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派翻譯理論和直譯標準辯證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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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派目的論的理論開創了翻譯策略的新視角，但歷來與“直譯”、“忠實”等概念無緣。事實上，功能理論仍然從屬于“忠實”的翻譯理論體系，是在更宏觀的層次上堅持著更廣義的“直譯”標準。功能理論中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忠實”要素，功能派理論與直譯也存在著深層的親緣關系，二者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關鍵詞：功能主義；直譯；忠實；信息

一功能派翻譯理論

1德國功能主義

20世紀70年代，德國的賴斯（KReiss），費米爾（HJVermeer）和諾德（ChristianeNord）等學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譯理論。該理論以翻譯行為的目的作為理論核心，將研究的焦點由譯文與原文的關系轉移到譯文所產生的預期效果［1］，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作為功能派的創始人，德國學者賴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將文本功能作為翻譯研究的對象，通過分析原文與譯文在功能方面的關系，來完成對翻譯行為的評定。由于當時賴斯的理論仍是以等值理論為基礎的，是一種相對較靈活的對等，因此這種功能方面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原文與譯文的功能等值。

而賴斯的學生費米爾奉行功能派的觀點，闡發“譯文功能論”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論（skopostheory）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論，指出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應當考慮的不是譯文與原文的貼切程度，而是譯文在目標語這個特定環境下預期達到的某種或某幾種效果。而后德國學者諾德又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理論，提出“功能+忠誠”［2］的概念，認為“翻譯是創作出一種具備某種特定功能的目標語文本。該文本與原文的關系，應當根據目標語環境下的預期功能或某種特定要求加以明確”［3］。從這里可以看到，諾德認為譯文雖然需要“忠誠”，但卻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現，而是可以根據某些要求加以改變的。譯者需要處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讀者乃至出版社書商等之間為明確譯文預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際關系，從而突現譯文的某種特定目的。

2功能派翻譯理論的獨特性

從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與傳統翻譯理論的區別：翻譯活動的焦點從文本內轉向文本外，不再糾纏于文詞句段等字面處理手段，而是著眼于如何再現原作的預期效果，或是實現翻譯發起方（initiator）對譯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翻譯的過程，即目的決定手段，特定的預期效果決定了譯文的處理手段。根據功能派的理論，原文是譯者為達到預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決定性意義，而應當服從服務于預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絕對性的工作并不是無限發揮的——功能派理論的科學性，體現在原文功能與預期設定功能在宏觀上存在一致性的特點上，即預期功能無論怎樣變化，也不會完全背離原文所體現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譯活動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就有了足夠的保證，這也是諾德提出“功能+忠誠”的原因所在。不過這種尺度的把握同樣也是爭議的焦點：如果保證“忠誠”？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實原文反而根據功能對原文進行調整，又何來準確有效的譯文？

二有爭議的“直議”

那么，究竟為什么翻譯要忠實原文，又當以怎樣的形式來進行“忠實的直譯”呢？理清這個問題，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功能性翻譯策略與再創作的本質區別，認清功能派理論與直譯的辯證關系。

1早期直譯理論發展

忠實，就是準確翻譯，就是“正確理解和表達原文的意思”［5］。這是直譯理論一個比較公認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圍繞這一問題卻存在著千百年的爭議。

早期的直譯理論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臘語翻譯《圣經•舊約》的《七十子希臘文本》，在宗教觀念的影響下，所謂的翻譯就必須是逐字逐句地對應，強調的是原作的絕對尊崇地位，譯者沒有權力進行修改，任何照顧讀者理解的處理都被認為是叛道離經，是不可容忍的。這種翻譯理念對后世的影響極大，雖然這種觀點只是翻譯理論發展初期的階段，但直到近現代仍有相當多的支持，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當屬魯迅和前蘇聯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IadimirNabokov）。魯迅主張“寧信不順”，宣稱寧可因譯文不通順而令讀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詰難的空間；而納博科夫主張絕對精確地制作復制原作，主張寧可用注釋來解釋，也要保存譯作與原作間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全文1200頁，但譯文僅有228頁，其余的全是注釋。極端的結果就是矯枉過正，喬治•斯坦納和勞倫•G•萊頓都曾撰文批評稱這是極不現實的做法［7］，因為這種做法的本質就是否認翻譯的存在，即認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復制原文；而否認翻譯，雖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題，但經驗主義并不能作為科學驗證的依據，在人們真正了解語言了解翻譯之前，這么做無疑是比較武斷的。

2近代語言學對翻譯理論的影響

而實質上，這種早期的翻譯理論也就是所謂的“死譯”。彼得•紐馬克（PeterNewmark）曾在區分翻譯類別時，明確指出了直譯與死譯的界限（literarytranslationvsinterlineartranslation）：他認為直譯中，目標語文本放棄了源文本的語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詞語的意義；而死譯則是同時復制源文本的形式與內容，于是目標語文本自身的語法結構也遭到破壞，就很難承擔交際的責任了［8］。二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尊重語言的使用場合，也就是有沒有根據目標語的實際情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是直譯理論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

而近代語言學的發展，又為直譯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不再拘泥于詞句等形式上的簡單對應，轉而開始認識到潛藏在形式之下的內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層結構”。這種理念認為不同話言雖然形式各異，卻應當存在更高層次的普遍意義，一種超越語言這種表層載體而為所有人理解的深層“信息”，而且這些信息可以通過形式的轉化，體現成為各種可以理解的語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譯。這種觀點的擁護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卻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和韓禮德等。這種意見更多地強調“功能對等”，取代傳統的形式對等，是直譯理論發展的一大進步。但遺憾的是，這種理論的視角是對內而非對外的，雖然不斷精研內在語義結構，卻沒有辦法看到外在因素對意義的影響，道路難免會越走越窄。［10］

盡管如此，但直譯理論在堅持原文這個目標上卻一直是最徹底的，面且其相對精確性也位列各類翻譯策略之冠。雖然由狹義的假直譯（死譯）發展到廣義的真直譯，忠實的標準及內容不停地經因著變化與修訂，但忠實原文，準確把握原文意思，卻是始終也沒有改變過。林語堂先生說過：“譯者所應忠實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組成的語意。”［11］。忠實原文，所忠實的應當而且必須是原文原意，而問題僅僅是出對“忠實”標準堅持程度上的差別。

三功能派翻譯理論的直譯特質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堅持“直譯”的本意其實就是為了更加全面而準確地傳遞信息，使讀者能夠在較少干擾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獲取“源信息”。直譯的“直”主要是指堅持信息的真實度，而在文本的具體處理形式上則漸漸開始采取比較靈活的態度——而這種嘗試也正是功能派的靈感來源。也就是說，功能派與直譯也是可以找到共同點的。

1功能、解碼與信息真實

功能并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語域背景及特定的語境下，預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夠產生的效果。在這里，語域背景成為解讀作品，實現作品價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是想完整地通過譯作在目標語語域背景下再現原作的預期效果，還是想通過譯作在目標語文化中實現某種特定的功能，語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源語文本。從信息論的角度來看，在文本信息編碼的過程中，傳遞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讀這種信息的背景知識，都將走完整解碼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說，這些也是信息的組成部分；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要素，而僅僅是將文本的意義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姑且假定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沒有潛在的語境來進行二次解碼，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這樣的翻譯活動就是沒有意義的。

功能派認為，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必須考慮預期功能，這實際上就是將那些被傳統意義上死譯理論者所忽視的背景，視作與原文文本同等顯要的要素，將其視為構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組成部分。在解碼原文時，就完整地考慮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夠表達的“真實”信息，并在編碼時，將完整表達信息視作翻譯的最優先目標，在翻譯時從目標語語域背景出發，將該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實體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達，或是將冗余要素剝離，刪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達到一致的效果，奈達對此雖有論述，但他對此的認識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體的中間過程，只表述最終的結果，這雖然是翻譯認識上的進步，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矛盾。而功能派則提出了相對明確的處理原則，以形式上的背離來換取信息按收的真實，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的破壞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層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這樣做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譯文相對于原文的“準確”，其實也正符合了直譯理論的目標。

2“功能”，靈活的直譯

功能派所闡述“目的”“功能”的理論，往往做出讀為亂譯，理由是功能派理論褫奪了原文的絕對化地位，而只將之視為比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強調譯文的“目的”以及目標語的語境，因此與其說是翻譯，倒不如說是再創作。但這樣做的理由，都是為了更完整而準確地傳遞信息，犧牲形式進而保留意義，這又何嘗不是傳遞“真實信息”的翻譯，何嘗不是“直譯”呢？

功能派的翻譯活動同樣是在源信息的基礎上加以處理，也并沒有背離信息準確性的原則，更不是肆意地自由發揮，仍然是固守翻譯的種種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發起人決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為依據的——畢竟“功能”仍是翻譯策略之一，與再創作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這種處理的結果，其實無不符合“直譯”的標準，因為它真正地做到了廣義上的“忠實”，不是忠實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圖，或是意圖之一。換言之，完全有理由將功能派的翻譯策略視為直譯的一種變體。

3忠實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論中發起人（initiator）在翻譯過程中所起的影響則是另一處爭議較大的地方，因為發起人對原文的期待也許并非原文所要表達的本意，那么在發起人預期目標的影響下，翻譯未必能夠達到“直譯”的標準。

而事實上，發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預期對象，他對原文的預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預期功能。而功能派的處理策略，則能夠動態地分析種種可能的目的，從中提取更有針對性的某種或某幾種目的，進而以譯者兼讀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讀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說，發起人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強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預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種形式地支持著原文原意，自然也無法將之剔除于“忠實”這個看似嚴格實則彈性的標準之外。也就是說，這種處理應當并且有理由歸于廣義的“直譯”范疇之內。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功能派事實上并沒有背離翻譯標準中的忠實原則。雖然采取了比較極端的形式，但卻是以犧牲形式為代價換取信息的忠實，這種做法不但在效果上遠遠優于傳統意義上的直譯策略，而且究其實質，根本就沒有擯棄直譯理論中的種種理念，是一種更大程度上的忠實，也是當之無愧的直譯。

四結論

由于突現理論創新的緣故，功能理論在闡釋時過多地強調了翻譯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對譯文的決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誤讀為背離直譯的忠實標準，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論上的尷尬處境。但事實上，當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譯理論之后，人們會發現功能派的這種翻譯理論，其實不過是對直譯系統的另一種解讀方式，無論是從信息內容角度還是文本預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論都是在忠實地圍繞著源語文本進行更為合理的處理——只不過這種處理方式與傳統觀念在形式上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因而誤讀的情況才屢屢發生。究其實質，“功能”和直譯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否認功能派理論中的直譯因素，不但是對功能理論的誤解，也是對直譯標準乃至整體翻譯理論的誤解。不同功能類型的文本在與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別，是哲學概念中“量”的差別，是譯者根據具體翻譯要求加工信息時所作處理的差別，是從屬于直譯標準這個宏觀體系的，而絕非“質”的差別。刻意地將功能派中的直譯成分剝離，否認功能理論的直譯特征，不但是不科學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譯實踐的。只有進一步擯棄傳統的語法式的翻譯思想的束縛，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標，才能在翻譯實踐領域取得進一步的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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