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哲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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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學是通過對溫州地域文化架構及其人文歷史演變軌跡的研究（涉及地域環境、政治經濟、風俗民情等各個領域），從中發現其獨特性與規律性，從其對后世所產生的影響中尋找未來的發展趨勢，并在可能的范圍內作出定向引導，使之成為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經濟文化格局。但溫州學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它是一種以溫州為中心四向輻射的文化元素，可以隨溫州人的足跡傳播流變。迄今為止，以地域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還僅有“敦煌學”、“徽州學”與“潮州學”。“溫州學”雖屬后起，但它涉及范圍之廣，內容之豐富，以及影響之深遠，當不遜于上述三地。

外地人對溫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話，就是“溫州人頭發空心”，意思是務實、精明、工于算計。一般人都以為，這種描述對溫州人是一種世俗化的蔑視，且含有明顯的貶義。如果對其中的道德評判略而不計，我以為，這是對溫州人的最恰當也最精確的評語。

永嘉學派整個思想體系中，最具實踐意義、最富人本意識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陳傅良等所倡導的“事功學說”：反對空談義理，主張格物致知（存在決定意識），提倡義利一致。其后葉適更進一步提出“以義和利，不以義抑利”，換成通俗說法，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小農經濟時代，溫州人首先找到了農商之間等值交換的一種行為準則。從成本核算的角度看，頭發就應該是空心的。

永嘉學派的務實理念，溫州人在實踐中的身體力行，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了溫州人群體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壓縮成本（頭發空心）之外，還有“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由鄉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團隊精神。

儒家學說行的是中庸之道，修身的準則是“不為禍首，不為福先”；“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等等，告誡人們“安身立命，順時聽天”，在統治者規定的道德教化中生活。倘有越軌，即被視為異端，輕則口誅筆伐，重則人頭落地。既窒息了創造性，也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

后人始終惶惑不解：中國戲劇為什么不產生于開元盛世？唐玄宗既是“梨園子弟”的掌班與總導演，為什么戲劇卻發展不起來？事實上，從歌舞到演故事只有一步之遙，為什么把這一步的機會留給了四百年后偏安于東南一隅的溫州人？一言以蔽之，三朗雖則多才多藝，欠缺的恰恰是那一點首創精神！

“溫州模式”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身處逆境的溫州人的掙扎與拚搏留下的腳印。在這條險象環生的道路上，溫州人曾作出重大的犧牲。溫州人既“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也“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實事求是地總結這一段歷史，將使我們更好地認識未來，一往無前。

溫州人不愿把自己拘囚于“七山二水一分地”的家鄉，卻甘愿闖蕩江湖，浪跡天涯，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寫出一部創業史。有人曾這樣寫過：“凡有炊煙的地方，都留下過溫州人的腳跡”；“在沒有蘋果的地方尋找蘋果”。雖略嫌夸張，恐也不為太過。

在異國他鄉，鄉音便是最強大的凝聚力。溫州人不慣于獨自打天下，卻善于發揮團隊精神。國內其他省區以及國外許多地方都有溫州村和溫州商會，包括一些以“同鄉會”為名義的民間組織，往往便是溫州人的協作區域。過去對這些方面從未有過系統的研究，通過“溫州學”，便能從哲學理念的高度，解讀溫州人頭發空心、敢為天下先以及團隊精神的性格特征。

“溫州學”首先是一種地域文化，其實質是凝聚在地域文化框架上的多種歷史文化的積淀，它是一種多元文化結構，卻能夠安然相處，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歷史進程中通過雜交、增生、變異，形成一種動態的鏈接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溫州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研究“溫州學”，尋找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軌跡，對本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研究方法上要擺正主次關系，抓住主要環節，不在細節上糾纏不休；由于“溫州學”不是一個單一的課題，它的研究也不是短期行為，所以需要有一支經過精選的研究隊伍，還要有不負眾望的學科帶頭人，并且要建立具有后勤保障的研究基地；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對“溫州學”的研究進程作出全面規劃；在一段時間內，整理出一批具有標志性的研究成果；若眼前還沒有條件進行研究的對象可暫時擱置，寧缺毋濫。“溫州學”的研究肯定會遇到一些難題，甚至會遇到一些歷史的斷層，相信在黨和政府領導下，一切困難都將被克服，“溫州學”的研究的成果，將會使世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