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設計中的理性主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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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構成主義“主張把抽象帶進一種最后的幾何簡化中去”，“構成象征了組織視覺新規律的原則和過程”[3]。這種探索在包豪斯轉化為現代設計語言：尋找色彩、形狀、空間、材料之間構成關系成為設計語言的核心內容。抽象形式語言在現代藝術的探尋，目的為了承載和表達人類內心情感的世界[4]，而蒙德里安的縱橫幾何簡化表達，把它引向了高度理性的美學。因而從本質上來講，這種高度理性的抽象表現，從誕生開始就沒有表現出本質上的“冷漠和情感缺少”。來源于數學關系的理性美對人類的吸引力從來沒有消失過：在古希臘時代畢達哥拉斯就認為“數是萬物之本源”，古希臘人以數例比例關系來創造的雕塑，形成一種似乎永恒的理想美；這種美在現代藝術中后印象派的修拉的《大碗島的星期天》中以精確的方式存在，也更存在于風格派蒙德里安的《海堤與海構成十號》的哲學思考中。遵循理性主義、利用數例關系所發展出非常豐富的圖形，所引發對內心情感的表達，是可以非常純粹而強烈的。而在現代主義設計中，這種設計語言成為可以提供適應工業化大生產和實現設計民主觀念的一種恰當形式，在本質上是現代社會生活方式一致的。

形成平面設計國際主義風格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西奧•巴爾莫（TheoBallmer）在包豪斯作為學生的時候，就努力把荷蘭風格派的特點引入設計中。例如巴爾莫受風格派的代表人物杜斯伯格的觀點影響深刻，后者在《堅實藝術宣言》（manifestoofArtConcret）中提出“要采用單純的視覺元素——簡單的幾何形體和色彩，來組成以數學計算安排的結構”[5]，巴爾莫的平面設計采用方格網絡的方法，強調數學計算后的工整、規范、完美的特點，利用完全的數學方式來進行設計。

一、理性主義在早期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的豐富表現

時至今日，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風格依然是視覺傳達領域最普遍的一種風格；但是，它也是遭到最多非議的一種風格。然而，當我們探究早期國際主義平面設計大師作品中，他們利用數學的理性主義美學所創造出非常豐富多變、卻具有高度傳達功能性的作品，讓我們不禁要重新思考在這場反對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風格的戰爭中，究竟真正應該反對的是不是理性主義？在20世紀50、60年代的著名國際主義平面設計師如阿爾明•霍夫曼（ArminHofmann）的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刻板、單調，而是被其豐富多變、具有神秘理性主義而又能準確傳達概念的圖形所吸引。阿爾明•霍夫曼的《Beethoven》音樂海報[6]，以永恒的黃金分割點為基礎所形成的不同半徑的幾段弧形排列，形成一波波排山倒海般的氣勢，以一種高度理性的方式所創作的圖形，來表達貝多芬交響樂中洶涌澎湃的情感。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抽象的圖形成為更能表達音樂作為抽象藝術的圖形語言。隨著后現代主義平面設計的發展，以理性主義的網格關系為基礎，加入歷史的、民族的裝飾元素、象征符號成為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的一個新探索。日本著名平面設計師田中一光的《NihonBuyo》（《日本舞者》）的表演藝術海報，是最能體現發展國際主義設計風格的理性美學在民族本土化的一個案例。從眾多的早期國際主義設計大師作品，以及對理性主義在現代平面設計的源頭探索中均可以看到，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風格的日漸式微，并不代表了平面設計中理性主義的消逝，而是機械化大生產和商業環境驅迫的環境中，設計師創作思維懶惰的表現，從而使得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風格逐漸變成單調、刻板、枯燥。

二、后現代主義平面設計中對理性美學的重新估價

即使在這個后工業時代，荷蘭風格派的理性主義在當代藝術創作中依然具有無限的吸引力，很難說為什么早期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的理性主義不會煥發新的探索內容？我們需要對現代主義之后的各種平面設計流派中理性主義的適應性重新估量，這里主要針對后現代主義平面設計進行探討。后現代平面設計中作為一個設計運動流派[7]，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它似乎包括了各種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觀念、流派、風格特征，但都把矛頭指向一個共同的對象——現代主義設計。當然，作為現代主義設計發展極端化的國際主義設計風格，更成為后現代主義直接強烈反對的敵人。美國建筑師羅伯特•斯特恩（RobertStern）在他發表的《現代主義運動之后》提出后現代主義設計重要理論基礎，他把后現代主義定義為文脈主義（Contextualism）、隱喻主義（Allusionism）和裝飾主義（Ornamentalism）三種特征[8]。在狹義的后現代主義平面設計中，這三種特征體現為主張大量采用歷史的裝飾手法來達到視覺上的豐富，并且以設計元素的符號象征來暗示含義，不僅在形式上產生視覺上的聯想，甚至能達到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的效果。例如后現代平面設計中的一個流派——紐約“里特羅”派（Retro）的核心人物PaulaScher，主張“對歷史風格與歷史文化的重視，利用歷史遺產來處理現代設計的問題”[9]。在她的設計實踐中，利用歐洲的傳統字體圖形，引起人們在歷史文脈中的情感聯想。

在后現代主義平面設計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宣言就是要打破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的理性秩序，提倡一種達達式的混合、無序、拼貼。這在早期創作上是思想觀念上的突破，它代表了某些先鋒設計師對于現代主義之理性主義美學的敵視和宣戰,他們創作出了非常具有新美學意義的作品。但發展到了后期，卻發展為形式主義的裝飾——某種程度已經淪落為電腦技術所導致的一大批混亂元素的拙劣堆砌。在電腦設計軟件的幫助下，剪貼、扭曲、混合、錯亂已經人人可造，企圖以混亂獲得注意力，但在一片喧囂中卻屢屢以失敗告終，大量無傳達能力的作品出現。當這種曾經具有強烈反抗意識的方式一旦在電腦技術的輔助下成為泛濫成災的表現時，它所具有的革新性就死亡了，這種形式逐漸為人所厭煩，充斥滿目的混亂無序，它和國際主義后期的表達同樣得到了“千遍一律、單調枯燥”的評價。

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背景中，混亂的后現代主義設計的回歸點，可以是重新尋找現代主義設計和國際主義設計的特有的理性主義秩序內涵。在這個以0、1二進制為語言的數碼技術盛行時代，筆者認為理性主義美學必然有其作為核心存在的價值。但這種理性主義美學，不再是后期國際主義的單調枯燥，它應具有早期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風格的豐富性。這種豐富性，今天已經以數碼技術的復雜性來實現，呈現出更加豐富復雜的秩序性形式。它是加入了更復雜數學邏輯關系的理性主義美學，而不再是一種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簡單的數列比例關系，設計師可能無法理解其背后的數學原理，卻可以在電腦軟件輔助下設計出新時代的風格。例如在當代荷蘭設計組合Thonik的作品中，它既體現了荷蘭風格派的簡潔、早期國際主義平面設計所具有的理性美學和功能主義，又具有后現代平面設計所推崇的裝飾和隱喻，引發個人的情感共鳴和趣味。當后現代主義設計的裝飾和隱喻符號元素、解構主義的顛覆挑釁、新現代主義的重新詮釋層出不窮之時，作為中國設計師，我們從來就不缺少民族裝飾母題和歷史文脈，為難的卻是經常無從找到一種適合當代生活狀態的設計語言來重新表達。也許，重新思考現代主義平面設計所具有的理性主義內涵，對我們意義深遠！

作者：李柏英單位：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