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形象與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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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家族敘事中的隱性出場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這一政策調整大大改變了地主的歷史境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強有力地推動了文學解放。作家們不再拘囿于非好即壞、非善即惡的二元對立標準。他們開始拋掉一切先驗的歷史評判，重新打量地主原有的和該有的文學面貌。盡管地主被重新納入人民的營旗之下，但是僅僅作為次要人物有了陪襯性、背景性的“出場”。“在場的不在場”與“不在場的在場”成為這一時期地主形象的兩種表現形態。所謂“在場的不在場”是指地主作為非關鍵性人物存在且地主身份并不對故事情節構成實質性推動。如《古船》（1986）中的地主隋迎之將自己的田地、作坊等分給窮人以緩解自己的心理重負，而后像個游士一樣騎馬遠行，最終流盡鮮血死在馬背上。地主作為一種身份附著其身，歷史對個體的重壓以及個體的無能為力才是悲劇的根源所在。《罌粟之家》（1988）呈現了家族沒落背景中兩代地主的沒落。第一代地主劉老俠憑著勤勞節儉的品行積攢下土地和財產，同時也將財富的種子播撒到整個楓楊樹。作為“四十年代最后的地主”，劉沉草的身上處處潛隱著混雜性和斷裂性，即使抹除掉其地主身份，也并不減弱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劇和命運悲劇。所謂“不在場的在場”則是指地主在小說中幾乎沒有正面登場，但通過他人的層層轉述又可以間接勾畫出其基本輪廓。在《諾言》（1988）中，地主之女李朵作為一個核心人物貫穿始終，逃亡地主李裕川則處于缺席。而他的空白卻強有力地主宰了李朵的命運走向。父親的地主身份對李朵及其母親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流傳坊間的種種謠言和全部想象也使李裕川變得無處不在。小說結尾，他的出場將故事推向高潮，但卻是為夜色和槍戰所掩蓋，讀者最后見到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無論是“在場的不在場”還是“不在場的在場”都是對于地主階級身份的一種模糊化處理，作家們為地主形象的“去階級化”作出了努力和探索，但是對于這一形象內在的豐富性還尚待進一步挖掘。他們已經將地主由幕后引至臺前，而如何重新化妝、粉墨登場將由90年代的作家來重新策劃。1990年代：解構語境中“人”的發現如果說80年代的作家對于地主形象的“去蔽”進行了有益探索的話，那么90年代的作家則對其“重建”作出了積極努力。他們努力解開捆綁在地主身上的歷史繩索，將其置放到“人”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同階級性的瓦解相伴而生的是作為人的地主的發現。
《故鄉天下黃花》（1991）中的老地主李文武性格懦弱。他主動交出地契，積極配合，依然無法改變兩次被拖上批斗臺的命運。最能體現李文武性格的是“兩哭一跪”。第二次斗爭大會結束后，李文武一家在寒冬臘月被掃地出門。在跪求無果，又眼見孫子險遭摔死，軟弱的他不再軟弱，“你這個沒人性的東西，我跟你拼了他！”①以死相拼的李文武倒在血泊中。《一個地主的死》（1992）堪稱解構意義十足。余華一再強調地主身份的無處不在，故而頻頻使用地主的兒子，地主家三代的三個女人，地主的孫女這類不厭其煩的稱謂。這是一種以意識形態去意識形態的敘事策略。王香火的抗日義行給地主之子帶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當日本人的刺刀沖向胸腹時，王香火沙啞地喊了一聲：“爹啊，疼死我了。”可見，“愛國”僅僅作為一個外部事件洗刷了地主階級“反革命”的歷史冤屈，但是王香火臨死前對于父親對于疼痛的個人化感知才是作品的歸宿所在。如果簡單地將地主從“歷史反革命”的牢籠提升至“愛國民族英雄”的席位僅僅是走向了另一個為政治意識形態所蔭蔽的極端，回歸到普通人的情感與感知才可真正做到對于地主的重新發現。在尤鳳偉的短篇小說《合歡》（1993）中，地主夏世杰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情種。他不僅像普通人一樣渴求愛情，而且最終為了追求愛情放棄了生命。他按照與夏發子的約定，積攢下足數的糧食換取與呂月的相會。當他奉上最后一升糧食后，兩人吞下砷石相擁而死。這是一個地主遭遇愛情的故事，時代風云和歷史變幻退居其次，一個勇于追求愛情和自由的人的形象躍然紙上。無論是為保護親人而死的李文武，還是為國捐軀的王香火，抑或是殉情而死的夏世杰，他們都只在某一個人格方面有所側重。這一時期最具豐富性和感染性的地主形象當屬《白鹿原》（1993）中的白嘉軒。思仁重義構成他魅力人格的核心品質，克勤克儉、慷慨大方、以德報怨、處亂不亂則成為他豐富人格的有力支撐。在這個腰桿挺得太直的地主身上，我們發現了如此多的優秀品質。有研究者稱：“白嘉軒不愧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寫’的地主。”②其實，“大寫”的地主還不能充分凸現出人性化的文學觀，只有“大寫”的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之審美觀照。白嘉軒不僅在“地主”這一形象系列中耀眼出眾，在整個當代文學人物走廊中也大放異彩。簡言之，90年代的文學對地主形象的闡發已經回歸到人本身，重新確立起人的尺度，并對其人格的豐富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挖掘。新世紀以來：傳奇渲染中的人性蕩漾新世紀作家在面對歷史資源與文學記憶的同時，也在努力追索新的生長點。在一個更為寬松自由的文學場域里，他們充分伸展開想象的翅膀和思想的觸角，擺脫了常規的敘事羈絆，為地主披上了傳奇的外衣。剝開這層外衣，我們看到的是作家精心栽培的人性內核。莫言的《生死疲勞》與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于2006年分別面世。籠統地說，這兩部作品其實面臨同一個潛在的問題，即“地主死后怎樣”？對此《，生死疲勞》與《第九個寡婦》提供了兩種可能性——死后輪回與死而復生。小說中，地主西門鬧成為第一敘述人跳到臺前大聲控訴、大肆叫冤。單干戶藍臉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一畝六分地，而為驢為牛的西門鬧與以一己之力對抗集體的主人忠實相伴。這是一對奇妙的組合。昔日的仇敵變成今日的伙伴，歷史的冤結在朝夕相伴的生命關懷中消失不見。在西門鬧人——獸——人的生命軌跡中，歷史逼迫他遺忘的恰恰就是他投生前不能釋懷的。
當他歷經五遭畜道后，漸漸遺忘了冤屈，放下了仇恨，才終于擺脫了畜道再度為人。西門鬧的死后輪回歷經了一個從獸性回歸人性的醒悟過程，但這種醒悟維系著西門鬧個人的成長與蛻變。而人性是向內的，更是對外的。于內，它規約和更新著個體自身的言行與感知；于外，它又引導和感染著個體以外的他者的言行與感知。人性是星星之火首先點亮自我的內心，其次又必須是燎原火種驅散他人心頭的黑暗。在《第九個寡婦》中，我們找到了這樣的燎原火種，同時也見證了一場催人淚下的人性復活。勤儉致富、為人謙和的地主孫懷清在一系列歷史的錯亂中被判處死刑。兒媳王葡萄把他從尸堆中救出，一條原本奄奄一息的生命在歷史遺忘的角落里一活二十年。歷史的虛偽和斗爭的殘忍使得人們開始了狂熱之后的人性萌動。孫懷清的死而復生訴說的是一個普通人的傳奇故事，這傳奇里燃起一個由弱而強、由己及人的人性理想。在瀕死的孫懷清剛剛獲救之時，作者首先描寫的是他的眼睛，這是一雙死里逃生的眼睛，“里面的光很弱，葡萄不知它能亮多久”。葡萄的奉獻與犧牲使這份微弱的生命之光一點點燃燒起來；孫懷清的死而復生使他寬恕了他人及歷史強加給個體生命的一切不公正；鄉親們用無言的行動對歷史脅迫下的人性虐殺作出了自覺懺悔。孫懷清最后藏身的那座矮廟儼然化身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如果說孫懷清表征著生命與人性本身的話，葡萄則是生命與人性的拯救者和守護者，后來醒悟的鄉親們則成了依循人性而來的追隨者和朝拜者。奉獻、犧牲、寬恕、懺悔共同搭建起一個人性蕩漾、愛意融融的新世界。
二、人性話語的歷史流變：無視中踐踏——探索中發現——重建中修復——呵護中頌揚
透過地主形象在各文學分期的差異，我們不難發現作家人性意識的潛在流動，即無視中踐踏——探索中發現——重建中修復——呵護中頌揚。當代作家在借助對地主形象的反思來重建人性話語時表現出一種整體傾向性。他們基本選取了仇恨和暴力兩大切入口，在對仇恨的描摹及暴力的闡釋中冷靜剖析著人性的歷史性狀。第一，仇恨。地主形象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而地主與農民的關系則成為其中最為核心的所在。仇恨是理解二者關系的關鍵詞。表面看來，地主和農民分別作為仇恨的主體和客體而存在。但是這種仇恨關系的確立卻是政治力量強行介入的結果。掌權者巧妙利用了二者之間財富（包括財產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經濟狀況，人為地劃分出兩大水火難容的陣營——地主是既富且惡的，農民是既窮且善的。富是窮的根源，而善必須把惡打倒。至此，地主和農民之間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被篡改為剝削與被剝削，批斗與被批斗的關系。而支撐起這種新型關系的即是蓄意煽動起來的仇恨。這仇恨并非具體化的私人恩怨，而是被積極策動、刻意激化的階級仇恨。正如《暴風驟雨》中所描寫的，“報仇的火焰燃燒起來了，燒得沖天似的高，燒毀幾千年來阻礙中國進步的封建，新的社會將從這火里產生，農民們成年溜輩的冤屈，是這場大火的柴火。”再看為配合斗爭地主而急就的一首秧歌調：“千年恨，萬年仇，共產黨來了才出頭。”類似這樣群情激奮、斗志昂揚的場面在80年代之前的同類題材中屢見不鮮。“從表面上看，這種文學寫的是轟轟烈烈的‘熱場面’，實際上，恰恰是面對人類不幸而無動于衷的冷文學。它完全喪失人性的光輝，離文學的本性是很遠的。”③在仇恨的眼睛里，只見敵人，沒有“人”，而敵人都是死不足惜的。在階級仇恨的名義下，地主首先被“非人化”，“非人”的他們注定要被嚴酷鎮壓，淪于滅殺。他們的生命得不到尊重，他們的權利被任意踐踏，他們的歷史作用必須是且惟一是“開歷史倒車的”。“仇恨，具有一種幾乎無限的能力，能夠將受害者非人化，能夠摧殘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和憐憫。”④仇恨對于同情的扭曲實際上關涉人的本性問題。由此，仇恨的消解與釋懷對于人性修復以及情感回歸有著重要意義。在人性視域的觀照下，作為仇恨主客體雙方的農民和地主必然面臨全面瓦解和重新建構。白嘉軒與鹿三（《白鹿原》）為我們呈現了一對和諧融洽、充滿暖意的美好組合。他們雖有主仆之名，但卻情同手足。白嘉軒每每稱其“三哥”，而鹿三則直呼“嘉軒”其名。嘉軒仁義，鹿三忠實，嘉軒勤勞，鹿三能干，他們之間的和諧狀態是對于以往主仆關系的反撥，也表明了作家建構理想人性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是可貴的，但是沒有擺脫主仆關系的束縛因而難避局限。莫言在《生死疲勞》中則以“主仆顛倒”的策略再度打量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地主西門鬧轉生為畜，與昔日的長工藍臉構成嶄新的主仆關系。在兩人反主為仆、反仆為主的身份倒錯中，過往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漸被歷史的風沙所掩埋。其實遺忘歷史的過程也是淡化仇恨的過程。當歷經四道輪回，西門鬧自以為冤結已解故申請投胎為人時卻遭到拒絕，閻王要他再做兩年猴才可轉世為人，原因是西門鬧心中還有仇恨。這無疑是在表明：唯有放下仇恨，才能擺脫畜道（獸性），再度為“人”。嚴格說來，若要將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修復到健康自然而又充滿人性的狀態，階級仇恨和主仆關系是都要徹底拋棄的。讓地主回到人，那他就是與農民無異的人。
人與人之間本該有的最理想化的關系是自由、平等、博愛。而凡為這一關系的發現、建構和頌揚作出努力的文學必定是充滿人性的。《第九個寡婦》為我們提供了出色的范本。在斗爭地主孫懷清的過程中，王葡萄的童養媳身份讓工作隊成員如獲至寶。他們處心積慮地希望喚醒葡萄的階級覺悟，試圖再造出史屯的“黃世仁與喜兒”。盡管使出渾身解數，他們的啟蒙還是以失敗告終。這個他們認為比喜兒受到的壓迫和剝削更為深重的葡萄仍“不開竅”地稱孫懷清為“爹”。也正是她的笨、拗、傻、真守住了尚未被階級斗爭全盤異化的道德底線和人性底線。在彼此關懷、相互體貼的生命歷程中，兩人之間原本的公媳（地主與童養媳）關系最終升華為生死相偎的父女關系。再看孫懷清與村民的關系。當歷史的陰霾散盡，“村里人漸漸忘了孫二大是個被他們斗爭、鎮壓的人，他們又把他想成一個能耐大的長輩，遇到事，他們就遺憾不再有這樣的長輩為他們承事了。”這種遺憾里其實潛隱著一種無意識的懺悔情懷，也是重新面對歷史受害者的一種清醒姿態。他們被生命的韌性與強大而震撼，卻不再像當年那樣麻木而冷漠地無視甚至踐踏生命。可以說，正是對于生命的尊重、珍惜與呵護有效修復了曾被損傷的人心，也重新構架起匍匐于民間大地的人性理想。第二，暴力。仇恨的火焰一旦煽動起來，人們內心的破壞性沖動就被大大激活，這種被極度扭曲的情緒得以全盤釋放的最直接途徑就是暴言與暴行。
在斗爭地主的過程中，語言暴力（“訴苦會”、“憶血債”）和行為暴力(致死致傷)同時存在。在80年代之前的絕大多數作品中，這兩種形式的暴力具備“單向性”特點，即這種暴力的“合法權”掌握在工作隊手中，而農民在鼓動之下成為暴力最直接的實施者。“還鄉團”的登臺露面使暴力的單向性遭遇質疑。還鄉團以逃亡地主為主體，懷著報復性仇恨伺機反撲，用甚于他們所受到的暴行制造血案和屠殺。還鄉團與積極分子之間這種以屠戮生命為主要手段的暴力博弈實際上造成了以暴反暴的惡性循環。“草菅人命的直接后果是滋生了仇恨，于是就有了逃亡，有了‘還鄉團’，有了此起彼伏的仇殺慘案。”⑤在《古船》中，作為地主后代的隋抱樸既意識到暴力的毀滅性，又對其根源進行追索。哀求、恐懼、哭訴在還鄉團被仇恨燒紅的眼睛里統統失效，沒有激起一絲一毫的憐憫和同情。面對尸堆成山的洼貍鎮，人們悔恨當初“沒有把那些家伙更多地宰一些”，并靠著“回憶著會上（批斗會）的一些細節，用來解著恨”，甚至“恨不能重新開一次才好”。由此，新的仇恨的種子已經落地生芽，人們對于新的暴力的施展也充滿了心理期待。然而，在仇恨不斷衍生、暴力繼續循環的怪圈里，人類將異化為永遠難以把握自身的苦難載體。借隋抱樸之口，張煒以“好好尋思人”為立足點，提出了對于暴力根源的反思，“他的兇狠、殘忍、慘絕人寰，都是哪個地方、哪個部位出了毛病？先別忙著控訴、別忙著哭泣，先想一想到底是為什么吧。”隋抱樸在回溯歷史中發現了一個陷落在鎮史之外的世界。那是一個地主家庭遭遇瘋狂鎮壓、殘酷迫害而淪于滅殺的陰暗世界。地主“畏罪潛逃”，人們把仇恨轉嫁到其家人和子女身上。一個在外讀書的少爺頂替父親被藤條抽死。一個地主的女兒在看守中莫名死去，草葬后的尸體又被挖出綁在樹上，“她身上有一塊塊血印、傷疤，可全身還算雪白的。沒有一絲衣服，閉著眼，像睡著了。乳頭沒有，上面結了黑黑的血塊。……他們在她的陰部插了一根蘿卜！”無論是對活人的欺凌還是對死人的羞辱，都是對于生命價值的侵犯和生命尊嚴的污蔑。它們最有力地表明了：在暴力行徑的誘引下，一個人內心潛隱的惡可以被激化到何種駭人聽聞的程度。仇恨成為暴力的根源，而暴力則變身為仇恨得以宣泄的手段。仇恨與暴力所搭建起來的人與人的關系顯然悖于情理、極度扭曲。然而，“被施暴”或許可以成為施暴的一個原因所在，但并不能成為其合法性的有力依據。暴力同時存在于地主和農民身上，在以暴反暴的惡性循環中，人性則滑向獸性的深淵。有論者指出：“《古船》對于暴力的反省達到了文學史上的最高水平”。⑥無論是哪一方掌控了施展暴力的權力，也不管是哪一方成為暴力鐵蹄下的受害者，生命自由和生命尊嚴所面臨的踐踏和毀滅是等效的。而所有問題的糾結纏繞最終又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人”，就像隋抱樸苦苦追問的那樣，“人哪，你到底能走多么遠？就一直走下去嗎？讓人最害怕的絕不是天塌地陷、不是山崩，是人本身。”⑦沿著張煒對于暴力根源的反思，尤鳳偉在“暴力的避免是否成為可能”的文學向度上邁出新的步伐。在《諾言》里，地主之女李朵化身為“去暴力化”的積極探索者。她與易遠方為避免流血和殺戮而彼此承諾的人性理想在鏖戰中灰飛煙滅。然而，民兵胡順（《小燈》）卻用自己的死，托起一盞人性之燈。在人性之燈的照耀下，暴力的避免不再是虛妄的神話。由于害怕因盲目暴力導致的死亡悲劇再次上演，胡順放掉了關押在學堂的地主及其家人，自己卻被民兵舉槍擊斃。由此，階級性和革命性不可能將人性整個覆蓋，它們與人性不能完全耦合的“盲區”為人性的種子提供了生長空間。“《小燈》寫了運動當中的一個例外，人性之光在瞬間的微弱的一閃。”⑧正是這“微弱的一閃”賦予胡順無畏的勇氣，他以自己的生命舉起人性之燈，驅散了暴力與黑暗。他的死隱喻著人性的三重勝利。
首先，暴力的避免成為可能。逃掉的地主及其家人不必遭遇由盲目暴力造成的流血與死亡；其次，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遭遇阻斷。當復仇歸來的還鄉團血洗周邊村鎮的時候，胡莊成為惟一幸免于難的村子；最后，人性烏托邦的拔地而起。恰如文中所言：“后來的胡莊自是隨著歷史的河流不斷地流淌，于漫長的歲月里雖經過了許許多多災禍和劫難，但那里的人卻始終睦鄰友好，相安無事，沒有兇險的事情發生，沒有人‘非正常死亡’。”⑨與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所截然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由人性點燃、步步提升的良性互動。人性的浮現與壯大為暴力的逃遁與退場打開通道，而流失的生命價值與個體尊嚴終于從革命與歷史的塵埃中抬起頭顱。因之，通過對于地主形象譜系的考察，我們窺探出當代文學人性話語的歷史變遷。在所謂階級斗爭理論的話語霸權下，被建構起來的仇恨與被權力默認的暴力無疑扭曲了地主形象及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仇恨是人的內在情感的異化，而暴力則通過激烈的行為使得這種異化情感得到最為徹底地宣泄。兩者的媾和無疑最大限度地扭曲了人性的本來面目。90年代以來的作家們正是在消解仇恨及祛除暴力兩種思維路徑上，對于“地主”這一文學形象進行了具備“祛魅”性質的“再解讀”。恰如史學家所言：“‘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⑩這種“再解讀”又絕非僅限于對這一革命他者的撥亂反正。對作為“人”的地主的重新發現不僅僅涉及對于現代革命話語的重新評價問題，它同時也表征著新時期以來人性話語的復歸與壯大。在新時期作家的藝術探索之下，“人的文學”擺脫了階級話語的桎梏與意識形態的壓迫，對地主等革命他者進行了重新反思，在文學的園地里高高豎起了“人性”的旗幟。
作者：王冬梅單位：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