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改革觀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以人為本改革觀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2004年2月28日上午，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京召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座談會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原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副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顧問張皓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改院院長高尚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劉世錦，中改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等20余位領導、專家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主持。以下是專家的發言內容。
一、建議開展一個“以人為本”改革觀的全社會大討論
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在這段話里，一是“堅持”，一是“樹立”，一是“促進”?！皥猿忠匀藶楸尽弊鳛榻y帥性的東西，“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促進”是目的，最后達到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第一，我認為“以人為本”就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是一致的。兩年以前我提出“民本經濟”的概念，并對什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括為五大特征：一是“以民為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礎；三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四是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保障；五是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提出“以人為本”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使得我們各項工作，有一個統帥性的思想。我們改革為什么？我們發展為什么？我們所有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堅持以人為本，應該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的長遠指導方針?？茖W的發展觀必須通過改革作為動力來實現。因此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改革觀。
第二，如何確立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我們承認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的創造者，也是先進文化的創造者。我們過去也講過，人民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既是建設社會主義主體，又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改革和發展的主體。只有把人民的主體地位確立起來，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以人為本，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第三，如何理解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堅持以人為本，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設想未來新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經濟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是什么？我看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而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必須通過人的全面發展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是不斷提高人們的素質，不光是滿足人的物質需要，還要滿足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要使人的內在創造性激發出來，創造更多財富，滿足人的各種需要。人的全面發展是所有的人得到一個公平的發展機會。
第四，人的解放，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才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而不是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把納稅人的錢通過財政集中起來，然后去投資各個領域。又把老百姓存入銀行的錢，大部分貸給國有企業，其結果，由于效益不好，不僅沒有回報，還要財政補貼。這種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家財政三位一體的體制再也不能繼續下去。政府應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我們經?？吹綀蟾胬锩鎸懀{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誰來調動？政府來調動，主體是政府。我們常說造福人民，誰來造福？主體還是政府。實現老百姓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成為政府造福人民的基礎。主體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政府沒有本錢去造福人民。人民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創造財富，自己富起來。如果人的創造性、內在動力發揮出來了，那么其他的事情就好辦了。
第五，如何通過激勵機制來激發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滿足人的各種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發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大家有積極性，創造更多的財富，才可能享受生存、發展的需要。
第六，落實“以人為本”的關鍵在于政府轉變職能，真正做到“執政為民”。政府治理改革和職能轉變是當前改革的重點。政府要真正做到象十六屆三中全會講的那樣，切實把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要把管制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一是提供公共產品，二是搞好公共服務。
第七，掀起一個以人為本的大討論。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突破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比如不能籠統去批“西化”，因為許多先進技術都是從西方來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就是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辦事。西方的一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鑒。
堅持以人為本，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但是如何貫徹落實，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改革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我建議開展一個以人為本的全社會大討論。
張皓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顧問）：
“以人為本”，建設一個全面、協調、發展的社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以人為本”和“以民為本”還是有區別的，“以人為本”是“以民為本”思想的發展?！耙悦駷楸尽痹诳酌现v治國安邦之道中已有之。18世紀歐洲民權主義發展為理論，后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里面就有這個思想。在中國，歷來“官”和“民”是對立的關系。這次提出“以人為本”，是一個很大的進展。“以人為本”是以人的發展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這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發展不光是建立一個富裕的社會，物質上的富裕繁榮，社會的發展要以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為目標，就是把求得人的徹底解放，作為人類最終的發展目標。
常修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
現在領導層講“三民”是很好的，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真做這三條很不容易。但是怎樣才能做到“三民”呢？還有什么更深層的東西呢？我認為需要第四個“民”，即“權為民所授”。應當是讓人民居高臨下看干部，而不是領導居高臨下看人民。
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發展，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人的“解放”，一個是人的“自由”地全面發展。這很深刻。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卡內帕請他給《新世紀》雜志題詞，他考慮再三說我不題詞了，說從馬克思著作里面找出一句話，也是最欣賞的一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說，“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F在簡化了，人的“解放”被淡化了，“自由的”一詞也被淡化了。
趙曉（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
以人為本的改革觀要重視“人的全面發展”，但是，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當然不光是要重視人在經濟領域的發展需求，還應該重視人在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發展需要?？茖W、全面、協調的發展不僅包括經濟與社會以及自然之間的平衡,還應該包括更廣泛的發展,比如政治、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里面，有很多新的提法，比如“五個統籌”，這很好。但政治、文化沒有包括進去。真正全面協調的發展，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僅是我們以前談的精神文明，還包括信仰，道德，文化等諸多與人相關的內容)等各面全方位的發展。丁元竹（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以來，“以人為本”的提法逐步被我國的學者接受，“人權”概念也不再被作為資本主義的“專利”。這一方面是對“”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認識到“人本”和“人權”等概念既反映階級性的內容，也有反映全人類共性的內容，不能簡單絕對否定。“以人為本”的提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在不同的國家，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都具有不同的內容。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尤其重要。在社會發展領域，可以使用“以促進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提法。這樣做：其一，這實際上與馬克思主義主張的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講法是一致的。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人類自身的素質。經濟發展必須滿足絕大多數人類的需要，并推動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趨向于更公平，更合理。經濟發展必須以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為目的，而不是造成社會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二，發展中國家講“人權”最重要的是要講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我國人民在解決溫飽進入小康之后，已經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問題，下一步要達到更寬裕的小康，就是要使人民在其生存權得到普遍實現后，進一步實現其發展權。其三，這樣也可以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提出的“以人的發展為中心”保持一致。
二、“以人為本”，是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上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
第一，提出“以人為本”，是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上的一次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認識問題上的一次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也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馬克思主義，有早期和成熟期的區分。馬克思寫出來的東西，可能有些最好的思想在初期。
馬克思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講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包括解放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是人，也處在不幸之中，無產階級受壓迫，資產階級也處在異化狀態。搞社會主義革命，搞，包括改革開放以后，講GDP，GDP成為目標，這里面我們需要吸取什么教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把手段性的東西作為最終目標，反而把最終目標忘記了。再一點，把一些階段性的目標作為最終的長期目標。
第二點，講“以人為本”，要關注現實中的三個問題。一是以解決大多數人特別老百姓的問題為主。提出“以人為”本很好，比“以民為本”前進了一步，但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強調“以民為本”仍然是重要的。仔細分析，“以人為本”實際生活當中人人都在貫徹，關鍵是這個“人”指的是誰？像地方官員把GDP搞上去，可以得到重用、提升，是以什么為本？是以“個人”為本，或者以升官為本，以官位為本?，F在社會上辦事的都是人，人都有一個利益驅動。前年在中央黨校學習了一年，主要討論如何貫徹實事求是，大家感到最需要研究的是為什么不實事求是。“以人為本”涉及很多的理論問題、體制問題，要更多考慮大部分人的問題，老百姓的問題，特別是農民的問題，畢竟占中國大多數。二是弱勢群體的問題。這個問題相當的突出?，F在講表達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起來難度很大?？匆幌旅襟w，有錢人的聲音很大，有錢就有話語權?，F在社會上聲音多的一些人，是有財富背景的。我們不是說強勢群體不能發出聲音，現在問題是嚴重的失衡。三是人的全面發展問題。首先是生存問題。其次是就業、參與經濟活動，這要求有公平的市場環境，應該說現在環境還是不太好。再次，表達權和參與權。“以人為本”，所有的人權力是平等的。我們原來講官員是人民的公仆，從某一方面講是對的。但你也是人，跟老百姓權力是一樣的，管人的和被管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不管多大的官，你首先是一個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基本權利。
最后，從政策角度看，第一還是以市場經濟的思路和方法推進市場經濟發展。市場經濟本質就是人本主義的經濟。市場經濟首先強調“消費者主權”。從事經濟活動的是誰？是第一線最了解情況的人。我們口頭上講市場經濟，而操作上往往是計劃經濟，包括最近對經濟過熱的理解問題，認為市場一旦放開肯定要過熱，肯定要亂，不相信市場有平衡供求關系的功能。其實，你真正放開市場，市場也不會熱這么厲害。第二個問題就是政府職能。現在的問題是要加快政府職能轉換。政府工作人員違規，怎么約束它？有效的辦法也不多。第三就是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問題怎么解決？不同利益集團的話語權嚴重失衡，這是不可持續的。
陳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第一,“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是對我們原有認識的重大調整。比如在很長時間內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斗爭理論”總是首先把社會矛盾區分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然后強調以哪個階級為本。黨的“十六大”說，我們不應當再以人們有產還是沒產、資產多少來區分人們在政治上的先進與落后。這就是以人為本。再比如，過去我們熟悉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現在國家機器的作用仍不能否定，但在此基礎上我們鞏固執政黨地位的根本大計是“執政為民”。這就是以人為本。
第二，改革就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耙匀藶楸尽钡陌l展觀強調用協調的辦法，而不是對抗的辦法、一方打倒另一方的辦法來對待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我們曾長期依靠否定一切原有社會財富契約，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辦法來解決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而現在黨的“十六大”提出，我們要用“讓社會各利益群體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辦法來解決這樣的矛盾。這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最深刻的內涵。
第三，要準確把握“以人為本”改革觀的范圍，不能無限夸大。
一方面，在過去長期過程中，我們吃過否定人、忽略人的大虧；但也同樣吃過無限夸大人的作用、地位的大虧。比如“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后一種認識也同樣給我們的民族帶來過巨大災難。在這個客觀物質世界中，人不是中心。其發展、運動、變異等方面的規律并非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另一方面，我們決不能忽略辯證法?！耙匀藶楸尽笔潜举|。但在市場經濟中，本質和現象經常是顛倒地表現出來的。比如在改革中，我們就得把國有資產回歸到“國有資本”這種與人、與勞動者利益直接對立的社會屬性上。這種顛倒是符合規律的。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發現和深刻論證了這種本質與現象顛倒的必然性、合理性。
第四，要分析眼前的改革中有什么新傾向?，F在有兩種輿論趨勢不應忽視。一種是趨右的傾向。例如在提出農民問題時，好像現在農民苦、農民窮是共產黨沒有把事情辦好，或者共產黨根本就不能把農民的事情辦好。中國確實存在很多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這個事實不應否認，而且還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解決。但是必須說明白的是，這些矛盾是今天才有，還是過去歷史上長期就存在的？經過這些年的改革發展，我們解決這些矛盾的物質基礎是強大了，還是弱化了？中國農民在改革中總體的生存狀況是明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再進一步說，農民問題能否在一個晚上，或者短期內就解決好？對這樣的聲音，“以人為本”改革觀應當給以科學的回答。另一種是趨“左”的傾向。有人說，既然是“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國家就應當多辦、大辦國企；國企就應當負有把職工養起來的責任；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就是不“以人為本”。對這種聲音，也應當有正面的回答。
三、“以人為本”改革觀和發展觀的關系
范恒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
“以人為本的改革觀”這個題目出得很好。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確實來之不易，它是歷經數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曲折實踐，用很高昂的成本換來的真諦，是關于發展觀的一個歷史性的重大突破。這個發展觀可以概括為“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這個基礎上引申出“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是很順理成章的。三中全會的《決定》是專門講改革的文件，而在這樣一個專門講改革的文件中提出新的發展觀，本身就表明了它們之間的邏輯聯系：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寓含著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本身就是一個改革的過程。不樹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不按以人為本的要求推進改革，就不可能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觀。
1、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人。我們行為的目的是什么，長期以來并沒有搞的太清楚。發展的目的沒有搞清楚，改革的目的也沒有搞清楚。其實，發展和改革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明確揭示過這一點，即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馬克思把人的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即從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擁有人身強制的人對人的依賴的階段，向在物質條件不豐富情況下以追求物質利益為基本目的的人對物的依賴的階段發展，再到既不依賴于人，也不依賴于物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階段。后一個階段指的是共產主義階段，它以兩點為前提：一是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能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二是人的素質的極大提高，人人都為他人而工作。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礎。這就是說，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應該圍繞人的需要，人的自由來推進發展，同時選擇發展的內容和道路。但如何能夠實現發展，實現有益于人的發展的發展，毫無疑問要靠一套體制，而這不是一般的體制，是能夠激活人，有利于人的體制。建立這種體制，需要靠改革，但不是一般的改革，是立足于激活人、有利于人發展的改革。所以，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人，而以人為本的改革，才能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歷經曲折而不敗。如果說以人為本的發展是目的，那么以人為本的改革是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可能比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更具基礎性，也更有針對性。
2、改革措施的制定與選擇要立足于關懷人。改革是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體現的。改革要以人為本，核心是使改革措施以人為本，而其中的關鍵是關懷人，即從現階段的人的特點或實際出發，提出有利于增進人的物質利益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措施。換句話說，所提出的改革措施，要體現人性，要考慮人情，要尊重人權，不能超越人的發展階段，不能忽視人的需要。比如說，現階段的人還是利益人、經濟人，我們不能脫離這個實際去搞改革，去制定改革措施。我們一定要學雷鋒，如果沒有雷鋒精神的召喚和雷鋒式的行動，社會就不能進步。但我們不能把社會上所有的人都看作或定義為雷鋒，如果人人都是雷鋒，或都被定義為雷鋒一樣的人，那學雷鋒就沒有必要了。我們現階段的絕大部分人既不是雷鋒，也不是壞分子。這就是人的實際。要從這個實際出發來進行制度設計，來推出和選擇改革措施。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要學會用利益機制來激勵人、約束人。與此相聯系的另一點，就是改革措施的推出，要適當考慮現階段的利益格局。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格局，應該適當考慮所有人的既有利益基礎，盡量通過增量改革來解決利益差別上的不合理懸殊，這樣有利于改革的順利推進，并最終解決難以解決的問題。制定改革措施時要充分考慮并適當照顧既得利益，并不是不要剝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這兩者是不矛盾的。
3、改革的重點應是束縛人發展的體制和濫用權力管人的人。既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那么很自然，束縛人的發展的一些體制都應該根據現實條件及時或逐漸進行改革。而那些濫用權力管人的人不僅在濫用著人民的權利，而且很可能是束縛人的體制的構建者和維護者。因此，堅持和落實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同時也應該通過改革，用制度和法律去約束那些濫用權力管人的人。按照以人為本的要求推進改革，解決束縛人的發展的體制和權力的濫用，這樣三個方面的體制建設很重要：一是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種所有制結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既能夠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又能有效擺脫外部力量的不合理約束，是一種體現以人為本要求的經濟成份。二是努力構建公正的規則體系。規則是約束人的，但是沒有規則看似每個人都不受約束，實際上卻是少數強勢者對大部分弱勢者的約束，是少數人的自由。公正、公平的規則看似人人都受了約束，但真正受約束的是少數希望行使特權的人，是實現了大部分人的自由。所以，公正的規則體系是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的條件，在改革中，要大力加強規制建設，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體系，這里的關鍵在于體現的公正性。三是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構建服務型政府。政府部門，政府官員不應高高在上，其真正合理的職能是為社會、為人民服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很多重要的改革。但只有把熱衷于管、審、批的管制型政府真正轉變成為致力于扶、幫、助的服務型政府，則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才能真正落實，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活力，最高程度地構建社會和諧，使各方面都積極充分調動起來，最終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
趙曉：
“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和“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沒有任何矛盾的。因為改革是為發展服務的?！耙匀藶楸尽钡母母镉^有兩個特質。一是為所有的人服務，而不是為部分人服務。二是滿足人所有需求，而不是部分需求。
“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有四大突破：
第一，“以人為本”改革觀的建立，有利于我們從執政黨變為革命黨。執政黨首要的任務就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它只為朋友服務，只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一部分階級服務。而另外一部分是專政的對象。但在“以人為本”的改革觀下，執政黨要向革命黨轉變，不再有原來簡單敵人和朋友的兩重劃分。包括犯人也不再是我們的敵人。
第二，從過去注重效率或者效率優先的改革，轉向以公平為目標的改革。
第三，由過去只注重人的物質需求的改革轉向滿足人全面需求的改革。
第四，使制度平臺，從專制的權力架構轉向公權與私權界定清晰的新的制度平臺。
“以人為本”改革觀可能蘊涵兩大問題：
第一，現在所謂的“以人為本”還是官本位下的“以人為本”，而不是民本位下的“以人為本”。這種官本位下的“以人為本”，很可能會擴大政府的作用。比如最近提出制定最低工資法，這是非?；奶瓶尚Φ?。
第二，我們的改革一直是以擴張人的需求為取向的，而不是適當約束人。我們過去只講人的物質需求，把人當成動物來看，認為老百姓的需求就是物質需求，導致的結果就是大家追求金錢，從個人崇拜到金錢崇拜。我們現在除比較注重人的物質需求之外，還注重政治需求，包括話語權、知情權等等，但沒有注重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如果你把百姓當成動物看待，那么百姓也會那你當動物看待。在西方，政治、法律和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現在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突起，這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我一直研究西方文化、道德、信仰問題。有一個結論就是不要把市場經濟認為是“以人為本”，市場經濟做不到“以人為本”。
丁元竹：
從“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進入到“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是一個很大的進步?，F在回過頭來看看，“九五”我們提出兩個轉變，但從“九五”到“十五”并沒有從根本完成這兩個改變。為什么？原因在哪里？仔細看一看，這與當時的改革指導思想有關。
當時提出實現體制改革和增長模式的根本轉變，起中把體制改革的目的定義為保證企業的穩定性，增長模式的轉變是為了增加效益和提高企業的質量，都是見物不見人。目前又提出新的轉變，即發展模式的轉變，內容更豐富，這個發展模式的轉變包括制度創新。因此提出“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又是一個進步。沒有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就不能實現發展模式的轉換。
我覺得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第一就是靠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包括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這是實現現代化的手段之一。第二是靠改革。第三是靠開放。發展應該是“以人為本”，改革也應該“以人為本”。那么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是開放以什么為本？是以人為本還是以國家基本的戰略利益為本？如果以基本的國家戰略利益為本的話，中國的基本國家戰略利益是什么？是建設惠及大多數人民的小康社會？如果是，這個基本的國家戰略利益與發展觀和改革觀中的以人為本是什么樣的內在邏輯關系？我們需要深入研究。在這三者聯系之中，找出一些具體的措施，這對于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是有重要意義的。所以今天中改院提出“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是把我們的思維大大推進了一步，非常有意義。
“以人為本”的改革涉及的重要問題。在談發展問題、改革問題時，我們都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社會改革和社會創新的問題。我們可以以就業為例看看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就業模式，建立在幾十年前全球人口總量30億左右的前提下的。人類發展到現在，已經有六、七十億人口，現在不光是就業模式的問題，勞動力絕對過剩，僅僅靠擴大就業恐怕不能解決問題，需要研究社會創新的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就就業談就業。
歷史證明，我國的經濟體制創新釋放了巨大的經濟增長能量。幾乎經濟的每一次經濟的巨大飛躍，都伴隨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革。社會創新，也是如此，社會的不斷創新將緩解人類面對的若干壓力，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處于積極、合理狀態。在中國當前形勢下，面對人口不斷增長和環境惡化的巨大的壓力，如果不進行某些程度的社會創新，要真正解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政策，不斷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在發展中不斷開展社會創新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和方向。
社會改革還很大一塊，我們都沒有觸及到?，F在沒有一個組織為農民說話，我們必須進行社團改革，社團改革應有一個進步，在經濟組織發育的同時，社會組織要有一個發育和完善。
政府要研究和修改現有社會組織，特別是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法規和法律，保證非營利部門在法律框架內運做。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加大對社會服務項目的投入來推進非營利部門的發展，在社會服務領域要充分發揮非營利部門在提供社會服務中的作用，這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重要途徑和方法。在為非營利部門和組織創造環境，促進他們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社會管理部門要逐步從興辦事業的角色中退出來，專心承擔社會事業行業管理的角色，把興辦社會事業的責任轉移給社會。
方恭溫（中國財經報社原社長）：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我們今天又把它延伸到“以人為本的改革觀”，這是重大的突破。今后，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改革觀要在思想上真正被接受，并且真正落實下去，還將經歷長期的過程，會遇到許多阻力，其所以是長期的過程，與我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有關。
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權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官員掌握著決策、審批等等大權。這種體制也可以說是“以官為本”的體制。從“以官為本”的體制轉變為“以人為本”，是脫胎換骨的轉變，這個轉變又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來發動、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來貫徹和實施的，也即要各級官員“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來限制、削弱自己的權力，其難度可想而知。這必然是一個逐漸的、長期的過程。改革本來是為了促進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經濟社會的發展又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和改善人民的生存環境，而在相當一部分官員的思想里，不論是改革還是發展都只是他的政績的體現，是他得以升遷的資本。這種改革觀和發展觀的異化現象相當普遍。改革事業、建設事業，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只有得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才能取得成功。改革觀和發展觀發生異化的結果，傷害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必然要遭到群眾的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就會葬送我們的改革事業和發展事業。
現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由此合理地延伸到“以人為本的改革觀”，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時。要真正能夠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必須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使廣大群眾有權參與重大的決策，官員的任命最終的決定權屬于人民，人民有權監督官員。當前應該努力做的是，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通過立法，對官員職責范圍內的權力加以規范，明確禁止官員行使超越法律規定的權力，對此建立起嚴格的監督機制；通過立法，加強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嚴懲任意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讓借口改革、建設等名義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現象不再發生。
四、關于“以人為本”改革觀的內涵
汪玉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
第一，現在我們為什么要回過頭來審視改革觀？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25年了，從改革的政策效應上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期，以市場導向為標志的各項改革政策的出臺，幾乎所有人都是受益的；到了第二階段，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政策變成了“雙刃劍”：往往是某項改革政策的出臺，有一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則可能受損。比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那些下崗的人就成為改革政策的受害者，但中國的改革不走出這艱難的一步，就很難繼續深入。再往后來，到了第三階段，改革的難度愈來愈大，于是少數人、特別是少數當權者，有可能把改革作為一種旗號，利用改革為自身某私利。這就出現了一系的列改革“黑洞”：如權力“黑洞”、財富“黑洞”、社會“黑洞”等。如極少數官員為了獲取更大的權力，不是以人為本，也不考慮是否真正對老百姓有利，而是從個人出發，做出種種違背規律、甚至是傷天害理的事來。比如一些政府官員，不考慮實際，一味地追求GDP，追求所謂的形象，而不考慮這樣做到底對當地的民眾帶來多少實際的好處。還比如，國有企業改制，企業經營機制轉換等，好好一個國有企業，三轉兩轉轉到個人名下，造成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有專家測算，從改革開放到今天，幾乎每天平均流失國有資產1個億，現在已經有9000億國有資產流失了。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觀是多么的重要。
第二，如何把握“以人為本”改革觀的內涵和目標？
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必定有它自身的內在規定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內涵。作為一種觀念形態，以認為本的改革觀自少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基本含義：即利益觀、發展觀和權力觀。
所謂利益觀，就是說國家也好，政府也好，它的所作所為，要看它到底為誰的利益？利益主體是誰？誰的利益最大化？“以人為本”的改革，肯定有一個利益觀在里面，為少數人，還是為絕大多數人。只有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體現以人為本的深刻內涵，否則就可能是奢談以人為本。
二是權力觀。為什么有一些官員通過強制手段，推行一些老百姓并不認可、而他自己認為是“改革”的事情呢？實際上這種所謂的改革，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政績。因為對少數官欲迷心的官員來說，千方百計得到升官的機會，獲得更大的權力，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這些權力的運用，是否對廣大民眾有利對他們并不重要。否則，你難以解釋，為什么有些腐敗官員，包括我們看到的一些被查處的高官，幾乎都是別腐敗別升官。在他們那里，黨和國家給他們的權力已經完全變成了他們謀取私利的工具，在這個工具里已經不可能有任何以人為本的含義。我認為這種東西就有權力觀的問題。
三是發展觀。中央提出要協調各種關系，促進我國各項事業的協調發展。如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城鄉協調、地區協調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與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是完全一致的。也可以說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改革實踐中的體現。
那么，以人為本改革觀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呢？我認為，第一就是要解決人的生存問題。我們改革20多年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些年的主要任務就是首先解決了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問題，解決了溫飽，正在奔向小康。但是我們看到，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人決不是解決了生存問題就可以滿足了的，如果是這樣，社會就不可能向前發展了。
所以，以人為本的改革觀還必須有第二個目標，這就是人的表達權?，F在我們很多人沒有表達的途徑，特別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以及城市的待救濟階層，更缺少必要的表達權。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的農村有200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城市由于政府強行拆遷，使很多人沒有住處，他們找不到正常的表達途徑，就只能采取一系列極端的表達方式，如集體上訪、跳樓等，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很大的危險因素。我問過民政部的官員，他們說城市享受最低保障的人數字不斷的增加，有2000多萬，這是保守的。中國人比較虛偽，好多家庭下崗了，不愿意去民政部門登記，覺得拉不下面子。
第三個目標，就是要解決人的參與問題。人不僅要有表達權，還一定要有廣泛的參與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民眾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對我們國家來說，我們明確承認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么，給人民廣泛的參與權，更應該是以人為本改革觀的直接目標之一。
第三，如何評價新一屆領導群體以人為本的改革路徑？
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改革，解決面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光有政治體制下端的改革是不夠，也就是說，經濟、社會層面的問題，真正解決問題的答案并不在經濟、社會領域本身，而是在政治體制的上端。比如說在行政體制方面我們進行了多年的改革，但很多問題如效率低下、體制障礙等靠行政體制改革本身難以解決，這就必須推動政治體制上端的改革。如憲政體制、政黨政治、民主法制等。不從政治體制的上端進行必要的改革，“以人為本”的很多問題是很難得到真正解決的。
按照這樣的理解，我們看看新一屆領導集體在政治體制上端所進行的一些列改革舉措：
第一是修憲，提出要保護私有財產；對征用農民的土地要給予一定的補償；要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這些無一不體現出濃厚的以人為本的改革思想。
第二就是全面修正我們的發展觀。過去只注重GDP，現在注重多種協調，而且作為整個發展的基本指導思想。
第三就是嚴厲懲治高層腐敗，2003年查處了十幾個高官的腐敗案件，其中有4、5個正部級，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第四就是高度關注弱勢群體，特別是以農民為代表的弱勢群體的利益。
第五就是嚴厲懲治司法腐敗，強調司法的公正性。
除了上面這些改革舉措外，特別在共產黨內部進行一系列改革：如頒布黨內監督條例和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對黨政高級官員監控的巡視員制度；恢復了共產黨組織制度的本來面貌，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報告工作等等。所有這些，都可以解讀為新一屆領導集體以人為本改革觀在政治體制上端改革的集中體現，也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繼續把改革推向深入的堅強決心。
五、樹立“以人為本”改革觀涉及的重大問題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什么叫“以人為本”改革觀？我的概括是，“以人為本”改革觀就是改革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
1、如何在新階段實現改革觀的轉變或發展問題。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順應了實踐的要求、客觀的要求、形勢的要求，提出了“以人為本”的重要思想。我看，目前改革有三大趨勢：第一，已經到了利益關系調整最關鍵的時期。如果調整好了，改革、發展就沒有大的問題。如果利益關系調整不好，不僅影響改革發展問題，還可能危及社會穩定。就是說，當前改革已進入以調整重大利益關系為重點的新階段。第二，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利益主體的變化，利益結構的變化，現在社會結構已形成或者基本定型。誰是強勢群體，誰是弱勢群體，這種利益結構正在快速的形成當中。第三，到了全面開放時期。全面開放條件下，大家了解外部世界，了解人基本的權利、需求，各方面都關注人的全面發展。
由此可見，經濟社會進入全面轉型時期，對“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提出了客觀的需求。十六屆三中全會正是從這個客觀實際出發，強調“三個注重”，第一，堅持統籌兼顧，注重改革中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第二，注重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第三，注重制度建設和體制創。三中全會的決定是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任務出發，提出了“五個統籌”。這是新階段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是改革觀、發展觀的重大突破。
“以人為本”既是發展觀的要求，也是改革觀的本質內容。改革不僅要解放發展生產力，而且要“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時期，實現科學的發展觀，前提是要樹立以人為本的全面改革觀?！耙匀藶楸尽笔歉母镉^的本質要求，其次它又是發展觀的要求。到了改革發展新階段，改革觀的轉變和改革觀的發展都是一個客觀的需求。
2、如何使多數人能夠不斷地分享改革的成果。
從90年代中期到現在，改革面臨一個缺乏基本動力的突出問題。前幾年我去一個地方，工會的負責人對我講，你千萬別講改革，講改革工人都不愿聽。我很吃驚，工人為什么反感改革，他們說改革就是讓我們下崗。我認為，改革在目前有三大問題：第一，部門利益化的傾向、趨勢在擴展；第二，權金交換的趨勢在擴展；第三，單純追求GDP政績觀的傾向在擴展。在三個傾向或趨勢擴展的前提下，逐步出現全面失衡的問題，例如：
第一，公平和效率失衡。比如公共產品，經濟發展了，現在一些人，尤其是農民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產品，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相當多的人享受不到，這是利益再分配的問題。當前，改革已進入利益關系調整的階段，主要矛盾是社會再分配。由此，必須從改革新階段的矛盾和問題出發，全面認識和處理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我認為，從重大利益關系調整和社會嚴重失衡的現狀來說，當前要著重解決好“公平”的問題，在實現“公平”中追求效率。也就是說，在當前解決不好“公平”問題，也很難實現“效率”的目標。真正解決發展問題，離不開“五個統籌”。
第二，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由此開始產生一些突出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并且社會危機的某些因素有所增加。
第三，強勢群和弱勢群體嚴重失衡。改革走到這一階段，誰來支持改革？改革的目的體、改革的動力和改革的結果在哪里，確實需要思考。提出“以人為本”改革觀，實現多數人不斷地分享改革的成果，才是廣大百姓歡迎的改革。
3、改革進程中如何滿足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要求。
現實來說有五個大問題：第一，多數人應當享受基本的公共產品。第二，多數人開始擁有自己的資產后，要求一個好的制度，明晰的產權制度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現在受到侵占最大的是農民。至今為止，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并沒有完全解決好?，F行的制度，只承認農民對土地的債權關系，而不承認農民對土地的物權關系，這樣就沒有徹底解決農民對土地的產權關系，農民還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就是說，改革不但要使人們獲得財產，而且獲得的財產要得到制度的保護。第三，廣大人民的知情權。知情權比什么都重要。有知情權才知道怎么保護自己的利益，包括公眾參與、社會監督等等。第四，各種利益主體的表達機制。現在農民工也好、農民也好，不同的弱勢群體也好，他們只有一個辦法——上訪。利益關系走到這一步，已經提出相當迫切的要求。沒有弱勢群體表達利益的機制，也有一個良性的談判與協商對話機制。如果長期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會發生各種極端行為。第五，廣大人民要求的人權保護。由此可見，如何在改革的進程當中逐步滿足廣大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要求，已成為改革進程中的基本性問題。
4、關于“以人為本”改革觀和政府轉型
現在看，第一，政府改革走到今天矛盾越來越突出，盡管在很多方面有一些進展，但是始終沒有解決問題。為什么呢？到了利益關系調整階段，部門利益擴張普遍化，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基層政府。各部門在利益的驅動下，更多的占有資源，擁有更多的權力，出現各種扭曲行為。因此，在現階段，政府轉型不僅僅是經濟職能、一般職能的轉變，涉及到政府同社會各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涉及到執政黨轉變問題，涉及到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問題。按照以人為本改革觀的要求，政府面臨兩大轉型問題，一是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二是由統治型向治理型轉變。政府轉型是落實“以人為本”改革觀最具關鍵性的大問題。
周天勇（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目前最突出的三項改革：
一是行政許可問題。政府職能轉變主要是行政許可問題，即要大量地減少行政審批。審批有許多部門利益的，審批與收費有關的，而且收費已經進入預算外支出盤子的，要減下來有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有可能審批變換一個花樣又反彈。因此，轉換政府職能的改革非常艱巨。
二是就業體制問題。從去年、今年的形勢來看，就業的壓力越來越大。每年再就業和就業大約是2000多萬人，去年只解決了1000多萬人，當然可能有漏統計，這個壓力很大。據測算，去年城鎮人口失業率達到15％。就業問題的危機越來越大，財政是養不起的。就業工作會開了很多次，說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勞動密集型企業、高科技企業等，我認為現在不是開會的問題，而是勞動體制的改革問題，即勞動、擇業和創業的準入和勞動權益，即對創業的勞動體制壓制問題。我們老是算解決就業，怎么辦大企業來解決就業，實際上國外大企業和政府的就業一般不超過20％，一般是15％；而自由職業者、微型企業、中小企業，這三項就業占到75％到85％。國外很多企業不需要到工商注冊、審批、登記等等，就是到商會，有的是在法院注冊。從英國、日本分析資料來看，三分之一的中小企業不用登記，是備案制，個體戶根本不用登記，個體戶就是自由職業者，勞動是自由的。我們現在對個體戶審批，對中小企業審批，這種準入限制了勞動和創業的自由。再就是收費也大大限制了自由職業者和創業。我們的體制，非常的怪，我們現在很多的執法單位也收費，工商局一年大概收300個億。工商局收支兩條線，實際上是自己養自己。我覺得勞動就業體制主要還不是勞動部門的事，而是工商準入問題、收費問題。但是這個問題老是沒有人呼吁，兩會期間能不能把工商局收支兩條線廢除了？現在一個教授背一個電腦去講課，一次掙幾千元沒人管，而老百姓一個車子販點兒水果，馬上工商、稅務就來了，不合理。
三是財政體制問題?！耙匀藶楸尽保斦w制就應該是“以人為本”的財政體制。現在財政體制有什么問題呢？從中央到地方，特別到縣一級財政，對公共財政沒有硬性的比例，縣一級財政，鄉一級財政對公共教育、衛生，能擠一點兒，就擠一點兒，公共財政沒有建立起來，基本上養人了，再就是養了不應該養的一些政府后勤、應當企業化的事業，一些沒有貨幣的公務消費和浪費。而教育、衛生、生態環境、城市建設民、城市管理等等沒有錢，一些本應該政府負擔的執法單位，如工商、技術監督、公安、法院，財政也不給，或者不給夠經費，讓他們去收費執法，利用權力收費供養自己。很多腐敗就產生在其中。另外，目前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中，中央集中過多，中央靠60％的錢負擔40％的社會事務，而地方40％的錢負擔60％的社會事務。地方靠收費過日子，預算外的政府收費估計7000－10000億左右。有的地方，收費雖然略有下降，但是罰款特別多，有的地區一年增長了80％。個體工商戶、中小企業，在這樣的收費和罰款下，很難生存，就業機會也很難擴大。
孫寬平（中共中央編譯局《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社執行主編）：
目前提出以人為本，是在20多年改革積累的前提下提出來的。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農村和城鄉之間的差距，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差距，已到了引發出現嚴重社會問題的階段。在短期內，到底如何落實“以人為本”發展觀和改革觀的問題，我認為關鍵在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
六、樹立“以人為本”改革觀要重點解決好“三農”問題
曉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提兩點具體建議。一是解決“三農”問題，讓農民成為土地的真正主人，必須落實土地所有權。集體所有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本來農民是有土地的，集體所有，合作化時被剝奪了。農民沒有財產了，怎么能提高農民收入？怎么消滅貧困呢？現在是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要還土地所有權于農民，才能把使用權落到實處，才可以使土地流轉起來。這是一個打好市場經濟基礎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就是打破壟斷，發展民間多種所有制的銀行，包括大量的小銀行，合作制信用社，私人錢莊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現在的國有銀行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也不會解決，它根本看不上。這也是很大的政策問題。金融體制也應當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同整個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
王景新：（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農村所所長、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我長期從事農村調查，發現有四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第一，農村轉型發展中，無地、失地、打工農民問題正在逐步膠合成的一個重大問題。一是因土地承包“起點”不公平、限制土地調整等原因，造成大量失地農民。二是“新圈地”運動，包括農村土地向非農村住戶流轉、國家征地、開發區圈占、鄉村集體非農化利用、新鄉村運動（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用地等五大因素導致失地農民加速擴大。三是外出打工農民隊伍越來越龐大。
第二，外出農民工組織和管理問題凸現出來。失地農民、無地農民、外出打工農民（“新三農”）問題逐漸膠合成一個社會問題，即農民的生存、發展權問題。“新三農”的經濟收益和社會地位最低，政治參與最少，分享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的能力最弱，是一個非常需要幫助和保護的群體。同時，也要看到：無地農民因土地財產缺失而產生人生依附關系，嚴重障礙社會進步；失地農民因土地產權被剝奪而生怨恨；外出打工出于生存、經濟交往、安全保障等多重需要，他們已突破傳統的地緣、血緣、業緣關系，在更大的范圍內以“老鄉”關系為紐帶逐漸聯合起來。盡管這種聯合是臨時性的、小規模的、松散的，但是，許多苗頭表明，他們比傳統農民有更大的活動范圍、地域空間及號召和組織能力，這是應該特別予以關注的。
第三，勞務型輸出地區農村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勞務輸出不僅是農民增收的途徑，而且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我2003年12月在江西調查發現，江西農民在本地非農產業就業比例極低，外出農民工的比例之大超出我們的想象。江西全省約1600萬農村勞動力，“非典”時期統計，外出打工的勞動力達到480萬，占農村總勞動力的30%。但實地調查證實，樣本縣有42.4%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我們實地觀察,凡輸出勞動力達到50%以上的農村社區，顯現出農戶與農戶間、農戶與社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極不協調：一邊是外出打工者家庭修建的越來越漂亮的民居；一邊是貧窮的“留守”農民和清冷蕭條的農村氛圍。
第四，長三角農民工短缺初步顯示出農村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農民工短缺在長三角初步顯現出來。長期以來，我們看到聽到的都是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大量滯留在城。但今年春節過后，長三角確實出現了農民工短缺現象：浙江湖州織里鎮號稱中國童裝之都，有5700多家童裝加工企業，今年有許多業主找不到熟練縫紉工，媒體形容為《招供難過娶媳婦》，《民工也敢翹尾巴》。這里的企業主蹲守在車站爭奪熟練縫紉工，成為一道招眼的風景；紹興縣也是著名紡織工業城，今年缺縫紉工1.5萬人，杭州媒體報道，這些服裝企業主蹲在杭州火車站槍農民工。有媒體說，杭州今年的外來勞動力比往年下降了30%—50%。這是20年來民工第一次短缺，這種現象預示著什么值得關注。我們的初步分析是：勞務輸入地企業快速擴張，引起勞動力需求快速增加；勞務輸出地經濟、社會發展，為農民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勞務輸入地盤剝農民工的環境仍未根本改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加入到返鄉創業的行列。無論哪種估計，我們都必須予以關注。農民工結構性短缺的時代正在逐步到來，鼓勵農民工外出的政策也應該逐漸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