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會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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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的角度看,上市公司提供的會計信息是一種“社會公共產品”。會計信息與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債權人的信貸決策,對企業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評價,政府對微觀企業的控制,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廉政建設等都密切相關。因此,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質量,不僅影響到與企業有利益關系的投資者、債權人等群體的經濟利益,而且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必須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情況。然而,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失真現象卻大量存在。從會計失真現象產生伊始,人們責備的目光就投向了屬于企業管理體系組成部分的會計工作以及用來規范企業會計行為的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本身。新《會計法》頒布實施以來,財政部加大了會計改革的步伐和力度,適時出臺了《企業會計制度》,并對《債務重組》、《非貨幣性交易》等準則進行實質,陛修訂。這些重大舉措,尤其是“八項減值準備”政策,對于抑制盈余操縱等會計造假極具威懾力。
然而,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制定者和企業會計工作人員的艱苦努力,卻未能根本扭轉會計信息失真的局面,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去反思造成上市公司會計失真這一頑癥的其他原因,以便“對癥下藥”。本文擬從影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經營者行為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二、上市公司經營者行為影響信息披露的理論分析——企業經營者行為:決定和影響會計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
會計信息質量取決于會計行為主體(會計人員)依據“會計標準”(國家統一制定的會計法律、準則、制度等)作用于行為客體(會計對象)的理性行為過程,當會計為主體選擇嚴格執行“會計標準”的行為(下稱“堅持原則”)時,所產生的會計信息就是全真的會計信息;反之(下稱“放棄原則”)則是失真的會計信息。這種由會計行為主體基于最大化自己期望效用函數的目的和動機而選擇符合個人理性的行為所造成的信息失真,稱為理性失真。
會計行為主體既非“企業價值”的創造者,又非剩余索取權的分享者,即使偏離或拒絕執行“會計標準”能使自己受益,但由此而獲取的額外收益也遠遠不足以彌補由此而帶來的潛在風險,因而其理性選擇必然是“堅持原則”,而沒有任何的愿望和動機促使他改弦易轍,另擇“放棄原則”的行為,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并沒有對他本人的個人效用帶來絲毫的增加,是非理性的。
既然“放棄原則”的行為不能由會計行為主體自身“自生”,那么就必然通過其他“外界因素”作用與影響企業會計行為主體的理性選擇來實現。問題的關鍵是,是什么樣的“外界因素”,以及以什么樣的行為方式作用與影響企業會計行為的選擇呢?
我們知道,會計的根本目的就是向投資者、債權人、政府、企業經營者等廣大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對他們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從根本上說,會計提供的信息是由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決定的,因而作用與影響企業會計行為選擇的“外界因素”應存在于會計信息使用者之中,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各行為主體對“需要”的依賴程度(利害關系)不盡相同,也就決定了其作用與影響會計行為的欲望各不相同,但最終真正能夠成為作用與影響企業會計行為選擇的“外界因素”,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1)該行為為主體的理性選擇必須是“放棄原則”,也即他采取這種行為對其帶來的現實好處應大于為此付出的代價,符合成本收益原則;(2)該行為主體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和辦法將這種行為“傳導”給會計行為主體,并對會計行為主體的理性選擇施加影響,從而改變其選擇的結果由“堅持原則”為“放棄原則”。
由此不難看出,在眾多的會計信息使用者中,企業經營者是同時具備上述兩個“傳導”條件的唯一行為主體。因此,企業經營者行為乃是決定和影響會計行為主體“放棄原則”的“外界同素”。
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經營者造假行為的根源——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
(一)信息不相稱。企業是社會公眾合作投資的一個具體項目,它是股東、管理者、職工、債權人、供貨商、購貨商以及社會公眾等利益相關者參與的一系列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契約區別于其他市場契約的特征所在。對于一個企業來說,人力資源所有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負責經營決策的人力資源所有者(統稱為“經營者”),另一類是負責執行決策的人力資源所有者(簡稱為“生產者”),一般來講,經營者需要對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作出反應,而這一反應對企業的生存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而經營者比生產者更重要,而經營者的地位與其他利益主體相比有其獨特之處,即經營者直接管理著企業,他對企業的經營,運作負直接責任,因而他有著得天獨厚的信息優勢。在現代公司中,股東把公司的經營活動交給職業經營者承擔,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不是同一個主體,尤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后,就產生了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委托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以經營者忠實地服務于所有者為前提的。事實上,經營者作為人不僅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經營者的利益目標不僅通常與所有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不相一致,而且只有在有利于自己的時候才會顧及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存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并且,所有者和經營者的信息是不對稱的。經營者可以利用私人信息優勢爭取機會主義行為謀求個人利益,在雙方締約前,經營者知道自己的態度和能力,但所有者卻不知道,這便是“逆向選擇”問題;在雙方締約后,經營者知道自己是否盡了力在按所有者的利益進行謀劃和決策,但所有者卻不知道,因為不可觀察和證實,即便可以,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這便是“道德風險”問題。另外,所有者與經營者對于企業經營結果所負責任的不對等性,使得經營者有可能為了個人利益而爭取風險過度的行為,導致所有者利益受損,因為經營者對于經營不善導致的惡劣后果所能承擔的責任畢竟有限,與所有者資產相比是十分不對稱的。企業一旦破產他至多負行政責任,名譽責任,不可能負財產責任。更為重要的是,所有者與經營者在簽訂的契約中不可能預料到未來所有的情況,也不可能規定各種情況下各方的責任,不完備的契約為經營者謀求個人效用最大化提供了可乘之機,在股東(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契約中,利潤指標是衡量經營者努力程度的一個主要指標,經營者可能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損害股東的利益,有意發出誤導的信息,或者隱瞞他所掌握的信息,尤其是在公司實際經營業績不佳的情況下,經營者只能通過財務造假來滿足自身利益的需要。
(二)內部人控制
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隨著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改造,內部人控制問題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國的企業內部人控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內部人(經營者)雖然事實上掌握了企業的控制權,但卻不持有或很少持有該企業的股份,不是該企業法律上的所有者。從廣義上講,內部人控制問題就是問題,它存在于各國的現代公司中。從狹義上講,內部人控制問題又是針對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中國特有的情況提出的。在這些處于轉軌時期的國家中,問題具有了自己的特殊性,其特點是在政治上發生突然的轉折,一時間出現了“權力真空”,企業內部人得以擴大自己的權力。這樣的問題與其說是問題,還不如說成是委托問題。我國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產生的原因,首先是公司內部治理機構中的缺陷。有相當多的公司的董事會和經營層是由原企業的原班管理人員組成,由于缺乏對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考核、獎懲、任免等個體規定,董事會往往滑向內部人而難以起到對經理層的監督作用。其次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缺位”,國家對國有資產進行多部門的管理,缺乏能真正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負責的人格化代表的專職部門。最根本的原因是初始委托人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不相匹配導致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激勵不足,缺乏監督的動力。另外,股東又不能“用腳投票”和轉讓股權行使退出權。這樣,企業的控制權掌握在內部人(主要是經營者)手中,內部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損害所有者的利益,如過分的在職消費,過度投資和耗用資產造成國有資產使用的低效率,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為,工資獎金和集體福利增長過快,大量拖欠債務甚至嚴重虧損。我國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主要出在委托人方面,但卻為經營者行為失控提供了有利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