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城市化分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經濟結構城市化分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集聚經濟與城市化

城市自古就有。然而，一般說到城市化，則指的是自產業革命以來，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形成的人類的經濟活動在特定區位的大量集聚，從而使資源的集聚點—城市得以迅速發展。城市化的本質，是資源(生產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從現象上我們可以看到，工業化和城市化是難以隔離的孿生物。由產業革命推動的工業化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生產和積累財富的手段和方法，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生產和積累財富的組織方式，使社會生產力實現了爆發性的提高和發展。工業化首先是技術革命和技術不斷創新的過程，然而，工業之高度的生產力還依托于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的發展。規模經濟是經濟資源在經濟主體的集聚所產生的資源配置效率;而集聚經濟則是經濟資源在地理空間的集聚所產生的資源配置效率。正是這兩者，尤其是后者—集聚經濟，成為工業化時代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一個肯定無疑的、不可違背的經濟規律是: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必要條件。首先，集聚經濟起始于規模經濟。機器大工業生產需要資本和人力資源在經濟主體上的大量集聚。這是實現工業大規模生產的先決條件。這種集聚又同資本和人力資源在區位上的集聚發生必然的聯系。在工業化時代，這種集聚是城市化發展的初始原因。其次，工業化是一個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不斷發展的過程占工業部門的行業被不斷細分，工業企業的生產越來越依賴于專業化的社會分工體系，以實現其規模經濟。

顯而易見，這種社會化分工體系只有在區位上實現其集聚才能取得最優的效率。不僅如此，資本、人口、生產在特定區位的集中，必將使這一區位的交通、物流、商業、貿易等部門相應產生和發展;金融、保險、房地產、郵電通信和各類服務業亦相應產生和發展。這一切的集聚就又構成了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的“集聚經濟”的源泉，成為城市數目不斷增多和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的根據。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集聚經濟之源泉還不止于此，企業經濟活動的集聚也必將促使公共經濟活動的集聚。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乃至科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部門在城市的發展，使集聚經濟得以進一步放大。反過來說，科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部門離開了集聚也難有其發展。最后，人類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在特定區位的大規模集聚，也就是人口在城市的大量集聚，同時意味著市場的集聚。有了規模市場才能有規模生產，有了規模生產才能享有規模經濟。集聚呼喚新的集聚是集聚經濟的顯著特點。城市化不可阻擋的發展，城市規模難以駕馭的膨脹，其推動力即在集聚經濟?；仡欀袊▏?0年來工業化、城市化的歷程，無論在理論上、認識上還是在政策上，對工業化必須與城市化同行，在推進工業化時必須重視和依托規模經濟與集聚經濟這一點，并不十分清醒。

二、工業的發展和城市化

在城市化的發展速度(以城市化率的變動為參照物)與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以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為參照物)之間，在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動(以人均GDP或GNP為參照物)之間，可以找到一定的相關規律。如果我們對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做一個階段分析，可將其劃分為工業化的起步期、工業化的擴張期和工業化的成熟期，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階段性的、非線性的經濟結構演化過程?？偟恼f，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化呈現出上升的趨勢。但城市化的速度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則不盡相同。

1.工業化的起步期與城市化率。工業化起步期的主導產業是輕紡工業。輕紡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輕紡工業的興起，大量農村勞動力將離開土地進人工廠做工，從而城市化過程就發生了。但是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業進人城市，需要有發展了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支持;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資本的積累過程;還需要以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為城市對人口的增加提供可容量。然而，相對于此，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總體實力還相對較低。因此，在這一階段，城市化率呈現平緩上升的態勢。這一時期也就是城市化起步期。據統計分析，在這一時期，英國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0.16%，法國為0.20%，德國為0.25%，美國為0.24%[l](P48)。此時的就業結構，農業大體從50%以上向50%以下下降，第二、第三產業都從25%以下向25%以上上升;城市化率則向30%以上發展。

2.工業化的擴張期與城市化率。工業化擴張期的主導產業是鋼鐵、化工、機械、汽車、耐用消費品等重、化工業。這一時期是整個工業和國民經濟進人加速發展、國民經濟總體實力迅速增強的時期。因此，這一時期也必然是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據統計分析，在工業化的擴張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長率是工業化起步期的1.5倍至2.5倍。在這一時期，英國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0.30%，法國和德國為0.35%，美國為0.52%〔‘](附)。在這一時期，城市化率將以較快的速度向70%攀升。

3.工業化的成熟期與城市化率。工業化成熟期是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部門進人深加工化的過程。生產經營由量的粗放型擴張向質的提高和集約化方向發展。據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動的數據分析，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無論從就業結構還是從C江護結構來看，在上升到40%左右后，將緩步下降。與此相應，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降低。城市化進一步的發展，將主要依賴于第三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在工業社會發展的產業結構變動中，城市化率的變化呈現為S型上升曲線川‘RS)。

4.我國將進人城市化的高潮期。從以上曲線來看，城市化率達到30%左右，城市化過程將進人一個相對快速發展時期。1999年我國的城市化率為30.4%。根據世界城市化規律的經驗性判斷，我國在21世紀初應進人城市化的加速期。關于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我們還可以從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口〕P或人均GNP)與城市化率的相關性中去分析。見表l。

三、服務經濟化與城市化

從統計分析來看，城市化的進展同第三產業的發展的相關性要高于同第二產業發展的相關性。對美國1870年至1970年城市化率的變化同第二產業發展水平(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的變化、同第三產業發展水平(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的變化之間求其相關系數，則前者為0.6055，后者為0.9700。對日本1920年至1979年上述兩個相關系數進行計算，則分別為0.8612和0.9287。中國1952年至1998年的上述兩個相關系數分別為0.8452和0.9237。可見，即使是在中國，城市化對第三產業發展的依賴，也要高于對第二產業的依賴。在對世界各國工業化發展中就業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的探討中發現，農業(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離開了農業的勞動力將進人工業和服務業，離開了農村的勞動力就進人工業和服務業集聚的城市。其中工業(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是呈現倒U型的變動，也就是先上升，而后停滯于30%至40%左右，在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比重將呈現下降的趨勢。而服務業(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重與農業正好相反，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

在工業化的后半期，城市化的發展將主要依賴于第三產業的發展。工業的發展和工業的集聚是激發城市化的第一推動力。工業的發展和在特定區位的集聚，又帶動了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而且，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無論從就業規模還是從GDP(GNP)水平來看，其上升速度都越來越快于工業，逐步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部門，從而服務業就成為城市化的最大動力源。“孤樹不成林”，服務業本身對區位集聚的依賴高于工業，俗話說:“店多攏市”，服務業只有集聚才能出效益。服務業的集聚與發展對城市化的發展具有更大的價值和意義，同時，服務業也只有依托于城市化的發展才能生存和發展。服務業本身的發展將呼喚和推動服務業進一步的發展，城市化之所以不停地發展，其推動力就是服務業不停頓地發展。在我國，對第三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不乏認識，但對第三產業的發展有賴于城市化的發展這一點，缺乏足夠的認識。在指出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動力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指出，城市化的發展是第三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離開了城市化，也就沒有第三產業的發展。在產業經濟學中，解釋產業結構變動的一個理論工具，是產業間“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其差異越大，產業結構變動的能量就越大;越是成熟社會，這個差異就越小。1998年，我國三次產業間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6、2.09、1.22，其差距極大。農業的就業人口又占了總就業人口的50%左右。

因此，農業就業人口轉向第二、第三產業存在巨大勢能。從政策的角度考慮，希望第三產業有更大的發展，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總是落后于第二產業，至今經濟增長主要動力還是來自于工業。究其原因，是因為城市化進程滯后，第三產業的發展缺少必不可少的城市作依托所致。我國的經濟發展將進人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里的所謂“新”的重要內涵之一，就在于城市化進程將加速?？梢灶A見，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的相互推動和加速發展，不久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我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城市化率都不過30%左右，處于較低水平。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我國經濟在發展上的后進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國經濟能夠保持較高發展速度的巨大潛力所在。

四、外部性與現代城市問題

趨近于集聚經濟、外部經濟之經濟資源的集聚，造就了城市化過程。經濟資源之大量、迅速的集聚，城市數目的增加，城市規模的擴大，又將引發由此而來的集聚不經濟、外部不經濟。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集聚不經濟和外部不經濟的典型表現就是“城市病”。環境污染、交通擁堵、住宅緊張、就業困難、社會治安惡化、水資源短缺等即是城市病的表征。城市病的惡性發展必將抵消集聚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因此，現代城市的發展與生存，處于發展集聚經濟、外部經濟與抑制和治理集聚不經濟、外部不經濟的矛盾與抗衡之中。一般來說，城市病會惡性爆發在工業化的擴張期，也就是在城市化的高潮期。在這一時期，部分中』合城市將難以阻擋地走向巨大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的城市化已經步人高潮期，同時也將進人城市病的高發期，可以說，城市病已經開始在我國城市中傳播和蔓延。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結構進化與城市化發展的相互關系時，也必須同時討論城市化與城市病的關系。要醫治城市病，首先就不得不依靠加大城市基礎設施的投人與建設，同時也不得不依靠加大城市管理投人的力度。這一切就必將給城市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

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管理的每次改善都可能引發新的集聚，集聚呼喚新的集聚，致使城市病治不勝治。轟動一時的1975年紐約市財政瀕臨破產事件，就是城市病壓垮財政的一個例子。由此，人們對特大城市的盲目擴張和發展產生了疑問和疑慮。政策推動產業布局的優化和調整，可說是減輕城市病壓力的一個出路。老牌工業化國家—英國，早在1891年城市化率就達到了72%，因此，醫治城市病動手也較早。1934年，英國就制定了《特區法》，以工業小區的建設作為調整工業布局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又進一步制定了《工業布局法》和《城鄉規劃法》，以大力推動工業小區的普及和衛星城市的建設，意在疏散城市工業的過度集聚。應該肯定，英國的這一政策對減緩城市病的蔓延是有效的。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一7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政府實施稱之為“據點開發方式”的工業布局政策，將一批重、化工業集中在十幾個地區，以聯合企業的方式求發展，形成了若干“新產業城市”。這一政策對緩解資源配置過分集中，糾正資源配置在區位間的疏密不均，應該說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城市化的鼎盛期，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城市的群體化和網帶化，各具特色、規模不等的城市形成網狀、帶狀連接。

在歐美和日本都有一批著名的城市連綿帶，比如，波士頓一華盛頓城市帶、芝加哥一匹茲堡城市帶、圣地亞哥一舊金山城市帶;倫敦一伯明翰一利物浦和曼徹斯特城市帶、巴黎一里昂一勒阿弗爾城市帶、蘭斯塔德城市帶、萊因一魯爾城市帶;東海道城市帶等[2]。可見，在局部地區形成城市的群體化、網帶化也是城市化過程中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城市的聚集是形成集聚經濟的不可忽視的重要源泉，它可以避免集中集聚于少數特大城市所惡性爆發的城市病。工業化進入成熟期，城市化步伐逐漸放慢。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地帶，信息中心、管理中心、決策中心的功能將進一步凸現;城市中心地帶作為居民生活街區的功能將呈現空心化現象。中高收入人群將移居城市邊沿地帶，以回避城市中心地帶的城市病。這在城市經濟學研究中，被稱為“炸面包圈(doughnut)現象”。在西方國家盡管由此帶來“無家可歸者(homeless)”群居城市中心的問題，但城市功能的變化、城市內部功能格局的調整和變化，也應視作伴隨經濟結構演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而帶來的一種進步。從目前來看，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客觀的結果，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而言，則是一個主觀的目標。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后來者有其后發優勢，可以借鑒前者的經驗和教訓，避弊趨利。現在我國需要一個推進城市化的系統思路。我國特大中心城市還需要發展，但應圍繞、突出其信息中心、管理中心、決策中心的功能而發展，應強調主要以第三產業的發展圖發展;大、中城市應圍繞優勢產業，發展成為各具特色的產業城市;中小城鎮的發展應圍繞中心城市形成網帶化發展，須知，孤立的中小城鎮難以形成足夠的區位集聚經濟，因此是難以立足的。

五、“新經濟”與城市布局、城市功能

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其特點之一，在于工業革命與信息革命重疊，工業化與信息化重疊，盡管其主體過程還在于加速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因此，還需討論信息技術、網絡技術支撐的“新經濟”，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對城市發展帶來的影響。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的發展又是一個在經濟結構上大的變化。從產業結構演化趨勢上看，“服務經濟化”、“知識經濟化”成為結構進化中最顯著的現象。非物質生產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與此相對應，人們的消費結構也由消費物質性資料為主，向以服務性、信息性消費為主的方向發展。而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結構亦由“重、厚、長、大”型向“輕、薄、短、小”型發展，產品的成本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其技術含量越來越高。生產方式由大批量、少品種的規模化生產方式向多品種、小批量的自動化大生產方式轉變。這一系列變化將必然反映在產業區位的變化上，也會反映到城市發展、城市布局和城市功能的變化上，其中科技園區、科技城的發展是最令人關注的焦點。

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城、高科技園區，信息、微電子產業的麥加—美國硅谷，在距舊金山50公里的原著名葡萄園里得以產生和發展。其實在美國，“科技園區(researchpark)”早在60年代就已出現。關于科技城、科技園區的區位布局，我們可以說的是，科技城對傳統城市的集聚經濟、外部經濟之依賴性并不高，反而給人以科技園區在回避鬧市之嘈雜的感覺?？萍紙@區要求區位生態環境的高質量。進人80年代，日本的產業結構力圖超越重、化工業化時代，挑戰微電子、生物工程、精細陶瓷等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地理布局在日本就呈現出大量脫離原有傳統工業區位的趨勢，形成了高技術產業布局由“先進縣向后進縣”、由“臨海向臨空”(所謂“臨空”就是靠近空港)發展的現實。尋求干凈的水和空氣、尋求廉價的勞動力，成了IC產業發展的重要條件。輕、薄、小而高附加值的IC、LSI產品適于空運。半導體產業的區位條件是離空港要近，而不是離海港和火車站要近。這樣，九州島就成了日本的“siliconisland，’。

隨著信息革命的發展和與之相應的產業結構的演化，一些城市的停滯，一些城市的衰落，以及另一些城市的興起，都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對發達國家而言，人口的轉移不再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動，而是城市之間的移動，是人口密集區向人口稀疏區的移動。

六、城市化—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關鍵

自1996年以來，中國經濟進人了以買方市場為主色調的經濟發展新階段。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趨勢的威脅，令人思謀其出路和對策。這是城市化問題在我國經濟發展研究中凸現其重要性的時代背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其經濟發展必須主要依靠包括投資和消費在內的國內需求來支持，這是一個長期性的、戰略性的、根本性的判斷。從而，如何擴大內需就成為經濟政策上的頭號問題。我國的農村人口占了總人口的70%，當人們討論擴大消費的時候，總會想到最大的消費人口群在農村，但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只及城市居民消費水平的30%。這就不能不討論如何增大農民的消費能力問題。然而，要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就必須提高農民的收人，而提高農民的收人的首要途徑，無非在于提高農產品價格。顯而易見，無論是從現今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還是從農產品供求關系看，這都是政府經濟政策力所難及的。眼下就是堅持以糧食保護價收購以維持糧價都是很吃力。如果農村人口不減，靠調控農產品價格，較大幅度地提高農民的收人，可以說已經做不到。農業從整體上做到優質、高產或許不難，但做到高效益就肯定很難。因為我國農業已進人了低“需求的收人彈性”的階段。

出路只能是逐步減少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和釋放我國農村人口這個最大消費人群的消費能力，并改變消費習慣和消費方式，提升消費結構。農村與農民問題至今仍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工業化過程是大量農民轉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過程，是絕大多數農民進人城鎮的過程，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過程。因此，對我國來說，加快城市化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因為，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最后解決，其途徑就在城市化。就業壓力不斷增大也是在新經濟發展階段日趨突出的、不能回避的經濟社會問題。大量農業勞動力需要轉向第二、第三產業。我國有7億多經濟資源人口，其中有一半，即3.6億人從事農業生產，如將農業從業人員降到總從業人員的20%，就需在第二、第三產業中安排2億多的勞動力就業。目前，我國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為23.5%，與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平均水平比還偏低，應可上升到30%以上。

從理論上推算，第二產業今后還應有4500萬人到7000萬人的吸納就業潛力，但不可能更多。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重為26.7%，與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平均水平70%差距則較大，相差30個到35個百分點。以此推算，僅第三產業就存在2億人至2.5億人的就業吸納潛力。問題在于，使這些就業潛力轉化為現實就業機會的條件是什么。我認為，其中首要的條件是城市的發展，為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所必須的集聚點。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國土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必將出現一個高潮。對基礎結構的投資將成為下個世紀我國投資增長的火車頭，成為確定無疑的重要經濟增長點。

總之，今后欲擴大內需，無論是對投資還是對消費來說，都要依賴于城市化的發展。把第三產業部門視為不能創造商品價值的部門，從而限制其發展的理論誤區和政策誤區早已不存在了，但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依然不能令人滿意，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城市化進程還不夠快。我們過去對城市化的發展有種種疑慮，也存在諸多發展城市的現實困難，但時至今日，決不應再葉公好龍，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離開加速城市化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