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教學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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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文學的評價標準改革的思考

林賢治認為，經過數十年的階級斗爭，一方面是社會文化心理、道德、知識的傳承；一方面是創造力的破壞，致使我們這一代作家無論是從道德水準到藝術素質，對人類的愛，悲憫心、道德心，等等，可以說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點。我很認同他的看法：“對于中國文學，如同對待其他事物一樣，評價或高或低都很正常。我以為，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的評價，應當實事求是。有一種‘問題意識’、‘危機意識’總是好的，有利于我們的深入認識。”這正是我們必須對當代文學的教學進行改革的動因。首要的改革就是批評標準的改革，必須弘揚普世價值，否定階級斗爭，用基于普世價值的真善美取代階級斗爭導致的假惡丑。文藝批評標準的真、善、美，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主要內涵，超越了民族、國家、階級和政黨，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和文明成果。它們以人性論為哲學基礎，人道主義為基本的理論體系。它們萌芽于古希臘，成型于文藝復興，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系統化、理論化，終于二戰結束后為聯合國代表的國際社會確認，在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停止后成為世界的共識。產生于19世紀中期的馬克思主義，其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是人向作為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因而是“完成了的人本主義”。它描繪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它的哲學基礎是階級論，理論核心是階級斗爭，包括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無產階級專政。這與人性論和人道主義難具備兼容性，在實踐中不但不易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目標，而且易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反面，即個人獨裁或小集團的專制，以新階級代替舊階級。由于階級論與專制主義的某種潛在親緣性，所以它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反而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俄國和更落后的中國贏得了勝利。在與這些落后國家的專制主義傳統結合的歷史過程中，它自身也發生了本土化變異，演化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思想等。受其影響，文學的真善美評價標準發生了較大偏差，這就是當代文學的癥結所在。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傳揚，階級斗爭的危害被認識，解決這個歷史癥結的時機已經成熟，當代文學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社會的產物，是作者在一定的文化語境中用語言文字表達的精神活動。由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特征，對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更須把握其時代背景。以廣闊的視野，以普世價值為標準，從社會文化的總體層面看文學，才能對中國當代的文學思潮和運動，以及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當代文學發展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給中國造成了持續性多發性災難。的理論根源、歷史淵源、輿論準備、心理基礎、普及宣傳，以及劫后的平反冤案、反思歷史、思想分歧、深遠影響，都和當代文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必須徹底否定，清算的影響，并且追根溯源，消毒除垢。唯此，當代文學的癥結才能迎刃而解，文學批評才能復歸真善美。所以，深入批判，是我們進行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關鍵內容，重點就是教育學生認清的性質及其與當代文學的關系，這對今天不知道的一代年輕人特別有必要。

二、“紅色經典”的重新評價

長達十年之久（1966-1976）的“無產階級”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此前全國上下個人崇拜和階級斗爭初露端倪，這是“”得以發動和展開的社會心理基礎。“”前的“紅色經典”，主題就是個人崇拜和階級斗爭，風靡全國的“雷鋒精神”和頌歌“東方紅”是其中影響最廣遠的代表作。一脈相承走向極端的“”是暴露了部分人心理的皇權與專制主義思想。必須從理論、價值觀、制度、文化、人性等各個層面深刻反思“”，真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用普世價值取代階級斗爭，用民主憲政取代專制主義，中國人民才能真正解放，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現代化。“”十年是“”前歷史的直接繼續，是革命文學運動與生俱來的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與對的批判密切相連的是對所謂“紅色經典”的重新評價。這也是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真正的經典，可以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的最高水平，可以作為榜樣供人學習，經得起歷史檢驗。它們對文學的健康發展將產生積極、良好的影響。它不是以曾經是否得獎為標準，更不是以一個時期的主流或非主流為標準。被稱為“紅色經典”的文藝作品。指以后仍通過各種媒體繼續傳播的革命文藝的主流作品。它們肇端于40年代延安時期，50年代反右以后批量生產，60年代前夕達到高潮。某種意義上它們已經深入人心，重評尤其有必要。對此，首先必須進行歷史的反思，了解歷史的真相，認識革命的實質，比較不同體制的優劣，并上升到理論和價值觀高度，用人性論批判階級論，從而確立普世價值觀念。其次是把歷史反思的成果用于文學的反思，用符合普世價值的真善美加藝術的新，作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重新認識“紅色經典”。再次是要清醒地注意到，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學與“非主流”文學，地位和影響不是固定不變的。有的長留世上，有的時過境遷，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歷史檢驗。是否官方批準，是否時尚追捧，是否得獎獲利，都不是好的標準。掌握正確的批評標準，不僅需要獨立的思想，還要求有藝術的修養。所謂“紅色經典”，主要包括三類作品，一是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二是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三是革命樣板戲。用普世價值重評“紅色經典”，必須從根本上認識階級斗爭理論的內在缺陷和現實危害，徹底批判“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全面分析前十七年和十年的聯系與區別，從“紅色經典”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來。

三、當代文學教學改革的試驗

跟這些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紅色經典相對，當代文學的不同時期都出現過一些符合普世價值的真善美的優秀作品。有的當時被打成“毒草”，以后成為“重放的鮮花”；有的順應新的時代潮流，具有文學里程碑的意義。但這些作品能否成為經典，還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在普世價值指導下進行當代文學教學改革，重心就是還原歷史真相，重新評估作品，并在此基礎上精心設計一套專題，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通過本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特點及其發展過程有清楚的認識，能夠歷史地、正確地評價其中的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系統地了解20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文學運動、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的基本情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當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和經驗教訓。同時，對當代文學研究前沿、基本研究方法應有所了解，能夠用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分析具體的文學現象，提高學生的文學欣賞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培養獨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健全人格，真正科學地認識對中國當代文學有決定意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確立人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當代文學”沒有下限，因此對于文學現狀的敏銳捕捉和分析，也成為本課程的一個重要特征。以專題方式進行教學，既有一定的靈活性，又有受課時的限制，不能貪多求全，只能少而精，突出經典性，不面面俱到。筆者以充分的原始資料為依據，進行獨立嚴肅的探討，在“緒論”之后，按時間順序選定了18個專題：1.對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的批判；2.《我們夫婦之間》《關連長》和批判小資產階級創作傾向；3.胡風集團案和文藝界反右派斗爭；4.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和宗璞的《紅豆》；5.“”前十七年的文學主潮及代表作；6.無產階級和地下文學；7.“”后人道主義的文藝復興思潮；8.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9.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10.北島、舒婷、顧城的“朦朧詩”；11.艾青“歸來的歌”和張志新之歌；12.巴金的《隨想錄》和劉賓雁的報告文學；13.沙葉新、高行健的現代話劇；14.中國當代的女性小說；15.莫言的先鋒小說和陳忠實的《白鹿原》；16.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和胡發云的《如焉》；17.韋君宜的《思痛錄》和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8.王小波的小說和散文。這些專題的設計目前在當代文學學科領域應該處于前沿地位，以后隨著時代的進步內容上可能作適當的補充和調整，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改革課程內容的同時，筆者對當代文學的課堂教學方式也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從講授式變為討論式。學習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充分利用網絡輔助教學平臺，搜集和上傳了需要的史料、作品、視頻資料、理論書籍，每一次課都至少提前一周布置應該閱讀的資料（包括文本和視頻）和討論題。課堂教學以討論為主，學生組成學習小組，每次課每組推選一人為主發言人，其他同學可自由發言，發言中可以提問。教師在討論前作提示，討論后做小結，以知識和證據為基礎，以普世價值為導向，鼓勵學生各抒己見，不要求統一思想，不同意老師的意見允許保留。相應地改革成績評定方式，平時成績占60%，其中課堂討論發言30%，期中作業（小論文）30%，期末考查（小論文）40%。現在課堂教學方式的改革已進行了一輪試驗，基本上是成功的。大多數學生從開始不適應到逐漸習慣，發言和小論文的思想和寫作水平都有明顯提升。通過研究性地學習討論，學生吸收了大量的知識，知道了許多曾經被掩蓋的當代事情和當代文學的真相，鍛煉了書面和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進而認同了普世價值，唾棄了階級斗爭。更重要的是，他們感受到了在自主學習中思考、懷疑、批判、探索的樂趣，培養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王福湘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