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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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的提出

20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民經濟發展出現了所有制結構多樣化、利益主體多樣化、投資結構多樣化、空間結構多樣化、產業結構多樣化的局面。我國地域遼闊,區域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程度、經濟的歷史發展水平、經濟基礎等差異很大,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確處理全國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正確處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強宏觀調控和指導,誘導、協調各區域經濟健康發展,逐步縮小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變得愈來愈迫切。正確認識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無疑對制定正確的跨世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發展政策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2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簡介[1]

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量的變化和質的飛躍使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近現代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按不同的劃分標準提出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2.1李斯特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

1841年,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以生產部門的發展狀況為標準,將區域經濟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①未開化階段;②畜牧階段;③農業階段;④農工業階段;⑤農工商階段。

2.2胡佛———費雪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

1949年,在論文《區域經濟增長研究》中,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埃德加.胡佛與約瑟夫.費雪從產業結構和制度背景出發,將區域經濟發展分為五個階段:①自給自足經濟階段;②鄉村工業崛起階段;③農村生產結構轉換階段;④工業化階段;⑤服務業輸出階段(成熟階段)。

2.3羅斯托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

1960年,在《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W.W.羅斯托以主導產業、制造結構和人類的追求目標為標準,將區域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①傳統社會階段;②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③起飛階段;④向成熟推進階段;⑤高額消費時代階段;⑥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2.4弗里得曼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

1966年,在專著《區域發展政策》中,美國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專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外圍理論,以空間結構、產業特征和制度背景為標準,將區域經濟發展分為四個階段:①前工業階段;②過渡階段;③工業階段;④后工業階段。

2.5阿明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

20世紀70年代,在“中心—外圍”理論的基礎上,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提出,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外圍”國的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①殖民主義階段;②進口替代工業化階段;③“外圍”國經濟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階段。

2.6蔣清海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

我國學者蔣清海博士結合以上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各種劃分標準及理論,以制度因素、產業結構、空間結構和總量水平為標準,將區域經濟發展分為四個階段:①傳統經濟階段;②工業化初級階段;③全面工業化階段;④后工業化階段。他認為,制度因素是劃分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背景性標準;產業結構是判別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標準,一般用工業化程度(制造業或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及主導產業類別來表示;空間結構是標示區域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于其他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標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規模分布類型來表示;總量水平是測量經濟發展高度的標準,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及其人均量來標示。筆者認為,蔣清海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綜合考慮了多種反映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質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觀地、準確地把握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標體系比較適合當前我國現狀,但在指標體系中,還應考慮以下方面:。

2.6.1產業結構。一定的經濟結構對應著一定的產業結構,一定的產業結構對應著一定的從業人員比例,因此,在產業結構的工業化程度方面,應將工業產業比重與從業人員比例結合起來,采用工業化系數[2]來進一步量化工業化程度。

2.6.2空間結構。地區空間結構態勢與地區城市化水平、城市體系、城市規模等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中國20年的改革開放,實現了世人矚目的經濟快速增長,這種快速增長的過程,實際上是區域空間變化的過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斷擴張和功能不斷完善、中小城市數目不斷增加的過程,城市化過程是地區空間結構變化的主要方面,從國際上看,區域經濟越發達,城市也就越發達,城市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化水平及其結構是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量化指標。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標方面,我們認為應注重如下三點:

(1)不僅應考慮非農業人口、市鎮人口比例,還應考慮城市工業規模系數[3];工業規模系數=(各區域城市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城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各區域城市數占全國城市數的比重；

(2)不僅應考慮城市首位度,還應考慮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僅應考慮城市規模分布類型,還應考慮城市體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規模。

2.6.3總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費結構外,還應考慮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可以反映一國、一地區、一個家庭甚至一個人的富裕程度與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爾系數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爾系數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政府為了實現各地區的共同發展和整體繁榮,采取了非均衡的傾斜性經濟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深受“梯度理論”的影響———從區域經濟、技術發展不平衡特點出發,主張按梯度依次開發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從“六五”到“八五”,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了質的飛躍,但由于東、中、西部地區自然條件與經濟基礎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潛力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們以東部的首都北京、廣東、中部地帶的湖北及西部的西藏為例,以蔣清海的區域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為出發點,來分析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現狀。

3.1產業結構

3.1.1從產業構成看。從1990年到1996年,京、粵、鄂、藏占主導地位的分別是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1996年,三次產業比重分別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20.2∶49.0∶30.8。

3.1.2從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看。1996年,全國的平均水平為50.5∶23.5∶26.0,而京、粵、鄂、藏分別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區中從業人員比重最大的除北京為第三產業外,其余均為第一產業。

3.1.3從工業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國的工業化系數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業化系數為0.24→0.18→0.16,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產業產值及從業人員比例已超過了第二產業值及從業人員比例,并占主導地位。從1990年到1996年,廣東工業化系數為0.11→0.18→0.14,工業化程度始終走在全國的前列。湖北與全國水平持平,而西藏工業化水平很低。

3.1.4從主導產業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漸從建筑、化工、交通運輸設備向電子信息、金融保險、房地產等轉變;廣東省為家用電器制造、化纖、塑料、保健飲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導產業為鋼鐵、冶金、輕紡、機械制造及化工、服裝。西藏主導產業為農牧業及民族手工業。

3.2空間結構

3.2.1城市化水平。全國的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23.28%,北京、廣東、湖北三省區分別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個百分點,而西藏則低9.51個百分點。從城市工業規模系數來看,廣東省為11.1,城市規模最大,反映該區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較高,同時也意味著該區城市的生存、發展和輻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而湖北城市工業規模系數僅為3.9,是廣東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還未能有效地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3.2.2城市體系。①城市數目與等級結構。1996年,廣東城市數為54個,湖北為35個,西藏為2個,分別為全國城市總數的8.2%、5.3%和0.3%。西藏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個地區都是中小城市占絕大多數,呈現出規模等級不完整的城市體系(見表4)。②城市平均規模非常接近全國平均水平31.4萬,規模偏小。西藏城市人口為7.0萬,城市規模小,經濟實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為5.2,相應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漢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說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體系。廣東和西藏的首位度分別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別為19.5%和25.4%,說明廣東和西藏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個地區為了使城市規模等級結構趨于完善,須選擇區位條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較快地發展成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國平均城市服務半徑為60.1km。廣東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務半徑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務半徑為41.1km,屬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西藏無論從城市密度和服務半徑來看,則明顯屬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間組合。從地區內部來看,湖北和廣東城市空間分布也極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漢平原和武漢———黃石一帶,廣東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帶最為密集。近年來,隨著香港的回歸,以香港、深圳、珠海、廣州為中心的區域城市群業已形成,成為廣東省區域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

3.3經濟發展總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粵、鄂、藏4個地區GDP總量分別為全國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別為全國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北京和廣東城鎮居民分別為7,339和8,166元,分別為全國的0.9和2.4倍,京、粵、鄂、藏居民農村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分別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費支出。京、粵、鄂、藏4區城鎮居民分別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別為2,672、3,187、1,731、2,592元。農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別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爾系數。京、粵、鄂城鎮分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0.7、2個百分點,西藏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8.5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北京和廣東分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9.9、4.8個百分點。湖北和西藏則高出3.8、8.8個百分點。

3.3.5消費結構。北京市居民營養和穿著水平不斷提高,文化消費明顯增長。廣東省居民逐漸轉向耐用消費品和追求文化娛樂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質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費品轉向耐用消費品和文化教育、勞務服務上,并呈現消費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西藏自治區居民的消費結構正逐漸走向序列優化,基本生存費用份額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務性支出份額均有大幅度上升。

綜觀以上4個地區產業結構、空間結構及經濟發展總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區域經濟處于全面工業化向后工業化演變階段,廣東省處于全面工業化階段,湖北省處于工業化初期向全面工業化過渡階段,而西藏自治區尚處于傳統經濟向工業化初期演變階段。

4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問題的思考

(1)總體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工業化初期向全面工業化轉型階段,地區差異很大,基本呈“橄欖型”的態勢,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邁向后工業化階段,又有象西藏、貴州等局部地區處于傳統經濟向工業化初期演變階段,大多數省份則處于第二、第三區域經濟發展階段。從地理分布看,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處于全面工業化階段,中部大多數省份處于工來化初期向全面工業化過渡階段,而西部內陸省份則多處于傳統經濟向工業化初期轉型階段。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階段從東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帶呈現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變化的特點。

(2)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階段只是從總體上分析的,事實上處于較高階段發展階段的區域并非所有地區比其他區域優越,而處于相對較低經濟發展階段的區域也并非所有地區都不如其它區域。

(3)從我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如何正確認識各個區域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制定相關的區域產業發展傾斜政策、區域投資傾斜政策、區域補償政策、特別是建立和健全區域調控政策、區域關系政策,不僅對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直接關系到國家政治能否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