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大學教育國際化與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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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理解中世紀大學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清大學制度的來源、制度的歷史變遷以及制度的社會環境。中世紀大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宗教和社會的影響，教會與國王的權力斗爭，大學與地方政府、權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動，以及大學內部團體的相互關系，基本上決定了大學的產生、發展和變遷，也決定了大學和大學制度的國際化和本土化。當今不同國家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問題與挑戰，在建設我國一流大學的同時應該注意到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辯證關系，為我國一流大學走向世界、走出特色把握好方向。

關鍵詞：國際化；本土化；中世紀大學；歷史制度主義

一、國際化、本土化與歷史制度主義

（一）國際化與本土化

國際化和全球化是相互聯系的，但二者含義并不完全相同。全球化部分地反映了21世紀政治、經濟和學術的互動背景，國際化則包括學術系統和機構甚至個人所采取的政策和做法來應對全球化環境的過程。高等教育國際化是指將跨國、跨文化或全球維度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職能或提供的過程，是一個更為廣泛和深刻的概念。當我們談到國際化的時候，就不得不提到與之相對應的本土化。[1]本土化指的是面對國際化的沖擊，不同的組織和團體根據自身的處境來采取一定行動來應對全球化的過程，包括將自我環境與全球環境相結合以及固化自我價值和傳統以應對全球化等。現代大學的發展經歷了“國際化—國家化—國際化—國際本土化”的歷程。首先，現代大學肇始于中世紀興起的博洛尼亞大學、巴黎大學等，這些中世紀的大學在某種程度上包括語言、宗教、教學、課程、管理等都存著一定的共性，這一時期的國際化主要是由于歐洲政治和社會依托于基督教王國的統一性和同一性。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工業革命的發展，教皇在整個歐洲的統治開始受到民族國家興起的挑戰，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使得中世紀大學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受控于民族國家這個新興事物。歐洲的政治秩序開始變成由世俗化的民族國家主導，大學也開始更加依附于國家、地方政府和當地民眾的互動關系。隨著歐洲共同體的興起以及冷戰的結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促進了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學術、人員等資源的跨國、跨文化流動，大學也首當其沖，一方面不僅在教師、學生等方面出現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流動，另一方面在學術范式、政治話語、知識體系方面也呈現出這種趨勢。于民族國家來說，國際化的興起對其政治秩序、文化傳統、話語權力等都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民族國家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反思凝聚成了一股國際本土化的潮流。當代著名的比較教育學家貝磊曾在“文化比較”中提到，當我們過分關注教育人類學以及其他重點以現象學為研究方法的學科時，就可能會忽視研究結論的普遍適應性，忽略整體社會制度對其研究對象的影響。哲學、歷史學、政治學是較為抽象和宏觀的學科，人類學是一門較為具象和微觀的學科，教育學作為一門介于二者之間的學科，應該兼收二者之長。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當我們不認同當今歷史和學術到了“歷史的終結”之處時，也應該看到制度和歷史對于探尋學科發展方向以及探究研究方法及理論的重要意義。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了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范式，其中歷史制度主義對于我們認識高等教育的發展史、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等非常具有借鑒意義。

（二）“回歸制度”與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

研究制度的歷史十分悠久，制度理論的歷史發展可以說伴隨著學術研究的起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洛克、霍布斯、麥迪遜等都看到了政治制度對于建構政治行為和機制的重要性。但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實證主義占據上風，社會科學開始走向“科學化”。但是對于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德國以及歐美殖民地等民主的失敗以及實證主義不能解釋的實際情況，范式本源存在的沖突等共同導致了社會科學分成兩大派別，一方強調實證的和“科學的”研究范式，另一方強調“歷史的”的傳統范式。[2]118-138這兩大流派的爭論至今仍然在教育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廣泛存在。那些關注制度重要作用的學者通常會被認為是制度主義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用歷史方法和案例研究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家都是制度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關注的是制度在建構行為中的重要角色。制度的最普遍的定義是“規則”（rule），可分為正式的“規則”和非正式的“規則”。功能主義的研究范式不會使我們對問題的理解深入和透徹，因為它回避了制度的起源問題，以及與制度建立相關的所有“物質的”和“意識形態的”的討論。[3]369-404這一重新對制度以及制度在建構行為中的角色的關注的潮流，被稱為“制度的回歸”，因此又稱這個流派為新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共有三個派別，分別是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對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行為主義的批判的結果，但是三個分支都試圖闡明制度發揮的作用及其對社會和政治運作和發展的影響。[4]三個派別最根本的區別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人是可以進行利益權衡的理性人，社會主義制度主義者認為人是依靠社會規范進行行為的社會人（satisfierswhoacthabitually）[5]，歷史制度主義的人性假設在二者之間。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強調制度作為產生或維持政治過程中“均勢”的協調機制作用；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制度如何從具體的時空過程中產生并維持其存在的，認為制度的形成和變革過程很重要。[4]936-957歷史制度主義借鑒了功能主義范式和沖突理論，并且借鑒了多元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這個詞最早產生在1989年1月美國博爾德的一個小的學術工作坊。[6]歷史制度主義不是一個具體的理論，也不是一個具體的分析方法，它可以被理解為我們研究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一種路徑（approach）。歷史制度主義植根于“歷史”和“比較”的語境之中，強調歷史、比較及制度的重要性。[2]118-138歷史制度主義依靠關鍵事件來解釋制度的起源及其所遵循的過程。這些關鍵事件，無論大小，都可以影響制度的發展。然而，必須對形成該制度的關鍵事件和其他事件進行區分。[7]歷史制度主義者關注和研究問題時，經常是將其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緊密相連。因此，通過運用歷史制度主義研究某個議題，雖然不會讓我們對某個問題的掌握如實證主義下的質性研究那樣“事無巨細”，但是它回歸了對于學術研究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相互聯系的關切，對于探討高等教育歷史的發展以及改革非常重要。

二、歷史制度主義視角下的中世紀大學

（一）中世紀大學制度的重要來源

中世紀大學的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產生、運作和發展都與權力密切相關。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是中世紀大學制度的重要來源。在中世紀歐洲社會有三種公認的權力——王室、教會和大學。王室是一種政治權力，教會是第二種權力，它旨在擴展到全球，但是如今已經喪失了壟斷地位。而歐洲大學的傳統形式卻擴展到全球，包括學位——學士學位、資格證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學院——文法醫神等。[8]8-9以下幾種權力關系值得我們去關注，分別是教會與國王的權力斗爭，大學與地方政府、權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動，以及大學內部團體的相互關系。

1.教會與國王的權力斗爭

“資本家們和帝國主義的史學評論頻繁地反復重申這個命題，即存在著與階級和階級斗爭毫無關系的純粹的學術和大學理念……歷史已經揭示出那是一個錯誤、一種曲解……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是為了訓練那些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所需要的人才而建立的。”[8]11教皇們把大學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對大學的組織、學術以及與地方政府、市民的關系進行司法管轄和保護，為大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時大學也為教廷事務的處理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當然，世俗權力的擴大使得教皇不得不面對來自國王的挑戰，而羅馬教會的大分裂使得國王和民族國家的權力得到了提高，并和教皇共同爭取對大學的控制。大學處在二者之間，在一定程度上自身的發展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為學術的自由和知識的傳播提供了條件。而基督教王國和世俗國家的更替，則使得大學內部與外部的關系互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學從一個勢力散布全歐洲的機構最后轉化為民族國家的附屬品，大學的組織、招生、招聘等更加受過國家的干涉，而大學的學術、語言、知識等也更加具有本地色彩。

2.大學與地方政府、權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動

大學的發展除了受到教皇和國王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地方政府、權威人士和市民的影響。大學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名師的努力（學術和集體表達利益），他們得到了國王和教會的支持；得益于因履行共同責任而放松了監督的地方教會；得益于無政府主義的學習安排秩序化。當然，大學的發展也離不開自身生存的社會環境，離不開當地政府、市民的支持，甚至離不開權威人士的貢獻。1208-1231年間大學師生與教長、宗教團體與市民之間的曲折斗爭，促進了大學得到公眾的認可。博洛尼亞大學剛開始受到地方政府的反對，但是隨著博洛尼亞聲望的不斷提升，當地政府和市民甚至開始覬覦大學內部的權力。大學一開始受到當地市民的反對，但是市民逐步看到大學對他們生活的積極影響，于是開始通過提供大學發展的經費等手段來試圖影響大學。權威人士對大學制度的重要性非常重要，佩普、阿貝拉爾都被或曾被當做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的創始人[8]6-7+14。1213年，巴黎教長頒發了“大學的大憲章”；1231年，“大學的大憲章”被選進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頒發的圣諭《知識之父》中。它限定了教長的責任，即在聘任神學和教會法的教師時，必須經由教授投票。值得注意的是，大學所在地方對大學招生招聘等政策影響，使得大學更加保守、更加封閉，來自其他國家和地方的學生數量大大減少。

3.大學內部團體的相互關系

社會學家布勞所分析指出，社會微觀結構中的互動原理可以揭示宏觀和復雜社會系統運作的機制。[10]大學內部團體主要由教師、同鄉會和社團組成，這些內部團體的相互關系影響了大學內部的組織和管理制度，這也就是巴黎大學被稱為“教師大學”以及博洛尼亞大學被稱為“學生大學”的原因。在博洛尼亞，到12世紀末，來自國外學習法律的學生們自己組織起了“同鄉會”，隨即發展成為歐洲中世紀大學的基本組織形式。正因為大學內部團體之間的關系的不同，才有了以下劃分：“教師大學”——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學生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帕多瓦大學，“教師和學生大學”——法學南部、伊比利亞和東歐的大學等。其次，學院之間的緊張關系自大學產生以來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于大學中，學院之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大學的發展。中世紀大學中神學院和哲學院的崇高地位一直影響到了歐洲幾乎所有的大學。

（二）中世紀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制度的運作與變遷

中世紀大學的制度的運作與變遷，主要包括：大學制度的產生來源于模仿古老名校，大學的制度發展受制于國王、教會和城市的三角博弈規則，大學的內部變遷規則有為于大學內部組織的互動關系。從總體上來看，中世紀大學的制度產生來源更具國際化的特色（臨摹的穩定性），大學的制度發展則是一個由國際化向國家化發展的過程（教皇權力相對國王權力式微），大學的內部變遷則是使大學制度保障、運行和延續的基本動力（大學共同體的根本利益）。

1.對名校制度的復制模仿

大學制度的統一性和同質化。對于后來建立的大學來說，兩所最為成功的大學（巴黎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中任何一所大學的模式和章程應該被復制，至少在局部和細節上是如此。這一點解釋了大學的統一性：學院組織、學習科目、學位、教學計劃和教學模式，在這些方面只有微小的差異。[8]33這種令人驚奇的普遍一致性以及那種把中世紀大學分為博洛尼亞大學型、巴黎大學型或混合型的奇特現象，不能歸因于任何正統的外部權威。即使教皇和世俗國王的權力很大，但是他們仍然不能描繪大學制度的每一個細節以及規劃大學的未來發展。歐洲北部的新大學通常采用了源于巴黎大學模式的組織機構，包括四個“經典的”學院，并且人數最多的仍然是文學院，地位最高的還是神學院。布拉格大學、魯汶大學、格拉斯哥大學等，都有和巴黎大學數量相同的四個同鄉會。一般來說，大學校長的產生由各個學院教師組成的評議會進行選舉。在學院內部，每個學院都有本學院的院長。不僅如此，招生招聘制度、教授選拔制度、畢業要求、教學課程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對古老名校制度的模仿成了大學國際化最重要的特征。直至后來民族國家出現和發展后，其他大學的發展仍然離不開這一點，這就反映了大學制度的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到政治、經濟等影響，也成為大學綿延千年仍然歷久彌新的重要原因。

2.三角博弈規則

國王、教會與城市之間的三角博弈深刻地影響著大學制度的發展和變遷。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的國王們，和后來葡萄牙、奧地利、波希米亞、波蘭、匈牙利的國王們以及仿效他們的王公貴族們，期望他們的大學能在智力和人才方面有效地幫助他們建立和鞏固管理制度和行政體制，以求戰勝城鄉貴族之間的離心力量。[8]20這些人希望其在本地學習，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城市很快就認識到大學所提供的這種可信賴同伴關系的優勢，它們開始盡力想控制大學。在城市國家中，越來越多的教師由市政當局支付薪水，大學開始處于地方政權的控制之下。[8]21教會則會剛開始市民階層反對大學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并為政府、市民和大學發生矛盾時的協調做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三角博弈規則的產生和發展，與國王、教會以及城市各自所屬的權力有很大的關系。正如歐洲歷史的其他方面一樣，始于1378年的“大分裂”在大學的歷史上代表著真正的分水嶺。在所有爆發的危機（瘟疫、戰亂、經濟蕭條）中，“大分裂”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世紀基督教王國的統一被無可救藥地粉碎了，巴黎大學所培養的普遍主義的抱負已不再盛行。現在，人們目睹的是現代國家的誕生和崛起，以及民族感情的覺醒。[8]60教會大分裂之前，教皇的權威在整個基督教王國擁有相對崇高的影響力，拉丁語基本上成為通用語言，大學制度的發展受到教皇權力的支配，大學在整個基督教世界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但是隨著教會大分裂和民族國家的逐步形成，大學更加充滿了地方性色彩，可稱之為“國家化”，這種潮流一直蔓延至冷戰結束。城市作為承載大學發展的微觀環境，在大學的發展過程中總體起到推動的作用，即由排斥大學的發展到支持大學的建設和參與大學的改革。

3.大學共同體的根本利益

大學的內部變遷則是使大學制度保障、運行和延續的基本動力，大學內部各主體之間的互動則是基于大學共同體的根本利益，其目的都是為了促進大學的健康發展。而大學內部保守勢力和改革勢力的利益平衡則使得大學表現出一定的張力，為大學制度的完善、運行和延續提供了基本動力。直至如今，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其成員仍然會為大學向更好發展進行改革。因此，大學的內部團體的互動關系及其變遷是影響大學繼續前行的重要動力。除此之外，依據教皇的法律，大學的結業考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因此，大學機構就具有了按照超越其地域的標準來管理學習內容和結業考試的職責。這不僅使大學更加走向自治，而且對學術史和文化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此，探索知識和傳播知識的這一普遍價值（這種價值自古以來就一直得到人們的承認）在大學中得到了制度安排。從那時起，這種價值一直在延續，直到今天。發生在學者與學者之間、學者與大學之外的人士和組織之間的沖突，促進了學術制度的發展。在這些沖突中形成的脆弱結構，通過大學內部協調沖突的規則和實踐而得到加強，從而使大學成為教會和王室之外的第三種權力機構。[8]20與其他社會領域相比，大學表現出高度的開放性和平等性。這種開放性和平等性最主要來源于大學內部權利組織之間的協調和平衡，這也是大學成為推動人類向前發展的重要動力。大學教師對于真理、學問和知識的堅守使得大學成為綿延千年、匯聚人才的圣地，也成為傳播真理和創造知識的殿堂；大學教師對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參與使得大學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學過于世俗化和技術化的風險。巴黎大學的誕生可以被解釋為各個派別互相妥協的結果。事實上，巴黎大學就是一所“教師大學”，一個學校的聯盟，其中的各個學校保持著自己管理學生的權利；教師通過評議會和他們選舉的官員，集體管理整個大學；在涉及教學和考試的所有問題上，各個學校共同遵守統一的協議。[8]53-54大學學生團體的發展則經歷了一個較大的變化，從以維護本民族同胞利益為主的同鄉會已經轉變為根據愛好興趣和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學生社團和學生會。學生組織的發展對于大學培養公民意識和民主參與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也為大學充滿了青春和朝氣，其積極主動甚至激進運動成為社會發展的一股清流，這在根本上也反映了大學的根本利益。而博洛尼亞大學則是由學生主要負責其運行的大學。學院之間的差別使它們之間充滿了一定的利益爭奪和沖突，但是大學作為統一體在社會的崇高聲望又使得它們努力維護好這種團結。

（三）中世紀的社會環境與價值規范

中世紀大學是其社會環境的組成部分和具體體現，也是中世紀價值規范的重要體現。當我們反思為何現代大學產生于中世紀或者是意大利和巴黎時，我們就應該考慮到中世紀的社會環境和價值規范的重要性。現代大學的產生是因為古希臘柏拉圖“仰望星空”、亞里士多德“腳踏實地”的哲學及其他學科的影響，還是羅馬帝國對于法律、規則、秩序和知識的偏愛，亦或是中世紀各種權力之間的博弈為大學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間？或許這些思想的、政治的因素都可以成為原因。中世紀大學不僅是教皇建立并授予其成員以廣泛特權的機構，中世紀大學也是一個獨立的社團，常常具有復雜的內部機構，實施著特殊形式的教學，并從其影響所及的廣大區域（從理想的角度說，可以擴展到整個基督教王國）吸收成員。[8]47中世紀的所有大學運用著相同的教學方法，使用著相同的教學語言，擁有著相同的經院氣質，傳遞著相同的學術知識。雖然各個大學在細節方面可能存在著一些不同，但是整體而言卻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這些學術中心繼承和發展了巴黎的神學、博洛尼亞的法律和薩勒諾的醫學。這種一致性反映了中世紀大學的國際化。從十四到十五世紀人們對地方性大學或者是鄰近的大學更加偏愛，這個時候每個國家、政治或者教會實體都在試圖建立大學或學館，來吸引本國、本地區的人們進入大學學習，為自己的統治提供服務。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因素使得大學的國際化受到阻礙，民族國家實體的出現使得大學更加具有國家化和民族化。與此同時，隨著新大學的建立，求學者也就不必再因為高等教育中心很少而缺少遠赴千里求學了。大學招生逐漸地方化，并進而隨著民族語言的興起中世紀大學無可避免地變得更加內聚。所以，在此之后的大學則更加表現出了本土化的色彩。

三、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辯證關系及其對中國一流大學建設的啟示

（一）辯證統一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世界文明是豐富多彩的，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優勢和長處，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是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12]作為對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回應，大學的國際化活動已經改變，大學已經開始尋求新的合作伙伴。大學的合作伙伴不是寫像我們印象中的應該具有同質性，而是應該以多樣性為重要的標志，應該讓大學的合作伙伴有充分的互補性。[9]這種互補性也要考慮到合作的共同基礎，也就是合作的兼容性。大學聯盟的建立和相互合作應該注意提高大學之間的互補性和兼容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要處理好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辯證關系。國際化與本土化二者是緊密聯系的，是矛盾的統一體。沒有國際化的闡釋就沒有本土化的話語，本土化是對國際化的一種實際反饋。現代大學歷史的發展啟示我們，大學產生之初就是國際化的產物，其制度運作和變遷也是反映了知識和真理的永恒價值。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大學則更加反映出本土化的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大學的合作與競爭。冷戰的結束，以及西方國家對于文化的輸出，世界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大學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師資、學生等廣泛地流動，使得大學更加國際化了。但是國家仍是我們當今世界不可忽視的政治實體，因而國際化背景下的大學如何與本土化的社會相融合，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本土化成為當今大學發展的重要特征，發展中國家國際化和本土化之間的平衡是大學所努力追求的。將國際化與本土化整合起來看，二者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發展、“螺旋上升”的過程。大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從簡單要素的國際流動發展到關注本民族和國家的發展，又從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種要素的全方位流動轉變為大學和社會基于自身的本土化的反饋。所以說，當今世界的本土化和國際化與大學剛產生的中世紀時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既符合大學和高等教育發展的邏輯，又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當代歷史語境的國際化稱之為什么狀態比較合適呢？國際本土化或許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國際本土化是不斷對國際化、國家化和本土化否定的結果，符合我們目前大學適應國際化的趨勢以及改造自身的需求。國際本土化既不是完全學習其他國家的思維方式、知識體系以及價值標準，而是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根據自身的需求建立一套屬于自己的思維方式、知識體系和價值標準，并在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而影響世界。

（二）對中國一流大學建設的啟示

我們在借鑒其他國家大學制度、規則等已有“成功經驗”的時候，我們是否忽視了大學的國際化和本土化的歷史發展？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大學經驗借鑒和改革發展時，用本國的高等教育機構與其他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對比時，二者的制度和歷史發展究竟有多大的邏輯關系，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中世紀大學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制度以及與制度相關的主體對于大學的發展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一直十分重視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新時期，我國應該繼續發揮制度建構的作用，不斷完善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增強高等教育制度的活力和動力，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這其實也警示我們，不假思索地采用“拿來主義”的態度是完全錯取的，應該完全摒棄。我們借鑒某一項制度，應該充分考察制度產生的原因、制度的運作與變遷、制度的優劣以及制度是否可以為我所用的問題，而不是過分依賴和過分信任他國、他族的制度，這對我國建設符合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和現代大學制度而言非常重要。我國正處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關鍵階段，大學和學科爭創世界一流對于我國的長遠發展來說至關重要。中國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走自己的路，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11]在建設我國一流大學的同時，應該注意到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歷史發展、辯證關系等，為我國一流大學走向世界、走出特色把好方向。面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大潮，我們要有充分的自信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話語，走好中國道路，這關系著我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當然也包括高等教育制度。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建設一流大學的制度經驗，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文化自信的問題。當前，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在課程中、在課堂上過分強調西方知識體系和“歷史終結”的觀點盛行，學術體系很難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甚至學問研究成了驗證西方學術話語和體系的附庸，這對于我國堅決反對文化滲透、講好中國話語來說值得警醒。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要增強自身高等教育體系的適應性，應該主動走向世界，增強合作、尋求共識。國際化和本土化不只是標志著我們有更多的機會見識到更加廣袤的世界，同時也意味著風險的存在。我們的高等教育制度和體系是否能夠應對世界發展的大風大浪？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問題。我們應該主動地走向世界，反對閉關鎖國的作風，增強與其他國家、民族高等教育制度、體系的互動，加深我們之間的共識，促進彼此之間的合作，建設好和完善好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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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魯世林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