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權力差異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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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要素收益權力差異對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影響；傾斜政策對于初次分配的公平性的影響；現存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進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不同要素的權力表現、分配理論研究中幾個流行觀點的偏頗、在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不能忽視的問題、分配傾斜政策與分配原則的對立、分配傾斜政策的效應問題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在要素參與分配的過程中，不同要素所具有的收益權力是不相同的，這是當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最主要原因；在相同分配方式內部，存在分配對于特定人群的“傾斜政策”，使得社會收入不公現象進一步加劇。這兩個問題的存在，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在分配上的公平性，需要迅速加以解決。

關鍵詞：要素收益權；差異；公平性

我國的收入分配中存在著兩個突出的問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太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太低。必須通過有效措施，迅速解決這兩個問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太低是產生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太低的原因之一，產生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低是下面兩個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一，勞動力的供給超過需求，使得作為勞動力均衡價格的工資降低；其二，不同要素的收益權存在巨大差異性，要素收益權力的不對等導致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勞動力的收益權相比其他要素較弱，加上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特點，加劇了導致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降低。本文僅就勞動力收益權與其他要素收益權的差異展開分析。

一、要素收益權力差異對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影響

自2004年年初以來，政府出面幫助農民工討要工資的新聞成為各種傳媒爭相報道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實際上反映一個現在被人們嚴重忽視的問題，即生產要素收益權差異問題。農民工工資問題的爆發只是這種收益權差異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結果。

（一）不同要素的權力表現

大量的論著已經論述了資本、土地、勞動等不同要素在獲取報酬上的權力的不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剩余價值的生產、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等一系列論述中，論述了資本、土地在獲取報酬上的優勢地位及產生的原因；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也論述了在工會組織建立之前資本在獲取報酬上的優勢地位，“勞動者經常感到，他們處于聽任老板擺布的境地。他們貧窮、缺乏知識，無法在經濟上和他們的雇主進行對抗，因為后者在對抗中具有較大的堅持的力量”，“成立工會的理由之一被認為是：沒有組織起來的勞動者面對著財力雄厚的雇主缺乏‘平等的協議力量’”。工會組織的建立使勞動獲得報酬的權力有所改善，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都論述了工會組織的存在對工會會員獲得報酬的影響。馬克思和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均認為不同要素獲得相應報酬的權力是不相同的。我國今天的現實對馬克思等的論述作了最生動的現代注解。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老板，依靠其手中雄厚的資本獲得收益比工人便捷得多，也豐厚得多；同時，依靠其手中掌握著工作崗位的極度稀缺性，極力壓低工人的工資。由于農民工無力與老板抗衡，本來相當低微的工資還經常地、普遍地被拖欠；不僅僅如此，工人的勞動條件、福利均處于非常差的狀態，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中大量引用英國當時工廠巡視員的報告來說明工人的這種狀況；今天，大量的新聞媒體報道也證實了這一事實。

（二）分配理論研究中幾個流行觀點的偏頗

在經濟理論界，要素價值論似乎占據了主導地位，要素價值論似乎可以實現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統一，對于解釋我們實行的分配制度似乎十分便利。不同的要素共同創造價值，從而各自獲得相應的報酬。“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可能從來沒有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得到過如此廣泛的認可。但是，撇開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不說，僅僅分析一下不同要素在價值分配上的關系，就可以對于要素價值論提出一系列質疑。

如果說，生產要素各自相安無事地創造著自己將獲得的那部分價值，那么，無論是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還是勞動（勞動力），其獲得報酬的權力應當是平等的。然而，現實已經告訴人們，不同要素獲得報酬的權力從來就不是平等的。從而，不同要素所獲得的報酬也決不是各自創造并應當得到的那一部分。

一些論者接受了索羅、夏皮羅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認為企業支付了高于市場保留工資的工資給工人。他們解釋說，支付較高的工資給工人是為了防止工人偷懶而采取的激勵辦法。因為當企業不可能完全監督工人的行為時，工資構成工人偷懶被發現從而被解雇的機會成本；工資越高，機會成本越高；因此，較高的工資有利于減少工人偷懶的傾向性。“在競爭市場上，由于沒有壟斷利潤，更高的工資只能靠雇主的資本收益來支付”。按照這種說法，勞動獲取報酬的權力大于資本。勞動力剝削了資本？經常是工人解雇了資本家？對于絕大多數企業和工人來說根本不是這樣。因為，盡管工人被解雇的機會成本就是工資本身，但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相比較的是其種地的收入，其工資收入盡管較低，但還是要高于種地的收入。也就是說，無需支付更高的工資來“賄賂”工人以保持其積極性，其積極性應當因為現收入高于種地收入而自然存在。

還有一些論者對剝削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能夠保證只有合格的人才會被選做企業家（經營者）的機制；相反，如果勞動雇傭資本，則企業家（經營者）市場上將會被南郭先生所充斥”。按照這種理論，由于只能是資本雇傭勞動，由于勞動者都是無能之輩，因而，剝削是完全合理的事情，資本應當比勞動在獲取報酬上具有優先的權力。現存的壓低工人工資、拖欠工人工資的事情就是理所當然的了。現在，政府所做的幫助農民工追繳工資的各種措施都是錯誤的，因為這樣干涉了經濟的自由，干涉了剝削的自由。勞動者由于沒有資本從來就受到剝削這是事實，勞動獲取報酬的權力不及資本也是事實。但是，無能與無資本不能劃等號，可以以勞動者無資本來使其獲得報酬的權力減少，但不能以勞動者無能來使其獲得報酬的權力減少。

另有一些人認為，農民工打工盡管受剝削，但是收入依然高于種田，因此，受剝削優于不受剝削。用生產力標準來看，應該說剝削現象的存在于一個長時期內不可避免，但是這不能作為堂而皇之的盤剝農民工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克扣、拖欠工資的理由。剝削應當有合理的度，有能夠為工人所接受的方式。資本原始積累時代的手段和方法不應在當今盛行。

（三）在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不能忽視的問題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收入不斷提高是不爭的事實；同時，收入分配中的差距不斷拉大、收入分配中存在不公平等問題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不能忽視在獲取收入上還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普通工人（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的工人）。

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必須有社會的公平。在收入分配問題上，第一位的問題雖然仍然應當是社會成員的收入不斷增長，但不可忽視社會成員在收入分配中的權力平等問題。對于農民工來說，他們獲得了一定的比較利益，但這不能掩蓋他們在獲得收益上弱勢地位。農民工的收入增加表現為效率問題，同時，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也是不能忽視的。經濟學界對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討論，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二者相互的關系。僅僅強調效率而忽視公平，會反過來影響效率，且與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相悖。

二、傾斜政策對于初次分配的公平性的影響

不少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或留住高科技人才，制定了一些在分配上對于這些人員進行傾斜的政策；不少企業組織為了激勵某些特殊崗位如掌握關鍵技術的科技人員、重要的營銷人才和處于臟、苦、累、險崗位的工作人員等等，制定了更加具體的分配傾斜政策。制定這樣的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了提高本地的科技水平、發展經濟或者提高企業的效率。初看起來，這應當是有利于提高地方的科技水平、發展經濟或者提高企業效率的，而且在短期內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是，進一步分析，結論則應當相反。這實際上出現了一個問題，在相同的分配方式框架內，不能按照要素的實際貢獻進行初次分配，而人為的加大特定人群的收益權而減小另一部分人群的收益權，這就改變了初次分配的格局，這種情況的出現，也會影響到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一）分配傾斜政策與分配原則的對立

我國執行的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政策。無論是按勞分配，還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其根本點在于按“貢獻”分配，每一個社會成員按照其提供的要素的貢獻獲取相應的報酬。對某些特定崗位（類型）的人員實行分配傾斜政策，意味著在其貢獻所應當得到的份額的基礎上，再通過傾斜增加一定量；也就是說，這些特定崗位（類型）的人員所得到的分配份額超過了按照其貢獻所對應的份額。這樣，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被傾斜對象的勞動力價值或者要素貢獻與所獲得的分配份額是不一致的，并且，所得分配份額大于其實際貢獻。這與實際情況是不一致的。我們應當承認這些特定崗位（人員）的貢獻，也只需要按照他們的貢獻進行分配就足夠了。如果是按照其實際貢獻進行分配，完全可以起到應有的激勵作用或吸引作用，而無需要渲染出“傾斜”來進行所謂“激勵”、“吸引”。

如果對于這部分人員給予真正的分配傾斜，不按照他們的貢獻來進行分配，是直接違背我們所遵循的分配原則的。如果對于這部分人員所給予的傾斜的結果是其貢獻的直接反映，那么，所謂傾斜政策則是一種實際上虛假的政策，不能取得實際的政策效應，應當予以取消。

（二）分配傾斜政策與社會公平正義的矛盾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公平正義，而公平正義的主要規則之一就是按貢獻進行分配，即根據每個社會成員的具體貢獻進行有差別的分配。所謂“傾斜”就是為了體現和拉大差距，為了消除平均主義的影響。這是為了避免一個方面的不公平，希望真正體現那些特定崗位人員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同樣應當避免另一個方面的不公平，即刻意拉大差距，使某些分配要素處于劣勢狀態的社會（組織）成員得不到自己應有的份額。因為出現這種情況是有違社會公平正義的。

如果所謂被傾斜對象所得到的份額是與其貢獻相適應的，被傾斜對象只是得到了其應當得到的份額，那么，傾斜是虛假的、無意義的；這對于被傾斜對象來說在道義上是不公平的。如果被傾斜對象所得到的份額超過其貢獻所應得的份額，那么，必然出現社會（組織）其他成員的貢獻得不到其應有的份額。往往不被列為傾斜對象的成員在勞動力價值評價或要素貢獻評價上又處于劣勢地位，其分配權力往往難以得到保障。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公平正義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傾斜政策制定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那些特殊崗位人員的分配權力，而實際上以壓制其他所謂“不重要”崗位人員的分配權力為代價。傾斜政策實際上與社會公平正義是矛盾的。

傾斜政策的出發點是提高效率，但是，如果以犧牲社會公平正義為代價，那么，犧牲社會公平正義的代價和長期分配不公平產生的對效率的負面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沒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超經濟強制下的效率，這種效率不可能成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基本支柱。……要想獲得效率，唯一合法的途徑和能夠達到持久效果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以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創造性、工作熱情和責任心。”

一個國家、一個地方要發展，一個企業要提高效益，依靠一部分人是不行的。所謂激勵應當是針對全體組織成員的，而不應當只是激勵其中的部分人。一個階層或群體的利益增進不能以損害另一個階層或群體的利益為前提。而一個單位的傾斜政策的實施，無疑給人造成的映像就是以損害一個階層或群體的利益來增進另一個階層和群體的利益。對于部分人進行激勵的同時，對另一部分人進行事實上的壓制，被激勵者可能產生的積極效應很可能被被壓制者產生的消極效果所抵消。

按照波特等的理論，傾斜政策存在如下問題：

其一，傾斜政策是單一的政策，不是一套科學的政策體系，特別是有違公平。另外，所傾斜的部分可能是被傾斜對象應當獲得的不足部分的一種補償，這原本是按照分配原則進行分配的，并不是一種傾斜，但卻以傾斜的名義表現出來，既不能激勵被傾斜者，又從心理上壓抑了非傾斜對象。

其二，傾斜政策主要是以主觀評價為主，只看文憑、職銜、名氣，并不看重實際的貢獻。這勢必鼓勵人們努力通過正當或不正當手段來獲得某個文憑、職銜，這已經為大量的現實所證實。

其三，先有激勵，期望以激勵來實現某個特定水平的績效。事實上，被傾斜對象往往把對自己的激勵看著是與自己的投入一致的，自己只不過得到自己應當得到的部分。因而，傾斜政策的效能不能夠實現。

三、現存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進

（一）現有解決勞動力收益權問題的措施的局限性

由于所有制關系的對于分配形式的決定性意義，現有的分配機制不具備自行解決不同生產要素收益權力的平等問題。

在勞動力的買賣交易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他們面對的是既定的市場，工人是價格的接受者，無力左右市場價格。在收入分配中，工人面對的是天然的合作起來的資本及其所有者，而工人卻是分散的，弱小的，工人無法憑自己單個的勞動力來保證自己獲得相應的收入。

正是因為如此，問題積累到了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來解決的地步。為解決農民工工資的拖欠這一突出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發文件、提要求，并且在抓落實。這些措施的實施，迫使那些老板（資本的所有者或經營者）對民工（勞動者）做出了一種暫時的讓步。

但這是解決突出問題、臨時性問題的權宜之計，而并非治本之策。如有的地方實行“一日一報制”就很有些對付SARS的方法的色彩。在現存的突出問題得到緩和之后，應當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長久之策。否則，就會陷入“問題積累→問題緩解→問題積累→……”的循環。

現存的方式的局限性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自動解決問題的機制，需要不斷采用一系列非常措施來解決問題，成本很高，效率很低。

（二）分配傾斜政策的效應問題

分配傾斜政策也并非一無是處，在短期內，制定相應的傾斜政策作為臨時性非常措施，對于穩定、吸引高級人才，穩定特殊崗位工作人員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傾斜政策作為一項長期政策，確實是有害的。關鍵的問題還在于，這種傾斜政策對于社會分配產生不利影響，有違社會公平正義。

同時，我們不能總是依靠臨時性政策和措施來解決長期性問題。一般情況下，臨時性政策應當絕大多數時候用來解決那些臨時性的問題，不能用臨時性政策來解決應當用長期性、穩定的政策來解決的重大問題。不斷地采用臨時性的政策來解決像分配問題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必然不能收到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效果。分配原則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在分配上，應當探求的是能夠對所有人進行激勵和引導的公平的原則和具體政策，不能出來一個問題，就采用一個對應辦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臨時性政策的長期化所帶來的問題會更加巨大。采用臨時性政策來解決問題會影響政策的穩定性，對于重大問題上政策的不穩定給我們造成的損失已經為大家所認識。臨時性政策解決的問題是臨時性的，那么，制定臨時性政策的依據是當時、當地的情況、條件，因而，解決當時出現的問題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當情況、條件發生了變化，如果仍然按照原來的政策執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分配問題，作為一個根本性問題，個別時候、個別地方為了解決某個臨時性突出問題，采用臨時性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問題得到緩解，就應當立即做出調整，制定科學、合理的長期性分配原則和政策，而不能將臨時性的辦法、口號當作長期性的政策執行。

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是通過立法來保障廣大工人的獲取報酬的權力，使我們現在采取的有效措施法律化、長期化。但是，通過法律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是有局限性的。因為，法律只能通過規定最低工資標準、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規定勞動時間等措施來保障職工的基本利益，對于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則無力顧及。解決勞動（勞動力）獲取其報酬的權力問題的一個比較有效的長遠之策是在所有企業建立真正代表廣大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將分散的職工切實有效地組織起來，才能夠形成足夠的力量，真正解決職工自身的利益問題，還必須依靠職工自身的自覺。這已經被國內外歷史證明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根本性措施。為今之計，一方面依靠法律手段保障勞動的基本收益權，另一方面依靠職工自身組織的力量解決具體行業、具體企業的職工收益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