，金融調控法律制度使商業銀行把遵循法律的強制性經濟行為轉化為一種習慣性經濟行為，當遵循法律成為慣例時，法律制度的約束就內化為他們的自我約束，金融調控法律制度的適用就得到了實現。金融調控中每一個主體的行為實際上是由金融調控法律制度所決定的，行為如果總是無序與錯亂，其本身也反映出金融調控法律制度存在缺陷、不夠健全或不完善。一般而言，科學、完備的法律制度規范會引導人們自覺地抑惡從善，相反，不好的法律制度則為“從惡”提供方便，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動機。在金融調控法律制度下，各調控主體的行為會自動制度化、秩序化、習慣化，他們的行為具有可預見性。因為金融調控法律制度可以為金融調控所涉主體提供自己之外的他主體行為的預期信息。這樣一來，商業銀行、普通企業、個人依據金融調控法律制度做出自己的行為選擇，同時有助于減少調控中的不確定性，也滿足了各主體的需要。這既可以促進金融調控所涉主體積極遵守金融調控法律制度，養成良好的經濟行為方式，也有益于加強經濟倫理建設。因此，在金融調控中，要注重金融調控法律制度價值的引導作用，要重視合理、科學、有效的金融調控法律規范作用。只有為包括商業銀行、普通企業等經濟主體提供了良好的金融調控法律規范，才能使這些主體表現出普遍的“善行”狀態，才會做出積極配合調控的道德行為。鑒于人都具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個體的道德覺悟和道德意志往往是有限的。在金融調控中，就需要通過金融調控法律制度確立起一系列明確的經濟倫理規范，給各主體的經濟行為以必要的外部約束，告示各主體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怎么為、以什么方式為以及違反規范可能承擔的后果等，才能提高各主體的道德覺悟和道德意志。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模式規范和現實力量的推動，說教和感化只能流于形式和空談，難以發揮其有效的精神力量”。［10］(P448)當前，應將有關金融調控的經濟倫理規范盡可能轉化為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而不應該僅停留在倡導性政策上。僅靠自律性的機制很難讓各主體的經濟行為符合金融調控的目標設定，需要具有他律特性的法律規范予以約束，金融調控所涉主體的經濟倫理才不會失范。為了易于操作，應盡量使金融調控中經濟倫理價值具體化，建立相應的執法監督機制，并輔之一定的懲罰措施，使違背調控的不道德經濟行為付出極大的成本。
政治倫理視域下的金融調控法律制度
(一)政治倫理的基本涵義
政府作為國家的政治組織，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不可能純粹靠政治權術或權威行使職能，其本身就有基本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倫理作為一種社會成員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準則，從根本上通過規范政府職員的行為和品性進而影響政府的職能發揮。所以，政府本身具有倫理的意蘊。政府代表國家進行統治和公共管理，具有公共性的特征，“政府的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屬性”。［11］(P7～11)政府的建立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為社會提供盡可能的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的屬性。鑒于政府公共性的特點，針對政府組織、行為的法律制度安排應以服務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為倫理基礎，這些倫理精神的融合是政府內在的價值取向。
第一，服務精神。公共權力“只有在現實的服從中才是現實的權力”。［12］(P49)也就是說，只有確實是在保護而不是損害社會成員的公共權力才是現實的權力，才會使人服從，才能成為真正有效率的東西。公共權力要能夠為社會帶來普遍的福利，就需要一種不折不扣的服務，就需要有一種奉獻的精神，全心全意為社會公眾服務。正如狄驥指出:“國家不僅有義務不損害個人的物質、智力、精神活動的自由發展，而且還有義務為保證所有個人充分發展其物質、智力和精神活動而制定必要的法律，組織必要的公用事業。”［13］(P38)可見，現代政府是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政府，把服務作為一種基本理念和價值追求。政府享有的權力源于人民的授權，其本身就蘊含著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一旦政府將掌握的公共權力凌駕于社會廣大主體之上，就背離了公共權力產生的基礎，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就發生動搖。服務的深層內涵其實就是責任，政府向廣大公眾提供服務本身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責任。在這層意義上，責任就是政府倫理的核心。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指出:“在后資本主義社會，構建社會與組織的原理一定是責任。這種組織社會或知識社會，要求組織必須以責任為基礎。”［14］(P105)現代政府是責任型的政府，對民眾負責是政府的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是一個政府保持合法性的基本條件。政府及其構成人員必須樹立責任意識，培養責任精神，具體說，就是要負起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提供服務與承擔責任兩者本質上是統一的。提供服務本身就是政府所應擔負的責任，相反，只有勇于擔當責任的政府才可能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必須把兩者融合，上升到政府倫理精神的高度，將其轉化為政府的內心理念，才能使政府基于此自覺、正當地行為。
第二，自由精神。自由是人的本質特征，盧梭曾說:“人是生而自由的。”［15］(P8)馬克思也曾明確指出:“自由確實是人所固有的東西，連自由的反動派在反對實現自由的同時也實行著自由……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可見各種自由向來就是存在的，不過有時表現為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權利而已。”［16］(P63)說到底，自由就是主體沒有外在束縛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活動。即，在消極層面上，主體在意志上不受外在的強制和干涉;在積極層面上，主體在做任何抉擇時，均基于自己的意志而非外部力量。但自由并非就意味著隨心所欲、隨意所行，當人越想為所欲為時，越要受到牽絆和束縛。關于這一點，黑格爾早就說過:“通常的人當他可以為所欲為時就信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2］(P27)因此，政府要保護的是公民的自由，而非隨心所欲的任性。自由的內涵相當豐富，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經濟自由指的是在財產、契約上的自由，它是其他自由的基礎。只有經濟自由了，才會有獨立的尊嚴和人格，才會有與眾不同的政治訴求和思想主張，進而才能在精神上真正達到自由。政治自由是指選舉、被選舉、言論等表達政治意愿的自由，它是經濟自由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思想自由表現為道德上、理性上的自立，其是整個自由的靈魂，是人類追求的核心價值。無論是何種自由，都是政府倫理的內在蘊含。為此，現代政府應承認并維護公民個人的自由，禁止濫用公權力對公民的自由造成損害，恰如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所謂自由，是指對于政治統治者暴虐的防御。”［17］(P1)同時，政府決策應得到公民的同意、要聽取公民的意見和建議或必要的事宜直接由公民自己做決策。
第三，民主精神。在古希臘，民主的意思是人民的權力、人民的統治。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說:“由于全體公民都天賦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依據公正的原則———無論從政是一件好事或是壞事———也應該讓全體公民參與政治。”［18］(P46)可見，亞里士多德主張一種多數人執政的民主思想。他還認為:“在一個同樣的人們組成的社會中，根據平等和一致原則，實行輪番為治制度，確實合乎主義而值得稱頌。”［18］(P350)即民主需輪流執政。如今，民主已經不再囿于上述含義。依筆者看，至少具有兩方面的含義，即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在政治層面上，民主是一種保障公民自由和權利得以實現的國家制度。對此，馬克思早有論述，他認為:“民主制是作為類概念的國家制度。”［16］(P96)民主承認公民擁有廣泛的自由和權利，且加以保障。在實質上，民主就是通過規定公民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利，要求政府在行使公權力時公開化、制度化，形成對權力的制衡。可見，民主制度的價值目的在于通過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這種手段來最終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理想。在經濟層面上，民主是由政治領域跨入經濟領域，或者說經濟領域引入政治領域的民主機制。民主之所以能夠進入經濟領域，是因為民主內含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其價值觀具有鼓動自由和充分的交流、通過達成共識以解決沖突、尊重人的需求和特性等內容。［19］經濟民主使經濟的參與人和利害關系人，能夠基于正義、公平的基本價值準則，有序參與到經濟決策、經濟監督、經濟利益分配當中，使政府的經濟工作更有效、更公平，更體現市場規則。
(二)基于政治倫理的金融調控法律制度分析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現代政府行使公權力應以服務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為倫理基礎，這些倫理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行為的內在價值取向。然而，單憑這些倫理欲規范政府的行為肯定不可能。沒有強制性的某種約束，由有限理性“經濟人”組成的政府同樣固有先天的自利、良心的弱化。為此，應將政府應遵循的倫理制度化、法制化。倫理法制化的益處在于:一是為政府解決倫理沖突和倫理困境提供一般性的指導;［20］(P199)二是為懲罰那些違背最低倫理要求的行為提供依據，正如庫珀所說的:“面對不負責任的行政人員的狡黠、貪婪和驕橫，法律制裁就是一個提醒:他或她接受公務員職務就要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且承擔該義務時是不可偷工減料。”［21］(P137)金融調控是政府充分利用經濟杠桿和市場規則，引導金融市場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過程，調控的結果關乎社會廣大公眾的利益。金融調控法律制度作為一種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把上文所論及的服務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等倫理要求和道德價值目標直接以法律規范的形式確定下來，將政府倫理制度化、外部化、明了化，以便使金融調控機關在調控過程中能達到預期的倫理目標。金融調控法律制度通過確定金融調控機關調控行為的基本框架，即明確調控機關的權力邊界和責任承擔，從而限制調控機關任意選擇的范圍和機會，為調控機關行使調控權設定了最低的倫理底線，一旦違背將會受到制裁。金融調控法律制度的設定還可使調控機關逐漸養成一種從被迫遵守法律規范轉化為自覺的自我約束習慣，激勵調控機關向著倫理的要求自覺行為。為此，可通過創設監督制度、決策參與制度、責任制度等來體現政府倫理的要求。
作者：周昌發單位：云南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