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論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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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真”———文學的真實性

郁達夫曾指出:“藝術的價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稱的。”文學的創作離不開生活現實給作者帶來的靈感，離開了實際，文學就失去了創作的源泉［2］，建筑在虛空中的亭臺樓閣最終都禁不起眾人的審視和時間的洗禮，因此文學最具備藝術價值的一點，便是它的真實性。文學是創作者從生活中汲取到藝術的養分和靈感，以高于生活卻又不離開生活的表現手法和形式來進行創作的，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整個體系的根基。創作者將自己的生活見聞、歷史事件或者他人的真實事件進行文學融合、創作，或在優秀的作品基礎上加入自己的思想進行二次創作，使文學作品充滿了真實的厚重感，更具有現實意義和吸引力。真實的文學作品能夠對現實生活進行一個很好的再現，揭露社會熱點問題，重現過去的歷史真相等等。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作品，都是以人為本進行創作的，因此出現了“為人生”的文學學派，他們的文學作品多數是一些問題小說;還有新寫實小說派，以評述日常人生來作為寫作重點;又如文學革命的先驅魯迅先生入木三分地對舊社會的各種黑暗現象和對人民所受的壓迫進行了深刻的描寫，以筆鋒作利刃刀刀狠刺社會的黑暗面，勇敢地曝光了國民隱藏的劣根性，如《吶喊》、《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經典名作，無不讓我們感受到社會的黑暗，重新正視我們的生活社會，逼迫人民從自我麻痹的思維中解放出來，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又如劉震云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它向我們直白地重現了戰爭時期一個有關饑餓、災難和人性的故事，讓我們回顧了那段慘烈的歷史，讓我們不得不反思自身，感受小說背后想要告訴我們的沉重的內涵。從另一角度來說，文學的真實性除了指內容的真實性，還指文學感情的真實性。文學作品中反映的是創作者的真情實感，是創作者對待現實生活的感情、領悟和體驗，加上創作者的想象。創作者以心相待，創造一個豐富的世界，讓讀者沉溺其中，并感悟創作者的感悟，感受創作者的感受，并從中獲得屬于自己的真正的領悟真諦［3］。創作者賦予文學作品的真實的感情，賦予了作品最真實的生命力。如中國新詩的開拓者郭沫若，他豪邁澎湃的激情、驚濤駭浪的氣勢、極具創意的新穎詩作，引經據典的手法，無不體現著郭沫若先生對理想的追求和高尚的情操，以及富有現代意義的時代精神。像《鳳凰涅槃》，其中就包含了詩人對理想中烏托邦般社會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奮發向上的創造精神;又如余華的《活著》，情節離奇，卻深刻地寫出了作者對于生命的呼喚:小說中的福貴身邊的親人都相繼死去，他失去了一切，世界留給他的，唯有“活著”……小說寫出了生活的艱難，活著多么不容易，余華先生通過小說向我們展示了“生存的意義”，讓我們知道了活著的艱難，珍惜自己活著的每一天，同時也被福貴那老黃牛般堅忍不拔的毅力所感動。

二、“善”———文學的功利性

中國自古有言:“人之初，性本善。”中國人以儒家學說為主流思想，因此，中國人從古至今都是以行善、性善為美的。而作為國人審美的一種意識表現形態的文學作品，不可例外的也以弘揚、表彰和追求“善”文化為文學的表達中心。文學中的“善”，指的是藝術的傾向性。創作者習慣在文學作品中創作出善惡分明的人物，作品中由角色演繹大是大非，傳達“善”的道理和意義，對建設和諧、美好社會起到了極大的思想推動作用，具有極為重要的積極的向導作用。現當代文學中的一些作品，同時充斥著陰陽黑白兩面，既有美好生活的一面，也有黑暗丑陋的社會現象的一面，兩者在極端矛盾的沖突下表達了創作者對美好社會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對黑暗的丑陋的現實進行諷刺和抨擊。這種“善良論”不僅向社會宣揚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也有利于人們對于自身的反省和正確認識，學習這種向上的、樂觀的正能量，更讓人們直面社會中被刻意忽視的一面，正視社會存在的隱患和問題，激發人們積極地整改。這說明文學作品中的“善”不僅僅是一種紙上談兵的論調，更是一種精神的擴散，能夠感染人們，使人們在感受到“善”帶來的愉悅的同時，挖掘出自身的善良的本性，激發人們對社會生活倫理價值的正確理解與判斷。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也有許多類似的懲惡揚善的作品，例如魯迅先生筆下那淳樸正直的少年閏土，為魯迅先生帶來了極大的童年樂趣;諶容的《人到中年》中，主人公陸文婷在生活和工作兩點中忙忙碌碌，生活壓力壓得她疲憊不堪，但她對待病人極富責任心，對待自己的工作一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她的這種美德在作品中得到了謳歌，體現了作者對知識分子的美好贊譽;又如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主人公祥子從積極向上、正直誠懇，為理想不斷奮斗，到被生活壓彎了脊骨，成了一個墮落的自私自利的落魄鬼的整個經歷，凸顯出了善惡之間的激烈斗爭，讓我們唏噓不已的同時，堅定了自身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又如大地的歌者———艾青，他的詩歌《大堰河———我的保姆》，高贊了大堰河農婦的美好品行，塑造了她綴滿光輝的形象，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對這位保姆的懷念感激之情。

三、“美”———文學的審美性

文學是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文學的最終目的是使人產生審美感官上的愉悅。文學扎根于“真實”，源源不斷的對“善”的追求，從而開出“美”的花，結出“美”的果。文學的美包含方方面面，自然山河的美、人間真情的美、人性善良的美等，它有著統一的內容和形式，宣揚著主流而正確的“三觀”取向，使人徜徉在文字的海洋中感受歡愉。文學的本質是審美，創作者對于這個世界的審美、對于道理的審美、對于想象空間的審美等，創作者將這些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當中，刻畫出一個個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動人心魄的故事情節，為整個作品注入了靈魂，讓文字在創作者的筆下如同他的演員，演繹著創作者想要表達的美好。而人類總是喜歡追求美好的事物，人類也帶著審美的眼光去進行文學的閱讀，感受著審美的體驗，被美所吸引，被美所感動，同時對自己正在生活的現實社會進行重新審視，增強了人們對于美和和諧的追求。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創作者們創造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例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為我們描繪的正是從古到今都為人們向往的桃源美景，山清水秀，體會國土山水的一片風情萬種;民風古樸，鄰里之間你來我往，黃發垂髫、怡然自樂，那是我們現在生活的鋼鐵森林中所被禁錮的人與人之間的真情交往，人際關系之間少了幾分金錢的市儈，多了幾分真性情的溫暖，讓人想觸摸，親身體驗，又怕觸摸，會是海市蜃樓一觸即散。而其中的《邊城》，便是美的代表作。主人公翠翠身上就帶著自然賦予的美麗與善良，由她化身成我們所追求的美好，代替我們體驗我們所向往的世界。沈從文在故事中寄托了自己對于大自然的熱愛與對和諧人際關系的向往，他被自己追求的世界感動著，我們被他描繪的世界感動著。而汪曾祺的文化小說，同樣表達的是對理想人性與美好和諧世界的追求和向往，烏托邦的美好世界，沒有紛爭，沒有痛苦，人人安居樂業，美哉美哉。在《受戒》中，汪曾祺就是用一種平淡的方式，訴說著不平淡的美好故事。多情的徐志摩一生渴望的，也正是對愛與美還有自由的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統一是現當代文學創作中重要的審美追求，文學創作的最終目的是將真善美三者和諧地融為一體，通過文學作品展現給世人看。創作者用生命、用思想匯聚真善美，編寫成章，而我們用最包容的心去審美，體會創作者交付給我們的美好。

作者：邢潔單位：鄭州旅游職業學院

第二篇

一、現狀分析

盡管作為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主干課程，但中國現當代文學這門課程卻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教學困境。首先，可以說造成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在內的眾多文學類課程的教學困擾，來自于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面臨著越來越浮躁和功利化的社會，包括高校學生在內的很多人，已經不再對文學懷有單純的感動和執著的信念。他們普遍缺乏對于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興趣，當然也就不可能把文學閱讀當作一種精神享受和愉悅的審美體驗。因此，面臨著這樣的一種現實境遇，眾多文學類課程的教學工作者們越來越感受到文學作品與學生們之間的一種“隔膜”。其次，隨著科技的發展，電影、電視、網絡等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在豐富了人們生活的同時也給文學的欣賞和閱讀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沖擊。雖然，文學的圖像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能推動文學或者是文學經典的大眾化傳播，但當人們直觀地沉浸于視覺圖像所帶來的感官享受和愉悅的同時，也往往會忽略傳統閱讀中語言文字所能帶給我們的審美想象和理性反思。正如有學者所說:“現代視覺文化所帶來的藝術對意義的深度追求的消解，從審美角度而言，實質上意味著構成傳統的文學閱讀特殊魅力的審美獨創性從人們的審美文化生活中消失。當我們沉浸于現代視覺文化‘形象性感知’直觀性與淺俗化之中時，文學閱讀中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變成了‘一千個觀眾只有一個哈姆雷特’。”［2］最后，高校包括現當代文學在內的文學類課程的“非文學化”傾向也是導致教學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所在。隨著當今高校文學研究的日益體制化和學術化，文學中所特有的感性體驗和鮮活生動的內容漸漸被專門化、專業性的學術研究所取代。這就導致在文學類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是將一個鮮活的文學作品從時代、背景，到人物、情節和結構，再到藝術特色和影響等進行條分縷析式的機械分析和解剖，而文學作品中鮮活的生命體驗和情感感悟卻涉之甚少，這就導致學生對于文學作品缺乏自己的感性體驗。這樣的教學現狀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擔憂，吳曉東教授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教育》中說道:“我們往往更喜歡相信一系列本土的尤其是西方的宏大理論體系，喜歡建構一個個的知識論視野，但是文學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經驗、個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創力、審美意識、生命理想、生存世界……卻都可能在我們所建構的知識體系和學院化的制度中日漸喪失。于是我們的課堂上往往充斥著干燥的說教，充斥著抽干了文學感性的空洞‘話語’。”［3］這些現狀不能不令我們反思，反思的內容不僅包括文學類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甚至包括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培養目標和辦學定位。只有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不斷地反思和探索才能使中國現當代文學這一學科不斷的向前發展和推進。

二、守正創新

漢語言文學專業作為一個伴隨著現代高校而產生的學科，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在這悠久的學科歷史中必然會積淀下許多優良的傳統和精神，而這些優良的傳統和精神是需要我們一代一代固守和延續下去的。正如溫儒敏在談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學改革時所說:“針對現在那種浮躁的學風。北大有許多好的傳統需要守成，不要動不動就改變它，也不要急于創新，天天改革。在許多情況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實。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太多變動。”因此，在教學改革中我們一方面要堅守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些優良傳統和精神，另一方面才是在此基礎上的適當創新。而在固守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人文精神的堅守，新文學在誕生之初便一直是堅守著人文精神這一傳統的。王國維先生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質，二者孰重?且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5］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也是秉承著這樣的人文精神創立而成的。但正如前文所析，越來越浮躁和功利化的社會，已經使這種人文精神逐漸式微。因而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基礎主干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教學教學過程中尤其應該堅守這一傳統和精神，使文學類的課程成為一個守望精神價值的地方、一個產生思想的地方、一個培養人的地方，重拾起人們對于文學的信心和信念。所以，我們首先是在課堂上堅守文學的人文精神這一傳統，然后才是針對性的教育和教學的改革。那么如何才能夠真正實現文學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呢?這就涉及到文學類課程近年來所大力提倡的“閱讀教學”，很多教學工作者已經對如何更好地進行“閱讀教學”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例如，陳思和在《文本細讀在當代的意義及其方法》中說:“文學教育就是閱讀，細讀，精讀，讓中文系的學生學會閱讀，學會感受，然后學會分析和表達自己的感受。這是中文系學生的技能訓練的重要標志。這項工作我自己正在實踐中，現在還不是總結理論經驗的時候，但我想，通過文本細讀的課程實踐，會逐漸培養出這樣能力的學生來。”［6］可以說眾多教育工作者們的創新和嘗試為我們的教育和教學工作帶來了很多有益的經驗。所以，我們在實踐“閱讀教學”這一教學方法時，應該注重讓學生在系統的文學閱讀中去感受作品廣闊的思想空間和豐富的人生體驗，充實自己對文學史的感性知識，品味并深入體驗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和深邃思想，而非僅僅是讓學生生硬地闡釋結論和搬套理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閱讀教學”。

三、強化實踐和訓練

與注重“閱讀教學”相對應的就是實踐環節的強化和訓練工作，這往往是很多教學工作者在教學過程中最容易忽略的一個環節。其實，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在內的眾多文學類課程都應該把寫作訓練作為一個很實際的教學內容在自己的教學過程中加以實施和滲透。例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可以以小論文的形式讓學生結合自己的閱讀體驗來闡述自己對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因為這樣的寫作訓練一方面強化學生的閱讀感受，另一方面也可以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甚至可以讓學生初步體會寫作學術論文的方法和途徑:從提出問題到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再到文字和觀點的表述。這樣不僅有利于使學生獲得初步的學術感覺，進而增強對于這門課程的學習興趣。同時，這樣的一種實踐訓練方法也有益于更好地實現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培養目標和辦學定位，因為從根本上說漢語言文學專業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文學審美、鑒賞和寫作能力，使學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敏銳的審美感受能力和豐富的想象能力，同時具備較強的寫作能力。可以說，如何擺脫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內的文學類課程的教學困境，是我們每一個從事文學類課程教學的工作者所應該認真思考和努力解決的問題。雖然專家和學者們的理論建設和經驗總結給我們今后的教育教學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前路依然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去努力地探索嘗試。

作者：楊志蘭單位：黑龍江工業學院

第三篇

一、十七年文學———語言意義的縮小

19世紀末期，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已經發端。發端源于非正宗語體文學，即宋以來的話本至晚清的白話說本，19世紀末期前后，梁啟超等人的白話報刊把白話文學推向正宗。清末白話文運動立意之本在于開啟民智，而志不在于文學本身。因此，雖然白話小說與居于文言與白話之間的“新文體”一時文采斐然，佳作也頗多，但是純粹的白話散文的文學性并未得以彰顯。這一時期，白話文更被看重的是其明白曉暢的工具屬性，其時作者們也往往放棄追求白話文的文學美感，只求詞達而已。而發生于1917年的文學革命，它直接承繼的是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提倡的“新民”思想，也以晚清以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及“白話文運動”為基礎。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八項主張，這些主張實際涉及了從內容、形式，到實際功用、文學的真實性與時代性等一系列文學上的根本問題，他還認為要以白話文學為正宗。這次文學革命，對于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在文學語言和形式上，它開始了用白話文寫作的歷史，文學創作上吸收了西方多樣化的創作手法，從而使得文學更接近生活，更利于表達個人的思想和觀點。其次，在內容上徹底批判、否定了整個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始終貫穿、體現了現代“人”的觀念，追求著個性解放與思想的解放。在具體改造文學語言時，主要以兩種方式展開，一是“言文合一”，一是“國語歐化”。“國語歐化”主要是指從外來語中吸取大量的詞匯和語言結構，使漢語的詞匯更加豐富，結構也更加復雜、多變，從而使漢語書面語的表達能力和范圍都大大提升。“言文合一”則是強調“我手寫我口”，將語言導向了通俗易懂，貼近當下的方向，為打破文言的束縛和實現理念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過分地強調文學語言與口語的等同，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壞了文學語言的審美功能，使創作語言容易出現單一化、簡單化的弊病。②語言的單一化、簡單化勢必會縮小語言的意義層面，這一弊病終于在“十七年”文學期間得以凸現。1949年之后，大陸文學迅速呈現了新的面貌:過去文學作品中的社會黑暗、人生疾苦、痛苦呼號、低吟淺唱與文學批判現實、表現自我的職能一起退場，繼之而起的是獻給新生活的熱情頌歌、對革命歷史的回顧和現實斗爭的描繪，文學的精神面貌和作家的創作狀態同時發生了巨大轉變。這時期的文學開始從多元走向一元，從暴露走向歌頌，文學的政治工具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現。文學全力服從政治的需要，從各方面為政治服務。從50年代到70年代，文學作品在題材、主題和整體風格上呈現著高度的一致性。這種現象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學的政治工具屬性。這時期的文學創作用一系列的革命話語來追求主題內容和思想的“純粹”與“絕對”;用“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個偉大”，“五一六分子”，等等數字化的新詞組來表現計劃意識和規訓意圖;用“紅衛兵”、“紅太陽”、“黑五類”、“黑材料”等界限清楚的關鍵詞來呈現當時簡單粗暴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

這些語詞幾乎與科學語言相等同。“十七年文學”時，由于泛政治化對人們所造成的精神的桎梏，從而導致文學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都失去了自由、自覺和超越的精神，表現出對“人”和“自我”的忽視。“泛政治化即政治化過度和過量帶來的傾斜和失誤，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的僭越性擴張，侵入、冒進和占據了其他生活和文化精神領域，最終成為一種對其他生活和文化精神領域話語的取消和替代;另一方面，社會生活和文化精神的參差多態的復合體(多義的共同體)被人為地納入到政治的有限框架后，其意義也被縮小了。”③如郭小川對自己曾使用過“我”這樣的字眼作了迎合主流話語的解釋。郭小川說:“有些同志向我提出問題:在你的詩里，為什么用那么多的‘我’字，干嗎突出你自己呢?前幾首《致青年公民》中，曾有過‘我號召你們’、‘我指望你們’的句子，實在是口氣過大，所以，在以后的幾首中，我就改正了。但，我要說明的是:我所用的‘我’，只不過一個代名詞，類如小說中的第一人稱，實在不是真的我，詩中所表述，‘我’的經歷、‘我’的思想和情緒，也絕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我現在還不敢肯定，這樣的看法是否恰當?”④這種主流話語對作家創作時所使用的機械的、狹隘的解釋，正好體現了當時創作上的機械決定論，也體現了那時期文學創作上“人”的缺失。在任何時期文人的創作都應該堅守民間立場和人文憂患意識。民間立場是植根于民間和底層命運之中寫作者的主體立場，它的核心內涵是主體關于底層經驗及命運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⑤憂患意識則是與祝福意識相對的，主要通過超越現實的危機性和問題性的情感表現。可以說，憂患意識是流淌在知識分子血液中的一種活力，一種素質，一種生命之流的沖動。從知識分子自身來看，憂患意識也是他們得以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優化、自我實現的一個重要精神杠桿。而十七年時期，面對政治一體化語境的征詢和呼喚，文學自覺地充當了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和武器，成了政治的傳聲筒。這時期的文學都在統一的格調中高唱贊歌、頌歌，全社會的語言和話語方式為之一變，新的革命話語橫掃一切，舊的話語體系被徹底顛覆和拋棄。這些革命話語既脫離了生活的基礎，又失去了文學的審美，實際上是用政治手段來壓制文學語言意義生成的豐富性，這種人為的語言發展進程從本質上說是違反語言自身的演變規律的，因此，它的淘汰也是理所當然

二、先鋒文學———語言意義的缺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主導意識形態出現了松動，社會分層的出現，大眾傳播的普及化，使釋義體系發生分化，以革命、解放為主題的宏大敘事失去了往昔的主宰地位，純文學逐漸變得邊緣化和學院化，滿足于文學自身的創新沖動。部分作家質疑文學反映現實世界的可能性，有意暴露超層次的敘述行為，暴露敘述過程的虛假性和人為性，以小說談論小說，這種元小說意識的萌發正是先鋒文學的生長土壤。先鋒文學的興起表明先前現實主義審美規范的衰微和主導意識形態對文學影響的弱化。在解放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文學創作屬于一種現實主義的宣教范型。這類文學盡量采用全知全能視角，敘述者與作者的價值觀合一確保了作品實現宣教功能，敘述方式也盡可能多地傳統化，半隱半顯的敘述者不斷地對敘事過程實施干預，明確的歷史起源、完整的故事結局使敘事被置于時間/因果鏈條之中而完成對敘述世界的道德裁決。這種狀況一直到先鋒文學的出現才有所改觀。先鋒小說在語言、結構、意象和文本生成過程等方面充分施展了作家的才能。他們認為小說的形式和內容本質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形式就是內容，內容就是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是他們崇尚的藝術原則。因此，新潮小說的個性和風格都充分顯現在他們如何敘述故事上。

首先，語言的充分游戲化。在先鋒小說中，語言被上升到一種絕對的主體地位，不但每一個文本都以語言上的各具特色引人注目，而且許多文本甚至就以語言作為了小說的主體。在他們的小說中，語言高度自律化，同時又高度能指化了，讀他們的小說會有很美的語感，但由于語言的狂歡和能指與所指的高度游戲化的分離，晦澀、歧義甚至不知所云才是我們對先鋒小說真正的閱讀感受。其次，結構的迷宮化和敘述的感覺化。在先鋒作家的審美世界里，文學的獨特標志就是形式的獨特化，玩弄小說的組裝和拆解游戲是他們所熱衷的核心，可以說，專心于形式的試驗場，逍遙于意義法庭之外，正是先鋒小說所追求的境界。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孫甘露和格非。孫甘露將語言的符號價值、能指功能，將敘述分裂、敘述快感，將文本對話、主題抹平，將表達、書寫、自我等語言無意識觀念推向了極致。在孫甘露筆下，作為小說整體表現的主題被徹底消解了，傳統文學注重塑造人物的做法也瓦解殆盡。《訪問夢境》是一個隱喻和轉喻的文本，它是一個語言指涉語言，文本關涉文本的存在。想走近文本永遠是可能的，但走近文本又永遠是不可能的。作家在開始一段說:“誰也不能走近我靜止的軀體，不能走近暮色中飛翔的思緒。”這是對該文本的隱喻。孫甘露的小說是具有閱讀價值的文本，每一句話都是清晰的，每一個意向都是明白的，但豐富的隱喻和轉喻卻沒有為文本的有機整體獻身，而是走向了自我指涉和自我解構，淪為了一場語言游戲。如《信使之函》中，“信是焦慮時鐘的一根指針”、“信是耳語城低垂的演練”、“信是錨地不明的孤獨航行”等等幾十個充滿了詩意的夢囈式的對“信”的述說，在每一句述說下摘錄一段信使所送的信中的段落，這些語詞搖曳多姿，種種佳詞妙句與妄言譫語熔于一爐。“信是……”的句式如同某種伴奏為小說定下了復沓的調子。由于一切就有的敘事規則全部終止，這些語詞似乎閃動著無數意義，同時又似乎沒有意義。這樣，語詞表示意義的承諾已經被語詞的享樂所代替。在莫言的筆下，語言仍然有著主體的、現實的與人文的意義，而在孫甘露的筆下，則抽空了這些意義而只剩下純凈的言辭。與孫甘露致力于詩性語言不同，格非注重小說中語言的空白，語言的空白特指語言意義的沉默和缺席。在格非的小說《青黃》中，“我”為了弄清“青黃”的確切含義來到麥村，“我”在麥村追尋著“青黃”的本源意義，向村中很多人詢問關于“青黃”的確切含義以及和“青黃”有關的九姓漁戶的真相，這些人的不同講述似乎都和“青黃”有關但又顯得那么不著邊際，每一次的追尋似乎都將要接近“青黃”的本源意義，其實卻是離“青黃”越來越遠。“青黃”是小說敘事的起源，但隨著敘事的進展，“青黃”卻變得越來越模糊，“青黃”的本源意義不斷為各種對它的解釋所遮蔽。小說的主題意蘊在字里行間找不到答案，讀者對這篇小說主題意蘊的體會被淹沒在作者的敘述話語之中。

先鋒文學在文化上表現出對舊有意義模式的反叛與消解，作家的創作不再具有明確的主題指向和社會責任感;在文學觀念上，先鋒文學顛覆了傳統的真實觀，既放棄了對歷史真實和歷史本質的追尋，又放棄了對現實的真實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在語言上則高度感覺化和游戲化，通感泛濫，比喻奇特，構成如同羅蘭•巴特所說的在語言的能指與所指間追逐的色情化、狂歡化游戲。語言從它產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與意義的兩層內涵，先鋒作家們以一種反叛和激進的姿態來實現自己關于文學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語言實驗，是對傳統文學的反叛和挑戰。這種叛逆的姿態來源于他們對歷史共同的觀點和選擇。無論是語言不能承受文學之輕，還是不能承受歷史之重，先鋒派完成了對文學理想的語言實踐，它的得失、經驗值得我們不斷探討和思索。

三、網絡文學———語言意義的擴大

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和在中國的普及，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網絡文學悄然出現。1998年痞子蔡憑借一部《第一次親密接觸》走紅網絡，從而拉開了網絡文學的序幕。網絡文學在最初發展時期，參與創作與評論的大都是草根階層，主流文學界對其持觀望的態度，這一時期網絡文學的發展屬于“自娛自樂型”。直到2003年，資本注入文學網站，VIP閱讀收費制度開始運行，功利性的網絡大量出現，海量的網絡文學作品開始出現，這才引起了主流文學界的關注，一些主流評論家開始涉及到網絡文學的研究。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由于其載體的特殊性———網絡所具有的開放性、自由性、及時性與互動性，創作主體的特殊性———與傳統文學創作者相比呈現出低齡化、泛專業化的特點，同時又受到全球化語境的沖擊，特別是后現代主義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網絡文學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由最初的向傳統文學的靠近逐漸演變為“無政府主義”的狂歡。竇麗梅把網絡寫作的語言稱為口語、書面語之外的，由“虛擬語境”構造的“第三種語言”。她認為“虛擬語境”是“虛擬的客觀因素與虛擬的主觀因素的綜合體現。與傳統語言的語境不同，虛擬語境更突出語言環境、語言主體的虛擬性，沖破原有各種規范和規則，表達更加自由和隨意”。⑥就如于洋在《文學網景:網絡文學的自由境界》中所指出的:網絡語言因為其獨特的數字化生存形式使它更加指涉戲謔性。

在網絡中，繁殖、聯想、創新成為帶有普遍性的動力方式。在這種環境中，語言的引申義、比喻義極度膨脹，這樣一來，語言的“能指”變得更加繁復，它經常迅速滑動，總是割斷人們通向“所指”的途徑，于是網絡文學的語言變得千奇百怪甚至是不可理喻而更加帶有戲謔色彩。⑦網絡語言是言語的游戲，網絡們就用這種恣情游戲來顛覆語言秩序，將語言從意思、邏輯和詞匯等級桎梏下解放出來，造成自由的詞匯和物品的大休閑。如:網絡流行語“坑爹”，爹在中文里的原意是“老子”，坑爹也就是坑老子，而“老子”在一些口語、方言中又可等同于自己，因此，“坑爹”意即“坑害我”，大多是指被對方所欺騙。這個詞一經網絡的流傳，其意義就擴大了，網民多用“坑爹”來宣泄自己的不滿，有被欺騙的意思，同時又包含了微微的“不給力”的意思成分。坑爹是網絡游戲中的常用語之一，在大型游戲中比較常見，其實是玩家用來吐槽和發泄不滿情緒的一種方式，比如說“這游戲太坑爹了”。挖掘其深層含義，指的是玩家抱怨在游戲里面砸的錢太多了。在網絡文學中不僅自創詞的意義擴大了，網絡們還將現代漢語傳統詞匯賦予新的含義。如“大蝦”意思是“大俠”，即對網絡高手這一類人的稱謂;“青蛙”指可愛但不帥氣的男孩;“恐龍”則成為“個性潑辣而野蠻的女友”的代名詞。傳統小說的敘事，人物表情、動作如何只能用文字描述，但網絡小說則巧妙地運用鍵盤中非文字符號進行重組，構成一些具有象形意味的表情、動作符號，如笑臉符號有:“:)”、“7”“:8”，表傷心樣子的是:“:%(”，表流淚的是:“:9(”，表吻的是“(::!”，表歡呼、喝彩的是“＆;”“’()”，等等，這些沒有意義的符號組合形象代替難以直露的文字書寫，既十分巧妙，也很有“網味”。不僅如此，網絡文學語言還打破了傳統的語言禁忌，利用漢語拼音、英文字母、鍵盤常用符號等建構縮略語。如BT表示變態，PMP表示拍馬屁，MM表示美眉，GG表示哥哥;gf、bf、bb、則是girlfriend、boyfriend、byebye的縮略語;《悟空傳》里用“砰砰啪啪•#一*•!”來形容豬八戒與孫悟空爭執而打斗起來的情形。

在網絡文學中作者可將文字、圖片、數字、英文、拼音、圖形、標點、運算符號等任意組合，隨意鏈接，自由地粘貼和插入，使網絡文學語言充滿奇幻般的魅力，增加了個性和視覺效應。常用抽象的數字，經過排列組合，產生出人意料的語言表達效果。例如“520”表示我愛你，“1314”表示一生一世，“39”表示謝謝等。在網絡中所產生的這些獨創性詞匯，一方面將語言的意義層擴大到了極致，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的陌生化、反常化和不符合語法規則而遭到了眾多人的批判。有人甚至認為這種電腦書寫會導致詩性語言的終結。人類自創造語言起，就要受到語言的束縛。幾乎每一種語言都存在著束縛本民族的規范和規則。然而，這也并不意味著作家必須絕對服從這些規則和規范，而是在服從的同時，完全可以通過陌生化或反常化的方法成功地創造一些特殊的語言表達方式。實際上任何文化都存在著語言游戲，都允許人們通過利用音節的顛倒、同音字的諧音，乃至創造新詞等方法，嵌入人為創造的成分，使表達者在看似充滿慣例的語言疆域之中擁有相當廣闊的自由創造空間。這也是文學語言之所以區別于普通語言的一個重要原因。普通語言作為傳遞信息、表達思想的交際工具，常常追求通俗易懂，所以滿足于慣常的語法規范和約定俗成的詞匯意義，具有自動化和正常化的特征。文學語言雖然不能完全擺脫普通語言的慣常語法規范和詞匯意義，但是由于注重語言的選擇和配置，顯示語言自身價值，并能固定心靈，借助記憶重復使用，可以盡可能打破容易使人感覺鈍化的司空見慣、呆板僵化的慣常語言形式，故意使用一些不同凡響的詞匯意義及其特殊配置，在對普通語言進行扭曲、變形的基礎上，使之陌生化和反常化。⑧這種對于普通語言的扭曲、變形甚至影響到文本的意義層次，如梅洛．龐蒂所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與其說是由詞語的普通意義構成，還不如說是在改變詞語的普通意義。”⑨文學語言作為符號，它是具象的，它和客體對象密切相關，但它又是經過作家主觀審美情感改變過了的客體對象，不僅在外在形態上，而且在內在本質上都和客體對象不同了，它強化了客體對象的審美因素，誘發了客體對象所蘊涵的審美意蘊和擴大了它的能指而引起讀者聯想出更多的能指。網絡文學語言的這些變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文學語言的多義性，體現出中國文學語言感性內涵的豐富性。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的后現代傾向，追求通俗、感性、直觀，體現為淺近的平面模式的文化快餐消費，大眾審美文化出現庸俗化、身體化等傾向，舞動著零散化、非中心化的欲望“狂歡”。

中國當代文學成立六十多年來，經歷了一系列的風風雨雨。十七年文學時期，由于對文學政治化功能的擴大，使得文學成為了政治的“傳聲筒”，政治化的語言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色彩，文學擺脫不了“為什么”的功利主義負擔，文學主題、意義的明晰即構成了明確的要求和束縛，從而人為地壓制了文學語言意義豐富性的生成;先鋒文學時期，先鋒小說則不再問“為什么”，而是強調文學主體性，強調作家主體性，認為文本是唯一的真實，作者有絕對的書寫自由，而讀者也有絕對的接受自由和閱讀多重可能性。因此，先鋒小說中主題和意義不再確定，先鋒作家對形式的創新甚于內容，最終導致了語言意義的缺席;網絡文學時期，網絡們對傳統的文學語言進行了顛覆，把數字、符號等納入了文學語言的范疇，利用陌生化、變形等手段使文學語言創造出了新意，從而擴大了文學語言的意義層。文學語言的這一系列變化，引起了很多評論者的深思。有論者甚至提出了“漢語，我想對你哭泣”的觀點，而臺灣作家白先勇將現代漢語目前的尷尬處境總結為“百年中文，內憂外患”，為此，文學界、語言界、新聞界提出了“復興漢字文化”“保衛漢語”“維護漢語的純潔性”等觀點。這些觀點的提出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了文學語言變遷中所出現的問題，然而，任何一個時代文學語言的成熟都需要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文學語言只有通過不斷的變異、演進才能體現出自身的存在。

作者：汪雙英單位：內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第四篇

一、改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教學現狀的措施

根據在各院校搜集的基本信息，以及筆者近年來的從業經驗，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教學的現狀并不樂觀，我們需要從實際出發，結合院校特點，做出適時的改革措施。不僅要在理論上有所突破，也要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以此來幫助這門學科適應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的需求，并幫助學生自身進一步的深化發展。對此，筆者認為主要要做好以下幾點：

1、合理借鑒其他學科的改革方法

根據一些列的可靠調查，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以及漢語言文字學等都在新時代的號召下，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目前已經基本適應了社會和學生的需求。我們在改造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的過程中也要學習他們的基本方法，切實地根據需要進行改革和創新。這些專業的主要改革突進有兩點：一是更新了教學思維模式，二是根據實際需要完善了教學材料。以往在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時候，主要是以解讀文本或是結構作者等方法來進行教學，卻沒有結合實際。目前，在教學中，我們要放開視野，將以往的落后觀點重新改正，做好新一輪的對接工作。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也和其他專業一樣和現實生活對接，讓學生在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過程中，能更為透徹的看待這個社會，學會“以文為鑒”，提高自身覺悟和素養。在教材上，我們也可以適當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加工和改造。盡量將教材和實際生活相貼合，同時也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2、更新教學設施，不斷提升教學質量

隨著時代日新月異的發展，我們的教學設施再也不僅僅是三尺講臺和一張黑板了，告別了過去的落后年代，取而代之的是現在先進的教學設施和設備。為了不斷提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育水平，我們必須適時的革新教育教學設施和設備，利用先進的教學工具，幫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更加貼近生活和實際。提高教育教學的設施和設備，主要有以下幾點好處：第一，教師在教授課程的過程中利用PPT等現代課件，減少了大量的板書時間，使得原來緊張的課程進度變得更加靈活，教師還可以在教學過程中增加更多的課外知識，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中國現當代文學知識的同時，也拓展了新視野和見識。第二，提升教學設備標準，也能增強學生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這門課程的興趣。教師在上課期間利用聲音和圖像、或者是視頻等手段，可以更好地吸引學生學習，加深學習印象。與此同時，還可以幫助他們聯想記憶，在同一時間學習一個流派，比較流派中的各個作家的差異性等。這些對于他們提升自我學術修養是極為有利的。第三，將教學設備提升還可以將抽象化為具體。中國現當代文學其實是一門抽象的學問，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如果能夠很好的將抽象化為具體，就能幫助學生更好的掌握知識。同樣的，這也能擴充他們的自學能力，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更好的學習和發展。

二、結束語

作為學校的基本教學科目，中國現代文學在整個學校教育的運行中起著至關重要而又無可替代的作用。我們看一個學校文學教學水平的優劣程度，就是要看基礎課程能做到如何。由此可見，做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教學改革工作是極為有必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辦法也并不是單一的、簡單的，它是多元的、復雜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想要做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教學改革工作其實是相當有難度的。所以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實踐工作中去。

作者：聶靜單位：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第五篇

一、“對話”理論指導下的師生的雙主體性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把“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作為我們的教育方針，這體現了國家對教育教學角色的定位。在具體的學科教育中，如外語教學及雙語教學領域，教師和學生自主性的研究也是近些年來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因而，這種主體性就帶有雙重的特點。從教師自主的角度來看，由于國內的文化情態和國外不同，“只有將具體的文化環境、社會情景和教學情境有機融入教師自主的核心概念范疇”[1]，才能更好地把握教師自主和學習者自主的雙主體性。中國當代文學課程一直以來的課堂呈現方式是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聽課為輔，教師是教材內容的整理者和傳授者，學生則以被動的方式被灌輸知識；而在課程結束后，學生的知識鏈條也因考核的結束而中止。這對于教師和學生的主體性均有所忽略。而課堂教學本身便是一個雙向的理解活動，根據“輸入—輸出”理論，課堂教學中有一個由信息解碼至信息編碼的多向作用，在此過程中，教師往往根據他的價值觀念、人生理想、思維方式等對現有的材料（如教材及其他資料中的作者生平、創作思想、作品內容、思想來源等）進行篩選分析，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特別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課程，由于其存在時間不長、研究者及其觀點有限，大多數作家作品并未蓋棺論定，因而經常會出現思想的碰撞，針對某些作家、作品、現象、思潮等，國內學者間的評價差異很大，國內學者與海外研究人士之間的分歧更多，因而，運用雙語教學的方式可以使任課教師更好地在中西學者的差異之中游弋，提高其自主進入文本與研究的積極性，在翻閱海外研究者的研究專著過程中也可以更好地進行信息的解碼和編碼，為實現“運用外語進行課堂教學的交流與互動”[2]打下良好的基礎。對學生來說，要想把學習變成一件“樂事”，必經的途徑就是調動學習的積極性并參與到課堂學習及課下閱讀中。雙語教學可以“使學生有機會用外語的思維構建起一種學科性的知識體系和用外語進行思維的學習方式。”[2]按照奧蘇伯爾的“學習遷移理論”的觀念，“根據認知結構的三大特征———可利用性、可分辨度和鞏固程度為原則，盡可能選擇與學生已掌握的知識為依托、為基礎、為階梯的課程，選擇與學生過去的認知結構相接近、相銜接、相融合的課程，就能比較容易地完成知識的遷移，從而使雙語教學比較順利地進行和較高質量、較好效果地完成。”[3]對學習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生來說，他們具有一定的語言基礎。以筆者所在學校的學生為例，中國當代文學課開設在大二下學期至大三上學期，有一年的時間，學生在之前一年半的學習中已完成先設課程如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及大學英語的學習，具備比較扎實的中西語言基礎；而中國古代文學及中國現代文學課也給學生打下比較好的文學功底；再加上文學理論課程對西方哲學理論是一個很好的導入，在此基礎上，運用雙語教學的方式進行中國當代文學的教學，不僅能使學生將所學知識系統化，同時更可利用第二語言打開前所未有的學習天地，將前期的學習加以深化和發展，使學生對受西方影響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思潮有更好的理解，也使其對國內外研究者一些比較新銳的研究方法有更深入的領會，同時為之后開設的課程的學習進行成熟的滲透，形成階段完整的雙語學習。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雙語教學過程中，教師、學生與教材（編者）在思想價值之上是平等的，運用這種教學方式能確立彼此之間獨立的意識，學生在有了思想的獨立性與主體性感受之后，更能在課堂之上帶有強烈的期待視野，希望獲得不一樣的聲音，從而學會更好地尊重他人、承認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思想力量的存在，既承認“有我”，又合理地避免“唯我”，從而以雙語的方式打開師生閱讀和研究的視野。

二、“對話”理論指導下的課堂包容性

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特點即帶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因其時間與現實生活最為切近，觀點雜陳，教材研究處于眾聲喧嘩狀態，能夠將西方百年以來思想的發展融匯于幾十年文學變革中，整個當代文論的形成也是在中國作家與國外作家對話、中國文學研究者與外國批評家之間的對話當中完成的。在課堂上，全部的預設對話者除了教師與學生外，還包括雙語教學對話的內容，即來自于不同“統覺背景”下的作者及批評家。雙語教學過程中，教師通過閱讀甄選外語專業教材，可以發散思維，突破原有教材的疆界，從而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實現多重對話。教師引介相應的外文資料，將讀者、作者、對話者的角色統一于一身，“說者力圖在他者理解視野中確定其話語方位，并進入與這個視野的各種因素對話的關系。說者打入聽者的他人視野，在他人的領土上，在聽者的統覺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4（]P.43）雖然由于現代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速度的加快，很多英文版的作品及研究專著都及時地有了中譯本，但由于譯者“統覺背景”的差異性及中文翻譯過程中有時為了追求“達”和“雅”而放棄“信”的方式，無形中在原著和譯本之間設置了一道籬墻，反而讓我們難以窺見原著者思想的原貌。正因如此，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JeromeS.Bruner）提出的“結構課程理論”可借鑒來幫助教師選擇適合的教材，即需要“以學科的基本結構組成教學的基本內容，并且按照科學的體系加以編排，使教材具有由淺入深的螺旋上升的結構，其主要特征是：學問化、專業化和結構化”[3]。無疑，滿足這樣的結構化體系的教材能更好地實現文化交流的目的，因而雙語教學方式的運用可以使學生在接受外國理論與分析時，采用魯迅所謂“硬譯”的方式，以期更接近原著者的本意，避免因語境差異性導致的對文學作品與理論的“誤讀”。如對紅色經典“革命樣板戲”的理解，曾經出現過舞臺上的黃世仁被舞臺下的觀眾毆打的場景，而現在從接受的角度理解，則要借鑒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提出的戲劇性欣賞要拉開審美的距離，既分享審美對象又不失去自我的觀念，而《悲劇心理學》著作本身便是由朱光潛早年英文著作翻譯而成的。同時，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文本具有相應的召喚結構，看重隱含的讀者（impliedreader）的理解與填充。運用雙語教學可以使教師與學生均以主體的方式參與到對文本、思潮的認識當中，將對話各方的期待視野、知識水平、理解能力更好地整合，實現課堂教學的“互動”方式，將之前的學習經驗、人生體驗等作為參照，達到對學科專業用語、學術思想、科研方法的借鑒。運用雙語教學可以使中國當代文學的課堂更具包容性、多元性，避免單一的文化壁壘造成的思維定式，也能避免跨文化翻譯中接受的誤區，真正達到話語“被人聆聽、讓人理解、得到應答，然后再對應答作出回應，如此往返”[5（]P.337）的目的。

三、“對話”理論指導下的文化差異性

中國當代文學作為非語言學科，運用雙語教學的方式對其進行教與學，目的在于使用母語和外語兩種語言思維，充分利用第二語言的正遷移效應，因而在具體的實踐中就不可混淆二者或者用外語代替母語，而要在二者所代表的文化差異基礎上，以外語促進學生對中國語言文學的理解，達到推廣中國文化的目的，即實現“語言+思維+文化”的多重效應。

（一）學生外語水平的差異

以單一母語進行中國當代文學課程的講授時，可以忽略學生外語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但若進行雙語教學，則要根據學生外語能力的不同進行分類教學。根據本學科及學生的特點將雙語教學的實施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前二十七年文學時期為初始階段，以母語教學為主，適當介紹學生閱讀相應的外語教材，如《劍橋中國文學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由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學斯蒂芬•歐文教授編著，2010年版，其中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與加州大學奚密教授分別編寫了1841-1937年及1937-2008年的中國文學），在課堂上用英語介紹學科術語及理論，培養學生的雙語情境，以學生課下的雙語學習為基礎，輔以課堂之上的適當引導；第二階段，即新時期文學的鞏固階段，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將圖、文、聲、像等非語言行為加入到雙語教學過程中，從而降低學生理解學科英語的難度，更好地形成專業雙語教學體系，教師授課時交替使用兩種語言，將相應的理論、思潮以前期預習、作業的方式布置給學生，僅在課堂之上闡述要點，提示學生運用正確的語言方式加以表達；第三階段，即九十年代文學的完成階段，西方思潮、新的術語更為繁多，要訓練學生置身于兩種文化情境之下學會比較相似的中外作家作品，在課程考核中，也運用兩種語言設置題目，并在口試中根據學生水平的不同，適當增加與學生的對話，檢驗其對問題、理論的認識，以得到更好的評價效果。

（二）中西文化權威性的差異

近些年來，隨著西方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對中國人的沖擊，很多人產生了向西方看齊、全盤西化的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中國當代文學課上是可以有效避免的。首先，大學生的思想基礎比較扎實，經過從幼兒園至高中的學習與訓練，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其次，中文系學生的學習環境較好，可見與不可見的元素均能形成較好的氛圍；再次是學校的環境比較有利，外國語學院中文系有利于培養學生以中文為基礎的雙語思維，同時，中文系學生的培養目標中著重提到了要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將之推廣并融入世界。因而，在中國當代文學課上進行雙語教學，要注重對文化差異性的研究和關注，既要引入國外影響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進程的原版教材、原文著作，同時也要對其分析、評價、甄別，如海外研究者對中國當代文學中主流作家過分的批駁及對邊緣作家評價過高等現象，通過教師引介相應的觀念進行適當引導，讓學生對其本質進行深入思考，不僅能有效地解決文化沖突問題，同時也更進一步鍛煉了學生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從而真正實現學生與作者更好地對話，彌合雙方在認知、心理訴求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達到單純用第一語言授課所無法達到的理解及接受、應用效果，促進學生主體意識的生長，從而“有利于學生掌握兩種語言，有利于學生理解、吸納除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其他國家的文化；有利于學生形成可用兩種語言文字進行思維，增加適應不同民族、國家要求的能力。雙語教學可以培養受教育者形成‘雙語、雙文、雙能’的素養”[6]。“他性與差異的存在被看作形成對話的基本條件，因為沒有他者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對話將無法形成。”[7]故而建立起有效的師生關系、生生關系及不同文化的關系，才能有效地實現“復調”之下的對話，從而更好地將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推向國際。“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過程中，在他們之間的對話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來（甚至這也僅僅是局部的）。”[5（]P.372）中國當代文學課程帶有獨特的學科特性，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下產生的，它本身就帶有對話的性質；而雙語教學方式的運用則恰恰運用兩種語言、文化視域甚至思維方式進行對話分析，形成結構體系，使學生更好地理解中國當代文學。

作者：李敏單位：黑龍江外國語學院中文系

第六篇

一、回顧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價值取向的發展狀況

20世紀以來的文學既堅持自身內在的審美價值，也追求著外在的功利價值。20世紀的中國，內憂外患，因此文學創作不僅重視其文學審美價值，更加追求的是其社會功利價值。當時的人“期望以文學為手段喚醒民眾，擺脫‘亡國滅種’的危難，實現民族國家的自立與強盛”。[2]這種文學的社會功利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希望通過文學來改變國家社會制度和政治命運，其二是寄托文學來改變國民的思想素質和精神面貌。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鞏固政權，文學的社會功利價值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文學成為了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做法嚴重地損害了文學的本質屬性，沒有發揮特有的審美價值功能。改革開放后，文學價值才開始了回歸和重新選擇的歷程。文學漸漸擺脫以往過激的價值取向，重新發現人性。文學開始重在表現人內在情感追求，積極地介入當下的社會生活。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促使了文化的開放和多元。有學者認為“多元只是一種現象，而從價值取向的主體方面來說，實際上仍然是兩大主導傾向：一是文學繼續擔當社會歷史責任，向著現實人生的廣度和深度‘突圍’，文學價值意義和藝術追求體現在介入歷史變革中。一是文學向自我、生命本真深入，向著內心世界‘突進’，遂有各種自我體驗、私人化的表現和生命意義的探索。”

90年代，這種趨勢更加的明顯，文學走向一種私人化的寫作，更加注重人自身內在情感的體驗。進入21世紀，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和飛速發展。作為文學價值體系中的客體文學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市場化、傳播媒介和途徑的網絡化，文體樣式的多樣化、開放化。這些變化，雖然極大地滿足了當下讀者的多方面的閱讀需求，但是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文學的價值取向，必然會受到人們的重新審視和評判。當下中國文學閱讀中，存在讀者閱讀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個人化，作家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價值迷惘現象。這一方面是受到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另一方方面是受到讀者和作者的私人化的價值追求的影響。處于這樣生態下的文學，該以何種價值來引導人們去追求更為高遠的價值目標？是值得當下的人們去重新思索的。在文學批評實踐中，面對越來越豐富多樣的文化現象，文學價值理論越來越無法對之進行簡單的價值定位。當下中國文學受到全球化語境、電子信息時代、中國現實國情、歷史文化傳統、價值多元選擇、精神多樣需求等多種復雜因素的綜合影響，所以面臨著許多與“價值”相關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中國當代文學在肯定和否定之聲中已經走過60多個年頭，必然要面臨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尋找當下文學的價值定位，明晰未來發展方向的使命。中國文學界對當代文學評價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比如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再也沒有好的文學”的指責，近年來關于顧彬“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辯論等等。當下中國文學面臨種種的質疑之聲，人們開始正視文學自身存在的問題，試圖尋找出更加合理的文學價值定位。這場活動為中國當代文學界的各種身份的人，提供了言說的機會和場合，也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分析當代中國文學的不同的視角。

二、一場關于“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討論

在2009年，遼寧日報推出的長達數個月的關于“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大型討論活動。這場活動，試圖在眾多學者、作家、出版家、編輯家等人中尋找到當代中國文學價值的定位。在這場最為集中的他審和自審的過程中，不同身份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當下中國文學現狀，包括作家作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評價。這場活動為中國當代文學界的各種身份的人，提供了言說的機會和場合，也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分析當代中國文學的不同的視角。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重估，有肯定之聲，也有質疑之聲。分別以陳曉明和肖鷹為代表。陳曉明說“這個時代的文學讓我感到驕傲。”陳曉明作為一名對中國當代文學有三十余年研究的批評者，他認為新中國建立60年來的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然這并不是與魯迅、沈從文所處時代的中國文學的高度相比較。對當下文學提出質疑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文藝批評家肖鷹，他持一種“中國文學在走下坡路”的觀點。針對陳曉明的高度說，他提出了自己的反駁觀點。他認為，中國廣大的讀者對當代文學普遍的不滿，大多讀者認為當代文學作品不夠介入當下現實的生活，缺乏感動人心的元素。此外，他分析了文學生存的外部條件，作家的創作能力以及文學批評等方面的問題，來解釋中國當代文學為什么沒有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活動中，除了肯定和質疑之聲外，一些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這涉及傳統文學是否走到了臨界點，對八十年代文學和網路文學的不同態度問題，對作家創作能力的質疑以及評判文學的標準問題等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文化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作為文化之一的文學，出現了傳統文學危機，有人稱之為“臨界點”，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對于顧斌這類不看好當代中國文學的，很多學者認為，他們忽視了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學。面對傳統文學的失落，網絡文學正在蓬勃的發展。雖然傳統的文學批評方式不適合網絡文學，可新的評價體系又沒能得到及時的建構。因此，需要文學批評理論加強自身的理論和實踐建設，“要加快建立行之有效網絡文學的價值評價體系，構建出完整的網絡文學研究理論體系，提供有效的網絡文學研究范式”。[4]這樣才能對網絡文學進行更好的價值評價、定位、指導。

當下很難對中國當代文學價值高低做出完備準確的判斷，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體作家的寫作能力受到了質疑。一些人認為中國當代作家缺乏一種文學堅守精神，容易受到市場、文學觀念、文化價值取向以及大眾閱讀興趣的影響，只是對西方寫作方式粗糙的模仿復制，相對于內容的完整豐富更加重視形式的創新，對生活中人性挖掘很深卻猥瑣，失落了文學中崇高和美的表達。這些問題的存在一方面與中國當代的時代語境、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另一方面與作家的創作態度和價值選擇有關，是選擇創作更具思想性、藝術性的文學，還是選擇創作更加娛樂性、消遣性的文學。對此，作家應以何種態度進行創作成了關鍵點。在這場“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活動中，數十位學者、作家、出版家、編輯家等人從各自的角色出發，來評說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的生存發展現狀，面臨的挑戰危機并提出了新的要求。當下中國文學價值具有多元性，但缺乏主導性的價值體系，因而引發對文學發展現狀、方向、前途的迷茫和焦慮。多元性的文學價值選擇之間的迷失和沖突在當下的文學領域日漸凸顯，文學價值的重建問題也就成為當下文學理論界不可避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三、重建中國當代文學價值體系的幾點建議

有學者這樣闡釋體系的重建：“文學自身價值體系重建，是指側重于對文學本質、屬性、功能，文學表現對象、語言、創作方法、接受等文學本身的價值理論問題和實踐中的價值問題的重新認識和體系建構，包括對文學各具體門類如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特性和價值屬性的重新認識、界定、評價等。”[5]面對當下文學價值觀念的混亂，價值立場缺失的現狀，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合理的文學價值體系，以應對文學的邊緣化趨勢，來堅守文學性立場。21世紀是一個全新的、自由的、多元的時代，文學要適應時代社會要求，要實現自身的發展，必然要重新建構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文學價值體系。這樣的價值體系要求立足中國現實的需要，建立在對中國以往的歷史和當下的問題的深刻把握上，能夠滿足當下人們對文學的期待、價值的肯定和精神的豐富，能有利于實現人全面自由完整的發展。建構這樣的文學價值體系，一時難以拿出具體的方案，但是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進行思考和探索。首先是要在觀念上建立新的文學價值理念，從之前的文學認識論哲學視角轉向文學價值論視角。要將文學自身價值的重建與文學介入社會的價值重建結合，要加強文學理論自身的資源重組。進入新時期，各種各樣的文學觀念不斷呈現和涌入，包括中國古代傳統的文學觀念、現代的形成的文學觀念、西方傳統的文學觀念以及現代的文學觀念等等。這對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建提供了借鑒也造成了混亂。文學價值的多元化、迷失混亂，為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建造成一定的障礙。這就需要我們不盲從、不拘泥傳統的以往的文學價值觀念，力求在新的語境中實現文學理論資源的有效整合，創新運用，從而為新的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建提供理論支撐。其次是要求在文學實踐活動中，加強作家和批評家的價值意識。作家要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有意識的注入某種價值選擇和傾向，力求在作品中體現一種向“善”的導向。批評家也要如此，在文學批評中要包含一種價值選擇和批判標準。這樣才能使文學更好的介入當下的社會現實生活，更好的為之提供合理、公正的價值導向，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最后要在制度上建立多元開放的有主導性的文學價值體系。鼓勵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創新發展。將文學價值體系的建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結合起來。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能引領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建工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所建構的價值必然包含在當代文學價值建構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當代中國的主導價值觀地位，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增強多樣化社會思潮的引領作用。”[6]這其中也必然包括引領當代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建。對于中國當代的文學價值體系的重建問題，我們要以開放的視野和胸襟，立足于中國現實社會的需求，深刻地把握中國以往的歷史和當下問題的關鍵，以此來突破當代文學對多元價值的選擇的困惑。我們應努力地建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相一致的、能體現對人的現實生存狀況關懷的、能體現對人類心靈精神撫慰的文學價值體系。

作者：黃蓉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第七篇

1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連續性分析

從文學的誕生開始，中國文學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其文學思潮的發展也呈現出連續性的特點。所以，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連續性是保證中國文學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基于這一認識，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分析，應重點關注其連續性和整體性。同時，也要認識到文學思潮的含義和特點，重點分析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歷程，認識到文學思潮的連續性對文學思潮重構的重要意義，實現對文學思潮的重構，保證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取得積極效果。從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來看，文學思潮的形成對文學的發展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文學思潮的形成既是滿足文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同時也是保證文學發展質量的重要推動力。所以，文學思潮具有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特征。在某一階段，文學思潮的形成呈現出階段性特點。從文學總體發展趨勢來看，文學思潮的形成具有連續性特征。為此，對于中國文學思潮特點的理解，我們應認識到其連續性和總體成長性，應結合中國文學思潮的實際發展，重點做好文學思潮的研究工作，使得文學思潮能夠達到重構的目的，從而滿足文學思潮研究需要，提高文學思潮的研究質量和效果。

2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必要性

所謂文學思潮，主要是指文學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其主要文學思想和文學的發展趨勢。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反映出了近代和現代中國文學是發展方向，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理念的濃縮。基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快速發展，有效構建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是推動和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手段。目前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快速發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對推動文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結合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經驗，重構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已經成為推動文學發展的必要手段。為此，我們應正確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必要性，做好文學思潮的重構工作。基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特點，在文學思潮的重構過程中，我們要認識到文學思潮的重要作用，要將文學思潮的發展與文學發展結合在一起考慮，保證文學思潮的形成和重構能夠滿足文學發展需要，提高文學發展質量。

2．2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是滿足文學發展需要的重要方法

從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來看，每一次文學思潮的形成和發展，都是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的。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其產生和發展都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從這一點出發，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過程中，我們應將文學重構作為滿足文學發展需要的重要方法來看待。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文學思潮的形成是促進文學發展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文學思潮的重構也是促進文學發展和滿足文學發展需要的重要方法，對此，我們要有全面正確的認識，既要認識到文學思潮重構的必要性，也要學會必要的文學思潮重構方法。

2．3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是促進文學發展的必要措施

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而言，文學思潮的重構已經成了促進文學發展不可或缺的手段。考慮到中國文學發展的特點，如何把握文學發展原則，通過文學思潮的重構，達到促進文學發展的目的，成了提高文學發展質量的重要措施。為此，我們要重視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重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思潮的重構既是滿足文學發展的必要措施，同時也是文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考慮到文學發展實際，以及文學發展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做好文學思潮的重構是十分必要的。

3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方法探討

為了保證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能夠取得積極效果，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實現全面發展，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過程中，就要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3．1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應重視重構的意義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過程中，要想保證文學思潮重構取得積極效果，我們就要認真分析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特點，應對文學思潮重構的意義引起足夠的重視，并結合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實際，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得到有效開展，滿足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需要，為文學思潮重構提供有力的支撐，達到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發展的目的。鑒于文學發展的整體性和長期性，要想保證文學發展質量，就要對文學思潮的重構引起足夠的重視，除了要結合文學思潮的發展特點之外，還要重點探討文學思潮重構的必要性，從文學發展角度出發，積極做好文學重構工作。

3．2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應把握重構的時機

通過對中國文學思潮的發展進行研究后可知，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是整個中國文學思潮的關鍵時期，要想做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就要有效把握重構的時機，不但要順應文學思潮的發展潮流，還要保證文學思潮的發展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確保文學思潮重構能夠對文學發展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把握重構的時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而言意義重大。基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現實需要和必要性，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重構過程中，既要把握重構的時機，也要把握文學思潮重構的重點，保證文學思潮的重構能夠切實起到積極作用和效果，滿足文學思潮重構的實際需要。

3．3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應順應文學思潮發展規律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實際開展來看，把握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原則，順應文學思潮發展規律，是保證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取得積極效果的關鍵。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既是滿足文學發展的必要手段，也是促進中國現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根本。因此，只有掌握文學思潮的發展規律，并做到順應該規律，才能保證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取得積極效果。結合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實際，要想提高文學思潮的重構質量，就要結合文學發展實際，認識到文學重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認真做好文學思潮的重構工作。

4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過程中，要想保證文學思潮重構取得積極效果，我們就要認真分析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的必要性，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發展的連續性有正確認識，最終達到有效重構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目的。

作者：王峭單位：營口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