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和現實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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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于《莊子》的文學類型，今人多以“浪漫”視之，其實并不盡然。根據現實型文學的基本原理，我們發現，《莊子》中不僅存在大量眾所公認的浪漫型文學杰作，而且存在數量相當可觀的現實型文學珍品。這些作品以批判現實為主要特征，思想內容相當豐富、深刻，而且開創了新的寫實手法和諷刺手法，在藝術上也煥然一新，頗有特色。《莊子》不愧為中國現實型文學的偉大拓源者，對后世現實型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莊子》；現實型文學；寫實手法；諷刺手法
Abstract:MostmodernscholarsregardthestyleofZHUANGZIasromantic,butthisisactuallynotalltrue.Accordingtothebasicfeaturesofrealistic-styleliterature,ZHUANGZIisfoundtocontainlargequantitiesofromanticwritingsasiscommonlybelievedandalsoconsiderablenumbersofexcellentrealisticliteraryworks.Characteristicofcritical-realism,theseworksareabundantinideologicalcontentandareartisticallycharacterizedbynovelmeansofrealisticdescriptionandirony.AsagreatfrontiermanofChineserealistliterature,ZHUANGZIexercisedenormousinfluenceonthegrowthofrealistliteratureinlaterdays.
KeyWords:ZHUANGZI;realistliterature;meansofrealisticdescription;irony
關于《莊子》的文學類型，今人多以“浪漫”視之，其實并不盡然，《莊》書中有不少屬于現實型文學的作品。本文擬就此進行專門探討。
現實型文學是與浪漫型文學相對應的、側重以寫實方式再現客觀現實的一種文學形態。與浪漫型文學表現性、虛幻性之特征大異，它的基本特征是再現性和逼真性。再現性指的是對客觀現實的如實反映，它要求作家從客觀現實出發，忠實于現實生活，對現實生活進行冷靜觀察和理智分析，真實地再現現實矛盾、人生景況和生活規律。逼真性是其藝術表現手法上的基本特點，是指以寫實的方式，按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本來面目進行精確逼真的描繪。客觀事物感性狀貌和細節的真實，是它的基本要求。其敘述描寫應盡量達到酷似對象，不變形不夸張，一般不應有完全脫離現實的虛構幻想。作者的主觀感情和評價，應融化在客觀敘述描寫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1］
根據現實型文學的基本原理，我們發現，《莊子》中不僅存在大量眾所公認的浪漫型文學杰作，而且存在數量相當可觀的現實型文學珍品。《莊子》一書，旨在表現理想，但批判現實與追求理想往往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對現實的不滿、批判，是追求理想的基礎和動力，并不斷激發追求的熱情和勇氣；對理想的向往、追求，則更能洞見現實的黑暗、惡濁，引發人的反感、厭棄，從而增強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二者相輔相成，和諧統一，在《莊》書中幾乎是同時并存的兩大主題。只因《莊》書是由單篇文章和眾多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系的寓言故事組成的，所以在擁有大量奇美的浪漫作品、閃射著奇幻耀眼的浪漫光彩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優秀的現實型作品，閃耀著絢爛奪目的現實文學光輝。
一、《莊子》現實型文學的存現形式和基本特征
《莊子》中不乏精彩的現實型文學作品，而且別具一格，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有鮮明特色。下面就依次談談其存現形式、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
《莊子》中的現實型文學作品，大致有三種存現形式：其一是有一些比較完整的篇章。如內篇的《人間世》，外篇的《山木》、《駢拇》、《馬蹄》、《月去篋》，雜篇的《讓王》、《列御寇》等篇，雖然其中某些篇章也有一些虛構夸張的描寫(如對櫟杜樹、商丘大木、支離疏的部分描寫)和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如《馬蹄》、《月去篋》中所謂“至德之世”，《山木》中所謂“建德之國”)，但總體上是側重反映現實的篇章，也寫得比較現實。其二是散見于各篇的一些現實型寓言故事。如《逍遙游》中的“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不龜手之藥”，《天運》中的“丑女效顰”，《天地》中的“漢陰丈人”，《至樂》中的“鼓盆而歌”，《秋水》中的“惠子相梁”，《達生》中的“桓公田于澤”、“東野稷以御見莊公”，《徐無鬼》中的“莊子過惠子之墓”，《則陽》中的“柏矩哭尸”，《外物》中的“儒以詩禮發冢”、“莊周貸粟于監河侯”等。這些故事，雖然也大多以奇見稱，有的還灌注著一定的浪漫精神，但其內容比較真實，描寫非常切近現實，沒有多少夸飾成分，故以現實型論之。其三是一些現實與浪漫相結合的作品中包含著一定的現實成分。如著名的“庖丁解牛”及僂、梓慶、呂梁丈夫等人的故事，都是既有濃厚的理想色彩，又有真切的現實描寫，其現實性是不容忽視的。上舉《馬蹄》、《月去篋》等篇的部分內容及《人間世》中的“櫟杜樹”、“支離疏”等章節，亦當作如是觀。說起來，《莊子》浪漫型文學的存現形式，也是上述三種情況，與之相對應，只不過數量多少有所差異而已。
《莊子》中這些現實型文學作品，其思想內容是相當豐富深刻的。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深刻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昏庸殘暴和社會現實的黑暗恐怖。戰國之世，諸侯混戰，暴主恣肆，人民慘遭殺戮殘害，社會極其黑暗恐怖。《莊子》許多篇章無情揭露了統治者的罪惡，深刻反映了這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幕。如《徐無鬼》篇痛斥魏武侯：“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有何好處)?”《人間世》開頭一段揭露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不知何往)矣!”在《列御寇》篇，莊子把宋國比作“九重之淵”，把宋王比作兇猛的“驪龍”。《山木》篇寫他穿著補丁衣服、破爛鞋子去見魏王，說這是“士有道德不能行”，“此所謂非遭時也”，并在魏王當面大罵當時的統治者是“昏上亂相”：“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明證)也夫!”《則陽》篇“柏矩哭尸”的故事，還采用古今對比、頌古非今的手法，譴責當世君主：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在這里，作者把人民偽、欺、盜的罪責歸之于君，認為時君是陷民于罪、制造禍亂的最大罪犯，這實在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見解。《在宥》篇更描繪了一幅戰爭和暴政所造成的慘絕人寰的社會畫面：“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這無疑是當時社會現實的高度概括和典型寫照。它比同時代孟子所說的“殺人盈城”、“殺人盈野”還要全面深刻，令人恐怖，比后世曹操反映漢末大亂悲慘現實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還要令人觸目驚心。
莊子尤多關注在這黑暗恐怖時代知識分子和平民以下階層的悲慘處境。《人間世》通過“顏回請行”、“葉公子高將使于齊”、“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櫟杜樹”、“商丘大木和荊氏之木”、“支離疏”、“接輿之歌”等7則寓言故事，分別說明事君之難、使命之難、傅儲君之難以及不材自全、材美自害、無用之用的人生哲理和處世之道，深刻反映了當時各種人物怎樣茍全性命于亂世的情景，特別是知識階層“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的社會地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狀況和“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悲涼心態，“足以令人產生‘人間何世’的無窮感喟”。［2］其中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一則頗有代表性：衛太子“其德無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顏闔被招去傅這樣的儲君，深感左右為難，進退維谷，惶恐萬分，于是蘧伯玉不得不告訴他：
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許多人以此指責莊子“混世”、“滑頭”，殊不知，這是當時情勢下迫不得已所能采取的最佳選擇。透過這則故事，我們看到的不正是統治者的殘暴、人間的恐怖和知識分子可悲又可憐的現實處境嗎?
《山木》篇與《人間世》主旨相同，內容相似，可視為《人間世》的補充和續篇。所寫8個故事，都有很強的現實性。尤其是“莊子行于山中”和“游于雕陵之樊”兩節，更能讓人窺見其現實背景。前者寫莊子見大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又見雁以不材(不能鳴)見殺，于是說他“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但這樣“似之而非”，也“未免乎累”，只有乘道浮游，與時俱化，“物物而不物于物”，才能真正無累免患。可見當時有材、無材及“材與不材”者都活得非常痛苦艱難。后則寫蟬得美蔭而螳螂伏其后，螳螂捕蟬而異鵲伏其后，異鵲貪利而莊周窺其后，莊周執彈待發而虞人逐誶亦隨其后，可見世間危機遍伏，險象環生。聯系《莊子》其他篇章可知，生活在這樣的人世間，實在是活受罪，進不如退，生不如死，死了尚且有“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的樂趣。莊子把這樣的人世間簡直是恨透了!難怪他“寧游戲污瀆之中”、“曳尾涂中”也不受楚王的重聘，難怪他妻死竟“鼓盆而歌”。盡管莊子把這一切都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和處世哲學，但是觸發其哲思的社會現實該是多么黑暗恐怖，不也昭然若揭、不難想見了嗎?王先謙《莊子集解序》指出這都是“嫉時焉耳”，“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為有道，生殆將不出于此”。這話說得十分中肯。
2.猛烈抨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及所尊奉的“圣人”。戰國時期，各國統治者一方面嗜殺成性，殘民以逞，禍國殃民；一方面又標榜仁義，欺騙輿論，桎梏人心。莊子是歷史上第一個看穿“仁義道德”虛偽性、欺騙性和吃人本質的“狂人”。他在《月去篋》篇尖銳指出：“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說明所謂“仁義”，只不過是竊國大盜用以裝潢門面，掩其盜賊之名，守其盜賊之身，“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徐無鬼》篇針對魏武侯“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的說法，亦一針見血地指出：“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莊子更從道的角度，認為“仁義”違背人的自然本性，殘害、扭曲人性，造成了人性的異化，即所謂“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是統治階級強加給人民的精神枷鎖和心靈毒化劑，因而不遺余力地痛加撻伐。《駢拇》篇把仁義比作令人討厭、惡心的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斥之為多余有害的累贅，指責“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也”?它使人迷失自我，身殉其中尚不覺悟仍自以為是，無論伯夷、盜跖皆殘生損性，失其本真。目睹其為害如此之烈，作者不能不痛心疾首，嚴加攻擊。《馬蹄》篇以馬為喻，謂馬屬性自然，只知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踢”。及至伯樂以善治馬自讠羽，施以各種約束：“燒之，剔之，刻之，名隹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后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而且馬也學會了“詭銜竊轡”等盜智，此皆伯樂之罪。同理，圣人提倡仁義禮樂以匡天下，禁錮并扼殺了人們的自由思想和個性，使民好智爭利，變得奸詐詭譎，亦屬罪大惡極。這兩篇文章都巧妙設喻，反復痛斥仁義，強調人性自然，呼喚自由解放，痛快淋漓，具有極大的批判力量。《莊》書中批判仁義的篇章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仁義”是當時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和正統思想文化的理論基礎，莊子對仁義的掊擊，意味著對統治階級整個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的否定。《月去篋》篇還進一步指出：“盜亦有道”，所謂“圣知之法”與盜賊之道無異，統治者竊國“并與其圣知之法”，“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一切文明成果都被他們竊取和利用，為“守其盜賊之身”服務。這就對當時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意識形態進行了全面否定。不僅如此，由于“仁義”和“圣知之法”來源于所謂“圣人”和文明，而這“圣人”和文明，在莊子看來，正是造成人性異化和天下混亂的總根源，因此他推崇老子“絕圣棄知”的思想，激烈地攻擊“圣人”，把文明史上的杰出人物、儒家所尊奉的歷代“圣賢”罵了個遍。《馬蹄》篇云：“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月去篋》篇更認為“圣人生而大盜起”，“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圣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他將“圣人”和“盜賊”相提并論，正如劉鳳苞《南華雪心編》該篇眉批所言：“搖五岳筆，破鬼膽語”。《天運》篇假托老子說：“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于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圣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在宥》篇借廣成子之口，指責黃帝為“佞人”，不足以語“至道”，并斥責說：“自而治天下，云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在《逍遙游》中，作者認為神人的塵垢秕糠猶能陶鑄出堯舜，隨后又不時將其貶斥、嘲弄。在《庚桑楚》篇，莊子還說：“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這話多么警策!書中還多處寫到孔子去見老聃，每每受到訓斥，《盜跖》篇更借跖之口，罵孔子是“偽巧人”、“盜丘”。該篇還進而攻擊“黃帝尚不能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等。眾所崇仰的圣賢，在莊子筆下，都被剝得精光，光彩頓失，尊嚴掃地，成了人所不齒的無恥之徒、罪魁禍首、糟粕之軀和虛偽小人。連帶的，他在《在宥》篇還大罵自陷桎梏而高談仁義的儒墨圣徒是“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把大小儒生描繪成“以詩禮發冢”的盜墓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要之，莊子以其無比犀利的筆鋒，抨擊仁義，戲薄圣賢，剽剝儒墨，這對于統治階級來說，無異于砸其招牌，剝其外皮，揭其隱私，剖示其丑惡靈魂，并進而刨其祖墳，打擊其社會基礎，是在更深層次上進一步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徹底揭露、批判與否定。
3.對奸詐、貪鄙之徒的鞭笞、諷刺和對一般愚盲、可笑之人事的揶揄、諷諭。《外物》篇“莊周貸粟”一節，寫莊周家貧，去向監河侯借糧，監河侯不愿借給，巧言推托說：“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子忿然作色，講了個“涸轍之鮒”的故事，揭露其慳吝、虛偽、奸詐的面目，給予辛辣嘲諷。《秋水》篇“惠子相梁”一節，寫莊子去見惠子，惠子卻聽信謠言，以為莊子是來奪他的相位，“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到惠子，給他講了個“宛鳥雛與鴟”的故事，將其相位比作“腐鼠”，狠狠奚落了一頓。《列御寇》中“曹商使秦”一節，更為精雋：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阝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招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曹商得意忘形，去笑話莊子，沒想到是背著鼓尋槌，自討打挨，被莊子罵得狗血淋頭，挖苦得無地自容。從此，曹商被貼上“舐痔得車”的標簽，永遠定格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篇還有個類似的故事：“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說他是乘驪龍睡著而僥幸竊得其珠，“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不僅非常鄙夷和不屑，且如劉鳳苞《南華雪心編》該篇評語所說：“試不測之威以僥幸一得者，自矜創獲，而不知已蹈危機，讀此當通身汗下”。另外，莊子還描寫了諸如“宋人資章甫”、“丑女效顰”等故事，對其盲目、愚蠢行為也有所諷諭和批評。
4.對現實中一些正面人物的頌揚和表彰。《莊子》中的正面形象，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理想化的形象，如神人、大鵬、哀駘它等，屬浪漫文學范疇；一種是理想與現實相結合的形象，如庖丁、匠石、支離疏等，既可歸之于浪漫型文學，亦可歸之于現實型文學；一種是現實型的形象，自屬現實型文學范疇，如老子、莊子和部分篇章中的孔子，《天地》中的漢陰丈人，《讓王》中的子華子、列子、原憲、曾子、顏回、公子牟等。這些現實型的正面形象，都有一些奇行異節，作者的描寫也很逼真，但是除了老子、莊子、漢陰丈人等少數人物外，多是莊子哲學思想的傳聲筒，具有概念化、類型化的特點，性格有些雷同，似不及浪漫型文學中的神奇人物那樣神采奕奕，縹緲動人，也不及其現實型文學中的反面形象個性鮮明，形象生動。
《莊子》中的現實型文學作品，在藝術上也頗有特色。第一，它突破了此前散文的紀實傳統，善于對現實生活進行綜合、提煉、加工、概括，開創了新的更加藝術化、個性化的寫實手法；第二，非常注重客觀感性狀貌和細節的逼真；第三，出色的諷刺藝術；第四，尖銳、犀利、深刻、風趣的話語風格。這些擬在下文結合其開創性貢獻具體討論，此處從略。
綜上可知，《莊子》的現實型文學作品，在內容上以批判現實為主要特征，是典型、深刻而徹底的批判現實文學；在藝術上亦煥然一新，開創了新的寫實手法和諷刺手法，形成了獨特風格。這在中國現實型文學發展史上都有著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和貢獻，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下面將就此繼續討論。
二、中國現實型文學創作的拓源者
中國的現實型文學源遠流長，從原始歌謠的自發詠唱，到《詩經》時代的自覺創作，從甲骨卜辭的簡單記錄，到《國語》、《左傳》的繁復記敘，現實型文學沿著詩、文兩條途徑向前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創作傳統和一整套寫作手法。但是，從春秋中葉詩不見載到戰國后期“奇文郁起”的楚辭出現之前，詩歌處于消歇狀態，其現實性傳統暫時中斷。而散文方面，在《莊子》之前，還處于記言、敘史和語錄體的階段，都屬于紀實的范疇，又受正統思想意識、美學觀念和散文藝術本身發展水平的影響，在不少方面存在著嚴重局限。莊子在吸收前代經驗的基礎上，大膽開拓創新，不僅開創了散文領域的浪漫文學，而且對中國現實文學做出了劃時代的巨大開拓和貢獻。
首先，莊子開創了散文領域非紀實性的現實型文學。《莊子》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是紀實性的。作為官方文告和史料匯編又側重記言的《尚書》、《國語》自不必說，就是由孔子、左丘明這樣的良史之才獨自撰著的《春秋》、《左傳》，雖微言大義，暗含褒貶，或敘史生動，踵事增華，有一定的主體精神和文學價值，但嚴格地說，它們主要屬于歷史記錄，而非文學作品，只是不自覺地運用了典型化手法作了些選擇、剪裁式的加工，很大程度上仍受史實的局限。《老子》、《論語》、《墨子》等一家之言的著作，基本上是人物語言的真實記錄，屬語錄體，是記言體的發展而已，又多抽象說理，雖有一定的文學性，但主要還是理論文的濫觴，亦非真正的文學作品。與《莊子》同時代的《孟子》，雖以善辯、善譬、富有氣勢和個性著稱，文學價值較高，但也沒有脫盡語錄體的形跡。因此可以說，當時散文領域的現實文學，尚處于以紀實為特征的相當初級和原創的階段，只是為寫實性現實文學的產生打下了一定基礎，做了各方面的比較充分的準備罷了。“其學無所不窺”的莊子，將哲學與文學巧妙結合起來，使之渾然一體，同時，或者是吸取了《詩經》和民間文學中士民的現實精神與藝術手法(盡管莊子對儒家崇奉的《詩經》未引一字)，將其引進、移植到散文領域，并與傳統紀實的某些手法相結合；或者是以其浪漫精神對傳統的紀實手法加以改造，并與之相結合；或者是由其寓言文體和寓言手法所決定而適當吸取紀實性散文的某些手法，從而突破紀實傳統，開創了散文領域以寫實為特征的真正的現實型文學。
所謂寫實，并非對生活作流水賬式的、原封不動的紀錄和摹寫，而是在忠于現實的基礎上，使主體與客體相融合，對生活有所選擇、提煉、綜合、加工和典型化的反映和描寫，它通過個別來反映一般，從而更藝術化個性化地反映現實，揭示生活的本質和規律。莊子筆下的社會現實及人物故事，顯然已不是生活的確切紀錄和原樣照搬，大都經過了作者匠心獨運的再創造。如前舉“莊子行于山中”和“游于雕陵之樊”兩則故事，前者寫莊子晝行山中見大木以不材終其天年，晚宿故人之家又偏偏遇見雁以不能鳴叫被殺；后者寫螳螂捕蟬而異鵲在后，鵲貪螳螂而莊周在后，莊周執彈而虞人在后，事實上恐怕都未必那么湊巧，應該是作者在主題思想的統領下，對生活素材進行篩選、過濾、剪輯、拼接、聯綴、整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提煉、綜合、加工、概括和典型化的結果。其余現實型作品，大概也莫不如此，因而都給人一種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感受，成為真正的藝術品。這種依循現實邏輯、生活規律，寓主觀于客觀，自覺地有意識地對生活真實進行藝術概括和改造(包括虛擬)使之成為藝術真實的寫實攝真的再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莊子在這方面的成功實踐，使中國現實型文學實現了從紀實到寫實的巨大跨越，無疑具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創意義。
與此同時，莊子也非常注重客觀感性狀貌和細節的逼真。讀《莊》書的現實作品，莊子“槁項黃馘”，“衣大布而補之”的肖像，“忿然作色”的表情，“箕踞鼓盆而歌”的動作，“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的心理，特別是他那充滿智慧、極具個性化的語言，無不逼真傳神，使人過目難忘。其他像庖丁解牛的動作聲響，監河侯的奸猾口吻，曹商的狂妄語氣，儒生的卑劣言行，漢陰丈人“抱甕而出灌，扌骨扌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忿然作色而笑”的情景，子貢受丈人喝斥“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的神態，人物的一顰(丑女)一笑(莊子等)，一“嘻”(文惠君)一“嚇”(莊子)，這些形形色色的細節描寫，也莫不生動逼真，惟妙惟肖，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就連描寫野貓、黃鼠狼的動作習性：“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網罟”，也栩栩如生，充滿生活氣息；形容馬之性情喜怒，亦“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馬蹄》總評）。正因此，聞一多稱莊子為“寫生的妙手”。［3］
由此可見，莊子開創了真正寫實性的散體現實型文學，使散體現實型文學發生了實質性的飛躍，代表著現實型文學的發展方向，為之開辟了廣闊道路和發展空間，因此可稱之為非紀實性散體現實型文學之祖。
其次，莊子開拓了批判現實文學的新天地。如前所說，《莊子》的現實型文學以批判現實為主要內容，表現出了強烈的批判精神。以往也有不少批判現實的作品，如《詩經》“國風”中反映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丑行的怨刺詩，“二雅”中貴族官吏文人針砭時弊憂患時局的政治諷諭詩，歷史散文中揭露批判無道君臣和不肖之人的篇章，都屬此類。但是，《詩經》的民間作品，只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式的自發揭批；貴族官吏文人的政治諷諭詩，是站在維護宗法制度和王朝利益立場上的有限揭批；《國語》、《左傳》等歷史散文，更是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支配下或者在儒家思想框架內對社會現實和歷史人物、事件的善惡褒貶，揭露批判，它們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保留性，根本不可能觸及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現存制度的本質、要害，更談不上對現存制度的懷疑、批判和否定。相反，除《詩經》民歌的自發批判外，竟然都是以維護現存制度為基本前提的。因此，以往的批判現實文學，還都是淺層次的、有限度的、不徹底的。胡文英《莊子獨見·莊子論略》言莊子“每多憤世嫉邪之談，又喜歡譏誚出名大戶”，不僅深刻揭批黑暗恐怖的社會現實和統治階級的罪惡行徑，揭露奸貪小人的丑惡嘴臉和愚盲之人的可笑行為，而且追根究底，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對現存制度及造成人性異化的全部文明史，對創造文明、鼓吹仁義以殘害人性、奴役民心的古圣今賢及其徒子徒孫，對現實社會違反道義的一切，進行了最尖銳、最深刻、最徹底，毫無限制和保留的揭露、批判和否定。因此，《莊子》的現實型文學，不僅是典型的批判現實文學，而且是有史以來最尖銳、深刻、徹底的批判現實文學，是現實型文學的前所未有的極大深化和拓展。它把現實社會砸了個稀巴爛，罵了個一塌糊涂，翻了個底朝天，猶如呼嘯的狂飆、洶涌的怒潮、驚天動地的雷霆，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出了否定正統文化、埋葬現存世界的強烈呼號和憤激吶喊，奏響了思想革命、個性解放的反抗樂章和叛逆號角。——它應該是當之無愧的批判現實文學之父。
在討論有關問題時，人們總喜歡將莊子、屈原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以彰顯各自特點。筆者曾撰文就莊、屈的浪漫文學特征作了比較，這里再就其對待現實的態度及批判程度說幾句。我們知道，莊、屈分別屬于兩種不同的人格范型，屈子是“抗爭加忠貞型”的人格，莊子是徹底叛逆型的人格。因此，屈子一方面批判現實，一方面又忠于君國；既怨恨君王的昏庸糊涂，抨擊社會的惡濁混亂，又對君主和宗國深情眷戀，念念不忘，因而他對現實的態度是矛盾的，批判是有保留、不徹底的，大致與《詩經》中的貴族文人作者相仿佛，沒有超出太多。而莊子對現實的態度是完全否定的，批判是毫無保留的、最徹底的、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這不僅前無古人，后世除曹雪芹、魯迅外，也很少有人能夠達到或超過。屈子關心現實，憂國憂民，為變革現實而前后奔走、上下求索的熱情為莊子所不及，而莊子與現實徹底決裂，對現實的深刻揭露、徹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則為屈子所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