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城市貧富分化基本特征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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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成員間的收入差距也出現不斷擴大的趨向。盡管對中國的基尼系數到底有多高，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學術界和有關部門還有不同的爭論，但對貧富分化已經比較嚴重的判斷，社會各界都給予了一致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城市家庭的貧富分化”課題組[1]于2003年完成了對北京、廣州、南京、哈爾濱、蘭州五城市300戶窮人和富人家庭的面對面訪談，研究結果證實了中國城市家庭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的現實，本文試圖在這一基礎上，對當前城市貧富分化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以及“適度”的貧富差距的價值評價標準等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當前城市貧富分化的基本特征

對貧富差距的度量，研究者基本依據的都是收入和消費這兩方面的指標。從這兩方面的統計和研究結果來看，城市的貧富分化現象在近年來呈現出以下基本特征：

1收入水平懸殊，收入來源呈反向變化趨勢，兩極分化顯現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貧富差距很大的美國，這個比例為10倍；國家統計局在1999年的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城鎮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家庭與2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比為8：1，而北京市的這一比例為11：1.中國城鎮的貧富分化程度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楊宜勇、辛小柏，2002）如果撥開平均數字的迷霧，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受到的貧富差距實際還要遠高于8：1或11：1的比例，并且，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困難群體在數量上正在擴大，絕對生活狀況還在下降。接受中國社科院本次非隨機抽樣調查的富人家庭年人均收入為8127.40元，窮人家庭年人均收入為351.74元，兩者相差23倍左右。[2]富人的家庭年人均收入集中在4-15萬，窮人家庭的年人均收入集中在人均收入0.27-0.8萬，富人家庭最低的人均收入是窮人家庭最低人均收入的20倍（1萬/0.05萬），而富人家庭的最高人均則是窮人的30多倍（60萬/1.8萬）。按月均收入計算，打破地區界限，窮人家庭的最低月人均收入是42元（窮人戶最低年人均500元除以12個月），而富人家庭的最高月人均收入則為5萬元（富人戶最高年均60萬元除以12），后者是前者的1000倍以上。我們相信，由于受樣本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以上數字還遠不是貧富差距的極端反映。

從收入差距的形成和變化來看，貧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會已出現兩極分化的特征。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始于1980年代中期，急劇擴大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1988年城鎮居民貨幣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3，1995年達到0.33，到2000年，據估算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甚至已超過了農村。（李實，2002）

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贈與等內容構成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富人與窮人的收入來源在近年中出現了方向幾乎相反的變化：

富人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和增值速度快的特點。表現在，第一，工資外收入和資本收入，如商業利潤、投資分紅、股票收益、兼職收入、講課費、稿費等等在總收入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比重，而且這種收入結構在富人中具有極高的普遍性。與此同時，由于存在一些不公平的“逆向調節”政策——收入地位較高的群體常常得到更高的福利分配，而較低的群體相反——許多在“體制內”就業的“新富人”仍保持著對社會稀缺性福利資源的占有，繼續享有體制內的福利和實物補貼，享有住房、公費醫療、養老、加薪等等福利性、實物性收益；第二，富人通常擁有的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收益率高、增值速度快的特點。在市場規律支配下，貨幣資本收益按幾何級數增長與工薪收入按算術級數增長，資本收益在社會總財富增量中的比重愈益上升，財富迅速向富人手里集中的趨勢不可避免；此外，許多富人較高的人力資本，如高學歷、豐富的管理經驗，或者其他與市場經濟要求相一致的要素，如敢于冒險、勇于創新以及社會交往能力等等，更容易占據高回報的職業位置，獲取高額收益。

窮人的收入來源呈現出相反的傾向：近年來逐步萎縮、價值遞減。表現在，第一，構成窮人最主要收入來源的工資性收入，以及福利和補貼出現萎縮，甚至喪失。在1990年代中期進行城市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后，下崗失業、內退退休，或企業不景氣使得一大批城市人的工資性收入下降或喪失，國家統計局對部分城市的調查顯示，1999年，20％低收入戶中，實際收入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過70％，一些城市則超過90％。（葛延風，2001）；此外，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也使得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大宗消費負擔更多的從社會向個人轉移，原有的福利性、實物性收入渠道萎縮，一些項目被取消。調查顯示，低收入者需要承擔的醫療、住房等負擔極其沉重，收入水平不能滿足必要的、基本的消費性支出的問題日漸突出，這進一步加重了窮人經濟狀況的惡化程度；第二，非技術性勞動力的市場價值下降，收入回報遞減。許多窮人正在從事的（同時也是政府積極鼓勵下崗失業人員從事的）非正規職業，如小商小販等已經出現收益率逐年遞減的狀況。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由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和進城農民工構成的非技術性勞動力市場出現勞動力過剩的局面。此外，與高學歷、高技術的人力資本相比，非技術性勞動力的收入增長率有越來越低的趨向，這部分勞動力的相對收入地位因此而日益降低。窮人的狀況是，不僅相對收入地位愈益下降，而且出現了如前所述的絕對收入下降的情況，與富裕階層的出現和財富迅速向他們集中相對應的是，城市社會在近年中又出現了一批以失業、下崗人員，停產半停產企業工人和內退、退休者為主體的“新窮人”群體，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的態勢。

2消費能力懸殊，消費需求出現斷裂

有學者將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與社會成員的生活、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的不協調稱之為“社會斷裂”。這種觀點認為“斷裂”的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社會不同部分會出現極大的時代性差異，多個時代的社會訴求會共存于一時。（孫立平，2002）本人在這里借用“斷裂”這一概念，以描述貧富不同階層在消費需求上的極大差異。

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也是收入的物化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結果總體顯示，貧富群體無論在消費總量還是在消費結構上都存在極大的差異。富人的消費結構主要側重于對享受性、時尚性生活品質的追求，而窮人的消費結構則主要傾向于對基本生存和溫飽的維持。

根據恩格爾系數測算，本次調查的富人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是0.33，總體處于“富裕階層”的生活水平線上；窮人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0.54，總體生活在“勉強度日”的生活境況之中。在日常飲食的質與價上，貧富階層所呈現出的差距比抽象的恩格爾系數更令人觸目。對大多數的富人來說，后小康時代，或者象征富裕的生活方式——“飯館想去就去”，甚至“吃膩了”“只想吃青菜，喝粥”，關注一日三餐的營養分配，構成他們的日常飲食消費方式。對絕大多數窮人來說，小康生活距他們還有相當距離，下飯館于他們絕對是一項奢侈性的消費，有的即使是吃碗2元錢的牛肉面也算是改善生活，相當多的人甚至還過著“肉一個月吃2回”“老吃受不了”“雞蛋有時吃”的貧困生活。還有一部分窮人甚至生活在為一日三餐所困的境地，他們的日常飲食質量和消費水平與富人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在耐用消費品和休閑娛樂的消費方面，窮人和富人間的消費水平和消費需求更明顯地呈現出“斷裂”的特征。雖然在第一類耐用消費品（家具、用于生活的家用電器等）的擁有量上，貧富群體沒有呈現明顯的差別，但這些耐用消費品在品種和實際價值上的極大差別凸現了這兩個階層在消費能力方面的時代性差異——窮人在耐用消費品方面的消費能力止步于他們所擁有的那些商品所歸屬的年代，如多數家庭擁有的還是十多年前生產的黑白電視或小“彩電”、單缸或雙缸洗衣機、單門電冰箱等，他們對這類消費品的消費需求基本停留在功能層面，對其在不停的更新換代中所展示的文化方面的價值失去追逐的能力；而富人在這方面則顯示出了持續性的、不斷更新換代、追逐現代化和追逐時尚的消費能力，他們與低收入人口在生活質量上的差別遠不是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能夠反映的。從耐用消費品的擁有質量上看，貧富階層顯然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消費時代，這從第二類耐用消費品（鋼琴、健身器材、家用電腦、汽車等用于娛樂的耐用消費品）的擁有狀況上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手機、電腦等九十年代后普及起來、對富人不可須臾缺少的電子產品，在被訪的窮人家庭中只有極小的擁有量。在富人，甚至全社會消費知識經濟、網絡時代的同時，窮人的生活方式還停留在此前的時代，他們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能力基本被隔斷在九十年代，沒有能力分享自近10余年來蓬勃興起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成果。

與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狀況相同的是，在閑暇越來越多地需要經濟支持的年代中，富人和窮人對休閑娛樂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方式也呈現出“有”與“無”、“時尚”“豐富多彩”與“貧乏”的根本性差別。在富人在以消費高爾夫球和出國旅游等昂貴的休閑方式為身份標志時，許多窮人表示因買不起公園門票，買不起報紙而消費不起自己的“休閑”。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的消費需求越來越豐富和多樣的今天，窮人在消費方式上被時代所割斷所拋離的社會現象真切地存在著。

二、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影響人們經濟地位實現的因素主要有兩種，一類是先賦性因素，即與個人出身背景相關的各種因素，如父親的職業和教育水平，個人的種族、出身等；另一類是獲致性因素，即后天靠個人的努力和經歷所獲得的一些個人特征，如教育水平、工作努力程度、個性特征等。功能主義理論認為，與傳統社會不同，在工業社會中，先賦因素在決定個人經濟地位中的作用越來越小，而標志著個人奮斗程度的獲致因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功能主義的理論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已成為解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中國也被許多人用來解釋社會的貧富分化現象。富人因為勤奮，因為能力強、智商高而富有，富得有理；而窮人則是因為懶惰、因為素質低而窮，窮得活該，這種責備窮人的論點在被調查的富人甚至一些學者中頗有市場。

調查表明，功能主義理論對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確實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反映在：第一，被調查富人中的大部分是在近20年余年的改革開放中，通過市場機制獲取和積聚個人財富，并實現個人經濟地位的上升性流動的。也就是說，貧富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第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觀念和素質，如進取、創新、敢于冒險、不安于現狀、善于把握機會等等所謂獲致因素，對窮人或富人現有經濟地位的獲得確實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第三，功能主義理論特別強調的教育和技能等個人稟賦在中國已成為影響收入分配和人們經濟地位的突出因素。第四，作為對獲致因素的積極鼓勵，功能主義理論認為，不同的職業和地位應得到不同的回報，調查顯示，富人的收入來源有多樣化且收益率高的特點，而窮人則相反。

但是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并不能完全用功能主義理論加以解釋并合理化。例如，功能主義不能解釋為何一些權力的擁有者有著超過其收入地位的巨額財富；也不能解釋為什么窮人越來越多地集中在下崗失業群體中，以及自九十年代以來城市貧困人口在數量和結構方面發生的變化；還不能解釋部門、單位和所有制間的“收入級差”；不能解釋同質同量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收入…。顯然，所有這些都不是主要囿于個人層面的功能主義理論所能解釋的。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確立了一套市場經濟的社會分層機制，社會結構正日趨合理和平等開放，但是，種種因二元體制或結構轉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結構因素仍然對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重要影響。所以，在討論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問題時，有必要將宏觀的結構和制度性因素納入到關于貧富分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

調查顯示，以下結構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對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狀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1社會經濟轉型。自九十年代開始的城市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固然有其合理配置資源、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發展等積極意義；但不能否認的是，改革的另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企業的破產、停產和半停產，以及成千上萬的企業職工失去就業崗位，生活發生困難或淪為貧困人口。九十年代以來城市貧困人口的增量即主要出自這部分人口。調查表明，影響窮人目前收入狀況的因素，最主要的還不是功能主義通常強調的個人層面方面的因素，如個人特征或個人能力、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雖然我們并不否認這方面因素對他們的職業和收入地位的重要影響。對城市低收入群體而言，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關停并轉，還有就業機會相對缺失等等外在于個人的結構性因素是影響人們的收入地位群體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家庭陷入貧困的概率要比一般家庭高出7-8倍。（李實，2002）在此次調查的被調查者中，認為自己比10年前收入下降的，大多是因下崗失業而新近致貧的“新窮人”群體。他們從以前的“準中產階級”下降為“社會下層”，成為社會轉型過程中利益受損較為嚴重群體。

2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是個地區發展十分不平衡的國家。本次調查的最高收入家庭出自廣州市，最低收入家庭出自蘭州。據統計數字，人均收入最高的廣州市，2001年月人均收入為1247元，人均收入最低的蘭州市，同年月人均收入是430元，兩者相差近3倍。從1988年到1995年間，北京、廣東、江蘇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分別是81.9%，78.9%和64.7%，而甘肅僅為3.9%.（奈特、李實、趙人偉，1999）1995年，區域間收入差距對基尼系數的貢獻率為33.7%（世界銀行，1997）

3勞動力市場分割。調查證明，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制度壁壘，相等生產能力的勞動力之間存在很大的利益差別，并且差別還在逐年擴大。據測算，1997年的行業間工資差異比1988年上升了103%；（李實，2002）除經常被提到的行業差距外，調查顯示，正規部門和正規就業身份與非正規部門和非正規就業身份之間在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前者意味著高收入、工作穩定、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福利制度、有提升機會等；后者則意味著低收入、不穩定的工作模式、通常是低劣的工作環境，以及幾乎不享有任何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等。占有壟斷性資源的電信、郵電、鐵道、金融、保險、電力等行業，以及在正規部門或有正規身份的就業人員，不僅收入水平較高，而且享有優厚的福利待遇，在富人階層中已經可以找到他們的身影。而從事一般行業如制造業、服務業的人員，特別是在非正規部門、以非正規身份就業的人員，不僅收入水平較低，而且面臨單位內部歧視性的就業和福利政策，面臨失業、下崗的威脅。

4權力參與分配。調查案例顯示，權力，特別是能夠掌控資源配置的權力對個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權力為中心形成的社會網絡資源也對收入分配有重要影響作用。許多事例都可以證明，在市場體制中，通過對資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體制中的權力仍然得到了維續，一些握有再分配權力的人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經濟回報，將權力變形為個人資本。功能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社會分層有助于社會動力機制的形成。但是調查結果顯示，由于我國目前不合理不合法致富因素的大量存在，嚴重影響了人們對社會分化結果以及現有社會分層結構的認同。

5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體現在，其一，覆蓋面有限，應保未保的情況還較為嚴重。據亞洲銀行專家組根據1998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測算，全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應有1480萬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也只有689.4萬人（唐鈞，2002）；其二，保障標準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尚不能滿足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醫療、教育等基本權利難以得到保障，一些貧困家庭陷入疾病、輟學、失業與貧困相互作用的惡性循環之中。福利分配理論認為，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關鍵是通過經濟的快速增長把包括中央轉移支付在內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們現在并沒有看到這種趨勢。中國的經濟在近十年有了長足的發展，財富總量的“蛋糕”越來越大，但切給福利的部分增長有限，許多窮人為社會轉型付出沉重代價，但卻很少分享到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好處。上述問題致使部分人口的貧困化趨勢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研究表明，對于大多數窮人來說，結構性因素對他們經濟地位的影響明顯大于個體因素的作用力。指責窮人的說法更多的是一種對窮人的偏見，它只會加重不同階層之間的冷漠和對立。有經驗調查表明，在功能主義占主流的美國社會中，自1980年代以來，人們對貧窮的觀點也在慢慢的從責備窮人轉向關注社會的、政府政策的缺失。事實上，沒有哪個單一因素和哪個現成的理論可以全部解釋貧富差距的存在和擴大的現實。與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二元性相一致的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市場機制和再分配體制多種因素混合作用，以及社會轉型的結果，一方面市場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一方面，再分配體制中的利益源泉仍然繼續影響人們經濟地位的獲得；同時，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無論對窮人還是對富人現有經濟地位的獲得都有深刻影響。

三、什么是“適度”的貧富差距？

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間里，我國基尼系數留下了一條明顯升高的軌跡，從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變為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這一過程發生的背景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改革，允許一部分人首先富起來，并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均可參與分配的分配制度。中國在這20余年間經濟高速發展，國力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改善的事實證明，分配制度的改革對激發人們的勞動和創造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活躍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伴隨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差距拉大，貧富分化愈加懸殊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在凸現。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貧困群體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大量低收入者不僅相對收入地位下降，部分人甚至出現了絕對收入下降的情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和安全感因此而下降，分配制度和社會分層結構的合理性受到懷疑，部分社會成員對主流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的疏離和不滿情緒加重。所有這些都損害了社會的公平與信心，對社會的穩定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由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帶來的貧富分化在所難免，我們既不能因其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而忽略它對社會穩定、公平存在的負面影響，也不能因其存在種種問題而全盤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重回平均主義、大鍋飯、低收入低消費低效率的年代，對此，社會各界在今天基本已達成共識。更多的聲音是要求對貧富差距進行“適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公平的損害。但問題是，什么是“適度”和“合理”的貧富分化？社會各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價值評價標準。

本人認為，在建立效率與公平兼顧，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總目標下，對“適度”和“合理”的貧富差距的約束性評價應引入為絕大多數國家和社會都公認的價值標準，它應包括這樣幾點：

第一，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即收入分配方式必須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所有以非法手段謀取財富的行為——無論是個人還是小團體——如貪污腐化、以權謀私、侵吞公產、偷稅漏稅等都會破壞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原則，并導致分配矛盾的加劇。雖然腐敗等非法的收入方式在嚴格意義上不屬于收入分配的范疇，但是通過這類非法收入確實造就了一批暴富者，這也成為當前的收入分配過程中存在的最嚴重的不合理現象。

第二，市場平等性。即給予所有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競爭中人們依靠個人努力、機會選擇等自致因素，而不是依靠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賦因素獲取市場利益。以此為檢驗，種種以特殊地位和身份謀取利益的行為，如壟斷經營、行業分割和就業身份制度等都是對市場平等性的玷污，是非合理的。

第三，尊重弱勢群體生存、發展的基本權利。無論我們對貧富差距持何種立場，有一個普遍主義的道德底線是不能突破的，這就是人道和人性的社會原則，也就是要保證處于社會最下層的民眾享有基本的、體面的生存權利，享有醫療、養老、教育制度的保護。應該指出，合理和適度的原則不僅指分配過程的公平性，同時也應包括分配結果的公平性。這是因為，社會公平是以人權平等的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其中包含了對人，包括對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者的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尊重，這種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同時也是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存在的道德基礎。所以，對弱勢群體生存、發展權利的保護狀況，是檢驗收入差距適度與否的基本標準。有這樣一類“過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只要收入差距形成的過程是合理的，結果就必然合理。這種觀點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在機會平等的市場競爭中，人們也不一定在獲勝機會上擁有平等的起點，個人稟賦、能力、機遇、勞動偏好等方面的天然差異，決定了人們的在競爭起點上不可能真正平等。而采用制度方式對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加以保護，正是社會公平對市場缺陷的一種補償。

第四，所有社會成員對進步和發展成果的共享。對進步和發展的共享并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指通過稅收、就業、教育、投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一系列制度，調節不同群體間的利益差距，合理的分配公共資源，以此調整和制約過度市場化所產生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財富和資源過分集中、多數群體利益被侵犯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現象，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從社會進步和發展中收益。這不但是社會公平的價值體現，而且也是在社會資源于社會需求相對稀缺的情況下，避免社會緊張和社會沖突，保證各利益群體間的和諧、合作，維持社會生活持續的重要原則。以此為檢驗，我國在通過制度緩解收入差距方面，還存在嚴重不足，例如對收入的監控能力顯得不足，在稅收的征收和處罰手段上相當無力，致使偷漏稅成為普遍的現象；還有在通過社會福利的二次分配對低收入者實施保護方面，也還存在不少問題，甚至存在前面提到過的“逆向調節”的問題。

成功的市場化改革既可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可導致收入差距的縮小。當然市場本身并不能解決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要通過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法規來實現。所以說完善的市場經濟不僅包括發達的經濟、富裕的生活，也包括完善的調整不同利益關系、抑制貧富過大的法律、法規和其他制度形式，成熟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莫不如此。這些年來，我們過分重視了經濟指標的增長，對相應的關系社會公平和發展的制度建設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導致種種社會問題的產生。所幸的是，這一問題及其可能的嚴重性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認識，通過我們的不斷努力，一個有著公平競爭環境和合理、適度收入差距的市場經濟秩序將會得到最終確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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