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想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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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婦女意識”為中心的文藝觀，實際上最早是由英國現(xiàn)代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自己的一間屋》(1929)中提出來的。從伍爾芙到波伏娃再到米利特，她們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權制文化對婦女的壓抑和迫害，反對婦女的屈從地位，要求婦女解放。這也是女性意識的要義和中心所在，“女性意識”由此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在我國女性文學批評和研究中，女性意識成為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語匯，它成為判斷一部作品是否是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的標準和尺度，甚至有人認為文學中的女性意識是界定女性主義文學最重要依據(jù)。“軀體寫作”一詞，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隨著歐美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陸續(xù)被介紹到中國大陸時漸為人們所知。

“軀體寫作”說到底，還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傳統(tǒng)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傳統(tǒng)限制，保持女性寫作的想象自由。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一文中，從性別角度揭示女性寫作的特殊涵義，并闡述了“軀體寫作”的概念。她認為，以往文學史由于缺乏女性觀點，女性的生命狀態(tài)沒有得到出自女性自我的真實表達。因此，西蘇在這篇文章中對女作家說;“寫吧!寫作是屬于你的，你是屬于你的，你的軀體是屬于你的，接受它吧。”接著她通過揭示女性寫作在男性中心社會和文化傳統(tǒng)中遇到的阻力，進一步說明“婦女必須寫婦女”的意義。從而說明“軀體寫作”真實的內(nèi)涵決非一種純粹生理上軀體感受，而是強調(diào)女性寫作在歷史中的無可替代性，和其中潛在的錯綜復雜，被以往歷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歷史和文化內(nèi)涵。她呼吁:“婦女必須參與寫作，必須寫自己，必須寫婦女。就如同被驅離她們自己的軀體那樣，婦女一直被暴虐地驅逐出寫作領域，這是由于同樣的原因，依據(jù)同樣的法律，出于同樣的目的。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本文—就象通過自己的奮斗嵌人世界和歷史一樣。”川對“軀體寫作”觀念的認同，使中國女性寫作真正回到了女性自身。如王安憶、張潔、鐵凝、劉索拉、徐小斌、蔣子丹、徐坤等大批女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對男性中心話語的挑戰(zhàn)，通過“身體書寫”，在“性”的描寫上表現(xiàn)得大膽潑辣無所顧忌，無所不至，以女性話語，以“女性獨語”書寫生命體驗，女性經(jīng)驗，赤裸裸地祖露女性的性覺醒、性期待、戀父戀母情結、性恐懼、自慰、同性戀等女性的一切神秘話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擺脫男權文化傳統(tǒng)的批評標準，對這些書寫女性經(jīng)驗的文本持褒揚的態(tài)度，以鮮明的女性主義意識、觀念、態(tài)度和立場，與女性寫作一起分享知識禁果，感受文化和歷史的壓抑，參與他們的反抗，主動疏離主流意識形態(tài)，促進女性寫作的特殊價值的實現(xiàn)，在批評界發(fā)出異樣的聲音—女性主義批評的獨特的或女性的規(guī)范，那種對自己的性別更具自我意識，具有女性主義思想，對婦女利益更關心的女性主義批評之聲。

在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論著中，出現(xiàn)了使用頻率較高的“性別意識”，“性別立場”“性別視角”等詞語。這種悄然的變化，又一次與西方女性主義的變化形成回應。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義學者開始把自己的理論思維重心，轉移到“性別”這個概念上。她們將性別分解為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這兩部分，認為自然性別是與生俱來的生理性別，而社會性別則是后天的由父權制社會意識形態(tài)對人的一系列的強制性的文化設定。“社會性別是由社會文化形成的有關男女角色分工，社會期望和行為規(guī)范的綜合體現(xiàn)“。[’](即，)人們按著這樣的設定和期望對自己進行他塑和自塑，他律與自律，構成了一整套等級制的性別關系模式，如:主體與客體、獨立與依附、陽剛與陰柔、主動與被動、主外與主內(nèi)、尊與卑、強與弱、大與小、理性與感性，堅強與溫柔等。等級制將本來是自然的男女兩性關系及性角色性行為以及性格、氣質、心理等進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形成了一種尊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經(jīng)地義的性別關系模式，從而成為社會權力的一部分，是女性爭取自身解放尋找新的自我身份所必須加以顛覆的。社會性別理論為女性文學研究解釋婦女的受壓迫被歧視找到了歷史的與現(xiàn)實的根源，為批判父權制意識形態(tài)，男權中心文化提出了合理性依據(jù)，也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菲勒斯中心邏各斯中心的批評解讀男性文本中虛假的婦女形象的理論依據(jù)。西方女性主義社會性別論標志著人類對性別的認識已開始由盲目到自覺，由無意識上升到有意識的理論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社會性別論引起國內(nèi)女性主義學者們的思考和重視。她們開始從性別視角對文學中存在的社會性別權利關系進行清理，樹立正確的性別意識。我國20世紀so年代以來女性文學研究所體現(xiàn)出來的女學人們性別意識的覺醒和性別視角的運用來看，已出現(xiàn)一些十分可貴的研究成果。如盂悅、戴錦華的名著《浮出歷史地表》這個書名，已成為標志著女性的歷史性覺醒的格言。陳顧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通過性別視角重讀“十七”年小說文本，發(fā)現(xiàn)在那個似乎“男女都一樣”的時代，“性別原來以另一種方式出現(xiàn)，并緊密地與當時的政治運作和意識形態(tài)縫合著”。在小說中的貌視“無性別”的敘述話語背后其實是一種性別壓抑性別統(tǒng)治，在性別的背后，其實是一種隱藏的權力壓抑、權力統(tǒng)治。“傳統(tǒng)的男女支配從屬關系并沒有消除，而是更深層地的和更廣泛地與黨和人民的絕對權威服從關系互為影響地發(fā)揮其在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作用”。在這樣的多重話語作用下，女性和男性同時他者化了。這位女學人以性別意識和性別視角揭示了那個時代權力話語運作的秘密，即如何以一個時代的性別神話實現(xiàn)對人的全面統(tǒng)治的秘密。劉慧英在她的女性文學研究專著《走出男權傳統(tǒng)的樊籬》中，指出:“菲勒斯中心意識對不少作家來說至今依然是一道非常強大的緊箍咒，使她們遠未達到一種超越世俗實利或偏見的自在自為境界”。這里說到的“偏見”便是社會性別的偏見，而這種偏見何以會在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中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使文壇幾代男作家難以擺脫它的陰影，劉慧英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從小被灌輸?shù)年P于男人和女人的觀念。這也就是幾千年父權制男性中心意識形態(tài)對男人和女人的強制性塑造內(nèi)化為一種頑固的性別心理定勢。19世紀末由弗洛伊德創(chuàng)立的精神分析學說在人類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塊劃時代的豐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波及到了人類文化的各個方面，文學成了精神分析這一心理科學的最好盟友。80年代以來，弗洛伊德主義在中國文學中復歸取得了輝煌成績，并成為女性主義學者最有力的批評武器。

弗洛伊德主義是從文化壓抑與力比多的轉移與升華這一基本結構開始立論的，壓抑與升華是弗洛伊德主義的中心詞匯之一。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精神結構分為本我、自我與超我的三個層次。本我就是力比多，是人的肉體里面的沖動的本能欲望，自我是人的意識，超我是被自我的意識所認同的一些社會準則、文化理念。本我作為一種肉體中與生俱來的本能欲望，它總在人體里奔突沖撞，具有強烈的毀滅性。而超我為了維護社會與文化的穩(wěn)定則不斷地通過自我對力比多進行壓抑，雙方構成種緊張的情勢。力比多在被壓抑之后，或者潛入意識的深層，或者升華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力量，而人類文明往往就在這種創(chuàng)造性力量的推動下向前發(fā)展。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宗法家庭社會體制對婦女的壓抑是極其嚴重的，這不僅是表現(xiàn)在儒家文化的禮教總是將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觀念與非禮勿視、非禮勿言之類的教條來壓抑禁錮女性的性欲望。而且也表現(xiàn)在典型的父權文化體制用女子無才便是德之類的觀念剝奪了中國女性的書寫權利與表達欲望。在這雙重的剝奪與壓抑下，中國歷史上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夠突破父權文化的重圍，在民族文明的建樹中占有自己一席之地。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女性書寫已經(jīng)發(fā)展到完全可以與男性書寫分庭抗禮的時候。女性作家無疑對弗洛伊德的壓抑學說會特別感到親切。其次，弗洛伊德主義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潛意識，這一觀點是由壓抑學說推論而來的。正是由于超我對本我的壓抑，力比多被封閉而沒有自己的宜泄渠道，于是固結在精神結構深處就形成了一塊黑暗大陸。這塊黑暗的大陸在人的理性處于迷惘的時候，會突然浮出意識地表，影響著、制約著人的言說與行為。女性主義學者對潛意識理論的青睞，則是因為這一心理學理論表達了女性的一種文化痛苦。

在女性主義看來。人類文明史上種種意識形態(tài)本質上都是父權文化的產(chǎn)物。理性和意識都是男性的，女性從來就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力與言說方式。而且，女性自身一直是在被男性所言說，即使在偶然的機遇中某一個女性爭得了自我表達的權利，也不過是用男性的語言、男性的眼光與男性賦予女性的傳統(tǒng)格調(diào)來審視自我。因而，從性別差異來看，女性自我應該言說什么，怎樣言說，始終是被男性文化所封閉的一塊黑暗大陸，屬于人類潛意識領域。正是這一認識，使得“黑色”成了女性主義文學的流行色，而“黑暗大陸”“黑暗意識”則成了女性主義文學白覺張揚起來的叛逆大旗。一些女性學者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視角，研究當代女作家們的作品，提示了這些作品中被遮蔽被掩蓋的敘事主題。例如:王安憶的“三戀”寫人的本能欲望是怎樣的不可遏止，怎樣驅使著人的情感活動與決定著人的行為方式:殘雪的小說以夢吃為主要方式超越了純粹的性別界線，而觸及了更為深刻更為廣泛的人類問題。殘雪的寫作最能證實弗洛伊德的“文學是作家的白日夢”的理論;就中國文學與精神的分析的關系史而言，陳染的意義也許是最為引人矚目。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將精神分析與性別意識結合起來，將性驅力的揭示由異性之戀開掘到了同性之戀與自戀的深度。女性作家們所表達的“本能欲望”“性驅力”“夢吃”“創(chuàng)傷經(jīng)驗”“童年固結”等，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對“夢”‘’潛意識”“性本能”“性倒錯”“固結”“人格分裂”“歇斯底里”的闡釋有著密切聯(lián)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理論依據(jù)。解構主義理論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解構理論與其激進主義母體背道而馳，它“反對二元對抗，只承認多元，否認權威和中心，認為宇宙與萬物的生成是一種生生滅滅的運動，是無休止的結構—解構—重構;毀滅—再創(chuàng)造的萬物生成，它們的‘現(xiàn)存在’不永久，一切‘存在’(being)是由‘無’(非現(xiàn)存)(absence)創(chuàng)造的。……萬物之‘結構’無不在時空中自我解構。其解構并非聽命于任何外在之主觀意志，后者或可有促使其加快的作用。多元之結構解構相互影響，并非孤立之運動，因此，產(chǎn)生不定論，無定解，時間不靜止，空間不定形。理不固定，文本無定解，‘變’為一切，‘權威’為妄，•中心’只是結構的功能。”川(Pl叫這種理論反對一切僵化的形而上學，包括一元論，二元論與統(tǒng)一(正反合)等旨在建立永恒不變的權威、中心，或最終的統(tǒng)一意志(神或理念)及其機構。解構理論以對現(xiàn)存思維習慣，道德習俗與話語體系的解構，與反叛父權統(tǒng)治，與生俱來便具有顛覆特征的女性主義文論，在精神價值上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

1985年，美國文學批評家埃萊娜•肖瓦爾特在其《女性主義批評的革命》文中，對解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契合背景作了文化學意義上的分析:“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女性主義批評家、黑人批評家和后結構主義批評家之間正在相互靠攏。也許這僅僅是因為在80年代的氣氛中，他(她)們代表著先鋒派的方向以及擁有共同的敵人，即那些力陳返回‘基本要素’和‘經(jīng)典作品’的人們，那些信守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書目，指責新興的理論學說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數(shù)民族帶來的所謂的‘危機’的人們。，l[’](P141)女性要獲得在歷史文化中的本體身份，首先要使自身從被描述，被界定的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獲得語言的權力。在這一方面，解構哲學給女性學者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羅蘭巴特的社會語言學觀和米歇爾•福柯的權力—話語學說，使女性主義學者將語言研究與歷史文化研究綜合為一體，從語言的層面揭示權力在歷史文化的深層運作的機制，并探索表達女性的歷史記憶、情感、欲望的文學語言。以及適用于解釋婦女的文化困境，評價婦女寫作中意象、隱喻、象征、暗示、風格、文體等的文學批評理論框架;而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首先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中的二元對立等級結構進行了質疑與拆解，從哲學的高度啟發(fā)女性主義學者透視女性“第二性”的表相背后的文化奧秘，由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而深人到對菲勒斯中心主義的批判，揭示男女這一最基本的二元對立形式或與歷史文化中的“性改治”之間的因果關系;解構主義反本質主義的基本立場，啟發(fā)女性主義學者顛覆傳統(tǒng)文學觀念，文學史與文本中固定僵化的女性形象及模式化的女性特征，重建新型的婦女形象與婦女傳統(tǒng)，打破女性地位，命運與生理之間的本質主義聯(lián)系，同時關注“女性”這一范疇內(nèi)部的異質因素，反對對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歷史與語境的限定，強調(diào)不同時代、種族、信仰，生活方式，傾向，地域環(huán)境等造成的女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指向。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對女性主義在認識論與方法論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解構主義由于對現(xiàn)行意識形態(tài)，對迄今為止人們習以為常的認一識定式，甚至對人類現(xiàn)有的全部知識都持有一種懷疑，否定態(tài)度，而體現(xiàn)出鮮明的革命色彩。反權威去中心的指向，使它成為包括女性主義在內(nèi)的眾多具有邊緣文化身份，受到主流文化排擠和壓制的文化思潮與文學批評流派的理論武器。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解構主義文論首先提供了閱讀文本的新策略。無論對男性和女性作者的文本，都需要反對作者霸權式的意義獨白，重視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在場;其次解構主義以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消解，提供了消解等級對立的可能性。從歷史上看，在所有的二元等級對立項中，男女之間的對立關系可能最為嚴重，最為根本，最為持久。解構主義啟示女性主義學者思考男女等級壓迫現(xiàn)狀的產(chǎn)生與運行機制，并進一步探索改造這一現(xiàn)狀的可能性。解構主義以對穩(wěn)定本質的消解，表現(xiàn)出反人本主義傾向。它聲稱一切事物都必須置于解構主義摧毀性的注視之下，但自身除外。如果照它的邏輯推理下去，解構主義最終會解構自身留下一個不存在任何意義的世界。而女性主義文論說到底是一種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現(xiàn)實統(tǒng)治和文化壓迫，對現(xiàn)有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制度進行拆解，以最終改變這種不利于婦女的兩性對立狀態(tài)，謀求女性的平等解放的學術，因而是一種堅定的人本主義。如果對女性本身進行消解，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性主義學說存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也就值得懷疑。因此，女性主義學說既要借鑒解構主義顛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指向，將之與菲勒斯中心主義的顛覆結合起來，又要注意自身的存在不要被充滿虛無色彩的解構主義所解構。

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對于西方各種學說的研究與理解中，逐步奠定和拓展了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基礎，拓展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視野，突出了女性文學的新視閉與新風貌，使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在關注女性意識和女性文本中，呈現(xiàn)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借鑒西方各種文化學說的基礎上，應創(chuàng)造出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理論與話語，繼承中國古典文學批評中的詩學傳統(tǒng)，努力建構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努力使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既關注女性的社會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棄對于女性主義文學的文學性的研究，既強調(diào)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對于詩性的分析與研究，又加強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對于文化的關注。

作者：曹艷華單位：遼東學院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