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列寧的東方社會理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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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東方社會情況十分復雜和特殊，因而他只能“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發展”的問題。劉先春等認為，馬克思主要以俄國農村公社為例，立足于俄國農村公社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從公社內外條件相結合的角度探討了其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性。馬克思認為這種可能性建基于充分利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造公社的內部結構、更新其內在機制。馬克思通過闡述自己關于以俄國為代表的東方的特殊社會性質及其獨特發展道路，從而初步提出了落后國家社會發展的非西方非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問題[3]。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為馬克思思想的忠實繼承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東方社會的理論設想繼續進行了補充、深化和發展。李勝認為，如果說馬克思主要工作在于提出問題的話，那恩格斯的主要著力點就在于初步回答馬克思提出的問題。他以分析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及其衰落性質為導引，揭示了經濟上落后的國家走非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和條件性。恩格斯認為缺少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榜樣和啟示作用這一外因的推動，以俄國為代表的經濟落后國家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困難極大。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東方社會的研究可說各有千秋卻又相映成趣，恩格斯創造性的貢獻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東方社會理論日益豐滿起來，這對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為后來東方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的實踐提供了原則性的方向和方法論的指導，是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合理存在和發展的理論淵源[1]。
對于東方社會理論的理論基礎，白雪暉（2004）認為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的基礎上是著名的“兩大發現”，即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學說，可以說馬克思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科學地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并在東方社會理論中提出了東方各國要走出一條適合本民族、本地區實際情況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性道路[4]。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為當代社會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價值導向。趙東坡（2009）沿著馬克思社會理論發展演變的線索，詮釋了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認為其核心是關于東方社會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社會“卡夫丁峽谷”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構想，是馬克思通過對俄國社會進行深入研究和縝密分析得出的科學結論，并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發展和當今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指導[5]。李紅衛（2006）指出，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理論認為，東方國家土地公社占有制有可能為進入共產主義準備了條件，加之其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孕育出的人民革命有可能帶領這些東方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進入共產主義。這是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它啟示人們：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是多線型的，是多樣性的統一，堅持唯物史觀，與時俱進、不斷探索，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要求[6]。
對于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基本特征，張新（2004）認為其主要包括宏觀背景是“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主線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辯證法，立足點是對“歷史環境”的唯物史觀分析，堅持的方法論是歷史與價值的辯證統一[7]。姜奧（2009）認同這一觀點。劉軍（2006）也認為，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在方法論上堅持兩個辯證統一：堅持在社會發展的具體道路上的多樣性和統一性的辯證統一，堅持在社會發展評價尺度上的歷史尺度和價值尺度的辯證統一[8]。針對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包含的豐富的方法論思想，戴世平（2000）進一步分析其主要有經濟學與人類學的方法、“人體”解剖與“猴體”解剖的方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等，這是馬克思研究東方社會留給人們重要的思想財富[9]。對于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歷史分期，顧乃忠（2004）認為可分為前期理論和后期理論。馬克思的前期東方社會理論以內因決定論和歷史主義為其哲學基礎，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馬克思的后期東方社會理論以外因決定論和人道主義為其哲學基礎，主張歷史發展雙線論。馬克思的前期東方社會理論和后期東方社會理論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體系，前者是經得住歷史檢驗的正確理論，而后者則是被歷史證偽了的錯誤理論[10]。而王俊駿（2008）則認為，馬克思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理論對于落后國家在發展道路問題上的探索可以提供方法論上的指導，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不是單線型的，而是呈現多線型的多樣性統一[11]。在對東方社會的研究方面，秦龍（2007）指出，馬克思在對東方社會的考察中發現，停滯性是東方社會的一大特征。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長期、普遍、牢固存在是東方社會呈現停滯性特征的重要原因。馬克思從共同體視角對東方社會停滯性特征的考察為我們研究和理解當代諸多社會問題提供了嶄新的思路，也給我們深入了解東方社會以重要的啟示[12]。趙一紅（2002）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是理解東方社會結構的本質的觀點。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研究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即東西方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特點。
從東方社會不同與西方社會的特殊歷史環境出發，揭示出東方社會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特殊發展道路[13]。對于馬克思東方社會發展的哲學思想，李菊英、王聚芹（2007）認為馬克思晚年提出的東方社會“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思想，昭明東方真正超越絕境的發展路向，是涵蓋東方整個發展當代性轉換階段的主導思想，它的提出標志著東方劃時展意識的產生，這使它成為東方發展當代性轉換時段的哲學基礎[14]。對于東方社會理論對東方民族現代社會轉型的意義，席成孝（2006）認為在東方社會理論中，馬克思不管是對印度、中國社會特殊性以及英國對印度殖民侵略雙重性的認識，還是對俄國農村公社結構、性質、發展趨勢雙重可能的分析，都與他對現代轉型、現代化的思考密切相關；馬克思始終是在堅持共產主義與現代社會轉型的統一的前提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觀點考察東方社會的發展及其未來命運的，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在科學理解并準確把握現代社會轉型規律的基礎上，為東方社會獲得真正解放的社會實踐指明方向。東方民族現代社會轉型的特點在于必須以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為中介并對文化和文明進行必要的選擇與更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東方落后民族順利實現現代轉型的現實力量[15]。
馬克思的東方社會主義構想能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周培清（2001）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的，這決定了我們絕對不能完全照抄照搬馬、恩所構想的經典社會主義特征去謀劃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在遵循統一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上，我們黨所開創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一定意義上與馬克思的東方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市場經濟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所專享，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同樣存在搞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必須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閉關自守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從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轉變到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那將是一個充滿了奮斗和進取的漫長歷史過程；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秉持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沒有背離這一科學理論[16]。李海星（2006）立足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偉大實踐，在對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明晰了以下幾點理論啟示：第一，社會主義革命率先在東方落后國家取得勝利，決定了這些國家要不失時機地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凸顯經濟建設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地位；第二，東方落后國家在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需要花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對原有落后的多元化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改造；第三，從世界范圍來看，東方落后國家在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在整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內都存在著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并存發展狀態[17]。
通過前面的介紹我們已經清楚地了解，在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看來，像俄國這樣經濟社會落后的國家要跨越資本主義這一所謂的“卡夫丁大峽谷”，其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西方無產階級不遺余力地支持，離開這一外在力量的介入，很難想象能夠完成這驚險的跳躍。然而，20世紀以后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各國的工人運動在大國沙文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裹挾下日趨沉寂，曾經風光無限轟轟烈烈的國際主義時代已行將就木。在這種情形下，妄圖得到來自西方各國無產階級的支持而完成革命，實現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跨越已幾無可能。新的時代呼喚著新的頭腦與革命的智慧。列寧在深入思考東方社會的發展前途以及如何實現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特殊發展路徑的的過程中，冷靜地分析了俄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所處的歷史環境，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首先勝利論”，并通過艱苦卓絕地斗爭領導俄國取得了偉大十月革命的勝利，終于在一個經濟社會落后的東方國家將馬克思的跨越“設想”變成了現實，使社會主義率先在一國取得了勝利[18]。
列寧東方社會理論是以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為方法論基礎，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落后東方國家可能通過跨越資本主義這一制度上的“卡夫丁大峽谷”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正是列寧把俄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社會革命聯系在一起，視為同一種政治力量體系來研究，從而創造性地提出了這些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特殊性的理論，這是列寧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東方社會理論無論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在列寧的探索與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關系問題上，夏銀平（1999）認為，前者與后者是一脈相承的，他從列寧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入手，確認列寧的探索就是在俄國尋求一條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列寧的探索在理論上、實踐上以及方法論上都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列寧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當然繼承者[19]。陳國新（1999）認為，列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和反殖民主義革命理論，形成了系統的關于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把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的發展前途，引向社會主義的光明方向，提出了“非資本主義道路”理論；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20]。顧玉蘭（2006）認為，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指導東方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從多個側面和不同的角度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這種繼承和發展集中體現在列寧關于“非資本主義發展”、“一國首先勝利”、“未來社會發展階段”以及新經濟政策的思想理論中[21]。對于列寧東方社會理論的核心思想理論和觀點，俞良早（2005）認為，應包括東方國家容易發生革命、東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東方國家雖然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但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等觀點[22]。魏海東（2007）認為應包括以下幾點內容：第一，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同時勝利論”，提出“一國勝利論”；第二，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事業是世界歷史性事業的思想并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第三，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是東方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第四，東方國家必須漸進地組織經濟建設并收取資本主義“肯定成果”[23]。
在對于東方社會矛盾的特殊性與列寧關于革命特殊性學說的研究上，俞良早（1999）指出，列寧認為落后國家比較容易發生革命，帝國主義戰爭的環境有利于革命的發生和勝利，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并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上的特殊性，而東方矛盾具有多重性和復雜性，矛盾深刻且易于激化。列寧關于落后國家革命特殊性的學說與東方社會矛盾的特殊性的契合，使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勝利有著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時也印證了列寧關于革命特殊性學說的正確性[24]。在對列寧關于社會主義東方道路“文化變革”的理論和策略的研究上，許京元（2005）認為列寧開拓的社會主義東方道路的基本特點是“政治變革”先于“文化變革”。這樣，無產階級國家可以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利用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在一個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逐步實現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在此過程中同時實現社會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造，為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建成準備必要條件。這條道路顯示出與資本主義“以剝奪農民為基礎”的血和淚的過程相比有著巨大的優越性。列寧并不認為這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與道路多樣性的統一，展現了社會主義的絢麗多姿和廣闊前景[25]。關于列寧東方社會理論的現代中國意義，俞良早認為列寧東方社會理論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方法論武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同馬克思、恩格斯的東方社會理論相比較，列寧的東方社會理論將社會主義問題提上了首要的地位，將俄國、中國、印度等東方落后國家的革命運動視為同一個政治力量體系來研究，同日益成熟的東方社會主義實踐相聯系，能夠指導和說明20世紀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從而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東方學”臻于成熟[26]。
結語
綜上所述，這些關于經典作家的東方社會理論的研究可謂云蒸霞蔚、蔚為大觀，這一方面表明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堅定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學者日趨密切關注中國自身特殊發展道路的深刻理論自覺。從對這些經典作家東方社會理論的解讀中，我們可以找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原動力，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勝利，我們也必將為馬克思主義的東方社會理論增添屬于中國元素的理論貢獻。
作者：金燦單位：河南工業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院
