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學生幸福感研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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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吳孜孜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留守兒童作為目前我國存在的一個特殊群體，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以往很多研究者往往帶著“有色眼鏡”，僅僅聚焦于留守兒童的消極心理特征和不良情緒方面，從而導致了一些片面的理解。近年來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人們開始嘗試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探究留守兒童的積極心理特征。為了系統地了解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現狀，本文對相關研究進行了整理和歸納，以便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一、研究概況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簡稱SWB）是積極心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它是指個體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總體評估[1]。一般認為它包括認知評價和情感體驗兩個基本成分。前者即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后者包括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個方面，二者相互獨立。主觀幸福感是衡量個體生活質量的綜合性心理指標，反映了主體的社會功能與適應狀態[2]。

有關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而以留守兒童為對象的研究則剛剛起步。通過中國期刊網檢索到相關論文共2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發表于2005年，但大部分研究產生于近兩年。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1)現狀調查，比較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水平；(2)相關研究，探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3)干預研究，考察干預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水平的提高。其中前兩類研究占主體地位，干預性研究比較少。

二、測量工具

目前用于測量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量表，大多源于對國外量表的翻譯或修訂，也有一部分是國內研究者自行編制的。常用的量表可歸為以下兩種：一種是總體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其中應用較多的是張興貴編制的青少年主觀幸福感量表、段建華修訂的總體幸福感量表（GWB），張興貴編制的是一個專門測量青少年幸福感的本土化量表[3]。另一種分為生活滿意度量表、積極/消極情感量表兩個單獨的部分。前者使用最廣泛的是Huebner（1991）編制的學生總體生活滿意度量表（SLSS），也有部分研究采用如學生多維生活滿意度量表（MSLSS）、Diener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等。而后者用得較多的是陳文鋒和張建新修訂的積極/消極情感量表中文版、Kammann和Flett編制的情感量表。總之，目前的量表版本眾多，缺乏統一的結構和標準，從而導致不同研究間難以進行比較，而且沒有專門針對中國留守兒童的幸福感量表。

三、研究內容

（一）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現狀

在已有的現狀調查中，有學者直接施測的結果表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4]。而更多研究者是通過比較留守與非留守兒童在主觀幸福感各維度上的得分差異，來進一步探討留守兒童幸福感的實際水平。對于二者的差異目前存在三種看法：一種認為留守兒童的幸福感與非留守兒童無顯著差異，如胡心怡等（2008）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是否留守的主效應不顯著[5]。另一種觀點則正好相反，喻永婷和張富昌（2010）的研究得出結論：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均與非留守兒童有極其顯著的差異[6]。還有一種介于二者之間的觀點，胡芳等（2011）認為留守學生的友誼、環境、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維度得分顯著低于非留守學生，而在其他維度上差異不顯著[7]。這種結論不一的局面可能源于采樣的差別，但更主要的是測量工具不同所致。

（二）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個人因素

客觀方面：影響留守兒童幸福感的客觀因素主要指人口統計學變量，如性別、年級、是否獨生、生源地等。然而，以往研究表明人口統計學變量的解釋力是有限的，它只能解釋個體幸福感差異的一部分[8]。范麗恒和趙文德（2010）結合父母外出類型，考察了留守兒童幸福感的性別、年級差異，結果發現單親外出兒童僅在環境滿意度上存在顯著的年級主效應，雙親外出兒童在家庭、學校滿意度上的性別主效應顯著，自我滿意度的年級主效應顯著[9]。由此可見，性別、年級等人口統計學變量不能單獨對幸福感起作用，必須結合其他因素來共同考察主觀幸福感。

主觀方面：眾多影響幸福感的主觀因素中，人格是預測幸福感最可靠的因子之—[10]。許多學者就自尊、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價值感等具體人格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張海芹[11]、喻永婷[12]的研究均表明，自我效能感與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呈顯著正相關。張海芹還指出留守學生的幸福感與自尊呈顯著正相關，說明自尊、自信的留守學生主觀幸福感更高。楊小青和許燕（2011）對有留守經歷高職生的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發現，自我價值感與主觀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可見，高自我價值感、高自尊和高自信的留守兒童體驗到的幸福感也更高。

應對方式作為一種重要的個體因素，決定著人們面對內外環境會采用什么樣的方法、手段或策略[13]。胡心怡等（2008）、王玉花[14]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應對方式與主觀幸福感水平呈顯著相關，其中積極應對方式能顯著預測其主觀幸福感。這是因為留守生活增加了他們的獨立性，促使留守兒童偏向于用解決問題等積極的應對方式，而積極應對方式又增強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

2．家庭因素

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包括留守兒童的家庭經濟狀況、父母感情狀況、家庭教養方式等。有研究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對留守兒童的積極情感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15]。劉賓等[16]、喻永婷等（2010）認為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和父母的感情狀況有關，父母關系能很好地預測其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張麗芳等（2006）得出結論：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與教養方式存在一定相關[17]。由此可見，雖然與一般兒童相比，留守兒童和父母相處的時間較少，但家庭背景仍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他們的主觀幸福感。

留守狀況：留守類型、留守時間、與父母聯系和團聚頻率等是留守兒童幸福感特有的影響因素，它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留守類型是留守兒童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許多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宋淑娟等[18]、喻永婷（2010）的結果均發現，母親監護和上代監護的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較高，而沒有固定帶養人的留守兒童則相對較低。胡芳等（2011）的研究表明雙親外出學生的消極情感得分高于單親外出學生。

與之相反，胡心怡等（2008）考察了單親和雙親在外打工兩種情況下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發現二者沒有顯著性差異。這種不一致的情況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留守時間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存在著較大爭議，這種爭論首先源于對留守時間劃分的不同。學者們按照各自的劃分標準進行了研究，有的認為留守時間對兒童的生活滿意度、消極情感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15]；有的與之相反，表明留守兒童的幸福感在留守時間上無顯著差異[4]，有人則發現留守時間是影響兒童公正感特點及其與主觀幸福感關系的重要因素[19]。總之，劃分標準的不同導致了差別各異的結論。

在與父母聯系和團聚的頻率上，已有的結論基本一致，即與父母聯系和團聚頻率較高的兒童主觀幸福感水平更高。如陸建蘭等（2010）的研究發現，與外出父母交流頻次越高，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越高，越能體驗到積極情感。宋淑娟等（2008）的結果表明不同的聯系頻率、團聚頻率留守兒童之間的生活滿意度存在顯著差異。此外，留守兒童對親子關系親密程度的認知、對親子分離狀況的態度和感受等親子關系的主觀層面，以及與看護人相關的因素，都會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產生一定影響。

3．學校因素

學校是留守兒童最重要的活動場所之一，學業成績、同伴關系、師生關系及其所獲得的幫助支持等，都會影響留守兒童在學校的主觀幸福感體驗。喻永婷等（2010）的研究發現，學業成績能很好地預測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三個方面，同伴關系對其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影響顯著，師生關系、所獲得的幫助支持對其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有較好的預測力，后續研究也驗證了該結論。由此可見，教師、同學的關心和幫助對提高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研究展望

目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研究還處于起步期，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但是某些基本問題尚未解決，如留守兒童概念和分類的混亂導致得出差異懸殊的結論，而在具體研究層面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加以重視。

（一）研究范圍的拓寬化

已有研究大部分是以高年級小學生和初中生作為被試，低年級小學生和高中生則很少涉及，有關學齡前留守兒童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而對于面臨高考壓力的高中生、處于依戀關鍵期的學齡前兒童來說，留守對于他們幸福感的體驗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今后應拓寬留守兒童的研究范圍，加強這些被忽視的留守兒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的完善化

首先，測評工具的科學化。現有的測量工具種類繁多，以引進國外的成人量表為主，缺乏一個權威、針對性強的測評量表。由于文化差異的影響，這些被翻譯或修訂的量表是否符合中國人的特點還有待于進一步檢驗，把適用于成年人的量表直接用以對留守兒童施測也缺乏科學性。因此，將來的研究應致力于編訂一套高效度、高信度的適用于中國留守兒童的本土化測量工具。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樣化。一方面，目前國內研究普遍采用的是單一的自陳式問卷調查，使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無法得到全面科學的測量。因此，今后可綜合采用訪談法、觀察法、實驗法等，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結合起來。另一方面，以往研究通常是單獨考察一個或幾個年級的主觀幸福感，導致各研究出現斷裂和分離。因此，后續研究應從發展的、連續的視角來探索不同時期相同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狀況，把橫斷研究與縱向研究結合起來。

（三）研究內容的系統化

首先，現有關于留守兒童幸福感的研究比較零散，缺乏體系，所以出現了許多相互矛盾的結論。同時，這些研究均為實證研究，很少涉及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結構和作用機制，今后亟需構建一套關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完整理論，為未來系統化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其次，我們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提高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水平，但目前針對提高留守兒童幸福感的干預研究還比較少，大多數人都是在調查后順便提些建議，這些空泛的措施缺乏系統性、標準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今后應加強科學的干預研究，從而設計出具體可行的綜合干預方案。

總之，立足于留守兒童的積極情感，打破了以往把留守兒童等同于問題兒童的取向，是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關注留守兒童幸福感的研究，有助于豐富積極心理學的理論內容。同時，對于更好地開展心理健康的積極教育，改善留守兒童生活質量，從而提高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