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西部城市化的演變過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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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

論文提要：城市化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本文從城市化的涵義出發,簡要分析建國以來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演變過程。本文認為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以及制度創新四個維度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一、城市化及其動力機制

城市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和趨勢,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它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對于西部地區來講,城市化更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間和區域內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在一般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吸引力與鄉村的擴張力或稱推力與拉力是構成城市化持續推進的動力機制。在推力與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發達國家城市化道路走過了一條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內生化道路。然而,與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截然不同,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

由于城市化的復雜性及動態變化性,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不同的,改革開放前后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第一階段: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階段(1949～1978年)。這一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化服從于當時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和特殊的社會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動而成。建國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確立拉開了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來的“三線建設”加速了這一進程。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中經濟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這種依托國家投資建立起的以資源開發為重點的重化工業以及軍工制造業,屬于一種移植和嵌入模式,工業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缺乏聯系,違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最終形成了在廣大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鑲嵌著“孤島”狀分布的幾大中心城市和資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存在著嚴重的扭曲。

第二階段:多元力量推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也發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政府“自上”的動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動與區域內市場力量“自下”推動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動力仍然在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為西部地區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地區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在趕超的壓力和區域利益最大化的誘導下,各地區都加大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對本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加大。盡管由于區位限制,西部地區不可能像東部地區一樣靠引進外資來推動城市化進程。但是,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慮,越來越多的東部省份以及東部地區的企業以向西部投資、提供先進技術等方式支持本地區開發。這些,都相應地推動了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第三,推動城市化“自下”力量開始形成,兩支新興市場力量逐漸顯示出對城市化的驅動力:一是以非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小企業迅速興起,成為拉動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二是農民在市場力量誘導下自發地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進城打工、興辦鄉鎮企業、從事非農產業等,都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三、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培育與重構

城市化作為一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諸方面的系統工程,不是由單個或幾個因素推動的,其動力機制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既包括微觀、中觀,也包括宏觀動力,既有內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經濟因素,既有市場作用也有政府推動作用。針對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差、區位條件受限制的現實狀況,可以從以下方面對其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構建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宏觀動力。發展經濟學認為,外部力量是打破區域低水平循環陷阱的關鍵因素。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內生力量比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設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動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國家的投資和優惠政策的傾斜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影響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開發過程中國家級大型工程項目的刺激輻射作用,由點及面,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同時,西部地區應該通過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分工、擴大開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與區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結合,形成本地區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動力。

2、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非農產業發展,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中觀動力。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這一中觀動力在城市化動力系統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通過產業轉換來實現;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實質上是要素在各產業間的流動。結合西部地區各產業發展狀況,為推動其城市化進程,當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發展特色農業。農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農業承擔著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產品貢獻、資本貢獻、市場貢獻甚至外匯貢獻的任務。但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因此,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調整現有農業布局,結合生態環境特點,發展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的特色農業,增加農業剩余,是推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其次,發揮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而生態環境脆弱,因此發展工業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結合各自的資源稟賦狀況,西部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地發展一些有優勢、有市場、有特色的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實現資源開發和產品深加工并舉,一方面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擴大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發展中實現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同時,改造傳統工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最后,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以吸收西部地區“無限供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市化進程。超級秘書網

3、合理發展鄉鎮企業,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微觀動力。推進城市化光靠政府還不夠,還要靠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場主體——產權清晰、投資理性、獨立承擔市場的收益和風險的企業。因此,為推動地區城市化,西部地區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同時應該注意合理規劃,杜絕東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形成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病”。

4、加快制度創新,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諾思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創新(變遷)同樣可以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城市化作為伴隨社會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

為推進我國西部地區今后的城市化過程,必須進一步加大各項制度的創新力度。主要包括: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城市的戶籍管理,取消對外來落戶人口的種種歧視性政策和規定,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改革城鎮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創新,使農民真正進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和醫療為主體,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擔,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覆蓋城鄉的統一社會保障體系。此外,應重視觀念、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創新,減少其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負面影響。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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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永麗,柳建平.試論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J].生產力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